理解“双循环”的四个要点 对于“双循环”内涵的理解，有以下要点： 第一，“双循环”是应对当前疫情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型。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可知，参与全球分工、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使得世界各国都获得好处、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之道。现在之所以提出“双循环”，而且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因为全球化的环境被破坏了。这中间，既有某些国家的人为因素，也有疫情蔓延致使全球经济“大关闭”的因素。 第二，中国“内循环”有自身的经济、制度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小国基本上没办法、也没有条件来重建自己的循环，只有中国可以。中国是少数几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身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超级大市场，国内区域发展形成梯度结构，从而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具备建立国内循环体系的经济体。 第三，要想用“双循环”来取代原来的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行，首先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必须进一步调动企业这一主要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要大力鼓励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引进外资，深化国企改革，“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其三，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目前跻身全球第一方阵的有利条件，在资源配置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使我国得以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国资源配置格局。总之，这个从双循环向内循环为主的转型过程，应当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唯有如此，这个转变才是积极健康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第四，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若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指标，则情况不容乐观。十余年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曾高达60%以上。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逐年下降，2019年依然在40%以上。应当清楚地看到，就是这个GDP的40%，是需要从对外循环转型为对内循环的；有些行业的依存度高达70%、80%！需要转移和被替代的规模如此之大，绝难一蹴而就。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在很多领域要用国内循环代替国际循环，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要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成本问题、物流问题、适配性问题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损失，蒙受福利损失。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无穷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潜力无穷。“超大规模”主要指市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不仅总量庞大，结构也很完备。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灵活进行调整。而且产业体系完备，从最基础的土地生产物，到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高新科技，中国基本上都具备。但是，国内或许可能有“内循环”所需的各种资源，但是不如国外的质量好或者不如国外便宜。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很多企业更多地选择使用国外的资源，有其合理性。如今要把这些同国际市场之间的循环转变为国内的循环，恐怕须费时日。更有甚者，有一些资源、产品和服务，国内原本就是没有的。这些资源和产品构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断点”，若不能有效地弥合这些断点，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受到阻滞，就会有瓶颈；依据短板原则，经济的增速和质量就会下降，严重者，会遇到比较大的麻烦。当然，这就提供了一个压力，一个迫使我们攻关的压力，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无论是速度和爱是质量，都会有大的提高。 总之，从宏观上看，超大规模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但是，若要将这个掩盖大量问题的“宏观”，拆分为结构、拆分为微观、拆分为区域、拆分为企业，就会发现存在大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恐怕还要忍受大量的不利冲击。 理性的国家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 在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正在推动企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审视自身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外资的撤离是一个肯定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撤多少、撤哪些领域，等到大家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时，答案很可能会和原来所想的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外国企业从中国撤走，中国固然会受到损失，但是，同样的问题是，撤走的企业又该从哪里获得收入？ 一二十年前，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曾经垄断了对中国的铁矿砂供给。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中国造就了澳大利亚的一些百万富翁。如果中国不需要澳大利亚的矿石，当地还会是一片沙漠，当地人还是穷光蛋。因此，世界各国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整个经济过程就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不断博弈的过程。毫无疑问，利用好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掌握好时机、规模、分寸、重点和优先顺序，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这种关系处理好了，我们会游刃有余，福利增进；搞的不好，我们作为主要的需求者，却不能对商品交易的规模和价格置喙。这种极为扭曲的情况，过去我们已经见到多次，今后不能再让它们发生。 我们一定要记住：经济由供求两面构成，供求相互依赖，需求没有了，供给还有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理性的国家不会容忍、也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当然，可能一些关键性的产业、关键性产品会发生变化。例如当下的美国，动不动打着安全、人权的幌子，推动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与中国脱钩，这显然会对我们产生较大影响。应对这种情况，当然只能依赖我们自主攻关了。 总之，我个人认为，最终会对中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能是一些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对于其它的民用领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中国经济下滑，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其他国家都会受益。而且，其他国家对于经济下行的容忍程度肯定没有中国高。 我相信，等到这些撤出的企业痛定思痛的时候，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大家若果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发展，就不会有大规模撤离的发生。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必须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受到的影响，给予特别的注意。 下半年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能性比较大 疫情以来，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制定逻辑都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实体经济发展不好，流动性肯定会进一步宽松。反之，则会逐渐地收紧。 所以，下半年流动性到底处在何种水平，取决于疫情发展的状况。现在研究经济的人，至少一只眼睛要看疫情的发展态势，要看国内和国际的互相影响。疫情如果得到控制，形势好转，货币政策肯定要稍微收紧，“回归正常”；如果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货币政策还会再放松。目前来看，我觉得下半年宽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逻辑： 一、双循环体系的理论解释：基于高质量发展视域 二、当前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与主要问题 三、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总体思路与关键环节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既是当前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主动举措，更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本来应有之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以速度和数量为主的高速“起飞阶段”后，应该进入以效益和质量为主的面向内需的消费型社会。这就需要整个循环体系从外向内迁移，形成以内需为主的，内需带动外需、内部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应该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大框架内，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姿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式，调动以国内要素资源为主的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积极性。 一、双循环体系的理论解释：基于高质量发展视域 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寻找其中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现代经济是一个循环体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投资，这五个环节需要有效衔接，循环起来，才构成整个现代经济平稳运行的闭环。这五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经济运行体系的阻梗和停滞，这种“气血不畅”的状态积累久了就容易发生经济危机。无论是外循环、内循环还是双循环，核心之处并不是内和外之分，而是能够可持续的、健康的“循环”下去。在平稳循环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保持速度、效益、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就是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去认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运行。 首先需要认识的是经济增长和双循环体系的关系，即双循环体系能否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为什么会增长，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二是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国家间和区域间的差异，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外生推动的结果，内生增长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的结果。可见无论是哪种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构建的双循环体系，不仅要循环下去，而且要在循环过程中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最核心的力量仍然是技术创新。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历史现实也表明了，缺乏增长动能的经济循环体系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靠经济增长本身，用持续的经济增长动能来带动循环体系的活力和动力。这一切都需要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要求与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其次，要从立足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中寻找理论基础。相对于以生产函数为模型基础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和领域更加多元、更加复杂和更加接近于中国现实。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中高速增长，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然而中国又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居世界第二，虽然总体上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在某些区域、某个产业、某种技术的比较优势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特征。那么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还是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理论，如何为中国经济当前这个特殊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提供理论启示和支撑，这需要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整合，构建新的基于双循环体系的发展经济学模型。 最终的答案需要从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寻找。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大变局，坚定不移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势的最好举措。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它摆脱了对要素数量投入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技术的创新和结构的优化；同时也摆脱了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国内需求的自我循环和“自我造血”能力。可以说，从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循环体系，向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的双循环体系转变，是发展经济体在后发展时代所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也是高质量发展理念所必然经历的模式转变。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并不完全是对外部局势变化的应对，而是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应有之义。所以在理论上，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中去总结、去提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寻找构建双循环体系所需要的智慧和自信。 二、当前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与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经过二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开始转负为正，疫情防控与全面复工复产结合，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了低谷，显示出大规模经济体所固有的韧劲和活力，为构建双循环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在客观上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 （一）中国当前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庞大，消费结构合理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认为，当前向双循环经济体系转变已经具备了非常充足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四个层面：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从初级发展经济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总量、市场纵深，还是产业基础等都具备了实现双循环的有利条件。尤其是最近几年以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主的产业升级，推动了新兴经济业态的繁荣，提高了经济的韧性和市场的活力。国内市场的深化，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普及和落实，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第二是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经大幅降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事实上已经在持续形成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对外需的依赖度的确越来越高，最高时外部需求超过20%，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度达到33%。但是自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外需占比就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到了15%。当然，由于美国曾经一度经济复苏强劲，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2018年反弹到了24%。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是不断降低的。 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比 资源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张启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第三是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模式中早就推动的一项长期举措，已经具备充足的战略基础和政策实施环境。如果深入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内涵，就会发现与我国最近几年一直坚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已经具备了多年积累的政策制定和落实基础。事实上，中国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自主创新，优先满足国内需求，持续构建广泛的内需市场，将完善的工业体系提升到新的层次，向工业4.0和制造业强国迈进，从去年开始又大力发展“新基建”，这些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大的支撑。 第四是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是顺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符合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项战略举措。当前去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更加强调区域化、国家化，单纯依赖国际经贸体系循环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可以主动创造“进可攻、退可守”的经济发展环境，避免陷入到被动应对的局面，掌握更多的经济发展主动权，这是顺应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当前全球经济变化规律的战略举措。 （二）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需要直面的几个问题 当前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是经济下滑环境下外需收缩造成的需求缺口问题。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相对去年同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落6.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回落0.1和1.3个百分点。可见国内消费受到疫情影响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更大，外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撑作用。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虽然最终外需会逐渐转化为内需，但短期内外需收缩会进一步扩大需求缺口，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更为严重的是，对外出口的市场主体主要是吸收就业能力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外需向内需的转化过程中如何妥善推动中小民企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二是对外依赖较高的粮食、能源和重要产业链安全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201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2300.7亿美元，同比增5.7%。自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和产量间的差距逐步扩大，粮食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尤其是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5%，过度依赖美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最近十几年也逐年增大，2019年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原油净进口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成品油净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对外依存度双破70%。另外，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产业链两头在外的现象，在重构产业链循环体系中，如何保障供应链不断裂和解决核心上游产品及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第三是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前所未有的复杂，制约双循环体系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当前疫情冲击引发的经济下滑仍然还在修复过程中，虽然反弹和恢复势头比较强劲，但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去全球化浪潮汹涌，中美摩擦已经从经济贸易层面向其它层面升级，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恶劣。国际治理体系也出现了碎片化倾向，极端重商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非理性情绪越来越浓厚，对正常的国际经贸环境已经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局势下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显然很可能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挑战。 三、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总体思路与关键环节 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构建双循环体系，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统筹调动“国内、国外两个积极性”。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国内循环体系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以实现更加健康、更加平衡的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双循环体系的总体思路 第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打通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性障碍。内循环体系的推进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方案为指南，加快推进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现只有解决了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问题，才能为双循环体系的转变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否则内循环将会遭遇很多的障碍。从现实来看，国内的内循环体系在制度层面还存在很多的短板，首要的问题就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抓住双循环体系转变的主要矛盾，围绕内循环建立统一的内需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畅通各要素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产业、资本、人才的良性循环。同时，要积极发挥财政、货币、税收和产业政策优势，解决的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经济、新产业，培育新动能。而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则势在必行，以三年行动规划和路线图为主要方向，激活国有企业创新动能，支持有科技创新实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促进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是加快推进区域协同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落地，搭建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代表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是搭建统一开放市场的重要战略举措。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格局，政策、市场和资本等区域分化严重，未能建立起比较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模式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认为，打通内循环的重要路径是促进区域协同和城乡融合，应加快资本、金融和产业的协同效应，实现各地区生产力优势互补，以空间结构优化弥补周期性因素的持续困扰，激发区域板块内生性增长的巨大潜力。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投资环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消费市场，释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是加速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完善和落实，推动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搞“闭关锁国”，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外投资者和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市场，落实各项对外开放措施，真正塑造一个自由、开放和潜力无限的市场经济环境。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外循环的体制机制存在很多的束缚，对外开放的领域并不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则。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贡献者、建设者和受益者。目前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左右了全球经济。加速推动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打破外部势力“逆全球化”的风潮，以维护全球化的利益格局，真正实现内外循环互动的运行。未来需要在资本市场、金融业开放、外商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布局。 （二）从供需两侧看当前构建双循环体系中的关键环节 从供给侧来看，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经济运行中的粮食、能源等重要物资的供给保障问题。将扩大粮食生产，提高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鼓励发展新兴农业科技企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国家粮食储备管理，健全科学有效的粮食库存管理体制。强化能源安全意识，推动能源体制改革，加快新能源技术研发，稳固能源贸易通道，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逐步降低重要能源的对外依赖度。 其次，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从产业链安全的角度解决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在基础研发方面，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从过去的引进、模仿转变到自主寻求突破与创新。当前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材料，仍然由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掌握。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需要认真谋划对国内产业链产生关键影响的核心技术中国该如何参与，是否掌控前端研究资源并掌握话语权，科技工作者能否从以模仿式科研为主转向以敢于试错的原创性科研为主，中国的“孵化器”体系是否更支持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这些都将影响双循环体系中的产业链安全问题。 第三，在双循环体系的框架内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供给侧推动更加有利于匹配新型工业化需求的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性因素，降低要素循环体系的摩擦和阻力。寻找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来区域增长新热点，优化区域布局并拉动内循环。 第四，增强市场主体和基层经济的活力，提高双循环经济的韧性。更好的运用定向和专项刺激方案，及时纾困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模式创新，通过改善供应链体系，提高现金流管理能力，加快存货和资金周转率，提高基层经济生态的活跃度，推动内循环体系良性运转。 第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升级扩大中高端供给，改变中低端生产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局面。着重补芯片和软件产业的短板，实现自主可控并形成比较优势。同时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总体上形成有利于双循环体系的弹性供给结构。 从需求侧来看，为了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积极应对短期内由于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外需低迷问题。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叠加海外疫情的扰动，外需收缩且短期恢复压力很大。从短期应对举措看，出口转内销和外需转内需相辅相成，既是帮扶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也是促进外贸就业基本稳定的应急之举，长期将有助于灵活性融通内外贸和促进双循环。其次为了形成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将外需转化为内需，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中国旅客海外消费特征，有序引导国内相关行业提供的与之匹配的高质量商品。中国出境游渗透率虽然仅有11%，但却贡献了1800亿免税消费额，包括医疗、留学在内的整体消费甚至超过了1万亿元，占全球比例超过50%。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品类和质量的要求都逐渐提高。在促消费政策的鼓励下，中国免税行业的大力推进将成为促进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海南离岛免税市场为代表的刺激消费回流机制，引导并激发了市场活跃度和需求热情。三亚国际免税城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颁布后，免税销售金额和购物旅客分别较去年增长234.19%和42.71%，分别达到22.19亿元和28.10万人次，不仅成功引领了千亿海外消费回流，而且推动了相关投融资体系开启新一轮局部内循环，同时刺激了旅游消费相关的产品制造。 第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形成国内大循环下的需求新格局。在电商蓬勃发展和数字化渗透全行业的背景下，全渠道消费已成为趋势。今年1—6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51501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3%，成为当前稳定消费进而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而非实物商品中，健康教育文娱类消费成为新热点。2019年，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速达到16.1%，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增速为6.7%，其中旅游和电影票房收入增速显著。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显著增加，尤其是对服务类需求的增加显著。因此，加速完善内循环的方式之一就是构建全渠道市场空间，满足消费者不断迭代的购物体验。 第三，深耕消费新模式，满足消费结构的升级。在日常生活消费中，促进便利化和品质化，同时提升智能化渗透率。比如O2O平台由于无接触配送的特点和及时到货的便利性，深受消费者追捧，消费者更愿意为速度和便利性买单。另外，抖音、直播平台等的兴起也暗示了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背后的社交意义，消费从个人行为向社群传播。消费方式的转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其意义不仅在于自身从弱到强的提质增效，更在于它的价值是为“百业赋能”，能够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乘数效应”，促进更多从有到优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稳步推进。 第四，正确处理好房地产与内部需求之间的关系，沿着消费升级的思路发展“新刚需”。家庭结构的变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线上教育和社交娱乐的兴起激发了电子产品的需求，商住两用空间增加了家电和家具的多样化需求，生活品质和审美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宠物市场和美容护理的需求等等，这些需求都是在房地产存量市场上激发的“新刚需”。同时坚持“房主不炒”的政策主基调，防止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住房支付负担中解放出来增加日常和其它耐用品及文娱消费。 最后，要引导高质量的国内投资需求，重点在新基建和技术密集型的资本支出投资层面发力，为双循环体系的高效运行提供基础支撑。在双循环体系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循环和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投资的领域和方向应该有很大的不同，从过去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城市基础设施，向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铁和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转变。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创造激发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数字经济时代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而在企业投资层面，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加速传统设备折旧，扩大技术和设备升级改造方面的资本支出，通过企业微观层面的技术密集型资本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为双循环体系的运行提供更有效率的新动能。 综上，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基本理念不动摇，通过供给侧的创新创造新需求，需求侧的升级带动新供给，供需两侧在双循环体系下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伴随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支撑和科技革命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依靠庞大、多元、富有纵深和广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将逐步建立起具有充足的条件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在高层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大多数人很担心“国内大循环”这个词被误读，我对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肯定会被误读。 幸福的生活是相似的，不幸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幸。正确的解读基本相似，而错误的解读则有各种各异。对于“内循环”的误读，可谓五花八门。除了有人把“内循环”误读为回到闭关锁国，对于内循环，主要的误读有三个： 其一，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 其二，认为内循环只是应对美国打压中国的权宜之计； 其三，认为为了启动内循环会打压房地产。 这三种误读虽然不难反驳和辨识，但目前来看，这些误读在舆论场颇有市场，有必要予以澄清。 第一、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完全矮化和窄化了“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意义。撬动国内庞大的市场，的确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内循环作为和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一样的战略性举措，其内涵和覆盖的范围远远超过内需。 在笔者看来，作为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的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旨在打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是在生产、消费、投资、技术等领域都要弥补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比如在技术层面，如何在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在技术环节实现内循环。 在技术环节，由于过去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上选择了一条成本优势最明显的领域发展，导致卡脖子的不仅仅在芯片领域。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在技术创新层面，“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彻底告别过去引进技术、模仿发展的模式，而是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环节，中国的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但低端化、缺品牌以及主要设备依靠国外的情况也必须通过“内循环”来突破，内循环就是疏通中国经济的血脉，在关键设备和关键环节上实现自主创新。 笔者认为，“内循环”内涵丰富，理解“内循环”至少应该认识到“内循环”的五大抓手及突破点。 特别是，在“内循环”的打造上，一定要认识到新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内循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到“内循环”的同时，还第一次提到了“持久战”的概念。 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段话特别重要，这段话本质上是为“十四五”规划定调。而且从“持久战”的角度对“内循环”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内循环”绝非很多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持久战”，是战略性的举措。相信“双循环”发展格局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基调。“十四五”规划将围绕“双循环”制定中国新周期下的最有看点的一个“五年计划”。 第三、“内循环”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制造业的“创新”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二是新型城镇化。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制造业的创新，是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打压中国的实质在于打垮中国的制造业，从全球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得制造业者得天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国。 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人发现，在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创新的基础荡然无存，没有制造，创新力枯竭。这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压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因。美国这个国家，是有重视制造业的基因和传统的。从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报告”开始，美国人一直把制造业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制造业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也是美国创新的源泉。 中国未来的创新，一定要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展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复杂性。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规模。“两个基本点”，消费和城镇化是未来“内循环”的两个轮子，也是“内循环”的最大动力。 特别是城镇化，中国未来能够真正利用的最大红利就是城镇化。今年舆论圈在热炒新基建，我一直旗帜鲜明的认为，新基建和新城镇化比，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新基建只是“术”，而新城镇化却是“道”，新城镇化是“皮”，而新基建只是“毛”。新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改变的厚度和广度是新基建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国提出的雄安、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千年大计，预计“十大城市群”，是带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启动消费的保障。 城镇化的进程一方面带动消费，一方面带动创新，未来城市的建设是中国创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启动消费不是要“均贫富”，不是要劫富济贫，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把穷人变成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农民一旦真正成为市民，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至少会提升3倍！ 行文至此，就可以回答标题所提的问题上来了。既然新城镇化是“内循环”的两个轮子，而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仍然会是大城市的房地产，那么，为什么要情绪化的认为启动“内循环”就必须打压房价呢？就消费而言，中国过去20年，最大的消费都是房地产相关行业在拉动，比如，家电，装修，物联网，智能家居等等，没有了房地产，就有消费？这种逻辑要么是蠢，要么是坏！ “内循环”需要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是带动新基建、创新和消费的动力。房地产是拉动消费的乘数力量，而不是打倒了房地产才有“内循环”。这几年我最大的遗憾是，不能通过普及基本常识让很多人从一些二杆子的误导中尽快清醒过来。每每看到一些人假装忧国忧民高喊打压房价，消费民众信任的时候，我心情就非常沉重，经济学常识启蒙的任务实在是太重了。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 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 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 1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 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 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 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 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 2 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 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 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 3 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4 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 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参考文献： 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 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 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 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1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2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3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4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参考文献：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内循环是7月市场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到“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要理解内循环，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增长模式和近年越来越强烈的逆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是我们转向内循环的大背景。 1 外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第一产业占据主体，是典型的农业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加上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环境，都需要中国尽快完成工业化，使国家强大起来。 但工业和农业不同，需要大量原始资本，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重工业时更是如此。经历了多年战争，当时国内没有什么资本积累，中国也没有殖民地，可以通过外部剥削的形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了实现工业化，只有在发展中索取内部剩余了。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即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压低农村福利，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低廉的原材料，加速工业部门的盈余积累。同时在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无需再向农户挨家挨户征收，降低了积累过程的交易成本和难度。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剩余积累仍然是建立在压缩农村福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是工农业剪刀差继续，并没有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完全消除。二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长期存在，在社保等方面更是如此。三是土地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地方政府征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可以出让土地使用权，而农村集体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之间有着明显的价差。 地方政府在GDP竞争考核压力下，为了扩大招商引资，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把土地提供给工业部门。加上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率管制下的廉价资金，工业部门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并开始出现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原因多样，其中一个是廉价的要素投入。一方面，在扭曲的低廉的要素投入下，企业会倾向于多生产，使得工业产能高于最优的均衡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成本一直被压制，消费起不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和财产性收入，而城镇居民部门的剩余又贡献给了房地产。 这个时候，加快融入世界，打开世界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利用好国外市场、获取外汇盈余的战略。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部署。 世界市场被打开后，中国经济加速腾飞。以和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业为例，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只有5.9%，和德国的5.8%接近，远低于美国的24.7%和日本的17.2%。只用了10年时间，即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四分之一，遥遥领先其它国家。 除了规模扩大外，融入世界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和动力。众所周知，创新是需要资本投入的，而且承担着失败的风险。市场规模越大，企业更容易完成创新所需的资本积累，也更有动力去创新来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的打开，加快了中国的创新步伐。根据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 因此，事后来看，当时利用外循环来解决国内过剩的问题是成功的。过剩的工业产能被国际市场来消化，由此也导致了持续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积累，再用好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外汇积累，引进国外技术，然后消化、模仿、创新、替代、再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一环。 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全球进口占GDP的比例，可以用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通过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2009年到2020年这12年间，我们实际上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最近几年逆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政治层面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经济层面看，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向它的传统盟友——欧盟和加拿大挑起了贸易争端。短期来看，逆全球化趋势很难逆转。 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出口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海外市场将是收缩的；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没那么容易了。 2 如何推动内循环 对比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推动内循环，至少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 （一）扩大内需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调发生了一些变化，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个不是首次提出，最早是在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但近年中央层面的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位是战略，比如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时隔多年重提“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表明扩大内需的战略地位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1、促销费 先来看消费。促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我们认为具体的长效举措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劳动力价格被低估，而房价一直涨，扩大贫富差距，压制了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要激活内需，需要先把低收入的城市底层和农民工的收入给拉动起来。 2019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4.38%，按总人口14亿来算，农村户籍人口还有7.8亿人。如果这7.8亿人的月收入都能提高1000元，农村户籍人口每年的总收入就能提高9.3万亿元，这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第二，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政策改革。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大支出，是压制居民消费的几个关键因素，加快这几个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它们的比例，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再比如通过税制改革，让一些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阶段后移到消费阶段，这会提高地方政府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第三，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高房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对消费的拖累更是如此。 举个例子，2020年7月百城样本住宅平均价格为1.55万元，按每套面积90平米计算，一套就是139万元。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万元，如果房价上涨3%的话，从平均意义上讲，买一套房多花的钱，就和一年的收入持平了，相当于一年白干了，这会压制购房刚需人口的消费需求。长远来看，也扩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 近两年，尽管出现了局部性的地产调控放松，但“房住不炒”的总基调没有变。在推动内循环的战略下，后续在中央层面放开地产调控的概率也很小。 2、扩投资 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内循环中投资的重点是促进更具生产性的制造业投资，而传统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房地产和基建，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制造业投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是由民企所主导的。作为最具市场化特征的主体，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是决定制造业投资最核心的因素。要达到这一点，一是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二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企业切实看到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三是在推动出口转内销的同时，也要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房地产和基建，是以往短期稳增长中最常用的投资工具。推动内循环时，这两种投资要想焕发新活力，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21世纪初期，为缩小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这些旧式的区域发展战略，本质上仍然是在利用行政力量作为经济指挥棒，践行区域均衡主义。 从区域间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一味追求均衡或许并没有带来期盼的结果，中西部省份的GDP占比提高并不显著，各区域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旧式区域发展战略中促成区域均衡的两大关键手段——基于转移支付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于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还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2013年开始，中国逐渐摈弃传统的“均衡”思维，积极调整区域战略方向，旨在率先撬动以城市群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重塑中国经济大格局，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出现了新趋势。2010年后，中国人口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愈发明显，表现为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城市聚集，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聚集。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镇化战略发生了调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出现。近年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不断调整，资源分配也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一致，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在5月18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还提出“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引导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意图明显。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会发现“集聚性”和“非均衡”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人均GDP更高的国家，人口聚集效应往往也更强。比如2018年，美国、日本、韩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总人口占国内人口比例，分别为46%、65%、50%，都位居世界前列。 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下图红色虚线方框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大城市群人口占比并不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地理条件差异较小，并且在历经了百余年发展后，各地区都已经经历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使得集聚效应不再那么突出。 但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城市集聚区，如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等。 因此，发展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选择。在推动规模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房地产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人口流动趋势相一致，人口净流入的一线和二线城市所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上升。 基建方面，城市群的发展，会让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连接更为密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将增加。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连接已经较为便利的情况下，8月3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规划获批，计划建设13个城际铁路和5个枢纽工程项目，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741亿元。 （二）推动创新 推动创新，可以从提高金融支持创新能力、强化基础研究和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这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能力 由于创新活动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它所需的金融支持，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不相匹配。未来要提高创新活力，需要打造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 第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也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最直接的激励。近年来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突破，比如科创板设置了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都让更多高科技企业可以登陆资本市场。很多高科技推行了员工持股，一旦上市将为员工带来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样的安排能够提高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风险资本是科技企业在初创期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因此也需要扩大风投市场规模。通过壮大本土风投机构、私募机构，以及引进更多国际创投资本，来培育更多“科技独角兽”企业崛起。 第三，可以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提高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比如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信贷机构与风投机构间形成投贷联动模式，共同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且强化两者的合作互助关系，风投机构可以弥补银行在投资价值评估、风险筛查方面的能力不足，信贷机构则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更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2、强化基础研究 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基础研究是前端，产业应用开发是后端，不能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割裂开。基础研究尽管成效较慢，但只有基础研究做好了，才能拥有更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产业技术的重大突破。否则很容易受制于人，因此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要具备极强的原始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在基础研究这一科技创新本源工作上发力。 要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科研活动中的带动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增大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规模。二是企业创新力量强大的优势，利用财税杠杆，引导企业根据需求适当增加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 3、提高产学研合作高度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学研合作被证明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创新模式。但国内传统的产学研模式往往是由高校先形成研发成果，然后再与企业需求进行对接，进而实现商业化开发和成果转化，但是有大量科研成果并不能为企业所用，导致产学研效率偏低。 尽管产学研最后的落脚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但政府在其中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改良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企业、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意愿，为产学研提供更便利、更有保障的合作条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11日讯(记者马常艳)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正在热议的“内循环”存在不少误读，如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则靠政府加杠杆等举措。 李迅雷认为，“内循环”为主体，应该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中低端的供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关键是高端的供给能力偏弱。 “例如，我国是全球原油和芯片进口第一大国，但这些年来，芯片的进口额一直超过原油。由于原油的供给是多家竞争的，中国不用特别担心；而芯片的供给商具有一定垄断性，一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开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芯片产业链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卡脖子工程’建设。 ” 李迅雷表示，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 他列举数据说，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4%，之后缓慢下降，如今已降至30%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占比也在下降，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现象在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提升。“内循环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既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又加强合作输出资本，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李迅雷观察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大，越落后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小。例如，目前全球的主要有三大供应链，其主体分别为美国、德国和中国。他认为，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思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更加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如可以参照美墨西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中欧、中英之间的BIT谈判等。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恐怕是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应该加大与全球各经济组织进行经贸规则谈判的步伐，唯有规则的一致，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海外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同时把全球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中国来。只有让彼此融入度越高，‘脱钩’难度就越大。 ”李迅雷说。 李迅雷还认为，2020年是5G手机普及加速及商用化落地的技术“拐点之年”，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可以借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过程中，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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