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14日转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将让快递业迎来“绿色风潮”，网购包裹“里三层，外三层”的过度包装行为将逐渐成为历史。 据可循环中转袋使用超过250万个、末端网点铺设超过2.1万个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 上述负责人表示，循环袋的使用不仅助力环保工作的开展，还降低了网点的经营成本。“以前使用的编织袋，5毛钱一个，但只能使用1次；现在可循环中转袋可用1年，核算下来，单次使用成本只要1毛多，每个可循环中转袋的装载量还提升了30%。”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已连续3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建言绿色物流，呼吁加快推进城市绿色物流建设。“绿色物流的最终目标是可持续性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准则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统一。所以，绿色物流是一个全链路的概念，不仅要在快递包装上实现绿色、可回收、可循环，在物流配送上也要加强对新能源配送车辆的利用，以及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张近东认为。 早在2014年，苏宁物流便正式启动绿色包装研究与应用，从包装回收、电子面单、“瘦身胶带”到共享快递盒等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预计到明年底，苏宁物流42毫米以下‘超级瘦身胶带’封装比例为99%，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99%，可循环中转袋使用率90%，回收体系覆盖全国超99个城市。”苏宁物流相关负责人表示。 顺丰控股则正在尝试通过使用“丰BOX终端循环包装箱”来取代一次性包装。“丰BOX循环体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快递包装的循环使用，目前主要应用于To C业务中。”据顺丰控股工作人员透露，丰BOX目前已在全国投放约65万个，累计循环次数达2000万次以上，这意味着丰BOX已替代传统纸箱2000万个以上，相比等量、同型号纸箱，丰BOX累积节约碳排放约6000多吨。 背靠阿里“大树”，菜鸟选择通过联手天猫超市、零售通，在物流仓内推广原箱发货和回收纸箱发货，大幅减少了快递纸箱和包装材料的使用。“目前天猫超市50%以上的包裹不再二次包装。”菜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从商家源头解决快递包裹“大材小用、过度包装”问题，菜鸟与雀巢、薇诺娜、宝洁等500多个品牌合作，在“双十一”（11月1日至14日）期间，菜鸟仓的包裹使用原箱或无胶带纸箱发货，减少的胶带长度超过8600万米。 作为国内首个全面推行绿色包装的物流企业，京东物流在绿色包装、绿色运配、绿色仓储和绿色回收等方面已有诸多实践和成果。 “以京东物流在生鲜业务中推广使用的全生物降解包装袋为例，采用生物降解材料，可在堆肥条件下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不产生白色污染。”京东物流相关人员表示，从社会角度来看，推广“绿色快递”，依靠一两家企业是远远不行的，需要建立社会化机制，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形成良性循环。
提及化工企业，一些人最直接的联想或许是“脏乱差”。 “2016年我去旗下的水泥公司，一脚下去，鞋子都是灰。当时我就跟子公司的负责人说，什么时候能让人1个月不擦皮鞋，我就提拔你。”北元集团董事长刘国强笑道，现在这名负责人已是公司副总，北元集团的花园厂区都能种上菜了。 从“一脚是灰”到“绿色工程”，仅是北元集团外在的变化。这背后，则是财务出身、精打细算的刘国强，带领北元集团践行以循环经济带动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循环经济算总账 成立于2003年的北元集团，地处陕西榆林地区，主要从事聚氯乙烯、烧碱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榆林以矿产资源丰富闻名，煤、气、油、盐资源尤为富集。 对北元集团而言，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走资源换经济的传统模式绝非难事，但刘国强却坚守一条难度更高的发展之路。“我们建厂伊始就决定要走低碳生产、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绿色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如何实现双赢？秘诀在于循环经济。 成立之初便建成10万吨/年聚氯乙烯生产线，北元集团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改造，推进清洁生产和延伸产业链条，开启循环低碳的发展之路。2012年100万吨/年聚氯乙烯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建成投产，标志着北元集团建立了盐化工基础产业链，形成涵盖煤、原盐、兰炭、电石、聚氯乙烯、水泥的一体化循环产业模式。 作为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企业，北元集团在刘国强的掌舵下，坚持完善标准、用好标准、提升标准的发展思路，进行大量与标准化相关的工作。 具体来看，标准的信息化管理方面，北元集团先后制定乙炔发生过程废硫酸内控等标准，并参与聚氯乙烯树脂的国家标准修订工作；全员性建设方面，公司形成循环经济结构图，并借助循环经济标准化展板等手段，营造“让标准深入人心，用标准驱动发展”的氛围。从煤到电，从煤电到材料工业品，从煤油气盐到化工产品，循环经济的每次进步，都带动了北元集团的转型升级。 大手笔的投入，让北元集团在经营日益成熟规范、利润水平趋于平稳的行业大环境中抢得先机。公司招股书显示，2017至2019年，公司营收分别实现95.5亿元、96.04亿元和100.46亿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14.33亿元、17.16亿元和16.6亿元。 刘国强对为何打造循环经济的解释颇具辩证色彩：“资源有限，循环无限。” 安全环保的效益账 “对化工企业而言，安全环保是根本，也是最大的经济效益。”谈及安全环保，刘国强的语气坚定。 在刘国强看来，安全环保并非公司发展的包袱，反而是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抓安全环保，就是抓发展质量，就是抓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刘国强的排序中，安全环保始终高于质量和品牌，居于公司所有工作的首位。 环保方面，为改善厂区环境，打赢蓝天保卫战，北元集团主动淘汰原有的1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隔膜电解装置，将目光投向高新技术领域，率先启动技术革新与工艺改造。 事实上，环保也是北元集团循环经济的一部分。在产业循环的基础上，刘国强又提出“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和“降本节约循环利用，减量低碳科学发展”的理念，要求对产业链中的废气、废渣、废水进行再利用，建立环保循环。比如，化工装置产生的电石泥废渣及有机污泥、热电锅炉排出的炉渣及粉碳灰作为原料生产水泥，同时电石渣干燥后用于热电脱硫等。 “三废”零排放，实现“吃干榨尽”，北元集团的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如何把好安全关？刘国强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人本+物本=0伤害。“简单来说，就是确保人的本质安全和物的本质安全，两者结合才能做到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本质安全。”刘国强介绍。 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却是深入公司“毛细血管”的体系建设。从党建统领到领导带头，从细分公司员工的安全等级到针对季节性生产特征制定相对应的奖励措施，如今在北元集团，员工的安全和健康高于一切已成共识，也是公司安全管理的第一理念。 安全方面，刘国强同样舍得投入：“宁可多花1000万元，绝不让员工受伤害。” 重金投入安全建设的背后，是确保公司长期稳定运行的思考。“公司想要发展，仅靠低成本和高效率远远不够，只有做好安全环保，企业才能长周期、满负荷地平稳运行，才能保证股东、股民的最大收益。”刘国强说。 差异竞争的精细账 “成本管理是无止境的，我们现在能算到每天生产1吨PVC、烧碱或水泥的成本和售价。”若非刘国强亲口道出，很难想象一个年营收达百亿元的企业，可以把成本和收益精细到以天和吨为单位，更何况涉及万余种原料、辅料的成本控制。 财务出身的刘国强，在北元集团喊出“‘算账搞生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口号。原辅料采购金额占比较大，自然成为降本增效的关键一步。电石采购方面，公司不断挖掘陕西地区的供应潜力，论证并实施相关政策，激发供应商的积极性；原煤采购最大额度争取神华集团的合同签订量。仅此两项，便能在年初既定目标的基础上分别提升5个百分点。 循环经济为“骨架”，安全环保为“血肉”，在刘国强看来，“筋强骨健”的北元集团接下来应走差异化竞争的发展之路。他甚至在行业会议上向同行承诺：“不跟大家抢市场。” 不抢市场，并不代表北元集团要将市场拱手相让。相反，刘国强要以差异化创造和引领新市场。 “什么是差异化？传统的市场，我让给兄弟企业去做，公司专心在产品研发和创新上开辟高毛利率的高端细分市场，依靠品牌占领市场。”刘国强信心十足。以聚氯乙烯为例，其主要用于制作硬质管材、硬质型材、薄膜等。目前，北元集团已是国内聚氯乙烯品种最多的一家企业。但刘国强认为还远远不够，下一步北元集团要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开发出有针对性功能的产品，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北元集团的理念是‘大家好才为好’。上游供应商过得好，才会给我好材料；下游客户遇到问题，我们帮助一起解决，这样才能形成产业链协同发展。”刘国强总结道。
近日，财经杂志就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西部梯度转移、区域经济体系等问题采访了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沈建光认为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以下为原文。 2020年国庆节前，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一片繁忙。这个承载着无数中国人记忆的地方将在两年后变成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 自1958年建成以来，北京工人体育场陪伴着无数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数十年风雨飘摇，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结构加固和一次设施改造，北京工人体育场保护性改造再次开启，2022年，当北京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工人体育场将全新亮相。 像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公共设施老旧改造、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支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工程今年以来陆续开工。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来，全国各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据了解，湖南正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确保2019年项目年内全部完工、2020年项目年内全部开工、民生实事项目考核年内全部达标。江苏省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2020年十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50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涉及居民22.7万户，投资43亿元。四川省计划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副所长范嗣斌表示，城市更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种典型类型，而且是覆盖面、涉及面较广的类型。 双节前夕，住建部官网发布动态称，各地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根据各地上报情况汇总统计，2020年1月-8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8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约3.9万个）的70.7%。 据了解，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提振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是今后宏观战略的主要着力点，而通过体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环节，联通国内大市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国内高质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则成为“双循环”热词的核心脉络。 在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严重冲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面对当前局势，决策层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跃升，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座谈会，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到“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的高度。记者注意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决策层对“双循环”的概念先后六次进行解读。高层连续发声强调“双循环”，有何深意？又如何开启“双循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讨论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不少学者推测，“双循环”可能成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原则之一。 世界大变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剧了世界市场“割裂”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愈来愈脆弱。 “美国优先”及“退群”意味着，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按下了“暂停键”。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等学者看来，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将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部分断链也预示着国际市场的动荡。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并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至今，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的全球暴发和各国隔离政策的实施，导致部分国家出现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一些国家开始对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陡增担忧。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以完善本土化供应链能力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也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今年4月，日本政府专门拨出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同在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建议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相当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赵伟分析，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全球供应链收缩、产业布局重构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更为显著，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汇丰调研结果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其中三成左右计划与更多供应商合作、两成企业计划转至区域内贸易。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30%至40%。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将可能出现断链、变链与重构。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 实际上，从4月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联储、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陆续做出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甚至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意味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有着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拥有庞大优秀的产业工人与完备产业集群的中国制造必须寻找新的需求。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财经》记者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加之，中美战略博弈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展开，这些因素都将加剧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国过去40年几乎“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发挥到极致。 然而，中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凭借后发优势，其制造能力逐渐替代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如何启动14亿人口的大市场？如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需求？如何通过投资与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培育高质量的国内生产服务供给？“双循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给出了发展方向与答案。 “双循环”之意 近期，中国谋划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学界热议。各路智库机构纷纷解读，投资者和消费者也寄望发现解读背后的商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内循环”的提法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调整。过去40年中国实际上一直保持内循环与外循环运行，两者之间互相渗透，但是，世界不确定的变局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叠加因素，让大进大出的外向型路子越来越难走，我们过去曾一直保持低汇率，实质上变相鼓励了出口，尽管相当时期，我们积累了工业经验，积累了制造能力，积累了外汇，但是这种模式迟早要调整。 余永定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概念，那时中国经济虽然以内需为主，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经济并非是由两个独立的“循环”构成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基本上是航行在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出口规模对别国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2000年后国际市场上曾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情形，现在“就像茶杯里扔石头，一定是水花四溅”。事实上，政府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原有发展战略的问题。2006年曾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余永定说，“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增长模式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此次国内经济大循环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理论界开始从战略和增长模式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再思考。”他同时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张过去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进行调整。关键是掌握好“度”，一方面避免因路径依赖而拒绝调整；另一方面避免因调整而否定过去。 王军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决定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不可否认，“双循环”战略也常被外界误读为中国将寻求与世界脱钩的信号。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就撰文称，“双循环”给其他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带来了坏消息，世界其他地方将蒙受其害。也有一些学者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经济发展趋于“内卷化”或经济金融“自循环”。 实际上，“双循环”则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提高内需比重，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增加中国经济的韧性。 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重视“内循环”绝非简单的出口转内销，不意味着存量回流。中国每年出口的鞋帽数量大约为100亿，衣服300亿，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假设遇到贸易壁垒，也要绕过贸易壁垒在海外市场消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的新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强调，要处理好内外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 内循环为本 从中国国内经济看，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一季度GDP增速-6.8%，二季度3.2%，但中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形成产业的梯度转移；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虚化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逼仄。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做好“内循环”工作，目前面临的障碍与制约有待突破。 一方面，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以及背后的居民收入。当下中国还面临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较高三大问题，由此导致消费不足。 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个百分点。从收入差距来看，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从居民杠杆率来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此外，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成为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滕泰等多位专家建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体制改革是关键。现有问题在于，初次分配中，金融及土地部门获取的要素收入过多，超出其贡献的要素收入。在GDP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挤压了劳动者、技术者、管理者收益。“只有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长期消费才有动力。” 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充分补短板；二是要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商品和服务提质优化，以满足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内需。 记者了解到，全社会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梳理2010年至今全国热点问题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供给长期不足，且近几年消费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些需求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00亿美元。2018年，出境1.5亿人次，达1200亿美元的境外消费，人均单次境外旅游消费达到约800美元（约5400元人民币）。 那么如何将“海淘族”吸引回国消费？多位专家建议，从现实情况看，打破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状况，重点在于加快开放服务业领域市场，应尽快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同时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未来将加快自身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工银国际等机构预测，一是，未来数字经济将呈现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可能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其次，经济治理数字化。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目前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显示出较好的市场前景及较大潜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7.1亿，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达7.68亿。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同时强调，新基建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不仅其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同时有望通过新型交通网络及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 从要素市场看，与美国相比，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表示，促进国内大循环，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旨在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张明说，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16次提到“市场主体”，充分肯定了市场主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抓好市场主体，就是把握住了大市场。截至2019年底，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指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是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和深耕中国市场。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它们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更值得研究的是，近十多年来，业界一直呼吁产业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但是一直没有很好落地。这与全国要素市场不通，以及市场的阻隔有很大相关性，导致企业从制度效率、要素成本的角度考虑，迁移到东南亚国家。 因此，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呼吁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沈建光提出，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 撬动高层次国际大循环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自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1个。 早在6月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最新方案提出5年之内实现早期收获，再过10年实现全面开放。 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月4也在北京举办。为保证服贸会顺利进行，本届“服贸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近10万人参会。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尽管中国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实质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也认为，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特别注重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要通过内循环来提升中国产品与中国服务在外循环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中国企业在外循环中的竞争优势。同时要通过外循环补充内循环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和关键技术等要素，为内循环拓展国际市场。 王军表示，迄今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财经》记者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在全球割裂的情况下，今天强调的“开放”与过去40年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制度上的开放而非商品和要素的开放，也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 他认为，构建内循环为本、双循环为基的开放大国经济，需要打造“一个核心与三个环”。内循环作为核心是所有循环的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东亚、中亚为内环、“一带一路”为中环、发达国家为外环的“双循环”经济圈。 关于外循环，赵萍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原材料、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进口来源地，开拓新市场，并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要，出口适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要继续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来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从而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靠制度改革促自主创新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举措，今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次禁令生效将对华为产生深远影响。而2020年，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跨国流动，科技“脱钩”与局部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更为长期以来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如何解决中国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更为迫切的要求”一词指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因此，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 此外，将研发成果投入生产还存在困难。以新材料为例，每年见诸报道的新材料成千上万，但真正产业化的却寥寥无几。陈东敏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问题，一直以来被称为“死亡谷”，很多专利没来得及投入市场就“夭折”在实验室里，难以产生应有效益。他建议，一要提高专利质量，转化有价值的专利；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案例，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改变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从谁资助谁拥有，转变为谁完成谁拥有，从而使美国科技成果的应用，或者是专利的许可率取得了很大突破；三是激励制度更大程度倾斜研发者。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亟须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目前政府每年在“死亡谷”上投入大量资金却回报甚微，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发明者手中。然而，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应用，需要配套的生产及商业能力，这已经超越了研发者的能力范畴。将资金堆给科学家，不仅会造成研发后续流程乏力、难以推进，同时也是对资金的浪费。 他建议，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协助企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空白环节。这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通过评价体系、政策导向激励大家合作，必要时在经费上予以补贴。“这样一定好过市场无序寻找合作。” 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创新地理分布继续转移，中国位居全球第14名，是GII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张燕生说，当今世界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成果已经出现“东移”趋势。“当产业链整体东移，一个新的问题是，谁会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头羊？”由此，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能否在科技创新上脱颖而出，值得期待。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这样的战略调整已经开局，高质量新局未来可期。 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
在“双循环”下的国际关系处理 从背景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可能要有几个角度： 首先，从已经被称为全球最主要、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来看当前的时代主题。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到现在，中美博弈实际上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人文交流的对抗因素也在上升，还有现在有人在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等等。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现在是处在冷战之峰的山脚下。显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大的战略思维进行正确把握，与之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也必须一起来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觉得最关键的战略思维，要立足于一个判断，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得重新表述了？我认为正如中央所明确表述的，这个主题并没有变。它遭遇到了挑战，但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确定的现代化伟大复兴为导向的和平轨道上发展。 第二，认清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了全球化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这个没有变。脱钩只是少数极端政客的一种威胁性的说法。实际脱钩谈何容易！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信息革命时代，实际上已经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也在实际的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第三，和平发展的主题背后，还有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这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了一战、二战，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核武器在二战快结束时的使用告诉全世界：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止这种非常惨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投入实战，那么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核威慑进而推进到的核战略平衡。 共享经济和核威慑是在互相呼应着来支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这个是被时间所验证的一种正确的战略判断。现在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极端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只是一些逆流，并没有颠覆人类文明往上提升的这样的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主潮流。这样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要有底气。我们和美国相比是处守势，确实综合实力不如美国，美国在打压中国方面手上的牌可能还有不少，我们的牌却寥寥可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处守势的时候要更多地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跟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绝不脱钩。我们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是争取斗而不破，这是现阶段处理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压舱石。 其他的关系，对欧、日等这种被划为美国盟友的一些关系处理上，我们不要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绝不四面出击，要更多地跟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被划做美国大联盟里面的国家求同存异，更积极地发展多边关系。这种多边关系，客观上来说是有空间的。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份额，由于贸易战而缩减，其他经济体现在是可以乘虚而入的，这个实际的反制关系，是客观上可以形成的。 总的来说，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在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和其他的国家求同存异。当然还有跟我们客观上形成一些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形成一种在国际战略平衡里重要的砝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循环：追求升级版的发展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决策层明确地提出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我有这样一些初步的领会，就是面对着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 在内循环的概念上，其实和前面已经强调若干年的扩大内需，是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我们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推进到一种循环状态，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内在逻辑上，由扩大内需，落到了供需互动，而现在在表述上说得更清楚了，并注重了基于本土的内循环要成为主体部分。 我们已经在前些年改革开放中，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内需进一步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所形成的内循环，要成为我们进一步维持经济景气和繁荣水平的一种主要支撑因素。 同时，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国际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这个国际的循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称为“国际大循环”。中国那时候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于是首先强调的是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循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到经济起飞的状态。那时候的国际大循环，不仅引入资金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之后的发展，从标志性的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入世，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了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业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演变的过程中间，还加上了今年的新冠肺炎带来的严重冲击。种种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美国大选关键时刻临近，特朗普手上还会出什么打压中国的牌？这时候首先要更多地以内循环为主体，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把握好的确定性。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审时度势，利用我们已经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几十年的发展基础，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这个内循环为主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己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来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也是必然的，是在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广阔的全球化舞台上面，会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发展“内循环”的要领 我认为在把握内循环方面，需主要掌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第二，以内循环为主体，要特别注重怎么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确实是在上升，但我们不必讳言收入分配里面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更好地改进民生，稳定预期，在前面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我们的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进而继续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收入的支撑，同时要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来支持民众预期的稳定和向好，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对于经济景气和以经济内需为主体的一个必然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三，中国要从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配套改革中间让要素充分地流动，首当其冲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都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被称为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以后有更好的条件尽快地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四，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外贸的同时，需注重在必要的时候“出口转内销”。 第五，“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要以举国体制的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支持内循环。 所有这些，一定是在积极的进一步考虑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舞台上，来积极把握和推进的。我们的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讲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退回到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客观规律也决定着我们是有可能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的。 这里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这个供给体系一定是我们立足本土，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追求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
第一，双循环战略，是因为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变化提出的，它要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刚才范教授给大家展示了贸易依赖度这些年的变化，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达到60%多，近年来持续有一些下降，这种下降的变化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低级，而是因为内需比重明显上升。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自身经济体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在贸易中的体现就非常明显。自己本身体量很大，外部市场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大了，一直总是在外面的市场上增加份额是不现实的。从全球来看，大的经济体的外需所占比重都是相对较低的，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美国更是如此，美国的出口占比在大经济体里相对来说比较低，虽然它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但是它的进出口总量占GDP比重低于日本和德国，尤其是相对外向型的德国，但其比重和我国目前差不多，比我国2007年时要小很多。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的体量之后自然出现的，我们的内需比重上升，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大幅缩减。经济体越大，内需占比就越高，外部市场规模相对越小，所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迫切的提出了转变生产模式，提出扩大内需，提出供给侧改革，今年又提出要加速要素市场的改革。我认为双循环的战略实际与最近十多年经济模式的转化及战略供给侧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的战略。 双循环战略是在过去渐变战略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广泛了，把过去战略的内涵全部都涵盖进来了，而且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这可能是它的特点。 双循环战略是为了顺应最近外部环境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发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出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新的变化就是全球化在放慢，而且有一些逆全球化的压力，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一轮新的打击，产业链重构的压力也在加大，而且产业链重构在加速，全球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在上升。这样一个国际环境让过去十来年不断强调的扩大内需、供给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等变得更加迫切，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双循环”战略的提出。 双循环战略有几个特点： 第一，习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内循环为主其实并不是说要封闭。开放一直都是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今后也仍然会是，只是相比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对于国内经济大车来说，这个动力可能越来越不足，需要加大国内发展的动力和引擎。而且与外需有关的经济，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因为参与了全球竞争，跟外需有关的经济还是比较市场化，效率比较高，而国内以内需为主的一些经济依然有很多问题，急需改革。所以，内循环需要打通，因为之前打通了外循环之后，企业和产业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升，而内循环这块需要自己来练内功，因此国内循环更多提的是要发掘国内发展的潜力，要增长新动力。在新的时期则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从而提高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在内需方面，刚才毛振华教授也提到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前我们经常强调的是供给、投资拉动，似乎很难消费拉动。但是，消费其实与需求和供给是一个自然的结合，因为消费会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领和引导供给的有效发展。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得到消费，就会变成过剩产能，或者可以说是资源浪费。故消费的作用是用市场力量引领供给的有效发展，使得更多资源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市场变化向相关产业去配置，比如说向服务业发展，在服务业里更多的是养老、医疗、健康、数字经济等各方面，这并不是要推动计划和规划，而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来引领，这样循环才能打通。 第三，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到“双循环”和内循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主创新、发展科技。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再加上国外尤其是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加强了对我国的限制，发生了这两点：一是产业升级以后从外面可以学到的东西越来越有限；二是想学习更高级的东西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自主创新是我们向产业链更高端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我们产业链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现在在这个阶段提出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科技方面、自主创新方面、产业升级方面可能是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另外一个不曾有过的重点。 我再讲一下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内循环绝对不是自成一体，大家也提到了，内循环很重要的是提高国内的效率，才能更高效的参与国际竞争，不管是国企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供给侧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既是打通内循环的关键，也是保证我们继续高效高质量参加外循环的关键。 其次是我国未来五年、十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肯定是持续上升的，我们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平均下降到4.5%，通胀大概是2%左右，十年后GDP将达到28万亿美元，这是非常高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来源。过去十年我们就已经是了，已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大的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已经是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一数二的出口市场，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会更加提升，所以，把我们变得更加有效率也是进一步和世界经济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它会吸引到更多的国际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下竞争，共同的发展，也会促进国内效率的提高。 关于实施内循环或双循环战略的重点、难点，我有四点看法： 第一，扩大内需也需结构改革。短期有财政刺激和减税等，长期有收入分配的一些政策。但是，扩大内需结构改革呼应一下刚才张明教授讲到的，其实很重要的是如何系统持续增加居民收入，这意味着至少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扩大就业，二是降低储蓄率。扩大就业包括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改革，劳动力资源如何流动是很重要的；降低储蓄率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需要深化结构改革。 第二，实施内循环战略的堵点和难点也是改革的难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很多改革目标和方针，这里面有几点：一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刚才也讲到了，包括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这需要打通养老医疗全国参保接续和办理，包括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如果农民工家庭在落户上得到解决，不仅解决当前消费的问题，也与未来子女教育、人力资源培育有很重要的关系。二是资本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竞争的中性，在资本获得上一视同仁，推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要素市场改革中非常重要的点。 第三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怎样能够培育和创造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竞争环境，在准入各个方面包括土地和信用市场的准入、市场监管等各个方面，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应一视同仁，创造更公平的环境，也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国企改革。改革的重点难点没有改变，过去十年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推进的，未来仍然需要推进。 第四，非常赞同刘元春校长刚才讲到的，讲“内循环”我们千万不要去建设所谓小而全、大而全的产业体系，这不就是要回到为什么七十年代三线建设不成功，当时也是因为战略环境，也有很多教训。在目前中国已经参与到全球化，全面的竞争格局后，虽然面临挑战，也不要退回到之前那种体系，而是要在制度上、监管上、要素流动上、法律体制上统一实行全国的体制，所谓打通内循环，就是要在这些方面打通，在战略上要坚持市场导向，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不是各个地市县自己有一套内部规划循环。另外内循环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但是要提出一点，我们一直都在讲开放倒逼改革，但是开放不能代替改革。当下尤其需要直面深层次的改革，包括刚才说的要素改革、国企竞争的环境的改革。这些问题不是金融开放或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讲开放比较容易，讲改革面临很多困难，推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停滞，因此开放不能代替改革。这里也呼应一下前面专家讲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更多的是要制度性而非功利性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水到渠成，切勿拔苗助长，需要科技实力、硬实力、金融体系健全在背后做支撑，在这些实力没有达到的时候，急功近利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一些金融体系的问题。 第五，科技创新也是一个难点，如果没有困难的话，大家都能去创新了。所以，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突破核心技术、基础研究、硬件等，这需要时间、投资和耐心，尤其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怎样更高效的调动资源。我们，这里面有人才、有市场、有决心，更需要发展的是机制、产权保护和市场导向，这些方面要做的有更多。但即使是这样还是需要时间、投资和耐心。另外，产业安全、科学创新并不需要都自己主做，要有所取舍，尽量利用外面的技术和产品，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攻坚“卡脖子”技术上，同时鼓励保护创新，并非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自己做就是加大内循环了，这一点要特别提醒。 以下观点整理自汪涛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3期）上的发言
■文 |沈建光 朱太辉 张晓晨 近期决策层针对房地产调控密集表态，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房住不炒”，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中央和有关部门两度召开房地产座谈会（7月24日、8月20日）。监管部门采取措施控制房企有息负债的传言也不绝于耳，如要求银行收紧涉房贷款、设置“三道红线”和“85%借新还旧比例”限制房企发债规模等。新一轮房地产融资收紧已在酝酿之中。 上半年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巨大，房地产行业再次发挥了稳定器作用，土拍、投资、销售的快速恢复对近期经济修复提供了重要支撑。上述背景下，如何看待监管可能进一步收紧房企融资端？内循环战略之下，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又要如何把握？ 一、疫后房地产基本面恢复较好，为调控政策提供空间 一方面，二季度国内新冠疫情逐步消退，中国经济步入修复通道，GDP当季同比回升至3.2%；其中，房地产依旧作为主要驱动力之一发挥了关键作用，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实现正增长、市场销售也回归正常水平、土地市场热度不减。另一方面，近期总体向好的基本面状况，也为决策层和监管层继续实施房地产调控、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 投资表现亮眼，土地购置费带动作用大 2月的低点之后，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迅速恢复、已于6月回正；7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升至11.7%，在所有投资分项中表现最好，对整体投资和内需的恢复均起到较大作用。 其中，二季度货币政策极度宽松、贷款利率总体下行使房企拿地热情相对较高，100城土地成交数据总体上行，土地购置费对近期房地产投资回升的带动作用明显更大，1-7月累计同比增长达8.5%。如未来融资收紧对房企拿地产生影响，建安工程设备有望接棒支撑投资，但当前仍处于恢复之中，1-7月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增速为-4.5%。 销售恢复正常，一线城市表现更加强势 二季度以来，疫情期间压抑的购房需求开始释放，央行调降5年期LPR压低房贷成本、进一步刺激了需求。截至7月商品房销售已基本恢复正常，统计局数据显示当月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6.6%。 分城市线级来看则呈现出一定结构分化特征，一线城市表现明显更加强势。数量方面，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数据显示，截至6月一二三线城市成交面积当月同比均已回正，但随后二三线城市有所下滑，一线城市则继续加速上行、8月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预估值高达32%；价格方面，70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显示，一线城市今年保持加速上升态势，二三线城市则增速明显放缓，全国普涨现象不再、未来分化将成常态。 二、融资持续收紧，监管剑指房地产挤占实体金融资源 去年5月，为降温土拍市场、整治房企融资乱象，银保监会曾印发《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下称“23号文”），其中涉及诸多规范银行和非银（信托）地产前端融资的内容。今年引发监管关注的，是部分实体贷款违规流向房地产领域，导致部分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较快。例如，前期深圳房市火爆、引发贷款投向担忧，央行深圳中心支行向辖区各商业银行下发通知紧急自查房抵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情况；违规信贷作为首付进一步撬动按揭，6-7月全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史上首次连续两月超6000亿，深圳、宁波等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迅速。 上述背景下，7月以来房价涨幅较大的部分城市已陆续出台了更严格的限购政策，从需求侧进行调控；近期监管再度收紧融资、着手控制房企有息负债规模，则是从供给侧进行调控。8月20日住建部、央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规则尚未公布、但被认为与之前市场所传的“三道红线”规则（按照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现金短债比三个指标将房企分档进行有息负债规模管理）密切相关。此外，其他监管传言也不绝于耳，如要求银行收紧涉房贷款、“地产债不能按照全额度发新还旧，银行间市场按照拟还旧债的85%规模发新债”、“调减房地产供应链资产证券化产品规模”等，部分已得到市场机构证实。 总体而言，近几年房企融资政策持续处于收紧状态，均是出于决策层对房地产过多占用实体金融资源问题的关注和担忧。去年6月陆家嘴(行情600663,诊股)论坛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表示“一些房地产企业融资过度挤占了信贷资源”，今年8月在《求是》的刊文则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尤其今年疫情冲击之下“六保”成为重中之重，监管层持续收紧房地产融资，真正目的在于引导金融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实体领域，促进经济修复、纾困中小企业。 三、房企资金面紧平衡，现金流可持续性值得关注 融资持续收紧之下，应密切关注房企资金链状况。我们对房企重点融资渠道的近期情况进行了观察。具体如下： 房地产信贷增量空间不断收窄。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个人按揭贷款、定金和预收款增速在二季度均有较大回升，但总体水平仍不及去年。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倾斜，房地产部门获得增量信贷资源的难度不断加大；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高达45%%，2019年三季度降为33%左右，今年1-5月已下降至25%；上述背景下，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持续下行，今年6月末为13.1%，不足2016年12月峰值水平的一半。 非标融资持续压降，房企信托融资渠道受限。过去几年，房地产在所有信托投资领域中占有绝对优势，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其他领域的金融资源，根据用益信托网的统计数据，2018至2019上半年集合信托中平均40%以上（按成立规模）投向为房地产，2019年6月一度超过44%；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以及23号文对房地产信托融资的限制，这一数字在今年7月已降至25%左右。今年1-7月，房地产集合信托发行规模同比下滑11%，压降效果极为明显；与此同时，投向为工商企业的集合信托成立规模增速显著上行，1-7月较去年同期增长168%，疫情冲击之下，非标领域显著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房企发债好于去年，但未来增量受限、海外债到期压力巨大。信托融资收缩与货币宽松之下，今年房企境内债务融资（信用债+企业债）明显好于去年，wind统计口径显示1-7月累计净融资额超过1800亿元，去年同期则为450亿元；但在3、4月份的放量发行之后，净融资额显著下降、基本以借新还旧为主；截至8月24日，8月当月净融资额大幅负增238亿元，或与近期监管开始限制房企债务融资规模有关。海外债券依然是房企融资的重要来源，粗略统计，截至8月24日房企美元债发行量为463.95亿美元，规模依然较高但已低于2019年同期569亿的峰值水平，应与去年发改委限制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有关；按照目前的发行数据统计未来到期规模，2020、2021分别高达352、515亿美元，显著高于以往年份，海外债务在房企债券融资中占比不低，到期压力的迅速攀升对房企资金链是一大考验。 近几年房企贷款、债融、非标等融资渠道持续持续收窄，使得其现金流更多依赖销售回款，实际上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7月以预付款、按揭款为主的其他资金占房企资金来源比重达到52%，且这一数字在2016年之后就保持在50%以上。在趋严的监管环境之下，房企资金链的持续性，更加取决于其高周转模式的稳定性，这对于广大中小房企是一大考验；此外，一旦未来因房价过热导致监管再次收紧房贷政策，上述紧平衡状态可能被打破，进而引发信用风险。 四、内循环下的房地产调控方向研判 当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发展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依旧存在，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仍将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本次新冠疫情冲击之下更体现了这一点。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房住不炒”，同时也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未来的房地产调控思路应在解决结构性矛盾、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框架之下理解和把握。 一是重视房地产对于投资和消费的短期拉动作用，以房企复工复产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复工复产，配合消费券等手段放大房地产相关居民消费，加快疫后的经济修复进程。二是继续通过打击房地产融资乱象，降低对实体产业的挤出效应，确保有限信贷金融资源能够流向实体领域，尤其是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三是采用合理措施控制房企负债规模、防范房地产业高杠杆风险，针对不同企业、地区差异化施策，避免通过一刀切手段，打破企业资金面紧平衡状态，进而引发监管风险。四是继续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差异化调控思路，保障重点群体需求，加快推进“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五是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户籍、土地、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推动房产税适时落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中长期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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