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马上全面禁止进口!海关高压打击走私→ 日前,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公告称,自明年1月1日起,将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消费、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垃圾进口国,现在距离全面禁止固废进口已经没有几天了,这项工作推进得如何? 山东青岛:最后几批进口固废陆续到港 山东青岛黄岛口岸的固体废物查验场地的废纸,是最后进境的几批固体废物中的一部分。来自美国的废瓦楞纸,其中夹杂着少量的塑料和海绵。这些废纸在下船之后已经进行了熏蒸和消杀工作,没有刺鼻的味道,闻起来像使用过的旧快递箱。从明年1月1日起,我国就会禁止这些固体废物的进口。 其实,早在2017年,国务院就印发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三年多的时间,伴随固废改革推进,企业也在做转型准备。 青岛海关商品检验处副处长雒书鸿:废塑料是第一批禁止入境的,后来又逐步禁止了废纤维、废五金等商品的进口。目前,黄岛口岸的固废进口已经从2017年的251万吨每年,降到了目前的30多万吨每年。 山东省潍坊市某造纸厂物流管理部部长刘江海:前年我们公司进40多万吨,去年进30几万吨,今年进14万吨,逐年降低。我们主要通过国内废纸和部分进口再生纸浆来补足缺口。 随着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方案的逐渐落实,我国固体废物的进口量也逐年下降,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11月15日,今年全国固体废物进口总量为718万吨,同比减少了41%。业内专家表示,固体废物进口使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一定的再生资源,但对生物安全的威胁,对环境的危害更加不容忽视。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秘书长崔燕:以前每年进口2000多万吨到3000万吨废纸的量,它夹杂的其它杂质大概30万吨,相当于是一个中型城市一年的生活垃圾。 空箱藏旧衣宁波海关查获19.68吨走私“洋垃圾” 尽管有法律层面的严令禁止和有关部门的强力整治,但“洋垃圾”漂洋过海而来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有些不法分子甚至铤而走险、明知故犯,将“洋垃圾”走私入境。 近日,宁波海关在监管一辆装载进境空箱的集卡车时,称重系统发出超重报警。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驻临港办事处场站监管科副科长何旦皓:提示这辆卡车的重量达到35.78吨,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核定的重量16.10吨,箱内夹带货物的嫌疑极大。 海关随即实施开箱检查,发现原本应该空无一物的箱体内竟堆满了捆扎的废旧衣物,总重量达19.68吨。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驻临港办事处场站监管科副科长何旦皓:塞满了用废纸箱草草捆扎包裹的大量货物,纸箱间隙还露出许多花色各异、污秽破损的布料,且散发出一股异味。 据了解,“空箱不空”本身就是一种逃避海关监管的涉嫌走私违法行为。“洋垃圾”走私手法五花八门。日前,天津某公司向天津新港海关申报自泰国进口1票聚甲醛塑料颗粒,共计3个集装箱,货物到港后,经查,该票货物夹藏着白色絮状物、彩色塑料机头料、白色不规则板片和连接件,走私分子明知破碎料属国家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情况下,仍制作报关用合同、发票、箱单等虚假外贸单据向海关申报。 海关总署缉私局缉私二处处长王巍:“洋垃圾”走私手法不断翻新,而且大多数以违报品名的方式企图蒙混过关,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大。下一步海关将会同各有关部门,有案就查,露头就打。 来源:央视财经(ID:cctvyscj) 监制:柯成韵 本文编辑:张爽
财政部网站23日消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印发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我国将对883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对第二批抗癌药和罕见病药品原料、特殊患儿所需食品等实行零关税,降低人工心脏瓣膜、助听器等医疗器材以及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等婴儿奶粉原料的进口关税。 此外,为满足国内生产需要,降低燃料电池循环泵、铝碳化硅基板、砷烷等新基建或高新技术产业所需部分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的进口关税。为促进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对飞机发动机用燃油泵等航空器材实行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 为改善空气质量,支持环保产品生产,降低柴油发动机排气过滤及净化装置、废气再循环阀等商品进口关税。为鼓励国内有需求的资源性产品进口,降低木材和纸制品、非合金镍、未锻轧铌等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并适度降低棉花滑准税。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订并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或优惠贸易安排,2021年我国将对原产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部分进口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中国与毛里求斯自贸协定从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并实施降税。进一步降税的有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巴基斯坦、智利、澳大利亚、韩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原产于蒙古的部分进口商品自2021年1月1日起适用亚太贸易协定税率。2021年继续对与我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43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特惠税率,特惠税率适用商品范围和税率维持不变。 2021年7月1日起,我国还将对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六步降税。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根据相关通知的内容,本次关税的主要调整集中在改善民生、满足生产、促进航空领域合作、改善空气质量、满足国内资源性产品的需求五方面,并助力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政平认为,2021年我国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既涉及部分药品、医疗器械、食品及其原料等消费品,也包括飞机发动机用燃油泵等航空器材、集成电路的零件等生产所需的部分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体现了惠民生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导向,也为我国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尹政平指出,其中,国家对包括多元件集成电路存储器等在内的共计8位税目484项信息技术产品提出适用的最惠国税率,将进一步降低相关产业的进口设备、零部件、原料成本,有助于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孙韶华 王文博)
作者:杨伟民(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
作者:杨伟民(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新华社福州12月22日电(记者邓倩倩)记者22日从福州市疫情防控工作应急指挥部获悉,福州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在开展“批批检测、件件消毒”工作中,拦截了四批次涉阳进口冻品货柜。 据了解,其中三个批次为进口冻品外包装核酸检测呈阳性,一个批次为集装箱内壁检呈阳性。目前,涉疫冻品均已封存,未流入市场。 福州市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利用集中监管仓发挥政府对进口冷链食品的安全监管职能,于第一时间、第一环节对四批次货品和货柜进行封存、消杀。同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现场作业人员(均有严密的防护措施)采取集中管控和检测措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