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在我国自贸试验区体系中，广西自贸试验区是目前我国唯一陆海联动、引领东盟开放合作、在建设连接“一带一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试验区。一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积极开展差异化探索，正在形成引领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局面，为国家开放合作提供“广西方案”。 一是面向东盟的制度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广西互市贸易创新发展改革，实现边民互市通关作业无纸化100%覆盖，边民互市进口落地加工为“口岸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二是面向东盟开放的平台正在形成。中国—东盟信息港、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等一批国家平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正按预期推进，中国—东盟经贸中心项目年底将挂牌运行。中马“两国双园”跨国自由贸易、金融合作等跨境合作不断深化。三是面向东盟开放的产业正在形成。以中马“两国双园”为依托打造汽车产业链；发展北部湾港保税油业务项目，推动通关、航运、支持政策等系统集成创新。 与此同时，广西自贸试验区还积极探索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新模式，积极推动友谊关口岸实行全信息化智能通关，联检部门实施“多卡合一”“人脸识别”作业，实现一站式“秒通关”（30秒钟以内），通关时间缩短80%以上，为企业年降低成本约2亿元，成为全国边境陆路口岸首创经验。 广西自贸试验区大力推进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AEO（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积极构建以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改革创新为代表的金融开放生态，位于南宁片区的中国—东盟金融城累计引入金融机构（企业）134家，2020年1-7月跨境人民币结算量345亿元，人民币在东盟国家使用规模和影响力持续增强。 钦州港片区创新开展中马“两国双园”跨境金融合作试点，对马来西亚银行开展人民币同业融出业务，开展对马来西亚关丹园区企业人民币贷款业务，推动“两国双园”人民币便利化流动，在试点银行开设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国内贸易信用证福费廷业务对马来西亚银行开放。
8月11日，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在南宁揭牌。 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是以“政府指导，自主经营，市场化运作”为原则组建的国际化数据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和数据服务全生态交易平台。该交易中心是面向中国与东盟区域汇聚、处理、使用和交易各类数据产品的枢纽，也是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和实施数字广西战略的基础设施平台之一。据了解，中心可以为平台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数据采集、存储、计算、清洗、分析、咨询、展示、应用等全链条、全方位、一站式的生态服务，以交易佣金、授权使用费、资源使用费、定制产品开发费、数据深度加工服务费等为盈利模式，为金融、交通、农业、工业、贸易等各行业提供覆盖信息核验、营销获客、精准服务、金融服务、智能制造等关键环节的深度撮合服务。 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将积极探索政务数据交易模式和跨境数据流通机制，构建安全、开放、共赢的数据生态，建成数据产品交易额、交易量、交易品类中国-东盟区域领先、7×24小时永不休市的数据产品交易服务机构。 以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成立为起点，发挥交易中心组建单位和数字经济产业联盟资源优势，广西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充分发挥数据作为驱动经济发展“新能源”的作用，促进中国-东盟数据交易生态繁荣。
2020年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产业链自华外迁引发的直接投资和资本品、中间品出口是推动中国—东盟贸易的长期主导力量。疫后发达国家产业引导产业回流，可能对中国产业链外迁造成更大冲击。应对产业链外迁风险，应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西部内部承接产业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入手。 ■文 |沈建光 朱太辉徐天辰 近年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发展，2020年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涌现的转口贸易曾短暂推动双边贸易上升，但原产地监管趋严导致这一模式逐渐退出。相比之下，产业链自华外迁引发的直接投资和资本品、中间品出口是推动中国—东盟贸易的长期主导力量。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已在单边下降，疫后发达国家产业引导产业回流，可能对中国产业链外迁造成更大冲击，应对不当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对此，下一步应当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出，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鼓励产业向中国中西部转移，而非一味外迁；继续改善营商环境，以积极开放和配套优势对抗产业链外迁压力。 一、转口贸易仅短暂推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长 中美贸易摩擦曾经促使大量中国货物“绕道”越南出口美国。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先后对华加征四批关税，中国予以反击，双方关税壁垒不断升高。相比之下，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仍享有美国贸易最惠国的低关税待遇，同时海关监管较为宽松，推动东盟转口贸易快速上升。越南等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半成品或制成品，稍经加工或不经加工，附上越南原产地证明，再出口至美国。越南对美出口和自华进口2018年下半年分别增加39亿美元和36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分别增加54亿美元和58亿美元，数量上高度接近，并且远超越南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变化。在此之前，二者变化并未像这样高度同步过。 越南原产地监管加强导致转口贸易大幅收缩。因转口贸易导致越南对美国贸易顺差剧增，2019年5月美国财政部将越南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特朗普也曾专门指责施压。在美国压力下，2019年下半年越南官方加大原产地监管，当年10月越南海关查获约43亿美元从中国出口、到越南中转、最终销往美国的铝制半成品。这背后是因为美国对越南出口铝制品仅适用15%的关税，远低于对中国适用的374%。严监管下转口贸易大幅收缩，2019年下半年越南对美出口增量79亿美元，自华进口增量46亿美元，二者差距拉大。到2020年上半年，越南自华进口较上一年同期更是下降7亿美元，对美出口则增加40亿美元，二者基本脱钩。 东盟未来发展自华转口贸易的可能性极低。东盟其他国家2019年的进出口数据显示，只有柬埔寨出现过类似越南的转口贸易特征，但柬埔寨占东盟整体出口仅有1%，份额可以忽略不计。东盟其他较大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均没有参与上述转口贸易的迹象，且这些国家均已表态加强对转口贸易的监查。 二、产业链外迁推动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发展 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战加速中资企业布局东南亚。2017年之前，中国人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环保监管趋严，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外迁。2017年后，中美经贸摩擦层层加码，为避免美国高额关税和分散产业链风险，外迁进一步加速。其中，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除拥有东盟成员享受的低关税外（越南还与欧盟单独签署了自贸协定），还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为外商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等优势，对中资企业生产外迁具有很强吸引力。相应的是，中国在美国进口箱包中的份额从贸易战前2017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42%，同期东盟的份额则从20%上升到33%。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上升。与中资企业加速布局东南亚相适应的是，2019年中国（含香港，下同）对越南投资的注册资本达到51.9亿美元，同比增长121%；对印尼投资达到85.6亿美元，同比增长95%；对菲律宾投资达到17.32亿美元，同比增长74%；对柬埔寨投资2017年已经开始高速上升，2019年达到22.4亿美元。 东盟国家自华机械设备和中间品进口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工业基础和配套薄弱，外商投资带动厂房建造和机器采购上升，对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大增。2018、2019年，印尼、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自中国机械进口大幅上升，印尼、越南已经超过传统机械进口大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成为中国机械出口在东盟的前两大目的地。同时，东盟国家自华中间品进口需求也显著上升。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2019年越南对华出口41亿美元，其中57%是棉花等天然纤维，31%是服装；自华进口115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化纤、服装面料、纺织机械。从产业链角度看，越南向中国出口棉花等初级产品，从中国进口技术密集的化纤、面料和资本密集的纺织机械，再将劳动密集的服装出口给中国和其他国家。 三、警惕产业链外迁引发“空心化”风险 中国产业链外迁与日、韩、台的历史非常相似。日本1970年代、韩国1980年代和中国台湾地区1990年代先后开始出现产业链外迁，外迁过程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承接国大量进口机械和中间品。这些也正是中国—东盟贸易快速发展背后的情形。结构上看，外迁发生在失去比较优势（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这通常包括服装、鞋类等制造业以及电子产品的最终装配环节。例如，以2001年为基准，到2018年中国台湾地区产值下降最多的行业是成衣、皮革、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生产主要迁往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对东南亚的产业链外迁也集中在这些行业。 发达经济体疫后引导产业回流，加大中国产业链外迁压力。与日、韩、台当时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外迁有所不同的是，当前中国还面临发达经济体产业回流的政治压力。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产业链过长引发的脆弱性，发达经济体将生产回迁或转移至邻国的政策导向与日俱增。例如，近期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提高了对汽车等商品的原产地成分要求，实际上鼓励将大部分生产限定在北美三国；日本在经济刺激方案中拨出22亿美元补贴制造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南亚或日本，第一批迁回日本共57家企业，主要集中在与防疫相关的纺织、医疗机械和医药行业；欧盟在政策和舆论上鼓励产业回迁，在与越南签署的自贸协定中规定了较高的原产地比例要求，也隐含将产业链多元化的考虑。 中国制造业比重已持续下降，“产业空心化”风险不应忽视。制造业附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高点32.9%下降至2019年的27.2%，2019年更是加速滑坡，必须引起重视。日、韩、台经验表明，如果结构调整得当，产业链外迁不必然导致制造业空心化。但如果像美国、巴西那样产业过快流出、经济脱实向虚，则制造业空心化的种种后果需要警惕，例如美国生产率停滞不前，就业质量下降，贫富差距扩大；巴西则经济快速服务业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沦为大宗商品出口国。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资企业投资布局东南亚，带动了中国—东盟贸易的快速增长，但背后产业链外迁的风险不容忽视。产业链外迁通常意味着企业搬离、就业流失、税收下降，特别是在疫情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以服装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弱、规模以下企业众多的行业可能进一步受到破坏，被动加速产业转移，由此引发的居民收入下降和农民工失业风险需要积极应对。更长期地看，如果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则可能面临经济活力下滑，收入增长停滞，失去国际竞争力。 应对产业链外迁风险，应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西部内部承接产业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入手。一是借鉴韩、日、台经验教训，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持，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拥有自己的“护城河”。二是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让中西部地区梯队承接，而非一味外迁，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三是继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以更积极的开放和更优越的配套，对抗发达经济体引导产业链回流的压力。
8月5日，由陕西省商务厅、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共同主办的线上线下中国（陕西）—东盟投资合作洽谈会在西安举行。副省长徐大彤致辞。 徐大彤说，此次投资合作洽谈会，是陕西利用数字化平台与东盟各国开展的一次创新性经贸合作活动。近年来，陕西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冲击，陕西与东盟经贸合作依然取得了丰硕成果，陕西对东盟进出口额同比增长66.3%。他指出，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具有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开放发展的陕西与东盟国家产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能以此次洽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陕西与东盟各国及各位企业家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和老挝工贸部副部长、菲律宾贸工部副部长等东盟有关国家经济部门负责人、驻华大使等在线上致辞并介绍情况；东盟139家商协会、企业和陕西省部分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主要观点： 1中国和东盟贸易长期保持增长，双边结构不断优化。2000年至2018年，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农产品地位稳固提升，机电产品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有所收缩，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结构得到不断的升级。 2在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多国经济低迷，中国和东盟贸易却逆势发展，2020年1-4月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3从内部来看，在贸易行业类别的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增速较快、中国对东盟的集成电路贸易增幅较大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较快，均不同程度地拉动对东盟整体外贸。 3从外部成因来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起到刺激作用；二是目前类似英国“脱欧”的大事件是标志着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阶段的迹象，全球化减速的新阶段可能对中国原本的贸易结构和发展趋势产生影响；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国和欧洲经济损失惨重，影响其与中国的进出口规模。 4未来半年内美国疫情将依然严峻，且近期美国国内局势动荡加剧，叠加英国脱欧后欧盟经济深受疫情冲击，东盟年内依然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5随着全球疫情的结束，中美贸易摩擦的缓解，美国也存在增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中长期来看，可能形成欧盟、东盟、美国保持与中国最为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三个经济体均存在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条件和动力。 6从经济增长前景、劳动力供给和成本、双边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东盟阶段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绝非偶然。 7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可从减少双方贸易壁垒、提升贸易开放程度、提升互补性贸易结构、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提高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促进区域沟通和合作机制落到实处等方向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自1975年中国和东盟建立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以来，双边经贸保持频繁和密切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全球化逆转、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多国经济低迷，中国和东盟贸易却逆势发展，2020年1-4月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双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合作领域不断深化，深刻影响着双边、次区域和区域的经贸战略关系。通过分析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内外部因素、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特点和国别特性等，本文展望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体发展趋势，提出促进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及其结构转变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长期保持增长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以来，中国和东盟贸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1975年起中国和东盟各国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等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双方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的建立，便利双方互利往来。2000年以后中国和东盟贸易互补性持续增加，且东盟贸易国别集中程度较高。东盟和中国在要素禀赋上存在差异，各具特点，存在明显的贸易互补性。东盟国家在林业、能源、矿石等自然资源方面存在较多优势，中国从东盟进口原油、煤炭、天然橡胶等，从而满足国内需求。200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为8.33%。其中，新加坡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分列第二、三和四位。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较为临近，政治关系良好，随着入世后中国关税的降低，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2014至2019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十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33.6%。 2019年中国从东盟进口商品总值2816.7亿美元，占全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3.59%。从不同国别来看，中国从马来西亚和越南进口总值最高，均达600亿美元以上。2019年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为3602.8亿美元。其中，对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口贸易规模最大，均超过500亿美元。2020年1月至4月受新冠疫情扩散、英国脱欧等因素影响，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2．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90年代前，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表现为以资源型产品为主，2000年后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趋势转变，贸易互补性增强。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以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为主；进口以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90年代之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数量和比重均逐年上升。2000年中国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约占东盟出口的40%；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2000年分别占东盟进口总额的43%和32%。 200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显著增长。一是随着中国需求的增长，初级产品在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占比提升。由于中国的交通运输、汽车以及加工工业较为发达，对于上游的自然资源以及工业原料需求旺盛。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初级产品占全年从东盟进口比重由9%上升至20%。其中，2018年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矿产品达107.9亿美元，从新加坡进口的塑料橡胶达62.2亿美元，化工原料产品达72.7亿美元。 二是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农产品比重增加，且品种类别多样化，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比重明显减小。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在中国从东盟进口全年总额中比重有所提高，由2000年的0.01%上升至2018年的8%。中国从老挝和缅甸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为玉米，从泰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为鲜或干水果，从越南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为蔬菜。2018年玉米、水果和蔬菜较上年增长93%，农产品进口一直保持较高的规模。相对地，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农产品在对东盟的出口商品中比重减小，从2000年的34%降低为2018年的6%。 三是中国从东盟进口的能源产品增速较大，但占比有所减小。中国在东盟国家中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为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2015年时从马来西亚进口的原油金额达1.03亿美元，在2018年大幅增至48.4亿美元，2015至201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260%。中国在东盟国家中主要的煤炭进口国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中国进口东盟的能源产品在东盟进口商品中地位有所下降，从2000年16%下降至2018年12%。 四是受外部市场需求疲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东盟出口的所有产品中比重有所下降，从2000年20.3%降至2018年18.8%。人民币升值造成多数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减少。2008年起劳动合同法等25项新法规开始实施，企业用工成本有所提高，企业产品利润萎缩，因此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形成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出口企业遭到较大冲击。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外贸易增速下降，“倒逼”产业升级，中国出口型企业从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技术水平以降低成本等角度获益。从具体商品结构来看，服装类商品的出口总额明显收缩，2016年对东盟十国的出口服装较上年的环比增速为-17.12%。 五是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保持明显的增长趋势，机电产品进口比重降低。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电类产品在中国全年出口产品中占比增长，从15%上升至19%。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前4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总体有所回落，同比下降5.9%；但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却逆势增长，同比增速达28%。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为58.4%。由于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电力工程承包市场之一，中国和东盟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电力工程合作项目拉动了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进口占比收缩明显，由2000年的43%减小至2018年的14%。中国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当地发展实情，将设计、技术、装备、安装、调试等关键环节转移至东盟，提高机电产品在东盟市场的占有率，从而促进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区域结构优化。图12000年中国从东盟进口产品在东盟进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图2 2018年中国从东盟进口产品在东盟进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图3 2000年中国对东盟出口产品在东盟出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图4 2018年中国对东盟出口产品在东盟出口总额中占比情况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植信投资研究院 综上，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农产品地位稳固提升，并且机电产品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亦有所收缩。因此，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结构得到不断的优化和升级。 二、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成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和严格的国内隔离防控措施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下降6.4%，但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却逆势同比增长达6.1%。中国2019年对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欧盟、美国、东盟、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分别占全年出口金额的17.12%、16.72%、14.41%、5.73%和4.23%。随着疫情的发酵和中美贸易关系摩擦的加剧，2020年一季度东盟反超美国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出口贸易合作伙伴，出口占中国一季度总出口的16.2%。从今年4月的数据来看，中国与东盟、欧盟及美国的进出口在总额中分别占比14.4%、14.3%和11.6%，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国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5月东盟略落后于欧盟，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比14.1%，但东盟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地位依然不容小觑。 东盟在我国贸易合作中地位上升的原因可归为从内外两方面展开分析。从内部来看，在贸易行业类别的层面，一是能源贸易合作增速较快，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整体拉动率达1.7%。一季度中国从东盟的原油进口与成品油出口均提速，合计对双边外贸整体拉动率达1.3%；从东盟的煤炭进口拉动双边贸易整体0.4%。二是中国对东盟的集成电路贸易增幅较大，拉动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整体增长3.3%。三是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较快，这直接受益于中国和东盟签订的相关协议，自贸区实施的红利进一步得以释放，贸易门槛得以降低。从2020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284.5亿元，同比增长8.4%，拉动对东盟整体进口0.4%。 在贸易重点国别的层面，2020年一季度中国对越南的进出口规模位居东盟各国首位，比重达25.8%，进出口同比增长18%，高于东盟的整体外贸增速6.1个百分点。中国对马来西亚外贸增幅一季度同比增长7.6%。越南和马来西亚拉动中国对东盟外贸整体增长5.6%。可见，重点商品和主要国别进出口的大幅增加，拉动了中国对东盟的外贸增长。 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起到刺激作用。鉴于存在贸易替代效应，贸易摩擦之下，中美两国均增加从中美之外经济体的进口。在这方面，中国从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泰国的进口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一些跨国公司倾向于将生产转移至中美之外的国家，越南是生产转移的重要目的地。而投资对贸易的拉动效应将对东盟的外贸整体起到促进作用。二是目前类似英国“脱欧”的大事件是标志着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阶段的迹象，虽然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但全球化减速的新阶段可能对中国原本的贸易结构和发展趋势产生影响，改变长期的贸易惯性。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国和欧洲经济损失惨重，影响其与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各国较为严格的入境管制措和防控措施，加之国际航班的削减对于中国与欧美等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国与中国的外贸受到冲击，东盟各国和中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东盟在今年1-4月遂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未来半年内美国疫情将依然严峻，且近期美国国内局势动荡加剧，叠加英国脱欧后欧盟经济深受疫情冲击，东盟年内依然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随着全球疫情的结束，中美贸易摩擦的缓解，美国也存在增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中长期来看，可能形成欧盟、东盟、美国保持与中国最为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三个经济体均存在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条件和动力。 三、中国和东盟国家贸易合作前景良好 虽然疫情之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环境不利，但从经济增长前景、劳动力供给和成本、双边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东盟阶段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绝非偶然。 东盟各经济体发展增速较快，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东盟各经济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18年马来西亚、文莱、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GDP增幅均超过或接近11%。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2018年新加坡、文莱及马来西亚分别为6.5万美元、3.2万美元以及1.14万美元，远超当年全球人均GDP水平1.13万美元；其余7国的人均GDP除了泰国超过亚洲的人均GDP水平外，均不超过4000美元。从人均GDP增速来看，2018年东盟国家中的7国人均GDP环比增速均超过7%，其中马来西亚、文莱和泰国增速接近11%。经济体量持续增长和人均GDP水平上升将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创造良好的需求环境。 东盟部分成员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较大，为产业转移提供了丰沛的低成本劳动力。印尼人口超2.6亿，菲律宾和越南人口达1亿左右，菲律宾、越南及缅甸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东盟十国中相对较低。较低的GDP规模和较大的人口基数为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廉价的劳动力是东盟在国际分工切入全球产业链的优势所在，能够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外商投资，直接加入中国等贸易合作伙伴的加工环节。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价格升高和人民币升值，中国境内外贸加工企业的利润收缩，部分外资企业就转移至东南亚。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提升，有35%以上的鞋类产品订单被转移至东南亚。东盟国家较为低廉的劳动力能够支撑其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也将进一步稳固和加深。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渐升级，导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互补性稳步增长。中国曾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劳动力成本和数量优势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的输出国。由于中美外贸关系受到中长期的负面影响，中国与其它区域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则可能趋向密切。随着中国的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产业素质的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渐升级，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正在由低端上升为中高端的过程中。由于东南亚人口基数较大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南亚成为必然发展的趋势。在东盟从产业转移中获益的同时，中国也由于产业升级，中高端技术产品出口和知识密集型等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趋势加强，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正在稳步增长。 区域产业合作扩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中国和东盟经济体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同时，产业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东盟依据各自的产业结构特性以及发展优势，通过多种贸易方式深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沟通及合作；基于产业链，最大化双边的互补性，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体来说，利用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实施中西部和东盟国家的跨区域、跨境合作，如利用云南优秀的地理地质条件，推进其与东盟的水电能源、边境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深度合作。近些年东盟作为海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增势明显，高于外贸整体增速。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大力建设将深度推进双边贸易自由便利和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为进口生产资料和原辅料的国内企业提供优惠政策。伴随着我国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将促进中国面向东盟出口产业的多样化发展。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达成深入广泛共识，东盟日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成效显著的地区。如果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其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货币，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有利于防范和降低区域内金融风险，提升东盟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稳定性。中国较为平稳健康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的“货币锚”地位提供良好支撑。虽然东盟国家大多还是存在参照美元体系的惯性，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加之经济的稳定发展及市场体量的扩张，人民币将逐渐获得其在东盟国家主要的货币参照锚地位。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而“一带一路”则为双方共同打造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还可促进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增速平稳增长，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由于地理相近、物流成本较低、贸易商品互补性较强、区域产业合作加深、“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必将获得长足发展。 四、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的策略 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为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具体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减少双方贸易壁垒。准确把握好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法律基础的重要性。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条款，简化双边贸易程序。研究和分析区域及次区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基于国际协调机制，制定出具有可操性和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并简化货币兑换方式等贸易程序，减少关税壁垒。加强区域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大对于双边贸易程序及政策的解读和宣传。选用多种媒体推介的形式，对贸易优惠条款及政策进行深入的宣传，如网络培训、线下讲座等。加强对于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追踪和评估，对可能存在的内外部不确定性进行预测，建立事前预警体系，减少潜在的贸易风险。 第二，提升金融开放程度，促进双方金融系统互相接入。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金融开放程度不足，东盟并未放开在当地开设人民币账户的限制。构建面向东盟的经济金融合作通道，完善跨境金融交流机制以及强化人民币跨境结算、货币交易和投融资服务，对推动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稳固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6月，广西以多举措大力推进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包含加大对持牌类金融金融的引进力度，支持新型金融机构落户，支持面向东盟的证券期货服务基地建设等。2018年国务院同意将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提高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水平提供良好的金融条件。 第三，调整和提升贸易结构，推动互补性贸易向均衡化发展。 中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双边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存在互补优势的贸易产业，可充分利用东盟国家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资源开发。这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的缺口，同时也拓展东盟国家出口创汇的渠道。对于存在竞争的贸易产业，如机电、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逐步淡化，中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将部分中国需要调整的产业转移去东盟国家。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到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中。 第四，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创造许多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机遇，通过国际基础设施建设便利化、海关通关便利化等，有助于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双边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基于快速、便捷和低成本的贸易通道，“一带一路”将提高东盟各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帮助部分中国企业将产能对外输出，合理规避当前国际贸易关系面临的各类风险，加强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 第五，提高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便利经贸关系发展。一是继续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能源等大宗商品在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中处于较为重要地位。若这些贸易商品可以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结算，则东盟可以有效地规避由于美元币值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东盟相应的出口企业也可获得较为稳定的出口收入。二是提高人民币在产品定价中的话语权。拥有产品或工业原材料定价权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凭借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取得大宗产品的定价权。三是推动人民币成为电子商务计价的结算货币。东盟国家和中国一衣带水，与中国文化有较强的关联性，消费习惯的差异较小，是“一带一路”电子商务人民币计价的重点推进和实施区域。中国的阿里巴巴、银联等知名电商企业拥有相当水平的跨境支付系统。应当鼓励国内企业的通讯、网络技术发展，根据东盟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支付惯性提供有东盟特色的人民币结算服务，便利双边经贸关系发展。 第六，促进南向通道等区域沟通及合作机制落到实处。2018年中国10个西部省区共同提出合作共建南向通道的“重庆倡议”，利用铁路、公路和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由中国重庆向南经贵州等省份，通过广州北部湾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新加坡和东盟主要物流节点，实现全方位、多层次、战略性的互联互通。推动南向通道落地可以给予中国西部地区和周边东盟国家经贸往来、人员沟通、文化交流等更多的便利，促进中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随着中国和主要东盟国家贸易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各省市和东盟各国的合作以及各种形式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方式亦不断协同推进。自2006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创建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2016年形成并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从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领域，拓展合作机会，推动城市化进程和青年交流等。中国和由文莱全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三国的部分地区构成的东盟东部增长区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双方在农业、能源、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较为密切。次区域合作有助于拉动双方经贸合作，实现中国和东盟的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向更高端的产业链布局，最终推进各层次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未来应采取切实举措，持续推动各类区域合作机制稳步落到实处。
伴随国内疫情好转，4月份我国出口的表现可谓迎来了“小阳春”。 海关总署5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当月的进出口情况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此前，市场各方对4与出口增速的预测均值为下降14.1%，实际公布值为增长8.2%；各方对4月进口增速的预测均值为下降12.2%，实际公布值为下降10.2%。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4月出口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一方面和去年基数较低有关；另一方面，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前期积压出口订单集中释放，对出口增速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贸易顺差增加2.6倍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0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4.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74万亿元，下降6.4%；进口4.33万亿元，下降3.2%；贸易顺差4157亿元，减少30.4%。4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2.5万亿元，同比微降0.7%；其中，出口1.41万亿元，增长8.2%；进口1.09万亿元，下降10.2%；贸易顺差3181.5亿元，增加2.6倍。 记者梳理发现，4月出口录得8.2%的增长，创下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增速，也是年内单月出口增速首次由负转正。从一季度数据来看，今年前2个月，我国出口2.04万亿元，同比下降15.9%；3月单月出口同比下滑3.5%。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报认为，4月份出口实现正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对东盟和“一带一路”地区出口逆势增长。二是出口产品中，以口罩为代表的纺织品出口同比出现了较快增长。三是去年4月份出口基数相对较低，也对今年同期出口数据带来抬升作用。最后，4月以来国内疫情明显好转，也促使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限制逐渐放宽甚至取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占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3.92万亿元，增长0.5%，占我外贸总值的43.2%，比去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在按所有制类型划分的企业中继续巩固其第一的位置。其中，民企出口达到2.45万亿元，占前4月我国出口总值的51.7%。 刘学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考虑到疫情对二季度外贸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预计5月出口增速恐难延续4月份的态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5月7日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虽然4月进出口降幅收窄，但外贸发展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境外疫情暴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外贸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对东盟进出口逆势增长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自今年一季度以来，东盟反超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东盟延续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海关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1.35万亿元，增长5.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9%。其中，我国对东盟出口7409亿元，增长3.9%；自东盟进口6085.1亿元，增长8%。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0.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0.4%，比重提升1.7个百分点。 此外，前4个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23万亿元，下降6.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3.6%，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9584.6亿元，下降12.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0.6%。其中，我国对美国出口7022.8亿元，下降15.9%；自美国进口2561.8亿元，下降3%，美国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4月份曾表示，东盟近期跃升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有多方面原因。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一部分，一季度我国与东盟集成电路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同时，与东盟的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和煤炭进口等能源合作在提速。在东盟国家中，我国对越南进出口规模居首，与马来西亚进出口也在增长，这些国家发挥了“龙头”作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也促进了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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