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补贴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如果只是定向补贴给部分企业，社会关注度会大幅下降，操作起来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居民存款、征税记录、水电煤气等情况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周末：现有的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有许多帮扶。这些企业的背后也是一个个人，像这类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是否更值得鼓励？ 李迅雷：我觉得帮扶中小企业可以做，但中小微企业那么多，如果每家都补贴，需要补多少钱？补贴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给了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给工人？他们有了钱的话，就会消费，他们也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就饿死了。给企业部门实质是“输血”，给居民部门则是“造血”，因为前者是制造产品，后者才是最终消费。不断输血的结果，往往是制造“过剩”，而造血的结果是创造需求。 补给企业家的话，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得补？补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体现公平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会对政府行贿，骗贷、骗补。 南方周末：帮扶、补贴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逻辑是，至少可以让企业先撑下去、活下来，也能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 李迅雷：对，但这个逻辑比较间接。你怎么能保证企业能救活，怎么保证他们一定不裁员？你把钱给了企业家，都由他来操作。钱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里，不管怎样，他总能活下去。 钱拿给企业，救了企业，再过几个月，他说又不行了，你再给？然后员工该失业的还是失业。你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没有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就是2.5年，个体工商户大约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比如像西贝、海底捞这类企业，即使不补贴，也有很多PE、VC愿意来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企业能够做大，银行也会主动给他贷款。 所以，一定还是要由消费来拉动，否则补贴给企业之后，员工还是拿不到钱、没钱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还是过剩了。 我一直呼吁，要从需求端去落实我们的政策。过去、包括现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给侧，都在补企业，减税、免租等等，这些有错吗？也没什么大错。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类似“把牛奶倒进阴沟”的现象。 十年前，中国是靠投资拉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GDP中，投资占比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现在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居民日常消费，吃喝住行，休闲娱乐、养老、保健等等，消费在GDP占比超过60%，无论是增量增量还是存量占比。美国也一样，美国经济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动，而是消费占到GDP的80%。 南方周末：消费要怎么才能拉起来？ 李迅雷：从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补贴，就是政府花钱，另一方面是改革，但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动谁的奶酪都不好动。富人的钱太多、穷人的钱太少，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如果能匀一下的话，中国经济就起来了，消费就起来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国经济就像一杯沉积的液体》，虽然总量够大了，国民总收入体量也够多了，关键是结构问题，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下面沉淀得太多了，很难动，如果搅拌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搅拌就得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故现在靠政府补贴实际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只能由子孙后代来还，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我国所采取的举措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它们是疫情防控粗枝大叶，财政、货币却大放水，几乎没有改革举措。我国则有效控制了疫情，货币财政政策有序推进，此外，改革力度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资本市场上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等。 南方周末：这一轮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旧产业的分化；如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快速发展，3月份在绝大部分产业亏损的情况下，计算机制造产业和烟酒产业一样，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对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一直在经历爆炸式增长，刚刚在3月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下载量。线上办公APP钉钉和腾讯会议持续占据国内应用免费榜排名的前两位，白领开始习惯，甚至开始喜欢线上办公，云办公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很多小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业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以卖房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开发商的卖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楼盘销量后100名的开发商下降了约40%。越小的开发商越是卖不动，可恒大说要打折了，大家都来抢。疫情之下，阿里巴巴、腾讯一样赚大钱，但是路边的小餐馆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样趋势下，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部门也是一样。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从去年的数据看，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广东，杭州的流入人口超过深圳，说明浙江经济的新动力更足。但总体而言，全国的人口是在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地区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后，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间的时空限制，让经营得以继续。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将为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提供契机，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数为15万台，根据中泰通信组测算，预计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数增至60万台、2022年达到最高120万台，随后将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规模有望超过550万台。 不过，5G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吧，但现在我们仍在用4G手机。问题核点还是在于需求有多大？手机销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减，则消费不起来，工业制造业搞得再多也没有用，不落实到消费这一端，是没有意义的。 以直播卖货来说，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对称，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不是像苹果、特斯拉那样大规模生产所直接带来那种价值，它也改变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行的趋势。比如，线上消费额增加了，线下就减少了。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则是替代，替代对GDP拉动没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越来越慢，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改善好。 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在明显放缓，而不是在加快，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补，只是处在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之中。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了，过去进步得快，现在放缓。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整个经济的增速也应该是下降的。 （此文在南方周末记者黄金萍采访、发布内容基础上有所修改）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12月11日，证监会官网显示财达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材料已被接收。 根据中证协官网数据，财达证券2018年营业收入为14.48亿元，排名第51位。目前公司有分公司14家，营业部110家。 根据财达证券2018年年报，截至2018年底，财达证券共有股东27家，前5大股东分别为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邯郸市鹏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国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超过70%，其中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占比最多，为38.35%。 财达证券拥有证券经纪、证券自营、信用交易、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其中经纪业务和信用交易为财达证券主要收入来源，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收入为5.63亿元，收入占比38.9%；信用交易实现营收5.42亿元，占比37.46%。
非银金融：中国平安（2318 HK）首九月保费收入增9.5% 中国平安（2318 HK）公布今年首9个月旗下4家子公司保费收入合共6，147.3亿元，按年增长9.5%。其中中国平安人寿保费收入3，933.5亿元，按年上升9.2%；中国平安财产保费收入1，968.8亿元，按年增长8.7%。公司的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寿险及健康险业务，个人业务4，012.8亿元，其中新业务1，139亿元。团体业务165.7亿元，其中新业务165.1亿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车险1，386.8亿元，非机动车辆保险486.4亿元，意外与健康保险95.6亿元。 TMT：天鸽互动（1980 HK）料第三季录净亏损 天鸽互动（1980 HK）预期2019年第三季的未经审核纯利及经调整纯利将较2018年同期有所减少或有可能录得净亏损。公司上年第三季及首三季纯利分别为9，320.1万元及3.7亿元。净亏损主要由于若干业务项目有关的税项开支增加、因授出受限制股份单位而产生的股份酬金开支，以及资产的投资减值。 TMT：IP手游龙头中手游（0302 HK）开启招股 中国手机游戏开发商中手游（0302 HK）于上周六开启招股，本周四（24日）截止认购，每股招股价介乎2.19至2.83元，最多集资13.05亿元，中金及法巴为联席保荐人。公司引入7名重量级基石投资者，其中包括快手、B站、微博、阅文集团等，合共认购3，170万美元等值股份。中手游是首家于美国上市的中国手游公司，2012年9月登陆纳斯达克，并于2015年8月私有化退市。公司18年市盈率约为14-18倍，略高于行业平均，但中手游定位有别于传统运营发行手机应用游戏之外，通过IP授权获取收入，发展影视剧、线下娱乐、衍生品等泛娱乐业务，因此轻微的高估值属于合理范围，值得投资者关注。
农民收入70年增长40倍，一组数据看这些年农村变化 人均粮食产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安全有保障。 新京报讯（记者 吴为）9月27日，国庆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并回答记者提问。 收入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年增长40倍 韩长赋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贫困人口有7.7亿，2018年底减少到1660万，2020年即将全部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实际增长40倍，达到14617元，超过99%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产量 粮食单产347.7公斤是新中国初期5倍 韩长赋介绍，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有2264亿斤，70年里先后迈过11个千亿斤台阶，现在已连续4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油瓶子”“菜篮子”“果盘子”也供应充足。人均粮食产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韩长赋表示，我们划定10.58亿亩的粮食生产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强化科技支撑，集成推广高产高效的生产技术。所有粮食的单产347.7公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倍。 脱贫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亿多人 刘永富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亿多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6年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每年都保持减贫1200万人以上。 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占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1%。 全国832个贫困县有436个摘帽，全国12.8万个贫困村有10.2万个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明显缓解。 扶贫 新建改建贫困地区农村公路50万公里 刘永富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新建改建贫困地区农村公路50多万公里，解决1600多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对700多万贫困农户危房进行改造，对近1000万贫困人口进行易地扶贫搬迁，完成10万多所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任务，救治1500多万贫困大病和慢病患者，向1482万贫困农户提供58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发展产业，2522万贫困人口享受低保政策。 发展 贫困地区已累计建成产业基地10万个 “一个地方有了自己好的产业，就能有效防止贫困和今后的返贫。”韩长赋说，贫困地区已经累计建成了产业基地10万个，90%的贫困户参与到产业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上半年，贫困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农村人均可支持收入的增速还要快。 【措施】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贫困户住房安全都要鉴定 刘永富说，“两不愁、三保障”是脱贫的核心指标。脱贫要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标准就是收入达到4000块钱左右，不愁吃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影响脱贫攻坚的质量。 在义务教育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都能有学上、上学方便。基本医疗，就是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得了常见病和慢病，在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能得到治疗。住房安全，就是要对贫困户的住房都要鉴定，鉴定后，不安全的要采取措施。同时还要有水喝，喝上安全的水。 今年4月以后全国进行了全面排查，目前排查出义务教育辍学、看不上病的、住危房的500多万人，已解决300多万人，还有170多万人没解决。这170万人的问题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解决。 农业农村部：明年开始进行土地延包试点 韩长赋说，土地承包后再延长30年，这是十九大给广大农民的一颗定心丸，也写进了修订后的土地法。目前已基本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明年开始要选择一些县市进行延包试点，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形成全国的政策和配套办法。 韩长赋介绍，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并经过三分之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可直接入市。4200多万亩，这是很大的财富，这是农村收入的重要来源，要管好用好。 第三块地是宅基地，这是农民的重要财产。宅基地涉及切身利益，也涉及农村稳定。下一步将再选择一些县市试点深化改革，就是要落实宅基地的所有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声音】 作风不实的扶贫干部该撤的撤 刘永富说，要扶真贫，真扶贫，扶的真正的穷人。我们做扶贫工作要务实，过程要扎实，脱贫要真实。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情节严重的要问责。有一部分扶贫干部作风不实，对这样的干部，该换的换，该撤的撤，该批评教育的就要批评教育。
收购是一把双刃剑，在提振业绩的同时，商誉的积累也在所难免，一旦业绩不及预期，上市公司就存在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 根据奥飞娱乐（002292.SZ）最新发布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继2018年财务大“洗澡”之后，1-6月实现营业总收入13.6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3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亿元。 对此，公司方面的解释是，报告期内公司战略性的主动调整玩具业务品类结构，原潮流品类占比下调，超级飞侠、婴童用品、战拓等业务同比增长；另一方面，经过2018年组织架构、人员优化管理效率提升，同期费用降低。 那么，奥飞娱乐的财务状况真的发生根本性好转了吗？ 值得警惕的是，奥飞娱乐扩张战略所带来的资金链紧张、盈利能力下降、高额商誉等三大问题依然存在，在这些问题未彻底解决之前，公司财务状况难言根本性好转。 紧张的资金链 奥飞娱乐是一家并购频繁的上市公司，根据Wind数据，自2009年上市以来，公司累计发生并购事件16起，年均1.6起，涉及金额34.32亿元。 相比如此频繁的并购行为，奥飞娱乐的分红就显得不那么大方了。截至上半年末，公司累计现金分红3.96亿元，但上市以来的直接融资则高达47.78亿元，其中股权融资33.28亿元，债权融资14.50亿元。 最新一期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末，奥飞娱乐的账面净资产仅有41.10亿元，也就是说，80.97%的账面净资产是由股权融资所贡献，而非企业经营所产生。 奥飞娱乐的管理层不仅没有为投资人创造良好的回报，反而因激进的扩张将上市公司拖入巨亏的境地。 从先后5次定向增发的难易程度不难看出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2013-2015年间，奥飞娱乐发起的4次定向增发较为顺利，从预案日到发行日最长周期11个月，累计实现股权融资17.12亿元。而最近的一次非公开发行则耗时近20个月，发行过程更是一波三折，难度可想而知。 2016年4月，奥飞娱乐首次推出非公开发行方案，根据方案所述，公司计划募集资金45亿元。2016年12月，公司调整募集方案，融资规模调整为29.90亿元。2017年4月，公司再次调整募集方案，融资规模修改为23.51亿元。 先后两次调整，使得融资规模缩水近50%；更为戏剧性的是，奥飞娱乐最终仅募集到7亿元资金，可见市场对于奥飞娱乐如此频繁的定增与扩张持“谨慎”态度，而从二级市场公司股价的走势来看，“谨慎”使得聪明的资金避免了在高高的山顶上站岗的尴尬。 从公司债券融资的角度，更能清楚地体现奥飞娱乐的资金紧张与财务状况的恶化。 2016年11月，奥飞娱乐发行1年期短期融资券的票面利率为3.52%，金额为3亿元，用于补充母公司运营资金需求。该债券2017年11月到期；2017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期末账面货币资金10.52亿元，短期借款12.97亿元，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6.85亿元，而当期经营性现金流净值只有1.20亿元。 面对将要到期的还本付息压力，奥飞娱乐不得不采用“借新还旧”的模式，在公司主体评级不变的情况下，于2017年5月发行1年期票面利率达6%的短期融资券5亿元，用于补充运营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与公司债券。 间隔不到12个月的两次债券发行，票面利率相差2.48%，而当期央行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仅为4.30%，可见奥飞娱乐资金需求的迫切程度。 日益恶化的资金状况伴随的却是公司股东的不断减持，仅2016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就一次性减持16.32亿元。 2016年2月5日的减持计划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坚持期间的全部减持金额拟根据上市公司运营所需，为其提供无息借款额度，直至公司自有营运资金充足时再归还。 通过查询2016年半年报，《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发现，公司上半年并不存在关联债权债务往来，而当年年报中显示，当期关联债权债务往来确实新增16.32亿元，但本期归还额也高达14.29亿元，相当于在6个月内，14.29亿元的减持金额仅仅是从公司账户上周转了一圈就回到股东的手中。 根据2019年最新发布的半年报，公司期末的资产负债率为33.20%，相比前期财务状况似乎有所好转，但资产负债表显示，奥飞娱乐当期期末账面货币资金仅有5.43亿元，短期借款却高达13.32亿元。同时，Wind数据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蔡东青未解押股权质押数量4.15亿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1.64%。 基于上述，奥飞娱乐资金链的紧张程度可见一般。对此，奥飞娱乐方面表示，公司目前资金情况良好，不存在偿债压力。 买来的业绩 纵观奥飞娱乐的并购史，可以用“业绩不够，并购来凑”进行概括。 公司的大规模并购由2013年收购资讯港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资讯港”）、关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原创动力”）拉开序幕。奥飞娱乐以支付5.40亿元的现金，形成账面4.61亿元的商誉为代价，获得两家公司100%的股权，以及“喜洋洋与灰太狼”等一系列IP，两家收购标的于2013年实现并表。 2013年，奥飞娱乐实现营业收入15.53亿元，同比增长20.28%，与2012年22.18%的增速基本持平；营业收入细分项中，动漫影视类、玩具类、婴童用品类、电视媒体类收入的同比增速分别为38.29%、17.21%、23.38%、28.59%。 2013年年末，奥飞娱乐支付交易对价 6.92亿元（其中以现金支付4.43亿元，剩余2.49亿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获得上海方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方寸科技”）、北京爱乐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爱乐游”）100%股权，形成商誉6.30亿元，方寸科技和爱乐游于2014年实现并表，致使上市公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24.30亿元，同比增长56.45%；净利润4.13亿元，同比增长76.75%，创造有史以来的最大增速。细分项中，动漫影视类、玩具类、电视媒体类、婴童用品类当年的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69.93%、45.86%、31.65%、-18.58%。其中，游戏类最为亮眼，当年为公司贡献收入3.08亿元，净利润1.89亿元，占总净利润的45.76%。 从收购的标的来看，奥飞娱乐上市4年间囊括了动漫IP、影视制作、发行播映、游戏开发等动漫产业链中的主要环节，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结构。 一系列的并购看似产生了规模效应，奥飞娱乐的营收规模迅速增长，而在其增长的背后却暗含危机，由并购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正在逐渐递减，2014年，营业收入的增速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6.45%，但与之相对应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却分别同比增长了84.20%与83.22%。 2015年，奥飞娱乐虽有重大的并购行为，但当年没有实现并表，没有增量并表的提振，过度扩张的后果迅速显现。当年年报显示，上市公司2015年实现收入25.90亿元，同比仅增长6.56%，净利润4.80亿元，同比增长16.52%。细分项中，占公司主营业务比重高达62.41%的玩具销售类业务营业收入增速只有2.32%。与之相比，相关费用的增速依然远高于营收的增速，当期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同比增长17.43%与30.41%。 更值得注意的是，奥飞娱乐2015年应收账款从年初的3.43亿元增长至年末的7.33亿元，增长幅度达113.74%。 上市公司扩张所带来规模效应的转变与边际效用递减并没有引起管理层的重视，同时公司管理层在2015年年报中提出构建“中国迪士尼”的目标，并进一步开展并购业务，由此产生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并购。2016年年初，公司支付9.04亿元（其中，3.28亿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5.76亿元以现金方式支付）获得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四月星空”）100%的股权，形成8.28亿元商誉。同期，奥飞娱乐支付9400万美元现金，收购美国公司Baby Trend Inc．（下称“BT”）100%的股权，形成商誉4.92亿元。四月星空和BT的并表使得公司的营业收入重回两位数的增长，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60亿元，同比增长29.80%，但当年的净利润仅4.77亿元，同比下降0.73%，首次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失去了并购的加持，2017年，奥飞娱乐的营业收入增速回到了个位数，当期实现营业收入36.42亿元，同比增长8.39%；净利润6855万元，同比下降85.63%。更为残酷的是，奥飞娱乐2018年出现了营业收入负增长，当年营业收入为28.40亿元，同比下降22.04%；净利润-16.92亿元，同比下降2567.67%。 从ROE的角度，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盲目的并购对于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奥飞娱乐的ROE自上市初期的8.52%一路缓慢爬升，于2014年达到峰值16.86%，迪士尼当年的ROE则为16.68%。从ROE的角度看，2014年，奥飞娱乐的盈利能力似乎已经强于它的目标——迪士尼。 与其不同的是，随后的4年中，迪士尼ROE进一步稳定提升，由16.68%增长至2018年的25.83%，反观奥飞娱乐，则急转直下，甚至于2018年一度达到-41.59%，两者之反差不可谓不强。 2019年半年报显示，奥飞娱乐当期实现营业收入13.60亿元，净利润1.11亿元，ROE恢复到2.75%，继2018年巨亏之后报出盈利。但通过研究最新一期半年报数据，《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发现，其盈利的持续性存疑。 2019年上半年，奥飞娱乐的营业收入与2018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基本持平，分别为13.60亿元、13.95亿元，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销售费用、研发费用理应与上年同期基本相同，实际上却分别同比下降22.90%、38.28%，合计减少1.19亿元，而当期净利润则仅有1.12亿元。 从营业收入结构的角度看，2019年半年报显示，奥飞娱乐电视媒体类、游戏类、信息服务类业务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3.31%、3.03%、1.25%，相比上年同期的增幅分别为0.42个百分点、0.46个百分点、-0.37个百分点，基本上变化不大；而占比较高的玩具销售类、婴童用品、动漫影视类2019年上半年的占比则分别为45.08%、31.79%、14.72%，相比上年同期分别变化-4.73个百分点、6.05个百分点、-2.37个百分点。从绝对数量的角度来看，2019年上半年，奥飞娱乐玩具销售类的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减少8184万元，婴童用品收入相比上年增加了7318万元。 无论从比例还是绝对值的角度，两份半年报所显示的公司营收结构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1.19亿元的销售费用与研发费用减少额就显得十分突兀。通过进一步查询当期半年报所公布的销售费用与研发费用构成，《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发现，相比上年同期，2019年上半年，奥飞娱乐的广告推广费减少1750万元，职工薪酬费减少4301万元，产品设计费减少2358万元，运输商检仓储费减少1178万元，四大项费用合计减少8633万元，占总费用减少部分的72.55%。 营业收入基本持平、收入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职工薪酬、研发费用、广告费等费用却大幅缩减，奥飞娱乐存在控费增收、进行盈余管理之嫌，更何况依靠压缩费用产生的业绩也难以持续。 对此，奥飞娱乐相关负责人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表示，2019年上半年，公司的潮流产品收入占比同比上年有较大下降，针对相关的市场推广费用、人员投入、研发投入等均有较大下降；基于公司战略和经营思路调整，公司的产品结构和相关费用实质上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与上年同期不具有完全可比性。 减值尚未结束？ 2018年，奥飞娱乐业绩骤降，前期连续并购所积压的问题全面爆发，当期合计发生各类资产减值14.95亿元，其中存货跌价损失1.23亿元，坏账损失2.06亿元，商誉减值9.44亿元，占总减值的85.15%。 奥飞娱乐2018年应收账款类的减值主要源于海外扩张的失利，令人诧异的是，2017年公司确认海外影视投资项目《刺客信条》8605万元收入，转年间就对该部分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确认收入时，合拍方未能提供海外结算清单，公司基于“谨慎”原则对海外非院线部分的收入、宣发费用作了详细分析及评估费用并确认收入，而2018年与Regency进行《刺客信条》的对账结算，对方回复结算显示海外净收益为亏损1619万美元，即公司收益分成为零，虽不认同对方费用支出，但出于“谨慎”原则，本次全额计提坏账准备8605万元。 前后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对奥飞娱乐的“谨慎”收入确认方式表示怀疑。 除了海外影视项目的变脸，奥飞娱乐前期“大跃进”带来的商誉减值更令人瞠目结舌。 2014年，曾为公司贡献收入3.08亿元、净利润1.89亿元（占总净利润45.76%）的功臣——方寸科技与爱乐游由于游戏版号暂停审核，业绩于2018年迅速变脸，两者合计净利润不足3000万元，导致方寸科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80亿元，占其商誉原值的100%；爱乐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07亿元，占其商誉原值的59.07%。 而四月星空的减值原因也与上述情况颇为相似，奥飞娱乐于2018年对其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80亿元，占其商誉原值的45.87%。 巨额减值之后的2019年半年报扭亏为盈，似乎表明奥飞娱乐“洗澡”已经结束，实际上真如此吗？ 2019年半年报显示，奥飞娱乐的账面大额商誉有以下三项：资讯港商誉5.05亿元、BT商誉4.92亿元、四月星空商誉4.48亿元，三者合计占总商誉净值的70.28%。 资讯港5.05亿元的商誉主要源于对“喜羊羊与灰太狼”等IP的收购，该IP已经出现超过10年，在IP层出不穷的时期，俨然是一个老IP。根据奥飞娱乐2019年2月18日的投资者调研纪要，“喜羊羊”IP至今仍是“潜力股”，还拥有大量优质的用户；春节期间，B站出现一条粉丝自发剪辑的“喜羊羊”IP精华回顾视频，至今已有300多万播放量，在动画频道视频排名前列，数据证明老IP的大量用户基础都还在，黏性较强。 但是，《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通过查询关键词“喜羊羊与灰太狼”百度搜索指数，却发现一组与其完全相悖的数据。百度显示，自2011年以来，“喜羊羊与灰太狼”关键词搜索指数持续下降，截至目前的日搜索指数已经从2011年的峰值7.26万下降至0.56万，下降幅度达92.29%。 IP变现的基础在于粉丝量和市场热度，而“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搜索热度下降幅度如此之大，是否意味着资讯港5.05亿元的商誉在未来存在计提减值的风险？ 从历来的投资者调研纪要中不难看出，奥飞娱乐始终强调BT是成功的收购案例，该品牌在国内的拓展目前主要通过电商平台的运营，后台的制造工厂金旺以及美国的销售公司已经完全融入奥飞自有的业务管理体系，过去每年均有大几千万元的利润贡献。 而实际上，根据收购BT时的业绩承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三个会计年度，BT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前利润且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应分别不低于810万美元、900万美元和990万美元。虽然2016年与2017年度BT均完成了业绩承诺，但2018年实际运营情况与承诺相差甚远。2018年度，BT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前利润总额387万美元，2018年度经营现金净流量24.3万美元，分别完成了承诺的39.09%与2.45%。更为离奇的是，面对如此情形，奥飞娱乐于2018年竟然没有对BT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另外，根据2019年半年报，BT实现净利润2440万元，按照当下汇率与收购评估时的汇率，折合成美元分别为344万美元、376万美元。虽然有所好转，但也不及3年对赌期中任何一期的一半，很难断言BT的经营状况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对此，上述负责人表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末，BT经营情况良好，未来盈利能力良好，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如果资讯港与BT的商誉问题算是正常的话，那么，四月星空的商誉问题就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理解范畴。 首先是原创漫画平台过山车般的漫画连载量。根据2017年、2018年年报与2019年半年报，四月星空旗下主要IP来源“有妖气原创漫画工厂”原创漫画平台针对漫画的连载量表述分别为“连载漫画作品超过4.70万部”、“连载漫画作品超3万部”、“连载漫画作品超4.30万部”，近3期的漫画连载量宛如过山车一般，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通过有妖气官网上逐页计数，一一统计漫画连载数量发现，截至2019年9月15日，包含完结与未完结，有妖气一共连载漫画数量3.44万部，依然与半年报中的数字有些差距。 考虑到文化和旅游部对网络文化的监管，2018年8月2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官网上发布的《文化和旅游部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监管集中执法检查27家网站》显示，截至当时，全国累计下线涉嫌违规动漫视频977条、漫画167部，下架的数量也难以解释有妖气漫画统计量的差异。 若实际中连载漫画数量的减少是受文化和旅游部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监管的影响而下架，那么是否意味着作为母体的四月星空应进一步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呢？ 根据2016年1月6日发布的关于四月星空的估值报告，2019年至2022年，四月星空的营业收入预测值分别为2.20亿元、2.42亿元、2.54亿元、2.67亿元，相比如此高的预期，四月星空的版权运营主体天津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天津仙山”）于2019年上半年仅实现营业收入1569万元，不及预测数值的零头，面对如此巨额的差异，很难相信四月星空在下半年会发生实质性的好转并实现当初的预测收入，从而不出现商誉计提减值行为。 对此，奥飞娱乐方面表示，目前，四月星空及天津仙山的收入进度与最新会计年度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业绩预测收入无差异，也不会导致四月星空进一步计提减值准备。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奥飞娱乐选择继续大减值轻装上阵还是逐步转型，投资者都拭目以待。
北京：从温饱不足到迈入小康 居民收入增长超百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坚定不移贯彻执行中央各项政策，不断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全市GDP总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足3亿元[1]，增加到2018年的30320亿元，在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节节攀升。 一、从爬坡过坎到一路跨越：居民收入超百倍增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用38年时间突破千元大关，1987年达到1078元；在此基础上用14年时间首次跨越万元台阶，2001年增加到10399元；之后仅用10年时间突破3万元，用5年时间越过5万元。2018年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升至62361元，迈入小康生活。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较1956年增长309倍，年均增长9.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490元，较1956年增长195倍，年均增长8.9%。 70年间，北京市居民收入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低速增长期，改革开放初较快增长期，深化改革开放高速增长期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期。 （一）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低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民政治地位提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3-1957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以国家分配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解决温饱阶段。1956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元，且增长较为缓慢，1956-1978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2.3%。 （二）1979-1992年改革开放初迅速增长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北京坚定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把工作重点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恢复，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居民收入迅速增长。13年间，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10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年均增长15.0%、15.2%。 （三）1993-2012年深化改革开放稳定高速发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大”召开，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期到来，北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巩固成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中关村自主创新建设为“试验田”，增强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达17.3%，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10年间增长了约14倍，2012年达168582元/人。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别为13.6%和11.7%。2003-2008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到2012年达36817元，是1992年的近16倍。 （四）2013年至今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为推动首都科学发展、建设首善之区指明了新的方向。北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着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增长更加稳健。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40830元增加到2018年的62361元，年均增长8.8%。 图1 1956-2018年全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 二、从平均分配到多劳多得：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过渡性分配制度，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1952年为迅速集中资源，实现工业化目标，实行以集体分配为主的“工分制”，平均分配色彩浓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桎梏，明确指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此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明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通过再分配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彰显公平正义，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一）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劳动报酬占比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后，北京全面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城镇推行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先富带后富”，提高初次分配效率，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大幅提高。1978年，北京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仅为673元[3]，2018年达149843元，增长了222倍。北京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34.1%提高到2017年的52.7%，大幅提高了18.6个百分点。 图2 1978年以来北京市劳动者报酬在收入法GDP中占比情况 （二）中间收入组群体不断扩大，“橄榄型”结构初步显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整体向“橄榄型”结构转变趋势愈加明显。2011年，超过7成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仍集中在1-4万元，2018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10万元的家庭占49.6%，比2011年扩大26.9个百分点，各个收入分组的家庭占比也更为优化。2017年，北京着眼技能人才、新兴职业农民、小微创业者等七类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人群，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激发重点群体内在动力，以点带面，带动城乡居民增收，收入结构更为优化。 （三）再次分配更重公平，低收入群体共享红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北京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恢复并不断发展完善。1994年，北京市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将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长纳入长效管理机制。从1995年开始，全市每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至今已连续调整24次。进入新世纪，全市各项社会保障标准调整继续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帮困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全力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补齐民生短板，低收入群体共享发展红利。2015年以来，全市20%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增长9.3%，高于全市居民收入增速0.5个百分点。此外，北京持续提高财政向农村地区转移支付的比重，特别是加大了对农村地区重点贫困对象的帮扶力度，2018年，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12524元，同比增长17.1%，高于全市居民收入增速8.1个百分点。 三、从单轮行走到四轮驱动：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北京居民收入逐步打破工资性收入占绝对主导的单一结构，转移净收入全面增长，经营净收入结构优化，财产净收入实现从无到有。 图3 不同时期北京市居民收入结构对比 （一）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成为居民增收的“压舱石”。2018年，北京市城乡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40489元和19827元，分别比1956年增长约179倍和196倍，年均增长8.7%和8.9%。 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一直以来都是居民增收的主力军，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工资性收入占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89.3%。随着居民增收途径不断拓宽，工资收入占比逐渐下降，2018年全市居民工资性收入达37687元，占比为60.4%，较1978年下降28.9个百分点。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较1978年下降34.9%。伴随城市化建设提速，农村居民进入城镇的壁垒逐渐消除，加上转移就业、返乡创业等各项惠农措施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上升。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首次超过城镇，达到62.2%。2018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 图4 1978-2018年北京市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 （二）转移净收入成为居民增收新动能 1956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仅14元，2018年达到14445元，年均增长11.9%。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由1978年的14元，增长至2018年的2765元，年均增长14.1%。2018年，全市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12861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0.6%，是第二大收入来源，成为拉动居民收入增长的新动能。 基本养老金连续增加27年，居民享受更多红利。自1986年北京试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以来，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保障水平逐年提高。1992年以来，北京市每年都对离退休人员增加基本养老金，至今已连续增加27年。近年来，全市又持续加大对离退休人员的补助力度，养老金增加的数额逐年加大。2018年全市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较2015年增长29.5%，年均增速9.0%，高于同期全市居民收入增速。 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报销医疗费收入快速增长。2012年北京推动制度整合衔接，实现市级公费医疗制度与职工医保制度并轨，2017年4月正式启动医药分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以及药品阳光采购三项改革，“以药养医”得到逐步破解。2018年，全市居民人均药品支出同比增速下降1.7%，占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继续下降，由16.6%下降到14.4%。同年实施的《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推进城乡医疗并轨，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我市居民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市人均医疗报销费自2015年以来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2018年达到人均1268元，同比增长25.5%。 图5 1978-2018年北京市人均转移净收入及增速 （三）市场经济激发个体经营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数迅速增加，活力迸发，经营净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内部结构逐渐优化。 私营经济占比扩大，收入来源增加。按从业人员登记注册类型看，城镇个体户从1980年的0.3万人增长至2017年的45.6万人。城镇私营经济从业人员从2002年的4.8万人增长至2017年的307.7万人，增长了63倍，在全市从业人员中占比由0.7%增长至24.7%。个体和私营劳动者的大量增加，带动城镇经营净收入从无到有，迅速提升。进入新时代后，北京市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拓宽大众创业渠道，激发群众创新创业热情，居民经营净收入平稳增长。 农村多种经营带来增收利好。改革开放前期，为保障城市工业化的顺利推进，农产品价格被压低，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1982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大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产量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展多种经营，农村经营净收入大幅提升。2018年农村人均经营净收入绝对额达2021元，较1956年增长近88倍。 经营净收入内部结构更加优化。随着首都城市功能转变，北京市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确立了“三二一”的产业格局，2017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3.9%、15.5和80.6%，由此带来居民经营净收入中第三产业占比大幅提升，2018年全市人均经营净收入中，第三产业净收入占比高达89.5%。 （四）资产增值分享多元收益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住房建设的持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全市居民通过住房、土地流转和资本投资等实现资产增值，财产净收入从无到有，占比显著提升。 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农村居民增收开辟新渠道。进入新世纪后，北京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承包耕地被转让或用于规模化经营，为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同时村级集体经济股息分红收入也逐年增长，农村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居民出租房屋收入的快速增长。北京市持续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费用，加大集体资产分红向农户倾斜的力度，提高农村财产净收入。2018年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为1877元，较1979年增长了155倍，年均增速达13.8%，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7.1%，其中，人均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224元。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已逐渐形成以出租房屋收入、土地流转收入、集体资产股息分红为主的多种收入来源结构。 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居民资产增值收益高。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微乎其微，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提出发展住房交易市场，住房建设步入市场化。大部分北京居民拥有了自有产权住房，二十年间，城镇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4.96平方米增加到33.08平方米，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1989年全市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为17元，2018年达到10612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7.0%。 资本市场不断完善，投资选择日趋多样。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财富积累日益丰富，1949年，北京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不足百万元[4]，2017年住户人民币存款增加至30377.2亿元，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也随之不断增强，加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和完善，居民金融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居民通过购买债券、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获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财产收入大为增加。1980-2018年全市人均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23.1%，增速远超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4.1%）。 70年砥砺奋进，北京居民收入不断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展望未来，北京将继续打造首善之区，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懈奋斗，书写首都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1]数据来源于《北京六十年》（1949-2009）。 [2]文内收入增速如未作特殊说明皆为名义增速。 [3]数据来源于《北京六十年》（1949-2009）。 [4]数据来源于《北京六十年》（1949-2009）。
7月非税收入大增56%创年内新高，为何高增长？ 与税收收入逐月下滑不同，今年非税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5月以来，非税收入同比增速超过了4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全国非税收入2155亿元，同比增长56%，这一增速创年内新高。1~7月，全国非税收入17577亿，同比增长24.8%。 非税收入顾名思义就是税收以外的财政收入，目前主要包括专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等。 为何今年5月份以来非税收入暴增？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今年2万亿元空前规模减税降费造成财政短收，财政收支缺口一方面需要靠政府发债来弥补，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发债规模不宜扩张太大，因此需要动政府存量利益来弥补收支缺口，这反映增加非税收入中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而5月份开始，今年增值税减税新政效应开始显现，社保降费也在5月实施，为了弥补收支缺口，5月份以来非税收入增长很快。 根据官方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央非税收入增长1.8倍，主要是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以及部分中央金融企业分红收入，合计增加2120亿元，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61%，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15.1个百分点。 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以及部分中央金融企业分红收入，归属于非税收入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按照2019年中央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收入5650亿元，比去年增加2432亿元，同比增长75.6%。这是中央财政弥补收支缺口的重要举措。 施正文表示，大幅增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是来自国企央企，是今年中央财政弥补收支缺口的特殊性举措，它动的是政府存量利益，不会增加市场主体负担，因此这一举措很有必要。 相比于中央非税收入超高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地方非税收入增长10.7%，主要是地方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加856亿元，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24.5%，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6.1个百分点。 地方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反映的是有偿转让国有资源（资产）而取得收入，比如场地和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等等。 与企业和老百姓相关的非税收入，主要是专项收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这部分收入今年前7个月同比下降0.8%。今年7月份开始，3000亿元降费举措正式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有望进一步减少。 “根据目前官方的非税收入数据来看，跟企业和老百姓相关的非税收入仍保持下滑趋势，增收主要来源于政府自己的存量利益这部分，因此非税收入快速增长不会增加市场主体负担。”施正文说，在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大背景下，乱收费依然值得高度警惕。 第一财经记者近期梳理部分省份2018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发现13个省份依然存在乱收费现象。 乱收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些地方有令不行，继续收取已经取消、免征等收费项目；乱设收费项目；违规收取或未及时清退保证金；一些政府部门或单位将自己承担的费用转嫁给企业。 国务院今年高度重视乱收费问题。今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已经发文部署进一步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工作，新一轮整治乱收费风暴已来，9月底前各部门及商业银行将完成自查自纠，各部委年底前将随机抽查并曝光典型乱收费案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5月召开部分地方减税降费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为减税降费，中央财政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利润上缴、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等多种措施，可以平衡全国收支大账。从地方看，也有条件克服困难，实现减税降费落地和财政收支平衡。各地要深挖潜力，通过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和政府存量资产、增加地方国企利润上缴等，做大可用财力“蛋糕”，支持减税降费，决不能搞变通靠增加企业负担来缓解财政收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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