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栏目 自选股 数据中心 行情中心 资金流向 模拟交易 客户端 吴志/制表 近日,在美上市的游戏直播平台虎牙和斗鱼相继发布2019年第二季度财报,两家公司收入均出现大幅增长,并实现连续季度盈利。 与此同时,首家在港股上市的直播平台映客(03700.HK)不仅股价持续下跌,业绩也出现下滑。今年7月,映客在业绩预告中表示,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出现不超过6000万元的亏损。映客曾经是国内直播平台中较早实现盈利的企业,如今却成了国内头部直播平台中,唯一负增长的一家。 股价剧挫 2018年7月12日,映客在港交所主板挂牌,成为港股市场“娱乐直播第一股”,映客也成为继虎牙之后又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国内头部直播企业。 映客的发行价为3.85港元/股,2018年7月12日,映客盘中最高上涨至5.48港元/股,这成了映客上市以后的股价最高点。在上市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映客股价出现了明显下跌。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20日,映客今年以来股价跌幅达43%;如果从2018年7月12日算起,映客股价跌幅约70%。 尤其是2019年以来,映客股价接连创出新低。今年8月15日,映客盘中一度跌至1.1港元/股,创下上市以来新低,8月20日,映客收盘价也仅有1.14港元。 今年7月斗鱼在美上市,再加上上市较早的陌陌和YY,国内直播领域的头部企业已全部上市。从市值来看,映客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2018年7月12日,映客上市首日盘中一度大涨42%,市值突破110亿港元,到收盘时市值约87亿港元;而以8月19日的收盘价计算,映客市值仅23亿港元。 相比之下,比映客早两个月在美股上市的虎牙,最新市值约53亿美元,约合415亿港元,是映客的18倍;而近期在美股上市的斗鱼最新市值约28亿美元,约合220亿港元,约为映客的10倍。 为了挽救股价,2019年以来,映客已经实施了多轮回购。先是今年3月底,映客公告拟用不超过1亿港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原因是映客董事会认为,公司的股份交易价格水平显著低估了公司的业务表现及潜在价值。 在今年6月19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映客再度公告,拟通过公开市场回购不超过2.06亿股,约占当时总股本的10%,回购动用资金不超过5亿港元。回购原因是董事会认为映客的股价显著低估了公司的表现及有关资产。 在回购公告发布后不久,映客就先后实施了多轮回购,不过回购对映客的股价并没有明显的提振作用。在回购期间,映客的股价依然不断创出新低。 值得一提的是,映客上市时,映客创始人奉佑生曾表示,腾讯当年上市时市值和收入还不如映客,因此映客是一个(成立)3年的腾讯。而在今年6月,奉佑生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复了多个外界关心的问题。对于公司上市后股价持续下跌,奉佑生表示,“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映客掉队 对于映客来说,比股价低迷更大的问题是收入和业绩下滑。今年7月15日,映客发出盈利预警,预计公司2019年上半年将录得不超过6000万元的亏损。 据称,亏损的原因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以及对新产品的投入加大。一方面面对5G、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公司加大了对技术及产品的研发投入,提前布局下一代互动娱乐场景;另一方面,为了迎合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用户的互动娱乐需求,公司加大投入打造创新产品矩阵,推出了数款创新产品。 2015年,映客成立当年便实现盈利;2016年,虎牙与斗鱼都还处于亏损状态时,映客经调整净利润高达5.68亿元。上市后的首份年报显示,映客2018年经调整的净利润为5.96亿元,此时虎牙净利润约4.6亿元,斗鱼尚处于亏损中。 不过,自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虎牙已经连续多个季度盈利,斗鱼今年也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盈利,而映客却在此时公告公司可能陷入亏损。公告显示,映客预计于8月27日披露2019年半年报。 从2018年的5.96亿元净利润变成预亏,映客只用了半年。有观点认为,这只是映客为了保持后续增长实施的战略性亏损。但是,如果从营业收入来看,映客与其他直播平台相比,差距也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2016年映客的总营业收入就达到43亿元,当时虎牙、斗鱼的营业收入分别仅有约8亿元、7.87亿元。然而,自2016至今,映客营业收入持续下滑,2017年、2018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9.4亿元、38.6亿元。 同期,虎牙直播与斗鱼增长明显,2018年虎牙实现营业收入46.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并首度超过映客;斗鱼2018年营业收入也达36.5亿元,已经与映客相当。近期发布的财报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斗鱼营收高达18.7亿元,同比增长133%,斗鱼全年营业收入将大概率超过映客。 数据显示,以2017年每月平均活跃主播数量计算,映客是国内最大的移动端直播平台,以当年营业收入计算,映客是国内第二大移动端直播平台。如今,无论从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来看,映客与其他头部直播企业的差距都在逐渐拉大。 上市“后遗症”? 映客的下滑,早在2017年就埋下了伏笔。 数据显示,映客2017年营业收入39.4亿元,比2016年的43.3亿元下降约9%,不过映客2017年经调整的净利润却从2016年的5.68亿元增至7.91亿元,增长39%。 在营业收入下滑的情况下,映客净利润为何能大幅增长?从映客的招股书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2016年,映客销售及推广开支为7.21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6.6%;2017年映客销售及推广开支仅3.44亿元,不到2016年的一半。除销售及推广开支外,映客行政开支也从2016年的2.27亿元下降至9596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2017年的移动直播市场竞争激烈,作为头部平台的映客此时大幅削减销售和推广费用,或存在为了筹备上市压缩成本、提高利润的嫌疑,而压缩开支对映客造成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2017年,映客平均月活跃用户数量、平均月付费用户数量、平均月活跃主播数量等核心数据较2016年均出现大幅下滑。 其中,映客平均月活跃用户数、平均月付费用户数从2016年第四季度的3000万人、248.6万人,分别降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2518万人、65.2万人。平均月活跃主播数量的降幅更为明显,2016年第四季度,映客平均月活跃主播数量高达645.6万人,到2018年一季度,这一数字仅有92.5万人。 2018年映客上市后,销售及推广开支有所增长,但仍然大幅低于2016年的水平。 从活跃用户来看,2018年映客月平均活跃用户为2550万人,较2017年增长12.3%;不过,2018年第一季度,映客的平均月活跃用户数就达到2525万人,这意味着映客在2018年后期的活跃用户数几乎没有增长。 2019年映客的用户增长情况如何尚不得而知,不过艾瑞专业版数据显示,2018年7月,映客月独立设备数(即该月使用过该APP的设备总数)为1390万台,到今年7月,映客月独立设备数已经跌至1130万台。在主要直播平台中,映客7月月独立设备数环比下滑最为明显。 泛娱乐直播显颓势 相比虎牙、斗鱼所从事的游戏直播业务,映客所从事的泛娱乐直播门槛更低。映客在招股书中指出,游戏直播平台一般相当依赖小部分优秀游戏主播,需要支付大额签约费并分享高比例收益,而泛娱乐的主播进入门槛一般较低,且能提供较为丰富的直播内容。 门槛低在行业发展初期算得上平台的优势,但经过行业初期的激烈竞争后,如今映客要面对的不仅是用户的审美疲劳,还有快手等大量短视频平台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泛娱乐直播的用户转移,活跃度下降,给企业运营带来挑战。 目前,映客的主要业务包括直播、网络广告和其他业务三大板块。招股书显示,2015年至2017年,映客直播业务所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4.6%、99.8%、99.4%,处于绝对依赖地位。 2018年,映客总收入中直播所得收入占比虽然下降至97%,但比例仍然很高。 为了摆脱对泛娱乐直播业务的依赖,映客也在尝试。工商信息显示,2018年以来,湖南映客互娱网络信息有限公司频繁变更营业范围,其中最近一次变更就发生在今年8月5日。 湖南映客互娱是映客的运营主体北京蜜莱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要提供移动端直播平台支持服务,并运营映客APP的网站。 通过多次变更经营范围,湖南映客互娱在原有经营范围基础上,获得了通过互联网开展服装、鞋帽、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用百货等经营活动的资格。 湖南映客互娱此次增加的营业范围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开展商品销售服务,而目前直播带货正被许多直播平台看重,被认为是目前直播平台除打赏和广告外,最有价值的变现方式。 科技自媒体人,原速途研究院院长丁道师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近两年,快手等短视频的出现,的确挤压和抢占了直播领域的部分用户和关注度,甚至影响到广告主的投放预算。但直播行业依然是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不同,直播平台依然可以以不同的服务形态存在。 得益于较早实现盈利,映客的现金流一直保持稳定状态。2018年年报显示,映客持有数十亿元现金,且公司无任何短期或长期银行借款,无尚未偿还的银行融资。 社交能否突围 对于映客的新业务,创始人奉佑生曾表示,映客的营收和利润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排名非常靠前,映客的风格是希望把一个东西做得差不多了,才向公众公布,让团队有充足的时间来磨炼产品。奉佑生称,目前映客月收入上千万的产品已经有好几款,但外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在2018年年报中,映客提到,公司继续致力于创新丰富产品组合,并根据用户需求,孵化新产品。 记者通过映客发布的公告以及各大应用市场发现,除了目前主要的直播平台映客APP外,映客已经推出了多款直播、社交、短视频新产品。 比如面向三四线城市用户的“种子视频”以及线上音频互动产品“音泡”,声音社交产品“不就”。除此之外,映客还孵化了主打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直播交友平台“蜜Live”,主打熟人匿名互怼的社交应用“怼怼”以及直播购物平台“映铺”等。 这些产品或多或少都与社交有关,且瞄准的主要是下沉市场,比如针对三四线城市用户的“种子视频”,在推广时就采取了与趣头条类似的“看视频赚钱”模式。 对于映客的业务布局,丁道师认为,单就映客APP而言,虽然增长可能乏力,但映客孵化投资了一大批新产品和服务,涉及短视频、社交等领域,反而构建了一个闭环的社交娱乐生态。 不过,从市场反应来看,映客的新产品普遍处于发展初期。如奉佑生所言,外界对于映客旗下这些新产品的知晓度的确不高。 映客在社交领域真正引发关注的动作发生今年7月。7月22日,映客宣布以8500万美元(约合5.8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全资收购社交平台“积目”。收购完成后,“积目”将保持独立运营。 积目主打“兴趣”、“交友”、“约会”等,定位为“年轻人的社交平台”。映客表示,“积目”与公司现有产品的用户重合度较低,具有较强的互补效应,“积目”将增强公司互动娱乐生态的社交属性,为公司打造年轻用户线上社交+娱乐的生态闭环建立基础。 8500万美元的交易价格,显示出映客大力布局社交的决心。映客称,预计“积目”可在近期实现商业变现,获得来自用户会费、销售虚拟货币及广告费等收入,收购“积目”将为公司带来重大财务价值及协同效应。 在社交软件领域的多番布局,究竟能否让映客重回增长轨道,还需拭目以待。
北京人不学车了?驾校第一股东方时尚营收利润再度双降 该公司主要收入依赖于北京地区,但由于北京学员学车人数下降,其营收和利润也在不断下滑。东方时尚目前将利润增长点瞄向了飞行培训领域 《投资时报》研究员 王宏 在北京,考下一张驾照相比于摇到一个车牌号,就如同在自家社区遛弯与参加北马的区别。所以,“拿本”往往是很多人面对无休止等待的“耐心考试”中一个聊以慰藉的不错方法。 正是这种心态,成就了那家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方时尚),甚至还将它送进A股市场。不过现在,好日子似乎到头了。 近日,东方时尚(603377.SH)公布了其2019年半年报。报告期内,该公司营业收入为5.2亿元,同比下降0.53%;归母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下降11.16%;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为0.64亿元,同比下降8.51%。 总部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东方时尚于2016年登陆资本市场,主营业务为驾驶员培训,被称为“驾校第一股”。上市之初兴业证券(601377.SH)在一份研报中曾表示,该公司上市后,融资能力、品牌效应将大幅提高,未来成长前景广阔。 美好的愿望最终没有成为现实。上市三年多以来,东方时尚营收并未见突破,归母净利润更是连年下降。2018年年报显示,该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10.51亿元,同比下降10.41%;归母净利润为2.23亿元,同比下降4.97%。 北京分公司的驾校培训费占东方时尚总收入权重达八成以上,对公司业绩影响至关重要。《投资时报》研究员注意到,北京学员人数的减少,是东方时尚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自上市以来,东方时尚来自于北京地区的收入逐年减少。Wind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该公司来自北京地区的收入分别为11.89亿元、9.93亿元、9.61亿元以及8.57亿元,分别同比下降6.07%、16.49%、3.26%以及10.82%,仅四年间北京地区营收蒸发了两成八。 东方时尚近一年股价走势(单位:元/股) 数据来源:Wind 对于北京地区收入减少的原因,此前在回复上交所2018年年报问询函时,东方时尚表示,收入下降主要受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人口外迁的政策因素影响,北京地区学车总量趋缓,进而导致公司招生人数同比有所下降。 除了北京地区以外,东方时尚还在云南、石家庄、荆州、山东四个地区设立分公司开展机动车驾培业务,而湖北东方时尚、重庆东方时尚以及晋中东方时尚三家分公司则正处于建设之中。 东方时尚曾想努力复制北京的成功经验,但收效甚微。目前其他地区的收入规模不仅远不及北京地区,且多数公司收入也出现下滑趋势。 其中云南东方时尚分公司于2014年投入运营,2017年营业收入为1.19亿元,2018年下降至0.99亿元。而石家庄东方时尚分公司于2014年投入运营,2017年营业收入0.29亿元,2018年营业收入下降至0.28亿元。 除了主营业务外,东方时尚还向汽车后市场做延伸,进军汽车维修、汽车金融、汽车美容等行业,试图实现多元化协同发展。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时尚甚至跨界做起了飞机培训业务。 2019年3月,东方时尚以9952.36万元成本取得了海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55%股权,由此获得了控制权,并将后者更名为东方时尚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该航空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涉及飞行培训、飞机销售、飞机维修、空中游览、机场运营等。 据悉,东方时尚的跨界多以投资收购形式完成。据wind统计,上市以来东方时尚已进行了8次股权投资收购活动。 而东方时尚举债进行投资的行为也造成了公司财务负担的加重。2016年上市之初,其资产负债率只有28.01%,到2019年6月末已增加至49.85%。特别是在2018年,东方时尚债务大幅上升,其中流动负债增加至14.61亿元,同比增加1.05倍,总负债增加至19.45亿元,同比上升1.01倍。 《投资时报》研究员注意到,东方时尚的债务结构以短期负债为主,公司在一年以内存在较大的偿债压力,并且利息开支将吞噬公司的利润。 截至2019年6月30日,东方时尚短期借款为5.43亿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1.67亿元,长期借款为1.39亿元,而货币资金只有2.21亿元,尚不能覆盖短期借款。 根据2019年半年报,东方时尚期内财务费用高达1921.85万元,同比增长161.62%。该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银行贷款增加,贷款利息支出有所增长导致。
中泰信托违约背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黔南样本 8月5日,中泰信托发布了一则临时信息披露公告。公告显示,“中泰-弘泰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弘泰11号”)交易对手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江城投”),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已多次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偿付到期应付款项,经受托人多次与交易对手沟通,但仍未能向受托人足额支付。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泰信托已于7月17日在上海金融法院申请立案并获受理。 中泰信托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资方在7月29日提交了初步的还款方案(电子版),但具体的交易要素还在磋商中。截至7月31日,融资方和担保方未就延期方案与中泰信托面对面沟通,亦未出具正式的红头文件。 记者多次联系清水江城投、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等相关方,截至发稿,尚未有任何回应。 2.7亿本金难收回 据了解,弘泰11号成立于2017年7月7日,共8期,成立金额2.741亿元。信托类型为应收账款买断类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预期年收益7.0%~7.2%,期限24个月。 中泰信托官网显示,该项目融资方为都匀经济开发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公司),应收账款债务人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由黔南东升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担保。募集资金用于受让都匀经开投因代建都匀经济开发区11号路(西段)道路工程项目形成的对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应收账款共计人民币7.27亿元。 早在今年7月初,弘泰11号违约已现端倪。 2019年7月8日,中泰信托发布弘泰11号临时信息披露。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7月4日,交易对手尚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本信托计划当期标的应收账款,信托财产专户内,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受益人预期信托利益。融资方表示,将尽快通过多种渠道如银行贷款、国家补助款项以及资产处置等方式筹集资金,拟于2019年7月24日前将本期应付款项支付完毕。 弘泰11号2019年二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弘泰11号信托计划的资产总额为2.75亿元,信托收入3686.90万元,支出为971.52万元,累计收益分配2678.07万元。截至公告发布时,交易对手尚未按合同支付2019年6月21日标的应收账款。 7月24日,中泰信托再次发布临时信息披露公告。中泰信托向各交易对手发送《关于弘泰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标的应付账款提前偿付通知函》,宣布后续各期信托计划于2019年7月18日提前结束,要求交易对手于2019年7月19日16时前将各期应付款项划入信托专户。 7月24日,投资人收到了最后一期应付利息,但是却还没有等来应归还的本金。 三大还款来源虚实 融资方为何迟迟无法兑付应付账款? 记者了解到,弘泰11号有三大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的财政收入,第二还款来源为清水江城投的经营收入,第三还款来源为担保方黔南东升的经营收入。黔南东升(AA主体评级)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对中泰信托的偿债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都匀经济开发区2019年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82577万元,其中省级政府专项置换债券转贷资金支出177909万元。2019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安排23236万元,支出拟安排21858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拟安排82515万元,2019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拟安排82515万元。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41000万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380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51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660万元。 中泰信托在书面回复本报记者时提到,2019年都匀市1~6月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速,全市GDP完成119亿元,同比增长10.4%。中央和省级政府大力支持黔南州的发展,脱贫攻坚战中黔南州共获得省级以上涉农资金31.2亿元,占比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为26%。 身为第二还款义务人的清水江城投已身陷债务泥潭。除面临弘泰11号的违约之外,清水江城投目前还身负国元信托“国元·安盈·201702003号”计划的贷款。 资料显示,清水江城投成立于2011年6月17日,由都匀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国有股)出资组建,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0万元。主要经营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等行业。经审计,截至2016 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6.69亿元,负债总额50.8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32%, 营业收入0.96亿元,净利润0.24亿元。 据《证券时报》报道,安盈201702003号在2018年第四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书显示,截至2018年11月末,清水江城投资产总额152.89亿元,负债总额85.56亿元,资产负债率55.96%,所有者权益67.33亿元,公司2018年1至11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3亿元,净利润2282.63万元。担保人黔南东升资产总额162.07亿元,负债总额40.73亿元,资产负债率25.13%,所有者权益121.34亿元,公司2018年1至11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09亿元,净利润3889.22万元。 2018年12月,清水江城投相继移除贵州匀利管理项目咨询有限公司、贵州新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匀东开发建设置业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 此外,记者在天眼查上查询到,2019年6月12日,清水江城投的大股东发生变更,从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从股东退出,前后变更所占股份未发生变化,均为83.33%。实际控制人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国有资产管理局变更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而二股东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6.67%,自2017年至今,作为被执行人冻结股权8次,最长冻结期限至2022年4月22日。 记者注意到,2018年10月,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南州投”)通过中信信托发起成立一款信托产品“贵州黔南州都匀开投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规模不超过7亿元。 信托资金用于收购黔南州投持有的子公司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原“都匀经济开发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83.33%的股权收益权(简称“标的股权”),标的股权账面价值为13.12亿元。 就为何在逾期前夕更换股东,会否损害中信信托项目的投资人利益,到期回购义务及相应的债务是否将转由都匀经开区管委会承担等问题,本报记者分别向清水江城投、都匀经济开发区、黔南州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联系采访。截至发稿,未得到明确回复。 根据中泰信托方面反馈,此次变更为上级政府主导,区里事先并不完全知晓。作为区所属的平台公司,清水江城投的经营收入已经在区级债务化解小组的统筹安排下,应对区级债务问题。目前已无额外的现金流进行偿付工作。 违约背后的区域困局 都匀开发区国资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弘泰11号债务属于当地政府隐性债务。“黔南州独山县、三都县政府债务问题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大,目前当地资金链仍处于断裂状态。对于逾期债务近期会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解决,目前已上报州政府和省政府协调解决。” 记者统计发现,2018年下半年以来,投向贵州黔南州的资管产品违约较多,产品类型包括信托、私募基金、期货资管、定向融资计划等。 截至目前,单是独山县逾期的资管产品就已达10亿元,黔南州地区已相继被曝光十余个逾期项目,包括:首誉光控黔东南州凯宏资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1号、三都城投应收债权私募投资基金、金政一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嘉泰220黔南三都圣山大道专项私募基金、乾堃二号三都城投应收账款投资私募基金、“2016独山县下司镇基础设施建设”定向融资计划、迈科瑞茂资管计划、中经宏熙政信3号基础设施私募投资基金和11号等。今年4月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困难系数”显示,贵州省的财政困难系数为76.25。系数越高,表示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基本硬性支出压力较大,财政上更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贵州省地方债和城投债的债务余额总计约1.14万亿元,债务负担(债务余额/GDP)为77.25%,为全国最高。同时,贵州全省2018年的公共财政收入为1726.80亿元,公共财政支出为5017.32亿元。 以前文提到的三都县为例,三都县的财政数据显示,其2017年实现公共财政收入3.55亿元,但支出却高达25.97亿元。2018年财政支出增至28.53亿元,收入却跌至3.07亿元。 行政层级低、经济造血能力差、财政入不敷出,债务压力极大,类似三都县的问题并非个案,这些尴尬局面长期以来存在于贵州各市县。此次违约的都匀市,全市财政总收入为40.46亿元,其中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22亿元,同比增长1.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44.43亿元,是收入的两倍。 因此,依靠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和外部融资来填补,这都是贵州不少市县的财政常态。比如,《三都水族自治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8年三都县政府性基金收入5.57亿元。得益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这一数字较2017年增长了468%。另外,上级转移支付25.36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4.45亿元。 清水江城投后期计划通过挂牌出让土地收入、申请政府债券资金、申请上级政府临时应急资金等方式来筹集资金兑付债务。目前全区尚有4000亩的土地指标,希望在下半年进行资产处置来缓解流动性压力。 有信托公司的内部人士分析指出,投向黔南州等地区的非标资管产品违约频发,主要是地方经济财政实力弱,近年来过于强调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地方平台公司融资激进。 相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黔南州市县平台公司通过信贷、发债的方式融资难度更高,因此更依赖于非标融资,尤其是区县级平台前几年大量发行非标产品。但是,由于2018年政策环境骤变,政府平台融资环境收紧,很多非标产品难以续发。 “部分低层级城投,尤其在过去几年存在大干快上、融资过度的地市县,一旦发生违约,就容易陷入‘有心无力’的债务困境。”某券商债券分析师表示。 中泰信托称,贵州省各级政府正组成相应的金融工作小组,积极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信托计划受托人,中泰信托与投资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已经也更将采取积极的催收措施,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信托法律文件约定,积极、审慎履行受托人职责,维护和保障投资者利益。
原标题:美媒:中国的“Z世代”着迷于借钱花 彭博社8月1日文章,原题:中国Z世代对借款着迷去年6月,曾金鹏(音)一度在手机App上欠债超过1万元。这个23岁的上海居民使用“花呗”——阿里巴巴推出的一种用于网购食品、服装和支付旅游费用的“虚拟信用卡”,这使他经常入不敷出,因为他的开销超过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每月来自父母的8000元零花钱。在他试图用分期还款甚至从“借呗”——阿里巴巴的另一种贷款服务借钱还债(失败)后,最终靠父母出手相助,才还清了这笔欠款。 在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中国“Z世代”中,类似曾金鹏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由于尚无任何收入,这些“菜鸟”消费者亦无任何信用记录。但他们仍能轻松从银行、金融科技初创企业、P2P贷款平台和其他缺乏监管的渠道获取借款。 他们的消费习惯正引发担忧。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快速发展的消费信贷有“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的嫌疑。上海财经大学今年7月发布的简报称,如果家庭债务高筑,还贷过多占用家庭可支配收入,以至于几乎没有用于新增消费的“余钱”,就有可能对中国更广泛的经济产生影响。 2008年以来,中国的无抵押贷款每年增长20%,日益激烈的竞争促使非银行金融机构追逐像曾金鹏这样信用度较低的借款者。 与信用卡透支不同,这些平台提供的借款大多未被列入官方(征信)数据。艾瑞咨询公司预测,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总规模将在2021年翻一番,从去年的7.8万亿元猛增至19万亿元。去年,中国监管机构开始大力整顿P2P借贷行业,该行业不仅是一种唾手可得的贷款来源,还业已成为一种投资工具。整顿后,P2P行业规模已缩减至峰值的一半以下。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P2P投资者人数多达5000万,其中40岁以下群体的占比接近70%。(作者罗俊{音}等,丁雨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