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津出口加工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三大海关特殊监管区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记者采访了解到，天津将以此为契机，推动现有四大综合保税区发挥优势，错位发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三大海关特殊监管区获批升级 多年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作为吸引境内外投资的重要载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是天津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引擎。 据天津海关副关长刘心同介绍，自1991年以来，根据不同时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天津先后设立了5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分别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出口加工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成为全国范围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种类和功能最齐全、政策配套最完善的地区之一。 截至目前，天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积约18平方公里，2019年共实现进出口额合计1998.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市进出口总额的27.2%；2020年1至4月共实现进出口额合计558.6亿元，占1至4月全市进出口总额的26.0%。 根据国务院批复，天津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为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转型升级为天津港综合保税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转型升级为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截至目前，天津市共有四个综合保税区，面积为13.41平方公里。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允春表示，综合保税区整合了原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外向型功能区，开放层次更高、优惠政策更多、功能更齐全、手续更简化，也更符合国际惯例。 外向型经济发展迎“四大利好” 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支持综合保税区发展的21条措施（简称“综保区21条”），赋予综合保税区改革开放新使命，提出将“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业内人士认为，综合保税区的获批对于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四大利好。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刘心同表示，天津海关将特殊区域作为天津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的主战场，近几年，在特殊区域累计推出100余项监管创新制度，已实现飞机、船舶、海工设备融资租赁、飞机保税维修、汽车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15项政策落地，其中部分业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综保区21条”对天津海关特殊监管区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是有利于稳外贸、稳外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柳说，“综保区21条”围绕吸引境外研发设计机构，全球维修、再制造业务，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等出台很多针对性举措，东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上述举措为东疆的外资外贸工作提供了更多政策支持和有力保障。 三是有利于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杨柳表示，综合保税区通过支持跨境电商、允许进口汽车保税、进一步简化进出区手续、促进便利内销等措施，更好适应资源配置全球化一体化运作需求，从面向国际市场的“单开门”升级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开门”。 四是有利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综保区21条”提出“四自一简”、便利货物流转等多项简政放权举措，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放权，发挥企业在市场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自律管理，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错位发展打造对外开放高地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黄春艳表示，天津将整合利用现有四大综合保税区的政策红利，叠加自贸试验区优惠政策多、功能齐全、手续简化、开放层次高的优势，推动形成天津市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据介绍，下一步，天津将研究制定综合保税区发展规划，实现区域协同联动、错位发展。其中，在2008年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继续以空客总装项目为基础，发展航空制造及维修产业，加强临空产业高新技术研发，推动临空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将进一步扩大飞机、国际船舶融资租赁优势，发展海工平台、航发装备等租赁业务，建设成为世界级融资租赁聚集区。 天津港综合保税区将保持在平行进口汽车方面的优势，做大做强进口汽车贸易全产业链。全面开展中规车保税仓储和整备业务，鼓励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将依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将针对性导入优质资源要素，推动检测维修、研发设计、贸易服务三类业态聚集发展。 曹允春表示，天津坐拥北方最大港口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海空”双重优势，三大海关特殊监管区全面升级综合保税区之后，通过创新业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有望实现海港和空港融合发展，推动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
1987年6月12日，刚刚于东南沿海“画了几个圈”的邓公，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一行。谈话间，邓公指出“改革步子要加快”，并明确提出：“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正是这段谈话，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建设海南大特区的宏伟战略，也成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起源。出于“中国南大门国防前哨”的特殊身份，曾经的海南长期都是将“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的题词作为雷打不动的建岛方针，而这也导致了海南经济发展的滞后，除了拥有全国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外，海南几乎再无其他像样的产业，财政与居民收入更是少得可怜。有人戏称：与其叫琼岛，还不如叫“穷岛”。直到邓公慧眼识珠地洞见到了海南的巨大潜力和美好未来，尤其是在1984年视察完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后，他更加坚定了进一步开放海南岛的决心。终于在1988年4月13日，国家正式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海南由此成为了全国最大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从国防前哨到开放前沿，从边陲海岛到开发热土，海南完成了华丽转身，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并即将在未来的30多年里，不断地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一从探索到“泡沫”刚刚建省不久，一个重磅难题就摆在了海南的眼前：到底要不要发展工业？诚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两百多年的工业文明创造的财富总量已经远远超越过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化机器大工业，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才得以不断推进。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再证实：要想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必由之路。更何况，当时海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有18.4%，农业却高达50%——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低层次产业结构。可是按照当时的情景，工业并不符合以生态环境著称的海南所具备的比较优势，而且早期的海南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发展起来难度将会非常之大。这也使得人们在商讨海南发展大计时，一度摇摆不定。不过最终，“工业主导”思想还是占了上风，在1988年定稿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了海南发展的总目标：“建立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以此为基调，海南开启了一波工业化的小高潮。尽管工业的确是在快速增长，1988~1992年的平均增速高达20.26%，但无奈海南当时的工业规模实在太小，增速再快也难以盘活全省经济，并且工业内部结构层次偏低，大多为矿业和农产品加工，缺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引领，因而没能掀起太大的浪花。好在外贸的表现足够抢眼，这与国家政策倾斜不无关系。1988年8月，轰动全国的《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出台，该文件对于外贸的支持力度之大可谓空前，其中提到的三个“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境外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在全国范围内更是独一无二，人们直呼海南“比特区还特”。而依托于此，海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贸繁荣，服务业比重也得到了质的提升。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名噪一时的“洋浦风波”。按照当时的规划，洋浦被定位成海南省“特区中的特区”，但省内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发洋浦。于是，省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洋浦地区，由外商来成片承包并加以系统开发。无论是开发面积、开发期限还是模式的灵活程度，这都是建国以来对外开放尺度最大的举措。怎料，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被国人认可，反而被打上了“卖国”的标签，导致洋浦的开发一再遭到拖延——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各种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东新区，并直接成就了后者的崛起，海南因此错过了经济腾飞的一大契机。就在这时，些许“躁动”浮现了出来。当招商引资的道路因“洋浦风波”而中断时，土地便成了解决海南发展资金问题的关键所在；再加上邓公于1992年发表了南巡讲话，海南又一次掀起了淘金热潮。恰逢当时，中央正在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宽松的开发环境让房地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崛起并热得发烫；而之于海南，低廉的地价与舒适的环境，让大量房地产投机客纷纷涌入。公开资料显示，不到700万人口的海南，两年内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仅30余万人的海口地区，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到800万平方米。众多炒地者开始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大量尚未兴建仍是图纸的楼盘几经转手，摇身一变成为天价地产。按照海南民谣所唱，“大老板建大楼，小老板盖小楼，没钱的炒楼花”。在投机者们的驱动下，海南平均房价从1991年的每平方米1400元涨到了1993年的7500元，地价在一年内从每亩十几万涨到六百多万。疯狂之势，可见一斑。房地产空前的繁荣助长了泡沫的迅速扩大，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93年6月，国务院出台宏观调控措施，严控信贷规模、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并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如此一来，海南房地产泡沫正式破灭，昔日的狂欢也宣告结束。绝大部分因海南房地产繁荣而一夜暴富的人突然变得一无所有，眼下的600多栋烂尾楼和数百亿坏账恍如隔世，而“天涯、海角、烂尾楼”也成为海南一时间的“三大景观”。这场房地产风波，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很多人的财富梦幻灭了，于海南而言，经济遭到重创，此前已经确定的“工业主导”发展思路也被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冲击得七零八落。彷徨之余，海南重新思考前进的方向。二从“发展旅游业”到“建设国际旅游岛”1993年，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阮崇武被任命为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经过全面考察，阮崇武认为旅游业与热带农业才是海南的优势所在，于是，他决定转换思维，对海南的产业发展战略实行调整。1993年7月的海南省第二次党代会上，阮崇武明确提出：“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以旅游业为龙头，超前发展第三产业；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发展第二产业；以农业为基础，稳定提高第一产业。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市场总值中的比重顺序，由‘一三二’逐步调整为‘三二一’，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次年2月，在海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再度被重申。这是海南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为了贯彻“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发展思路，海南于1993年颁布了《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其中赫然写着“批准立项154个旅游开发项目，计划投资总额102.7亿元人民币；拓宽海南与内地的陆岛交通运输渠道，增开33条国内航线”，并大力推动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等旅游开发区和旅游项目的建设工作。1995年后，海南再度祭出大招，开始着手规划建设三亚南山文化苑与博鳌水城等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掀起了一波旅游开发热潮。在此背景下，海南的旅游业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无论是接待人次还是营业收入都稳步攀升，其中，前者由1993年的279.41万人次增至1997年的791万人次，后者则由23.97亿元上涨至41.28亿元（见下图）。然而，旅游业的壮大并没能带动海南经济走出困境，从GDP增速来看，在经历了1992年的峰值（41.5%）后，海南经济开始呈现急剧下滑态势，1994年的增速被西藏超越，1995~1997年更是连续三年全国倒数第一，其间不乏大量公司的倒闭与撤离。这也让当局者意识到，仅仅“押宝”旅游业是不够的，海南还需要探索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方式。而后，在1996年，海南制订发布了《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首次提出了“一省两地”的概念——即要把海南建成中国的“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而这一概念也被确定为海南产业发展新的基本方针。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尽管在不同阶段有所微调，但海南大体上的发展方向均没有偏离“一省两地”的精髓。有意思的是，这次海南再度将发展工业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其原因大概在于，几年前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让人们认清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有人甚至提出“海南再穷再难都要发展现代工业”。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海南发展工业表示担忧：在人们眼里，阳光沙滩、碧海蓝天、水草丰茂、绿水青山就是海南的代名词，倘若发展工业，势必会对海南美好的环境与生态造成破坏。这又该怎么办呢？于是，海南又在2004年提出了“始终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三不”原则；同时，在定位“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思路后，海南还将发展新型工业的重点放在位于西岸的洋浦，从而确保东海岸不受工业影响。这时，海南经济开始真正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无论是GDP、工业增加值还是旅游业都呈现出一片繁荣；另外，中石化、中海油、一汽、华能、中信、国电、南方电网等一批知名大公司、大集团纷至沓来，各种重大项目陆续竣工投产，海南的产业体系得到了丰富与完善。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爆发。为了应对眼前的形势，国家适时地提出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经济增长动力也由以往的依靠国际市场转为扩大内需。基于此背景，海南进一步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产业，并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步入正轨：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将在2020年将海南初步建成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使之成为开放之岛、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此时，国家也进一步为海南未来的发展赋予了“两区三地一平台”的全新定位：1、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2、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4、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5、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6、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海南省逐步放宽免税、免签、放航权政策，全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使得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得以保持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2015年，国家又提出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国的旅游特区，将国际旅游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海南越来越重要了。三从自贸区到自贸港2018年，海南“三十而立”之时，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当年4月，《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明确以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海南特点，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两年后的2020年6月1日，中央又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将海南的“自贸区”头衔升级为“自贸港”。究其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呈现抬头趋势，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日益复杂而微妙。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正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双边贸易和区域贸易不断发展，尤其与东盟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作为全球化受益者和推动者，我国需要设立开放度更大的自由贸易区，以积累单边、双边、多边与区域开放与合作的经验，最终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以及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新挑战提供经验与支撑。地处南海的海南，是联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要道，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在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在海南举行，作为国际组织峰会的举办地，海南在国际化形象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为自身的进一步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海南自贸区（港）的建立，可谓是历史级的重大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从海南自贸区到海南自贸港，一字之差，含义却全然不同。从学术角度看，自贸港相当于自贸区的升级版，是开放程度更高的自贸区。在自贸港内，海关一线真正放开，货物可自由流动，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港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简化申报手续方便国际贸易船只出入港、装卸、储存与过境中转。显然，自贸港应比自贸区有更高的标杆意义和更丰富的内涵。从自贸区跃迁到自贸港，希望的不仅是自贸港能获得更多的国际离岸贸易和服务，更期待的是被国际业务激活的广大内地相关产业集群，体现的则是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自贸港，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主动对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抓手。对于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以及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自由贸易发展以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同样影响深远。于海南自贸港而言，有四方面使命等待着它去完成：第一，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时期的新路径，要当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尖兵，履行探路开路的责任，并为全面推开树立榜样、提供经验；第二，探索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依托海南现有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同时，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探索将经济跨越发展和生态保护提升有机结合、相互支撑的新模式，力求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进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表率；第四，探索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强合作与联动等。未来如何，拭目以待。四结语忆往昔，自诞生之日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便始终在梦想与现实、期待和失望的焦灼中蹒跚前行。从“洋浦风波”到“楼市泡沫”，从“工业主导”到“旅游制胜”，从“自贸区”到“自贸港”……为了追逐梦想，摆脱贫困，发展致富，也为了服务于国家发展大计，海南已经悄然度过了32年的光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海南已经变得更加繁荣和国际化，并以更加崭新成熟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今，面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海南又将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大如海南与国家，小至我们每个人，始终都未曾停下前进的脚步。
6月12日，新华保险第二十届客户服务节开幕式在京举行，新华保险副总裁龚兴峰表示，2019年公司提出“资产负债双轮驱动、规模价值全面提升”的发展模式和“1+2+1”的战略构想。2020年，公司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公司发展呈现出崭新气象。 龚兴峰介绍称，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新华保险依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公司总资产达到9390亿元，实现了资产负债双轮驱动、规模价值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公司“1+2+1”战略逐步落地，服务半径不断延伸，公司在康养产业快速布局。 在“1+2+1”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新华保险今年将加速科技化发展，在疫情催生服务需求的大背景下，紧密围绕客户投保、服务保障和权益守护三个方面，推出八项创新服务。未来，新华保险将紧密结合当下数字化、智能化的科技趋势，以实现“数字生态、智慧新华”为愿景，推动公司从“线下人工服务”转向“上下融合服务”，从“保单管理”转向“客户经营”，为客户提供更轻松、畅快、愉悦的服务新体验。 新华保险今日发布保费公告称，今年前5月，公司累计实现原保费收入790.09亿元。
海南省将迎来一家新的国际航空公司！6月14日晚间，东方航空和吉祥航空双双公告称，东方航空、吉祥航空、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及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合资设立三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据了解，上述协议是在6月13日举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次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中签署的。拟设立的三亚国际航空（暂定名）持股比例显示，东方航空将持有51%股权、吉祥航空持有15%股权，携程方面持有14%股权，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各持1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将在30亿元至60亿元之间。 航空运输一直是出入海南的主要交通方式，其中海南省航空旅客周转量占比超过80%。新成立的三亚国际航空将作为海南本土、基地航空公司，主运营基地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与在建中的三亚第二机场。 记者从东方航空获悉，三亚国际航空将自身定位于一家立足海南、面向世界，集多元化、国际化、市场化、智能化于一体的创新型航空公司。未来，东航和海南省将致力于推动在航空客运、航空物流、航空食品、航空金融、航空产业投资、航空创新科技等各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合作，打造海南连接世界的“空中丝绸之路”。 东航是最早进入海南的航空公司之一，早在1998年便成立了东航海口营业部，2011年又成立三亚营业部。目前在海南省内4个机场中，除三沙机场外，东航已开通了通达海口、三亚、琼海3个机场的航班，年旅客运输量近300万人次。 东方航空表示，此次与海南省加强战略合作，也是在海南第七航权开放政策中不断锻造竞争力。东方航空及合作方将致力于提升海南地区航空客货运输的全球通达性，为自贸港集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人才等要素，有力推动自贸港旅游、贸易、服务和其他相关产业高速发展。 民航局前不久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实施方案》提出，鼓励、支持外航在现有航权安排外，在海南经营客、货运第七航权，进一步推进海南民航业发展，促进民航高水平对外开放。 吉祥航空在公告中表示，随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深入推进，未来海南的旅游市场有望迎来进一步发展，而其地理位置决定了空运是旅客前往海南的主要途径。参与发起三亚国际航空，是为把握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机遇。若本项目顺利开展，有助于扩宽公司参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发展的机会。
从“物流装备”，到“科技集团”，公司名称几个字的变化，印证了国内仓储物流装备龙头企业——东杰智能的升级战略。 6月10日晚，东杰智能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和《公司章程》备案，并取得了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已变更为“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均不变，仍为“东杰智能”及“300486”。 东杰智能表示，自上市以来，公司围绕智能工业及智能物流应用的行业解决方案不断延伸业务链条，在业务板块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成立企业集团，有利于公司在集团层面统筹发展战略规划，拓宽及延伸业务链条，体现集团化经营理念，强化各业务板块自主经营，积极促进公司主业协同发展。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公司在软件开发基础上，通过内生式发展、外延式并购，不断涉足装备制造、机电安装等领域，获得多项技术专利，拓展智能装备制造版图。 今年以来，东杰智能还战略投资了教育机器人领域的贝芽智能，涉足服务机器人领域，对公司智能制造产业链进行延伸。 在智能技术储备上，今年公司也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合作，共建“东杰智能-中物院成科中心人工智能联合研发中心”，将对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在智能生产、智能物流领域的应用等开展研究。 公告显示，目前，完成更名的东杰智能，其经营范围在物流设备、自动化生产线、仓储设备、涂装设备、立体停车库、电气设备、工业机器人制造、不动产经营租赁等基础上，新增了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太阳能光伏发电、售电等业务。 东杰智能表示，此次公司名称的变更将清晰地反映公司的产业结构和行业定位，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战略布局的实现，有利于更好的配合公司战略目标的推进。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实现营收7.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47%，净利润905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96%。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为1.49亿元，净利润为1258.6万元，较去年同比增加21.196%。（王乔琪）
随着与兰州国资企业战略合作的敲定，红旗连锁跨省发展的序幕或就此拉开。 具体来看，红旗连锁11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当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兰州国资利民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兰州国资利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甘肃省红旗利民连锁有限公司（暂定名，简称“红旗利民”），注册资本拟定为1.5亿元。 据公告，兰州国资利民拟使用现金出资1.2亿元，占注册资本的80%；红旗连锁以信息管理系统使用权、管理团队和模式、供应链平台输出作价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资料显示，兰州国资利民成立于1989年，注册资本为4112.2万元，作为兰州当地的民生保障类企业，其主要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公告称，双方合作旨在支持国有企业及地方经济，推动便利店行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出川入陇可谓红旗连锁尝试跨省发展迈出的突破性一步，品牌和管理模式输出的合作方式也是公司对未来经营发展的战略布局。 此前就有市场人士认为，随着公司在四川省内布局的日益完善、公司品牌知名度逐步提升以及管理水平完善等因素，跨省发展的时机或已逐渐成熟。而公司董事长曹世如也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光要发展好红旗连锁超市本身，还要把先进的现代服务管理模式输出，服务四川、走向全国。 对于本次合作，红旗连锁表示，此次合作是公司走出四川，同时也是对新经营模式的探索，双方将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及渠道，创造更大价值。
疫情发生期间，恰好一些国家进入大选。一些政客为了赢得大选，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将自身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扣到中国头上，甚至不排除铤而走险对我采取极端措施。目前，这些“甩锅”闹剧频频上演，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冒出一些政治黑天鹅事件。对此，我们要有所提防。 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6月8日24时，全球确认新冠患者超过700万人，累计死亡41万人左右。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确诊病例将超过850万人，全年保守估计将达到1800万-2000万人，按照目前5.5%-6%左右的死亡率，死亡人数将会达到100-120万人。这个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各国的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疫情发展的三种判断 针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全世界的经济专家、各种智库发表的判断和预测可谓一波三折，大体上有三种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暴风雪。暴风雪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经济本身是健康的，城市本身是健康的，国家整个来说是健康的。但是突然遇上了一个暴风雪受到了灾难，受到了冲击。在暴风雪期间经济会受到一些损伤，但风雪一过天气一放晴、冰雪融化，一切会恢复正常。这个观点在2月份时较为流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导火索。这场瘟疫灾害，对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个冲击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在这半年里，由于社会停顿、经济断链，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而疫情成为导火索，会引爆经济系统里潜在的问题、潜在的危机，引发经济衰退，这个衰退的后果可能会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些观点基本是在3月初出来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比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基本上4月份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不仅仅是引发经济体一连串反应的导火索，而是一个大炸弹。这个大炸弹不是一时性的炸了就结束了，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停摆、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断裂、各个国家之间经济阻断，各类服务业都停止运行。不管你是好系统差系统，不管你是本来要倒闭的企业还是个优秀企业，统统一股脑地停摆。这个冲击顶得上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会比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十年大萧条还厉害，是人类这一百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那么，这三种观点的基础在哪呢？在疫情危机的治理。不管你怎么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来救灾、救企业、救股市，基础还是在病毒灾害的治理。如果不能做到及时果断的封城、迅速建方舱隔离病人以及实施有效的社交隔离政策来控制疫情传播，又不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拿出疫苗或特效药，这个灾难的基本原因将会一直存在，那么不管你拿几万亿还是十万亿、二十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经济上的救灾，经济也是恢复不过来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对人类的这场灾难的这一个阶段以来的一种判断。 二、高度重视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出现的新动向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领域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新动向，主要有： 一是大水漫灌之下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在加大。为了应对疫情，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一方面增加赤字、增发国债，对民众、对企业进行救助；另一方面通过降息、重启量化宽松甚至无底线量宽来大水漫灌。这些政策如果是在平时，怎么也会有效果。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疫情阻隔、经济瘫痪、产业停滞，很多企业朝不保夕，货币超发和经济停滞并行，形成滞涨的风险在加大。 二是欧美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在加强。因为疫情，人们不得不社交隔离，时间久了，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也是自然的。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加剧，老百姓储蓄率不高、朝不保夕，原来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有可能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激化。在一些政客和媒体的鼓噪下，欧美国内民粹主义声浪进一步升高，一些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频频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威胁社会稳定。 三是大选背景下一些政客操弄的“甩锅”闹剧在发酵。疫情发生期间，恰好一些国家进入大选。一些政客为了赢得大选，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将自身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扣到中国头上，甚至不排除铤而走险对我采取极端措施。目前，这些“甩锅”闹剧频频上演，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冒出一些政治黑天鹅事件。对此，我们要有所提防。 三、积极应对美国对华脱钩的系列措施 疫情之下，美方正极力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加上前期贸易战、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举措和11月的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目前进入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阶段。特别是近期，美国近乎以举国之力封杀华为，将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财务监督为由对中概股进行打压，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读STEM，暂停/限制部分来自中国的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留学生、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入境，一些政客甚至叫嚣要注销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等等。可以说，当前已经出现了美国在实质性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苗头。 美国对华这些措施有其踪迹可寻。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现在这个法案是美国财政部认定相关国家是否是“汇率操纵国”的法律依据。根据这个法案，一旦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将可从以下十个方面对相关国家实施惩罚：一是断掉与对手国的贸易往来；二是禁止美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对手国的企业提供服务；三是对技术进行限制，禁止高新技术向对手国出口；四是不允许对手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已上市的也要退市；五是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脱钩，限制对手国留学生的规模和就读专业；六是利用对SWIFT的垄断地位，将对手国从现有国际清结算系统中剔除；七是利用“长臂管辖”找各种理由对对手国企业进行打压；八是冻结对手国在美财产；九是降低对手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十是采取措施促进对手国资本外逃。 2019年8月，美国财政部一反自定标准和长期惯例，突然决定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社会上又流传美国将因此对中国制裁如对中概股进行退市，引发美国股市暴跌，财政部后来又改口确认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尽管如此，近半年多来，许多美国政客在各种场合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甩锅中国、脱钩中国的言论，综合在一起却是来源于一个系统的算计。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三要守住底线，灵活应对；四是要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归根到底要办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加快补齐我们在法治、创新等方面的短板，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坚信当今世界仍有五个“不会变” 不管怎样，我认为未来的10年，世界和中国有五个基本格局五个大趋势不会变。 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人类的全球化事业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中间某一时段会有磕磕碰碰，但绝不会出现全球化终止。从10年、20年、30年长周期时间来看，全球化总是在越来越深入、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全球化，而是基于美苏两个阵营的各自及相互的全球交往。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美国一极独大、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次疫情也必将重塑全球化的表现形态，将形成多极协调平衡的全球化。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进程中，将出现双边、多边FTA与WTO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因此，总的来说，全球化不会停滞，是在曲折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将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最近30年、4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东移，从欧美重心逐步移到亚洲。198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的20%，2019年已达到36%。尽管亚洲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亚洲在世界的比重、份量不断地加重。未来10年、20年，这个趋势不会变。因为亚洲的抗灾的复苏能力比欧美的强。不管是我们国家的体制还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体制，亚洲人的文化和抗灾能力比较强。199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2008年危机的时候，全球都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又是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进入加速度发展。疫情后，我也相信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会率先复工、复产、复苏。亚洲国家过去30年有个趋势，就是每年世界GDP新增的30%在亚洲，预计203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可以达到40%。所以，今后几十年，世界经济的中心进一步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 三是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的变革的大趋势不会变。新科技革命对世界带来的变革性拉动，不会因为新冠疫情、新冠病毒肺炎而终止、而改变。5G基础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新的生命科学，这些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颠覆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生产力的拉动，将是极其巨大的、革命性的。这一块现在刚开始。在疫情下它发挥独特功能，疫情过后它更会波澜壮阔。这是第三个不变。 四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而退后，也不会因为一些西方政要、政客有意地抵制跟我们脱轨、脱钩、要撤出中国而改变。我们决不会因为有人搞逆全球化的贸易战而被逼得关上开放的大门，退回封闭的老路，不会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开放的大门都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过往的开放是要素、流量、资金、贸易量的开放，现在除了要素、流量的国际化、规模化以外，更多的是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是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公布，传递的信号正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 五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巨大活力、潜力的格局不会变。中国14亿人口的潜力，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还没到增长的极限。一般来说，国家的发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万美元有个中等收入陷阱，一旦跳过这个门槛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往3万、4万将是比较平坦的阶段；而一旦过了人均5万、10万美元以后，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增速会放缓。中国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假设未来15年翻一番2万美元，再下一个15年翻半番为3万美元，那么到2050年GDP规模可能达到42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很大，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包括欧美给它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出口到中国来，也是帮别人一起发展。帮别人的也就是帮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是在互利、互助中发展的。而中国一定能担当这样的大任。我对我们国家疫情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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