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 “30·60目标”既对我国绿色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又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一个五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要实现上述目标，在“十四五”实现新开局显得尤为关键。 绿色发展潜力巨大 碳达峰、碳中和不仅对环保产业、能源产业有重大影响，与各行各业也息息相关。“努力争取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对我国绿色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十四五’规划及未来10年的规划中，每个行业都要有更加明确的低碳化、去碳化战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 有专家表示，此前提到绿色发展，多指向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概念，未来应该有更宽泛的定义。绿色发展实际上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投资等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这些方面的发展潜力巨大。这既对各行业提出新挑战，也对各行业形成新机遇，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十四五”期间，结合低碳、去碳目标，绿色产业有望成为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遥告诉《金融时报》记者，面对全球经济新形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迫在眉睫。作为指导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绿色发展应在推进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实践。 王遥建议，在一些大的项目建设上可以建立绿色项目清单，提高绿色项目占比。“在开展新基建过程中，应注重气候韧性、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考察。否则，经济发展继续走在旧的污染路径上，会加大未来转型的障碍。”她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建立新基建绿色项目清单，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强化项目透明度，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防范信息不对称可能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 在消费领域，王遥提出，可以通过鼓励绿色消费，培育绿色理念，倒逼绿色产业发展。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断增强，社会消费总量进一步攀升。要不断完善绿色产业，加大绿色产品研发投入，开发和推广更多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让消费者更容易分辨出绿色产品和服务，营造鼓励绿色消费的便利市场环境。 因地制宜尽早规划 专家普遍认为，只有在“十四五”期间加大政策力度，才能保障我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把峰值稳定在合理水平，才能使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曲线更为平滑。 马骏表示，在制定目标时，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尽量提前实现“碳中和”。“例如，有些地方森林覆盖率比较高，新能源产业比重也相对比较大，可以提前实现相关目标，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样板。”他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尽早规划。 各个领域已经在陆续出炉减碳和去碳化计划。例如，1月5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印发配套的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这意味着，自2021年1月1日起，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225家发电企业将分到碳排放配额。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2021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他特别提出，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高密集型行业，要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同时，各地应因地制宜制定减排计划，积极探索长期的、可持续的体制机制。2020年9月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在一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吹风会上提出，下一步，要求全国各地提出碳排放达峰目标。他表示，应对气候变化要打持久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建设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此，王遥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起激励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促进环境友好和资源保护、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建立绿色消费数据库，构建生态信用体系，通过信用评级与信息共享促进形成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发展谱新篇 “30·60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有力支持。作为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重要桥梁和转化器，绿色金融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根据生态环境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超11万亿元，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达1.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未来，相关领域有望取得进一步突破。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表示，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是2021年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 马骏表示，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实际上也对金融业提出很多要求。有了明晰的低碳化路径以后，可以测算出这些低碳化项目需要多少资金支持，金融业应该围绕这个目标，为这些融资做好规划。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也表示，金融机构要重视环保因素对整个产业结构、技术升级的影响，将相关因素纳入金融机构投资决策机制。 除了传统的信贷、债券支持外，碳交易市场有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长足发展。不少专家均表示，“十四五”期间，可以充分发挥金融业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碳金融。 央行研究局课题组日前撰文建议，遵循适度从紧原则确定碳配额总额，确保形成合理的碳价。在交易方式方面给予交易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开展连续交易和集合竞价。引入中央对手方机制，建立碳定价中心，设立碳配额预留机制与碳市场平准基金，完善价格调控。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下称“方案”），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进一步要求。特别是，把资本市场发展放在整个大市场体系当中加以谋划和部署，有助于增强改革合力，达到协同促进效果。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是2020年11月2日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当时一起审议通过的还有《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等。出台这些改革文件，目的是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所以，我们务必从全局高度来把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任务，坚持务实有效、力求高效，防止走偏或力所不及。 第一，资本市场与其他四大要素市场都有紧密联系，具有极高的信息敏感度，要发挥好资本市场价格机制的反馈作用。 把资本市场与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市场放在同一章节安排部署，体现了对要素市场发展的系统性思考和长远规划，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应当充分考量与整个要素市场体系的协调。 资本市场的主体主要是上市公司和各类投资者。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涉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配置，只是基于行业属性和市场定位的不同，五大要素配置的比例和情境不同而已。可以说，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成果；而经营者需要对这些要素价格变动的曲线熟稔于心，随时调整经营策略。投资者主要基于上市公司价值判断，以资金进出的方式参与资源配置。同时，资本市场价格波动也会作用于其他要素市场，促使其他要素市场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资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及时有效，对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所以，此次出台的“方案”重点强调了资本市场入口关——股票发行注册制、出口关——常态化退市机制、理性定价者——机构投资者，并且强调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既要把合适的投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也要防止买卖双方非理性博弈，通过信息透明、监管透明、严刑峻法保证市场秩序稳定，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资本市场。 第二，全面性市场体系建设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创造更加有利条件，将与资本市场内部改革形成呼应效果。 资本市场发展需要产权保护机制、公平竞争体系、信用制度、整体营商环境的匹配。“方案”在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方面，明确了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要求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在海南省、深圳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行准入特别措施，并选择部分地区开展放宽准入试点；部署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增强审查刚性约束，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这些措施将促进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在准入平等、标准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真正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调整生产和流通，提高效率，优胜劣汰。 “方案”在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方面，明确了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系列措施，这将倒逼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服务机构等聚焦主业，加快创新步伐，提高生产、经营、服务质量。这与证监会推动的上市公司提质行动、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行动是一致的。很多上市公司是行业领先者，这一群体在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方面肩负着重任。上市公司在提升经营绩效的同时，还可以给投资者带来稳定回报，这也是改善和提升市场环境的重要内容。 所以，中央部署全面性市场体系建设，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条件，有望形成资本市场内外联动、相互促动的改革发展局面。 第三，“大监管”部署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守法意识，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方案”强调了“大监管”理念，规划了“大监管”格局。在推进综合协同监管方面，规定了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明确了对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强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方案”还就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制度、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体系作出规定，对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监督作用、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等制定了基础性条款，还重点规定了对监管机构实施监管的措施。这些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制定细则，织牢行政监管、自律监管、舆论监督、市场主体自我约束的监督体系，与严格执法形成相互衔接配套的依法治市体系，促进各个市场主体和监督部门依法办事、依法行权、依法维权、依法竞争。 “大监管”与“大市场”是相互匹配的，各个市场环节都依法有效运转，才能建立平等、公正、开放、诚信的大市场，各个市场主体才能有更大的获得感。我们相信，资本市场也将在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进程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信息化当作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契机，对信息化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不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而且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价值底色和根本逻辑”。“为老百姓(603883,股吧)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宽带进村，信息入户，偏远的山村，搭上电商“顺风车”，农产品(000061,股吧)飞出山沟沟；“互联网+医疗”，让群众治病天涯变咫尺；互联网公益项目，帮助山沟里的孩子迈过“数字鸿沟”；物联网助力打造智慧社区，互联网政务“让群众少跑腿”，共享模式带来便捷舒适……互联网不断释放红利，人们腾“云”驾“物”，生活更便利、工作更高效。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一边是清除网络“杂草”，在违法违规上做“减法”，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净网”“清网”行动雷霆出击、犁庭扫穴；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加强立法工作，从源头堵住漏洞；近日，中央网信办召开全国网信系统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工作视频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全平台网络传播秩序工作，就是让网络空间的传播秩序更加规范。一边是画大同心圆，在正能量上做“加法”，评选“中国好网民”、“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让主旋律高昂。各地打出网络文化品牌，江苏“i江苏e同行”汇聚“红色”薪火，浙江“同做好网民 共建好家园”树起地方榜样，凝聚向上向善的网络正能量。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我们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我们把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神研判网络安全态势，不断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我们用“安全”筑牢基底，也立起互联网发展的高楼大厦。从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到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跃居全球第二，再到网上交易、手机支付、共享出行等新技术新应用广泛普及，充分表明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是科学有力的。眼下，新基建“铺路”，5G“提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出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正是因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们的个人健康码、远程医疗、在线办公、企业“码上复工”等广泛应用，在科学防疫、复工复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真正诠释了由互联网发展由“大”到“强”的内涵。踏遍青山人未老，“网景”这边独好。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我们就一定能把握时代主动权，赢得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作者：李群）
市场消息透露，全球知名游戏厂商IGG（0799.HK）已于近日正式“牵手”国内领先的手游玩家社区平台TapTap。IGG明确表示：除集团自营渠道外，公司未来在中国大陆地区安卓渠道发布的优质手游产品，将优先在TapTap平台发布。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看，这两者的合作无疑是游戏领域又一次令人瞩目的强强联手，背后的内涵也尤其丰富。 强势联手，探索中国大陆市场 IGG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较早涉足海外市场，已拥有游戏全球化运作实力的手机游戏开发商及营运商。其总部设在新加坡，在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白俄罗斯、菲律宾、阿联酋、印尼、巴西、土耳其、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地区均设有分支机构，致力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多语言、多类型的精品游戏。 TapTap于2016年上线，是心动公司旗下的高品质玩家社区，也是一个发展较快的精品游戏流量分发渠道之一。且与传统应用商店渠道不同的是，TapTap只收录官方包，游戏厂商不需为产品上架付出渠道分成。 基于全球运营的发展策略，IGG早前在海外市场部署较多，而在中国大陆市场相对低调，仅2020年,其已在海外上线但暂未登陆中国大陆的产品就有10多款。此次IGG选择与TapTap合作，以力求在中国大陆安卓游戏平台实现发展，显然可视为其深入探索中国大陆市场的信号。 IGG全球运营副总裁蔡伟祥（Choy）也曾于近半年的媒体访谈中表示：“中国大陆市场也是我们重点探索的方向之一。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将多年海外发行积累的经验和推广思路，与中国大陆特色相结合，做出更受中国大陆市场欢迎的游戏。” 顺势而行，迎接发展新机遇 进一步来看，这一战略部署或与中国大陆手游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联。 首先，中国手游产业正在释放强劲的发展潜力，对以全球运营为发展目标的手游大厂IGG来说，或终将不会错失这一块巨大的“蛋糕”。 目前来看，中国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已有近半数人口（约6.4亿）转化为游戏用户，游戏市场于去年开始重现高速发展趋势。 伽马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中国游戏市场收入超过2786.9亿元，增速达到20.7%，且预计这一数字将于2021年上半年达到1500亿元，同比2020年再度增长。同时，据艾瑞数据，移动游戏目前的发展条件成熟且良好，移动游戏占中国游戏总市场规模的比例将自2020年起保持在75%以上。 其次，中国手游的发行模式正在生变，内容侧与渠道侧的博弈进一步加剧，“内容为王”的风向已至。IGG与TapTap皆是优质内容的追求者，均以玩家的需求、喜好为首位，这一点上二者不谋而合，合作对双方来说都可谓是不错的选择。 2021开年第一天，游戏领域即发生了游戏厂商与渠道平台关于渠道分成矛盾。无论结果如何，实则都侧面反映出，在当前的游戏界，优质内容对传统渠道的议价能力在提升，也意味着优质内容厂商有望提高自身的单产品收益。 具体聚焦IGG与TapTap在内容侧的资质来看： IGG而言，于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收3.1亿美元，净利润1.3亿，同比增长88%，创下上市后中期利润的新高。其中，拳头产品《王国纪元》营收约达2.6亿美元，全球注册用户累计3.2亿，MAU超1300万，业绩表现十分亮眼。 要知道，《王国纪元》于2016年3月便正式上线，一般游戏产品三年即进入成熟期，在较长的运营生命周期中能够有此表现并非易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IGG能够不断对产品进行挖掘更新，维持或提升其“造血”功能的能力。 另外，据市场公开资料，IGG目前拥有多达40多个游戏项目在研或运营，部分已经进入到内部测试阶段。其尚未正式公布的游戏中已覆盖此前涉猎较少的细分品类，如女性向、FPS、MOBA和RPG等，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游戏产品管线。后续而言，IGG对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能力有一定保障。 对TapTap而言，截至2020上半年，其App月活用户已达2480万，较去年同比增长52%。其通过零渠道分成以吸引优质内容厂商进驻，进而以精品游戏吸引玩家提升平台流量，再反之吸引更多优质内容厂商入驻的良性发展闭环已见雏形。基于该模式的高品质特点，TapTap当前拥有的用户多为游戏领域的核心用户，对应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结语 以上也指明，IGG与TapTap的“牵手”势必将发挥协同作用，助推二者在优质内容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以深入分享中国手游可观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逐渐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港股00737)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1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条件在国内最成熟 粤港澳大湾区由“9+2”组成，即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面积合计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9年经济总量12万亿元，占全国的12.1%；常住人口7267万，占全国的5.2%。 湾区经济是大国发展标配，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知名的有三大湾区：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和以现代制造为核心的东京湾区。中国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湾区、胶州湾区、杭州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区等，实力最强、基础条件最成熟的则是粤港澳大湾区。 1.2粤港澳大湾区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酝酿已逾10余年，从2005年明确“湾区发展计划”，到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签署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再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逐渐落地。从发展历程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14年），湾区经济进入地方构想。2005年，广东省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明确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并要求把发展“湾区”列入重大行动计划。之后，湾区发展陆续写入2008年国家发改委《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参与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跨区域合作初现雏形。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湾区经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 第二阶段（2015年至今），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等，要求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7月1日，值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1）港澳繁荣新保障：深化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和新动能，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内地互利合作。在改革开发初期，香港、澳门凭借其产业、技术、资金等优势，引领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发展。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香港、澳门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香港一段时间经济低迷，亟需内地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通过构建协同机制，消除影响要素便利流动、产业合理分工的制度性障碍，打破行政地域壁垒，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 2）对外开放新门户：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引领对外开放。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博鳌讲话中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区位优势突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整合发挥其港口、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且，粤港澳大湾区将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求制度创新，探索制定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3）区域发展新布局：在北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将发挥优势区位，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区域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南接东南亚、南亚，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台湾，北接长江经济带，西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形成北有雄安新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长三角领衔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带动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1.4发展关键：最大限度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与城市之间，最大限度地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地流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键。在大湾区内部，存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自由港，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并且，由于经济体量相当，广州、深圳、香港有可能出现的“龙头”之争，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分工、七大合作重点领域 2.1城市分工：产业布局协同互补，实现“9＋2＞11”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世界级湾区都是外向型，面向全世界的，粤港澳三地须深度融合，发挥“9＋2＞11”的效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相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大湾区内部分工为： 1）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广州以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佛强强联合、发展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深圳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继续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海洋经济、数字创意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同时，继续发展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化。东莞和惠州依托深圳研发资源，集中产业制造优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中心。珠海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家电电气、精密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和电力能源业为主导产业，重点打造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港澳深度合作，拓展在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合作。肇庆积极承接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经济，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 2）香港侧重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航空枢纽职能，澳门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澳门作为全球四大赌业之一，旅游业、酒店业和娱乐场吸引着全球游客，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2七大重点合作领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划定七大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1）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内地与港澳交通联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综合衔接、一体高效。强化城市内外交通建设，便捷城际交通，共同推进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区域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便捷区域内交通圈。建设稳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应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扩大网络容量。 3）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5）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6）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九市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7）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迎来大湾区时代 3.1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国际一流湾区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湾区依赖于自身资源和港口群，抓住了三次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相继形成并崛起，分别以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主要特点。其中，一战到二战期间，纽约湾依靠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贸易通(港股00536)道成为第一个世界级湾区，并且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二战后，旧金山湾依靠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贸易通道、教育和人才优势，成为第二个世界级湾区，位于湾区南部的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60-90年代，东京湾凭借科技制造实力成为第三个世界级湾区，先进制造优势突出。三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可总结为四个阶段：单级城市、都市区、城市群、世界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到1.68万亿美元，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并且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世界湾区之首；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国际人才优势，澳门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综合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人均发展水平上，粤港澳大湾区远远落后于国际三大湾区，人均GDP只相当于纽约湾区的1/4、旧金山湾区的1/5、东京湾区的1/2，差距明显，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于国际三大湾区的3/5左右； 研发投入少，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缺乏足够数量的全球创新知名企业，世界500强公司不及国际三大湾区的一半。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潜力无限。 3.2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聚焦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通过对国际三大湾区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现状的对比分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实力，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有望打造成一个融合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以及先进制造的综合湾区。 1）深化港深金融合作，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纽约市政府通过与临近州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曼哈顿华尔街资本优势，将狭长的岛屿转变成商业中心。至今，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岛，全球7家大银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等机构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此设立，并成立了纽交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大型金融交易中心。此外，花旗财团、摩根财团等本土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也给湾区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香港和深圳分别为国际、国内金融中心之一，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合作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机构协同，进一步完善深交所和港交所的互联互通，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挥好香港和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融资的优势，并与实体经济作充分的对接，借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资本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2）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旧金山湾区的技术创新得益于在硅谷聚集着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公立大学34所，私立大学49所，五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健全相关法律和基础设施为风险资本培育成熟的创投环境，打造产业资本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进一步留住人才。同时，除了联邦建立的保护创新的法律体系外，加州政府还推出学徒计划、职业培训，严禁企业限制员工合理流动，为湾区内人才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粤港澳三地大湾区拥有多所研究机构和学校，聚集了众多科技公司，具备国际水平的创新基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香港、广州、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推进形成一批能够媲美BAT的新产业和新企业。加大力度引进更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所，加强高校间、校企间以及与国际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落实港澳居民在创业、就业、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同等待遇，聚集更多科技创新要素在湾区内生长、发展，促进湾区科技创新，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3）培育高端产业集群，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二战后日本依托优质的六大港口和大量的产业专用码头，大量进口海外能源和原材料，在临海地区建立京浜、京叶工业区，这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同时又与在腹地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能源等功能紧密互动，最终发展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这是东京湾区能够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一大成功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大湾区时代将迎来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全面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通过有力措施明确各市在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培育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各市应重点发展和培育的优势产业或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并且帮助高端制造业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有越来越快速、频繁的互动，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世界高端制造业制高点。
2020年12月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对外宣布，“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960多万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胜券在握。 “十三五”建成安置住房266万余套 发布会现场，来自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群众代表罗应和格外激动。罗应和的老家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斗底村，是当地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2016年7月，斗底村等58个村寨1109户4685名村民，搬进了惠水县明田移民安置点——新民社区。4年多来，作为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的罗应和，带领搬迁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罗应和与新民社区是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万余套，配套新建或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6100多所、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万多所、养老服务设施3400余个、文化活动场所4万余个，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 啃下“脱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 “这是继土地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发生的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堪称人类迁徙史和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壮举。”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说。 2015年的12月1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电视电话会议，对“十三五”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动员部署，揭开了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序幕。“新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被称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是脱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童章舜说。 在我国“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区，有近1000万贫困人口面临着脱贫发展问题。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让这些贫困群众从以前居住的土坯房、茅草房、危旧房搬进了宽敞明亮、安全牢固的新房，解决了困扰已久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完成了“十三五”全国近1/5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任务。 “要在5年内完成近1000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相当于三峡移民的近8倍，规模之大、时间之紧前所未有。”童章舜说，这在中国的扶贫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这些地区大多是山区、高寒山区、生态条件非常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特别是三区三州尤为突出，易地扶贫搬迁要面对适宜搬迁安置空间严重不足等难题。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实施如此规模、如此艰巨的伟大工程。”童章舜说。 继续完善后续扶持政策体系 2019年以来，随着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陆续完成，这项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后续扶持上。 201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印发了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的指导意见，对后续扶持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和指导。2020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又联合12个部门进一步出台了《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25项具体举措。 “这些举措包括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安置区产业培育和就业帮扶，加强安置社区的管理，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等。”赵辰昕表示，在整体框架之下，有关部门不断推动完善相关举措，陆续出台了实施就业帮扶、社区治理、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专项政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支持体系正逐步形成。 资金来源是开展后续扶持的关键所在。为此，相关部门狠抓筹资方式的创新，积极拓展筹资渠道，5年共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800亿元，撬动了包括专项建设基金、中长期低息贷款、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群众自筹等各类资金5200亿元，加起来就是6000亿元，大大提高了人均建房的补助标准。 分区分类开展精准扶持，是推动后续脱贫发展的重要路径。对特大型安置区、大型安置区、中型安置区和小微型安置点、分散安置户开展分类有效指导，推动每个安置区、每名搬迁群众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后续帮扶。 赵辰昕表示，“十四五”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将联合有关部门和地方，结合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坚持分区分类精准施策，进一步完善后续扶持政策体系，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的一举一动备受世界瞩目。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强调，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是开放还是封闭，是机遇还是挑战？回答这些问题，需看清一个现实：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闭关内顾，而是要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全面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提高经济韧性和竞争力的同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将为各国共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带来更多机遇。 机遇在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万美元，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将释放内需潜力。这一潜力的释放，不只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利于世界各国——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对此，瑞士经济学家菲利普·内尔称赞道，中国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将有助于全球贸易发展。 机遇在于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从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到扩容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面对风险挑战，中国对外开放没有止步，脚步更加坚定。中国进一步敞开的大门，吸引了更多外商来华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月2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大幅下滑42%，但中国FDI逆势增长4%，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展望未来，中国将推出更多扩大开放政策措施。 机遇在于中国深化对外合作。今日的中国，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一带一路”便是例证，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超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经贸、科技创新、公共卫生、人文等多个领域；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量逆势增长50%，运输货物货值达500亿美元，向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939万件、7.6万吨。窥斑见豹，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南南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更紧密。中国发展必将更好惠及世界，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注入更为持久、强劲的动力。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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