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行业实现营收逾741亿元，同比增长6.1% 这七大服务行业包括：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据介绍，重庆服务业逆势增长，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动力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做优做强；生活性服务业持续提档升级；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 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上半年，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9%，基础电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9%。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上半年，重庆市积极出台提振文旅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全市文旅企业复工率达99.02%，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增加值达到859亿元。同时，传统商贸服务业转型增效效果明显。如，重庆市组建了重庆市会展服务中心，线上举办了中国会展创新者（网上）大会；解放碑步行街成功拿到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金字招牌；中国·重庆现代餐饮产业园落户渝中区，首批入驻企业签约金额超50亿元。 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方面，上半年，重庆市启动实施了“加快发展直播带货行动计划”，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消费”推动直播带货和“网红经济”发展。同时，还举办了2020重庆6·18电商节暨“爱尚重庆云享生活”网络消费促进月活动，1个月时间里开展了140多场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线上消费。 据统计，今年1-6月，全市网络零售额达625.33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仅直播带货活动就开展了8.94万场次，累计实现零售额46.14亿元。 线下，重庆市举办了以“春暖花开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十个一”活动，统筹开展跨季度的“爱尚重庆·约惠夏天”主题惠民消费季活动，助推消费市场回暖。据统计，6月当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7%。
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系列新政，涵盖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新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与此同时，多地密集推出养老服务业投资扶持清单，不少地方一方面加紧推进高水平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密集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储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特别是医养结合领域。
中国经济找到了一个能够精准地应对疫情，同时维护经济适度增长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我们既能防止疫情扩散，也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基本正常运行。所以，下半年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可能是少见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 李稻葵 中国已逐步找到既能精准应对疫情，又能维护经济适度增长的机制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6%，二季度同比增长3.2%，这个数据说明中国的防疫基本上已经从过去需要大规模封城、一级响应的阶段，转变成精准的常态化防疫阶段。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运行已经回到相对中高速增长的状态。 中国经济找到了一个能够精准地应对疫情，同时维护经济适度增长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我们既能防止疫情扩散，也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基本正常运行。所以，下半年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可能是少见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只要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大的经济重心无疫情反复现象，今年的GDP增速就很可能达到3%到4%。 就业不能只看总数，还要看结构 上半年，全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员达到564万，相当于已经完成全年目标的62.7%。但是，个人认为就业不能只看总数，还要看结构。目前的就业总数不错，但是从结构来看，表现欠佳。目前新增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领域，一些高质量的、中高端的、需要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岗位数量还是不够，这就导致现在大学生就业成问题。所以，并不能认为全年就业任务能够轻松完成。如果将要求提高至保证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保证新增的800多万大学生能够找到工作，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而且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能着急，因为在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高质量的、高端的就业也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 对此，要雇佣针对大学生的高端中介、高端劳动服务公司，给予他们社保等基本保障，将此作为一个蓄水池。然后，再由劳动服务公司去匹配相关的企业。暂时由劳动服务公司先给大学生提供工作，将他们组织起来，每天上班、学习和培训，为他们提供一个介于实习和就业之间的临时的劳动服务工作。同时，服务公司也应该不断地与社会各界相关的用人单位保持密切联系，逐步替大学生找到工作。 下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来自外部冲击 个人认为世界经济现在还没见底，因为疫情仍在蔓延，很多地方到了秋季可能还会重新实施管制、隔离政策。所以，世界经济是非常困难的，2020年基本上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困难的一年。6月份进出口转正可能还是依靠医药卫生产品的出口，但是在低迷的世界经济背景下，最终需求可能还是很难有起色。换言之，这种进出口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且下半年压力依旧很大。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下半年经济最大的风险来自外部冲击。在世界经济还没见底的时候，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压力就是外需难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内需上做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经济没有恢复对中国经济是个机遇。因为中国的大宗产品，包括原油价格较低，可以利用当下的机遇，适当地加快相关方面的投资、储备与建设。 房地产行业需结构性发力 个人认为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住宅用地是不足的。因此，我国房价一直处于上涨态势。比如北京五环以内的住宅用地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五环以内，尤其是中关村的办公用地很多，住宅用地却很少。应该要利用好疫情这个机会，适当增加住宅用地的供给，以抑制房价上涨、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要。 房地产实际上是有结构性投资的机遇的，大城市老百姓愿意购买，存在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而且地方政府现在也缺钱。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应在下半年发力，但是需要强调一点，房地产发力应该是结构性的，并非所有地区“一刀切”，不少城市的住房供给是过剩的。 服务业是下半年恢复的重点 上半年受疫情打击最大的就是服务业，所以服务业是下半年恢复的一个重点。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能不能翻身、比较顺利地彻底走出疫情的阴影，服务业的恢复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服务业里的恢复重点就是消费者密集型的行业，比如旅游、酒店、娱乐、餐饮。为了使服务业顺利恢复，疫情的防控还可以进一步精准，比如以后电影院实名制，类似健康宝等等的手机APP还可以做得更加精准，以便问题发生后回溯，服务业从业人员进行定期的核酸检验等等。 作为重灾区的消费，同样是下半年的恢复重点。消费的恢复有以下3点： 1、恢复传统服务业，包括餐饮、旅游、电影、娱乐、出行等等。 2、恢复汽车行业。上半年很多购车计划被推迟，而且汽车行业已经连续两年呈不景气。所以，汽车行业在下半年应该发力，预计有较好的前景， 3、恢复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住房需求恢复之后，家用电器和家具的兴旺也会随之而来。 上半年的消费缺口过大，如果零售、餐饮、服务、汽车、刚需住房能够改善，下半年的消费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量化宽松 总体上讲，目前中国市场的流动性水平是充足的，关键还是要搞活金融中介服务，不能只依靠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由于风险不对称，银行给小企业提供贷款是很困难的。如果小企业经营不好，无法偿还贷款，破产的风险就全部转嫁给银行。如果中小企业经营状况良好，银行最多也只收6%、7%的利息。这就导致了风险不对称的问题。 所以，给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能只靠银行，金融业必须有创新，调动权益类的金融机构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进行金融创新，比如在信托中加入一些高风险的股权类的投资机构。就全球范围来看，下半年量化宽松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比如在欧洲和美国，可能还是主基调。目前，国外疫情导致的不稳定因素使得金融市场出现新的波动，在此背景之下，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量化宽松。 本文来源于网易
梁婧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8%，增速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降幅较1-5月收窄1.5个百分点。6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2.3%，增速较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复工复产加快推进和需求端持续改善，带动工业生产增长继续回升。随着境内疫情有效防控，“六稳”“六保”等政策落地实施，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推进，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恢复，二季度当季为74.4%，较一季度上升7.1个百分点。受消费、投资、出口等内外需改善的拉动，6月当月，工业生产增速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至4.8%；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回升4个百分点。虽然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仍为负，但这主要是受一季度疫情拖累，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为-8.4%，二季度工业生产增速转负为正，平均增速为4.4%。 第二，中上游行业生产继续加快，下游行业仍相对低迷。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加快推进，原材料行业增长继续加快。6月当月，采矿业、化工、钢铁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7%、4%、6.3%，增速分别较上月加快0.6、0.1、0.2个百分点。从产品看，6月份钢材产量增速继续回升至7.5%，水泥产量增速为8.4%，仍保持在8%以上。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通用设备（7.4%）、汽车制造业（13.4%）、电气机械（8.7%）、电子（12.6%）等行业增速均较上月有所加快。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增速为10%，较上月提高1.1个百分点。消费品行业仍相对低迷，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行业增速均有所回落，这反映居民终端需求仍然偏弱。 第三，服务业经营活动有所恢复，现代服务业表现较为突出。6月当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2.3%，在上月转负为正的基础上继续回升。从增加值增长看服务业增长由负转正，服务业经营活动逐步恢复，二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为1.9%，而一季度为-5.2%。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年增加值分别增长14.5%、6.6%。 第四，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不少困难和不确定性，需继续加快落实相关支持政策。一是企业效益仍有压力，1-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9.3%，降幅依然较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77元，同比增加0.58元。5月末，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20.9天，同比增加3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58.8天，同比增加10.4天。二是市场需求依然偏弱，终端消费动力不足。三是境外疫情、中美摩擦等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将影响外需修复。未来政策方面要继续加快落实“六稳”“六保”政策，推动减税降费，帮助企业特别是受冲击更大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为了促进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增长的真正有效着力点恐怕不仅在出口和投资，而是必须尽快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之后于制造业的短期不平衡情况——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方面的成效，以及得益于政府的一系列规模性政策，中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其他国家。然而，受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不平衡特征，主要是消费需求与供给恢复速度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恢复速度失衡等短期不平衡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只能达到-2%左右。若不能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经济恢复的不平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难以恢复到市场所期待的5%左右增长水平。从长期来看，新旧经济的增长结构失衡情况在疫情冲击后变得更加严重，其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须前瞻性地把握。 一、经济恢复的短期不平衡制约下半年复苏力度 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恢复呈现出两个短期不平衡特征：消费需求的恢复速度滞后于供给，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上述两大短期不平衡征既是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恢复速度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下半年经济恢复力度的关键因素。 首先，消费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6月10日，规上企业开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0.1%，可见不但全国各地复产复工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各行各业的供应链也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然而，需求面的恢复仍明显滞后，从拉动经济增长60%的消费增速来看，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5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8%，虽然逐月明显收窄，仍为负增长；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2%，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0.6%。预计下半年会逐步转为正增长。 其次，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5月中国制造业增长5.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高；与此同时，1-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服务业的恢复速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 由于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近6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高达53%（远远高于制造业27%的经济比重），在消费和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滞后影响下，预计上半年中国经济至少负增长2%以上。 下半年，随着第三批专项债额度下达，基本建设投资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速，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受疫情影响，虽然海外需求并不乐观，但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并未出现预期中的严重下滑，由于疫情防控物资出口迅猛，以及其他国外厂商受疫情影响供给中断造成的物资短缺，下半年出口负增长的情况或仍将好于预期。然而，如果消费和服务业不能尽快恢复的疫情之前的水平，中国经济下半年仍然不可能回到市场所期待的5%以上的正常增长水平。 所以，为了促进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增长的真正有效着力点恐怕不仅在出口和投资，而是必须尽快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之后于制造业的短期不平衡情况——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二、 提振消费须从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入手 当前最高决策层面在“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还是以围绕搞投资、上项目来展开的，短期难以改变。 例如，虽然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在两会后总理特别强调“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10万亿左右。 如果同样的资金规模用来稳消费，会受到那些宏观决策机制的制约呢？比如，假定给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那6亿中低收入者每人发2000元，实际所需财政资金规模不过1.2万亿——三口之家可增加6000元收入，5口之家可增加1万元收入，这将带来较大力度的消费复苏。相对于花费1.2万亿给中低收入者做消费补贴而言，拿出1.2万亿稳消费肯定会遇到层层阻力，其决策难度远远大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进行基建投资。 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地区基本建设需求饱和，有稳定回报的项目又被PPP项目“鱼过千网”似的反复筛选以后，上半年有稳定回报的可选专项债项目已经有些供应不足，因而在发行过程中也出现了项目申报弄虚作假、可行性论证走形式、资金分配上用专项债“堵窟窿”、宏观上挤压民营融资、稳增长远水不解近渴等问题。上述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恰从微观上说明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从财政部、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稳增长决策和传导机制，仍然是围绕选项目、报项目、项目审批、项目实施为核心的。因此，提振消费，要从宏观决策机制和传导机制入手。 图1：中国的消费传导机制与政策杠杆效应 如上图所示，稳消费的决策和传导机制要从收入传导、利率传导、边际消费倾向传导等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和路径展开。 具体地说，首先应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出发，严格限制和大幅减少不合实际的基建投资规模，并从机构设置上减少围绕基建项目筛选、申报、审批等环节的政府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把宝贵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到稳消费上。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调查失业率等就业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消费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考虑到疫情冲击下提升消费的迫切性，也可从中央政府层面一次性向中低收入者发放消费补贴，迅速激活国内消费市场。 从利率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发力，一定要尽快走出影响决策的认识误：第一，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6亿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有什么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消费低迷时期借口“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第二，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仅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 第三，从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传导机制来看，旧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以5G、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因此如果用消费补贴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旧消费上可以用较小比例的消费补贴撬动，在新消费上则可以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撬动，无论是小比例补贴老消费，还是大比例补贴新消费，都可以轻松启动数万亿消费需求增量，比远过度扩张基建投资见效快、“乘数效应”大。 三、 服务业复苏要打破交往障碍，新旧经济增长失衡影响深远 目前来看，国内几乎绝大部分地区疫情都已受控，但是各地相互之间的交往还远远没有恢复，大部分大城市的酒店实际入住率依然低于50%，餐饮、商业、旅游景点、线下教育、茶馆、影视娱乐等恢复情况较差。 有学者说常来常往才能恢复经济，这对服务业非常重要。根据作者不久前在云南、福建、广东、上海等地旅行的经验，从一个低风险地区到另外一个低风险地区旅行，通常要花较长时间填写14天以内的行程、航班号、座位号、途径城市的居住地等等，有时候由于行程较多需要填写半个小时才能成功获取一个新地区的健康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形成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交往障碍，降低了“来来往往”的频率。建议各地应尽快取消本地健康码，应统一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 最后，一定要高度重视疫情之后经济增长的产业和受益人口不平衡性。受疫情冲击，很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衰落，而以非接触经济、线上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却蓬勃发展。这虽然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规律，但是毕竟与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增长普惠性有所不同，这样长期增长不平衡带来的转型冲击不容忽视。 以美国为例，如果不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失衡，特朗普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当选为美国总统，即使面临如此严重的疫情失控和国内分裂，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依然不在少数——谁能改变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主要靠硅谷、波士顿等少数地区、少数新经济行业拉动，而大部分传统产业却没有分享到增长成果的事实？特朗普就是在这种经济增长失衡背景下，靠煽动旧经济的大多数而登上舞台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如果不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长期失衡，他也没有到处发动贸易战、破坏全球化的借口：如果不是美国制造业只占本国GDP的11%，而服务业占79%的产业结构，怎么会有美国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和服务贸易长期顺差的贸易结构？ 疫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也是新经济引领的增长，如果新经济的受益者也是少数人群、少数行业、少数地区，会不会带来和过去十几年美国类似的社会问题？受到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从70%回落的如今的50%，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还不足总人口的30%，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支持新经济的同时，应该保证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如何救助中低收入群体、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些都是以后经济增长结构性不平衡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可以说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 近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20年春季会议改成远程会议，这可以说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70年来第一次非现场举办重要的年度会议，当然这与全球疫情有关系，也显示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 无接触经济，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不需见面就能完成的经济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看到很多此类经济行为，比如电商、生活服务、远程办公/医疗、线上娱乐/教育、在线销售、智能物流等（如图1），这离不开产业信息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支持。可以说，无接触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2020年因疫情而发展加速。新模式或技术能多大程度达到商业应用或社区应用，其实和不同路径的成本有关。在线互动的效果可能不及面对面互动，但疫情使得人与人当面互动的成本大幅提高，线下转线上就符合成本收益比了。 疫情过后有些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可能放缓或不会持续，但这次疫情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社会管理方式的时代离我们更近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将带来什么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生产效率、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有什么含义？ 数字经济增加服务业可贸易性 这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主要发生在服务业。工人不能返工，机器无人操作（除非已实现自动化），相关制造业就难以复工。但通过远程通信、数字技术的应用，一些服务业可实现复工。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制造业是可贸易品，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商品可以跨境流动，但人不能自由跨境流动，服务业往往要求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次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人员流动，效果类似国家间的移民控制。无接触经济有助于克服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障碍，显示服务业可贸易的潜力。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的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降低延时等，都增强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研究文献有个流行词Telemigration，可翻译成“远程移民”或“虚拟移民”。一个人没有移民，但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被另一个国家的机构雇用，所以叫Telemigration。贸易一般指国与国之间，但大型经济体内部也存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之分。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商品是可贸易的，很多服务业过去是不可贸易的。无接触经济同样彰显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我们要重新思考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传统上经济学对服务业不太瞧得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质疑甚至讽刺乐师、牧师、律师对社会的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说，生产活动需要服务业的支持，但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现在人们对服务业价值的认知已发生变化，但有个观点现在仍得到很多人认同，即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慢。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举的一个例子被广为引用，他说虽然有几百年的技术进步，音乐会四重奏还是需要四个人。 服务业可贸易对生产效率的含义 我们怎样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过去10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不仅是美国（图2），还有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学文献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统计误差。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一些经济活动边际成本接近零。比如过去听一首歌需要买唱片，现在通过数字技术无数人可以享受同一首歌，它的边际成本是零。边际成本是零的经济活动不一定体现为货币价值，没有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里，进而没有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二是通用技术渗透需要时间，就像电发明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的渗透持续几十年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个渐进的过程。三是某个或某些领域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粮食生产或冰箱制造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现实生活中人们需求有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而剩余劳动力一般会转移到生产效率不够高、供给不够多的行业和产品上。由此导致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效率比较低的部门，使得这类部门在整个经济里所占比重增加。按照权重来算，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没有先进部门那么快，甚至是放慢的。这在经济学文献里被称为“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即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停滞部门或效率低的部门。也就是说，总体劳动生产率放慢，不一定是没有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一般来讲，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较慢，随着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服务业占用资源增多。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美国更是如此（图3、图4）。 数字经济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原因包括：一是贸易带来竞争，竞争会提高效率。二是贸易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增加了，边际成本下降。最后，贸易可能带来技术外溢，提高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部分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假设单一部门经济平衡增长，但现实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并不是平衡增长，发展经济学虽然包含结构转型，但一般只应用于低收入国家。现在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重新重视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也可能适用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后，提升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和公共政策都有重要含义。 那公共政策怎样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呢？一方面是引导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应如何监管数字经济，避免或降低垄断、促进竞争等。数字经济的零边际成本特征，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出现了几家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美国的亚马逊、脸书、谷歌等，中国的腾讯和阿里等，现在也有较大的争议。巨头在成长过程中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会不会成为新的垄断反而阻碍新的创新呢？这是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对发展模式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是成功的范例。现在数字经济可能改变背后的逻辑。数字经济不仅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还可能降低了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商品包含两类成本，一是制造成本，包括劳动力等；二是贸易成本，包括运输等。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制造成本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如果机器替代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劳动力成本差异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机器替代人会导致制造业回流到高收入经济体，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但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人和人远程互动的成本，使得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加了，这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深远含义。 现在国际上经济学文献有种观点，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南亚等，想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行不通，未来是机器替代人，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这是比较悲观的看法。但也有相对乐观的，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就服务业而言，发展中经济体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仍存在，这种发展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务业出口而受到关注。中国的出口是制造业，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贸易逆差，印度反过来，印度是商品贸易逆差、服务业贸易顺差。这两种模式之争，到底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我相对偏乐观，机器替代人不能够阻碍落后国家的进步。但是发展模式需要变革，我们要更多关注服务业。其实不仅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一样，中国东部和西部，上海和贵州，西部如何追赶东部？过去靠制造业转移，东部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机器人的成本下降，靠制造业转移降低地区间的差异，这个模式是否还像过去那么有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更需关注分配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可能影响相对价格。有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简称BSH）讲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增长时，实际汇率升值。这是因为贸易品生产率提升，工资上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非贸易品行业工资跟随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但其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导致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即实际汇率升值。同样逻辑也适用于国家内部，大城市价格相对于小城市、农村的价格高，主要也体现在服务业价格高。随着部分服务业变成可贸易品，非贸易品范围缩小，意味着其价格上升压力可能更大。这对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义。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是赋能劳动者，但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资并没有跟随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善，背后有公共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劳动者的报酬跟随其边际生产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现实中有垄断问题，有些经济活动有负外部性。 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呢？一是供给有限的行业，由于技术进步不能引入该行业，或者虽有技术进步但某种原因形成垄断，供给因垄断受到限制。这些情况下，其相对价格上升，从业人员收入和资本收益上升。比如专利权在有效期内享有专利租金，人难以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还有房地产，地产是生产效率提升几乎不可能的产业，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空间有很强的排他性。二是产品与服务是需求近似无限的行业，人们的攀比消费，比如对时尚与品牌的追求很难用理性行为解释。三是具有零和属性的经济活动，一人所得即另一人所失，这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创造新增加值，主要是起到分配作用。即使数字技术提高其个体生产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对方受的损失可能越大。比如，网络诈骗与网络警察、比特币交易、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游说、离婚律师等。数字经济带来部分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按照“鲍莫尔病”，结果可能是社会资源更多配置给供给有限、需求无限（攀比）及零和经济活动。我不是要否认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而是收入分配可能越来越走向极端，需要公共政策的关注。 疫情下的思考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而且它引导资源配置，会改变成本和收益比较，改变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行为。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引导公共部门投资，比如5G新基建。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次社区防疫显示大数据有助社区精细化管理，但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界在哪儿？这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新的特征，公共政策该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后资源将如何分配，是否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技术进步慢、垄断、畸形消费需求、零和经济活动上？这些都涉及社会伦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绕开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学应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所回归，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启了政治经济学，今天在数字经济时代，在边际效用理论之外社会伦理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应不应该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类似保障？应不应该增加财产税？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倾向于不可再生的资产，比如上一辈遗留的资产、房地产，这种状态能否持续，怎么来纠正？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公共政策关注的问题。
据财联社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聚焦平台载体，提升产业能级，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贸易等为重点发展信息产业。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三亚深海科技城，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培育深海深空产业。围绕生态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壮大先进制造业。发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势，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智慧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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