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在线教育公司火花思维宣布完成E2轮的1亿美元融资，而在完成此轮融资之后，火花思维的累积融资金额已经达到了4.4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跟投火花思维此轮融资的除了投资机构和基金，另一家在线教育赛道玩家猿辅导也赫然在列，从选手到投手，在线少儿教育领域内的资本流动正在加速。 再获融资 在距离宣布获得1.5亿美元E1轮融资不到两个月后，火花思维在10月12日再次宣布完成1亿美元的E2轮融资。至此，火花思维的E轮融资共计2.5亿美元，累积的融资总额已经达到了4.4亿美元。 而在刚刚完成的E2轮融资中，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投资者中除了熟悉的领投方腾讯、跟投方凯雷投资集团旗下基金外，猿辅导也作为此轮融资的跟投方出现在了名单中。 据公开资料显示，猿辅导作为今年发展最为迅猛的在线教育机构之一，已经完成了多笔大额融资。今年3月，猿辅导宣布完成10亿美元的融资。此外，8月底也曾有媒体曝出消息，称猿辅导又将完成一轮12亿美元的融资，但针对这一消息，猿辅导方面不予置评。 令人注意的是，猿辅导此次跟投火花思维，从在线少儿教育赛道内的选手变成了投手，而其旗下斑马AI课的业务范围和火花思维的业务范围高度重合，此举意欲何为？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猿辅导方面的相关工作人员，但其未给出解答。 在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看来，猿辅导此次的投资举措可以从猿辅导和火花思维两个方面来看，“我觉得猿辅导这次的投资可能是出于一种产业布局，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想要了解火花思维一些内部信息的考虑。另外，火花思维能接受猿辅导的投资也让人十分意外，可能需要后续再观察一些相关企业的动向，了解背后的原因”。 课程涨价 在频频获得资本青睐的背后，在线少儿思维赛道有着“刚需”作为底气。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数理思维课程一直是在给孩子挑选课程时的首选。 家住某四线城市的家长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儿子今年刚上小学二年级，身边已经有不少同学报名了猿辅导、作业帮等在线课程。“我们做家长的不希望孩子落后，小城市的优秀老师资源又较为稀缺，所以最近我也在给孩子选择合适的线上课外辅导课程，数学相对英语和语文来说提分见效更快，也是我最早开始给孩子报名的。” 此外，王先生表示，选择英语和语文课程时，在面对绘本、一对一外教直播课、大语文直播课等众多产品时，自己会犹豫不决。但报名数学思维课程时，自己做决定会更快。 在刚性需求面前，踩中风口的在线教育机构也有了涨价的底气。“十一”假期是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后的第一个长假，此外，今年的“十一”恰逢中秋，国内疫情控制平稳，令人期待满满。众多在线教育机构瞄准这一时间节点，对课程价格进行了调整。 以火花思维为例，从10月1日起，直播课涨价300元，从5980元调整为6280元；10月10日，AI课也从1399元涨价到了1699元。另一家身处在线少儿思维赛道的公司豌豆思维也进行了课程调整，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豌豆思维在9月的半年课价格为4988元，共包含60课时正课和16课时赠课；而目前10月的半年课课包价格仍为4988元，但课包内容变为了52课时正课和6课时赠课，课程单价有所提高。 家长的刚性需求给了机构适当涨价的底气，也给资本市场释放出公司向盈利方向发展的信号。蓝象资本投资副总裁邱彦峰表示，投资机构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对融资轮次靠前和轮次靠后的机构，会有不同的考察角度。“面对一些在A轮融资之前早期项目时，投资机构会更加关注项目本身的创新性和在市场上是否存在机会；但对融资到很后面轮次的公司，投资方会更加考量公司的经营规模和资本回报，比如市场地位、收入规模、上市路径等等。” “多条腿走路” 纵观整个在线低龄教育赛道，细分领域的头部公司在抢占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后，都开始进行扩科扩年龄段的动作。以火花思维为例，从去年开始，公司陆续布局英语和语文赛道，上线相关课程；思维、英语、语文三科并举已经成为众多在线教育机构(如瓜瓜龙、斑马AI课等)的标配。而刚刚上市的洪恩教育，也表示要将公司课程和产品面向的年龄段从3至8岁扩展为0至12岁。 由此可以看出，先在某个科目领域内进行深耕，制造出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再拓展科目和年龄段，已经成为各家机构绕不开的发展之路。有业内人士指出，若机构只发展单科业务，自身的抗风险性和竞争力都会较低，教育行业仍然是一个政策导向较强的市场，需要机构们“多条腿走路”，应对不同的变化。 邱彦峰也进一步表示，目前教育市场仍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投资方可能还是更在意公司的规模，并没有过分考量在意公司的盈利状况。尤其是在项目发展情况还比较良好的时候，投资方可能更在意项目公司能否通过已有的路径扩大公司的规模”。
8月26日，火花思维在北京举办了成立以来的首次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完成E1轮1.5亿美元融资。本轮融资由全球顶级PE基金KKR领投，现有股东GGV纪源资本、金沙江创投、龙湖资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IDG资本跟投，光源资本担任本次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火花思维的历史累计融资金额也达到3.4亿美元。 对于完成E1轮融资后的下一步发展，火花思维CEO罗剑表示：“火花一直都是一个重后端的公司，所以将进一步打磨产品，做更多的课程，并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 融资发布的同时，火花思维教研负责人也宣布了火花直播课的重大升级――发布数理思维L7（9-10岁）和语文L4（6-8岁）、L6（8-9岁）的课程。作为火花思维的当家产品，数理思维直播课已上线两年半，深受一二线城市学生和家长的喜爱，目前完课率高达99.3%。 随着今年启蒙AI课赛道的持续火热，火花思维也正式推出了属于自己的AI课产品――“小火花AI课”。CTO单泽兵表示，尽管从去年7月，火花思维便已开始在AI课上的尝试，但出于对课程品质和配套服务体系的执着，火花花了长达一年的内测、打磨产品。打着“真人+AI，自学进步快”的小火花AI课实际于今年7月悄悄上线，并在首月便获得了千万的销售额，目前已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火花思维还宣布了另一消息――上线英语产品。火花的英语团队由杜伦大学教育学博士范惠萍领衔，目前已推出AI英语课S1（3-5岁）的课程。 对于此轮持续加注，GGV纪源资本执行董事于红表示，“火花思维是GGV在教育行业的重要布局之一，在3-9岁素质教育领域一直处于行业内领先位置。创始人罗剑具备前瞻性思维，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在短短两年内推出了多个产品。更重要的是整个团队的教育初心和使命，一直坚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大量用户的主动推荐。我自己也从一个投资人变成了一个用户，更加深刻的感觉到高质量产品的魅力。”
从10万付费学生到25万人需要多久？火花思维给出的答案是8个月。半年已完成全年KPI，CEO罗剑在近6000人的公司大群里连发了好几个大红包。而资本则给了火花一个更大的红包，火花思维今天宣布完成E1轮1.5亿美元融资，历史累计融资额达到3.4亿美元，同时正式发布“小火花AI课”和英语产品。 火花思维融资发布现场 对于完成E1轮融资后的下一步发展，罗剑表示：“火花一直都是一个重后端的公司，所以将进一步打磨产品，做更多的课程，并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 2016年光速中国完成了对玩多多（火花思维前身）的A轮投资，并在之后的B、C、D轮持续加码，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 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宓群表示，“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的潜力巨大，火花思维已从少儿数学拓展到多个学科，覆盖更多的学生。公司在不断加大研发和服务的力度，夯实行业领先地位，我们也将持续看好火花思维未来的发展。” 直播课重大升级 融资发布的同时，火花思维教研负责人也宣布了火花直播课的重大升级――发布数理思维L7（9-10岁）和语文L4（6-8岁）、L6（8-9岁）的课程。作为火花思维的当家产品，数理思维直播课已上线两年半，深受一二线城市学生和家长的喜爱，目前完课率高达99.3%。 随着今年启蒙AI课赛道的持续火热，火花思维也正式推出了属于自己的AI课产品――“小火花AI课”。CTO单泽兵表示，尽管从去年7月，火花思维便已开始在AI课上的尝试，但出于对课程品质和配套服务体系的执着，火花花了长达一年的内测、打磨产品。打着“真人+AI，自学进步快”的小火花AI课实际于今年7月悄悄上线，并在首月便获得了千万的销售额，目前已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在发布会的后半程，火花思维宣布了另一重磅消息――上线英语产品。火花的英语团队由杜伦大学教育学博士范惠萍领衔，目前已推出AI英语课S1（3-5岁）的课程。 火花思维英语产品 在罗剑看来，火花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仍然还是教研课件。 比如坚持原创内容，用游戏化、情景浸入式的方式教学。为此，火花组建了一支近200人的动画团队，创新性地用做游戏的方式做教学课件。 据悉，每一课时，团队需要经历从确定选题内容、教学方法，到原画、动画、课件合成，再到最终的测试和试讲，整个过程有23个环节，20个人组成一个小组，需要耗费5周时间才能打磨出一节纯原创的课堂内容。 “好比我看李嘉琦直播，虽然他能抓住我的注意力，但核心还是卖的东西好不好，火花的课件体现的都是他们的核心知识点。”一位火花的忠实妈妈粉表示。 与此同时，火花也注重教培体系的一致性。罗剑开玩笑地说，火花的上课老师除了脸长得不一样，讲课的神态都是一样的。 “火花一直都比较愿意花重金、铺人力在后端，打磨教育产品。”罗剑强调。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罗剑公布了几组数字――超过1000人的教研&产研人员，超过3000万元的每月研发投入，教师超过3000人，以及辅导老师超过1200人。 控制增长是为了长期的增长 与此同时，当不少同行都在通过高举高打的方式疯狂揽客时，火花却成功地通过妈妈群，逐渐敲开了用户的大门。 据了解，在火花的前2000位付费用户里，有1000位来自妈妈群。“这些用户并非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收入，反而是他们在群里的各种吐槽让我们受益匪浅。”罗剑坦言，课件不好、老师不行、服务不到位、App难用……初期几乎天天能在这些群里听到真实的用户反馈，帮助团队有的放矢地去优化。 而罗剑在这些群里也没少花时间，每一位妈妈的反馈他都会及时回复。不仅如此，他还把产品每个环节的负责人也拉进了群，一旦有问题，在群里就能第一时间快速地响应。“我经常被那些妈妈们在群里@。”罗剑笑着说，“我们很在乎这些人的感受，第一手的反馈及评价对我们很重要。” 这群妈妈如今已有了他们自己的名字“星火妈妈”，但团队更喜欢戏称她们为“大罗的亲妹妹们”。 火花思维培养体系 目前，火花每月2亿元的收入中，有85%来自现有用户的转介绍；而高达80%的续费率也进一步说明了家长和孩子对火花的喜爱，这也使得其业务模型跑得更为健康。 罗剑一直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教育是一个慢行业，服务和产品的口碑必须需要积累，否则很有可能会有负向的口碑。因此我们一直在控制增长，这样才能获得长期的增长。” 虽然外界对火花一片褒扬，但罗剑并没有被阶段性的成功冲昏头脑。在他看来，不同时期对好的定义不一样，他想把教育做成一件能对社会产生正向贡献，同时也能促成商业成功的事情。“火花现还在爬坡期，正处于一个去努力、去加油就能看到成绩的稳步向前的状态。” “罗剑为火花选择了一条更有耐心、更有韧劲的发展路径，厚积薄发的公司往往能更长久。”宓群表示，“光速中国也将持续地在创业道路上陪伴优秀的创业者共同成长，为他们提供更广泛的全球资源，携手创建世界领先的伟大公司。”
近日，和某金融机构负责人交流，末了他感慨道，“银行的人才结构不均衡，传统思维太重、互联网思维不足，要重点加大对互联网人才的引进。”这两年，类似感慨听过很多，也有不少银行人找我讨论“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如何培养互联网思维”等话题。可一旦对这类耳熟能详的词汇较真深究，往往发现我们所知不多，只不过在人云亦云。那么，站在金融从业者的视角，什么才是互联网思维，如何才算互联网人才呢？用户思维是个筐最常见的说法，是把互联网思维等同于用户思维，认为凡事从用户出发、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就是互联网思维。如招行2018年年报中所述：“我们加速金融科技应用，让每一个细胞都感知科技的脉搏，渗透互联网文化的血液，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互联网思维和价值观在全行悄然萌芽。”用户是商业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提升用户体验是对所有经营活动的高度概括，这使得用户体验成为一个万能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高度概括的概念，是无法指导实践的。如用户体验这个词，既能把互联网的一套东西装进去，传统机构的经验策略也能涵盖在内。二十年前就有银行把“以用户为中心”挂在嘴边、付诸行动，但显然和互联网思维没关系。理解互联网思维，要先从理解互联网开始。互联网改变了用户行为，影响了社会形态和商业土壤，自然也要求经营策略随之改变。这种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就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那该如何理解互联网化呢？我们不妨从组成社会的三大基础架构说起。在《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交通运输、能源系统、通信系统等三个基础结构维系。作为支撑社会的三大支柱，任何一个发生重大变化，都会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看，交通运输的革命，催生了大航海时代，拉开世界贸易的序幕；石油、电力等能源系统的革命，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重塑了世界格局；互联网的出现，深化了通信系统革命，正在重塑商业世界格局。（1）时空扭转借助互联网，市场从物理空间迁移至虚拟网络空间，可以7×24小时在线，连接能力和积聚效应无限扩张。规模的改变，几乎总会要求结构改变。如伽利略所说：“自然创造不出大得异乎寻常的树木和动物，而同时保留适用于较小体量的比例和材料。这类事物将因自重而解体，除非我们……改变其比例”。百人企业和万人企业，要求不同的组织架构；接入互联网的市场，从二维网络变成了立体生态，整个商业世界都发生了改变。（2）用户赋权从商业视角看，互联网消解了企业与用户的信息不对称，用户借助互联网实现自我赋权，话语权大幅提升。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可以参照买家评论、KOL推荐、商品评测等信息完成购买决策，还能通过买家评论、社交转发等持续对企业产生影响；同时，消费者的可选范围接近无限，用脚投票成为消费者权利的最好彰显。至此，企业不得不注重用户诉求，“以用户为中心”，也开始从口号走向现实，“用户体验”被奉为商业圭臬。商业新物种丹尼尔•贝尔说，“科技进步并不必然导向革新，它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反过来，一旦出现一批具有高适应性的组织，就能引领大潮，对传统模式产生巨大冲击。2010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用户7×24小时在线叠加位置信息可获得（O2O商业模式的前提），将互联网从资讯时代带入商业时代。在移动互联网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各类创业机构如雨后春笋，在无人区里占山为王，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黄金期，卖茶叶蛋的小贩比教书先生赚钱，只要下海，遍地都是黄金。2010-2015年间，小米成为这个新物种的代表，“专注、口碑、极致、快”的七字诀广为流传，一度成为互联网思维的代名词。不妨就从这七个字说起，揭开互联网思维的幕布。（1）专注专注和分散，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对创业公司来讲，资源有限，资源集中才能产生相对优势，是形成“口碑、极致、快”的前提。（2）口碑口碑是用户口口相传效应。在互联网语境下，人人都有话语权，用户口碑开始替代广告宣传，成为早期市场开拓的利器。从大众点评、豆瓣、产品社区等专门社区，到各大平台的网友种草、网红带货，商业逻辑都基于口碑效应。口碑的背后是用户的主动分享。符合预期的好，用户在心里叫好；超出预期的好，用户才会主动分享。所以，口碑的前提，是极致体验。（3）极致探求欲，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物本能。互联网放大了消费者的探求欲，在琳琅满目的选择中，不断求新尝鲜。消费者是挑剔的，也是多变的。为契合消费者的探索欲望，互联网企业形成了迭代文化，通过创新试错实现动态变化，向着“只有更好”努力。这就要求一切都要“快”。（4）快快，是快速响应，也是快速调整，是应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特有时空观的典型策略。快速响应，对组织效率提出高要求；快速调整，对组织创新提出高要求，使得扁平组织、容错文化等成为互联网企业的特点。七字诀强调快速调整以形成口碑效应，契合了早期智能手机行业的特点，助力小米公司在早期取得成功，七字诀本身却不能指代互联网思维。如前所述，互联网思维的精髓是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同一行业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最适打法；不同行业的互联网化，更是会形成不同的打法。典型如金融行业，从过去几年的发展轨迹看，很多抱着僵化“风口思维”的互联网机构落得个鸡飞狗跳的下场：高昂的获客成本背后，并未能充分享受市场份额提升的红利，一些机构还陷入不良资产反噬、暴力催收和高利贷的泥潭，倒于强监管之下。这些年，其他领域大大小小的风口和泡沫的起灭，揭示的也是同一个道理：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思维模式，不是一套僵化的打法。金融业的独特打法金融业具有特殊性，金融行业的互联网化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最典型的就是，很多行业中呈现的赢者通吃现象，在金融行业并未出现。原苹果公司CEO斯利卡曾提出著名的“721定律”，当某个领域成熟后，老大占据60%-70%的市场份额，老二占据20%-30%的市场份额，剩余市场参与者共享10%的份额。在金融领域，只有第三方支付市场近似实现了“721”定律，贷款、理财市场从来未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这并非是监管之手的作用，而是受金融规律制约。贷款市场，受风险和资本金制约，不可能赢者通吃，妄图通吃的机构，要么触碰资本金上限，要么死于风险爆发。从实践中看，赢者通吃没有出现，助贷和联合贷款成为主流。理财市场，不仅没有赢者通吃，还存在赢者诅咒：即市场份额越大，越难以获得超额收益。理论上市场中只剩1家机构时，机构自身就是市场，自己无法打败自己。从实践中看，互联网平台普遍走上开放道路，在代销环节追求赢者通吃。此外，作为强监管行业，稀缺的牌照等同于免死金牌，互联网机构在其他领域选择“取而代之”的颠覆性打法，在金融行业行不通，不得不寻求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那些成功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正是在契合金融业自身特点基础上，探索出了新打法。一句话总结，就是“聚焦用户、资金、风控等底层资源，抢占产业链话语权”。大量互联网机构涌入后，短暂的“生死搏斗”后，由于不能取代金融机构，遂演变成共生互助的生态关系。优势互补带来效率提升，那些坚持上下游通吃的机构普遍遭遇发展困境，率先选择开放的金融机构享受了新模式红利，开放协作成为行业共识。金融业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上下游通吃走向分工协作。此时，最优竞争策略变成抢占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在特定环节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金融产业链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用户、资金、风控。紧紧抓牢这三样（至少一样），就能够在产业链分工中占得一席之地。用户背后是场景，互联网巨头自带场景，且2015年之后，以支付为纽带，加快进行场景布局，牢牢把握住了用户。资金优势一直掌握在银行手中。P2P想分一杯羹，以失败告终；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资管产品、第三方支付备付金等，也都打过资金的主意，相继被监管叫停。风控背后是科技和数据，数据是分散的，各有所长，容纳了众多机构，成为金融生态多方合作的纽带。过去三年，不少创业机构走的是中介掮客的路子，撮合各方资源，自身没有场景、没有资金、也没有核心风控能力，虽然风光一时，终究烟消云散。那些实现平稳过渡的机构，至少拥有一样底层资源，在产业链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以苏宁金融为例，以“金融科技+场景金融=普惠金融”为准绳，无疑把握住了金融互联网化的精髓。你是互联网人才吗？就资金、科技、用户三大底层资源看，银行科技稍弱，用户紧缺，资金充足；金融科技公司相反，科技领先，获客懂行，资金不足。对应到人才缺口，这两年，银行一直寻找懂场景、懂运营的人才，金融科技公司则从银行金融市场部挖了很多专才，发挥其获取资金的长项。在这种交流、融合过程中，金融行业的互联网人才标准也呼之欲出了。（1）知识跨界金融与场景融合、金融与科技融合，业务在跨界，知识也应跨界，否则必然成为业务跨界的掣肘。问题是，越是人才，越不愿意跨界，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略带悲观的谈道：“多数科学家从不改变自身观点，新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旧理论的追随者会逐渐去世，而新一代的人通常喜欢新的理论。”多数人不愿意跨界，少数跨界的人，就成了人才。（2）开放心态知识跨界的前提是心态开放，愿意改变，愿意接受新知识。（3）终身学习心态开放，还不足以吸收、融合新知识。要有意为之，要下一番功夫，要搭建框架、丰富细节、在实践中琢磨、内化；要持续学习，行业一直在变化，所有知识都在“方生方死”，产生的那一刻就走向过时，一时学习没用，要一直学习。（4）跨界经历知识在书本上学，技能在实践中练。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批评的，很多知识分子只能靠“批判”生活，他们缺乏实践所能提供的第一手知识。面试官重视项目经历，是有道理的。当然，你不必通过跳槽获得跨界经历，内部就有机会——无论金融机构，还是金融科技公司，无时无刻不在跨界！互联网大潮下，组织最先遭受冲击，此时，组织是个体的保护伞；但组织冲击终将传导至个体，没有谁能真正豁免。很多人常常焦虑，我能适应新世界吗？答案，取决于自己。参考资料：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近日，和某金融机构负责人交流，末了他感慨道，“银行的人才结构不均衡，传统思维太重、互联网思维不足，要重点加大对互联网人才的引进。”这两年，类似感慨听过很多，也有不少银行人找我讨论“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如何培养互联网思维”等话题。可一旦对这类耳熟能详的词汇较真深究，往往发现我们所知不多，只不过在人云亦云。那么，站在金融从业者的视角，什么才是互联网思维，如何才算互联网人才呢？用户思维是个筐最常见的说法，是把互联网思维等同于用户思维，认为凡事从用户出发、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就是互联网思维。如招行2018年年报中所述，“我们加速金融科技应用，让每一个细胞都感知科技的脉搏，渗透互联网用户是商业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提升用户体验是对所有经营活动的高度概括，这使得用户体验成为一个万能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高度概括的概念，是无法指导实践的。如用户体验这个词，既能把互联网的一套东西装进去，传统机构的经验策略也能涵盖在内。二十年前就有银行把“以用户为中心”挂在嘴边、付诸行动，但显然和互联网思维没关系。理解互联网思维，要先从理解互联网开始。互联网改变了用户行为，影响了社会形态和商业土壤，自然也要求经营策略随之改变。这种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就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那该如何理解互联网化呢？我们不妨从组成社会的三大基础架构说起。在《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交通运输、能源系统、通信系统等三个基础结构维系。作为支撑社会的三大支柱，任何一个发生重大变化，都会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看，交通运输的革命，催生了大航海时代，拉开世界贸易的序幕；石油、电力等能源系统的革命，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重塑了世界格局；互联网的出现，深化了通信系统革命，正在重塑商业世界格局。（1）时空扭转借助互联网，市场从物理空间迁移至虚拟网络空间，可以7*24小时在线，连接能力和积聚效应无限扩张。规模的改变，几乎总会要求结构改变。如伽利略所说，“自然创造不出大得异乎寻常的树木和动物，而同时保留适用于较小体量的比例和材料。这类事物将因自重而解体，除非我们……改变其比例”。百人企业和万人企业，要求不同的组织架构；接入互联网的市场，从二维网络变成了立体生态，整个商业世界都发生了改变。（2）用户赋权从商业视角看，互联网消解了企业与用户的信息不对称，用户借助互联网实现自我赋权，话语权大幅提升。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可以参照买家评论、KOL推荐、商品评测等信息完成购买决策，还能通过买家评论、社交转发等持续对企业产生影响；同时，消费者的可选范围接近无限，用脚投票成为消费者权利的最好彰显。至此，企业不得不注重用户诉求，“以用户为中心”，也开始从口号走向现实，“用户体验”被奉为商业圭臬。商业新物种丹尼尔•贝尔说，“科技进步并不必然导向革新，它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反过来，一旦出现一批具有高适应性的组织，就能引领大潮，对传统模式产生巨大冲击。2010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用户7*24小时在线叠加位置信息可获得（O2O商业模式的前提），将互联网从资讯时代带入商业时代。在移动互联网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各类创业机构如雨后春笋，在无人区里占山为王，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黄金期，卖茶叶蛋的小贩比教书先生赚钱，只要下海，遍地都是黄金。2010-2015年间，小米成为这个新物种的代表，“专注、口碑、极致、快”的七字诀广为流传，一度成为互联网思维的代名词。不妨就从这七个字说起，揭开互联网思维的幕布。（1）专注专注和分散，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对创业公司来讲，资源有限，资源集中才能产生相对优势，是形成“口碑、极致、快”的前提。（2）口碑口碑是用户口口相传效应。在互联网语境下，人人都有话语权，用户口碑开始替代广告宣传，成为早期市场开拓的利器。从大众点评、豆瓣、产品社区等专门社区，到各大平台的网友种草、网红带货，商业逻辑都基于口碑效应。口碑的背后是用户的主动分享。符合预期的好，用户在心里叫好；超出预期的好，用户才会主动分享。所以，口碑的前提，是极致体验。（3）极致探求欲，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物本能。互联网放大了消费者的探求欲，在琳琅满足的选择中，不断求新尝鲜。消费者是挑剔的，也是多变的。为契合消费者的探索欲望，互联网企业形成了迭代（4）快快，是快速响应，也是快速调整，是应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特有时空观的典型策略。快速响应，对组织效率提出高要求；快速调整，对组织创新提出高要求，使得扁平组织、容错七字诀强调快速调整以形成口碑效应，契合了早期智能手机行业的特点，助力小米公司在早期取得成功，七字诀本身却不能指代互联网思维。如前所述，互联网思维的精髓是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同一行业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最适打法；不同行业的互联网化，更是会形成不同的打法。典型如金融行业，从过去几年的发展轨迹看，很多抱着僵化“风口思维”的互联网机构落得个鸡飞狗跳的下场：高昂的获客成本背后，并未能充分享受市场份额提升的红利，一些机构还陷入不良资产反噬、暴力催收和高利贷的泥潭，倒于强监管之下。这些年，其他领域大大小小的风口和泡沫的起灭，揭示的也是同一个道理：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思维模式，不是一套僵化的打法。金融业的独特打法金融业具有特殊性，金融行业的互联网化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最典型的就是，很多行业中呈现的赢者通吃现象，在金融行业并未出现。原苹果公司CEO斯利卡曾提出著名的“721定律”，当某个领域成熟后，老大占据60%-70%的市场份额，老二占据20%-30%的市场份额，剩余市场参与者共享10%的份额。在金融领域，只有第三方支付市场近似实现了“721”定律，贷款、理财市场从来未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这并非是监管之手的作用，而是受金融规律制约。贷款市场，受风险和资本金制约，不可能赢者通吃，妄图通吃的机构，要么触碰资本金上限，要么死于风险爆发。从实践中看，赢者通吃没有出现，助贷和联合贷款成为主流。理财市场，不仅没有赢者通吃，还存在赢者诅咒：即市场份额越大，越难以获得超额收益。理论上市场中只剩1家机构时，机构自身就是市场，自己无法打败自己。从实践中看，互联网平台普遍走上开放道路，在代销环节追求赢者通吃。此外，作为强监管行业，稀缺的牌照等同于免死金牌，互联网机构在其他领域选择“取而代之”的颠覆性打法，在金融行业行不通，不得不寻求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那些成功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正是在契合金融业自身特点基础上，探索出了新打法。一句话总结，就是“聚焦用户、资金、风控等底层资源，抢占产业链话语权”。大量互联网机构涌入后，短暂的“生死搏斗”后，由于不能取代金融机构，遂演变成共生互助的生态关系。优势互补带来效率提升，那些坚持上下游通吃的机构普遍遭遇发展困境，率先选择开放的金融机构享受了新模式红利，开放协作成为行业共识。金融业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上下游通吃走向分工协作。此时，最优竞争策略变成抢占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在特定环节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金融产业链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用户、资金、风控。紧紧抓牢这三样（至少一样），就能够在产业链分工中占得一席之地。用户背后是场景，互联网巨头自带场景，且2015年之后，以支付为纽带，加快进行场景布局，牢牢把握住了用户。资金优势一直掌握在银行手中。P2P想分一杯羹，以失败告终；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资管产品、第三方支付备付金等，也都打过资金的主意，相继被监管叫停。风控背后是科技和数据，数据是分散的，各有所长，容纳了众多机构，成为金融生态多方合作的纽带。过去三年，不少创业机构走的是中介掮客的路子，撮合各方资源，自身没有场景、没有资金、也没有核心风控能力，虽然风光一时，终究烟消云散。那些实现平稳过渡的机构，至少拥有一样底层资源，在产业链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以苏宁金融为例，以“金融科技+场景金融=普惠金融”为准绳，无疑把握住了金融互联网化的精髓。你是互联网人才吗？就资金、科技、用户三大底层资源看，银行科技稍弱，用户紧缺，资金充足；金融科技公司相反，科技领先，获客懂行，资金不足。对应到人才缺口，这两年，银行一直寻找懂场景、懂运营的人才，金融科技公司则从银行金融市场部挖了很多专才，发挥其获取资金的长项。在这种交流、融合过程中，金融行业的互联网人才标准也呼之欲出了。（1）知识跨界金融与场景融合、金融与科技融合，业务在跨界，知识也应跨界，否则必然成为业务跨界的掣肘。问题是，越是人才，越不愿意跨界，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略带悲观的谈道：“多数科学家从不改变自身观点，新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旧理论的追随者会逐渐去世，而新一代的人通常喜欢新的理论。”多数人不愿意跨界，少数跨界的人，就成了人才。（2）开放心态知识跨界的前提是心态开放，愿意改变，愿意接受新知识。（3）终身学习心态开放，还不足以吸收、融合新知识。要有意为之，要下一番功夫，要搭建框架、丰富细节、在实践中琢磨、内化；要持续学习，行业一直在变化，所有知识都在“方生方死”，产生的那一刻就走向过时，一时学习没用，要一直学习。（4）跨界经历知识在书本上学，技能在实践中练。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批评的，很多知识分子只能靠“批判”生活，他们缺乏实践所能提供的第一手知识。面试官重视项目经历，是有道理的。当然，你不必通过跳槽获得跨界经历，内部就有机会——无论金融机构，还是金融科技公司，无时无刻不在跨界！互联网大潮下，组织最先遭受冲击，此时，组织是个体的保护伞；但组织冲击终将传导至个体，没有谁能真正豁免。很多人常常焦虑，我能适应新世界吗？答案，取决于自己。参考资料：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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