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歌 石海威 编辑|杨轩 “大哥，别躺着了，起来好好说！”一个相亲直播间里，一位东北口音的红娘正督促着一个刚睡醒的大哥，“别躺着了，你说你老这么躺着，女嘉宾咋好意思上麦呢？” 各式各样的“奇景”正在时下最为流行的视频相亲直播间上演，相亲背景千姿百态：有人躺着相亲，有人在高铁上连麦，有人在送快递的间隙匆忙做自我介绍，有人一边张罗着自己的小店生意，一边在嘈杂的背景音中聊天全靠吼：那啥，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左图为伊对红娘邀请你进入视频相亲房间，右图为七人交友房间，有人吃饭，也有人躺着。 2块钱即可上麦，换一个“碰眼缘”的机会——门槛陡然降低的线上相亲，激活了这个传统刚需。一位在线相亲从业者告诉36氪，每天都有数以百万的人群在云端相亲，将“终身大事”寄托在虚拟平台上。毕竟，和下半辈子的幸福相比，花2块钱买一个可能性实在算不上什么。 杀马特烫染造型、玫瑰色大红唇、“等风等雨就等你”的复古头像、带女嘉宾“到月亮上去”的魔幻特效……这是在线视频相亲用户的典型画风。 也有线上线下结合的。辽宁葫芦岛某广场，一场户外直播正在进行。道具很简单，一张白色方桌上插一面“相亲”大红旗，5点到8点走，赶趟儿似的，十来个穿着荧光色相亲⻢甲的男女嘉宾就开始轮番上场、自我介绍了。 因为排队人多，男女嘉宾的自我介绍都格外简洁。“86年，身高163，体重109，没有孩子，自己开过服装店，现在待业，不喜欢在外面玩儿的，宅男最好了，不要花心。”一位女嘉宾介绍道。 另一位名为“岁月静好”的相亲女嘉宾说，她要求不多，第一不找属鸡的，因为“鸡⻜狗跳猴上树”；第二不找外地的，因为“我过不去他也过不来，多揪心连命咧，不找那样儿的。” 由于直播实时性的特点，经常有错过了的没听着。一个嘉宾往往要自我介绍3-4次，中间还不忘插科打诨、和评论区互动一番：“感谢老铁送的⻄瓜片子！” “合适的就发‘喜欢你’啊，飘2上⻨。”红娘主播“萝卜姐”在一旁怂恿着。 “喜欢你”是快手直播间的一个礼物特效，需要298快币。特效触发后，一个穿着燕尾服的虚拟王子形象飘过来亲吻女嘉宾的脸，四周飘落梦幻般的白色羽毛——这意味着“约见”有戏了。 “喜欢你”是快手人脸识别特效，王子的吻刚好落在女嘉宾脸上。只不过也有识别出错的时候，“吻”上了男嘉宾。 开服装店的女嘉宾运气不错，等来了男嘉宾发送的“喜欢你”。因为地理位置近，临时开⻋过来也不过半小时。广场成功约⻅之后发现，男嘉宾还挺帅。男嘉宾带有东北口音谦虚地表示，一般人儿一般人儿。 一场直播下来，有两位嘉宾成功约⻅，尽管这场直播观看人数仅在200多人上下，但贵在精准。可惜“岁月静好”这次并没有等来属于她的缘分，临下播不忘吆喝一句，“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啊。” 视频相亲最早在下沉市场爆发，因为这里才是最大的刚需人群聚集地。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是中国2018年单身人口2.4亿，业内人士对36氪估计，其中80%都是草根人群。 每晚9点，红娘“瑜宝儿”会准时出现在伊对直播间，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成功撮合了十来对男女嘉宾。让她印象最深的一对来电特别迅速，“在我麦上也就两天，第二天就和男嘉宾奔现了。特别有眼缘，我都有点懵。” 在大多数相亲平台上，关系的破冰是由瑜宝儿这样的“红娘”或“月老”完成的。 红娘最核心的功能是牵线搭桥，帮男女嘉宾迅速破冰，常见的台词有—— “来，给这位女嘉宾‘保个麦’。”“带你的心肝宝贝飞哦。” “保麦”更多出现在游戏场景中。输掉游戏的女嘉宾，可以让男嘉宾发送价值不等的虚拟礼物，为她保留线上的位置，保麦失败则会被下线。 伊对平台上的羽毛、玫瑰花特效，还有价格更高的“梦幻城堡”、“洞房花烛”等等。 “天长地久”是伊对平台上女嘉宾青睐的虚拟礼物之一，价值9999支玫瑰花，该特效触发后，可以“在月亮上飞”。争取保麦的女嘉宾常常说，“带我飞一下嘛”，就是对该特效的疯狂暗示。 有趣的是，红娘和月老并非专门的相亲机构“挖角”而来，而全部由普通用户转化而来。截至目前，新兴起的相亲平台“伊对”的4000万用户中，红娘（月老）队伍已扩大到近5万人。 在成为全职红娘之前，瑜宝儿也试过给自己找对象。上麦没几个小时就认识了，“男嘉宾觉得我性格好，很直爽，我觉得男嘉宾挺稳重，也会关心人。” 不过这段关系最终没能成功奔现，25岁的瑜宝儿觉得自己“有些强势”，应该更专注于事业，而“红娘”这份收入飞涨的工作，正是她为自己规划的一份新事业。 有人找对象，有人干事业，在直播技术日渐成熟的互联网时代，逐渐勾勒出一幅当代线上相亲浮世绘。 PC相亲应该没落2元上麦？还是交18800元相亲会员费？这差距太悬殊了。 毕竟“眼缘”是一门玄学。在PC相亲网站交18800元的基础会员费，能保证5个相亲对象，却无法保证成功率。高企的门店、人工费用转嫁到会员费和撮合费上，高收费的门槛一拦，是PC相亲走向没落的开始。 “80、90后年轻人已经不会接受这类严肃相亲产品，更不会接受如此高额的会员费。”前世纪佳缘全国销售总监张丁文告诉36氪，婚恋网站正在被年轻人抛弃。 张丁文曾在世纪佳缘组建过1200人的线下拓展团队，开拓了26个城市，营业额一度高达8.4亿。但到了2018年四五月份，他明显感觉到线下业务的拓展变得困难起来，情势开始急转直下。 “从2018年起用户注册量开始飞速下滑，同时线下开始疯狂关店。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疫情以来珍爱网陆续关闭了18家店，百合网的加盟商更是不计其数，也都纷纷闭店了。”张丁文说。 婚恋交友网站也曾有过高光时刻。2011年，世纪佳缘登陆美国纳斯达克，IPO当天市值达到3.4亿美元。但之后几年，几家网站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2015年12月，百合网全资子公司收购世纪佳缘，随后世纪佳缘私有化退市，与百合网打包合并挂牌新三板。2017年9月，百合网与世纪佳缘完成合并，正式更名为百合佳缘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官方称注册会员总数约为3亿。 距离2003年PC时代的相亲网站代表世纪佳缘创立，过去十几年里PC相亲市场一直是线上交友+线下咨询撮合服务、收上千元会员年费+以万元计的服务费的方式，没有太大变化。直到直播视频相亲近两年对此发起冲击。 PC模式在视频相亲的冲击下，显得低效。 前世纪佳缘金牌红娘李慧在去年选择了转型线上。她曾经觉得，找对象这件事情成本很高，毕竟红娘要帮客户做那么多事，收费上千元是合理的。 可在移动互联网下，用户不愿意付这么多钱。“更何况，很多时候即便用户付了上千上万的服务费，效果也不能保证，口碑也不是特别好。”她表示。 成为在线红娘后，李慧发现，视频相亲平台让普通人也上来交流，行为直接，什么条件都可以谈，这种原生态的相亲方式才更符合人性。 数据增长是惊人的：2019年底，“伊对”这款直播相亲软件的日活跃用户较年初翻了10多倍，每月在线相亲场次达到1000万场。这引起了资本的关注。2020年6月，伊对完成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近亿美元。 几乎所有社交领域的投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这个项目。有人因为伊对早期估值太贵而没有出手，也有多位受访人表示，相比那些需求很“虚”的社交App，相亲是真实刚需，这是“近年来社交赛道为数不多可投的标的之一”。 阿里、腾讯、陌陌、虎牙、映客、花椒……都相继孵化视频相亲业务。数位投资人都讲了这么一个逻辑：考虑到相亲成功用户就会走，与其说相亲是个社交App，不如说，有流量就能玩这个生意。 王哥虽然线下也相亲过，但是在花椒直播间成功“奔现”的。“奔现”是指两个人从线上走向线下，基本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线下我比较害羞，基本上不大敢说话。线上嘛，我是一个性情中人。一般在直播平台上看到有才艺的、声音好听的、能说会唠的，都会打赏一点。”王哥告诉36氪。 王哥自称自己的线上人设是颇为“高冷”的，毕竟在花椒直播当了三年的“付费用户”了。但遇到小清新、带点文艺气息的心动女生，他也顾不上高冷了。 二人在相亲直播间相识，还颇有些戏剧性。花椒在今年年初上线“语音直播相亲房”功能，王哥觉得新奇，就进去逛了逛。聊了几句发现，女生是开服装小店的，而王哥正巧是做服装批发生意的。 这段直播间的缘分从“生意合作”开始破冰，几个月后，二人成功奔现。对于这一段由“生意伙伴”开始的缘分，王哥打趣道，“缘分也有了，生意也做起来了，挺好挺好。” 与过去的陌生人交友软件不同，新玩家真正关心的是下沉市场的小镇青年——这背后和拼多多、趣头条们一样的广阔市场，那才是创业者跃跃欲试、巨头们也不想错过的新的流量高地。 但下沉市场的水同样深不可测。 来源：IC photo 造富、黑产、小镇青年 将“红娘”视为新事业的起点，25岁的瑜宝儿已经在短短半年内成为了伊对的“王牌师父”。瑜宝儿第一个月收入4600元，第二个月18600元，到现在，她的月收入已经超过5万元。 对于平台上的红娘、月老而言，财富从未来得如此迅速。“月老”王涛告诉36氪，在四五线城市生活，原本一个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块，他曾经开过早餐店，但成本很高，而撮合人相亲聊天，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够了。 瑜宝儿第一次接触直播行业是在2017年。在做红娘之前，瑜宝儿曾在快手做过才艺主播，她明显地感受到，做红娘比做才艺主播轻松。“（做才艺主播）真的是挺累的，要花很多时间学唱歌。有时候拍一条短视频就要换好几身衣服，有时候一天拍两三个，都不能穿一样的衣服，怕观众视觉疲劳，我的造型经常要变。” 但做红娘就不同了，“聊天是很实际的，且大部分时间是嘉宾在说话，没那么累。但努力和勤奋也是必须的，除了睡觉的时候，手机都是不离手的，要即时为嘉宾解决问题。”瑜宝儿说，她每天直播10小时以上。但每当男女嘉宾成功“奔现”，前来道谢，是瑜宝儿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更进阶一步，是发展自己的团队。王涛已有500人的徒弟团队。每个平台对红娘的培训都颇有门道，包括一些基础的培训、话术、规范等等，完成认证的红娘才能上麦直播。 起初，瑜宝儿的收入全部来源于直播的打赏分成。晋升为“王牌师父”后，她分出大部分精力带徒弟。按照平台的规定，如果徒弟第一个月完成1000元流水，好评数50个，好评率80%以上，师父就能获得100元的出师奖励。如果流水达到3000元，奖励就是300元，5000元就是500元，依次递增。 瑜宝儿告诉36氪，每周她能收20-25个徒弟，每月就是80-100个不等，年纪小的二十来岁，年纪最大的62岁。这位62岁的阿姨“徒弟”表现不俗，玩转线上这一套丝毫不输年轻人，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一万多块。 不过，造富故事的背后也有意想不到的地方。 跟下沉市场用户做访谈的时候，一位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发现“中间有比较shock到我们的地方”，“下沉市场的水很深，”比如，抱着传销的目的去谈恋爱也并不少见。 “他们就像蝗虫一样无孔不入，利用人性的弱点。”提到黑灰产，下沉视频相亲软件“像像”创始人陶剑深恶痛绝。 在像像平台上，陶剑处理过的虚假账号已经多达55000个。但令他气恼的是，“很多用户就是不长记性，会两三次、甚至七八次地反复受骗。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反复推送的提醒机制，每天公告又有哪些违规账号被处罚、被封号。” 视频相亲主打的就是真实，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要和黑灰产斗智斗勇。 一人多号、虚假账号是黑灰产的“马甲”，诈骗形式更是无所不有：有骚扰类的“假相亲”，背后真实目的是微商加好友、卖东西。 危害更大、防不胜防的骗局是“杀猪盘”。“杀猪盘”的基本套路是，伪造一个光鲜亮丽的人设与目标对象谈恋爱，不经意间透露自己有一个好项目或某博彩、投资平台的内部消息，一步步骗取目标对象的钱财。爱情骗局是“杀猪盘”的常见套路，它的特点是放长线钓大鱼，一旦获取对方信任，就开始想方设法骗取大额资金。 如果不能从机制上全面封堵黑灰产，致使真实账号和虚假账号鱼目混珠，即使是一个百万、千万级用户产品，也难以避免走向覆灭的结局。 也因此，反黑产、反欺诈是相亲平台的一项重大支出。伊对创始人任喆告诉36氪，公司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建设风控系统，每年投入上亿元，未来还要投入更多。但防范黑灰产仍然有一定复杂性，除技术识别以外，也有难以界定的复杂情况，比如已婚人士冒充未婚人士，不骗钱，骗感情。 “渗透和反渗透，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没有尽头的过程。”任喆称，因为我们在变，他们也在变。不仅要将技术手段穷举穷尽，还需要极强的运营手段来进行有效遏制。 来源：IC photo 从95后到公园相亲角从下沉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云相亲的人群，越来越庞大。 大三学生“好吃”的视频相亲房里，聚集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据花椒主播“好吃”介绍，年轻人的相亲房不像中年人那么直接，一上来就聊处对象或者结婚。它更接近于一个轻松的交友氛围，大家在一起聊天、唱歌、玩游戏、讲讲段子。 原本“好吃”对相亲视频直播是有一些抗拒的，担心出镜会被老师同学看到，因此被疏远。她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她之前是做才艺主播的，但告诉一位男同学她的主播身份后，对方就对她从热情变得疏远。 今年年初鼓起勇气尝试在“视频相亲房”开播后，好吃告诉36氪，相亲房反而让她有点如释重负，“和现实中的交友是一样的，不需要在某个方面特别优秀，可能刚刚好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她觉得，视频相亲房也更加真实，“一上来就将自己最真实的状态暴露出来，如果你只是用声音或者打字，大家都会戴上一些社交面具，去修饰自己或者故意表演人设，信任感就大打折扣了。” “好吃”每天会花6个小时做直播，2小时做语音直播，4个小时给到视频相亲房。前阵子，“好吃”还在相亲房遇见了一个男生，对方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好吃”的直播间，用实际行动陪伴打动了她。 年轻人的相亲是从寒暄和玩游戏开始的，也有父母帮孩子“云”找对象的。 来自杭州的君姐就在小程序“寻缘树”上，为1994年出生的儿子物色了一个结婚对象。去年4月，君姐在朋友介绍下注册了寻缘树——这是一个获得YC中国投资的相亲小程序，主打父母帮孩子找对象的场景——从那以后，每天晚饭后她都会雷打不动地花上两三个小时，浏览系统为她“精准推荐”的6个女孩资料。一边看，一边琢磨和自己儿子的匹配程度。 “我在50-60个女孩里选了5-6个，又在5-6个里选了3个，最终找到了最合适的一个。”君姐说。她也没有预料到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在线下约见了3个女孩之后，君姐成功为儿子找到了一个各项条件都匹配，也合眼缘的法国留学生。 在云上，一场两个家庭之间的“中国式相亲”正在上演。 君姐特意选定了一个颇有纪念意义的日子，2020年1月1日，双方家长约在一个杭州茶馆里对谈了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不仅确定了让两个孩子深度交往的意向，之后房子买在哪里、如何装修，交往到什么阶段定下婚期、什么时候拍婚纱照等等，方方面面都聊到了。君姐希望，到明年二三月份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妥当。 实际上，君姐家附近公园里的“相亲角”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她从不乐意去。“坐在那边举个牌子，像市场一样。我是不会把孩子信息在这样的公开场合泄露出去的。”君姐说。 至于线下婚介，出于对虚假信息的担忧，君姐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排斥，“小孩子你让他去相亲，不想找一些不靠谱的、奇奇怪怪的人，对他的心理打击会很大。咱们家孩子也挺单纯的，我肯定不会放他到那么危险的场所去。” 君姐是个颇有计划的人。她觉得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家长和孩子的意见都很要紧。“小孩谈的火热，大人谈不拢也是不行的，各种细节问题上的纠结，都可能成为导致无法结婚的最后一根稻草。” 像君姐这样中国式婚姻的信奉者不在少数，想要在云上找到另一半的单身男女数量则更加庞大。 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在云上聚集，找寻现实生活中囿于圈子而无法展开的缘分，地域、人脉等一些固有的限制开始被打破。但另一方面，在别有居心的人眼里，纷至沓来的人群成为了互联网流量的“香饽饽”，想方设法牟取一己私利。 大流量是一把双刃剑。究竟是妙不可言的缘分还是一地鸡毛的结局，都只在顷刻之间。
2020年890新商学第一场年中经济论坛“半程2020，风往哪里吹”，于8月29日（昨天）落下帷幕。 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国际局势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当下的环境，是所有与会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而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本次论坛带给我们的万字解答，共分为“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国际环境变化”“‘十四五’期间政策转向”三大部分，一起来看看吧。 Part 1．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 今天绝大多数来的人都是做企业的，做企业的往往会被短期的事情所左右。 这让我想起来刘震云先生在2017年我们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他讲道，他外婆是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头干活最勤劳的，每一次割麦子是割得最快的，因为她一蹲下身去就从来不起来，从这边一直割到那边头上，因为不起腰所以她割得最快。 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你们北大的毕业生不能这样，你们应该抬起头来向前面看一看，才能有长进。如果都像我外婆似的，可能一辈子低头割麦子，就割了一辈子。 我们做企业，也应该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一下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抬起头来看看中国所处的阶段。 1 后工业时代 回顾过去二十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是狂飙突进的。 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无与伦比的重要。我们老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无与伦比的增长，但事实上中国的变化，就是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真正发生的。 头十年，我们出口的增长是每年29%，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已经翻了五番，外汇储备猛增，经济以每年两位数增长。 总结这十年，就是水大鱼大，财富快速积累。 而2010年之后的这十年，是调整的十年，是结构变化的十年，中国的工业化高峰过去了。 工业占比，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先上升，然后下降。中间迟滞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在80年代、90年代，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主要在调整，怎么走出计划经济，怎么转移到市场经济。在这里朱镕基总理为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那种奋不顾身的改革，奠定了我们腾飞的基础。 在工业就业占比这块，事实上比统计局给的要高一些，我估计最高峰应该达到35%，但统计局统计只有30%。无论如何，这个数据在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不等于不要工业发展，工业仍然重要。因为工业的劳动生产力比其他部门要高得多。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人一年创造10万元的产值，那是比较轻松的，而一个服务业的工人要创造10万元的产值是比较难的。 此外，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也快于服务业。比如理发，一百年前理发需要半个小时，现在理发还是半个小时，也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但工业的进步却一直在发生。 最后还有一点是国际竞争，一个没有工业的国家，你想在国际上竞争占据有利地位是不太可能的。我可以举一个非洲的例子。非洲基本上没有工业，所以我们的企业到非洲去生产，无论你生产什么，都可以赚钱，因为非洲什么都贵。而且物价动荡不定，当非洲自己的货币贬值时，老百姓就倒霉了，物价就上去了。 所以一个国家掌握制造业还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到服务业里去呢？因为服务业付的工资要高一些，资本的报酬要低一些。工业刚好反过来，工业主要的收益是资本拥有者，劳动者报酬是比较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搞工业化的时候财富就会集中起来，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而当劳动力从农业，特别是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GDP增长速度就要下来。 2 出口状况 再看看出口和GDP的比例，从出口的增长来看，明显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增长速度上去了。中间当然有升有降，但总体而言是在上升。我们现在出口总量是多少呢，是2.5万亿美元。有些人担心说中国的出口被东南亚在替代，特别是越南在替代我们。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 两个原因： 1． 这些国家其实出口量是很小的，越南出口量是多少呢，是中国的1/10，我们是2.5万亿美元，它是2500亿美元。越南的出口增长20%，那是很大的增长，即使这20%全是中国给它的，中国下降多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中国下降2%。 再说它增长20%，也未必都是从中国抢去的。 2．越南的出口增加了，但是不见得中国的出口就下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增加了，我们现在是把一些服装鞋帽给越南去做了，纺纱、织布还在中国。所以，它们的服装出口增加了，我们对它的纱、布出口也增加了。 但话说回来，出口对GDP的贡献，增长的贡献是在下降，我们最高峰是在危机之前，2006年，那时候出口/GDP比例达到35%，现在降到只有17%、18%，和日本差不多。但美国比我们还低，只有10%左右，国家越大这个比例越小，这个比例还会下降。 3 消费与储蓄 与此同时，我们消费占比在急剧上升，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来越大，2018年贡献度在76.2%，2019年是57.8%。 这意味着，事实上2010年国内循环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了。 消费占比上升，它的反面就是储蓄占比在下降。 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加总起来占GDP的比例，最高峰2010年时达到52%，这是无与伦比的储蓄率。这样的储蓄率只有新加坡在和平时代曾超过我们，因为它有强制储蓄。其他国家呢，恐怕只有战争时候才超过这个比例。 为什么我们的储蓄率会这么高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搞工业化。你搞工业了，财富就是向资本拥有者手里集中。 2010年之后呢，我们的工业增长速度慢下来了，制造业想赚快钱不那么容易了，宏观数据上也反映出来储蓄率在下降。 这时候我想提下四万亿的事儿。 我们一提四万亿就老说我们做错了，这个观念得变。没有四万亿，就没有中国今天。四万亿是将头十年的储蓄迸发出来了。头十年攒了那么多钱，储蓄留在国内就变成货币了，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储蓄，你存在银行，银行就发贷款，就发货币。前十年我们没有敞开口子发货币，把储蓄憋下来了。2008年之后我们敞开发货币，就把储蓄动能全都释放出来了。 4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了，这里看的是GDP份额、出口份额，这都是名义量计算的。 GDP，一开始份额是下降的，因为我们货币在贬值，后来在上升。上升到现在，我们占世界的16%-17%。出口，占到将近14%，估计今年能够超过14%，因为全世界出口数都在下降，中国反倒是微增的。 给大家看这张图，想让大家对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中国GDP占世界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世纪30年代，我们那时候人口占到世界的37%，GDP占到世界的1/3。 我们老说整个清代是衰落，但直到19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能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 如此一看，今天我们离那时候还远了去，我们的人均收入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总理说我们还有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大家都吃了一惊，其实这个数经济学家早知道了。 我给学员看过国家的收入分配，看的是年收入，但学员说老师，你看的是月收入吧，我说不对，是年收入。我们的学员轻轻松松都属于中国收入最高的那10%，估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收入最高的那10%。 另外是出口，出口现在是14%，即使在20世纪初时，中国的出口仍然占到世界的11%。 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194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收入的1/5，是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现在能够追到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追赶又加速了，2009年我们的GDP总量，按照名义量计算是美国的34%。到了十年之后，去年达到6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过去这十年里，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度是在下降的，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是在上升的，尤其那些资源出口国。 另一种依赖在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总结一下，中国所处的阶段，我认为是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 我理解中国从秦以来2000年的历史，头一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上升期。到了北宋的时候，我们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都走到了一个巅峰时期，中华文明走到巅峰，其实是农耕文明走到了巅峰。 但自那以后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国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或者说在停滞。到了民国，民国是个过渡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起点，到2049年刚好一百年。这一百年我分成三个阶段：头30年准备阶段，勒紧裤腰带，给工业打下基础，社会改造；中间40年，我们是个起飞阶段；未来这30年，才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是一个高光阶段。 到2049年，我们GDP总量能占到世界的1/3以上，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60%，那就意味着我们的GDP总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才能说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日本比较一下也能看出来端倪，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办奥运会，的的确确是一个上升民族必做的事情。1964年东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大概相当于日本7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日本在高光时代，最高光的时代，实际上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来自日本，然后日元升值到多少，大概升值了3倍，日元的购买力增加了3倍。 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界的。中国人因为老爱跟人家比，老抱怨中国怎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来，我们的教育体制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觉得都是胡扯。 日本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所做出来的贡献是什么时候做的呢，绝大多数都是70年代、80年代做的，很少有90年代做的。因为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就停滞了，就歇菜了。 我敢保证，中国科学家现在所做的研究里，有很多都是诺贝尔奖级的，30年之后，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每年产生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未来的30年是中国的高光时代，所以我们做企业的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 Part 2．国际环境变化 1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具体是以下几点： ▶ 一是中国影响力的增加。 在中国还是一个小老弟时，美国可以容忍我们做很多事情，但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巨人时，美国就不能再容忍了。我们的技术，特别在通信技术领域，现在最先进的领域，还有AI领域，基本上跟美国可以说能够平起平坐，甚至能够超过它。比如5G技术，我们讲的是超过它。 ▶二是美国人原先跟中国搞在一起，一开始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苏联。 1991年苏联瓦解后，为什么美国人还跟中国人搞在一起，原因在于它认为把中国拉进来，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 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中国有建立在这个文化之上独特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所以如今美国精英有一个共识：美国对华政策在过去50年都是失败的。哪怕是以前对华比较友好的人，基本上也认同这一点的。 ▶ 三是特朗普及周边很多鹰派。 其他人意识到美国的计划落空了，不一定会和中国胡来。但因为特朗普周边都是一帮鹰派，这些鹰派目光非常狭窄，开始胡来，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关系。 2 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 我觉得去中国化并没有发生。 从中美贸易角度看，去年中美贸易额是下降的，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虽然贸易额还在下降，但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下降更快。所以中国在今年4月份已经重新变成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小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下降13%-30%，但是中国的出口上半年下降3%，6月份出口增长4.3%，7月份应该是增长了10%，那就更高了。 所以你说是去中国化了吗？反倒是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更高了。我们的进口也在增长，说明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恢复还是比较好的。 整个世界今年大概下降5%，但是中国我觉得1%、2%的增长是有保障的，甚至我们可能达到2%-3%。今年美国至少要下降5%，那么中国又增长2%-3%的话，中国的GDP和美国相比，就能达到它的73%左右。 从产业链角度看，产业链是不是断裂了？在部分高科技企业上，的确是断裂了。华为还有其他实体清单上的这些企业，日子的确难过。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断裂并没有发生。 从这里头我们也能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混乱矛盾的。比方说它打击华为，主要是打击高端芯片。因为低端芯片我们自己能够生产。 高端芯片主要用在移动端，就是手机上面，比如说7纳米的、5纳米的，华为已经设计出来了5纳米的芯片，现在生产不成了，因而华为的手机肯定会遭受重创。 但低端芯片方面，小米、vivo等还可以用。特朗普打击我们一个企业，但是并没有打击我们全部的手机行业。 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打击华为移动端的的确确对华为手机销售影响非常大，但是对华为的5G技术其实影响并不大。5G通信它用不着那么高端的芯片。对于我们的军事工业来说，根本它就够不着，我们军事工业用的芯片还是毫米级别的，也用不着这么先进的芯片。 还有一个角度，国外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出中国呢？ 特朗普政府老是说这个事，但有多少美国企业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撤出中国的呢？其实是比较少的。日本是出了一些钱，大概147亿元人民币，现在大概有80多家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而且所谓的撤离，也未必是全部撤离，可能是把部分产能搬回到了日本，而不是全部的撤离。 而那些以中国为市场的企业，根本没有撤离，反而投资还在增加。 原因在于，整个国家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现在随便你拿出一个制造业的产品来说，你都不能绝对说这个产品是某个国家制造的，因为这里头的元器件来自多个国家，现在一个产品是绕世界一圈最后才到了消费者手里。 另外中国的优势不降反升：我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我们的技术水平又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巨大的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是愿意轻易放弃的；我们的生产网络，你在中国要想生产一个小螺丝钉，很容易找到，你要生产大型的设备，中国也可以找到。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要搬离中国，到别的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去搞制造业，难度都很大。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老爱用中国人的逻辑去想象西方政治的逻辑。在西方，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的。 在西方，要想让企业做事情，一定要通过法律。比方说搞实体清单，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不能普遍去立法，让企业做这做那。因为这些企业，在议会里头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会反对。 如果立法做不成，政府要想让企业就范，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就是给钱。但是你这个政府有没有那么多钱呀？像日本政府，好不容易拿出来了147亿元人民币，但是对这个企业来说是毛毛雨。另外还有一个利益平衡问题，你给谁不给谁啊，在一个民主机制下，它其实是很难摆平的。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不要光看政府说什么，有时候政府说的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它如果拿不出实际的措施来，是没有用的。 接下来我说说我对美国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关于“美国退群”“美国第一”。 这不是说美国在放弃对世界的领导力、领导权，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重申它的领导权。战后建立的这套秩序是美国人主导的，但是美国人在这个秩序里头有得有失，得主要是它的美元霸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刚要瓦解的时候，一盎司金子相当于35美元，今天一盎司金子卖到2000美元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美元贬值了多少。 美国通过贬值割了世界无数茬的韭菜。 同时它也承担了很多责任，要花自己的钱，去维护所谓的世界秩序。今天它要重构世界体系，是不想再出这些冤枉钱了。 第二个认识，美国衰退没衰退？ 美国根本没衰退，只不过它相对位置在下降，这个是两码事。 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位置在上升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地位在绝对地下降。它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军事领域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所以我想说，中国至少在近期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取代美国的旗手。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即便拜登能当选，美国肯定也要以新的姿态重新来领导世界。 第三个认识，中美技术会不会脱钩？ 我自己判断，技术是部分脱钩。 什么叫部分脱钩？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控制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恐怕我们也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体系。 原因在两个因素，一个是现代技术非常非常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掌握一个现代的特别是通信领域的技术，非常非常困难。 华为在5G里头掌握了40%的技术，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了，但仍然需要有其他国家的企业参与，整个5G技术才能搞成。正因为这样，它的标准就必须是统一的，否则这个事儿就没法干。而且标准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企业来制定的，也就是这些龙头企业一起坐下来谈出来的。 我们国家曾经为了3G技术花了很多钱，使了很大的劲，把自己的3G标准推出去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没从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制造能力。当你没有制造能力，你去硬推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得不到好处。 所以，不是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技术，而是首先你掌握了技术，你才能掌握标准，不掌握技术，哪能参与标准的制定，硬挤进去也没有用。 此外还有美国企业的作用。 比如，高通一半的销量在中国，高通如果把中国市场失去了，那它再想跟上台积电都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现在已经掉队了。 7纳米的芯片只有3家企业能做，台积电、三星、高通，然后5纳米的芯片只有台积电能做。现在就看高通和三星愿不愿意再去追台积电，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生产线花多少钱？300亿美元。高通想跟上台积电，那你就得保持市场份额，要有钱，你没钱就做不成。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再延期，最近的消息，美国半导体协会再向美国政府沟通，对华为的禁令再延长，再延长150天。大家想想，再延长150天，说不定特朗普下台了，被选下去了，有这种可能性。 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是不愿意看到中美脱钩的。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也是一样的，台积电、富士康它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中国大陆是它们最大的市场。 它们有什么底气说服政府呢？这些企业都在美国有投资，这个投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同美国政府沟通的谈判筹码。 现在美国人采用的策略是先把中国人的脚打残了，然后跟中国PK，当然这时候中国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但这个策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且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自己也不可持续，企业会造反的。 但是，我们中国和美国的技术竞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们中国要想找到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在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下面，和美国进行和平的竞争。 技术领域会出现部分脱钩，而且跟美国或者说跟整个西方世界是比较严重的部分脱钩，所以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性的领域里发展自己的自主技术。 第四个认识，金融脱钩。 这也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话题，金融领域会不会脱钩，美国会不会把中国排除在SWIFT之外。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SWIFT。 SWIFT是一个国际联盟，其实它是一个电报通知系统。一个银行或者说我们个人，你们做生意，要把你们银行里头的钱换成美元，然后要打到国外的客户的手里头，你就到银行去，我要换一笔钱，换100万美元，你的银行就从你的账上扣减100万美元。 你怎么去通知对方的银行呢？你这个银行就会发一个电文，这个电文里头就有一个所谓的SWIFT协议，把对方的账号填进去。然后你通过这个电报系统通知那家银行，然后那家银行就在客户的账户里面填上那100万美元，交易就完成了。 所以SWIFT系统它不是一个支付系统，它是一个通知系统。但是它也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麻烦。但是它跟美元是没关系的。 美国不完全能够控制SWIFT？但美元结算体系，所谓的CHIPS、CLS这些，这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控制的。它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是可以的。 但是美国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就别做了，将近8000亿美元的贸易怎么做，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全是美元结算，这做不成了，美国人吃亏。 美元给美国人带来巨大的好处，如果你手上你自己可以滥发一种货币，你甭管是谁，哪怕你的敌人都在用你的货币你都高兴，因为你在割他的韭菜，薅他的羊毛，多好啊。 在国内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担心美国不让中国用美元了，这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发生了，除非它疯了，绝对是用的人越多越好。 所以，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制裁我们某些银行，这有可能的。特别是在香港的中资银行，这些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在香港开的银行，就别到我这儿来结算美元。对它来说，只是用美元的人少了一些，但是却立即把香港给打趴下，至少是一段时间会混乱。 但即便如此，也会导致香港干脆就用人民币。一旦这么干了之后，美国痛快一时，把香港给打趴下了，但是很快就换成人民币了，啥都没了。所以我想美国人不太可能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央行在推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能不能绕开美国的控制呢？ 数字货币是点对点交易，分散交割，通过网络进行。所以可以绕开SWIFT，也可以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这样你就可以绕开整个美元的控制，或者美国的控制。 这就能辅助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你自己建立一套体系，独立运行，绕开了美国。当然了，你这里最终还是要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别人是不是相信你人民币。你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别人不相信人民币，别人就不会相信你数字货币，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可兑换。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要走。 Part 3．“十四五”期间的政策转向 1 经济增长预期 未来5-1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还是在5%-6%之间，未来5年，潜在增长率5.5%-6.5%之间，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再过五年是4.5%-5.5%区间里。 现在中国经济明显是V型反转，复苏是很明显的。我想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5%，四季度达到6%-7%，完全有可能。明年我们的经济很容易达到7%，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头两个季度太低了，明年头两个季度只要恢复就自动增长了，所以明年经济增长会比较好。 除非是疫情出现重大反复。 事实上2016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景气周期，但是2018年、2019年，我们的去杠杆太猛了，把经济基本上去死掉了，然后又是疫情冲击。所以明年或者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景气周期，是2016年、2017年景气周期的延续。也就是说，我们在2010年开始之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到了2016年、2017年，基本上调整到位了。 本来就应该有个新的周期，只不过由于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比较特殊，把经济的复苏打断了。 这是与美国的对比预测，假设未来美国2.2%的增长率，这是美国的平均增长率，通胀率2%。中国3个预测：高、中、低。中国的通胀率是以美元计价的通胀率，所以这里面有人民币升值的份额。 到2025年，即使中国以6.5%的速度增长，仍然没有超过美国。当然，预测的基础是去年。如果以今年来预测，未来5年能保持6.5%的增长，2025年就超过它了。我刚才说了，今年美国下降5%，我们微增。到2030年，即使是中预测5.5%，我们也超过美国。按照低预测，还差一点。 总体而言，我估计在2025—2030年之间，我们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 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 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国内大循环呢，我觉得这是国际环境恶化带来一个底线思维，就是要保底线。 包括我们现在又重提粮食安全问题，节约问题。其实中国缺粮食吗，一点都不缺，啤酒的价格还不如矿泉水的价格，能缺粮食吗。我们喝白酒，每年喝掉几千万斤的粮食，少喝点白酒，我们的粮食就够了。 我的解读，就是国际环境恶化，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那么在消费领域，我们是不是还有空间？ 刚才大家看到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储蓄率在下降，实质消费率以同样的速度上升。消费率过去十年每年提高0.86个百分点，所以消费率从48%提高到55%。如果照着这个速度提高下去，储蓄率十年之后下降到35%。什么概念呢，这就是韩国现在的水平，韩国的人均收入大概还是中国的3倍，如果我们储蓄率下降到和韩国一样，那时候人均收入恐怕只能达到它的1/2左右，或者略高一点，但我们的储蓄率跟人家一样，增长潜力就会下来。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而是要把消费的结构搞好，要让那些在拼多多上买东西的人最后不用拼多多了。我的意思是，要把现在买拼多多那些人都升级了，这才是正解。 我们还可以加速城市化的步伐。 现在城市化率60%，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农业人口，农业就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28%。按照劳动力来计算，城市化率应该是72%，所以还是比较慢。 我们当然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地区，这里标出来了，但是最重要的，恐怕未来的城市化会在三四线城市展开。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城市人口逆流动，从2014年开始，流动人口数量是在下降的，说明他们已经回到本县了。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会下沉，进一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然后中西部，这也是我们搞内循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地理方面的内循环。 总结一下。 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肯定在恶化，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但是刨除这些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十四五”期间提出来内循环，给在座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我个人觉得，还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说小一点，你要看政府大政策的走向。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政府是没有规划的，所以你也不用去看政府。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调动巨额的资金，政府资金往什么地方流，我们的企业恐怕成长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以上是姚洋在2020年中经济论坛上分享的部分观点。
1990年3月27日，对日本房地产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房地产连续疯涨多年后，管理日本财政的最高机关大藏省终于行动了，对金融机构下达了限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过度融资的行政指导。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融资的增长率不得超过其总融资的增长率。 2020年8月下旬某日，碧桂园、恒大、万科、融创等12家房企参与央行住建座谈会，要求9月底前提交降负债方案，包括一年内如何降档、三年内如何全面完成符合“三条红线”的调整。若未达标，监管层将要求金融机构对相应房企的全口径债务进行限制。 虽然近十年以来，监管部门一直在对房企融资收紧，但是好像都未像现在这样认真，这样严肃。 就在1990年3月日本收紧房地产融资后（最终提高利率450个bp），日本几十年形成的史诗级的房价泡沫轰然倒塌，东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最低跌去了七成以上。到现在日本的平均房价仍然没有回到当初最高点的一半。 日本房产融资收紧后房价崩溃 历史何其相似，虽然不会完全重复，但却踏着相同的节奏。具体表现上可能有各种中国特色，有各种“这次不一样”的自我释怀，但基本的规律恐怕谁也逃不开。这一点，瑞达里奥的债务周期理论有常识性的观点： 当资产价格在债务—泡沫螺旋式上涨到监管部门难以容忍的时候，融资开始收紧，一个反向的去杠杆过程就此形成。这个过程往往是异常惨烈的。 从1929年的大萧条，到1990s的日本房产市场崩溃，再到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8年的股灾，无一不是监管层收紧融资条件造成的悲剧。 然而，过去的悲剧会不会同样的上演，这个需要打一个问号。毕竟历史的教训在那里。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这些都已经形成了历史记忆。恐怕监管层心中有数，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当然大家知道，中国的房价问题，症结不在开发商，而是在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以及各类产权的分割。 但是，这里有个严格的假设，就是政府监管部门都是理性的，能够理性预期和计算房价泡沫非理性膨胀的社会成本和房价崩溃后的金融成本，能够在长痛和短痛之间做一个选择。 事实上，这样理性和全能的政府并不存在。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处于极度复杂和不确定性状态时，他们既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又难以将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因为之前政府做的，就是不断的将风险和扭曲递延，直到事态的发展超出能力边界。 这几乎就是一个内生的不可改变的过程。在集体走向非理性的过程中，原来不参与泡沫的理性个体利益不断受损，因此也被迫加入到泡沫的再分配和零和博弈中。于是泡沫随着不断的新加入者而继续膨胀。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多年的“逼空”过程。 这个泡沫硬度和持续时间，可能会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因为政府信用也会在债务周期的尾声加入其中，从企业加杠杆，到居民加杠杆，到地方政府加杠杆，最后到中央政府加杠杆。这个持续的风险轮动，直到将最后的杠杆空间用完。最终，比拼的就只有一个变量：通货膨胀。 然而通胀并不容易发生。因为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宽松首先通过金融市场予以缓释。增加的货币量和不断降低的利率首先在存量资本品和耐用品市场上体现。 与消费品相比，资本品和不动产的价格弹性或利率敏感度更高。货币宽松首先触发的是风险资产牛市而非通胀，这是一个再分配过程，将带来更加严重的收入差距。而这个收入差距，又进一步压制通货膨胀，甚至带来通货紧缩。 另外，过低的信贷价格，让企业家更偏好于提高物质资本的投资而减少劳动雇工。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成为制造业的新趋势，普通劳动者只能进入到服务业领域，他们在与机器人的竞争中利益继续受损。这又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 中国严监管后融资与房价发生背离 房地产无疑是货币信贷宽松的最大受益者。我之前的报告《当只剩下房地产对利率敏感的时候，该不该降息？》，已经把房地产业的利率敏感性问题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房地产业是高负债依赖性或信贷密集度超高的行业，任何货币信贷环境的风吹草动，都将首先在房地产业产生变化。 第二，斯蒂格利兹（2016）的研究表明，在利率超低环境下，人们更偏好存量资产的投资。受到土地供给约束的房地产自然成为货币大宽松环境下的优质核心资产。 第三，在经济下行+货币宽松的叠加背景下，抵押品变得越来越稀缺。天热具有押品属性的房地产自然就成为信用市场竞相追逐的对象。因为对房地产可以进行杠杆购买。 尤其是，如果存在长期的无节制的货币政策宽松预期，那么通过长期贷款购买房产，则等同于做空货币做多风险资产。这个收益长期来说往往是无风险的。 斯蒂格利兹（2014）同时又提出一个理论，叫伪财富（pseudo—wealth）理论。即人们的财富是靠投机对赌和存量零和博弈，而不是生产性活动形成的。伪财富往往只是账面价值的，它跟债务泡沫息息相关。一旦预期反转，拥有伪财富的人集体变现，那么实际财富就会打回原形。 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人最核心的财富，是土地财政和银行信用（广义货币）的创造源泉，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压舱石。但是在债务泡沫的膨胀过程中，伴随着房价过度上涨，也形成了一定的伪财富现象。正是这种伪财富现象，造成了房地产征税的难度：一旦征税后，有很多收入低但房产评估价值高的家庭，很可能会入不敷出。 这就造成了中国房地产的两难：任凭泡沫膨胀，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越来越大，这在内循环为主的体系下更加不可忍受；若像日本那样主动戳破泡沫，各种金融风险、社会问题等又能否承受得了，很可能就此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更加严重。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中国的房价治理问题，永远是中国经济最热门的问题，没有之一。 这个问题太大，可以拆解为长、中、短期三个层面： 长期层面的问题，中国房价泡沫什么时候会崩溃？中期层面的问题，房地产税会不会推出，什么时候出？短期层面的问题，今年买房合不合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往往基于“稳态泡沫”或“刚性泡沫”理论，这在金融经济学中称为“蓬齐均衡”（ponzi equilibrium）。意思是，即使某种资产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击鼓传花”的下一个接盘人和价格上涨的预期一直存在，那么泡沫就可以持续下去。当预期通过多期的实现而不断自我强化，最终会形成一种“泡沫永不破灭”的信念。 该理论认为：纸币，就是最大的稳态泡沫。纸币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寄生于一个强大的信念网络之上：由于政府信用和权力兜底，钱，总会花出去。 在某种程度上，房地产也因为有更高层级的信用加持，以及常年大幅上涨通过预期实现正反馈强化形成的信念，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刚性泡沫。 而这个泡沫的硬化、钢化，取决于债务和杠杆的结构以及稳定性。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本质上就是债务泡沫、货币泡沫。 房地产泡沫膨胀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资产-负债相互强化，信用-货币自我衍生的动态正反馈过程。资产作为抵押品，支撑负债的膨胀；而负债膨胀形成的购买力，又通过拉升资产价格进一步强化其抵押能力或者创造新的抵押品。 银行对房地产信贷投放形成信用的同时，也在资产端形成了货币资产；而货币资产形成的流动性和购买力，又进一步增加了信用（首付）。两者都是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 所以这就是一个“房产融资-房价泡沫”的螺旋上升或膨胀过程。其中，房地产企业也逐渐演化为了一个信贷密集度超高，与金融企业类似的负债型、杠杆型企业。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近似等同于中国的货币和债务问题。只要债务泡沫、货币泡沫还在存续（国家信用），那么房地产泡沫就难言出现总量危机。但不排除三四线城市或某个区域发生局部危机。 对于房地产税问题，我在文章《房地产税：中国的李嘉图难题》中已经说的很明白：如何在一个资产泡沫上征资产税，这是一个谁也不敢下赌注的问题。因此房地产税将会持续陷入传统的改革难题：拖延。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今年该不该买房，这个需要视实际情况。但是，在房地产融资经受最严厉的约束，房企自身都被债务问题严重困扰的关键时间，观望半年可能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当然，如果手头有大量现金，又有一线城市购房资格，那买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现在这个形势下，话语权开始转到了买方这边。因为从长期的形势来看，持有无节制发行的现金仍然要比持有不动产更不合算。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本该从寒冬走向暖春的创投市场充满了“黑天鹅”。如果说，投资人工作的核心始终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当下可能是他们所能遇到最极致的大环境了。作为始终执创业者手的伙伴与伯乐，面对不确定性的当下，投资人们将如何拨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暗涌，飞跃天鹅湖？8月26日-27日，36氪“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百家主流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分享如何在行业短期波动中保持长线思维，追求长期的增长机会。 随着风口祛魅，理性回归，动荡的外部环境让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往长远看，中国市场有3500万家注册企业的市场，这是比美国更广阔的企业服务市场基数，以当前的渗透率来看，还有至少10倍的提升空间。如何在这篇广阔的领域中找准标的，做出明晰判断？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价值机会点？ 在近日的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上，云启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榆镔、线性资本创始人及CEO王淮、磐霖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李宇辉、绿洲资本合伙人张津剑、DCM合伙人赵磊及德联资本合伙人肖然，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企业服务投资中的共识与非共识》讨论。 图源：36kr 以下为圆桌对话实录，经36氪编辑： 蔡哲敏：欢迎大家来到圆桌环节，这次的主题是企业服务投资中的共识与非共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蔡哲敏，来自浦发硅谷银行。首先，我们先请各位嘉宾说一家他们心目中被投企业吧，在企业服务领域之中的“之最”，也用一句话来说这是一家怎样的“之最”的公司，是最有意思的，还是最好玩的，还是最令你们难忘的。 黄榆镔：大家好，我叫黄榆镔，我是云启资本的合伙人，云启资本一直致力于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领域的早中期投资，其中企业服务是持续聚焦的领域之一。 企业服务的定义范围非常大，我提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好的被投公司——PingCAP，它是一个开源数据库，可以从底层赋能企业进行数字化提升，服务的客户非常多，既有传统的一点京东、美团，新一点的拼多多、字节跳动，海外的有Paypal，还有更传统企业中的银行等等。 也许大部分在座的人没有听过这家公司，是北京的一家创业公司，我为什么想提它？是因为企业服务的定义非常广，我借今天的机会让投硬科技的、投B2B的再细分一下，让大家有更深刻的理解。 王淮：我是王淮，线性资本创始人。线性是一个早期机构，主要聚焦的是关注于怎么用数据科技、AI科技跟产业当中的关键点的决策问题结合，能够让这种决策效率得到10倍、100倍，甚至1000倍的效率提升。 我们对于企业服务的理解，字面上来看就是服务于企业的公司，但是我们选择了当中的一块，服务企业有很多把企业当做流程管理起来，机器自动化等，这不在线性的核心关注范畴内。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当中哪些在数据化之后，能够把做决策的过程通过算法，把它大规模地提效，过程需要软件和硬件的配合，这是我们的视角。我们非常关注的是服务企业的决策流程、效率的大规模提升。 举一个例子，神策数据。我们投的企业里大概90%是技术大牛做的公司，但是这些技术大牛有一个天然缺陷，天天觉得自己的技术很牛，但是在商业当中落地的时候，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如果活不过A轮、B轮，就挂了，很多都是这样挂掉了。神策这家创始团队花了6、7年时间从无到有构建了百度用户日志大数据平台，技术很牛，他们想把大数据框架变成水和电一样，让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非常方便地用起来，想法非常美好，过程非常艰辛。从一开始的零客户，到后面服务了很多电商、互联网公司，再从互联网的服务对象到达传统产业、银行还有纯粹的传统制造业，这个路径非常难。 之所以提这个，我想说，神策数据是典型的从技术出发，最后给一个产业里面基于数据的决策效率（主要聚焦在营销这个点上），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提升。我们看到它缓慢走过来了，这个过程是最艰难的。我非常感慨，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满分一百分的话，估计现在在四五十分的状态，但是绝大多数的技术大牛创业在十分二十分就倒下了。 李宇辉：我是磐霖资本的李宇辉。我们的投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医疗领域，投创新药；另外一个是to B，投资于消费供给端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2016年就沿着这个主题进行投资。 疫情期间，我们投的公司表现都非常不错。举一个例子，今年我本人负责投的项目叫做瑞云冷链，创始人是从京东生鲜刚刚出来的一个业内大咖创立的，他要做的事情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冷链物流这个领域里的整合。一方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冷链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智能化的要求促使这个行业做一些更多的提升效率的事情，希望能做成一个冷链版的滴滴，谢谢！ 张津剑：大家好，我是绿洲资本的张津剑。我做投资之前，我是修雷达的，我修了7年的雷达，这7年主要的工作是解决雷达信号里面的信号和照射问题，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修不同的雷达。我从2012年开始学习投资，一直在思考不同的资产包，不同的资产类别下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信号，观察了很多年，后来发现时代最大的信号就是生命力，就是一个生命一个企业家与生俱来的那种自我进化和自我忍耐的能力，所以2019年我们进一步做了绿洲资本。 如果要说一个公司，叫容联通讯，是我2014年发现投资的公司。当年这家公司只有200万收入，去年能做到10个亿，它是做线上线下的融合通讯，监管比较严格，一路上非常坎坷，如果说最的话，我觉得他是最小强，他每一年都有不同挑战，他每一年都在进化，这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企业。 赵磊：我是DCM的赵磊，DCM是96年在硅谷成立的一家风险投资基金，现在在中国、美国、日本都有投资团队，我们投资阶段从A轮到C轮，过去是to C的投资战略比重比较高，最近几年to B占比逐渐升高，甚至比to C还要多。 我们典型的投资案例就是沃趣科技，它虽然不是to B估值最高的，但非常具有代表性。公司最开始做的是HR SaaS，后面发现客户招聘是痛点，又开始延伸到招聘服务，是很成功的从SaaS出发又扩展到交易服务的公司。很多企业服务公司都有这种从软件切入，后面开始做到交易的战略设想，但是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沃趣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实现了跨越的公司。 肖然：大家好，我是德联资本的肖然。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机构。我们这个机构早期是以科技和toB切入的机构，我们的射程在A到C轮的样子，成立也有八年时间了，过去七八年时间里积累了大几十家科技和toB的项目。今天的主题是经典企业服务的话题，我们更多的是以科技的视角，去切入企业服务的入局者，所以今天也是抱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跟大家互动。我们基因上和线性资本有些接近，也是以技术驱动，架构上与磐霖资本也有接近的地方，我们也有医疗和制造方面的布局。 案例上，我们最新投资的项目名字叫做OpsMind，如果是“最”的话，应该最能代表我们对于底层基础设施或者IT基础设施大趋势的判断，这个项目是我们找到的在国内最能对标ServiceNow的公司，我们期待它后期能长成独角兽。 蔡哲敏：接下来我们进入分享的环节。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李总和肖总，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企业服务赛道异常的火热，与其他赛道不同的是，它对于投资的准确性还是有相当的要求的，想请教二位，在这些公司里面您是如何用哪些标准判断他们具备一个成长潜力，同时您又如何保证您投资的准确性？ 李宇辉：前几年to C投资非常热，其实在消费互联网热之前toB的投资都已经在进行了，为什么前面没有热起来，或者被消费互联网风头给盖下去了。第一就是估值空间，做投资的是基于成长性进行投资的，之前to B的方向从需求这个维度，还不是那么得刚性，不是那么强烈。从这个维度而言，它的成长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现在面临更大一个问题就是CVC对于早期做VC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的投资空间的限制。to B的估值空间一直是投资人在思考的问题，刚才主持人谈到做投资的眼光毒辣性就要求很高。 就磐霖的实践，我们主要从三个维度看待这样的事情： 第一，需求。刚才线性资本还有德联也谈到，他们偏重技术，我们首先从需求，我们希望这样的需求是刚性需求。从一个to B的维度我们主要看两个。第一是消费供给端提供富有个性化和科技感强的产品及服务；第二宏观经济下行所带来的要求B端降本增效的压力。如果能够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我们认为需求是比较刚性的，当然这个需求是排在第一的。我们会从消费升级逻辑的角度，看待产业里面的进步。对刚需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精准把握是保障投资成功率的前提。 第二，技术。我们希望这样的创始人本身具有这样的特质，不一定是技术大牛，但是它可能是技术方面的一个很强的人士，同时他可以有效地解决场景下的刚性需求，这样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其实就具备商业推广的价值，to B首先要BD。怎么带来高成长？基于我们的实践，企服公司通过软硬件切入满足客户刚需推广铺开后，收集到相关数据，进而为客户提供进一步的数据服务，成长的速度及估值空间被打开，沿着数据化的逻辑进行投资是保障成长潜力的重要因素。 第三，创始人。对创始人的把握我觉得非常关键，第一，我们希望这样的创始人对行业里面的痛点，对行业里面整个的生态要非常熟悉和了解；第二，有成就事业的雄心与成长为企业家的潜力，创始人能否成长为企业家是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如何能找到这些优质创始人，对我们投资人也提出了高要求，所以我们会跟行业里的人士交朋友，把握住这些投资机会。 肖然：我们看一个企业服务的项目确实如您所说，有可能对准确率的要求会比to C高一些，从实际跑出来的结果来看，可能也确实是不低的准确率。我们会看的相对全面一点，因为企业服务我们理解是更长的链条，从研发做到产品，做到销售，再做到客户成功，这是很长的链条，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成长性就会遇到一定的瓶颈，所以大的前提是希望看得全面。 在全面的前提下，在公司层面，大家都会聊需求，对应拿出相应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些我们都会看。我想分享的点偏向于客户成功的点，对于一些上了一定体量的企业服务公司，到了一定阶段是不是有客户成功的意识和能力，就显得比较关键。我们发现对于早期的项目可能在客户成功的意识上，还是相对偏薄弱了一些。 除了看你的产品以外，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是蛮关注具体的流程，产品怎么做的、销售怎么管的。通常你的流程和管理相对清晰的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和带出来的销售团队通常也不会太差，这是一个相对的正相关的关系。 企业服务有很多数据是可以看的，这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工具，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刚才李总提到需求的话题，我有一个感受，对于企业服务的需求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概括它，比如我是一个产品，我能给你节省10个人的能力，我卖你一个人成本的价格，你是不是能接受？理论上这个事是能接受的，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产品客户是不接受的，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客户的需求。所以这时候，数据就发挥了它的价值，数据其实提炼了一个行业或者一个群体的画像，而不是让我们聚焦在为什么这个客户不去买，或者那个客户不去买。因此数据的价值也是蛮重要。 从团队的视角，必然要看团队。我们希望看到团队有两个素质，第一是学习能力，除非特别全面的大牛出来创业，否则在刚才讲到的链条里面很难在一开始就非常成熟，所以要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在产品ok的时候学销售，在销售ok的时候去学客户成功。学习能力强的基础是具有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的事物。 另外，企业服务创业者的定力和相持力要强一些。链条很长，假如销售不给力，动不动把销售人员开掉，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要有一个定力真正地发觉问题的实质，所以创业者不能太过于浮躁。 蔡哲敏：谢谢二位。第二个问题请教一下黄榆镔总和王淮总。to B非常火热，企业服务很多人转向了to B领域，您所在的机构对于企业服务的投资上有没有方法论和认知上的壁垒，目前这个领域里投资上有些什么误区？ 黄榆镔：欢迎to C的一起来交学费，2014年开始我们就专注to B，其实to B和to C差别很大，to C下载玩一下有点感觉，能不能成功没关系，如果觉得蛮好玩的可以尝试一下，进行一部分的投资。对于to B来说，除非你有很多年的认知和经验沉淀，了解企业真正的痛点需求或者供应链是怎样的，如何能够用to B和技术缩短供应链路径，提高产业效率，或者了解开源软件等基础数字基建，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然都没有办法创业，也没有办法做投资尽调，更没有办法跟你的合伙人讨论，说我想要投一个项目但是说不清楚。今年可能to B会热一点，很多VC进来，欢迎大家交学费，明年我们再看还有谁留在这里吧。 王淮：四、五年前在AI领域也是一大波，每个基金都搞了AI小组，四、五年下来发现跑得太多了，去年开始没怎么听到大家来强调AI这个东西，都觉得AI寒冬来了。我们是一直在这条路上这么过来的，企业服务两、三年前提这块没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酷的领域，也没人愿意，都觉得慢，中国会有起来的好的企业服务公司吗？各种原因分析起来都对的。有人说过一句话，悲观者往往是正确的，但是只有乐观的人才能够最后成功。当时很多对于企业服务抱有悲观看法的，今天都跑过来投企业服务了，这还是风来了，猪还都可以飞起来。 我们作为早期机构的角度挺好的，毕竟接盘的这些基金品牌都还不错，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非常欢迎。这里面现在有泡沫，但是只要这里面九成是啤酒，一成是泡沫，而不是反过来，这就是一件好事，有泡沫的啤酒肯定比没有泡沫的啤酒好喝。 另外，还是要区分早期、中期以及后面IPO阶段，看TPF（Tech-Problem-Fit）的差异化，在中期当开始有十几二十个客户的时候，你对于需求的分析，对于后面市场的分析，可以重视起来了。我觉得那个层面有一些套路可以玩，很多公司从A轮到C轮，十几亿美金，我们看到不少它的成长，到后面虽然难度有，但是它的能见度，尤其从市场、从需求、从收入的角度看，这个雾是在散去的。在早期的时候，是有一个能见度的难度，这也是逼着我们从技术这个视角去出发的原因。 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企业有需求，为此研发了一个技术，如果这个技术门槛不高，很多人可以干这块，融到A轮的时候，十几家竞品可能就出来了。如果技术非常得牛，你又会担心这个问题将来能不能最后成长成为一个大的市场，所谓大的市场是很多人愿意为这个问题买单。从线性角度非常重要的判断，如果问题错了，方向错了，技术再好有什么用。后来我们花了很久去理解产业，究竟技术问题能不能带来巨大的杠杆效应，我们认为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壁垒。这个壁垒我认为是中国这些基金，真的沉下心，让团队认真干五到七年，但问题是生命力在投资人当中也能产生一个壁垒，生命力需要转换成持续性认知的壁垒，这在我看来是有机会形成门槛的。 蔡哲敏：第三个问题，企业服务有做很多to B服务和上市服务的，年收入超过15亿人民币的非常少，想请教二位，在您当下的投资的企业里面，如何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或者说年收入并不是您追求的东西，或者判断价值的纬度。 张津剑：这个跟产业发展阶段有关系，产业早期对数字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像今天我们看到十万块钱一平的房子很正常，十年前觉得一万块钱买不起，事物会有相关量化的标准会不断地变化。 今天大家做企业服务经常会说ERP。ERP并不是今天叫ERP，1963年之前不叫ERP，之前叫库存管理；1963年到1983年间又变了，叫MR，从库存管理变成物质的需求；到了第三个阶段变成了ERP。很多事物会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变会发生很多变化，对应的收入模式也会发生很多变化，对我们而言，15亿不会成为我们投资一个企业与否的很重要的门槛，因为它只是在今天这个阶段的一个结果和指标，我们坚信在中国土地上会长出伟大的企业服务公司，今天才刚刚开始。 赵磊：先定义一下收入。收入是一个会计上的概念，大家都很好理解。但是不同的收入背后对应的商业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你是一个做软件外包或者做项目的公司，达到一个亿的收入，但是人力成本可能就有八千万，这个事的毛利只有20%。如果你是一个SaaS公司，毛利可能有80%，并且后面每一年都还持续有收入，换做一个卖传统软件的公司第一年一个亿，第二年只能收10%。 另外一种纬度，如果是一个交易公司，讲收入可能是毛收入的概念，可能是流水的概念，这种公司它的毛利可能跟SaaS公司所谓的收入是直接可比的。一般可能看到去美国或者香港上市的话，企业公司在美国比较多，美国一亿美金的净收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门槛，一亿美金的净收入，成长在50%~100%的话，可能拿到10~20亿美金，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IPO的例子。 同比，如果换到交易平台的话，如果能做到一亿美金的毛利，我们觉得可能也是到了一个可以上市的阶段。 当然收入是很重要的指标，反映了这个企业目前的规模。除了收入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指标我们也很看重，比如增速、单位经济模型、收入是不是来得很健康，比如赚一块钱得亏两块钱出去…..收入不能是持续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背后要看的东西比较多。 现在目前达到15亿收入如果是说净收入的话，并且是可重复的净收入的公司，还比较少，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是在这个方向成长的，可能几年后我们会看到更多公司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 蔡哲敏：谢谢。第四个问题，企业服务赛道从比较冷清的赛道到了现在火热的赛道，一般来说VC赚的钱是赚只有你能看到的钱，而不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钱，所以请二位投资人分享一下，您认为在企业服务这个赛道中，现在有哪些刚刚起来的，还是说尚未发生的机遇点，大家分享一下。 王淮：严格意义上企业服务，我们的视角是以数据、AI技术为代表的，跟企业服务结合我们称之为“Smart SaaS”，这块我们看不少，但是传统意义的企业服务我们只看其中的一块，那些技术含量特别高，能够找到结合点和带来特别大的变化。其实这个领域占我们大概20~30%，我们还有一些视角属于，今天中国什么样的大产业能够提供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质量是可供改进的，这个产业里面的人开始在琢磨说，我要降本、增效、增收，这开始成为他们在苦恼的点。 如果一个产业躺着赚钱，大家肯定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只有当钱难赚了，对于技术结合的诉求开始起来了。所以产业里面的这些拥有者的思想有没有变化我们很看重，我们经常走进产业的活动，走进星巴克，走进吉利，明天我们就要去吉利跟他们研究院做一下午的交流，就是想弄明白这些产业怎么思考跟新技术结合。 刚才说的这些标准下来之后，我们肯定非常感兴趣的，第一个是AI+SaaS，第二是AI+工业。中国是工业大国，但是绝对不是工业强国，由于时间原因就不展开了，但是当中有很多环节可以利用数据，利用AI，利用机器人、机械臂，很多能够把当中的生产流程、设计流程一条环有机会串起来，让它不仅仅是大规模同质化的生产，如何做到大规模、个性化、低成本的生产，从数据到执行整个层面管理起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大。 AI+建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去年开始关注的新的领域。建筑这个领域，可能两年前绝对是躺着赚钱，但是日子开始难过了，从难过到愿意跟供应商合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举一个例子，某房地产集团的机器人技术部门总共三千人，一年得花大几十亿，上百亿的成本下去，他们作为传统产业的想法还是自己搞，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搞不动了，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可能不愿意加入一个传统行业公司。这就涉及到外部合作，给了很多技术型公司机会，但是它们不仅仅服务于这些产业，服务于旧经济，改造新经济，自己变成新经济，自己变成一个玩家，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变化，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领域。 李宇辉：我分享两个思路，刚才我也谈到，to B投资或者企业服务里面，最大的难题在于估值提升空间的难题，否则对于投资人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沿着数据化的脉络进行投资。我刚才谈到，首先从场景出发，不管是在消费供给端，还是现在所谓的工业互联网或者产业里面，不管是C端需求还是B端的降本增效的需求，首先这个需求一定是刚需，然后用AI、大数据、云计算，甚至区块链这样一些新兴的技术，去解决场景中间的刚需问题，达到BD的目的。大量B端在使用企业服务，达到数据收集的目的，如此这般，我们投资的标的可能就从一个纯粹做企业级服务的公司，演变成为一个数据化的公司，估值空间就能完全打开，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我们会非常强调平台化的机会，如果to大企业，面对垄断性行业，比如能源、化工，这些企业服务公司如果主要和里面的产业公司去学习，或者互相探讨怎么来提升效率，数据是没办法积累到企业服务公司上面来的。但是面对一些所谓离散型的、或者竞争激烈的行业，像餐饮、家具、服装这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这时企业服务公司成为平台化公司的机会就出现了。而如果成为平台化公司，会演变成产业互联网公司，投资估值空间就完全被打开了。所以，磐霖资本会沿着这两个逻辑在to B的赛道进行布局。我们不拘泥于某一个具体行业，沿着这个投资逻辑进行投资的话，有广阔的标的可供我们投资选择，从不同视角出发就会收获不同机遇，在我们的角度，企服领域只要去深耕就能挖掘很多机会，现在还远没到需要人盯人的抢跑阶段。 蔡哲敏：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其余四个嘉宾，浦发硅谷银行一个股东是浦发银行，另外是硅谷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在美国服务很多科创企业，也包括企业服务赛道。浦发硅谷银行也是用了同样的模式，服务中国的企业。从美国的数据来说，美国市场上很多企业服务类的公司都具有很高的估值，比如zoom，zoom今天市值819亿美元，上市时大概200多亿美元。在中国企业服务赛道里面，会不会有公司复制美国高估值公司的成功，如果暂时没有障碍是什么？能否被克服？ 肖然：我自己觉得完全复制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大的经济环境、商业环境差异蛮大，但是涨到一定的体量机会还是蛮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是，随着这些年大家不断地在中国相对比较恶劣的企业服务环境中打磨锻炼，出现了一批蛮小强的创业者的存在，这些创业者其实有机会打造产品矩阵、平台化，甚至是生态的潜力。当然不能所有公司都去做平台，所以未来的小趋势在于，企业服务领域会出现一些并购。这些并购不一定是像我们过去传统的上市公司的并购，可能会发生在相对比较中期甚至早期的企业服务项目之间的并购，所以这一系列的机会都会让企业服务级的企业逐渐地长大。 赵磊：中美服务企业服务市场对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在定价上。同样的企业服务在美国可以卖十万美金，在中国可能收费十万人民币都很困难，一方面跟人工的水平有关系，最终来算帐的话，我上了一套系统后大概省了几个员工，能够提高多少能效，这是直接跟人的工资对标的。 其次在中国，尤其在一个领域的初级阶段，竞争比美国更激烈。一个好的赛道大家都很看好的话，很容易有十几家公司来做， 这时候大家往往会打价格战，在一些头部的客户面前不惜代价做进去，让大家都很难受。美国的企业服务市场里面有很多家，可能百亿美金级的公司，即使中国价格比美国低很多，大概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的价格，再考虑到竞争因素，未来处于若干个十亿到数十亿美金级的公司，我们还是表示乐观的。只是说因为客单价低，花的时间会更长。美国公司如果十万美金的客单价，只需要一千个客户就能做到一亿美金，中国十万人民币的客单价，做到六亿人民币，可能需要六千个客户，时间可能需要花得更久一些。 张津剑：中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产业结构很大的不同。如果把美国所有企业做一个排序的话，你户发现美国的企业结构是一个橄榄型的，中间的企业很多，五十到五百人的企业很多，五百人大公司很少，五十人以下的小公司也很少。任何一个中间层的公司的单一功能都可以切出来，但中国企业服务会倒过来，大型、超大型公司很多，五十人以下的小微企业也很多，最后发现中国的企业服务公司没有续费率，而是没有小公司的存续率，所以造成中国做企业服务很难在单一功能里面做得很深，很大，因为市场不允许。 第二，中美文化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农耕文明，核心是对内管理，对内兼容；海洋文明的特点其实是对外管理，是对外兼容，海洋文明一千个结构像一个结构，所以才有“最佳实践”，农耕文明一千个结构有一千个不同的组织方式。落到企业服务里面，如果欧美小国家用不了这个SalesForce，会想自己太落后了，希望将组织修改的和最佳实践一样。你发现，中国的企业用不了会说：“你过来改一下，你改得和我一样”。这两种文明之间不同的冲突会造成企业服务本身市场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东西也会随着改变有更大的发展和空间。 黄榆镔: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态度，企业服务过了一波热浪之后，希望明年能平息一点，这个是一条漫长的路。不管是在开源软件、技术软件、或者B2B供应链服务平台，包括有美菜、百布等，一些企业服务公司开始有比较大的收入，到15亿应该没有，10亿的应该还会有，5到10亿都会比较多。 第二，2002、2003年我在硅谷，刚刚开始做投资，那时候有一家公司上市了，市值也不大，叫Salesforce，他们慢慢地成长，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有两千亿美金市值。所以，to B企业的成长轨迹跟to C企业是不一样的，开始时虽然比较慢，但只要产品好，企业开始用上了之后，持续性可以做到非常高，所以我还是持续看好的。 蔡哲敏：时间到了，但是思考、实践一直在路上，一直在继续，也谢谢各位嘉宾！
王鸿8月26日，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结合“后疫情时代地产行业新机遇”和“新基建下中国地产经济发展”等时下热点，200余位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企业战略和布局，共谋行业健康发展。直播》》 在“大浪淘沙--新锐上市公司CEO圆桌论坛”上，建业新生活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蔡斌表示，公司上市前后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选择必然的结果。集团从2015年提出来新蓝海的战略转型，要从传统的地产开发商向新型生活服务商转型，从公司成立以来有将近20多年的资源，不是一个突然而来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如果非要说有一些变化的话，可能有两点。第一点，成为了一个公众的公司，在放大镜之下，对于所有的管理和经营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第二点，随着资本的介入，公司也能够再有一些大的投资，长期才能体现价值的事情，比如公司正在搭建新生活的一个中台系统。 提到对新上市公司的建议，他表示，第一回归本质，企业的经营本身就是要盈利，不仅要盈利，还要保持持续的盈利。第二增长，在增长的同时还要保证稳定的增长，公司一直把这两句话作为企业经营的宗旨。 第二个层面，每个公司有自己的先天性优势，在不同的领域之内会有自己的优势，要坚持自己的优势，不要轻易的模仿其他公司。别人的总归是别人的，要能够坚守自己的战略，过程当中受的了质疑，耐的住寂寞，持续向前。因为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太多。
经济学家圈：如何理解现在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何现在提出？ 李稻葵：其实这个概念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至少我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提这个想法。也许我们用的不是“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个词，但是是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中国经济形势经过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年以及之后的几个调整，到现在我们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重大的变化，从量上说，就是我们现在对外的依赖度已经大大下降了。 讲一个数字，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年，粗略地说，我们每100块钱的GDP中，有35块是出口。为了这35块钱的出口我们又进口了25块钱，那么我们的净出口是10块钱，也就是10%。现在这个数字到了什么水平呢？去年一年，2019年我们基本是平衡了，净出口大约是1%，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每100块钱的GDP对应的是17块钱的出口，16块钱多一点的进口。所以现在不能说中国经济还是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这是一个最粗浅的、最直观的现象。 再往深层次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其他两个方面也是下降的。比如说一个是外资，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常年是保持在1200-1400亿美元这个水平，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的GDP是14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到GDP的1%左右。几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左右。 再讲一个更深层次的例子，过去我们加入WTO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用市场换技术。技术层面，我们是靠大量地出让市场，来说我们来和你们合资，一起来做。典型的例子是，华晨宝马，宝马持股50%，华晨50%，那么华晨帮助宝马克服一些当地市场的困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华晨宝马和宝马公司一起去寻找零配件，再帮助中国的零配件厂发展起来了。宝马的技术部分转给了华晨、转给了零配件厂，从生产椅子、到生产保险杠、到生产发动机的仪表盘，全都是国产化了。 就是我们在经过金融危机之后的这十几年，中国经济在不断的调整：在市场、资本和技术上我们对外依存度都下降了，这是一个本来的趋势。那么在新冠危机之后，这个趋势又得到了加强。因为新冠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国家，进一步加快了他们去中国化的步伐。他们到处都讲，他们的生产链不能单依靠某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他们到处都讲，中国的生产现在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多元化，而且还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关税，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外的这些主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他的逆全球化也好，他要搞自己经济相对的独立性也好，出于各种考虑，都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靠中国的市场。所以新冠危机爆发以后，在未来的这十年，我们想用国外的市场、资本、技术，这在客观上讲，这种可能性大大地下降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必须得提，就是可见的未来5-10年，全球经济恐怕是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不到10年之内，两场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是目前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全球经济恐怕很难再回到过去的十年和二十年的高增长时代。 总结来说：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大了。我们现在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16%，我这个是按照目前的市场汇率算的，如果按照我们的物价算的话，可能得22%-23%，而十几年前是8%都不到。现在光靠外面的市场，我们吃不饱了。 第二个因素，是国外对我们猜疑了，不愿意搞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愿意在很多方面跟我们深度合作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在未来十年将会放缓，它也拉不动我们了。 这三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过去的十年中在不断推进，只不过这个疫情让它变得更为鲜明、突出，让大家都觉醒了。 那么内循环，它的内涵是三个要求： 第一，市场主要靠自己； 第二，资本主要靠自己，我指的资本主要是说，未来我们的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可能未来要想方设法放到香港、上海A股或者深圳上市； 第三，科技，更多的科学技术、商业创新得靠自己。 三方面逐步要靠自己。 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外循环，绝对不能放弃对外开放。 如果说国内经济内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量，那么外循环是支撑我们增长的质。质跟量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地扩大我们的市场，关起门来。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走出去，我们的技术不跟人家PK，我们不去跟别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那中国经济很多方面发展的质量会打折扣。 经济学家圈：要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稻葵：我认为要在三个方面突破。 第一个就是要释放潜在的，我们国内的市场需求。 第二件事情，就是科技方面，一定要抓住未来十年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未来的十年，我们会进入到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峰期，一定要在若干方面能够做到全球领跑。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资金循环要做得更好。 展开来讲的话，什么叫释放需求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需求还是有的。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们“10+4”的问题。 我们还有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这十亿人口中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高铁、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甚至没有取暖的暖气。这十亿人，要让他们的需求上升，就是要城镇化。有些进了城的，但是还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要把他们迎进来、安顿下来，让他们真正的在城里扎根，让他们在农村的那些地，宅基地也好、承包地也好，要长期的稳定的租出去。现在不能卖，但是租出去。让他安安心心在城里生活，在城市为家。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是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这四亿人口，他们现在也还有需求没有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有要求，但是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完成，因此他们不敢花钱，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基本住房——有些人还没有合适的房子。所以这几个方面，对应四亿人口，公共政策必须发力，必须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比如说拿教育为例，政府应该兜底，应该尽快普及十二年的义务教育，保证四亿人口对应的孩子们，最起码能够高中毕业，能够有一技所长。因为就算他上不了大学，他也应该有比较好的技能，应该今后能够做一个技工，有一个上升的通道，跟德国人似的，德国技工的工资也很高的，生活也很好的。 医疗也是，就是有些摊上大病了，比方说透析那种东西，万一真得了那个病，至少有一部分费用，政府来出。这些逐步逐步的，不是一步到位啊，但应该可以逐步来解决了。 基本住房也是，如果有人暂时在城里买不起房，比方说北漂的，政府可以修一点平租房。以北京为例，五十平米，一个月三千块钱——当然要严格控制啊，不能说高收入人去占那个便宜，把它稳定住。 还有基本养老，如果实在老无所依的，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基本的设施。 所以这些方面，我想未来十年，得发力。如果这方面能发力的话，很多中等收入人群就愿意花钱了。所以这是释放需求，是内循环的第一件事。 再补充一点，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不能搞地方割据。现在地方割据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北京现在的出租车还是以北京现代为主，上海的还是以上海大众为主，重庆还是以长安为主。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打通，打成一片，这个也是要改革的。怎么改革呢，我们最近搞了一个研究，就是要把地方政府的激励要调整过来。地方政府的激励现在是抓生产、抓税收，因为地方政府最愿意干的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投一笔钱，花二十个亿、五十个亿，把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工厂给拉过来，它指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未来能够给它交税，同时产生GDP，这是最典型的玩法。比如京东方，那个做电视屏的，在重庆、合肥都投资了，把京东方拉过去。或者弄一个江淮大众，搞个生产线，然后就交税了。所以现在各级政府抓的是生产，谁也不关心消费。各地政府希望生产在我这个地方，消费在别的地方，是重商主义的。你看汽车，连续两年负增长，地方政府不愿意管这个事，只愿意生产。以后应该是哪个地方消费，那么税收就归哪个政府，这样地方政府才愿意去抓市场、抓消费。 内循环的第二件事呢，是资金也要循环起来。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有了钱，我们想投资于国内的股票。但是国内的都不是最好的上市公司，至少不全。你看腾讯、京东最近都创了新高，但都不在我们A股上。腾讯在香港，京东在美国，都跟我们关系不大。当然我们贡献的是腾讯的流量，我们贡献的是京东实打实的GMV——它的总销量，但是我们养活了华尔街的投资者。大部分投资者都还是在境外，当然也有境内的一部分走出国的，但这没有形成闭环。再比方说，我们的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的Naspers（南非报业），阿里第一大股东还是孙正义，这不太对。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应该至少能够做到，我们百姓养活的企业，它的投资回报应该能够回到我们的百姓的腰包。这需要资本市场的大力改革。 第三件事，就是科技。 我刚才反复地讲，我们的科技在一些制高点上一定要站住。比方说人工智能，互联网的深入应用，还有生命科学。还有就是量子计算，量子计算现在据我调研，咱们跟美国还是差一点，但是差的不是太远，还是有可能赶上去的。 经济学家圈：中美争议加剧，中美会脱钩吗？应该如何理解并应对目前的国际形势？ 李稻葵：中美的关系用脱钩也好，用继续合作也好，这些描述都过于简单了。我倒倾向于认为，未来是一个深度博弈的时代，是极其复杂的博弈。 在某些领域，美国人肯定会继续去升级打压中国，尤其是科技方面，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方面，一定会打压的。像华为这种事情还会发生，但是在其它方面可能还有点合作。它是一个波动的深度博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脱钩和不脱钩来分析。因为中美今天的关系和当年美苏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它的交往太多了。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员。中国现在的科技和二战结束时的科技不一样了，二战结束的时候是靠天才，靠几个爱因斯坦、费米，它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但现在的科技是人海战术。今天的科技，我有时候开玩笑，是做饭的技术，是一种实验科学，是千军万马一块反复做饭，看谁做得好、谁吃得好，这是反复尝试。今天这个科学是靠人，所以中国每年培养的将近四百万的工程和自然科学的人才，这个资源美国人也不会放弃的。所以他可能以后对我们顶尖的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会严加防范，也对我们的顶尖科学家、科技公司到美国去访问严加防范。但是我相信美国人不会控制留学生。清华的这些本科毕业生到美国的MIT，那是给教授干活的。没有这些中国学生，美国的很多科学发现都会被拖后腿的。我们一年工科的毕业生是印度加韩国加日本加美国加欧洲之和。所以以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时这个博弈也是极其波动的。我认为最艰苦、最麻烦的是未来的一百天，美国进入大选，特朗普选情告急。就算选举出了结果，如果对特朗普不利，还可能折腾。特朗普可能不认这个选举结果，很可能还会闹到最高法院，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一碰到美国的竞选，双方都很可能拿中国说事。而且美国的“幕后国务院”，或者说“深层外交部”，这个deep state，深不可测呀。美国的外交部、国防部，他们有一帮职业的官僚，你搞不懂他们是怎么一个想法，他们和政治家的想法又可能不一样，可能会浑水摸鱼、甚至制造混乱。 拿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说，在二十年前，1997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了一年研究。当时我就发现，胡佛研究院每年请来做研究的这些学者都有来自国防部、外交部的，而且那时候的研究选题不约而同的都是中国。当时中国还没加入WTO呢，但是那些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中国的政策基础之上的。他们一定是要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做文章，才能够得到个人的职业发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是摩拳擦掌。 未来一百天是非常复杂的，讲的大一点，我在最近一个发言中说：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民族复兴的最关键的十年。因为未来这十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是从来没有那么复杂过的。未来若干年，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有一种焦虑感。他们都认为，时间来不及了，要对中国干点事，再晚就不行了。 经济学家圈：对企业的制裁是本轮争端的一个特点，应该如何应对，您2年前包括提出的反制措施，现在看可行么？ 李稻葵：目前呢，美国方面在关税上对我们已经有制裁了。关税一点儿都没有降，这个呢我们对他也有一定的对等措施。这对双方都不利，但是也没办法，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接受了，都已经割肉了。就像买股票似的，已经是止损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尤其是未来100天，美国方面还有可能搞什么动作。现在中国方面最需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提前跟美国方面打招呼。有些你要制裁我的东西，我都知道；但是我也有杀手锏。提前打招呼，有言在先，双方互相画红线，你别越界，我也别越界。 美国方面最有可能给咱们做文章的，就是芯片。我们芯片对外依赖度是很高的，讲的更细一点，我们对外依赖的芯片主要是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服务器。我们的电脑，Windows以及英特尔联合系统是我们最主要依赖的地方。军事上其实倒不是那么重要。那么美国方面如果在芯片上耍赖——他纯粹是耍赖，因为美国人自己其实并不怎么生产芯片，美国人是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合作。或者反过来讲，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用了部分的美国的技术，同时也把美国的很多公司当成大客户而生产芯片的。美国人有可能耍赖，说你看你这些企业，你的大客户是我，你用的专利是我的，那我不许你们给中国供应芯片，如果你供应的话我就停止你和我的企业有任何的来往。因为美国是霸权，所以一宣布的话，有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去跟着，这就是一种耍赖的游戏。 但是，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们不是说没有对等的工具。我们也有我们的维生素、我们的抗生素——维生素、抗生素，90%以上的原材料是中国生产的。这是事实，你短期内你肯定搞不出来，因为这是发酵的细菌，不像机器你可以搬回去。我们绝对不率先这么干，但是你如果率先耍赖，你胆敢在芯片上你跟我耍赖的话，我们也有反制措施。 所以这就是有言在先，大家都有武器，你也有，我也有。谁也不许动，你要是敢在芯片问题上做文章，就相当于你动了“核武器”了。你把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把我们中国的经济打乱了，就是相当于跟中国的老百姓在粮食问题做文章。那我就不客气，在药品上我也做文章，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圈：有人很担心swift清算系统可能被踢出来，会发生吗？有何应对措施？ 李稻葵：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银行不能够参与这个国际的快速资金转让的系统的话，那么很多国际业务无法开展。那我们很多银行的很多国际交易就停顿了，包括我们一带一路的很多的汇款资金的转账都停顿了。那如果这么干的话，我们给美国方面的定性也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我们这些银行，如果犯了什么规，你调查。但是你不能这么干，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也要找你麻烦。 这些方面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也有武器，但是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看法是要事先沟通，要跟美国商务部、跟美国财政部、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咱们都可以协商、可以谈判，但如果你蛮不讲理的话，我们也可以不惜代价和你玩这个。武器我们肯定是有的，但是一定要定性：你这么干，相当于在经济领域率先使用“核武器”了。现在的经济问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有抓住对方把柄的地方。 经济学家圈：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李稻葵：有三个方面都要突破。 第一，经济方面必须保持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内循环，这个之前已经提到过。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释放我们的内需，建立统一大市场，那么释放内需的一个关键就是提升我们的收入，其中的关键是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化。如果说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十四五期间，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市场需求的释放上来。要去经营和培育我们长期的国内需求，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内循环外循环要配合。要保持一定的量，比如百分之五，但同时也不能没有质。 第二，科技必须要占领若干制高点。因为这一轮很可能是赢者通吃，你如果占不到制高点，那么谁理你呀，别人不可能把技术给你了，人家封锁你还来不及呢。 第三件事情，对于我们经济学有关系，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我们理论和道德的软实力提升。就是基于理论和道理之后，我们一定要有突破。怎么突破呢？一定要想方设法在国际上讲清楚我们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式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是乱来的。对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图要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从来不干预，从来不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这套办法、体制，搞经济让政府跟市场同时发力，让政府成为市场的有机的参与者，这套办法也是合理的，也不是歪门邪道。对于这些做法，我们一定要打破有理讲不出，做了好事还被人骂这种窘况。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下功夫了，这就是软实力。军事上是硬实力，科技是硬实力，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软实力也要提高。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讲好中国理论。 经济学家圈：您一直强调经济学本土化，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 李稻葵：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形，但是无神。 有形无神，如果用戏剧的说法来讲，就是一个戏剧演员，他的形象很漂亮，动作、甚至唱腔都有了，但是他不传神，没走心。说的更严重一点、更具体，就是现在国外一切的工具我们都学会了，国外的一些写文章的形式也有了。比如做双差分啊、随机实验、随机一般均衡，动态随机等等都学的快的很，但是就是没有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底从中国的这个土地上，能创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呢？我们有哪些是讲出来西方人一听，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让他们觉得中国这70年的经济实践，尤其是过去40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但他们有些方面可能没注意到的。 我们缺少的是就是经济学思想，如果光是方法没有思想，那么任何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好，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一个答案的第三条是紧密相关的。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学生做的是非常出色的——考试成绩一下子从D甚至于F提到了A-。但这个学生讲不出来，我为什么能提高，这样别人就老怀疑你抄作业，也怀疑你考试作弊了。我们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个学生考试成绩从F提升变成了A-的这个过程讲清楚。要告诉全世界同行，中国经济这位优秀学生，他过去做对了哪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经济学里以前没有研究过的，或者没有强调过的。那这几件事情，其他学生也可以学。比如非洲，甚至于印度也可以。你如果学会了，你成绩也能从F变成A-。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之后，别人自然就不会指责你在作弊了。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形跟神真正的结合。我自己过去两年一直在跟同事们一起努力，在清华大学成立了这个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我们要干的事就是这件事。我们在国际上搞了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提出应该需要有个分支，就是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和它的行为。不是说把政府从市场中拎出来，去想政府在干坏事，或者是干好事。而是我们把政府就作为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我们来研究他的行为是怎样的，什么时候他可以干好事，什么时候他干的不对，干坏事的话怎么能够把它的激励搞对。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是有心得的，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我们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的道理，而且我们这个经验也能够为人类的其他的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也为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了。 经济学家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 李稻葵：首先互联网会改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我相信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学者一定会用更加精确的数据方法、更加及时地去研究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举例子的话就是疫情期间用腾讯，用阿里的数据来写很快的经济的反应和经济体的运行。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最深层次的一些规律可能不会有重大的影响。深层次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就是人的行为是多个层面的：人有社会行为，有政治行为，也有经济思维和经济行为。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会表现得不一样。你比如说在跟不认识的人，在上班的时候，八小时之内他更多的表现是经济思维，比如他要跟别人谈判、讨价还价；八小时之外，在家庭表现的是一种家庭行为，那他就不谈个人经济利益了；在政治场合呢，他又谈的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影响力、是权利、是尊重。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人的经济行为是基础，人只有满足了经济需求，才会进一步演进到政治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这个规律是没有变的。 但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会影响什么呢？它首先会影响人的行为，人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行为。因为基本的经济生存可能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来了以后，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所以人更多的会表现成一种利他的社会行为，或者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尊重。所以就是说最基本的规律没有变——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动力——这个没有变。但是他在边界可能有所改变，可能他程度有所改变，更多的是考虑的是社会行为了，在社会行为驱动下他有一套新的行为机制。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我们大量的时间用在社交上、在上微信。在微信互联网的交往中，大量的行为是干嘛呢？是在争取或者维持和别人的感情，包括尊重。你给我发一个帖子赞扬我，我开心；但是过一会儿你发个朋友圈我也得点赞你啊。这本身是什么呢？是一个感情的交易。不是经济交易了，不是为了生存，我不玩这个我照样能生存，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会变。 所以我倒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不会改变最根本的经济学的一些规律，但是会让很多非经济的行为进入到我们的社会活动中来，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可能要与时俱进，就是要更多地理解很多社会交往中的非经济行为。我也提醒我同行，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子过多的、过分的用利己主义的，纯粹的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我们必须要开阔眼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学。
有“中国纳斯达克“之称的创业板将于周一启动历史性的改革。创业板上市将实行注册制，日内股价波动上下限将从10%提高到20%。去年，科创板也曾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科创板的规模有限，但受到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创业板也整装待发了。下周计划在创业板首发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了200亿元。随着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不断升级，这次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意义深远。毕竟，要技术领先就需要资金——而且是大量的资金。 但人们还是担心创业板以及整体市场会对在改革开始的第一天作出何种反应。从历史上看，每一次中国股市交易规则的变化都曾加剧短期市场波动。例如，1996年12月开始实行到现在的每日10%的涨跌停板：在这个涨跌停板规则实施的第一天，市场曾大幅下挫。鉴于当前的创业板改革对于中国在全球环境下的重要意义，人们激动的情绪一斑全豹。 在这次历史性改革的前夕，我在我的实名认证微博上做了一个在线调查，以测试一下市场的情绪。这个调查收到了近一万个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市场意见分歧很大，因此也无法作出结论性的评论。然而，鉴于创业板自2019年初以来的强劲表现，存在着明显分歧的调查结果与之前交易的热情相比，市场对于改革首日表现的反应是谨慎的。 我们认为，市场不应过分关注改革首日的表现，并以此来判断改革是否成功。中国的市场改革正在提速。市场改革就是要让市场来决定价格，从而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改革的最终成功不太可能会被马上感受到。例如，去年科创板启动改革时，我推荐了科创板的投资机会。虽然当时市场共识因为科创板估值过高而质疑我的推荐，但是一年后的事实证明，科创板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不出意料，创业板是由流动性推动的。从市场回购利率不断下行的势头可以看出，自新冠疫情以来，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图表1）。充足的流动性将创业板的市盈率推高到了70倍左右，基本上与2015年7月A股泡沫破裂后的水平相同。此后，创业板指数的下行趋势一直延续到2019年初。在当下如此高的估值水平上，创业板已不再是一个价格发现机制，而更像是一个投机的场所。如是，如果市场改革成功的话，那么改革应该将整体估值调整到更符合经济基本面的一个较低水平。也就是说，股价和估值的下跌才是改革成功的证据，而不是股价的上涨——这是与常理相悖的。 图表1：创业板受流动性驱动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创业板改革将是中国与美国技术竞争的宏伟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市场的最初反应，即便这种对于首日表现的痴迷根本不合逻辑，首日表现不佳还是要尽力避免的。因此，如果情况需要，“看得见的手”还是可能会进行干预。但在一个高估值的市场中，“看得见的手”如何才可以在不进一步扭曲市场、避免改革马失前蹄的限制条件下发挥作用呢？ 我们的量化分析显示，虽然创业板的整体估值较高，但最贵的股票与最便宜的股票之间的估值差异非常大。事实上，两组股票之间的估值差距已经飙升至历史极端（图表2）。然而，创业板指数估值的中位数却处于其历史的平均水平（图表3）。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最贵的股票的市值大约仅占整体指数市值的四分之一。简而言之，如果形势不理想，“看得见的手”还是有支撑指数的空间的。 图表2：创业板最贵和最便宜的股票估值之差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资料来源: Factset、交银国际 图表3：总体而言，创业板估值中位数仍处于历史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 Factset、交银国际 总之，创业板估值高，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而更像是一个投机的场所。央行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在复苏的早期阶段为经济提供支持。在流动性仍然充沛的背景下，市场投机行为不太可能很快地消散。因此，如果市场改革的目标是更有效地设定市场价格，那么原则上应该是去调整股价。当下的市况里，股价的下跌，而不是股价的上涨，才是市场改革是否成功的真正标志。尽管如此，鉴于创业板改革是中美战略角力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智慧还是会希望看到比较好的初始表现，以提振全民信心的。鉴于创业板内部的估值差异化，如果情况需要，“看得见的手”还是有空间买入估值较低的股票，以支撑创业板。市场交易员应该也深谙此逻辑，因此也很可能会企图抢跑”看得见的手“。 基于此博弈的逻辑，再加上“看得见的手”的帮助，创业板的表现反而有可能会好于预期。随着估值较低的股票获得买盘支持，我们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宣扬的价值投资原则可能会更被市场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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