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终于走了。 这是人类百感交集又无言以对的一年。面对同一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国与国、群与群、肤色与肤色、党派与党派之间的认知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隔膜、猜忌、对峙，充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 以往，《牛津词典》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年度词汇，如2016年是“后真相”（post-truth），2017年是“青年冲击”（youthquake），2018年是“有毒”（toxic），2019年是“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但对2020年，《牛津词典》宣布，没有任何一个单一词汇能够概括。 如果让我选择这一年的年度词汇，我会选“内卷”（involution）。 内卷原本是一个学术名词。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学者在印尼爪哇岛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里的人都种水稻，随着人口上升、劳动力增加，对土地的耕种更细致了，但边际效益却无法上升。这种把更多的劳动力投到一个固定产业里，不断重复简单再生产，而不是寻求产业升级（如工业）的现象就叫“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 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看待内卷。当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逐渐局限于在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此时，社会和文化往往停滞不前，无法向另一种高级模式转化。这就是内卷化的社会。 2020年，内卷突然“出圈”被广泛使用，反映出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流通性因为种种原因下降后，找不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交往空间、融入空间，陷入了困惑、苦恼、无助感和边缘感。 内卷化状态大致有这样一些特征： 1、成长和发展出现瓶颈，经常感到压迫，又无法冲出。 2、简单重复自我，感觉不到存在感和价值。 3、外部交往匮乏，或在交往中有乏力感。 4、组织内耗，每个部门都很努力，但往往是互相抵消彼此的努力。 5、对外的肯定性、包容性、接纳性下降，负面情绪和敌意上升。 人不是可以24小时开个不停、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内卷化的问题。“没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也经常有内卷感，不知道写什么和能写什么，我也有短期和中长期的焦虑。 2020年让我从内卷走向外伸、外展的重要因素，是走出去调查研究。 最初是第一季度，社交媒体上一片“海外订单锐减”“出口企业倒闭潮”的消息，我去了宁波；各地开始复工复产、抢抓机遇，我去了湖州；“外企供应链移出中国”声音很响，我去了苏州。我在村里、镇里、园区看，在企业里问，抓住一切机会问问题。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这是贝多芬的话，也是我在太多企业看到的活生生的景象。看的越多，心越定，也越受感染。 这一年，根据数据，前三季度中国共新设市场主体1845万户，同比增长3.3%，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个体工商户，总数达9021.6万户，同比增长9.2%。到11月末，中国的企业数超过4200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由2019年底的27.6户增长到30户。 疫情肆虐，不确定性升高，但这一年中国新创的个体户和企业反而增加了很多。一季度新设市场主体同比下降30.6%，二季度就转降为升，正增长15.9%，三季度更增长了19.2%。 当然，数字增减背后也能看到，每年有很多个体户、企业消失不见了，或者转型了。前几天我在一个微课讲2020年中国出口的意外之喜，一个企业主发问：“疫情下，出口型中小企业订单来不及做，但人民币升值，上游生产资料垄断下原材料大涨，越干越亏！疫情后，订单外流，怎么办？”大数字的成就不错，但我们必须更关注结构性的、分化的、实实在在的小问题。这才是经济的全貌。 但无论如何，大量的调研更多给我的是力量和信心。中国人口红利的核心，就是这种自己给自己造饭碗、在市场上为自己找未来的奋斗者资本。 奋斗不息，中国不停。 这一年，我采访的不少企业也告诉我，他们的创造能量，是被“合成”出来的。一部分靠技术、人才等元素，一部分靠创业大环境的支持。 比如科创板开板后首只“A+H”疫苗股——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宇学峰，他长期在海外学习工作，曾是赛诺菲巴斯德的高管。我问他，2009年做了回中国创业的决定，现在是不是感到特别自豪？他说是的，有太多想不到。康希诺布局了针对13个疾病领域的16种创新疫苗产品的研发管线，市值接近1000亿，这是当初无法设想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2019年康希诺还是一家没有实现营收的生物制品企业。202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前三季度营收为567.38万元。如果不是有风险资本支持和科创板新规，这样的公司是很难存续的。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开拓药业，2020年5月在香港主板上市。其创始人童友之和宇学峰回国创业的时间差不多，2008年他在园区的一个生物制药创业投资论坛上“路演”自己的新药研发项目，被评为一等奖，所以落户到苏州。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办公司，而是想把研发成果卖给国际大公司。但中国鼓励新药研发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园区的各项激励措施，让他最后选择自己创业。 像童友之、宇学峰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中国创业，像是被一股大潮托着，把他们推到自己也想不到的远方。 秦朔朋友圈在张江办公，昨天张江集团的董事长袁涛先生发给我一份资料，看后才知道2020年科创板的“张江军团”再扩容，迎来了10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即泽璟制药、君实生物、复旦张江、三生国健、艾力斯医药、凯赛生物、奕瑞科技这7家生命健康企业，以及中芯国际、芯原股份、恒玄科技这3家集成电路企业。我突然有点惭愧，同在张江科学城，10家企业我只去过三生国健一家，它是中国第一批专注于抗体药物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有三款治疗性抗体类药物已经上市，已建成生物反应器合计规模3.8万升。 很多变化正在发生。但如果你内卷了，就会觉得外面一成不变。 也有些增长模式确实在没落，但生产性创新、科技创新正在蓬勃展开。 这一年我还从很多公务员身上得到了启发。 我在湖州一个以民宿见长的村里采访，得知每年“五一”假期生意最旺，这天村支书和村长就是站马路的交警，听景区办的工作人员调遣。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有的村干部已经10年没有在家里吃过年夜饭。 在宁波北仑区，我看到疫情后为了复工复产，区长和发改、经信等1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每天晚上开碰头会，梳理为区内骨干企业提供配套的中小企业的情况，把帮助配套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任务落实到每个街道。不在区内的配套企业，就向市里打报告请求协调解决。一家骨干企业在宁波市有156家供应商，2天内全部复工；在宁波市外有185家供应商，他们的交通运输问题在5天内全部解决。 在苏州工业园区，我看到管委会在疫情中做的“热力图”，把和企业服务相关的所有部门及人员的联系方式全部纳入，企业要办事，只要在电脑或Pad上点击一下，就会找到直接办事人员，确保不因疫情之下不能见面而影响经营。 在温州，我看到围绕“大建大美”的目标，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负责人，每个人都要具体负责一项重大工程，有的抓瓯江沿线建设，有的抓塘河沿线“一环三线”绿道贯通成网，有的抓“禅街-五马街-公园路”历史街区的连结成线，有的抓中央绿轴。几年未去温州，这次看到以往总是抱怨温州形象和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市民终于点赞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也争相到温州落户了。 在广东南海这个曾经的“中国首富县”，区领导听我讲了宁波制造业的情况，决定组织当地几十家“隐形冠军”到宁波学习，很快就落实了，南海还和宁波的慈溪、鄞州签署了互相学习支持的协议。 对政府来说，如果大权在握又不思进取，那是很容易内卷的。天天陷入形式主义和各种汇报。但如果能急企业之所急，服务人民之所需，被市场发展、环境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压力所倒逼，就能跳出内卷，在对外服务、学习和创新中散发出活力和生机。 2020年12月30日，我在深圳宝安参观一个以直播带货、数字经济新场景等为主题的园区——智美·汇志产业园。园区的创始人之一翁宝是我过去的老同事，他创业十几年做过公关、广告、新媒体、电商等等。陪我参观时，看到一个“收纳”的店铺，这才知道“整理收纳师”这个新行业。他们上门服务，帮你诊断储物空间，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和处理解决衣物乱堆的问题，衣物归类，折叠整理，放入收纳空间。整理后客户会清楚哪一类衣物已经足够，避免重复购买。 “现在有太多新职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比如你自己家的衣物到底有多少件？估计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只知道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于是催生了收纳师这个职业。收纳师首次上门诊断，要收客户几百元，具体收纳时按收纳空间横向延展长度每米收费，从大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一单要好几个收纳师，有的负责客厅，有的负责卧室，有的负责空间改造，全程佩戴口罩手套，很专业。” 翁宝说：“我办公司这些年，现在发现，如果公司里每年都有一些新业务是老板自己不知道的，是年轻人推动的，公司才有前途。如果所有东西都在老板脑子里，都靠老板推动，那是没有前途的。” 很多企业的问题，是老板的思维内卷了，老板脑子里“过去÷未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是被过去锁定。反之，企业就越有希望蒸蒸日上。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分布式的创新比中心化的驱动，要有效的多。中心化就容易内卷，去中心化，分布式，就容易带来新的可能。 内卷化可能是全世界，也包括中国，都会长期面临的问题。 要打破内卷的约束，需要永远开放的态度，需要像乔布斯所说的“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需要更多的尝试、探索以及容错，需要和外部世界更多的建设性互动，需要马斯克式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热忱。如此才能开创新局。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参加2020年腾讯科学WE大会时说，人类对于脑机未来的畅想是一种“巨大的快乐与敬畏”，这种情感可以与“500年前当葡萄牙的船员在危及生命的漫长旅行结束时，发现自己看到了新世界的灿烂沙滩时所产生的情感”相提并论。 闯与创，才能打破内卷。 “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情势，以至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自由秩序原理》） 内卷决不是我们的宿命。超越内卷，才是我们共同的使命。2021年，秦朔朋友圈将以此心态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努力思考，观察与前行。
要说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相信不少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巴菲特。可是在波澜壮阔的金融江湖之中叱咤风云的，绝不只有“股神”一人。 比如本文的主角，比巴菲特早出生18天的乔治·索罗斯。 说起索罗斯，有人将他誉为“金融奇才”，因为他创造过日赚10亿美元的惊世记录；有人骂他是“金融流氓”，只因他凭借着诡异的做空手段令不少国家的货币体系一度错乱坍塌；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投资舵手”，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引来八方投资客的羊群般跟风；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慈善老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在慷慨地为穷人花钱…… 不同于巴菲特对于价值投资的坚守，索罗斯更像是个投机者，他的风格更加“嚣张跋扈”，论投资业绩，索罗斯创下的年复合投资收益率，甚至比巴菲特还要高出不少。 正因如此，索罗斯才成为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巨鳄”——他既能在国际金融界兴风作浪，令许多国家苦不堪言，又能展现出一颗悲悯之心，改变很多穷人的命运，就像疯狂吞噬猎物却又流着眼泪的鳄鱼一般。 1 1930年8月12日，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反犹太主义不断抬头的时期，匈牙利更是被当作争夺与博弈的筹码，处在东西方对峙的前沿。 当索罗斯刚刚开始上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入侵布达佩斯，索罗斯全家不得已开始了逃亡生涯，直到纳粹德国投降，索罗斯才得以重返故里。据索罗斯自己回忆，幼年的背景让他从小就深深体会到了一种“不确定”的生存动荡。 1944年是索罗斯生命里极不寻常的一年。目睹意大利的投降，耳闻苏联反攻胜利的喜讯，匈牙利的所有人都笃定纳粹败局已定。和大多数人一样，索罗斯也乐观地认为犹太人的命运不会太坏，然而就在这一年，丧心病狂的纳粹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数十万犹太人丧生。 万幸的是，凭借着父亲的高度警觉与大胆冒险，索罗斯一家逃过了这场浩劫，可是这段“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仍给索罗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索罗斯价值观和投资观——你所感到的哪怕最确定的东西，也可能和现实发展不一致，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要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同时，这些经历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索罗斯一生的冒险倾向，“为了生存，冒险是值得的。” 二战结束后，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并于1949年进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经济学专业，那里云集了欧洲多位顶级大师。其中，大经济学家冯·哈耶克和大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索罗斯，尤其是卡尔·波普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不仅为索罗斯的求知生活奠定了基础，还影响了索罗斯的一生。在以后的岁月中，索罗斯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到这位老师，其哲学思想也成为了索罗斯能够在华尔街获取财富的理论之源。 毕业之后，索罗斯做了一段时间的推销员，不甘于现状的他于1956年来到美国华尔街，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金融投资生涯。经过了十几年的历练，索罗斯决定试水基金领域，并创办了自己的首个投资基金业务——双鹰基金。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管理双鹰基金，专门从事欧洲与美国证券市场间的套利交易。而后不久，索罗斯和罗杰斯又一起创立了量子基金管理公司，他们一个负责投资决策，一个负责市场分析，成为了当时华尔街著名的黄金搭档。 此后，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以及大胆果断的投资决策，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屡屡告捷，管理资产规模不断扩张，索罗斯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此外，在量子基金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均每年都能给投资者带来35%左右的回报率，某种意义上讲，量子基金已然成为了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代名词。 这时的索罗斯，市场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人生中的巅峰时刻，直到1992年的来临。 2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英镑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货币之一，主宰这一强势货币的是资本实力雄厚且管理经验丰富的英格兰银行。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向财大气粗的英格兰银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德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也推进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当欧洲12个国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了欧洲汇率体系的新框架后，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即将问世。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单方面地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盯住；每种货币都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以稳定该国货币汇率。 制定这一规则，本意是要维持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各自基于国家利益，很难做到真正一条心，导致彼此间经济基本面相去甚远，这便是该汇率机制的巨大漏洞。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英国经济正处于日渐衰退的阶段，财政支出困难重重，英国当局理应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为了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又必须要继续推行高利率，致使英镑汇率价格不至于走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英国的处境非常尴尬。 这一切，都被索罗斯看在眼里。他敏锐地预见到，由于要重建原东德，德国肯定要过一段经济拮据的日子，而无暇帮助其他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必将会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果然，英国政府对于提振国内经济渐觉力不从心，不得已向德国联邦银行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却收到了后者的坚决反对。面对英镑汇率的一再走弱，英格兰银行无奈之下只得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仍未能扭转颓势。 此时的索罗斯，已瞄准了他的猎物，蓄势待发。 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一口气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并买入60亿美元的马克，同时又卖掉了巨额的德国股票，买入了大量的英国股票。紧接着，国际资本疯狂跟进，纷纷抛售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动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甚至以一日内两度升息的极致手段表示决心，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这一天，被英国人称为“黑色星期三”。 经此一役，索罗斯声名鹊起，据公开信息显示，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于当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豪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盛赞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此后几年，索罗斯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翻云覆雨：1994年，他瞄准了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和墨币比索的弱点，在期权、期货市场大规模卖空比索，致使墨西哥国家外汇储备短时间内告罄，引发了比索大幅贬值与本国股市的一泻千里；1997年，索罗斯故技重施，以泰国为切入点，对汇率存在高估的东南亚国家发动了货币攻击，引发了多个国家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并直接推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索罗斯自己收获的财富，可以购买价值19万美元的劳斯莱斯轿车5790辆，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每个学生支付3年多的学费。 虽然索罗斯一次又一次地声名大噪，其拥趸也越来越多，但仍有不少国家对于索罗斯的投机行为痛恨不已，诸如“金融流氓”、“金融恶棍”、“金融魔鬼”之类的谩骂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索罗斯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3 如果说一次成功尚属运气，那么接二连三的成功就一定是实力了。 虽然索罗斯被世人公认为金融投资大师，但他本人却并不喜欢这个称谓，而是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哲学家。在实践中，索罗斯将自己的投资思想概括为“金融炼金术”，这一思想源自于他的一个别样的哲学理念——认知的“可错性”。 在索罗斯看来，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反映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其中必然存在某种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即便是在个别情况下认知与现实完全相符，充其量也是偶然的和一时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本身，既不能在事先预知这种偏差，也未必能在事后完全把握，这便是“可错性”的含义，它继承了卡尔·波普“可证伪性”的思想。 基于“可错性”的逻辑，金融投资者同样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的理性，金融价格也不可能是金融资产内在价值的无偏估计，因此只要承认人类认知与行为存在犯错的可能，就必须要重视这些认知与行为偏差对金融市场价格发展的实际影响，这就是索罗斯金融投资思想的精髓所在。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反身性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但索罗斯却认为：“均衡是极为荒谬的概念，它使经济理论的一切结论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金融市场上，均衡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参与者希望了解其所参与的情况；另一方面，他的了解将作为决策的基础，并影响事件的发展。这两种角色会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扰，若是仅从某一方面来探索市场，必然无法完整地把握市场规律。索罗斯称这种交互作用为“反身性”。 索罗斯认为，“反身性”之所以存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认知的“可错性”，为此，索罗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达了极大的失望，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按照索罗斯的观点，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程度，亦或者说，错误一定存在于人们对市场的认知当中。 第二，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 由于“可错性”与“反身性”的存在，金融市场价格的演化势必要同时受到价值“基本面”和“认知偏差”的影响，而市场价格也很难精准地表达其价值，因此索罗斯坚决反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坚称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问题长期积累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极端现象。 正因为索罗斯坚信市场是错的，因此他才能从市场的错误中大获其利，比如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的成功狙击，便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英格兰银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同样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与别人一样大，这种敢于直面自身错误的勇气难能可贵。 第三，反对投资中的一般性方法论。 索罗斯认为，不可能概括出赢取超额利润的通用方法，否则人们便可以运用它通吃市场，市场将不复存在。基于这一思想，索罗斯提出了“金融炼金术”，其真谛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验证投资者市场猜想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从某个合理的逻辑猜测起点出发，构造某种反身性的市场假说并将其付诸投资，然后以市场实际发展进程来检验该假说的有效性；但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倘若该假说为市场接受，那么投资者便可从趋势把握中获取超额利润，否则投资者就应该尽快抛离原有假说并寻找新的逻辑起点。考虑到不同的假说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故而并不存在能够稳定获利的通用方法。 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因而索罗斯认为，任何预设假定前提并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归纳金融市场的历史过程，或者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般性盈利方法的努力，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此，索罗斯强烈反对在投资管理中的数学化、工程化倾向，他常常说：“我们从不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我所知道的数学符号也不比α、β更多。” 上述种种，与其说是索罗斯的投资思想，倒不如说是一套别致哲学体系。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 4 索罗斯还是个大慈善家。 他常常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把钱花出去，慈善给了我工作的理由，赋予我生命更高的意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撒钱的慷慨程度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公开资料显示，索罗斯曾经为一项对身患绝症者提供“临终关怀”的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曾为一个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有人做过估计，如果根据索罗斯的家产和他慈善捐款的比例来衡量，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 有意思的是，虽然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宛如巨鳄一般，对待猎物是残忍无情地吞噬，但他同样热衷于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他曾捐献了5000万美元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也曾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而承担了他们中将近1/3人的年薪。 在东欧、亚洲的一些国家，索罗斯成立了大量的慈善基金，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保护公民权利、支持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为此，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也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 在爱他的人心中，他是个天使；在恨他的人眼里，他与魔鬼无异。投资家、慈善家也好，流氓、投机分子也罢，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多面性的存在，才塑造了如此魅力无限的乔治·索罗斯。 2011年，索罗斯正式宣布退休，结束自己40多年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一代宗师归隐田园，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虽然已身不在江湖，但 “金融巨鳄”的传说，从未远离。
魔幻的2020终于将行至终点，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在筹划如何做一个狠狠的告别。有个朋友打算买一打啤酒，最后一天坐在阳台上，对着空荡荡的维多利亚港，独自喝完；另一个朋友准备泡一壶普洱，慢慢翻阅这一年的手机相册，再将所有厨艺的照片编成一个特别的美篇；还有一个朋友，打算发起一个腾讯会议，在线上串联起告别2020的故事会。生活确实需要一些仪式感，特别是在挥别2020这个喜忧参半的时间点。不管有没有计划，或是有怎样特别的计划，我的建议都是，打开网易云音乐，在告别时播放亚萨乐队的一首歌——《回到起点》。 清淡的吉他，零散的鼓点，嘶哑的声线，再加上神同步的歌词，实在很适合做告别2020的背景音乐。“风风雨雨又过了再一年，多了白发，也变了些容颜，欢笑泪水，已化作云烟，逃避回忆，不敢面对昨天。时光交错，推着我向前，悲伤幸福，还会继续上演。游游荡荡，漂浮在醒醉之间，恍恍惚惚，我又回到起点。生命不过是一场体验，游荡恍惚是一种考验，平凡不凡，只是不同的经验，做回自己，重新回到起点。” 回到起点，一夜回到解放前，2020年留下的，的确是这一副颓丧、无奈的嘴脸。 微观来看，虽谈不上百业凋零，但小微经济个体实属哀鸿遍野，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境况一下子倒退了很多年，站在每一个大门紧闭的店铺门口，坐在每一个空洞黑暗的电影院里，面对每一张愁眉不展的陌生面孔，看到每一个萧瑟混乱的电视画面，你都能轻易对这份微观之痛感同身受。宏观来看，世界停摆，要素投入和要素流动骤然滞涩，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孤岛主义在病毒催化下变本加厉地肆虐，实体经济陷入百年一遇的同步衰退，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收缩4.4%，即便2021年能够如乐观预期般那样实现5.2%的经济复苏，也不过是在总量上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也就是说，新冠疫情至少让全球经济整体经历了一个“失去的两年”，这种宏观之殇，绝对意义上虽不能说前所未有，但相对于生命有限的这一代人而言，绝对是生平未见。 回到起点，听上去是一个很丧的命题，但真的循环播放《回到起点》这首民谣，反而慢慢有一种放下的释然和再出发的坦然，在悄悄生长。我想，这就是经历之于人生的意义，无论怎样，不凡亦或是平凡，都是一种能够带来变化的体验。也许我本身就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所以在我看来，回到起点，于民于国、于你于我，既然已经既成事实，不如在苦痛的底色上寻找一些亮点。仔细想来，回到起点，也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体验。 回到起点，才能重温出发的自由。 很多时候，走得太快反而容易忘记了前行的意义，只有被迫停下的时候，才能找回初心。新冠疫情，让我们很多人承受了收入下降、事业下沉的打击，但也正是由于疫情，我们学会了反思自己、放慢节奏、回归生活，生活品质也许有所下降，但人生质量却因此变得更加厚重。经济世界也是这样，疫情一方面造成了衰退，另一方面也让国家和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增长的目标和发展的战略。越来越多的人幡然醒悟，外表的闪亮光鲜总是不如内里的平和充实。于是，回到起点的国家，不再盲目追求增长的狂欢，而是更加注重民生的呵护和发展的质量；回到起点的企业，不再一味追逐无尽的利益，而是更加注重竞争力的提升和精气神的凝聚。这种初心回归，让再出发之后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加脚踏实地。 回到起点，才能发现前行的潜力。 弓弦拉满的时候，绝不会有再加力的可能；极速奔跑的时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潜能可以调动。新冠疫情之后，弓弦松弛了下来，脚步慢了下来，人类反而再次发现了内里深藏的原力。很多朋友疫情之前忙于事业，满负荷工作，对生活总是一副累觉不爱的样子，作为初代独生子女的现役中年人们更是鲜有亲手操持各种家务的经历，而疫情之后，当在家工作成为一个常见安排，很多朋友又意外地掌握了很多生活技能，以至于经常有人在朋友圈里惊叹于自己的潜力无限。经济世界也是这样，正是由于全球化在疫情中回到起点，各个国家才更加重视挖掘内部的潜力，中国也由此树立起以内部大循环为主体的内需增长大旗；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在疫情中回到起点，人类才进一步发现线上模式改造经济体系的无尽可能。这些潜力的发现，让再出发之后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实有力。 回到起点，才能把握调整的契机。 一帆风顺、畅行无阻的时候，所有的战略都有不言自明的过程正义和实践正确，只有发展受阻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调整和思路转变才会深层发生。新冠疫情之前，全球经济实现了40年的共同增长，石油危机、科技股泡沫和次贷危机都最终被淹没和消化在发展洪流里，赤子增长、量化宽松的逻辑不断自我强化；新冠疫情之后，黄金增长范式与宏观政策应对都已然失效，这一场源自病毒领域、侵蚀实体经济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带来了增长的灾难，更是引致了宏观调控的时代之变。经济回到起点，政策反而迎来了调整的契机。于是乎，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总统之变，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策从极端民粹回归老派守序，这是美国试图先破后立、重建全球秩序的新尝试；此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模式之变，从外循环为主体转向内部大循环为主体，从参与扁平的全球化到主动引领以区域化为核心的多层次全球化，中国正在谋求更高维度改革开放的新格局。这些调整的发生，让再出发后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加契合时代主题。 2021 总之，越过2020，迈向2021，人类世界回到起点，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朋友们，都能在再出发的前路上，不念过去、不惧将来。 本文为程实博士为《中国外汇》撰写的随笔
本文据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上，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进行《不确定环境里的企业竞争》主题发言整理，有删减。以下为周其仁演讲： 这个题目是我自己选的。重点讲讲在企业工作要高度重视竞争。 过去这一年，恍若隔世，我们都很难相信再回到冠状病毒发作之前，很难再回到中美贸易战之前的生活。那么看未来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病毒到底会怎么样，免疫针到底有多大效果，美国新总统是否会比特朗普对全球化走向有不同影响，严格来说这些都不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很生僻，科学上很少数人讨论的词叫不确定性原理，现在变成了天下无人不识君，都在谈不确定性。 那么在企业角度谈不确定性，它有特别的含义。因为企业要组织人财物，要面向未来，做筹划。如果未来不确定，这个企业怎么打仗呢？怎么组织人财物去应对市场的竞争呢？所以要把不确定的概念稍作讨论。 我理解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它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哪些事件会发生，哪些事件不会发生。大概是三类事件： 一类事件，它一定会发生，它是确定性事件。比如现在是冬季，过了春季一定会来。到七九，结冰的河会开裂，八九燕子会回来。很确定，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第二类事件呢是这个事件会不会发生，可以根据过去发生的概率做一个推断。它不一定会发生，但在一定概率上会发生。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去买健康保险，它就要给你评估身体基础情况，然后给你一个精准的估值。多大可能会发生问题，多大可能会脑梗，多大可能会心梗，不同的基础条件买保险的价钱是不同的。概率会发生的事件，它是可以通过保险机制来应对的。 第三类事件是不确定事件。所谓不确定事件是未来这个事情是否会发生过去的事情没法推断，不仅不能推断，而且从概率上来说也不能推断。你看很多新技术，什么时候科学原理会变成技术，什么时候技术，什么时候技术会变成产品，什么时候产品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变成经济流量。这个事情过去没法推，你不能说我们多少时间发明了飞机，就能用多少时间发明飞船。你不能说我们有多少时间发明了电报电话，我们就有多少时间发明互联网。不知道！这类事件叫不确定事件。 现在不确定性讲得很普遍，但有个问题没有好好问，人类对付不了不确定吗？不确定性能不能对付？确定性事件容易对付，照经验，照老法子，以老为尊。你看传统农业社会尊敬老人就是这个道理，他经验丰富，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听老人言不会吃亏的。概率性事件呢就要用保险机制了。一类是保险公司的业务，精估各种各样事件发生的概率，然后你付一个钱，第二类概率性事件，是我们的商业银行。它为什么要让你资产抵押才借给你钱，万一在一个概率上还不了，那好我把你资产拍卖掉。 现在要讨论不确定性事件。经验没法推断的事件怎么对付？其实对付不确定事件的人类的经验，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了。其中对付市场不确定性最主要的一个工具、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在座各位非常熟悉的企业。 企业组织就是用来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大家看一个企业有哪些要件呢？第一个要件，要有资本金。为什么要有资本金，搞企业要有钱这个好理解，不然怎么买设备，怎么请人啊，怎么买原料啊？但这个钱为什么是一定是本金呢，为什么不能借钱呢？过去我们曾经走过一个时代叫“拨改贷”，财政的拨款利用效率不高，统统改成贷款。改了一段之后发现不行，一个企业如果全部都有贷款组成，他没法搞的。为什么没法搞？你看拨改贷一段时间后再转股。 任何企业所有叫公司的一定要有自有资本，自有资本就是用来对付不确定性的。这个钱放进去未必有回报，有回报就分回报，没有回报就零。赔了就赔了，这叫资本金。人类发明资本金就是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还有一点重要，不确定性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它是中性的，只是说过去无法推断未来，但未来有可能意外的好。 你看现在新技术带来的企业增长，传统时代难以相信。刚才李稻葵不是讲了吗？未来汽车的估值对不对？特斯拉的估值传统时代难以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未来，这也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它两面的，资本金也是两面的。好就增值，好就估值到你不能相信，好就让当初的投资人简直觉得喜笑颜开。坏，血本无归。 有了这块东西你才可以借钱。借钱的时候看你有多大资本金，我才根据风险估计。所以风险事件和不确定事件，其实人类是找到办法来对付的。有了资本金企业就能对付不确定性了吗？你找块资本去放台子上，你看它能增值吗？他要跟人结合起来。跟什么人结合呢？首先要跟能做决策性判断的人结合，这是我今天听到维迎发言的主题。 要有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企业家就是对稀缺性资源的配置，做出决策性判断的人。什么叫决策性判断？有很多种可能，不一定哪个可能会发生。但是你今天现在就要拍，投还是不投？放还是不放？可能放对，可能放错。所以资本金加上企业家，加上其他的元素，就构成了市场里头对付不确定性的整个这一套机制。 中国走市场经济的路，就是要把这套机制在中国的土地上让它扎根，无论叫国企叫民企，你看殊途同归，要有清楚的财产权，要有很好的合约，这个合约要让参与的各方有预期，上哪找这个人？哪怕都是北大清华名校毕业，没法知道他们能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一个办法放到实践当中去打，放到实践当中去练。 所以出来的就跟战争年代军事那些将领是打出来的一样，打剩下的，你不管学历多高，背景多好，资历、方方面面看，放上去练就知道了。交给一队资源，一些人手里资本金就能不断变大。在竞争当中它的主动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人各种原因，主观客观的原因，资源量就越变越小，资不抵债就越变越小，资不抵债出局，不抵债出不一定事件诱导，所以能把很多企业拖垮，是平时功夫不够，是平常功夫不够，才使得突发事件来的时候你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企业最重要的是日常功夫，是在你手里的时候你把它做足了，发生不确定性冲击的时候，你至少比行业内其他公司做得好，这是已经检验了它的哲理。 就像这家公司（指着PPT展示画面），好多小厂全停了，订单反而向他这种倾斜，要求他加大供应。所以今年的业务同样在2020，同样在疫情搞得人仰马翻的情况下，他的公司的业绩，我们去学习以后真是受教育。 所以对付不确定性，很多时候就在你的手里，就在你平时你抓不抓，抓得紧不紧，我们的企业的管理，企业的流程再造，企业的数据化，企业的自动化，现成技术已经很多了，但是很多公司就是说说，墙上挂挂，不当真。人家说学日本就认真学好几年，车间炉膛面前扫地就扫了三年才过关，否则就叫不合格。这种功夫现在看来没有白费。这个经验是值得中国很多公司学习。他有自己的总结。 第二家公司我再讲讲，也是一家很小不大的公司已经上市，做什么东西的？特种气体，自然界有很多气体其实是有用的，矿产底下附带的很多气体是有用的。两个难点，第一分离不出来，第二纯度不够。这家是公司阴差阳错，当年创业老总是曾经可以到清华学习，后来各种因素没有去成，人生有点遗憾，但是关注科技。所以他最早就关注到很多气体，有商业应用价值，有工业价值，但是供不应求。当年最刺激他的是美国人拿了一罐气体就做近视眼开刀手术，手术要用那个气体，一小罐气体十几万人民币。很多母亲领着女儿走到医院门口，交不起大几万钱，上大学不行，参军不行，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说干这个事情，冲这个事情来，就这么走上特种气体的路，最后走到哪？一直走到做芯片的特种气体。芯片的加工不是靠物理，芯片的加工是靠不同的气体。他对硅的表面做处理，最后他的气体最后攻到什么程度？光道阿斯麦尔认可全球可以用它的气体，你是要买阿斯麦尔光刻机一定配他认可的那些特殊气体，其中一家就包括我们华特特种气体公司，不大，但是很有意义，很有竞争力。 这家公司在清华门口。人的眼底有丰富的血血管状态，医学专家认为眼底是无创可以知道你血管状态的一个最好的窗口，但是全中国能读眼底照片的好医生人数非常之少，千把个。 可是据这个信息对理解人的健康作用是非常大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这伙年轻人一伙是学软件的，一伙学医的组合到一起，把全世界3万个最好的读眼底血管照片的医生的经验，用AR来训练机器做，人工智能做。你现在就要拍一个一分钟，你的体检报告就出来了，血管状态报告就出来了。现在要我们的医药监管局批准了它其中一项已经可以上市，就是测糖尿病，你可以通过这么一张照片可以筛查糖尿病。 在座各位知道筛查对未来多重要，我们要从事后的治疗变成事前的预防，首先要知道人的健康状况，这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发展方向的转变。 如果可以很便宜地进社区进家庭，可以很快地做测试，人就会提醒自己要注意什么事，防止什么事儿，这也是中国现在冒出来的企业，还在初创，还在第几轮融资。重要的不在大小，重要的是在整个竞争格局当中，他开始往独到性去走了，增加了独到性，就有很远大的前途。 这家公司是美国公司，但是已经在顺义我们北京的医药板块的产业园落地，因为他的发明发现要量产化，要到中国来，跟特斯拉做的决策是一样的。他做了什么判断，这个是科学家，很多人认为眼睛瞎了就眼睛不行了，我们怎么帮盲人呢？给他一个棍、给他一个导盲犬嘛，街上给它修很多带楞的盲道专让他好走路，这个科学家认为错了，他不是眼科专家，他是脑科专家，他认为人看见世界是沉下去的，脑子眼睛是通道，眼睛瞎了，成像区没有坏，另找一个通道，他可以重见光明，这是一套原理。然后企业家干嘛？把这个原理变成技术，把这个技术变成产品。然后一代两代，我们现在看的是在北京顺义看到的是第三代产品。头上戴这么个箍，实际上就是摄像头，然后有一个电子的版放在舌头底下，舌头据说最敏感，可以把这个信息进入到成像区去。 北京的盲人学校做过测试。第一次可以看见拿个篮球筐能扔进筐里了，第一次能看文艺演出了。你想想看，中国是500万盲人，500万盲人啊！它不光是商业价值，它对人道主义贡献，它对人类整个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的贡献，他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门生意。 现在结合也非常有意思，所以不要听美国总统怎么着，在商言商，美国公司有很多还就在这个时候愿意到中国来的，不要就一说贸易战好像就不来往了，就脱钩了，没有这个事情，企业的全球化和国家本位的全球化是两个层面。我是习惯于从企业角度看问题的，特朗普是很厉害，但是它要制裁华为，它现在制裁美国公司，不准他卖东西给华为。怎么能叫不让一个公司卖东西给别人？那不是要他命，哪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 从企业层面看，全球化会有波折，但是不会什么逆全球化倒退回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家怎么行动。你看这是美国董事会都来了，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放这里。因为只有中国的制造能力量产能力强。特斯拉原来在美国最大的堵点就是供不上，到了上海你看三个月给它搞定，一年给它量产，特斯拉的估值上去，中国是做了贡献的，这个是全球比较优势的一个组合，它不会因为一个特朗普就中断。 我再讲个故事，互联网叫的我们很多企业心都毛了，做吧不懂不做要死。这家公司就是把互联网技术做到了建筑工地上去。 中国一年有100万个建筑工地，那个管理水平啊……这家公司设置的程序是先做财务，财务做完以后做整个工程流程，全部把它这个流程清理完了以后，用软件设计好，搞不了名堂了。过去我们建筑工地跑冒滴漏黑钱，全进入了房价了，全进入了我们的建设成本了。这家公司就用互联网技术做下去，最后在云里提供一个服务，交一点钱给一个密码，你就可以填一个数自动往前走，把很多建筑工地的project管井井有条。我们跟他讨论说全球有多少个基建工程，全球900万个，中国占了1/9，好大的市场。 这家公司也是佛山的一家公司。 两个循环怎么循环法？到底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你看今年考验对不对？国内一出问题，国际市场可以，等到国际市场单子还没发出去，国外的疫情比国内严重，然后再过一段又是国外的订单哗哗哗飞过来，因为国外的产能停了，这么个折腾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企业怎么对付？ 这家公司老总姓罗，做的产业是高分子材料，主要是包装材料。全球市场。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怎么摆？我们在北京开会讲什么都行，到企业这个层面人怎么对付？他的办法就一套，找出一个在国内卖的最火的产品，消防用的一个材料，拿它做基准物。国际市场如果好，产能要给国际做，把这款产品提价，让国内需求收缩，国际市场一下去这款产品降价，国内是需求长大。 这个真是绝了。这个东西是都江堰，水大了走外江，水小了走内江灌溉，这个哲理、这个调控企业的办法。所以我们现在都说国内市场国外市场现在都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股力量会让人类社会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些反面的教训，这些企业家我差不多都接触过，都访问过。也不因为他们后来所谓身败名裂，就认为他们历史上什么好事也没做过，都做过了不得的贡献。 仰融没做过贡献吗？造国产汽车。赵新先三九药业是一个中药的成药，做那么大的市场，一个三九胃泰做到这么大的市场，没有贡献吗？解放军后勤的一个教员，借钱起家。铁本的代国方没有贡献？民营炼钢。然后你看健力宝的老总李经纬，1984年洛杉矶的奥林匹克会报道震惊全球东方。魔女喝东方魔水，中国女排就是一休息就喝健力宝，然后打赢了。这个饮料当年是可以跟可口可乐是百事可乐拼一短长的。 各种原因，我先把这几条东西总结下来。企业、企业家是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一种重要的发明，重要的人类经验。企业第一个立足点就是要可靠的财产权和可靠的股权的合约，这是所有打仗的基础。这个东西晃了，预期不稳定，所有努力如果将来的后果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把中国潜在的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最大。 第二条，我们永远要认识到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超过国家间竞争。这里的学问比国家间竞争的学问要大，要复杂，需要更多人去身体力行去体验、去总结去提炼，才能把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真正的搞上去。企业家的判断性决策至关紧要，其他元素投资、资本、银行、土地、元器件、工人、工匠、工程师都重要，但是没有判断性决策，资源往哪个方向用，生产什么？开发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他就没有灵魂。 所以环境越不确定，最后一条企业竞争到底争什么？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要打我要我要high。企业竞争是争取用户的欢心，是争取用户的青睐。所以任正非华为的纲领叫客户为中心，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因为这个客户不断在变化，你一定要比客户还懂客户，才能够服务好客户。有无数潜在的要求还没有提上日程，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好。无论数量、质量、品种、功能、体验，这里头有无穷的仗可以打。所以我最后概括一句话，未来不确定，但是不意味着不确定面前我们可以无所作为。企业和企业家就是对付为对付市场不确定性而生的。 中国从已有的经验看，中国人群当中可以产生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产生非常优秀的企业。我们走这条路时间还短，所以现在马上要叫板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叫板欧洲，叫板日本，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不是不可为的。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它是一个中性的，驾驭得了他就造福于人类，驾驭不了它就会变成灾难和惩罚。谢谢各位。
在负利率时代，财富保卫战打响了，如果你不能持有核心资产，财富或不可避免地面临缩水的命运。 对于2021的展望，我想用“出清的尾声”这个词来给大家做汇报。 今年是吴晓波年终秀的第六年，是我参加年终秀的第四年，特别巧，我们一起见证了一部中国金融市场的“出清史”。 在过去四次年终秀中，我讲“泡沫的背影”，讲“隧道的微光”，讲改革，讲“南渡北归、西进东出”。我们也追忆过似水繁荣。 今天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确实和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这四年，金融市场正好经历了一个残酷、剧烈的出清过程。无论你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处在体制内或体制外，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和这一波市场出清同频共振，甚至很多人受影响特别大。 于是我就在想，我们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观察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无处不在，它和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和我们的财富息息相关。 我后来总结，用三个字，叫“心”“体”“用”。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三个维度去观察文明，我现在用这三个字来观察金融市场，后来我竟然发现我们观察的角度非常类似。 什么是“心”？对应的是汤因比观察文明时说的“观念”；什么是“体”？对应的是汤因比所说的“制度”。什么是“用”？对应的是汤因比所说的“器物”。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供大家参考。 那么，对于2020、2021，我们如何去总结，如何去展望呢？ 2020年的全球政经格局一波三折，美国大选落幕，大选在美国造成了分裂，也让中国人也看到了一片喧嚣。对于中国而言，拜登当选，确定性增强了，压力却可能更大了。 最近，中国有两张牌打得特别好，我特别希望大家关注。第一张是贸易牌，就是今天（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完成了，这非常重要，中国和欧洲，在经贸和投资上站到了一起。 在这之前，中国加入了RCEP，RCEP是涵盖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打出这张贸易牌，我们应该为国家点个赞。 第二张牌是气候牌，中国领导人适时地率先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这里有个背景，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拜登似乎在准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拜登也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和中国合作，而中国率先提出这样一个目标，不仅仅是承担大国责任，也是倒逼国内改革，同时中国也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 中国的这两张牌都打得非常厉害。2021年，面对国际局势的骤变，面对百年变局，中国人会更加气定神闲、更加从容、更加主动。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心。 回到金融领域，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无限宽松”。中国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欧美的政策正好相反，其他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又骤然上升，而中国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了相当大的克制，这种克制既来自我们对过去十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自我们基于自身经济特点的判断。 相信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疫情恢复这么快，以及没有想到中国的出口会如此强劲。当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中国庞大的、坚实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好匹配了起来，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 刚才晓波老师讲，在今年2、3月份时，没有人想到中国的产业链会如此强大，甚至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产业链会不会被边缘化”？到了下半年，我们看到，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业生产，为世界抗疫做出了贡献。 2021年的经济会怎么走？ 今年的情况，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说实话，今年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遭遇“重创”“冲击”，很多企业都是“团灭”。 2020年的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而明年将是“前高后低”。大家对明年的经济走势的分歧，不在于“能不能复苏”，而在于说“复苏到底有多强劲”。有的人相对保守一点，认为2021年的复苏可能没有那么持续；有的人相对乐观一点，认为2021年仍然会维持强劲的复苏。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会维持强劲的复苏状态，我们预计全年应该是在7%-8%左右的增速，明年一季度由于今年的低基数效应，可能会实现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确实来之不易，我觉得可以用“一枝独秀”来形容。 明年经济的三大关键词会是什么呢？是“复苏”“稳政策”“强改革”。明年我们会看到，下半年将延续上半年的复苏，当然这其中有非常多不确定性，至少有三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疫情风险。如果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然存在。相对来说，中国的工业生产部门仍然承担巨大的生产功能，继续为全世界生产产品。 第二个风险：数据风险。中国逐步进入省市县的换届，换届后，很多地方会重新检视本地的经济数据，一些企业的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甚至我们在2021年，从投资的角度仍然要防范风险。 第三个风险，疫苗风险。如果疫苗很快推出并得到有效使用，证明它对疫情特别有用，明年美国很可能在下半年启动货币政策边际上的收缩。这对全球资本流动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如何去抗击这种资本的逆转，如何去抗击来自海外需求的减弱？这需要通过供给侧、需求侧两方面的改革。 回到刚开始讲的“出清”，稍微复盘一下，无论明年中国遇到多大的风险，无论复苏有多强劲，始于2017年的金融市场出清，我认为会在2021年基本结束。我们能明显看到，中国金融部门的杠杆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从产品到机构到局部的风险得到释放。 这个过程是惨烈的、痛苦的，这些年，无论是经济还是疫情，还是金融市场，其实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熬”。我们关心的问题在于，如果2021年实现市场的出清，在资产配置上会有什么变化？股市方面，简单的结论告诉大家，总体上会经历一个从估值推升到业绩支撑的转变。 2020年的日子虽然不太好过，但2020年是一个资产大年。2021年经济复苏，日子好过一点，但投资将会特别难做。所以，债券市场还是以防风险为主，地产也逐步地进入到所谓的“牛市的后期”。 但这种年度的变化，并不改变我们长期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基本观点。为什么我们长期看好呢？有两大基本动力： 第一个动力是一个“推力”，全世界逐步步入零利率、负利率时代是大势所趋，无论从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全球化的逆转等维度去看，中国恐怕也很难避免这样一个趋势。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时代，持有核心资产是基本选择。 2020年，我个人认为是“零利率元年”，为什么？今年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经到过0.5%，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是在3%以上，甚至今年一度达到了3.3%，也就是说，中国会长期成为一个资产高地。 我们维持资产的正收益，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比较高，和美国之间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利差。这是一个基本的动能，也可以说，未来资产市场的繁荣可能是以十年为单位来计数的。 第二个动力，我称之为“拉力”，就是以注册制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可以把它跟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对比，中国的注册制也在摸爬滚打、逐渐摸索，我们正在推动向完全意义的注册制迈进。 对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从“供销社模式”转向“超市模式”，在超市你可以买到非常多的资产，并且资产的性价比非常高。在负利率时代，我们的财富保卫战其实打响了，如果你不能够持有核心资产，我们的财富或不可避免地面临缩水的命运。 什么是核心资产？简而言之就是三大类：好股票、好房子、黄金。 我们要注意中国股票市场结构的变化，今年沪深300大大地跑赢了上证综指。股票市场上个股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头部公司屡创新高，很多公司却无人问津。作为投资者，需要看清楚下一个十年三大确定的赛道：科技、消费、大健康。 房子还是不是核心资产？当然是。但今年以来，房产剧烈分化，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块，分化都非常严重。很多人都问我“厦门的房子能不能买”“深圳的房子能不能买”，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只能告诉大家，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仍是重要的核心资产。 最后再说说黄金，很多人都对黄金特别痴迷。黄金的货币属性、商品属性、金融属性、避险属性同时存在，黄金是负利率时代相对投资价值凸显的一个品种，今年黄金突破过2000美元/盎司。 很多人问，黄金还会不会涨价？短期的价格很难判断。但如果我们认定未来的市场仍然是零利率、负利率的趋势，黄金的投资价值就不可忽视。 有人问，投资黄金该买什么？因人而异。对一般投资者而言，没有必要买太多黄金，特别是实物黄金。如果你对黄金特别痴迷，建议你买点金条、买点金币比如熊猫金币。 很多人问，黄金是不是流动性差，变现能力差？我只能说，对于高净值群体来说，黄金是压箱底的投资。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你说黄金有投资价值，它确实非常有价值，说它没有价值，也没有价值。但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功能，就是能让人们心情愉悦。当你受到疫情冲击或工作不顺心时，回到家拿出金条，拿出熊猫金币数一数，心情会特别愉悦。 所以，因人而异，没有标准答案，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想东施效颦一下，今年李雪琴老师特别火，她曾经喊话过一个著名明星。说到黄金，我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喊话一下郎朗：“郎朗，你看，这就是黄金，这就是熊猫金币，多重！”
金庸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马斯克说：‘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巴菲特说：‘护城河理论依然重要’。 马斯克和巴菲特的差异，可以用职业的不同来解释。巴菲特是投资家，走价值投资的路线，稳健是第一位的，当然要分析商业稳健性。马斯克是企业家，在一个高度创新的行业里打拼，冒险是份内的事情，无法追求稳健。 不管前景如何，特斯拉都已经改变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格局，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特斯拉是电动汽车行业的鲶鱼，搅动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江湖。 我看空特斯拉，因为投资者的动机很纯洁，只有赚钱。 前文讲到，特斯拉的股价很高，风险很大，三年之内至少腰斩。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是特斯拉的股价飙涨，马斯克的IP作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很难量化，但是马斯克是推特红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IP之一。他身上的巨大光环，难免会影响人们对于特斯拉汽车，对于特斯拉股价的判断。 马斯克有很多惊人之举，比如发射火箭，殖民火星，脑机接口，星链计划，超级高铁等等。因为这些都超出商业公司的常见领域，有突破科技前沿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喜欢马斯克身上那种“仰望星空”，“推进人类进步”的色彩，马斯克也获得了一个“硅谷的钢铁侠”的美称。 坦白说，我自己也有一点喜欢马斯克，不过不是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而是因为他做事的方式。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具体分析，拆开了揉碎了分析，优点缺点展开分析，不需要谈喜欢不喜欢。我喜欢马斯克，是因为他过的那种生活，不按常理出牌，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喜欢他，是因为自己做不到，做不到那样的天马行空，无所顾忌。生活在别处，我们总是向往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幻想能过另外一个人生。 尽管如此，不得不说，马斯克的很多言论和行为，中短期的商业价值很有限，炒作色彩比较浓重。比如说火星殖民，发飞行器到火星上去探测。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探险和科研都无可厚非，但是它的商业价值很低，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为0。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火星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昼夜温差大，大气含氧量低，有毒气体含量高等等。火星探索的科研价值当然很高，但是火星的居住价值是看不到的。 我自己因为研究过很多年的城市问题，土地问题，知道地球其实是不缺土地，不缺水的。地球资源的紧张，其实是管理水平、技术进步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比如很多人担心的能源问题，其实很快就解决了。 有了这个背景知识，我们就知道殖民火星这个事情，从人口居住的角度来说，不但没有可能性，也没有必要。它有探险的价值，科研的价值，但是也仅此而已。有人担心小行星撞地球，探索火星给地球留一个备胎。对于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我只能笑笑。等到那一天，怎么知道小行星只撞地球，不撞火星？马斯克谈的这个殖民火星的事情，离炒作太近，离商业太远。 下面重点说一下马斯克和巴菲特的交锋。两位世界级的商业领袖，在推特和采访中，有好几个来回的交锋，不乏火药味。我专门梳理了这个过程，做了一张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梳理完了之后，有两点是比较清楚的。第一，是马斯克发起了这场论战，巴菲特有迎战的意思，也有避让的意思。第二，巴菲特的言论没有失分寸，比较体面，但马斯克的攻击性比较强，到后来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嫌疑。 这句话有点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2018年5月3号，马斯克在特斯拉的财报会议上，说巴菲特的护城河理论是非常愚蠢的概念，是退化的思维方式。言下之意，像特斯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护城河理论是不适用的。我们都知道电动汽车领域竞争激烈，特斯拉并没有很宽的护城河，马斯克这样说，大概是一种辩护。 时间有点巧，两天之后就是巴菲特的年度股东大会，巴菲特不得不做一点回应。巴菲特回应的时候，还是蛮客气的。巴菲特说，科技领域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公司的护城河变得脆弱，但冲击并不发生在每一个行业。比如在糖果这样的传统行业，马斯克应该不是我们对手。巴菲特的意思，是说你科技行业不太一样，传统的护城河理论不能直接套用，但是对于传统行业，以前的理论还是适用的。巴菲特的回应，其实是把问题大而化小，不想正面冲突，是一种退让的姿态。 这里我加一点评论。我个人的观点是，护城河理论依然是适用的，但是对于护城河的理解可以有所变化。传统企业的护城河，可以是企业品牌，可以是用户粘度，可以是专利保护等等。对于科技前沿的企业而言，最好的护城河是技术上的优势和别人追赶你的难度。我自己的看法是，特斯拉的技术优势不明显，护城河很浅，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护城河的作用。 在之后的采访中，巴菲特也一直称赞马斯克是“革新者”，“卓越的企业家，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在被问如何看待马斯克“推特红人”的作风时，巴菲特直言“没有必要这么频繁地发推”。 可能是这个委婉的批评，引发了马斯克进一步的回应。在之后的采访中，马斯克说巴菲特的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非常无聊”，说太多的聪明人选择金融和法律专业，投身制造业的精英太少。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引起共鸣，也会吸引一些粉丝。但是坦白说，我并不同意。 首先，投身制造业的精英其实很多，只不过制造业不吸引眼球而已。马斯克作为制造业精英吸引眼球，反而是异类。美国、欧洲的科技很发达，制造业也很发达，高端制造业尤其发达，有很多核心技术，并不是浪得虚名。制造业往往需要很多技术积累，从事制造业的精英往往默默耕耘很多年，然后还要继续耕耘，保持竞争优势。这些精英不像马斯克一样风光无限，其实也是制造业的特点决定的。 其次，职业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还是要尊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才会有持久的进步和繁荣。美国是个高度自由的社会，如果抱怨从事制造业的人太少，难道要进行计划经济？美国对于基础研究，对于科技行业，对于制造业已经有很多扶持。实际上，美国受益于强大的金融业，法律专业，马斯克本人也是受益者。 后来，马斯克进一步批评巴菲特把自己塑造成一位睿智长者，但是实际上配不上这份荣誉。他说：“巴菲特成功建立了一个和蔼老祖父的形象，但这很可能过于夸张了。” 从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巴菲特始终很克制，马斯克的话有点过头了。巴菲特捍卫自己的护城河理论无可厚非，同时也多方面称赞了马斯克，只是委婉说没必要发那么多推特。但是马斯克方面，已经有明显的人身攻击的嫌疑了。一个是做投资的，一个是做企业的，没有高低贵贱，没必要怼人家。 这让我联想到一种炒作的办法。假如你刚出道，名气不大，想急着出名怎么办？很简单，去怼一个名气很大的人。比如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很想出名，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勤勤恳恳做学问，很多年以后学有所成，名气慢慢就起来了。可是很多人坐不了冷板凳，不想花功夫，怎么办呢？就炒作，说一些出格的话，迎合大众情绪。炒作中还有一个办法特别有效，就是去怼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去怼林毅夫，张维迎这些特别有名的人。怼来怼去，就出名了。其实这样的炒作没多少意义，只不过骗取流量而已。潮水退去，会发现沙滩上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场虚空。 然而，马斯克还不太一样，他本来就很出名，不需要炒作。我理解马斯克的言论，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他不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纵观马斯克的生平，他本来就是一个闯劲十足，特立独行的人。 第二，他的言论，客观上吸引了很多的关注，创造了很多的争论。只要有争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特斯拉的关注就会更大。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而且是免费的广告，比花重金请大明星代言强多了，而且不花一分钱。这世界上比巴菲特，马斯克更大的明星，其实也不多了。 其实，马斯克和巴菲特的差异，可以用职业的不同来解释。巴菲特是投资家，走价值投资的路线，稳健是第一位的，当然要分析商业稳健性，不会像马斯克那样去冒险。马斯克是企业家，在一个高度创新的行业里打拼，冒险是份内的事情，无法追求稳健。 行文至此，我觉得更喜欢马斯克了。一来他的炒作很聪明，也并不伤害谁。作为公众人物，巴菲特和马斯克来来往往的过招，本来就是公众人物生活的一部分，不然吃瓜群众看什么呢？二来，马斯克可能真的很真实，真的不在意别人怎么想。就像张国荣的一句歌词说的：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很巧的是，张国荣的下一句歌词是：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文章的最后要澄清一下，我说了一些批评马斯克的话，而且明确看空特斯拉的股价，与个人喜好完全无关。 首先，我看空特斯拉股价，是基于冷冰冰的商业逻辑。喜不喜欢马斯克，与特斯拉的股价，是两件事，要截然分开。作为投资者，我们的目标很纯洁，只有挣钱，其他的都要切割开。 其次，我并不看空电动汽车行业。实际上，我看多这个行业。但是行业与单个企业是两回事，我不看好特斯拉的竞争优势，因此也不看好特斯拉的天价估值。 第三，我批评马斯克的一些话有些过头，只是就事论事，并不针对这个人。上文说过，生活在别处，我有点喜欢马斯克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因为自己做不到。无论如何，马斯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精彩的人生。这一点，无需我来评价。 而且，马斯克是一个有趣的人。这世界需要有趣的人，不是吗？ 金庸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至于特斯拉，不管前景如何，特斯拉都已经改变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格局，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特斯拉是电动汽车行业的鲶鱼，搅动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江湖。 这世界需要更多的马斯克，不停地折腾，改变世界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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