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滑雪至少有20年了。1997年，我开始滑双板，我女儿滑雪当时也是我教的，她先改滑单板，我也心动了，说老爸也想改单板。她毫不犹豫就回答你这把老骨头就算了吧。挺打击人的，我也就没改。 2002年，我在亚布力滑雪。上去才滑了20分钟就摔了一跤，当时觉得手巨疼。一个选择是下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但转念一想，滑了20分钟就下山，也太不划算了，就又滑了三个小时，当时天冷，注意力也不在手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滑好下来等车，碰见张朝阳。他看我一脸煞白，往下直冒冷汗，说这是怎么了，我说手出了点儿问题。手套一摘，手就耷拉下来了。他说你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说三个小时前，他说怎么现在才下来，我说这不三个小时之前下来就亏了么。 到了医务室，医生一摸，骨头渣子“咔咔”响，手指脱臼加上粉碎性骨折。他问我怕不怕疼，我说怕。他说那算了，先给你打止痛针，等回到镇上再纠正。我说我怕疼，但还是现在就纠正吧。然后他“啪”这么一蹬，我“嗷”一声就跪在地上了，巨疼，但还是先把这脱臼给纠正好。 医务室石膏、夹板什么都没有，医生就弄了两个金属勺，一前一后扣着。下午还有讲演，我就直着手挥舞的讲了两个小时。结束后，连夜赶到哈尔滨，拍片子，打石膏。 第二天坐车到长春要见市长，我心想身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见市长，也太狼狈了！赶紧让助手找剪刀，把绳子剪了，石膏也拆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所以和市长握手时，我伸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再去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不确定叠加不确定，你永远也想不到下面会发生什么。 2003年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珠峰一上去，人就头脑膨胀了，哪还管之前我女儿打击我年纪大不能改单板，改，必须改！ 改不要紧，但我已经习惯了双板的抬板方式，加上年纪大反应不够快，一时间调整起来难，说句大白话，“简直摔到脱肛了”。但慢慢就找到了那种自如、轻松的感觉，于是开始尝试滑U型槽。 2008年，一次滑U型槽的时候速度没上去，我“咚”就栽下来了，躺了半晌才硬撑着起来。回去感觉一切正常，还和朋友吃了个饭，晚上到家才感觉不妙，脱衣服都很难。 赶紧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断了两根肋骨。我说不用住院吧，他说你不住院万一出了危险那可就是大事。我说肋骨断了后刺穿肺部导致大出血，我知道。医生很好奇，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之前断过两根，我有经验了。 我第一次断肋骨是在2000年，当时到西藏青朴山飞滑翔伞。青朴山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很多修行者在山上闭关修行。 那边的喇嘛、尼姑没见过滑翔伞，我下降时他们都仰头在底下欢呼，我虚荣心即刻来了，想要落在他们身边。 但技术还欠点，差点滑过降落场地，就想强项降落，但高原空气很稀薄，阻力比低海拔地区小很多，没计算好时间和距离，伞在距离地面20米的时候失速下坠，我一头就栽下来了。醒来看到头顶是一个圆圆的蓝天，心想怎么天变得这么小？再一看是那群小尼姑围着我。 我挣扎起来回拉萨，去西藏陆军总医院挂了急诊。拍片的结果是右边肋骨断了两根，还有右肩胛骨骨折，肌肉撕拉性损伤。医生让我赶紧住院，我说明天要回成都，他只好先用绷带简易固定，给了止疼片和消炎药，叮嘱我第二天起来如果不行再回来。当然最后没事，第二天我就上飞机走了。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我还是忍不住，飞上瘾了。25天后，又到了河南太行山海拔1000多米的起飞场飞伞。当时不能做扭转的动作，一转就巨疼，两个助手帮我把飞行囊套到身上。但好在天气不错，着陆的时候就像踩在棉花上，非常舒服。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兴趣就是人生的乐趣。乐趣不在一帆风顺中，乐趣就是当遇到了险境，当遇到了不可预计，你还想照样去做。 让兴趣成为个人的“比较优势” 再说我当时飞伞把肋骨摔断了，但一不小心也把中国的滑翔伞盘高记录给破了，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16年，才被一位专业滑翔伞的教练员打破了。 有人质疑，你一个企业家凭什么破人家专业的记录？不都说你攀珠峰是被抬上去的，这个滑翔伞不能往上抬，你是怎么破的？还比之前的记录高出这么多？ 在我之前中国滑翔伞的盘高记录是4700米，但我的起飞高度就是4500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要起飞就能破纪录，就看能破多少。 又有人说，和你一样在4500米起飞，那些年轻人一定比你飞的高。 还真不一定。 我是登山运动员里为数不多会飞伞的，又是跳伞运动员里能同时登雪山的，两者又有互通之处，我有比较优势，就破纪录了。 单个说，飞滑翔伞，我确实是年纪比较大的，和年轻人比，他们从1000米的地方起飞，能飞到2500米，我最多2100米。登雪山，我也是年纪比较大的，速度也比年轻人慢很多。但专业登雪山的，一般不飞滑翔伞，专业飞伞的不登雪山，我虽然两边都不怎么拔尖，但都喜欢。 比如一个奥运冠军，他肯定身体素质好，但是到海拔3700米的拉萨，可能就趴下了，因为高反缺氧，这个没办法。但登雪山7000米以下是不吸氧的，我有过这个训练和经历。如果你没有，那可能到3700米都不行，更别说4500米了，而且我还是背着20公斤的伞包爬到4500米的地方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人在社会上竞争，各有所长，要想保持自我和进步，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但前提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为了自己单纯的心态去做，说不定兴趣两两一叠加，反而有了比较优势。 人为什么要登山？山就在那里 有人说你不知道登山会遇到什么风险，为什么还要去？ 我的回答是，人总有一死，正因为可能遇到死亡的危险，才应该学会面对死亡。当然，冒险不是叫你去送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死亡是目的，我们活着的人如何去面对生？ 想清楚这点以后，担心的反倒不是死亡本身了，而是在对这个世界还很好奇的时候，没有去做。你会发现，我们的各种恐惧来源于对生命的完整性的期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它的完整性，恐惧是在这。要是你一直前进，死亡就没那么可怕。 当然，冒险不是让你去送死，正因为有死亡的危险，所以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准备是可以提前布局的，但很多情况危险是不打招呼突然发生在你面前的。 我经历过很多次危险，有时候危险是瞬间就发生的，你也瞬间就必须对当下的状况做出决定，来不及反应危险这件事。往往是过去了，回想起来觉得很后怕。因为一瞬间的危险可能就是死亡了，死亡来了你害怕什么呢？没有害怕的时间。 一次是2007年，我登瑞士的最高峰杜富尔峰，海拔四千六百多米，不高，还有教练带。但是快登顶的时候，要过一段刃脊上，很危险，教练跟我说，下面这段很危险，如果是你滑坠了，没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我也可能出问题。如果我失足坠下去，你别跳错了方向，如果我坠到左边你一定往右边跳。你要是和我跳到一边，我俩就都完了。 他说完，我一下就蒙了，心想之前可没做过这个思想准备，还走不走？最后我还是决定继续走，最后我们也成功登顶了 你看，人生一直是有危险的，很多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偶然发生的，你不可能预测到所有风险，但是你要有直面风险的勇气。 还有一次，1999年登新疆的博格达峰，海拔五千多米，不高，但很凶险，还需要各种技术。那年我已经连续成功登顶了青海的玉珠峰，四川的雪宝顶，所以到了博格达峰就有点大意了。 当时晚到了一周，进山的时候，原定一起登顶的台湾登山队已经放弃了，他们打好了安全绳，但最后冲顶失败了，就放弃了。 我说你们放弃我不能放弃，就开始了一个人登顶。但往上爬了一大段路后发现上面的能见度非常差，强行登顶太危险，我也放弃了。但返回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安全绳被飞来的滚石砸断，而且那里非常陡，起码有45度倾斜，随时可能掉下去。1997年一个日本的登山队队员，就在返回时掉进这个冰缝活活卡死的。 我当时就一个人，过的话，摔下去没人救，不过的话，等救援最快要两天，也没有补给。考虑良久，最后我决定，过。 决定过的时候，我两条腿都在抖，不能这样走啊，得想法子镇定下来。我“啪”打了自己一耳光，还抖，再打一下，不抖了，人清醒了。然后我选择把对讲机也关掉，关掉所有幻想，不关就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就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不能留任何退路。 就这样一步一步，我突然觉得周围特安静，无风无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等终于到安全的地方，回过神才发现后背全湿了。风雪其实一直是在的，只是当注意力集中到一切都置身事外的时候，就觉得这世界上安静得只剩自己了。 那次经历我毕生难忘。在大自然面前，什么企业家，什么成功人士，都只是蝼蚁，狂妄自大，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能活着回来的概率可能就是百万分之一，老天不可能再给第二次机会，所以自那之后，我再登山就非常听教练、队长的安排了，之后的七大洲最高峰，两次登顶珠峰，穿越南极北极，都毫发无损。 这恰好证明在生命中，不是胆大就要冒险，而是既要胆大又要心细。这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经历过这些后，在事业中，当别人只看到败的时候，我就越能看清翻盘的要害是什么。 实际上，很多运动都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台湾发起过一项活动，叫“300”，三个100，跑100个马拉松，登100座3km上的山，献100次血。你会发现，跑马拉松也好，登山也好，这些运动最初可能有显摆自己的意图，但它们发展到后来，它已经不仅仅是运动，更是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意志，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号召，带动新的风气，让人的生活态度都会改变的。 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精神 滑雪、飞伞、登山，前面参加这些运动，更多是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作祟，而我真正的转变，是2013年到剑桥学习赛艇开始的。 剑桥31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赛艇俱乐部，每个俱乐部又有一队二队三队，一般学生进到二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每个俱乐部继续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才能进入校队。校队又分轻量级和公开级的男、女生赛艇俱乐部。 剑桥安排我和学校轻量级俱乐部的队员一起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赛艇不存在个人的胜利，它讲的是如何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最大，造就团队的胜利。 赛艇一定是队里最弱的那个人，决定了团队的成绩。个人再强，有一个弱的，往往起的是反作用。因为赛艇的桨很大，如果不能及时出水，就不是桨划水，是水划桨了，桨会一下子被水冲到人的后面去，而且速度很快的情况是难以复位的，一个动作的失误就可能直接导致整个团队的失利。 赛艇还讲互相信任。因为赛艇是背向前进的，桨手是看不到划行前方的情况的，靠的就是大家之间的默契和配合，赛艇时，行船速度时由最前面的赛艇手控制，方向则是由后面的赛艇手决定。只有大家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安全行驶。 再一个，因为行进方向的不同，领先的队伍桨手是能看到落后的船队的，但落后的船队只能靠舵手告知与前面艇的距离，所以就要信任舵手。 所以说，赛艇是没有明星的，是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它讲的是团队精神，利他主义。让最弱的队员发挥到最好，最强的队员做最大的忍让，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赛艇运动的魅力。 这对企业管理很有启发。从管理上来讲，赛艇就是一个团队的分工、协作、配合，如果不配合好，强也会变成弱。你发挥好协作优势，反而会很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剑桥还是牛津，赛艇运动已经成为商学院中很重要的管理学课程了。 人生中如果没经历过个人英雄主义，那肯定是假的，但一定要学会从个人英雄主义，过渡到团队意识，想着整体往前走，要有个人意识的进阶的。 通过划赛艇，我明白了如何从个人英雄主义回归到集体主义，这也是后来我一直推广赛艇运动的原因，我主动和万科分离，让万科“去王石化”，就是希望万科的发展不是个人来推动的。 自我认知改变，最深还是如何看待成功 摆脱了个人英雄主义后，我回头再看什么是成功。 32岁之前，我的人生更多是委曲求全的，想当外科医生，想当侦探，想当战地记者，但种种原因都无法实现。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机会来了，就要抓住，就大家的反馈来说，我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我没有选择一辈子就做商人。做商人，我不大有兴趣，我对探险感兴趣，所以后来去滑雪，登山，飞滑翔伞了。当然因为企业成功了，我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和物质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虽然人生理想和实际情况往往背道而驰，但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职业，你都要把它做好，这是职业诉求，是职业精神。不能因为不喜欢，就做不好，这构不成理由。 除了要有职业精神外，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着力于建立制度，培养团队，传承精神，在你不在的时候，企业也能运转得很好。 之前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第一，选择了一个行业，房地产行业；第二，建立了一个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了一个团队；第四，创立了一个品牌。 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血缘关系，亲情关系，老乡关系，这连带着中国的现代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公司里拉帮结派、讲地缘、讲血缘，必须警惕这些。 要摆脱这些，中国企业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万科建立企业制度的原因。万科的企业文化，三句话，六个字：简单，透明，规范。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希望这个文化能长久传承下去，让它成为支撑万科走得更好更远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疏离”万科，一离开就是几个月？为的就是创造一种文化制度的传承，让万科缺了谁都可以，缺了王石也可以。 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靠的一定不是一个权威人物，而是制度、团队和品牌。如果企业对权威人物的路径依赖太大，一旦没有了这个人物，企业就会江河日下。 不是灵魂太慢，而是脚步太快 对自我的再认知，除了以上这些，也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尤其经历了这次疫情。 我在疫情期间特别活跃，去了两次日本，一次韩国，一次以色列，还去了一次美国，可能除了外交官、飞行员，疫情期间还没有人像我这么频繁飞行。 结果就是这11个月里，我被隔离了4次，每次2周，加起来2个月。 很多人觉得时间长，但换个角度想，我用2个月生理时间的隔离，换来了9个月物理时间的自由，很多人害怕隔离，却失去了11个月的自由。 我为什么不担心隔离？其实十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此话怎讲？十年前我到哈佛学习，那就是一个长久的隔离，三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公寓，都是我一个人。后面到剑桥也是，到希伯来也是。所以突然到来的疫情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障碍。 我甚至发现，十年前的留学经历能让我在疫情面前准备的这么好。还让我能静下来能利用好这段时间。 最近一次在上海办结束隔离手续的时候，我说我想再申请延长一周。因为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形成一个新的习惯要21天，我这才14天，还差一周。 当然这是调侃，但是我想说的是，疫情一发生，大家都急，都怕掉队，都着急赶路，都怕被停下，慢不下来。但我更愿意借这次机会放慢脚步，静下来。 这次和我一起隔离的一位朋友 ，徐冰，他是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我对当代艺术不懂，但想了解，他懂，就教我当代艺术。他不太运动，我就教他运动，也跟他讲健康管理。2周时间过得很快，我甚至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这种深度交流，静下心旁无杂念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 2018年，我在以色列的希伯来修犹太文化后，发现犹太民族真的是世界上最会休闲的民族，但我们这个民族好像不大会休闲。 我们天天讲996、白加黑、5+2，这个状态是不对的。第一，这样效率就能出来吗？第二，这是你的工作目的吗？你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家庭、后代更好，而不是为了事业牺牲一切。 知己知彼，珍惜平视的机会 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把我评为二十年二十人之一，请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 当时我说：回顾过去，想不到；面对未来，不确定。想不到个人，企业，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但对未来，仍是不确定的。30年、40年的时候，我的回答同样是这样。 但今年不一样，我的回答改变了。对过去，还是想不到，但是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对于一切的信心。 发生了疫情后，我才发现，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属于中国真正波澜壮阔的海面才开始涌起。 为什么疫情来了，中国处理的相对比较好？ 因为我们更多讲集体主义精神。在疫情面前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历朝历代对灾难都很重视的，这是一个传统文化。而控制疫情需要的不仅仅是你的科技实力、你的国家财力，更重要是文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当然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当出现疫情的时候，当文明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了。 到了21世纪，我们都能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出现了冲突。东西方文明来处不同，面对的问题也就不同。但作为人类共同体，我们是有共性问题的。 我们人类未来面临最大的共性问题有什么？ 第一是核武器，外界最担心中美摩擦会擦枪走火，毕竟是两个核大国；第二是环境，气候变化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第三就是文明冲突。冲突是差异的产物。但这个冲突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交流的开始，表示一方开始正视另一方了。 疫情发生后，为什么中国这么活跃？我隐约感觉到，中国和西方现在可以平视来对话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是仰视看他们的，现在能平视，说明对方开始尊重我们，我们要非常珍惜这个平视的机会。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更多不是看谁对谁错，更多是看如何形成共识，和我们自己也好，和西方也好。共识最好的结果，就是如何差异当中寻求大同。要比较差异。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不足？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更重要的是理解之间的差异，哪些该吸收，哪些该结合，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平衡。只有你是一回事了，你做什么，人家才正视你，疫情期间我对此体会太深刻了。 未雨绸缪，才能在危机面前更加从容 今年我第二次出国是寻求疫情防控物资，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都是向全世界送中国的支援物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3月份塞尔维亚总统含着眼泪通过媒体感谢中国给他们捐助的试剂盒，就是我成立的猛犸基金会捐助的。 去年我成立了两个公益基金，一个猛犸公益基金会，一个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 猛犸是基因科技领域的公益基金会，是华大、万科、松禾、星河四家企业合作成立。原本我们只是和学校合作，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聚焦生命科技方面的科普。 在疫情前，我们已经和两家中学，一家大专，签订了合作建实验室的协议。原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但是疫情来了，我们先搁置这个计划，即刻做公益了。 开始是准备对20家医院的实验室进行升级，或直接捐赠核酸测试实验室。当时有的实验室的酸检测能力一天测试量是500人份，我们能升级到1000人份；原来没有测试能力的，只要卫计委同意，我们可以捐建。 最后捐到17家，卫计委各个系统拨了很多款，不需要我们再捐助了，我们就即刻转战国际，因为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了。 我们第一个支援的国家是日本。当时我正好去日本出差，礼节性拜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孔铉佑大使，一见面他说我们有个难题，“钻石公主号”马上要解封了，但试剂盒不够，希望我们能援助一批。 他们了解到最好的试剂盒是华大生产的。我跟孔大使说，那你就找对人了，我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可以帮你联系那边。 但孔大使又说，日本要求得是瑞士标准的，如果不是瑞士标准，按照采购顺序，日本政府还没法付钱。 我说，那你又找对人了，我还是猛犸基金执行理事长，据我所知，华大试剂通过了美国FDA审核，但没有申请瑞士标准，如果日本方面付不出钱，可以由我们支付。 说好后，我赶紧联系汪建，他和孔大使通了15分钟电话，5个小时后，试剂盒就已经在香港机场备好，当晚就到了日本。我在日本的助手，万科总建筑师付志强，驾驶小货车直奔机场，压着一共12500人份试剂盒，和大使馆的两个参赞一起，火速送到了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送去后，大家觉得这是好事，都想报道。之前日本援助我们，不是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吗？现在到我们援助他们了，不是挺好吗？ 我说：绝对不能报道。 我何尝不希望报道呢？但有所顾虑。一是，他们要的是瑞士标准，我们的试剂虽然通过了FDA认证，但万一他们说不行，那这是不掉链子吗？此外，咱们援助人家，还最先主动宣传，不太好。 没想到一周之后，日本官员在推特上说，华大基因、猛犸基金会，在中国大使馆的联络沟通下，捐赠了一批试剂盒，试剂盒在研究所进行一系列检测，通过了测试，没有质量问题，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 这个推特一发出来，即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在官网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然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等主流媒体接连都发了。 这一报道不要紧，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都说我们也需要，怎么办？我说，那就给吧。 我们差不多给到四十个国家的时候，我说“打住”，不给了。 不是给不起，而是本身捐试剂盒没有技术含量，和我们猛犸基金的宗旨不一致，我们应该再捐一些更有科技含量，有更大帮助的。 那再捐什么？捐实验室。 向日本捐赠试剂盒的第二天，我们就联系了WHO。WHO有国家卫健委官员在协调疫情的救治，他们建议我们援助欠发达地区，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这方面的研发能力。后面不只是欠发达地区的国家了，我们还帮助了很多发达国家。 我们第一个捐赠实验室的国家是塞尔维亚。4月初，塞尔维亚政府和我们在线上签署合作协议，委托我们在那边建设两座实验室。协议签好三天后，我们这边6位华大员工，组成一支技术团队，前往塞尔维亚支援。 还有一个国家很值得说，加拿大。选的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为什么选择这里？这个实验室命名为“白求恩‘火眼’实验室”，这就是原因。 半个世纪前，加拿大共产党派医疗队来支持我们抗日，白求恩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的医疗救治技术，那这么多年之后，面对这样大的挫折，我们当然要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传承和发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专门联络到白求恩的家族，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将这座医院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 再之后就是希腊、法国、西班牙，还有其他的国家，猛犸基金会一战成名。 我想说的是，心态决定了格局，任何的不确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 猛犸基金会能从国内走向国际，这样未雨绸缪的底气，来自我们把黑天鹅事件当作灰犀牛事件来防范，提前布局准备，才能有后来的效果和局面。 只要拥抱变化，就永远有你的时代 再说乡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去年我们基金会和延安大学合作成立了乡村发展研究院，院长聘请的是海闻教授，他是原北大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 我们走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智库乡村振兴研究。想要脱贫就需要培养人才，让他们来建设美丽新农村，但现在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农村留不住能干的年轻人，我们就提出了“3+1”，什么意思？培养你回农村至少干三年，再多干一年更好，之后再回城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反哺农村经济。 另一条是推出“明日地平线大讲堂”系列公益讲座。原定是由我一个月到大学讲一次课，扣除寒暑假，一年最多讲十次，一次听众3000人，那一共就是三万人。 才讲了三次，疫情来了，线下肯定不能讲了，被迫转成网上视频直播。第一周做了四场直播，第二周做了五场，突然成了网红节目。现在线上已经直播了将近60次，一次平均收看20万人次，最多的接近100万，最少的也有6、7万。 我就明白，网上直播虽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但主流已经不是线下了，网上直播的频率比之前高多了。我们这一直播不要紧，抖音、快手都找过来了。后来开学了，我们又决定将大讲堂迭代为针对大学的线上教育课。 现在我们又计划，明年和以色列的大学合作建设分院，把第一批学员带到以色列开分校。我们不是去当地访问游学，是直接在以色列建分院。 虽然以色列用的是希伯来语，但语言不是问题，可以在网上教学啊，他们讲希伯来语，我们用同声翻译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想想看，疫情当然是坏事，但如果没有疫情，没有被逼到线上，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疫情发生之后，我对未来同样要说的是三句话，六个字：出圈，交圈，直播。 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只不过从原来缓慢发生的变成了迅速发生而已。对传统企业，没有疫情你以后也不布局线上吗？不线上你就被淘汰掉，疫情就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出圈，必须要跳出舒适圈。尽管不舒服，但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像我这么大年纪了，但我的想法还是很积极的，主动拥抱线上直播，是不是？ 仅仅出圈也不够，还要有能结合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出圈不是目的，交圈才是。要主动交集你原来不熟悉的，但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交圈中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播。大家一说直播，就是说直播带货，这是误解，它体现的是你如何面对现在的大数据时代。 从民族文化的血脉中汲取创新的力量 什么叫大数据？ 我们的传统企业，你有没有文字化，有没有表格化，有没有数字化？都没有数字化，何谈大数据？ 1984年万科成立的时候，我投资的第一个设备就是一台苹果电脑，开始要求公司内部信息文字化、表格化、数字化，这是84年我的要求。前不久我和字节跳动谈这个事情，他们说你30年前要求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 但光是有数字化的要求是不够的，你的认知也要达到同样的高度。 举个例子，Tik Tok。最新的统计，在美国Tik Tok的点击量已经超过Facebook了。华为遭遇的是政府打压，而Tik Tok遭遇的不仅上至美国政府打压，更有下面美国公司蠢蠢欲动，为什么？ 华为、TikTok 面临的困境，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造成的。尤其是TikTok 的背后，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更是因为它代表着美国对于中国文化创新的恐惧。 我们从根源看。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是语言。汉语差不多可以说是唯一的单音节发音体系，所以汉字才成为唯一的象形体系的文字。世界上很多文字最早都是象形的，但是因为大部分都是黏着语系，词性的变化靠音的变化，象形无法发展下去，大多逐渐转向了拼音文字，比如像英语就是。 但汉字还是更多停留在象形阶段，是非常表意的，每个字都是一个故事，比如，“草字头”大抵和植物有关，“走之底”和很多动作有关。 徐冰就是用“草字头”、“走之底”，以汉字为型，结合拉丁文，创造了4000多个“伪汉字”。这些字他不认识，我不认识，没有人认识，所以才叫《天书》。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创造了《地书》，不管你是何种文化背景，只要是被卷入当代生活的人， 都可以读懂这本书。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接受过教育，这些文字都平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要不都读得懂，要不都读不懂。 就像现在是图像时代，厕所的标志，烟斗和高跟鞋，大家都能读得懂。 谁最容易接受图像？中国人。当然西方也能接受。只是我们，因为我们思维方式更加形象，西方就更加抽象。 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中国更加形象的思维和象形的文字，让我们更容易在图像时代想出点什么，创造些什么。字节跳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它发掘出来，表达出来，创造了Tik Tok。这就是根源上，美国上下都打压Tik Tok的原因。 但放在更广的维度来看，这意味着现在中国的水平已经走到了“Tik Tok阶段”，我们凭借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走到和先进国家平视的阶段。 这是现在这批主流的90后，他们用互联网的思维无形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必须带有自我革命的决心，重新认识自己，在市场中找到新的定位，再往前走，机会才是开始。 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是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相结合的时代，如果传统企业还停留在原地，就一定会被淘汰。 但网络经济取代不了实体经济。传统企业如果被淘汰，绝对不是被网络巨头淘汰，淘汰你的，是掌握并能结合互联网思维的同行。如果你不结合，你会被结合的同行打败，像我们房地产行业，一定要非常密切关注左晖，关注贝壳。 核心并不是不确定性本身，而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机会。 总的来说，疫情带来的，更多不是不确定，而是无限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正在涌现。未来是互搭平台的时代，所以主动拥抱不熟悉领域吧，现在补课，一切还来得及。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历史再一次把重任交给了深圳，四十年来，我们已经站了起来，以平视的姿态面对未来。”12月28日，在第七届全球深商大会企业领袖论坛上，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王石直言道。在他看来，深商既有来自全国各地商帮的传统，又有同时拥抱海洋、拥抱国际，吸收国际上各商会的特点。 谈及企业家精神，王石说：“说到洪海，说到汪建，说到我，我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十年前的2010年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登顶珠峰”。他提到一个数据，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中，登顶珠峰人数最多的就是深圳。探险活动已经成为深圳企业家群体的一个象征，这也反映出深圳企业家的精神面貌。（张问之）
昨天一早就传来了重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另外，一行两会和外管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正所谓新闻越短，事越大！这条消息公布之后，阿里巴巴股价开始暴跌，在港股上阿里巴巴一天跌去了8%，而晚上的美股，直接低开10%，最后以跌13%收盘。一天之间，阿里巴巴跌去了7000亿市值，7000亿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宁德时代(行情300750,诊股)，或者一个中石油，2个兴业银行(行情601166,诊股)或者2个美的集团(行情000333,诊股)就这样跌没了。 面对这样的突入起来的问题，阿里巴也只给了一句话的回应，今日，阿里巴巴接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知，依法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阿里巴巴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 目前公司业务一切正常。其实前两天，就已经有市场传言，说有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当时阿里还出了一份严厉的声明，说将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这才一周时间，消息就坐实了。不得不说，这次阿里可真是自己打脸。难怪有的投资者半开玩笑的说，以后只信谣言。其实这种事不会完全空穴来风，一定是有一些依据的。 作为阿里巴巴重要的对手，年轻的拼多多有点不讲武德了，昨天偷袭成功，一度大涨11%，收盘的时候也大涨了8.9%，市值突破了1900亿美元。市场的逻辑就是，反垄断一定对于最大的龙头企业形成利空，然后对于垄断者的对手，都会形成支持。 有人也纷纷跑到星球粉丝群里来问老齐，怎么看这个事，是不是阿里一下就不行了，其实这次主要相当于，反垄断出征祭旗，所以找个典型的案例，敲山震虎一下，阿里巴巴就成了这个出头鸟。之前我们说过了反垄断的事，这个东西，国家必须要有态度，这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创业和创新环境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反垄断就如同一条鲶鱼一样，追着那条最大的鱼撕咬，让其他的鱼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但是反垄断，其实对于巨头们的实质杀伤力有限。就比如这次，阿里巴巴违反了逼着商户二选一，这东西你说怎么处罚，肯定是罪不至死吧。罚点钱，估计顶多几十万的事，对于阿里巴巴来说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以后呢？阿里就不要求商户二选一了吗？表面上肯定会有所收敛，但是内地里肯定该干还是要干的，肯定会有流量和其他的条件，向着独家商户倾斜。所以相当于从台面上，拿到了台面下。 从世界各国的反垄断进程来看，基本上都是干打雷不下雨，或者是虎头蛇尾，一开始声势浩大，但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特别是对这些互联网高科技巨头，几乎没啥办法。反垄断最残忍的武器就是分拆，我直接把你撕裂了，但这在互联网领域基本不可能。即便让你拆阿里，你怎么拆？按地域拆，还是按供应链拆。之前压根就没有先例。而且你拆完了，也不能保证他就不垄断了。所以只能不断敲打。不断给你制造麻烦，相当于门口多了一个戴红箍的老太太，天天盯着你，告诉你不能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动不动就罚款5块一样。杀伤力不大，但是挺闹心。实质上反垄断的目的，也就是在于此。至于有的朋友脑洞大开，说可以收归国有。看看阿里的股权结构，即便中国人不说什么，那么些外国人，人家能干么？这么干，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基础也就彻底荡然无存。连产权制度都被破坏了，还谈什么市场经济，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市场对于阿里的反应绝对过度了，或者说跟他之前涨的太高也有关系，本身就有很多人憋着跑呢，看到这个事出来了， 就变得恐慌了。其实跟阿里被反垄断比，最大的麻烦还是蚂蚁这块，最近不少人发现，自己的花呗额度大幅收缩了，这就是开始对互联网贷款这块要严管了，大幅降低它的放贷杠杆，那么自然也就必然压缩蚂蚁的利润空间，市值腰斩估计都是轻的。在国内上市的事，弄不好一下就吹了。所以实质性的打击，其实在蚂蚁而不在阿里，所以蚂蚁可能是马云最头疼的东西。这就好比，裤子都脱了，却突然听到了警察叔叔的敲门声，搞不好这一下就吓出点什么毛病来。 目前阿里股价已经从最高点，跌去了30%，很多人都开始蠢蠢欲动，喊着抄底阿里，现在还为时尚早，反垄断和金融监管才刚刚开始，等伦完了三板斧之后，在去也不迟。通常这三板斧，应该还是挺唬人的。所以这种抄底，不要等他急跌的时候进行，那样犹如空手接飞刀，要等他一个月不创新低了，然后再缓慢开始。
要说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相信不少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巴菲特。可是在波澜壮阔的金融江湖之中叱咤风云的，绝不只有“股神”一人。 比如本文的主角，比巴菲特早出生18天的乔治·索罗斯。 说起索罗斯，有人将他誉为“金融奇才”，因为他创造过日赚10亿美元的惊世记录；有人骂他是“金融流氓”，只因他凭借着诡异的做空手段令不少国家的货币体系一度错乱坍塌；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投资舵手”，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引来八方投资客的羊群般跟风；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慈善老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在慷慨地为穷人花钱…… 不同于巴菲特对于价值投资的坚守，索罗斯更像是个投机者，他的风格更加“嚣张跋扈”，论投资业绩，索罗斯创下的年复合投资收益率，甚至比巴菲特还要高出不少。 正因如此，索罗斯才成为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巨鳄”——他既能在国际金融界兴风作浪，令许多国家苦不堪言，又能展现出一颗悲悯之心，改变很多穷人的命运，就像疯狂吞噬猎物却又流着眼泪的鳄鱼一般。 1 1930年8月12日，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反犹太主义不断抬头的时期，匈牙利更是被当作争夺与博弈的筹码，处在东西方对峙的前沿。 当索罗斯刚刚开始上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入侵布达佩斯，索罗斯全家不得已开始了逃亡生涯，直到纳粹德国投降，索罗斯才得以重返故里。据索罗斯自己回忆，幼年的背景让他从小就深深体会到了一种“不确定”的生存动荡。 1944年是索罗斯生命里极不寻常的一年。目睹意大利的投降，耳闻苏联反攻胜利的喜讯，匈牙利的所有人都笃定纳粹败局已定。和大多数人一样，索罗斯也乐观地认为犹太人的命运不会太坏，然而就在这一年，丧心病狂的纳粹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数十万犹太人丧生。 万幸的是，凭借着父亲的高度警觉与大胆冒险，索罗斯一家逃过了这场浩劫，可是这段“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仍给索罗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索罗斯价值观和投资观——你所感到的哪怕最确定的东西，也可能和现实发展不一致，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要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同时，这些经历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索罗斯一生的冒险倾向，“为了生存，冒险是值得的。” 二战结束后，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并于1949年进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经济学专业，那里云集了欧洲多位顶级大师。其中，大经济学家冯·哈耶克和大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索罗斯，尤其是卡尔·波普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不仅为索罗斯的求知生活奠定了基础，还影响了索罗斯的一生。在以后的岁月中，索罗斯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到这位老师，其哲学思想也成为了索罗斯能够在华尔街获取财富的理论之源。 毕业之后，索罗斯做了一段时间的推销员，不甘于现状的他于1956年来到美国华尔街，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金融投资生涯。经过了十几年的历练，索罗斯决定试水基金领域，并创办了自己的首个投资基金业务——双鹰基金。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管理双鹰基金，专门从事欧洲与美国证券市场间的套利交易。而后不久，索罗斯和罗杰斯又一起创立了量子基金管理公司，他们一个负责投资决策，一个负责市场分析，成为了当时华尔街著名的黄金搭档。 此后，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以及大胆果断的投资决策，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屡屡告捷，管理资产规模不断扩张，索罗斯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此外，在量子基金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均每年都能给投资者带来35%左右的回报率，某种意义上讲，量子基金已然成为了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代名词。 这时的索罗斯，市场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人生中的巅峰时刻，直到1992年的来临。 2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英镑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货币之一，主宰这一强势货币的是资本实力雄厚且管理经验丰富的英格兰银行。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向财大气粗的英格兰银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德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也推进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当欧洲12个国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了欧洲汇率体系的新框架后，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即将问世。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单方面地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盯住；每种货币都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以稳定该国货币汇率。 制定这一规则，本意是要维持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各自基于国家利益，很难做到真正一条心，导致彼此间经济基本面相去甚远，这便是该汇率机制的巨大漏洞。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英国经济正处于日渐衰退的阶段，财政支出困难重重，英国当局理应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为了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又必须要继续推行高利率，致使英镑汇率价格不至于走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英国的处境非常尴尬。 这一切，都被索罗斯看在眼里。他敏锐地预见到，由于要重建原东德，德国肯定要过一段经济拮据的日子，而无暇帮助其他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必将会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果然，英国政府对于提振国内经济渐觉力不从心，不得已向德国联邦银行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却收到了后者的坚决反对。面对英镑汇率的一再走弱，英格兰银行无奈之下只得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仍未能扭转颓势。 此时的索罗斯，已瞄准了他的猎物，蓄势待发。 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一口气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并买入60亿美元的马克，同时又卖掉了巨额的德国股票，买入了大量的英国股票。紧接着，国际资本疯狂跟进，纷纷抛售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动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甚至以一日内两度升息的极致手段表示决心，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这一天，被英国人称为“黑色星期三”。 经此一役，索罗斯声名鹊起，据公开信息显示，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于当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豪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盛赞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此后几年，索罗斯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翻云覆雨：1994年，他瞄准了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和墨币比索的弱点，在期权、期货市场大规模卖空比索，致使墨西哥国家外汇储备短时间内告罄，引发了比索大幅贬值与本国股市的一泻千里；1997年，索罗斯故技重施，以泰国为切入点，对汇率存在高估的东南亚国家发动了货币攻击，引发了多个国家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并直接推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索罗斯自己收获的财富，可以购买价值19万美元的劳斯莱斯轿车5790辆，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每个学生支付3年多的学费。 虽然索罗斯一次又一次地声名大噪，其拥趸也越来越多，但仍有不少国家对于索罗斯的投机行为痛恨不已，诸如“金融流氓”、“金融恶棍”、“金融魔鬼”之类的谩骂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索罗斯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3 如果说一次成功尚属运气，那么接二连三的成功就一定是实力了。 虽然索罗斯被世人公认为金融投资大师，但他本人却并不喜欢这个称谓，而是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哲学家。在实践中，索罗斯将自己的投资思想概括为“金融炼金术”，这一思想源自于他的一个别样的哲学理念——认知的“可错性”。 在索罗斯看来，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反映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其中必然存在某种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即便是在个别情况下认知与现实完全相符，充其量也是偶然的和一时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本身，既不能在事先预知这种偏差，也未必能在事后完全把握，这便是“可错性”的含义，它继承了卡尔·波普“可证伪性”的思想。 基于“可错性”的逻辑，金融投资者同样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的理性，金融价格也不可能是金融资产内在价值的无偏估计，因此只要承认人类认知与行为存在犯错的可能，就必须要重视这些认知与行为偏差对金融市场价格发展的实际影响，这就是索罗斯金融投资思想的精髓所在。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反身性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但索罗斯却认为：“均衡是极为荒谬的概念，它使经济理论的一切结论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金融市场上，均衡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参与者希望了解其所参与的情况；另一方面，他的了解将作为决策的基础，并影响事件的发展。这两种角色会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扰，若是仅从某一方面来探索市场，必然无法完整地把握市场规律。索罗斯称这种交互作用为“反身性”。 索罗斯认为，“反身性”之所以存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认知的“可错性”，为此，索罗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达了极大的失望，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按照索罗斯的观点，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程度，亦或者说，错误一定存在于人们对市场的认知当中。 第二，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 由于“可错性”与“反身性”的存在，金融市场价格的演化势必要同时受到价值“基本面”和“认知偏差”的影响，而市场价格也很难精准地表达其价值，因此索罗斯坚决反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坚称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问题长期积累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极端现象。 正因为索罗斯坚信市场是错的，因此他才能从市场的错误中大获其利，比如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的成功狙击，便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英格兰银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同样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与别人一样大，这种敢于直面自身错误的勇气难能可贵。 第三，反对投资中的一般性方法论。 索罗斯认为，不可能概括出赢取超额利润的通用方法，否则人们便可以运用它通吃市场，市场将不复存在。基于这一思想，索罗斯提出了“金融炼金术”，其真谛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验证投资者市场猜想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从某个合理的逻辑猜测起点出发，构造某种反身性的市场假说并将其付诸投资，然后以市场实际发展进程来检验该假说的有效性；但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倘若该假说为市场接受，那么投资者便可从趋势把握中获取超额利润，否则投资者就应该尽快抛离原有假说并寻找新的逻辑起点。考虑到不同的假说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故而并不存在能够稳定获利的通用方法。 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因而索罗斯认为，任何预设假定前提并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归纳金融市场的历史过程，或者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般性盈利方法的努力，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此，索罗斯强烈反对在投资管理中的数学化、工程化倾向，他常常说：“我们从不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我所知道的数学符号也不比α、β更多。” 上述种种，与其说是索罗斯的投资思想，倒不如说是一套别致哲学体系。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 4 索罗斯还是个大慈善家。 他常常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把钱花出去，慈善给了我工作的理由，赋予我生命更高的意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撒钱的慷慨程度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公开资料显示，索罗斯曾经为一项对身患绝症者提供“临终关怀”的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曾为一个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有人做过估计，如果根据索罗斯的家产和他慈善捐款的比例来衡量，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 有意思的是，虽然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宛如巨鳄一般，对待猎物是残忍无情地吞噬，但他同样热衷于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他曾捐献了5000万美元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也曾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而承担了他们中将近1/3人的年薪。 在东欧、亚洲的一些国家，索罗斯成立了大量的慈善基金，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保护公民权利、支持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为此，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也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 在爱他的人心中，他是个天使；在恨他的人眼里，他与魔鬼无异。投资家、慈善家也好，流氓、投机分子也罢，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多面性的存在，才塑造了如此魅力无限的乔治·索罗斯。 2011年，索罗斯正式宣布退休，结束自己40多年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一代宗师归隐田园，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虽然已身不在江湖，但 “金融巨鳄”的传说，从未远离。
上月底的深圳，在中信出版集团主办的"我所看到的未来"主题系列活动期间，《基因传》《癌症传》作者、普利策奖得主悉达多·穆克吉同《生命密码》作者、华大基因CEO尹烨展开了跨国连线，就基因、生物科技及基因诊断和治疗的前景、基因编辑技术和伦理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本文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整理发布。 图：尹烨与穆克吉展开跨国连线，华大基因大众传播部总监项飞担任嘉宾主持 什么是基因？ 主持人：第一个想抛出来给两位老师的问题是，您在科普过程中是如何解释基因和核酸的？ 尹烨：其实核酸、DNA、基因，这几个东西物质基础是很相近的，就像大家看到的水、水蒸气和冰，其实本质上都是由同样的东西构成。我们首先说核酸，DNA是属于核酸，核酸和DNA这两个概念很近，核酸可分为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DNA是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英文的翻译缩写。 我们每个人由30亿个这样的碱基对构成，用扑克牌举例，这30亿对的碱基在我们的细胞里被分成了23摞，每一摞就相当于一条染色体，男性的染色体是XY，女性的染色体是XX，爹一半妈一半，所以我们是有23对46条染色体，这些染色体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就称为一个人全部的遗传物质。从染色体层面上讲，我们管它叫做染色体组，从基因层面上讲管它叫基因组，组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基因在一起，这些染色体也罢、基因也罢都是由DNA构成的，基因就代表其中一段有意义的序列，当然还有一些是调控序列。 我们还用扑克牌举例，比如每人抓了23张扑克牌，不是随机怎么出都是有意义的，比如“10，J、Q、K、A”这是一连串的顺子，都出完就打赢了。假如发生了基因突变变成“9、10、Q、K、A”，这个就不是顺子了，就可能造成了出生缺陷、肿瘤，包括各种传、感染疾病，所以整体来讲基因，即基本的因素，构成了我们生命活动物质上最基本的生命语言，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物质基础以及所携带我们生命世世代代得以保留的信息。 悉达多·穆克吉：我很喜欢尹烨先生刚刚的比喻，我稍微展开讲一下。DNA是一种化学物质，里面只含有四种元件，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长绳，人类的每个细胞中都有46根这样的绳子，23根绳子是由父亲提供的，另外23根是由母亲提供的。最终组成一条非常长的长条。这个长条有四种元件，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条绳上面的四个颜色的珠子，名字可以简化为A、T、C和G，它是一个双螺旋的结构，也就是说由两股更细的绳拧在一起，也就是一共有46根双螺旋的长绳。 遗传学是一种将这种长长的化学物质转化为物理、化学或生物特征的机制，也就是说，DNA只是一种化学物质，而基因是一种具有功能性的DNA。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体内的细胞里面都有一套机制，它可以把这些化学物质的信息进行解读，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些功能性的表征，这些表征就体现在你眼球的颜色、你的发色和身体的其他特征，这种具有功能的化学物质所携带的信息在你的体内被解读成为你身体的某种物理的、化学的或者生物的特征，那么这种具有功能的化学物质就是你的基因。这就是基因的粗略定义。 现在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惊讶——整个学界仍然在争执如何对基因做准确的定义。我们知道DNA是化学物质，但是如何定义基因，今天仍然没有定论，我们应该基于它的功能来定义吗？基因是不是一定要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呢？一个基因是只有一种功能呢，还是可能有许多种功能？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基因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功能。我们以前曾经认为，人类的细胞里面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基因，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DNA里面大约有23000个这样的功能元件，由DNA编码。 你可以把基因想象成写在百科全书里的生命密码。你可以想象，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来说，我的基因组又是由4种字母ACTG拼写而成的，那么这套百科全书会填满整个房间。除非有人读懂百科全书里面的内容，并把这些信息转化成有意义的句子，否则这样的百科全书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百科全书里读出来的意思就是基因的功能。 比如说，我的基因组是一本百科全书，这本书就是用ACTG这几个字母写的，但在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可以获取这些信息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从整个百科全书拿到不同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转换成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五个手指，我的头发是黑的，所有这些都是在百科全书里面被转换出来的信息，转换出来的东西就成了我身体的特征，这就是基因。 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解释，就像我说的今天的生物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如何给基因下定义。它必须有一定的特性，一定的化学特性、物理特性。我就不再讲那些复杂的细节，但是大家都知道概念本身。 《基因传》《癌症传》 基因与癌症治疗 主持人：悉达多·穆克吉写过肿瘤相关的书籍，在《癌症传》当中如果您读过应该有所了解，肿瘤的发生跟基因的突变是有关系的，肿瘤治疗的过程也有很多基因的疗法，尤其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基因编辑，是否可以用基因治疗的方式在未来五到十年让大部分的肿瘤都可以被治愈呢？ 图：嘉宾主持项飞 悉达多·穆克吉：我想从一些比较基础的开始讲起，以方便大家去进行理解。 刚刚大家已经了解了基因是什么，我也用了很多次同样的比方帮助大家理解。人类的基因组是一本百科全书，里面有30亿个不同的字母——ACTG等等。当这些字母在细胞内发生变化时，就发生了突变，引发癌症。 我说突变就是其中一个字母或者两个字母甚至更多的字母串可以改变，可能因为不同事件或者原因产生改变，有可能是环境引起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致癌物。比如说香烟，香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变化。这时产生的致癌物质，它可能会把一个字母、五个字母变成其他字母等等。你的基因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继承到一些突变，病毒也会引起突变。有的时候，细胞在基因的复制和随后的分裂过程中，也会改变几个字母。 所以这四种因素——环境或者说致癌物质、遗传、病毒和错误的复制都可以带来你自己细胞里的基因百科全书中的变化。大多数的变化可能不会有任何功能上的后果，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基因变化会让其中一个细胞没有办法正常地分裂。 举个例子：当你割伤自己，你的伤口会自行愈合。细胞在修复过程中会开始分裂，当它们完成后，伤口的愈合过程就会停止。你不会再长出新的手，也不会变成两个人，这是因为细胞有信号。当你发现割伤了自己会有信号，通过细胞分裂来修复伤口，然后修复过程完成了，也会有信号。这些信号来自启动和停止分裂的基因。 刚刚我讲到，如果在这个ACTG发生了突变，使负责通过细胞分裂来愈合伤口的基因或者通知细胞停止分裂和愈合的基因失效。再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细胞会不断地分裂下去，那么这个伤疤愈合的时候，细胞的分裂不会停止，而是不断继续的进行分裂，这是因为这本百科全书里的基因序列出了问题，这就是癌症的本质。 您问我的问题，就是CRISPR技术能够对这种情况做些什么。CRISPR这种技术使我们能够破解这本百科全书，并且精确地将这种非正常的变化给它扭转回去，这是我们可以精确决定的一种干预方式，可以看到百科全书基因序列组里面哪些不对，我们可以改变基因组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基因。 使用CRISPR这种遗传学方法来治疗癌症的问题是，癌症发现的时候可能有成百上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细胞发生突变，为了纠正这种突变，我们现在需要让每个肿瘤细胞都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其中一个细胞成了漏网之鱼，就是说CRISPR基因编辑漏掉了哪怕一个细胞，那么这个细胞会重新占领病灶，产生新的癌症，之前的肿瘤就会复发。 就好比一个有许多许多个头的怪兽，可能你用这把叫基因编辑的宝剑砍掉了它99%的头，但是其中有1个留下来了，这1个会产生无穷后患。这就是CRISPR编辑技术在治疗癌症中所面对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包括我在内，一直在看如何能够将癌症巨兽的几百个头全部铲除，或者也可以在肿瘤发生之前去进行修正或者复原，后面这点可能是用CRISPR技术来治疗癌症的一种新的机制。 但是前面所说的去改造每个癌细胞的基因可能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这样你就要把肿瘤所有细胞里的变异全部修复，也就是必须要斩草除根，不然如果有一个没有消灭的话都可能重新死灰复燃，这就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问题。 CRISPR当然是很有前景的一种技术，不过首先你要很好的了解癌症，这样就可以在真正出现肿瘤之前进行修复性的编辑。我们在实验室里就这一技术和机制也发表了不少有趣的论文，可以在癌症出现以前阻止它，所以我说答案不是千篇一律斩草除根，除非你能真的将数百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细胞全部修正，否则就实现不了治疗癌症的目的，因为只要其中有一个突变细胞还存在，肿瘤就会卷土重来。 主持人项飞（左）和嘉宾尹烨（右）在活动现场 尹烨：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对人类疾病或者死亡谱有一个迭代更新的概念。 比如，今天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的主要致死疾病目前是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加在一起的时候超过了肿瘤。但也有人会说，是不是非洲环境好，所以非洲同志们不得肿瘤？但实际上，今天非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五十几岁，主要的致死谱是传染病和感染病，所以当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一个国家，它的主要死亡谱转成肿瘤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个种群长寿了——它的人均预期寿命一定是超过70岁的。 如果大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85岁以上，我相信肿瘤就不再是众病之王了，我们可能会迎接更多衰老性的疾病，比如神经性退行——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等这些就会变成主要的致死谱。 今天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肿瘤五年生存率，美国大概67%，中国大概是37%，我们有30个百分点的差别。如果要细分的话，你会发现，美国高发的肿瘤排在前面的除了肺癌以外，主要是前列腺癌、乳腺癌，而这两个又是非常容易治，甚至是在治愈疾病的早中期。基本上中国的乳腺癌一发现都在三期以上，而美国的乳腺癌很多都是一期甚至是零期。所以，如果我们想群防群控肿瘤，最好的方式是不要等癌细胞已经发展到亿级，应该在更小的时候，通过防大于治的方式把它遏制住。 图：华大基因CEO尹烨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宫颈癌，2008年，科学家发现宫颈癌就是由一种高危的人乳头状瘤病毒（HPV）长期感染所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前几天刚提出这可能是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肿瘤。所谓消灭不是没有，而是发病率是低于十万分之四，我们就认为这个疾病基本上被消除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宫颈癌就是被人乳头瘤病毒（HPV）长期感染所导致的，所以怎么做呢？ 对付一个病毒最好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推荐15岁以下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接种HPV疫苗，这也直接带来的是，最近发达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大幅度降低的一个很好的结果。 第二，要做大规模人群的筛查，特别是适龄的女性，我们通常指大约是30岁到60岁，这个阶段每三年做一次HPV的筛查，如果持续阳性就应尽早地进行治疗，这些要素都跟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大概率地消除因为HPV带来的宫颈癌。同样的方式可以放到今天的结直肠癌、乳腺癌、甚至像肺癌上。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掉目前人类肿瘤致死率前十大癌种的50%，我相信我国整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会超过80岁。这就是今天日本，或者西欧、北欧国家的水平。所以在我来看，防大于治，是更好的方式。 我们讨论用哪一种精准的技术去精准地治疗某一个肿瘤时，要考虑可及性，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治不起。这次我们看川普得了新冠又被治愈，其实他用了几克的抗体，这种治疗费用可能要达到上千万人民币，这不可能是老百姓享受得起的。而我们中国在防止新冠的方式是让更多的人方便地检测，我们做到了“应检尽检”，通过大规模的组织来对抗一种公共卫生的疫情。我相信肿瘤也应该用类似的方式做。 还有最后一点，实际上在过去，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包括曾经对很多90岁以上的自然死亡的女性做乳腺的切片，发现都有癌细胞，但是她们并没有死于癌症，这就告诉我们，某种程度上要更好地学会与癌症和平共处，我们要很好地去带瘤生存，它也是一种新的物种，只是跟我们共生了。如果你可以忍受得了脚气，这是一种真菌的感染，也大概能够接受我们体内携带肿瘤，长期去带瘤生存，跟它保持一种平衡。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理解，我们如何面对罹患肿瘤的态度，不管是病毒还是肿瘤，并不符合一个生态的观点，毕竟我们人类的身体携带了人类细胞大概9倍的微生物细胞，我们有40万亿个体细胞，我们可能携带有400万亿的微生物细胞，所以人类归根结底是一个生态系统。要更好地在这个生态当中跟所有的细胞和谐相处，不管是面对传感染疾病、面对罹患肿瘤、面对自然界，我们都应该坚持这样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跟自身的自洽、和生态的自洽、和自然的自洽。 下一个众病之王会是什么？ 主持人：那如果有一天肿瘤不再是众病之王的话，您认为下一个众病之王可能会是什么？ 悉达多·穆克吉：当人们衰老的时候，会面对很多种新的疾病威胁。我们有一些人能活到一百岁以上，但是这样长寿的人很稀有。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他们不是得癌症死的，一般情况下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失调，也就是说他们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崩溃了，然后他们得了一些传染病——比如说肺炎——然后致死，另外这些超长寿的人群还有一个死亡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骨质疏松，他们在跌倒的过程中骨头坏死。此外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老年痴呆症等等，这些是他们的死因。 研究这些超长寿人群会发现，即便是排除了心脏病或者是肿瘤这样的一些极端致命的疾病，你还会遇到别的问题，包括传染病，一般是一些少见的传染病，还有第二个是他们的骨骼或者肌肉的退化，第三则是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包括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等等。 此外还有全球的流行传染病。我们现在的全球疫情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思维，我们认为如果目前的世界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的话，那这种传染病大流行也应该被加到上面这个致死疾病的名单中间。所以即便是我们能够治愈癌症，我们可能又会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这个新的传染病也许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失灵，比如新冠疫情。我们现在发现，对于新冠肺炎来说，70岁以上患者的死亡率比35岁的患者要高10倍还多。 每一年我们都会接收到新的信息，但是我想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观点是：即便是疾病之王癌症被治愈了，我们的寿命可能会变长，但是更长寿的我们又会有新的威胁，等待我们去攻克。 尹烨：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在很多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结它的一般通用性的规律，都从科学发现开始，到技术发明，到工业扩大，再到产业普及。比如我们今天用到的电，首先富兰克林发现了电，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然后通用电气GE就把这个电器做到全世界去，今天我们就能享受到电带来的便利。 所以当我们1953年知道DNA双螺旋的结构，1983年知道核酸检测PCR方法，再到今天的中国，大家差不多花几十人民币就可以做核酸检测，这个过程恰好是验证我们从科学到技术、到工程、到产业的完整过程。一旦准备好了，科学到位了，技术成本到位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认知正确——大众必须对核酸检测、基因检测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基因不是万能的，核酸检测不是万能的，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可以起到很有效的做法。新冠病毒相对于2003年SARA有什么特点呢？刚才穆克吉博士也讲，这个病毒在老年中致死率非常高。其实这个病毒变得更加狡猾了。感染SARS后的疾病叫急性重症呼吸症，感染后病人人体温度很高，我们只要用温度检测，不吃退烧药是过不了关的。而新冠呈现出一种高感染，但是对于年轻人低致死的生态。你要知道一个聪明的病毒是不能把人都杀死的。因为寄主没了，它也不在了。所以流感病毒很聪明地变成了一个和我们共生的病毒。 尹烨的《生命密码》系列 很多人说，2003年SARS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用核酸检测，第一个是做不上，第二个是做不起。2003年时，一个最好的实验室一天只能做几十例核酸检测，做一个检测大概一两千块钱，而且没有今天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包括防护服也是没有的，中国是在SARS之后才进一步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这些其实是随着时代在一次又一次的瘟疫，一次又一次的流行病学挑战中才逐渐派生出这种能力。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实际案例就是在14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基本控制住了疫情，虽然还会零散地发病，因为呼吸道病毒很难完全不发病的，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地通过隔离、隔离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来预防疾病的蔓延和发生。 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疾病的预防，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就是抽孕妇的外周血5毫升，就可以准确的预知到肚子里的宝宝会不会罹患唐氏综合症，应该说深圳已经告别这个疾病，这在其他很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怎么做到的呢？实际上这个检测在香港要7000块钱，今天在中国的河北只要360块钱，在深圳已经纳入到医保，这就是我说的“渠道可及、认知正确”。就像用了疫苗让我们告别了人类历史上的重病天花，天花加鼠疫这两个传染病大概至少杀死了5亿人，而所有的战争加一起都没有杀这么多人，所以说微生物是地地道道的战争之王。我们是怎样让人天花远离人类的呢？1979年人类消灭了天花，不是我们会治天花，而是我们通过了疫苗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不得天花。 一样的方式应该用在出生缺陷上、应该用在肿瘤防控上、应该用在防止传染疾病上，只要以治病为中心转到预防为中心，全世界的医疗负担就会大幅度下降。要知道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所以同样的方式，宫颈癌要筛查、结直肠癌要筛查，不用大家做肠镜检查、先测粪便就能有90%的敏感性、特异性来决定会不会罹患中晚期的结直肠癌。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其实在中国或者很多国家都有很悲哀的事实，我们一辈子的医疗投入有80%花在了最后8个月，健康的时候不体检，体检的时候不健康，一发现就中晚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真正要给大家普及的是我们建立起“防大于治”的意识，这种意识如果普及到位的话，不管我们的已知圈、未知圈如何扩大，我们在下一个时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正确的认知总是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去应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挑战。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联合主办的202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于12月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格局 新开放 新机遇》。兴业证券首席分析师王德伦在“资本论坛”环节表示，今年经济复苏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梯队式恢复。3、4月份复工复产以后生产端恢复很快，供给很快就起来了，5、6月份需求端慢慢起来，7、8月份外需恢复，迅速增长，达到10%左右。从产业结构来看，地产基建快于制造业和进出口，制造业和进出口的投资又快于消费，消费里商品消费快于服务业消费。就是这样一种结构，给了市场上结构性板块的机会。王德伦认为，从这种梯队式恢复来看，明年需要重视今年跑得慢的板块，整个经济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有韧性、有持续性的状态。正是基于此，偏顺周期的、出口链条上的板块在岁末年初还是比较有投资机会的。此外，王德伦补充说，三到四年左右一次库存周期，2016-2017年上半年补库存，2017-2019年去库存，本来今年应该补库存，结果疫情导致它推迟，推迟不代表不来，所以明年库存周期可能会带动整个板块、整个经济再往上走一走，这也是一个力量。在谈到今年中美股市的发展问题时，王德伦表示，无论是美国股市还是中国股市，它都是一个资产，跟基本面相关，也跟流动性相关，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今年全球被疫情重伤之后应该都跌才对，结果都没跌，都涨了，是因为流动性放水放多了。往未来看，王德伦认为有一个视角需要重视，即国别配置的视角。整个资金在全球国别之中如何选择？往后看，无论美国的资本市场是继续向上、还是走平、还是慢慢向下，都可能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别资产配置的转换，就是大家要来买中国的资产。从上一轮金融危机2009年之后，全球的钱都是配向美国，美股、美债、美元都是向上的趋势，包括美国的房价，这个走了十几年，走到尾声了，未来大的趋势是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强了，包括人民币，王德伦认为也是走强的趋势。 王德伦解释说，虽然可能从中国自身来看，无非是增长速度从过去的8%现在变成6%，未来可能4-5%，但是其他的经济体是0，是正负，中国经济的相对增速是最好的。第二，从相对的利率来看，美国是零利率政策，欧洲、日本是负利率，中国国债利率3个点，国开债利率将近4个点，所以从利率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有吸引力的。第三，制造业持续顺差，全球能够有这个能力的只有制造业大国：德国、日本、中国。人家的汇率都很坚挺，从这个角度出发人民币不是贬值，而是升值，这会带来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向上走，所以未来中国的资产，包括股、债、汇、房可能都是有一个向上的力量去支撑的。王德伦表示，全球最好的资产在中国，中国的大类里面最好的是权益资产，魏博士刚才讲了一点，未来其他的大类资产都已经开始出现风险暴露的时候，无论是以前的理财也好，现在打破净值化，包括看到信用债风险也开始暴露，在这些大类资产里边，可能相对风险收益比能够给大家带来长期持续回报的就是权益。这里面有一个环节要打通，即长期资金的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权益市场是能够建立一个正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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