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1年的经济工作划出了八项重点任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认为，八大任务主要回应了两大风险：第一，国际环境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二，国内的改革和开放需要平衡。这八项任务都和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财富结构有关。 陈玉宇表示，通过对近年来收入结构变化的分析，他得出结论：我国中高低收入的增速正在齐头并进、基本同步。但总体来看，中国目前有60%的人口，他们收入约占总收入的30%。这8亿多的人口，将牵引中国制造的未来15年。 陈玉宇指出，第一，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复杂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最近10年，我国的收入结构正在改善并向好；第二，包容性增长的模式还将继续，人均收入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因此，企业家要关心收入分配的变化。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15年要保持制造业份额的相对稳定。陈玉宇认为，未来保持制造业的稳定，将取决于怎样扩大内需，也取决于中低收入这部分人群，他们构成了未来15年对于制造业的巨大需求。因此，有利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政策管理是未来深入改革的方向。 01 八大任务回应两大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1年的经济工作划出了八项重点任务，主要回应了两大风险：第一，国际环境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二，国内的改革和开放需要平衡；这两大风险也贯穿着来自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因此，八大任务既是既是明年的任务，也可能是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明年要开辟一个新气象，这个新气象指的就是八大任务对于这两个风险的回应。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一点主要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应对大国博弈，应对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因此，我们有很多值得创新的地方，它也跟我要分享的产业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是“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可靠、安全、可控、自主，跟结构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疫情也使得我们开始更加关注这件事。 三是“坚持扩大内需”。稍后我会讲怎么扩大内需，以及扩大内需对我们未来有怎样的影响。 四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提及改革和开放互相促进的问题，我们会重新提到“更高水平的开放”等这些关键内容。 五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这涉及农业问题，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7%左右，但它是底线，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思考的。我们不再谈论粮食安全需要把更多人“按“在土地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就是要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六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关于资本无序扩张，这也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 七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住房以租赁为主，这跟我待会要谈的有关系。 八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碳排放这是个长期的大问题。 02 中国人的收入可分为5个收入组 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税后）可以分5个等分组，我们分析了最近7年来的比重：最高20%的人，大概3亿人，占了全国收入比重的46%到47%；第二个组被称作“中产阶级”，20%的人占了20%多一点；也就是说，中国前40%收入的人群，大概有5到6亿人。那么，中国还有8到9亿人，大概占总收入的30%。这五个等分组按照收入可以笼统分为三个大组：20%的人属于高收入组，40%的人属于中收入组，40%的人属于低收入组。 那么，是什么在推动产业结构？是“需求推动”。需求结构又怎么被决定呢？最大的力量是收入水平。第一组高收入群体约3亿人，他们的收入能力决定了他们的需求结构，我们的生产结构满足他们的需求结构。因此，对明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扩大国内内需”。 扩大国内内需不是简单的增加财政投入的问题，而是要打通各种环节、增加就业，包含着改善收入分配，包含让城乡低收入的人群需求能够传达给生产端，让生产端能够更好为中低收入的需求服务。这对于商学院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也是努力的方向。 03 5个收入组增速同步、齐头并进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5个收入组过去7年的真实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同步。 我们的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低收入组增速基本差不多，这是最近7年来的表现。以前是高收入增长快一点，低收入增长慢一些， 但是从8年前的十八大以来，中高低收入的增速齐头并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表现。 仔细来看，中国60%的人口，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约30%的份额。60%的人口就是8亿多亿人，这8亿多人的收入基本上能以人均GDP的增速增长，跟高收入人群的增长速度持平。这也意味着，如果这种增速能持续下去，可以预见在十二三年后，这8亿多人的人均收入会翻一番，真实收入翻一番，可支配收入翻一番，其中会有约4亿人迈入购买汽车的行列。今天这部分人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巨大的潜力和未来。因此，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发展模式要让这5个收入组都能以比较均衡的、相同的速度增长。 再来看看最富的10%的比例，从7年前的8千美元到今天的1万1千美元，这是可支配收入。牵引今天产业结构基本格局是这第一组约3亿人，但未来不是！未来你会看到其他几个组别，第二组从4000美元涨到4500美元，这部分是焦虑的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这是另外约3亿人。第三个约3亿人增长的还可以；第四个约3亿人，增长的也相当不错，他们就是拼多多的服务对象。第五个约3亿人的增长也很好，这跟我们的扶贫、注重更加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有关系的。 04 他们将决定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方向 总结一下：第一，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复杂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最近十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做的相当不错；第二，我们要继续这种包容性的增长模式，企业家需要关心收入分配的变化。我们在谈到原理的时候，说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它的产业结构，光华管理学院刘俏院长带领的课题组大约也是用这样的指标衡量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最后再说一点，“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提出，我们要在未来15年时间里保持制造业份额的相对稳定。另外，工信部部长最近提出，我们要做强做实做优制造业，没说做大，这表示了大家谨慎的一面。我认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制造业一定程度上份额的稳定是可以做得到的，这取决于我们怎样扩大内需，取决于收入位于后面的60%的人群。他们大约滞后第一组人15到2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还处在第一组15年到20年前的消费水平，他们会构成未来15年对工业制造品、工业产品和家用产品的巨大的需求。 这些巨大的需求，当然伴随着我们的深入改革，包含着城市化、长租房，包括房价、城市管理的体系问题，包含政策是否有利于包容性经济增长，是否准备好将那占总人口60%，也即8亿多人逐渐纳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安居之所。所以说，中国充满了前途和希望，也充满了挑战，也需要大家的创造力。
12月8-10日，36氪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WISE2020新经济之王大会——崛起与回归」。本次大会是WISE大会的第八届，2020年也是36氪成立的第十年。在新资本分会场，我们邀请到了天使基金、VC/PE、市场化母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平台等各路资本方，汇聚了万亿级的创投资本，以「穿越季候风-金钱涌向哪里」为主题，聚焦投资策略、探索价值发现、前瞻市场未来。 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管理合伙人廖俊霞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资本向善，母基金创造社会影响力”的主题演讲。廖俊霞分享了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对标的基金投资中的社会影响力项目进行的相关调研，发现在投资策略里纳入影响力评价因素是长期投资价值理念非常好的延伸。从这次调研可见，投资回报和社会影响力可以做到双赢，义利并举是可以实现的。 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管理合伙人廖俊霞 以下是演讲实录，经36氪整理编辑：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新经济、新资本”，我们觉得在“私募股权助力新经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且温暖的维度，就是“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在国内属于比较新的概念，在海外这个词出现时间也并不长。到目前为止，全球影响力投资总规模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这跟整个私募股权行业相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字。 最近几年，国内“影响力投资”虽然被很多提及，但还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达则兼济天下”，资本的力量在某种程度是可以被称作“达”的一方，我们希望发掘和展现私募股权通过长期资本在投资新经济、投资高成长企业的大方向和趋势下，还有其他哪些正能量？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撰写了《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影响力评估报告》，聚焦“投资新经济，创造社会影响力”，并于近期正式发布。我们从去年开始搭建相关的评估模型，影响力投资和评价在海外已经有相应的模型和方法，但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内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基于此，我们在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指标基础上，借鉴海外相对成熟的数据模型，结合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实际的发展情况，我们选取了几个大的指标： 首先是GP的责任治理，这是影响力考察中的一个基础指标。其次是投资方向，我们倡导在私募股权领域，把资本投向未来产业、美好生活和永续传承等三个大的方向当中。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面向GP总共发出了155份调研问卷，共收到69份有效问卷。首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结论： 第一，在投资策略里纳入影响力评价因素是长期投资价值理念非常好的延伸。能够长期生存、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企业，能做成“百年老店”的企业，一定有其独到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力。 第二，投资回报和社会影响力可以做到双赢，“义利并举”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长期来看，影响力投资的专业化运作会成为一种趋势。 从行业和阶段分布上，我们所调研的影响力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医疗、环保相关领域。从阶段上来看以早期项目为主。 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项目呢？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深之蓝，是一家从事水下智能装备研发与制造的公司，简单来说是做水下机器人的公司。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近期发布的预测，全球每年平均有278万人在工作中丧生，其中13.7%，也就是超过 38.75万人死于工作事故，每年非致命工伤影响大约3.74亿工人。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深之蓝提供的机器人可以在极为恶劣的水下环境中进行作业。2018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因为长江这一河段水流湍急浑浊，车辆坠落处江水极深且水况复杂，潜水员搜寻难度极大、危险系数极高，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深之蓝水下机器人到达现场，下水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在下潜65米后成功定位到了坠江车辆。 第二个案例是云天励飞，主要技术之一为AI人脸识别。在中国，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就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每年的失踪儿童大约有7万人，而能够找回来的孩子大概只占失踪儿童总数的5%左右。在智能终端人脸识别领域，云天励飞推出了全球首套动态人像识别系统-云天“深目”，实现“亿万人脸、秒级定位”。自2016年在深圳上线以来，它协助警方找回了400多名走失儿童和老人，采用区域的路面接触性“两抢两盗”警情年均下降超过50%。 第三个案例是爱博诺德，主要提供用来治疗白内障疾病的人工晶体。据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文献记载，白内障是全球致盲率最高的眼病。目前全球39%的盲人和25%的重度视力障碍患者致盲患病的原因都是因患白内障但未能及时治疗。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一千八百万人因白内障而致盲，另有一亿白内障患者需要通过手术来恢复视力。爱博诺德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多次以捐赠产品方式支持云南省“镇彝威”革命老区、河北省蠡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国内贫困地区开展白内障“复明工程”。 2015年至今，爱博诺德还密集参加国家针对非洲和亚洲“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光明行”医疗援外项目，爱博诺德制造的人工晶体也给包括非洲纳米比亚、喀麦隆、科摩多、苏丹、刚果布和亚洲的巴基斯坦、柬埔寨、斯里兰卡、老挝、缅甸等20多个国家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这些都是母基金间接投资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些项目的回报水平怎么样？从投资成本角度来看，母基金这次调研的所有社会影响力案例的总投资成本占标的基金总规模的比例大概是5.3%，现在账面价值已经占到了这些基金总账面价值的8%多。从这个简单数据就可以看出，从账面回报水平的角度来看，社会影响力相关的项目是超越平均水平的。 从这次的调研来看，第一，能看到大家对影响力投资的事情越来越关注，在中国，大家的这种公共意识、希望社会更美好的意识越来越强。第二，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母基金的方式，不仅是把机构和高净值客户的资金投向新经济，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传导影响力投资“资本向善”的理念。 最后，我们也倡议在私募股权领域的基金们在追求卓越投资和财务回报的同时，将视角也更多关注和投入影响力投资领域，更加重视社会效益的方面，能够实现“义利并举”，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更美好。
12月11日，潮流玩具公司泡泡玛特正式登陆港交所挂牌上市，开盘涨幅超100%，报77.1港元/股，市值突破千亿港元，85后创始人夫妇身家随之暴涨至460亿。 截止发稿，泡泡玛特报69.5亿港元，涨幅回落至80.52%，最新市值约760亿人民币。 公开资料显示，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出生于1987年，毕业于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0年，23岁的王宁在中关村欧美汇购物中心开了第一家泡泡玛特。如今，泡泡玛特成功上市，成为潮流IP综合运营服务集团。 上市仪式上，创始人王宁表示，泡泡玛特刚刚度过了10周岁生日，和大家分享上市的喜悦的同时，更值得自豪的是，泡泡玛特开创了一个品类、一个行业，打造了一个关于潮流玩具的生态体系。 会后，王宁接受了搜狐财经等媒体的采访。 “我们不觉得现在成功，不希望大家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到人生顶点了，我自己还是挺平静的，希望我自己和团队都保持平常心，耐下心来，用名誉、财富这些去做更大的事情，做一个真正的中国的好品牌。”王宁说道。 王宁认为，泡泡玛特的成功上市是一个励志的创业故事。 “我们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所谓的一夜暴富，我们真的很努力，从十年前骑着三轮车拉货、刷墙，用10年的时间积累了强大的IP运营能力，搭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闭环，包括IP的挖掘、供应链的整合、消费者触达和文化的推广。”王宁说道。 2020年上半年，泡泡玛特实现收入8.18亿元，尽管线下门店受到疫情影响，其营收较2019年同期仍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同时其在上半年创造了65.2%的毛利率新高。 对于如何保持更高的增长，王宁表示，目前泡泡玛特的营销费用占比不足3%，这意味着其完全有能力提高营销费用获得更高的增长。“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一年开出很多家店，因为我们的核心理念是用耐心创造企业，各种细节的迭代都需要时间，绝对不能去拔苗助长。” 此外，上半年泡泡玛特线上收益贡献增长至40.9%，一定程度缓解了疫情对泡泡玛特线下业绩的部分冲击。 谈到未来泡泡玛特在渠道上的重心是否移至线上，王宁表示：“线上和线下的增速目前都处于较快的通道，当然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线下，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品牌是一个有文化属性的品牌，线下是有非常好的文化的包裹感，才是最好的去传递文化的方式。” 泡泡玛特首席营运官司德表示，今年确实加快了开店的速度，扩大店面面积，但目前不会考虑加盟店，还是更看重品牌的建设。 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王宁透露，海外市场将是泡泡玛特近年发展的重心。此外，除商品和门店外，泡泡玛特已经参与投资电影，同时潮玩乐园也在规划当中。
再过10天，这2020终于要过去了。在这一年，我们刻骨铭心地领会到了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年，是万花筒般的日子，但远不是璀璨明亮的感觉，而是杂乱和矛盾交织的风浪考验。 2021，会好吗？ 每一条未知的路都有未来，哪怕明天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但人们在风浪中击水、在变局中发展的勇气，已然如箭在弦。 ” 01 当说“未来”的时候，我刚一念它就成了过去。未来时时刻刻在向已来脉动着脚步。 还有十天，我们就要进入2021年了。这一刻，我们一起到了这里，并非到达了终点，其实这里只是中转站，是新的使命的开始。 活在当下，有仰望星空的权利。为什么出发，不用问我，答案就在路上。 再过10天，连接2020和2021的房地产年度大总结和大展望——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将在上海新静安体育中心开启第5篇章。 关于今年的主题，我们反复推敲，不断推翻，不断深化，最后我们敲定了：挑战未来！ 你怎么形容自己的2020？这是充满变数的一年，挑战如影随形，未来2021，甚至更多个年头，比起以往，更需要我们不断去在变局中开拓，在风浪中挑战！ “挑战未来”再适合不过。 02 2020年，毫无疑问，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林林总总的各种巨变，接踵而至。 从年初到岁尾，最大的不确定性始终来自于新冠疫情。 宏观数据显示，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经历了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至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截至三季度末，全球主要经济体仅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楼市，更是跌宕起伏。 开局楼市停摆，一季度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分别下降26.3%和24.7%，创下近20年来新低。进入到4、5月份，销售规模整体回升，至6月销售规模环比增长40%，创下疫后新高，并刷新近三年来单月记录，完成V型反转，中国楼市迎来否极泰来的关键时刻。 7月以来，行业销售规模一直维持在20%以上的高增长，8月份百强房企销售金额更是同比增近30%，市场行至一年当中的黄金节点。也是在市场火爆之时，热点城市迎来新一轮调控周期。 对于行业来说，今年以来的第二大不确定性开始酝酿。8月20日，住建部和央行召开重点房企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房企融资“三条红线”被提出，行业将迎来颠覆性变革。 三条红线压顶，房企投资、开发和销售节奏都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三季度房企投资金额大幅下滑26%，其中9月TOP50房企投资呈断崖式下跌，单月投资金额较二季度均值下降42%。进入四季度，10月就进一步明显降温，传统“金九银十”不再，至11月百强房企销售同比增速进一步回落。 到今天，房企跌宕起伏、充满不确定性的2020年，已是尾声响起来。超常规的高增长一去不复返，2021留给地产人唯一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些不确定性要素转变为确定性发展。 这是大变局留给我们的命题。 03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三条红线之后，房地产的金融驱动属性将更明显，房地产行业将更是一个金融驱动的行业。 三条红线之后，所有的企业发展再次来到了同一起跑线，过往积累的很多发展要素都被清零，新变局下的发展潜力、发展战略、发展规律、发展趋势，都需要重新探索。 因为行业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未来，依靠原有赛道获得高增长，将是不可能的任务，粗放式的黄金赛道一去不复返。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至关重要。继续按照既定的模式，走一步看一步？还是要在震荡中调整战略和战术？是多元化多点开花，还是收缩战线甚至收缩战场、退出某一赛道？ 这是摆在行业面前的一个两难、甚至多难的问题，是对房地产企业当家人的灵魂拷问。 无论如何，企业已进入从规模增长的赛道上转向质量发展的新跑道，需要房企根据企业基因、竞争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前景，聚焦“既促进主业，又适合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未来十年，企业的核心是融资能力，在行业利润有限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将成为企业继续进击还是保守萎缩的分水岭。 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年的大风口——物业服务业，仍是资本市场风口。方兴未艾的社区概念，物业企业早已占据天然优势。 新的赛道或者正在出现：截至目前，上市物企已突破至40家，年内已有16家物企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未来1-2年，物业板块将释放出千亿级市场增量。这是临近年底越来越清晰的一个增长极，也是房企金融战略的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角度。 围绕城市运营的城市更新将取代棚改，成为存量时代下新的“增量”；房地产行业消费属性增强，大文旅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租赁板块成房企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未来租赁市场的空间还很大，行业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回归理性的过程中，市场需求将会更加细化，聚焦细分市场，租赁市场的天会更加蓝。 未来，无论是物管、商业、租赁还是其他领域，都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巨大的价值。这些赛道下，意味着房地产企业将从城市发展商向生活运营商不断迈进。 04 从2020年的演变来看，客户需求极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整个行业、消费、需求、模式，也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拿地、建房、卖房，其实更是影响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方方面面。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学到什么，地产公司是不是应该变化？去年是渠道元年，今年呢变成了直播元年，那2021呢？ 就在上个周五，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新的房地产信号，定调2021年楼市。我们不仅希望通过对宏观政策逐字逐句学习，把握整体方向，更希望能够在2020年12月31号的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上，把脉楼市，以启发行业实现更多的确定性。 背风开蠹简，冲浪试新帆。 在2021，我们不能做背着风打开旧书、沉迷于往昔荣光中的地产人，我们一定要到风浪中驾驭“新帆”，在中流冲浪！ 这是我们的确定性，在千磨万击中坚强，在持久的变局中从容，在震荡中孕育力量。 无论周边的变动有多大的不确定，只要我们的信心是确定性的，那所有的不确定性不过是征途中的泥丸。 我与你，相约2020年12月31日，上海新静安体育中心，在这里，我们，风尘仆仆又一年，今又迈步从头越。 我与你，相约在2021年的第一缕阳光之前，这天，冬的寒气从脚底褪去，春的帷幔，光亮掀开！
第二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12月19日举行。本次论坛以“预见正在发生的未来”为主题，汇聚“光华思想力”研究成果与光华各项目创新思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了主题演讲。 “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 刘俏在演讲中说，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判断。 刘俏分析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五大趋势：趋势之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最重要动能；趋势之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趋势之三，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趋势之四，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趋势之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他表示，这五大趋势很大程度会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需求情况，从而驱动产业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刘俏： 大家早上好。刚才主持人介绍到光华管理学院在2019年有40多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被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底层报告。这个成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起到相当有分量的促进作用，其中很多提法反映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文稿里面，纲要文件里面也会有所体现。 我简单结合今天的论坛主题，把这里面重要的几个结论或者说是几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大趋势提纲挈领分析一下。 2035年的远景目标，总书记讲的非常清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分析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应什么状态时，很自然会从人均GDP的角度分析。2019年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用人均GDP衡量、购买力平价等国际通用的可比较的指标来做了一些较为仔细的测算。从经济总量意义上来讲，大致到2035年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均GDP也翻一番。这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理解未来5至15年发展的大致的数量基础。 届时，我们达到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达到3.5万国际元，大概对应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在本世纪初的水平。我们可以基于这一基础来倒推现在以及未来15年的时间，应该设定什么目标、寻找什么的大的趋势。 趋势一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最重要动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时候，提到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我们未来的第一大趋势，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 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面，中国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增长速度，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增速。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理论来解释，过去的增长主要是靠人口红利，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资本大量投入，这里面有很多在金融体系各方面的创新。同时因为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所以说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保持很高增速。基本上天时地利人和，都齐聚在过去40来年的一个阶段里面。 大家看到2010年开始，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了下来，接近2%左右。在工业化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容易，但是工业化结束之后，在服务业、第三产业主导的背景下，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变得比较困难。这是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如果以2035年为锚定年份，届时如果要实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 ）水平达到美国的65%，那么未来15年中国年均TFP增速需要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保持2.5%到3%的增速水平，这个挑战比较艰巨。“十四五”规划不管是建议还是纲要草案，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多的反映。 从四大优势发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 全要素生产率最坚实的来源是什么？不可能通过经济政策，而是需要从供给端、需求端综合改革来形成。应该说，经过在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还有四个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利的比较优势。 第一个是有“再工业化”的可能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中国在进行产业数字化转型，本身意味着通过数字化转型方式再进行一次工业化。这本身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最坚实的来源。 第二，“再工业化”需要的基础设施，我们把它叫“新基建”，这里面大量的投资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坚实的增长。 第三，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现在制造业占到GDP的27%-28%。未来5到10年在一定比例上保持稳定份额。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也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带来空间。 最后也是最可靠的一点，毕竟还有非常开阔的改革开放的红利可以释放。因为现在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深入，如果能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这里面蕴含着广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空间。可能未来5到15年在这方面将会看到很多变化。 趋势二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第二个趋势也是分析过程中感受比较深的一点，未来5到15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将艰难但很顽强地向上游迈进。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较高，中间品的进口、出口，参与度非常高，这表明我们依赖全世界，同时表明全世界依赖我们。这是好消息。另外一方面，在中间品或者是价值链里面，我们还是相对于处于中下游，比较依赖国外的供应商。 根据麦肯锡去年对中国很多关键领域的对外进口依赖度做出测算，这份报告显示，我们供应链、产业链方面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不是那么坚实，也不是那么安全。未来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方面需要有所作为。现在按照上游程度来衡量，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其实得分并不是特别高。 价值链上游程度=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标）-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下游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40个主要开放经济的平均位置是0.04，美国是0.29，明显处于上游。而我们的位置偏中下游。在国际循环日益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未来5到15年怎么改变我国的价值链位置是很重要的工作。 趋势三 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 第三点给大家简单提一下，因为讲到“十四五”规划，特别提到新发展格局。这里面特别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什么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消费基础作用？我们做了对OECD的国家大样本做统计分析：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与外贸依存度之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国家随着人均GDP的提升自然而然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降下来，这是大国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中国也大致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我国出口在2006年曾占GDP36%，2019年已降到18%了，未来5到15年时间还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制造，中国的生产可能更大比例是服务于国内市场。怎么形成国内的强大市场，怎么促进消费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是未来可能需要思考的问题。整体上看，现在的居民消费率比较低。 展望2035年会有这判断，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随着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的发挥，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9%提升到接近60%，其中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44%提升至60%。这意味着经济社会产业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发生。 趋势四 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 第四个趋势是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关的。因为《建议》中，大家特别注意到非常关键的提法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效市场理解方式很多，我个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建立有效市场，最大的着力点是在于形成强大的市场价格决定机制，使得价格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提升投资效率。 中国本身有很广阔的投资空间。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投资阶段，目前人均的资本存量仍然只是发达国家平均的40%左右，未来有非常多的投资机会。 同时我们看到，城镇化本身带来投资机会。《建议》提到投资的关键作用。那么，关键作用怎么发挥？前提是有效配置，把投资配置到应该去的地方，应该去的城市、行业或者新型领域。现在主要问题是投资效率不高，投资布局不够合理，存在典型的资源错配的情况。 我们研究也发现，投资效率不高将带来宏观杠杆率比较高。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对城镇化很憧憬，但是从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一项分析看，到目前为止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不足的。这个是经济意义上的不足，实际人口远远低于理想的人口。理想人口规模有利于新行业崛起，有利于投资效率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有效市场，需要有价格的锚把资源配置到能产生收益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意义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强调中国需要有一个REITs市场，需要有股票市场的重要原因。 趋势五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最后一个趋势是更重要的、更长期的，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现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分配给居民部分是偏低的，我们测算只有大约43.3%，也就是一年一万美元的GDP里面，可支配收入只有三万人民币，美国这个数据大概是63%。这导致居民部门在消费方面的潜力意愿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第二是分配不公平程度，虽然没有再加剧，但是水平仍比较高。 未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提升居民收入分配在国内产出中的占比，以及降低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这在《建议》里面有非常多的体现。 这里面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光华思想力课题组预测了一下2035年长期的远景目标的规划：农业占比仅为3%左右，就业人口降到6%左右，这意味着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将会有超过20%的就业人口完成重新配置，需要配置到高端的制造业或者高端的服务业。这里面有很多的基础性工作要做。他们待下来之后，他们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我们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前置条件。 我再举个例子，根据光华思想力的测算，我国目前城市化率是60%左右，到了2035年会达到75%甚至80%左右。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未来可能有将近4亿人会寻求在城市住下来。他们去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思维模式创新，需要通过具体改革来促成。 未来5到15年，我们将看到历史上最大的城乡协同互动，大面积的劳动力重新配置，这背后金融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应的建设，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上述五个趋势很大程度会决定我们未来需求的情况，从而驱动产业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2020年，我们邂逅了不止一个黑天鹅。新冠疫情是第一个，它创造了一个容易引发黑天鹅的环境，又孕育出更多的黑天鹅，使得2020变得如此不同：每个人、每家机构、每个国家，都受其影响。 刺激消费 2020年，消费刺激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但激活消费也变得愈发困难，不仅仅是部分消费者的钱包受到影响，更为普遍的是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变化。 2020年6月，北京推出了餐饮消费券，最低可享受62折优惠。优惠力度大，消费热情也高，但消费券一直发到12月，说明优惠不能停下来。随便去一家连锁快餐店询问客流量，服务员的回答多半还是较去年缩水明显，远未恢复常态水平。 是的，虽然对疫情的担忧不复存在，消费者的热情还是没能起来。 我有一位朋友，工作稳定，收入未受疫情影响。前几天，我问他今年的消费心态，他的回答是“必要的开支该花还花，不必要的能省就省”。 一叶知秋，谨慎消费，成为疫情之后很多消费者的典型心态。 这一年，人们见证了在家办公，见证了空荡荡的商业街，见证了亲友离职，见证了地摊热潮，又被6亿中国人月入千元的事实震惊，潜移默化之下，消费心理变得谨慎起来。反映到网络空间，消费主义受到抵制，炫耀型消费受到群嘲，消费贷款几乎人人谴责，节俭再次成为主流的叙事背景。 这种消费心理下，刺激消费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消费券的杠杆拉动效果喜人，电商大促数据也依旧动人，但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依旧乏力，增速虽于8月份转正，较去年同期仍有不小差距。 与此同时，疫情之下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转折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双循环战略作为舆论热点，过多地被讨论，反而很容易被简单看过。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思路迎来重大转折点，粗略地讲，可以理解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动后富、追求共同富裕”的路径转变。 国内大循环，简单理解就是推动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内消费。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并非消费大国，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依旧是促进消费。但此时促消费，已不仅仅是疫情之下保就业、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成为事关未来五年、十年发展大格局的顶层设计。 要让民众有钱花、敢花钱、有时间花钱，全面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做大做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成为题中之义，同时，压制消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大山必然要被一一搬去，推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激活服务消费潜力也势在必行。 为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展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受其影响。 房住不炒 疫情伊始，GDP一度陷入负增长，不少人预测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不少城市的房价也一度出现热炒迹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房住不炒真的很坚定，调控始终没能放松。 房子，一直承载着国人对家的期待，古往今来，无数人为杜甫的千古一问“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流泪；近二十年来，房子更是承载了民众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几乎全部期待。 2019年10月中下旬，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3万余个城镇居民家庭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自有率达到96%，其中，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房子，成为很多城镇家庭的主要资产，房价的持续上涨推动居民财富水涨船高。在一二线大城市中，以房价衡量的百万富翁比比皆是，千万富翁也不少见。但家庭主要资产集中于房地产的背后，对应的是金融资源向房地产大量积聚。 于是，房价涨跌，不仅关系到居民家庭资产，还关系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安全。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所称； “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何为灰犀牛？根据《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定义，灰犀牛事件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是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像是一头两吨重的犀牛，把牛角对准我们全速向我们攻击。” 一旦灰犀牛开始攻击，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我们能做的是提前防范风险。于房地产来讲，斩断房地产与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播链条依旧是未来的主线，房住不炒便是重要抓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指望“房住不炒”的基调会放松；未来十年里，也别期待买房投资还能带你走上致富快车道。所以，“房住不炒”对普通人的意义，在于扭转财富观念的紧迫性。若还抱着买房致富的理念，会错过下一场致富风口。 这段时间，亲友群中的投资理念开始分化，大部分人依旧认为财富升值只能靠买房，对“普通人不可能通过炒股赚钱”的血泪教训深信不疑；也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准备抓住股票市场的大风口。 孰对孰错，这里不做预判。但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把财富升值的全部期待都押注房地产，已经不合适了。 银行让利1.5万亿 这一年，银行从业者大概会颇感失望。 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不少人的职业安全感急剧下降，但银行从业者却终于体会到旱涝保收的好处。不过，“不懂藏拙”的上市银行一季报太过于靓丽（3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7%，其中18家实现两位数增长，而GDP同比下降6.8%），众人皆苦我独乐，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论调卷土重来。 不久，银行向实体让利1.5万亿的政策就出台了，接着银行降薪的传闻陆续出现，传闻虽陆续被辟谣，但重要的是信号意义：让利1.5万亿，短期看是疫情之下金融抗疫的有效措施，中长期看，可能也是金融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开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可何谓“服务实体经济”呢？鉴于“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言论由来已久，为金融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大概不能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除了提供服务外，还有让利之意。 金融业赚钱人尽皆知。但在大家的朴素认知中，中国金融业相较美国还是应该有很大差距的，毕竟人家是国际金融中心，美元是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可以辐射全球。可从数据上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比肩美国。当然，背后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论证“金融让利实体”的必要性。 金融让利实体，狭义讲是让利润，广义上还应包括“让人才”。 不久前，施一公教授在一次发言中称，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了经济管理学院，并感慨“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具体的比例或有争论，但金融业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却有目共睹。 早在十年前，高考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就已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没能缓解。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硬核科技、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空前，势必要引导优秀的人才回归实体。薪资是人才流动的最佳指挥棒，缩小金融与实业关键岗位的薪资差距是必然选择。 未来，控制金融业薪资增幅、提高制造业薪资水平，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或能有所缓解。 人才流动的分水岭能否出现，要靠时间来验证，但金融与实体的此消彼长，则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了。作为金融从业者，“金领”的光环还能保持多久呢？ 2021，你好啊 风起于青萍之末，2020年埋下的种子，可能会成为左右未来十年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 写作《万历十五年》时，黄仁宇曾在书中自问，“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并随即自答道，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用这种精神来回顾2020年，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信号与迹象。这些信号能否在更大的层面掀起波澜，现在自是无法断言，但于特定产业、特定机构而言，2020年的转折性意义毋庸置疑。 时光如白驹过隙，2020眼看就要过去。凡时光能带走的，谁也留不住；带不走的，将与我们一同迎接未来。对于未来，我们只能接受、无法拒绝，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肯定目前已取得的发展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内外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会议提出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认为政府可能不会设定明年GDP增速的具体目标。正如我们所期，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内需，还特别提出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具体措施包括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以及“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投资方面，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投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参见《2021-22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政策正常化，但不会急转弯 会议强调要保持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并没有提出宽松政策快速退出或去杠杆的显性要求。不过，会议仍明确传达出明年宏观政策要逐步正常化的信号，但同时要求政策操作“不急转弯”。会议将财政政策的表述调整为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并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我们预计明年官方预算赤字率会下降，不会发行特别国债，并降低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新增额度。会议将货币政策的表述调整为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并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以及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我们预计明年央行可能在下半年小幅上调政策利率，信贷增速放缓至10.8%，宏观杠杆率略有回落。值得注意的是，明年政策调整和去杠杆的力度相比2017-18年可能会温和得多，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防风险、反垄断、发展租赁住房市场 会议多次提到“防风险”，包括强调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以及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我们认为明年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会有所上行，企业违约可能会增加。此外，会议还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会议指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但要依法规范发展。政府计划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此外，会议重申房住不抄，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我们预计明年政府对开发商融资的监管依然会偏紧，整体房地产活动可能会承压。 创新与自主可控；碳达峰与碳中和 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其重点包括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以及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我们预计拜登上任后美国会维持目前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关键零部件获取的限制，中国也会继续增加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资。为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会议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未来几年政府可能加速推进一些结构性调整，比如继续显著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参见《十九届五中全会宏观解读》、《十四五规划有何可期？》）。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2021年政府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政策基调。和往年一样，本次会议未公布经济增长等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应会在明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正式公布。 经济工作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 在不确定性当中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在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内外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因此，会议要求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强调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比如稳就业、保民生等）。明年中国经济在低基数推动下有望迎来强劲的周期性反弹，我们认为政府对实现较快经济增长抱有信心，会更关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防控风险。考虑到今年低基数的显著扰动，而且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明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可能也会像今年一样不设定具体的GDP增速目标。不过，政府可能会明确提出较高的新增城镇就业目标。 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如我们所期，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科技创新，同时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会议特别提出要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会议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同时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我们认为可能包括汽车限购等），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以及“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包括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针对投资，政府要求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包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投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 政策正常化，但不会急转弯 政策宽松退坡，但要保持“必要”的支持力度。会议指出要保持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并没有提出宽松政策快速退出或去杠杆的显性要求。不过，会议仍明确传达出明年政策正常化的信号，比如要求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和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会议特别提出政策操作“不急转弯”，表明政策的正常化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财政政策：会议要求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而2020年两会的表述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这表明明年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可能会有所减弱，特别是考虑到今年的大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将在年底到期（瑞银证券估算规模为2.5-3万亿）。朝前看，我们预计明年官方预算赤字率会降到3%或以下（今年为3.7%；权责发生制），不会发行特别国债（今年发行了1万亿），同时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新增额度可能下降到3万亿左右（今年为3.75万亿）。不过，财政政策收紧对经济的影响应该有限，因为财政整顿主要体现在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到期，而其乘数效应本身较为有限。 货币和信贷政策：会议将货币政策的表述从两会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调整为“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此外，政府还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与之对应，会议指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两会时的表述为货币信贷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些都明确指向货币信贷政策的正常化。我们预计明年流动性环境会相对偏紧，明年下半年央行可能小幅上调政策利率，信贷增速可能会放缓到10.8%（今年11月为13.7%）。基于此，我们预计明年中国整体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会在今年上升25个百分点后下降2个百分点。不过，虽然明年杠杆率可能下降，但我们认为政策调整和去杠杆的力度相比2017-18年会温和得多。 防风险，反垄断。会议多次提到防风险，部分反映出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犹存，同时也体现出政策将逐步正常化。具体来看，会议强调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以及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实际上，随着部分宽松政策的退出（比如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于明年一季度末到期）、再加上融资环境收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会有所上行，企业违约可能会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国企和中小微企业相关债务。此外，会议还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近期政府也已加强了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尤其是涉足金融领域的企业）。具体而言，会议指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但要依法规范发展。政府计划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房地产政策聚焦租赁市场。会议重申房住不抄，同时重点提出发展租赁住房市场，以此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具体来看，土地供应可能会更多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同时，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可能会逐步具有同等权利。虽然会议并未明确提及私有住房市场，但我们预计明年政府对开发商融资的监管依然会偏紧，而且更多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可能会有所收紧，这将令房地产活动承压。不过，居民收入反弹、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等应能缓解部分下行压力。整体而言，我们预计明年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1-3%、新开工面积下降3-5%、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至1-3%。对于后者，老旧小区改造应能部分抵消开发商融资收紧的影响。 科技创新、碳中和、改革开放 首当其冲提高科技创新和产业自主可控能力。会议明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重点包括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美国在科技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对华态度可能依然偏强硬，拜登上任后可能会维持目前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关键零部件获取上的限制。不过，我们相信中国会继续显著增加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资，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强调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为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会议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与之对应，我们预计未来几年政府可能在能源领域加速推进一些新的举措和结构性调整，比如继续显著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2019年为15.3%，2030年目标为25%），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过去两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已明显提速，尤其是金融服务领域和资本市场。会议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并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我们预计政府可能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同时鼓励外资进入更多行业和国内市场。明年中国股票和债券进一步纳入全球基准指数、国债收益率依然可观，这都应有助于吸引更多境外证券投资流入，事实上近期相关流入规模已大幅增加。改革方面，会议重点强调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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