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朋友们： 30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经过早期的孕育、萌芽，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资本市场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在这里共聚一堂，就是为了一起回顾我国资本市场3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面向“十四五”的新起点上，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进一步凝聚智慧和力量，携手谱写新时代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一、资本市场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是党中央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实践探索。30年来，资本市场在改革中前进，在开放中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着力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市场体系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稳步提升，双向开放的深度广度日益拓展，市场生态的向好趋势持续巩固。目前，我国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均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为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30年来，我们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从服务国企改革起步，到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相继推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渐趋完备。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普及市场经济理念等重要功能日益得到各方认可，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深度持续拓展，在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国资国企改革和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30年来，资本市场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过21万亿元。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更加聚焦服务科技创新，通过改革推动要素资源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科创板开板以来，IPO融资金额已占同期A股的近一半，资本市场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明显增强。稳步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存续余额近16万亿元，融资工具品种不断丰富，有效拓宽了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平稳推出了90个期货期权品种，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功能有效发挥。 二是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30年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着力破除制约市场功能有效发挥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系统谋划和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落地。开创性地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行的制度性缺陷，为市场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持续推进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改革，在历经审批制、核准制等实践的基础上，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并稳步扩展至创业板，探索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高。紧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注重整体谋划、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实施《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12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交易、退市等关键领域的一揽子基础制度改革，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进一步增强。 三是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30年来，资本市场有力推动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大大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从沪市“老八股”和深市“老五股”上市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公司治理运行，坚决清理大股东占用和违规担保，持续推进市场化并购重组，今天上市公司已超过4100家，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实体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五成，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产业升级的“领跑者”，经济运行“晴雨表”的功能日益提升。 行业机构方面，1987年首家专业证券公司在深圳特区创立，行业发展迅速起步，机构数量、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但由于内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早期探索中积累了一些问题。我们采取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推进行业发展“三管齐下”的措施，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有效解决了长期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顽症痼疾，推动证券行业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证券公司业务种类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全面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基本建立，资本实力明显增强，“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文化理念逐步成为行业共识。期货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和专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企业年金等境内专业机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市场资金结构呈现趋势性改善态势。目前，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近19万亿元，权益类基金比重近两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近2.5万家，管理资产约16万亿元。 四是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形成。开放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开门办市场，坚持“引进来、走出去”一体推进，推动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建立健全QFII、RQFII制度，不断深化沪深港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并抓住“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机遇，开展与境外市场多种形式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这两年，我们坚决落实国家关于金融对外开放的进度安排，加快推进市场、产品和机构全方位开放。行业机构外资股比限制全面放开，沪伦通、中日ETF互通相继落地，A股纳入国际主流指数的比重稳步提升。境外投资者持股市值不断提升，外资连续3年保持净流入。原油、铜、铁矿石等期货品种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我们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系统性开放，看穿式监管等特色制度得到国际同行广泛认可，跨境监管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五是市场发展的法治根基不断夯实。法治兴，则市场兴。从最初依托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到公司法、证券法、基金法相继出台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修订完善，我们逐步建立了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体系，稳步将改革实践上升为制度规则，法治化运行的制度基础不断巩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新修订的证券法今年3月正式施行，在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大幅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刑法修正案（十一）刚刚获得审议通过，期货法立法取得重大进展。以证券法修订为契机，我们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有效涵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持股行权、先行赔付、多元纠纷化解、支持诉讼、代表人诉讼等关键领域环节，为1.7亿投资者更好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红利提供有力保障。在2019年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我国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排名大幅提升至第28位。 六是市场监管和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证券期货监管从最初的分散管理到1998年开始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我们坚守监管主责主业，持续完善查审分离体制，提升稽查执法效能，逐步形成了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互补充，会机关、派出机构、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监管执法体系。30年来，资本市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斗争中不断成长成熟，从早期果断处置“8.10”事件、“327”国债期货事件，到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到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有经验、也有教训。去年以来，面对极其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我们沉着应对，资本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30年来，我们坚持实事求是，顺应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手段与时俱进，动态完善。始终着眼于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力深化简政放权，持续加强监管透明度建设，推进科技监管，市场活力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稳步提高。30年来，在资本市场改革攻坚、风险防范、稽查执法等工作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锻造了一支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高素质专业化监管干部队伍，薪火相传、接续奋斗，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保障。 30年筚路蓝缕，30年砥砺奋进，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场开拓者和建设者大胆探索、锐意进取的结果，是市场各参与方和社会各界精心呵护、大力支持的结果，是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的结果。这里，我谨代表证监会党委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向所有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二、资本市场30年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发展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30年风雨探索、披荆斩棘，中国资本市场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积累的宝贵经验是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传承创新，为开启新征程积蓄充沛力量。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全面领导。我国资本市场白手起家，但仅用30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30年来，无论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紧要关头，还是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吃劲阶段；无论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冲击的艰难时刻，还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正常开市的重大抉择，资本市场之所以都能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归根结底在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践证明，只有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把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去谋划、去推动，才能够乘风破浪、攻坚克难、行稳致远。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站稳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立场，这是新时代资本市场践行初心使命的核心要义。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公众投资者群体，他们始终与资本市场共担风雨、共同成长。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直接关乎亿万家庭、数亿群众的切身利益，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监管人民性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发展、监管执法的全流程，要想投资者之所想，虑投资者之所忧，解投资者之所难，积极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改革的主线贯穿始终，改革的内容占据绝大多数。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实践证明，必须坚持用改革的方法破除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自我革新。改革不仅拉近了市场与监管的距离，改善了市场预期，也激发了系统干部职工的斗志和士气。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尊重市场首创精神，坚持依法治市，学习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把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金融本质上是经营和管理风险的行业。做好改革发展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体量、结构层次与发展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风险的传导机制更加隐蔽，突发性和传染性特征也更为突出，稍有不慎，容易形成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正确处理好稳与进、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努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持久战。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各方合力。实践证明，资本市场是一个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征的综合体，建设好、发展好资本市场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治供给的持续加强，离不开货币、财税、产业等领域政策的协同发力，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群策群力，离不开新闻舆论方面的引导监督和环境创造。我们提出“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着力推动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就是为了顺应资本市场规律，进一步聚合各方力量。去年以来，我们在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等方面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进展，靠的就是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系统观念，主动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协调，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加快形成各方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的良好治理生态。 三、乘势而上，开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30年春华秋实，30年风华正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经过30年的积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正在不断形成和巩固，实体经济潜力巨大、宏观环境总体向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旺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我国资本市场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资本市场发展也走过弯路、经历过坎坷，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离市场和投资者的期盼还有差距；市场结构还不尽合理，上市公司结构、投资者结构和中介机构结构仍需优化完善；监管能力提升依然任重道远，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健康的投资文化有待培育巩固，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倡导和弘扬；良性发展的市场生态需要持续涵养，完善资本市场治理还需久久为功。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两个大局”，更加自觉站位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聚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核心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积极贡献力量。 我们将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科学把握各层次股票市场定位，完善各板块差异化制度安排，继续规范发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场外市场，努力形成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我们将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们将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我们将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认真落实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争取各方支持，助力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 我们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着力健全市场风险的预防、预警、处置机制，努力维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全面贯彻“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稳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们将加快监管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科技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科技与监管深度融合。加快健全证券执法体制机制，提升证券执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我们将全面提升证监会系统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忠专实”的监管干部队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廉洁从政，加强全流程全链条的公权力监督制约，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文章来源：证监会）
第二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12月19日举行。本次论坛以“预见正在发生的未来”为主题，汇聚“光华思想力”研究成果与光华各项目创新思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了主题演讲。 “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 刘俏在演讲中说，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判断。 刘俏分析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五大趋势：趋势之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最重要动能；趋势之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趋势之三，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趋势之四，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趋势之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他表示，这五大趋势很大程度会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需求情况，从而驱动产业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刘俏： 大家早上好。刚才主持人介绍到光华管理学院在2019年有40多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被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底层报告。这个成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起到相当有分量的促进作用，其中很多提法反映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文稿里面，纲要文件里面也会有所体现。 我简单结合今天的论坛主题，把这里面重要的几个结论或者说是几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大趋势提纲挈领分析一下。 2035年的远景目标，总书记讲的非常清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分析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应什么状态时，很自然会从人均GDP的角度分析。2019年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用人均GDP衡量、购买力平价等国际通用的可比较的指标来做了一些较为仔细的测算。从经济总量意义上来讲，大致到2035年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均GDP也翻一番。这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理解未来5至15年发展的大致的数量基础。 届时，我们达到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达到3.5万国际元，大概对应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在本世纪初的水平。我们可以基于这一基础来倒推现在以及未来15年的时间，应该设定什么目标、寻找什么的大的趋势。 趋势一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最重要动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时候，提到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我们未来的第一大趋势，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 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面，中国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增长速度，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增速。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理论来解释，过去的增长主要是靠人口红利，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资本大量投入，这里面有很多在金融体系各方面的创新。同时因为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所以说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保持很高增速。基本上天时地利人和，都齐聚在过去40来年的一个阶段里面。 大家看到2010年开始，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了下来，接近2%左右。在工业化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容易，但是工业化结束之后，在服务业、第三产业主导的背景下，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变得比较困难。这是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如果以2035年为锚定年份，届时如果要实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 ）水平达到美国的65%，那么未来15年中国年均TFP增速需要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保持2.5%到3%的增速水平，这个挑战比较艰巨。“十四五”规划不管是建议还是纲要草案，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多的反映。 从四大优势发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 全要素生产率最坚实的来源是什么？不可能通过经济政策，而是需要从供给端、需求端综合改革来形成。应该说，经过在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还有四个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利的比较优势。 第一个是有“再工业化”的可能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中国在进行产业数字化转型，本身意味着通过数字化转型方式再进行一次工业化。这本身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最坚实的来源。 第二，“再工业化”需要的基础设施，我们把它叫“新基建”，这里面大量的投资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坚实的增长。 第三，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现在制造业占到GDP的27%-28%。未来5到10年在一定比例上保持稳定份额。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也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带来空间。 最后也是最可靠的一点，毕竟还有非常开阔的改革开放的红利可以释放。因为现在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深入，如果能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这里面蕴含着广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空间。可能未来5到15年在这方面将会看到很多变化。 趋势二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第二个趋势也是分析过程中感受比较深的一点，未来5到15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将艰难但很顽强地向上游迈进。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较高，中间品的进口、出口，参与度非常高，这表明我们依赖全世界，同时表明全世界依赖我们。这是好消息。另外一方面，在中间品或者是价值链里面，我们还是相对于处于中下游，比较依赖国外的供应商。 根据麦肯锡去年对中国很多关键领域的对外进口依赖度做出测算，这份报告显示，我们供应链、产业链方面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不是那么坚实，也不是那么安全。未来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方面需要有所作为。现在按照上游程度来衡量，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其实得分并不是特别高。 价值链上游程度=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标）-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下游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40个主要开放经济的平均位置是0.04，美国是0.29，明显处于上游。而我们的位置偏中下游。在国际循环日益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未来5到15年怎么改变我国的价值链位置是很重要的工作。 趋势三 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 第三点给大家简单提一下，因为讲到“十四五”规划，特别提到新发展格局。这里面特别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什么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消费基础作用？我们做了对OECD的国家大样本做统计分析：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与外贸依存度之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国家随着人均GDP的提升自然而然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降下来，这是大国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中国也大致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我国出口在2006年曾占GDP36%，2019年已降到18%了，未来5到15年时间还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制造，中国的生产可能更大比例是服务于国内市场。怎么形成国内的强大市场，怎么促进消费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是未来可能需要思考的问题。整体上看，现在的居民消费率比较低。 展望2035年会有这判断，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随着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的发挥，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9%提升到接近60%，其中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44%提升至60%。这意味着经济社会产业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发生。 趋势四 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 第四个趋势是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关的。因为《建议》中，大家特别注意到非常关键的提法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效市场理解方式很多，我个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建立有效市场，最大的着力点是在于形成强大的市场价格决定机制，使得价格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提升投资效率。 中国本身有很广阔的投资空间。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投资阶段，目前人均的资本存量仍然只是发达国家平均的40%左右，未来有非常多的投资机会。 同时我们看到，城镇化本身带来投资机会。《建议》提到投资的关键作用。那么，关键作用怎么发挥？前提是有效配置，把投资配置到应该去的地方，应该去的城市、行业或者新型领域。现在主要问题是投资效率不高，投资布局不够合理，存在典型的资源错配的情况。 我们研究也发现，投资效率不高将带来宏观杠杆率比较高。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对城镇化很憧憬，但是从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一项分析看，到目前为止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不足的。这个是经济意义上的不足，实际人口远远低于理想的人口。理想人口规模有利于新行业崛起，有利于投资效率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有效市场，需要有价格的锚把资源配置到能产生收益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意义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强调中国需要有一个REITs市场，需要有股票市场的重要原因。 趋势五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最后一个趋势是更重要的、更长期的，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现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分配给居民部分是偏低的，我们测算只有大约43.3%，也就是一年一万美元的GDP里面，可支配收入只有三万人民币，美国这个数据大概是63%。这导致居民部门在消费方面的潜力意愿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第二是分配不公平程度，虽然没有再加剧，但是水平仍比较高。 未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提升居民收入分配在国内产出中的占比，以及降低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这在《建议》里面有非常多的体现。 这里面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光华思想力课题组预测了一下2035年长期的远景目标的规划：农业占比仅为3%左右，就业人口降到6%左右，这意味着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将会有超过20%的就业人口完成重新配置，需要配置到高端的制造业或者高端的服务业。这里面有很多的基础性工作要做。他们待下来之后，他们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我们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前置条件。 我再举个例子，根据光华思想力的测算，我国目前城市化率是60%左右，到了2035年会达到75%甚至80%左右。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未来可能有将近4亿人会寻求在城市住下来。他们去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思维模式创新，需要通过具体改革来促成。 未来5到15年，我们将看到历史上最大的城乡协同互动，大面积的劳动力重新配置，这背后金融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应的建设，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上述五个趋势很大程度会决定我们未来需求的情况，从而驱动产业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2020年，我们邂逅了不止一个黑天鹅。新冠疫情是第一个，它创造了一个容易引发黑天鹅的环境，又孕育出更多的黑天鹅，使得2020变得如此不同：每个人、每家机构、每个国家，都受其影响。 刺激消费 2020年，消费刺激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但激活消费也变得愈发困难，不仅仅是部分消费者的钱包受到影响，更为普遍的是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变化。 2020年6月，北京推出了餐饮消费券，最低可享受62折优惠。优惠力度大，消费热情也高，但消费券一直发到12月，说明优惠不能停下来。随便去一家连锁快餐店询问客流量，服务员的回答多半还是较去年缩水明显，远未恢复常态水平。 是的，虽然对疫情的担忧不复存在，消费者的热情还是没能起来。 我有一位朋友，工作稳定，收入未受疫情影响。前几天，我问他今年的消费心态，他的回答是“必要的开支该花还花，不必要的能省就省”。 一叶知秋，谨慎消费，成为疫情之后很多消费者的典型心态。 这一年，人们见证了在家办公，见证了空荡荡的商业街，见证了亲友离职，见证了地摊热潮，又被6亿中国人月入千元的事实震惊，潜移默化之下，消费心理变得谨慎起来。反映到网络空间，消费主义受到抵制，炫耀型消费受到群嘲，消费贷款几乎人人谴责，节俭再次成为主流的叙事背景。 这种消费心理下，刺激消费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消费券的杠杆拉动效果喜人，电商大促数据也依旧动人，但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依旧乏力，增速虽于8月份转正，较去年同期仍有不小差距。 与此同时，疫情之下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转折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双循环战略作为舆论热点，过多地被讨论，反而很容易被简单看过。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思路迎来重大转折点，粗略地讲，可以理解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动后富、追求共同富裕”的路径转变。 国内大循环，简单理解就是推动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内消费。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并非消费大国，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依旧是促进消费。但此时促消费，已不仅仅是疫情之下保就业、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成为事关未来五年、十年发展大格局的顶层设计。 要让民众有钱花、敢花钱、有时间花钱，全面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做大做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成为题中之义，同时，压制消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大山必然要被一一搬去，推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激活服务消费潜力也势在必行。 为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展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受其影响。 房住不炒 疫情伊始，GDP一度陷入负增长，不少人预测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不少城市的房价也一度出现热炒迹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房住不炒真的很坚定，调控始终没能放松。 房子，一直承载着国人对家的期待，古往今来，无数人为杜甫的千古一问“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流泪；近二十年来，房子更是承载了民众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几乎全部期待。 2019年10月中下旬，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3万余个城镇居民家庭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自有率达到96%，其中，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房子，成为很多城镇家庭的主要资产，房价的持续上涨推动居民财富水涨船高。在一二线大城市中，以房价衡量的百万富翁比比皆是，千万富翁也不少见。但家庭主要资产集中于房地产的背后，对应的是金融资源向房地产大量积聚。 于是，房价涨跌，不仅关系到居民家庭资产，还关系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安全。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所称； “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何为灰犀牛？根据《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定义，灰犀牛事件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是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像是一头两吨重的犀牛，把牛角对准我们全速向我们攻击。” 一旦灰犀牛开始攻击，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我们能做的是提前防范风险。于房地产来讲，斩断房地产与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播链条依旧是未来的主线，房住不炒便是重要抓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指望“房住不炒”的基调会放松；未来十年里，也别期待买房投资还能带你走上致富快车道。所以，“房住不炒”对普通人的意义，在于扭转财富观念的紧迫性。若还抱着买房致富的理念，会错过下一场致富风口。 这段时间，亲友群中的投资理念开始分化，大部分人依旧认为财富升值只能靠买房，对“普通人不可能通过炒股赚钱”的血泪教训深信不疑；也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准备抓住股票市场的大风口。 孰对孰错，这里不做预判。但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把财富升值的全部期待都押注房地产，已经不合适了。 银行让利1.5万亿 这一年，银行从业者大概会颇感失望。 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不少人的职业安全感急剧下降，但银行从业者却终于体会到旱涝保收的好处。不过，“不懂藏拙”的上市银行一季报太过于靓丽（3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7%，其中18家实现两位数增长，而GDP同比下降6.8%），众人皆苦我独乐，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论调卷土重来。 不久，银行向实体让利1.5万亿的政策就出台了，接着银行降薪的传闻陆续出现，传闻虽陆续被辟谣，但重要的是信号意义：让利1.5万亿，短期看是疫情之下金融抗疫的有效措施，中长期看，可能也是金融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开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可何谓“服务实体经济”呢？鉴于“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言论由来已久，为金融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大概不能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除了提供服务外，还有让利之意。 金融业赚钱人尽皆知。但在大家的朴素认知中，中国金融业相较美国还是应该有很大差距的，毕竟人家是国际金融中心，美元是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可以辐射全球。可从数据上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比肩美国。当然，背后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论证“金融让利实体”的必要性。 金融让利实体，狭义讲是让利润，广义上还应包括“让人才”。 不久前，施一公教授在一次发言中称，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了经济管理学院，并感慨“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具体的比例或有争论，但金融业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却有目共睹。 早在十年前，高考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就已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没能缓解。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硬核科技、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空前，势必要引导优秀的人才回归实体。薪资是人才流动的最佳指挥棒，缩小金融与实业关键岗位的薪资差距是必然选择。 未来，控制金融业薪资增幅、提高制造业薪资水平，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或能有所缓解。 人才流动的分水岭能否出现，要靠时间来验证，但金融与实体的此消彼长，则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了。作为金融从业者，“金领”的光环还能保持多久呢？ 2021，你好啊 风起于青萍之末，2020年埋下的种子，可能会成为左右未来十年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 写作《万历十五年》时，黄仁宇曾在书中自问，“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并随即自答道，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用这种精神来回顾2020年，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信号与迹象。这些信号能否在更大的层面掀起波澜，现在自是无法断言，但于特定产业、特定机构而言，2020年的转折性意义毋庸置疑。 时光如白驹过隙，2020眼看就要过去。凡时光能带走的，谁也留不住；带不走的，将与我们一同迎接未来。对于未来，我们只能接受、无法拒绝，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肯定目前已取得的发展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内外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会议提出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认为政府可能不会设定明年GDP增速的具体目标。正如我们所期，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内需，还特别提出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具体措施包括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以及“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投资方面，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投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参见《2021-22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政策正常化，但不会急转弯 会议强调要保持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并没有提出宽松政策快速退出或去杠杆的显性要求。不过，会议仍明确传达出明年宏观政策要逐步正常化的信号，但同时要求政策操作“不急转弯”。会议将财政政策的表述调整为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并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我们预计明年官方预算赤字率会下降，不会发行特别国债，并降低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新增额度。会议将货币政策的表述调整为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并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以及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我们预计明年央行可能在下半年小幅上调政策利率，信贷增速放缓至10.8%，宏观杠杆率略有回落。值得注意的是，明年政策调整和去杠杆的力度相比2017-18年可能会温和得多，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防风险、反垄断、发展租赁住房市场 会议多次提到“防风险”，包括强调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以及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我们认为明年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会有所上行，企业违约可能会增加。此外，会议还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会议指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但要依法规范发展。政府计划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此外，会议重申房住不抄，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我们预计明年政府对开发商融资的监管依然会偏紧，整体房地产活动可能会承压。 创新与自主可控；碳达峰与碳中和 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其重点包括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以及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我们预计拜登上任后美国会维持目前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关键零部件获取的限制，中国也会继续增加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资。为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会议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未来几年政府可能加速推进一些结构性调整，比如继续显著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参见《十九届五中全会宏观解读》、《十四五规划有何可期？》）。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2021年政府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政策基调。和往年一样，本次会议未公布经济增长等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应会在明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正式公布。 经济工作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 在不确定性当中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在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内外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因此，会议要求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强调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比如稳就业、保民生等）。明年中国经济在低基数推动下有望迎来强劲的周期性反弹，我们认为政府对实现较快经济增长抱有信心，会更关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防控风险。考虑到今年低基数的显著扰动，而且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明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可能也会像今年一样不设定具体的GDP增速目标。不过，政府可能会明确提出较高的新增城镇就业目标。 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如我们所期，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科技创新，同时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会议特别提出要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会议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同时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我们认为可能包括汽车限购等），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以及“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包括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针对投资，政府要求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包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投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 政策正常化，但不会急转弯 政策宽松退坡，但要保持“必要”的支持力度。会议指出要保持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并没有提出宽松政策快速退出或去杠杆的显性要求。不过，会议仍明确传达出明年政策正常化的信号，比如要求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和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会议特别提出政策操作“不急转弯”，表明政策的正常化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财政政策：会议要求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而2020年两会的表述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这表明明年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可能会有所减弱，特别是考虑到今年的大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将在年底到期（瑞银证券估算规模为2.5-3万亿）。朝前看，我们预计明年官方预算赤字率会降到3%或以下（今年为3.7%；权责发生制），不会发行特别国债（今年发行了1万亿），同时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新增额度可能下降到3万亿左右（今年为3.75万亿）。不过，财政政策收紧对经济的影响应该有限，因为财政整顿主要体现在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到期，而其乘数效应本身较为有限。 货币和信贷政策：会议将货币政策的表述从两会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调整为“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此外，政府还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与之对应，会议指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两会时的表述为货币信贷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些都明确指向货币信贷政策的正常化。我们预计明年流动性环境会相对偏紧，明年下半年央行可能小幅上调政策利率，信贷增速可能会放缓到10.8%（今年11月为13.7%）。基于此，我们预计明年中国整体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会在今年上升25个百分点后下降2个百分点。不过，虽然明年杠杆率可能下降，但我们认为政策调整和去杠杆的力度相比2017-18年会温和得多。 防风险，反垄断。会议多次提到防风险，部分反映出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犹存，同时也体现出政策将逐步正常化。具体来看，会议强调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以及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实际上，随着部分宽松政策的退出（比如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于明年一季度末到期）、再加上融资环境收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会有所上行，企业违约可能会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国企和中小微企业相关债务。此外，会议还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近期政府也已加强了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尤其是涉足金融领域的企业）。具体而言，会议指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但要依法规范发展。政府计划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房地产政策聚焦租赁市场。会议重申房住不抄，同时重点提出发展租赁住房市场，以此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具体来看，土地供应可能会更多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同时，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可能会逐步具有同等权利。虽然会议并未明确提及私有住房市场，但我们预计明年政府对开发商融资的监管依然会偏紧，而且更多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可能会有所收紧，这将令房地产活动承压。不过，居民收入反弹、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等应能缓解部分下行压力。整体而言，我们预计明年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1-3%、新开工面积下降3-5%、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至1-3%。对于后者，老旧小区改造应能部分抵消开发商融资收紧的影响。 科技创新、碳中和、改革开放 首当其冲提高科技创新和产业自主可控能力。会议明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重点包括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美国在科技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对华态度可能依然偏强硬，拜登上任后可能会维持目前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关键零部件获取上的限制。不过，我们相信中国会继续显著增加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资，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强调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为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会议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与之对应，我们预计未来几年政府可能在能源领域加速推进一些新的举措和结构性调整，比如继续显著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2019年为15.3%，2030年目标为25%），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过去两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已明显提速，尤其是金融服务领域和资本市场。会议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并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我们预计政府可能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同时鼓励外资进入更多行业和国内市场。明年中国股票和债券进一步纳入全球基准指数、国债收益率依然可观，这都应有助于吸引更多境外证券投资流入，事实上近期相关流入规模已大幅增加。改革方面，会议重点强调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
根据1药网最新的Q3财报，公司上市以来连续8个季度实现近100%的营收增长。其中，2018年3季度同比增速是100%，2019年3季度是123%，2020年3季度是112.8%，这意味着1药网是二级市场极少数穿越3个财年实现连续翻倍增长的上市企业。 对比2017年第3季度，1药网3年增长了9.5倍，这是典型的指数型增长。在1药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于刚看来，3年增长9.5倍的背后，除了行业正值高速发展期，也离不开对科技的拥抱和精细化的管理。 拥抱资本市场 规模效应致边际成本递减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1药网作为1号店的子频道开创了网上药店的先河，2012年作为1药网开始独立运营，2016年推出了互联网医院“1诊”，2017年推出了面向中国52万家药店的“1药城”，迄今为止已满10年。 2018年以来，随着医药分家加速推进，处方药外流趋势愈发明显，各路玩家纷纷涌入万亿级互联网医疗市场，带来残酷的竞争与厮杀，也加速了1药网的发展。 2018年9月，于刚和搭档刘峻岭带领1药网拥抱了资本市场，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中国互联网医药健康行业赴美上市第1股；利用募集资金加大研发投入、战略投资等带来的领先优势，1药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们的使命是用数字科技将患者和药品及医疗健康服务进行有机连接。我们希望利用在数字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智能供应链、云服务解决方案、大数据等为生态圈里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患者、医生、医院、药企、药店、保险等赋能。”于刚告诉记者，公司将不遗余力的在智能供应链、数字化研发创新等科技领域投入资源，聚焦全渠道药品商业化，以及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战略，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字化医药健康平台。 据悉，为了保持在新战略中增长机遇的持续投资，1药网此前在财报中披露，将推动子公司壹药网耀方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同时，引入新投资者注资约人民币4.2亿元，为加速增长提供充足资源。 过去的一个季度，1药网的毛利率大幅提升，其中B端的毛利率提升了4倍，在于刚看来，除了规模化带来的红利以外，收入结构也随着客户粘性增强发生变化。 “规模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红利逐渐显现。随着药企直供的比例提升，采购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现在我们已经跟300多家药企达成战略直供合作，直采把很多中间环节去掉，所以采购成本也下降了。随着我们的规模扩大，也吸引了更多的药企找我们合作。”于刚表示，公司的商品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以前公司会用一些价格更加敏感的流通品吸引客户，随着用户粘性增强，公司的商品结构变化显著，流通品占比逐步下降，毛利更高的产品贡献度不断上升。 通过数字技术和智能供应链的驱动，1药网的整体运营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库存周转下降到30天左右，上游应付账款账期约40天，周转30天，应收几乎是实时的。所以我们现金流很好，当季就产生了2500万元的正向现金流。”于刚对记者表示道。 效率提升还体现在续方率上，1药网通过CRM系统，给患者打了一百多个标签进行分类管理，并将患者和药师、医生连接起来。比如通过CRM系统给糖尿病的患者提示各种发病的症状、新的治疗方法和新药、饮食运动的注意事项、用药提醒等等，糖尿病患者的续方率从原来的从30%左右提升到70%。 效率的提升还直接带来履单成本的下降。“我们前期投入大量的仓储、物流设施，包括一些智能化的设施，随着规模越大，成本递减越明显。一方面规模和品牌吸引大量国际知名药企来合作，直采让采购成本迅速下降；另外仓库物流成本，也随着规模化和精细化管理越来越低，履单成本下降的趋势还会继续。”于刚对记者称。 盈利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对于盈利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但现阶段对我们来说，市场时机太好，我们认为既然资金不成问题，团队执行力也非常强，现在就需要迅速扩大规模，扩大我们的客户群，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享受我们的服务。”关于盈利时间表，于刚对记者表示道。 我们的使命是用数字科技把患者和药品、医疗服务有机连接起来。我们希望成为药企药品全渠道商业化的首选合作伙伴。我们的B2C、B2P2C（通过药店服务患者）、B2D2C（通过医生服务患者），全渠道联合起来，能触达几亿人，于刚说道。 未来的数字化战略中，于刚认为，智能供应链服务药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未来我们会和上千家的药企达成战略直供。通过我们的供应链集成，我们为药企提供数字营销、患者管理、线上线下渠道和价格管理，为药企提供大数据的洞察等等服务。 对于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药健康行业的发展，于刚认为无论是否有疫情都不能阻碍它快速发展。“过去10年、未来10年大健康行业都是以超过GDP一倍的速度在增长，且未来10年会超过房地产和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 “具体而言，未来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药健康解决方案一定是一个趋势，未来所有的医药健康解决方案都是部分线上、部分线下，两者不可或缺。未来我们也会完善医+药+支付布局，形成完整的闭环。未来医患管理平台是一个标配，每个人都会感觉我有一个私人医生。” 对于这些年在资本市场取得的成就，于刚坦言，“1药网是一颗贝壳里的明珠，迟早会被大家看到和认可，我们的价值也会被认可。公司短期市值高低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现金流很好，发展非常健康。我们一直聚焦在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和顾客体验上。只要顾客体验好，我们的企业会持续的基业常青。”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30周年的感受，于刚表示：“中国的资本市场，我认为这些年来还是非常创新的，上了不少的板块，有的板块非常好，监管创新的思维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赞赏和推崇的。科创板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举措，整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帮助大量中国的科技企业实现创新，推动了中国产业的转型。大浪淘沙，一定会有一些企业在这个市场胜出。总的来讲资本市场是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作用。”
2020年12月4日，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和《华夏时报》共同主办的“脱贫：媒体、企业的温度和力量”——第十三届（2020）人民保险中国经济媒体高层峰会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举行。行业资深专家学者、主流财经媒体总编辑、企业高管等共聚一堂，深入探讨媒体、企业在脱贫攻坚、公益慈善事业中如何发挥作用，分享优秀扶贫公益案例，助力中国公益财经事业新发展。著名财经评论家、华夏传媒CEO水皮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经济媒体峰会已举办八年，共十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为公益，这与过去都不同，而这与我们的时代变迁、新旧媒体转折有很大关系。”媒体具有天然的公益属性，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间，它扮演着趋利避害、引导国家平稳前行的瞭望者角色。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之下是一场成功的战役，媒体的公益属性也因此在这一年特别突出。对此，水皮谈到：“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完成了扶贫脱困、环保、化解金融风险的三大任务，以三年为期，今年实际上是收官之战。同时，这很有可能构成我们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中国经济也可能由过去的下行调整周期转变成上行周期。”此外，对于企业在疫情期间所发挥的作用，水皮先生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在今年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中国的企业的确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市场主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稳定了市场的运营、社会的运营。”水皮说。此外，对于企业的公益付出，水皮也给予了中肯评价：“在我们梳理的百强榜中，我们发现从国企到民企，从大企业到小企业，真的是体现了我们拳拳的公益之心、爱心，付出不在大小，而在于认识。”具体到《华夏时报》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凸显公益主题的，水皮认为，作为中国残联举办的主流媒体，《华夏时报》本就以弘扬人道主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民生发展为办报宗旨，在今年下半年版面的调整上开始聚焦企业的公益案例，每期有3到4个版面介绍公益项目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加强相互交流与传播，让我们的公益投资、公益项目投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据水皮介绍，《华夏时报》将从今年开始编制《公益财经百强榜》，“我们希望能够高举公益财经这个大旗，把中国企业的正能量做更好的传播。”水皮说。
2021年宏观环境将在经济弱复苏和政策缓退坡中拉锯。内外需共振将支撑消费与出口，终端需求与产业升级进一步推升制造业景气周期，而以地产、基建为代表的传统投资动能维持韧性。在海外复苏和内部创新与需求改革驱动下，传统制造与新经济动能将齐头并进，恰如红日东升，其道大光。 摘要： 2021年，后疫情阶段的复苏逻辑和“十四五”开年政策红利将构成宏观经济运行主线，全年经济节奏前高后低，环比动能上半年强于下半年，全年实际增速在9%左右。 宏观复苏之旅，我们看好三道风景线：可选消费、出口、新能源。而结构性的政策红利，我们看好十四五政策的五条潜在主线：绿色环保、人口和医疗、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土地改革、城市群整合与新基建。 结构角度，复苏引擎将呈现内外需求共振，新旧动能齐行的格局： 投资：地产投资，在三道红线下开始去库存、去杠杆，有望开启竣工周期，项目因素与稳杠杆制约基建增速大幅上行，内外需求共振复苏将带动新一轮制造业景气周期。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速在9%左右。 消费：经济常态化最后一环，看好可选消费景气修复。2021年随着居民与企业收入回升，将引发需求的内生修复和消费信心的改善。我们预估全年社零增速在14%左右，修复空间角度，必选消费维持韧性，可选消费部分分项仍大有可为。 出口：上半年高景气，下半年缓步回落，全年增速7%左右。2020年我们看到全球疫情发展与贸易份额的变动具有直接关联，供给替代逻辑占据主导，2021年供给替代逻辑在上半年仍将延续，传统制造与高端装备的全球市场份额挤占表现都更具持续性。 2021年通胀条件相对温和，难现高通胀，通胀环境尚不是货币政策掣肘。2021年非食品项通胀和核心通胀才是实体通胀水平的核心关注点。预计全年CPI同比+1.7%，PPI同比+2.0%，形态上在Q2达到高点，Q3出现回落，Q4再现小反弹。 2021年金融条件将呈现信贷趋紧，流动性中性。我国宏观杠杆率在2020年上升约25个百分点，2021年稳杠杆要求下，我们预计M2增速维持在8%-10%之间，社融增速大约放缓至11%-12%，新增社融34万亿左右，结构上信贷趋紧，政府债券小幅回落，表外有所压降。 2021年政策环境将呈现“财政支撑不弱，货币维持中性”的状态： 预计2021 年预算赤字从3.6%以上回到3-3.5%区间，同时不再发行特别国债。另外，新增专项债限额从3.75万亿收缩至3.5万亿左右。虽然整体政策边际退出，但鉴于分母端回升，叠加财政资金的沉淀，整体财政支撑作用仍然较强。 货币政策依然定调稳健，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保持适度灵活，呈现“价稳量控”的特征。2021年全面降准、调整政策利率的概率都不高，但窗口指导信贷投放节奏和方向将成为常态。整体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2021H2存在边际趋松的可能。 正文 1.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展望：内外共振，拉动新一轮制造景气周期 2021年后疫情阶段复苏逻辑和“十四五”开年政策红利将构成宏观经济运行主线，全年经济将在经济弱复苏和政策缓退坡的拉锯之中运行，节奏前高后低，环比动能上半年强于下半年，全年实际增速在9%左右。 我们预计2021年上半年是消费和制造业全面修复的时间。随着国内外疫苗使用普及，零星的疫情对经济影响边际愈来愈弱。与欧、美一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幅上升，为后续消费恢复奠定坚实基础。从环比的角度来看，预计2021年二、三季度我国社零将恢复常态。在总量增速回升过程中，结构方面我们看好制造业景气周期的开启。制造业景气将在内外共振之中，上半年延续修复，下半年重拾产业升级。上半年在出口高景气、消费修复之中，制造业整体景气度仍将抬升，下半年结构性的政策红利将惠及产业链现代化。 我们看好宏观复苏之旅的三道风景线：可选消费、出口、新能源。而结构性的政策红利，我们看好十四五政策的五条主线：绿色环保、人口和医疗、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土地改革、城市群整合与新基建。 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我们认为有三个特征，经济复苏结构走向均衡，弱补库趋势明显，服务业与消费距离常态化仍有复苏空间： 6月以来，经济景气指数持续回升，营收上修，补库出现苗头。经济内部复苏走向更加均衡的结构，传统投资与新经济动能均出现改善。从历史上最近的三轮库存周期可以看出，我们的景气度跟踪指标能明显领先库存（产成品存货增速）和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动2-3个月左右，整体行业景气度连月的回升提示新一轮库存周期正在到来（图2）。 复苏未来仍有一些空间，当前有近七成行业景气度在改善，但距离疫情前仍有半数行业未回归常态，39个行业中， 18个行业（占比46%）景气度好于2019年四季度（图3、4）。周期行业边际改善放缓，中游和下游消费以及部分下游制造加速上行，其中：1）地产、基建产业链：维持高景气，但环比动能趋缓；2）出口相关的可选消费链条改善显著：特别是家具、家电、机械、汽车行业。 我们认为2021年的复苏之旅，消费、出口依然是内生性需求拉动的重点，投资端我们更加看好制造业投资的回升，复苏引擎将由内外共振和产业升级带动。长期视角下，在“需求侧改革”的背景中，加强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人口生育政策放开都将利于消费中枢的回升，相较于传统投资，新基建的地位也将进一步上升。终端需求的格局变化，将促进制造业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开启。 2.2021年复苏引擎展望：内外需求共振，新旧动能齐行 2.1．投资：旧经济扛鼎，新经济崛起 2.1.1．房地产：三道红线下开始去库存、去杠杆，竣工周期有望开启 土地端，成交热度渐渐下降，土地购置费的贡献有望延续到2021年上半年。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供地意愿较强，一二季度也有较多城市延长了对于土地成交的缴款期限等。叠加开发商资金来源充足，开发商补库存意愿较强，拉动土地成交快速回升。而实际的土地成交，将滞后大概半年形成土地购置费，贡献到房地产投资中。因此，虽然从三季度开始，对于房地产的管控在边际升级，但是土地购置费仍然在滞后形成土地购置费，对投资带来支撑。土地购置费对于投资的贡献有望延续到2021H1。 施工端，开发商将加快竣工结算，加快去杠杆。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拿地和开工预售可以帮助开发商迅速扩张规模，获取更大规模的融资支撑，从而在规模排位赛上获取先机。而竣工更像是一种受到合同约束的“义务”，并不能够帮助扩张规模，但确是开发商确认收益、降杠杆的关键一环。因此，过去两年竣工一直不及预期，是因为开发商将资源倾斜到前端的拿地和开工。而年内8月份以来，央行开始对开发商进行“三道红线”管控，开发商要“降杠杆”，不得不开始加快竣工进度、将在建工程确认为收益。在前期开发商主要将资金倾斜到拿地及新开工端，参与规模排位赛。在“去杠杆”周期中，开发商将加快竣工结算，结转业绩确认收入，加快降杠杆。竣工端的加强，也将继续支撑开发投资。 预计竣工增速在2021年将持续提升，对房地产投资带来较强支撑。10月竣工单月增速从9月的-17.7%快速反弹至5.9%，而且还是在2019年10月份竣工的单月增速较强的基础上出现的反弹。随着房地产进入去杠杆的小周期内，预计2021年开发商进行竣工结算的动力也较强。虽说新开工的动力可能会下滑，但是竣工端的修复也将对房地产投资带来较强的支撑。 2.1.2．基建：增速基本触顶，专项债规模下行 2020年相关政策频出，基建增速却不达预期。2020年，针对于基建出台了多项刺激政策：专项债扩容至3.75万亿（2000亿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专项债可用作资本金+重点项目资本金比例下调；从专项债投向来看，确实从房地产，转向了以投向基建项目为准。但是基建增速持续不达预期，1-10月广义基建累计增速3.01%，相对上月增加0.59个百分点，单月增速从上月的4.8%反弹至7.3%。但是，2019年10月广义基建增速的基数较低，单月增速从9月下滑了4.9个百分点至2%，因此基数效应为基建增速的反弹提供了一定的贡献。我们认为基建投资不及预期的原因主要源自地方政府换届和项目缺失，二者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制约了基建投资的上行。分项目来看，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年内的增速较强，表现好于铁公基及水利公共设施建设。 年内专项债发行基本结束，前10月共发行3.54万亿元，剩余2000亿元将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据财政部数据，截至10月底，新增专项债券发行35466亿，完成全年下达额度35500亿元的99.9%。另外还有2000亿元新增专项债将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 基建对冲经济的紧迫性下降，预计增速基本触顶。2021年，预计专项债发行规模略微下滑，但是难以出台更一步的配套刺激政策。经济内生动能在逐步提升，房地产投资仍然韧性十足，基建对冲的紧迫性在下滑。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仍然有压力，企业盈利仍处于爬坡过程，而土地市场开始转冷。 2.1.3．制造业：内外需求共振复苏有望带动新一轮制造业周期 制造业持续复苏，三季度开始低技术链条制造业投资开始发力。二季度内，制造业中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和产业升级链条表现较好，主要是受到了政策支撑。三季度开始，随着经济内生动能不断修复，海内外修复共振修复，低技术链条的纺服化工、上游有色、食品产业链条的投资加快修复，而高技术链条和产业升级的复苏动能则相对放缓。 海内外需求复苏有望共振，制造业复苏进程尚未结束。从领先的景气度指标来看，10月的新出口订单PMI和在手订单PMI继续上行，新订单PMI也维持在历史高位。随着国内可选消费修复，吃穿住行的需求在回升，预计食品、低技术消费链条的修复将持续。而传统周期也再次发力，上游黑色和有色链条仍有支撑。海外新一轮刺激计划有望出台，持续支撑我方出口。CPI-PPI剪刀差也在缩窄，有望进一步推动企业盈利修复。2021年制造业将会在海内外需求复苏共振下，进入新一轮周期。 2.2．出口：上半年高景气，全年保持韧性 2020年国内出口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特别是出口自年中加速以来，持续上行，我们认为在供给替代逻辑和全球复苏逻辑的交叠中，出口高景气在2021年上半年仍将有亮眼表现，下半年小幅回落保持韧性。 2020年我们看到全球疫情发展与贸易份额的变动具有直接关联，供给替代逻辑占据主导。中国全球贸易额占比提升超3个百分点，其中对发达经济体的替代强于新兴市场。 疫情角度，11月防疫物资出口出现小反弹，但从近几个月的回落来看，11月的单月反弹幅度非常有限，后续再度回落的边际贡献也相对不高，已经不构成出口的主要矛盾。而海外疫情当前的进展，我们看到新兴市场部分国家（墨西哥、巴西）面临二次冲击的可能，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疫情二次冲击在走弱，美国的第三波冲击仍在延续。整体来看，2021年由于疫情进展交错，防疫物资出口表现会相对平稳，而疫苗线索背后仍有两点对出口超预期带来可能的支撑： 疫苗正式注射前，未采取封锁管制的发达经济体居民，会因为疫苗确定性落地，在短期变得更加审慎，对于公众场所的暴露减少将带来服务业的走弱和“宅经济”产品的需求提升。 疫苗推广过程中，从疫苗预定、运输、保存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疫苗落地会滞后于发达经济体，并且新兴市场当前部分国家仍然面临二次冲击的可能，国内生产的供给替代逻辑将逐步过渡到新兴经济体中，叠加海外地产热度不减，家具、家电类产品的出口景气有望持续。 基于海外经济体增速展望，我们对2021年出口增速通过海外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GDP弹性测算进口变化，以2019年贸易份额为权重加总对应形成中国2021年出口增速，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贸易份额回吐假定为全年回流50%，那么2021年中国出口增速中枢大约在7%左右。 2.3． 消费：经济常态化最后一环，看好可选消费景气修复 年内疫情冲击之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影响贯穿全年。2020Q3数据体现出，距离疫情前三大需求对GDP当季拉动的贡献来看，消费需求距离常态化的空间最大。 2021年随着居民与企业收入回升，将引发需求的内生修复和消费信心的改善。与此同时，海外供给替代逻辑和消费需求修复共振，也将带动国内相关消费行业的景气度上行。我们预估全年社零增速在14%左右，修复空间角度，必选消费上行空间已经有限，可选消费部分分项仍大有可为。 可选消费领域，我们主要看好奢侈品与高端消费、耐用品中的家具、家电、汽车，服务业相关的餐饮、酒店、旅游、航空： 奢侈品与高端消费领域：疫情冲击后的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以及线上渠道的进一步推广和免税政策的利好，改善了高端消费的供需匹配。在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快速修复，分配不均加速的背景中，细分可选消费，如消费电子、化妆品、服装等高端品牌将迎来需求驱动。同时，线上购物的推广和免税政策的升温，对于高端品牌的供给提升、渠道下潜也具有重要意义。供需格局同步改善，有望大幅提振相关领域奢侈品的销售。 地产后周期以及汽车领域：美国地产市场高景气持续，中国地产市场在“三道红线”监管下，进入“去库存”周期，开发商短期加快新开工和推盘，竣工力度提升，地产后周期链条受益确定性提高。中美地产市场共振，带动家具、家电行业景气。汽车消费方面，促消费政策集中落地，汽车更新换代需求提升，叠加自主品牌发力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推进为汽车行业带来景气提升的动力。 服务消费领域：海外疫情管制，导致海外消费（旅游、教育）受限。国内疫情管制措施最先常态化，未来的消费回流将持续增加国内服务消费体量，特别是对餐饮、住宿、旅游、航空、文体娱乐用品消费的提升。服务消费的修复是疫情冲击后恢复常态化的最后一环，而修复动力在三季度末刚刚步入加速期。服务消费也将对实物消费从低收入人群收入改善、需求外溢角度带来支撑。 3．通胀：温和再通胀，而非高通胀 从现在到2021年上半年，国内通胀为温和再通胀，而非高通胀，尚不是货币政策掣肘。2021年非食品项通胀和核心通胀才是实体通胀水平的核心关注点。预计全年CPI同比+1.7%。其中，四个季度分别为0.7%、2.2%、1.9%和2.1%；PPI同比+2.0%，基数效应影响下，5月冲高至3.6%，四季度分别为-0.2%、3.2%、2.5%和2.6%。通过历史CPI、PPI以及GDP平减指数序列的回归拟合，我们测算，2021年GDP平减指数也呈现先升后降形态，预计四个季度的平减指数分别为+0.1%、+2.2%、+1.6%、+1.7%。对应2021年四个季度名义GDP为18.3%、10.7%、8.3%、7.3%，全年名义GDP为10.4%，同样呈现前高后低的形态。 CPI方面，2020年疫情以来，CPI结构分化明显，食品、交通下降明显，而教育医疗、其他用品服务保持涨价（图20、21）。展望2021年，CPI上升动力主要是非食品项，未来猪周期下行，猪价仍将是CPI主要拖累。2021年不会有显著通胀，中性假设下（油价为55美元/桶），预计2021全年CPI同比1.7%，形态先升后降，5-6月为全年高点，或达2.5%附近。 PPI方面，最近两月PPI止步上升态势主因在食品类和能源价格的拖累（图22、23）。而不考虑这两项，其余中上游行业以及下游可选消费行业的PPI均在改善途中。展望2021年，PPI在基数效应，工业品价格回暖的带动下，一季度有望转正，4-5月份为全年高点，或达3.6%，全年中枢在2%附近。从数据表现以及央行表述推断，2021年我国将会有温和的“再通胀”，但不会出现高通胀。 通胀并非政策焦点，大概率不会成为未来货币政策的掣肘。我国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于物价水平，央行表示，物价涨幅总体延续下行走势，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未来需观察疫情、基数和春节错位等对CPI的扰动，货币政策定调既结构松，又结构紧，仍将保持稳健来应对疫情下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当前低通胀率。 4．金融条件：信贷趋紧，流动性中性，未到加息时 4.1．自上而下视角：新增社融34万亿左右，增速放缓至11-12% 11月26日的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重申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且在专栏1中，央行也提到，要观察货币政策的松紧，关键还是看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因此，我们认为，2021年政策不会过快收紧，不会重现2017年、2018年的快速降杠杆。而是相对于2020年上半年的快速拉升而言，宏观杠杆率有所趋稳。 直接看“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在2017年-2018年的去杠杆大潮中，社融-名义GDP增速差为从3.73%收窄至0.33%（图26、27）。按照2021年名义GDP增速10%左右推算，以及鉴于2021年杠杆率下降不会如2017年-2018年猛烈，我们估计2021年的社融增速至少维持在11%以上。观察2017-2019的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历史节奏发现，M2通常低于名义GDP增速1-3个百分点，维持在8-9%。我们预计2021年的M2增速维持在8%-10%之间。 通过宏观杠杆率企稳推算：我国宏观杠杆率在2020年上升约25个百分点，达到270.2%。在2017年-2018年的去杠杆中，我国宏观杠杆率下降大约3个百分点（图28）。而此期间分母端名义GDP增速不但没有出现明显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从12%至10%），可见2017年-2018年年间，分子端的压降非常猛烈。 而2021年，分母端的名义GDP将显著抬升约7个百分点至10%左右。从2020年前三季度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趋缓（2020年Q3抬升3.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Q1的14个百分点和Q2的7个百分点）也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自身复苏，杠杆率的分母端变大，从而自然会使得杠杆率有所下降。此外，政策对于整体杠杆率的表述也是“保持稳定”而不是去化。因此，2021年宏观杠杆率的分子端仍然有一定上升间。 根据我们对于年内社融企稳在13.7%附近、名义GDP达到3%的假设，2020年底的宏观杠杆率最终或达272%。如果2021年实现绝对意义上的稳杠杆，即杠杆率抬升幅度为0，则2021年全年杠杆率也预计基本持平于2020年底，维持在272%左右。 而从相对意义的稳杠杆推算，我们以2019年作为相对稳杠杆的基准。在经历了2017-2018年的杠杆率“冰火两重天”后，2019年年底宏观杠杆率相较于2018年底上升6个百分点，但是考虑到分母端名义GDP从10%下降到7.4%，实际分子端社融（剔除股权融资）上升大约3个百分点。如果以杠杆率上升3个百分点作为相对意义的稳杠杆推算，即2021年宏观杠杆率不超过275%，处在272%至275%区间内，那么在2021年名义GDP在10%-11%的假设下，倒推估计的社融增速大约放缓至11%-12%（图29）。 在年内的节奏上，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社融，还是信贷，年内均呈现“3322”格局，即上半年与下半年分别占60%与40%（图32）。由此，我们估计新增信贷规模大约上半年大约是11.2万亿，下半年7.5万亿；新增社融规模大约为上半年20.4万亿，下半年13.6万亿。 4.2．分拆角度：信用趋紧，政府债券小幅回落，表外有所压降 2021年全年新增信贷在18.5~19万亿，社融规模在33.5~34万亿。 居民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5万亿元，合计约7万亿。 企业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9.5万亿元，合计约11.5~12万亿。 非银金融机构大约在0-500亿。 企业直接融资（债券+股票）：6万亿。 政府债券：比2020年少1.0~1.2亿元，大约在7.3-7.5万亿。 外币：2000亿。 表外：大约-1万亿。 其他：大约1.5万亿。 信贷上半年边际收紧，下半年略有放松，全年趋紧至18.5~19万亿，信贷增速趋降至10.7%。其中，主要的收缩项是居民贷款，企业贷款在补库和资本开支下有望保持。 其中，居民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5万亿元，合计约7万亿（2020年1-11月为7.3万亿，预计为8.1万亿）。而在过去的三年中，居民户贷款总额始终保持在7.1-7.4万亿。其中，短贷维持在1.8-2.4万亿，我们预计2021年居民消费逐渐修复，短贷保持多增，维持在2万亿左右（2020年1-11月已达1.8万亿）。居民中长贷与房地产销售相关性较高（图33）。我们利用两者进行回归，在2021年房地产销售增速企稳的假设，我们预计居民中长期贷款大约为5万亿元。并且，根据往年经验，我们也发现中长贷维持在5-5.5万亿（2019年5.5万亿、2018年5万亿、2017年5.3万亿）。 预计企业贷款维持较高水平，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9.5万亿元，合计约11.5万亿（2020年1-11月为11万亿，预计为11.6万亿）。在最近三年的库存周期中，每一轮工业产成品存货增速回升的6个月后，企业贷款均出现明显的多增。最近一轮从2016年6月启动的库存周期中，企业短贷从7283亿元增加到1.6万亿，中长贷从4.18万亿增加到6.4万亿，对当年社融规模的贡献分别提升6个百分点。而当前国内迎来再一次库存启动，预计2021年的企业具有实际融资需求的短贷和中长贷均不弱。此外，我们利用制造业投资与企业中长贷进行回归，也估算得到2021年中长贷规模大约在9-10万亿（图34）。而2021年政策层大概率延续2020年二季度以来的对于金融套利行为的监管，我们认为企业短贷不会在出现2020年上半年的超季节性多增，但由于企业补库需求，也不会出现下半年的明显缩减，大概率维持在1.5-2万亿的往年水平。此外，非银金融机构按照历史均值，大约在0-500亿。 政府债券小幅回落至7.3-7.5万亿，比2020年少1.0~1.2亿元（2020年政府债券规模合计8.5万亿）（图35）。2021年的政府债券一看赤字率，二看新增专项债规模。2021年财政政策总体上退坡已是板上钉钉，但退坡力度市场存在争议。我们认为，退坡幅度比较有限，主要退出的是1万亿特别国债。我们预计，2021 年中央预算赤字从2020年的3.6%回到3.3%左右，地方专项债发行额度从2020年的3.75 万亿收缩至3.5万亿左右。根据名义GDP增速10%的假设，2021年一般债与国债总计总计规模在3.7万亿附近，与2020年规模相当，加上3.5万亿的专项债，合计在7.3万亿左右。而在年内节奏上，根据过去五年的投放规律来看，我们预计2021年四个季度分别为1.7万亿、2.1万亿、2.2万亿和1.2万亿。 企业直接融资（债券+股票）大约在6万亿。企业信用债净融资额在2021年大概率持平于2020年，不会出现多增。多增概率不大，主要因为，第一，2021年货币政策常态化后的发行条件相比于2020年有所收紧。第二，2021年政策层可能有序处置“僵尸企业”，逐渐引导打破“刚性兑付”，影响新债发行。在2020年11月的“永煤事件”至今，已经有大量的信用债发行推迟或者取消。但我们认为多减的概率同样不大。2020年下半年以来，政策层多次提及将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图37）；“永煤事件”后大量被“错杀”被延迟发行的企业债有望在2021年发行。由此，我们预计2021年的信用债净融资额将略少于2020年，但略高于2019年，维持在4.5万亿左右（2020年1-11月已达4.4万亿，预计在4.5-4.6万亿左右；2019年为3.2万亿）。 鉴于政策层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多次提及将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们认为，企业股权融资有望保持增长态势。2020年1-11月已达7800亿元。在历史上，即便是在去杠杆年份，直接融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图36）。2016年的股权融资就在2015年760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近5000亿，达到1.2万亿。由此，我们预计2021年，企业股权融资有望在1.2~1.5万亿。 资管新规到期，表外或迎进一步压降。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非标面临较大压降，但我们认为不会明显导致信用收紧。数据上，第一，表外在2018年出现明显压降的趋势，收敛节奏较为确定。第二，而资管新规主要影响非保本理财中配置在非标上的非净值化产品，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压降规模约与2019年相差不多，大约在1.5万亿，远小于2018年2.9万亿元。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套利部分将维持被压制，但支持实体经营的部分将仍存在，预计全年与2020年一致，在3000-5000亿左右。综合表外三项，表外预计压降1万亿。 此外，社融中的外币贷款将延续今2020年以来的强劲增长态势，我们预计维持在2000亿左右。其他项（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以及贷款核销）按照最近三年平均值估算，大约维持在1.5万亿附近。 5．财政与货币政策：政策缓退坡与经济弱复苏的拉锯 5.1．财政政策：赤字率收窄，实际支撑仍强 2020年，财政从支出和收入角度来看，收入增速回升较为迅速，支出角度，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力度在四季度提速，但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在专项债大幅扩容的背景下表现弱于收入的回升。整体广义财政资金存在“沉淀”。我们认为核心原因在于地方换届、项目缺失。 在经济自主动能恢复基础上，财政政策总体上处于边际退出。预计2021 年官方中央预算赤字从2020年的3.6%以上（实际结果可能在4%左右）回到3-3.5%区间，同时不再发行特别国债。另外，地方专项债发行额度从3.75万亿收缩至3.5万亿左右，而且更多用于城商行的资本金补充和老旧小区的改造。虽然整体从预算赤字率和新增专项债角度，政策退坡明显，但鉴于分母端回升，叠加2020年财政资金的沉淀，整体财政支撑作用仍然较强。 5.2．货币政策：货币呈中性，全年前紧后略松，加息可能性不高 我们预计中央依然会定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保持适度灵活，呈现出“价稳量控”的特征。也就是说，2021年全面降准、下调或上调政策利率的概率都不高，但窗口指导信贷投放节奏和方向将成为常态。因此2021年，货币将呈中性，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整体上“货币”、“信贷”将分道而行，信贷趋紧，但货币呈中性，加息可能性不高。从央行态度上，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强调将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保持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重提货币总闸门，未来一年明显放松概率不大，全年大概率紧信用，稳定债务。 结构上，2021年，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陆续到期（图42）。其中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最先到期（1月31日），其次为5000亿元（2月26日）和1万亿（4月17日），集中在2021年的一季度，用于抗疫和复工复产的前8000亿元最先退出。我们预计央行部分小微信贷延期，并且将进一步设计和创新具有撬动作用的直达工具[刘国强． 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J]． 中国金融， 2020年第24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近日表示“下一阶段，在微观层面，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 节奏上，货币政策全年前紧后松，但在2021年2季度后不会出现明显放松，大概率为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有所放松。 2021年在杠杆、产能等没有出现大问题背景下，政策层或“有序”、可控处置僵尸企业，打破刚兑，纠正道德风险，使得信贷资源高效分配，但大面积违约潮不太可能，政策层也不让系统性风险发生，更多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渐进式的进一退二改革模式，类似于2019年5月包商银行事件。 2021年在杠杆、产能等没有出现大问题背景下，政策层或“有序”、可控处置僵尸企业，打破刚兑，纠正道德风险，使得信贷资源高效分配，但大面积违约潮不太可能，政策层也不让系统性风险发生，更多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渐进式的进一退二改革模式，类似于2019年5月包商银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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