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图源：美联社）海外网12月8日电 美国阿拉巴马州一名前议员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于上周死亡，临终前曾发出警告说：“我们搞砸了。我们放松了警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7日报道，阿拉巴马州医学检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称，前共和党籍参议员拉里·迪克森（Larry Dixon）于4日去世，终年78岁。迪克森曾担任阿拉巴马州医学检查委员会的执行董事。迪克森的妻子盖内尔·迪克森说，她丈夫临终前发出了警告。“我们搞砸了。我们放松了警惕”，迪克森说，“请告诉大家要小心。这是真的，如果你被确诊了，立即寻求帮助。”迪克森的医生大卫·思拉舍（David Thrasher）表示，迪克森是在大约两周前在一次社交聚会上感染的，迪克森在确诊后接受了治疗，随着病情恶化，他还戴上了呼吸机。迪克森的妻子盖内尔也在上周被确诊，目前正在康复中。思拉舍说，迪克森的两个女儿今年也曾感染病毒，她们已经康复，没有再被感染。思拉舍表示，迪克森的最后愿望是阻止更多人感染。思拉舍说:“他希望人们小心，戴上口罩，不要在社交场合聚会。他说，‘让我们拯救一些生命吧。’”迪克森从1983年起代表参议院第25区，2010年退休。（海外网 李芳）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浏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全球在过去20、30年其实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表现在增长速度非常低，也没有什么通胀，利率也长期低迷，同时全球的债务规模非常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过去全世界经济学家对这些困难之间的紧密关联度认识其实是不够深刻的，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过去20多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对一些大企业的放松监管，最后发现效果非常不好。 今天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找到这些挑战和困难之间的深度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够走出去。我认为一些问题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些大家相对比较悲观的觉得很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反而认为疫情冲击下，会使得这些问题可能得到局部的一个缓和以及解决。 有一张漫画，漫画上有一艘巨轮，巨轮可能代表某个国家或者代表全球的整体经济，（巨轮）上写着GDP。在今年的航行过程中间，它遇到了一个深水炸弹，这个深水炸弹就是我们说的“新冠病毒”。 本来全球的GDP增速是很缓慢的，这个船开得很慢，但是遇到了疫情之后全球封锁，显然经济增速是非常糟糕的，明年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反弹，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在过去两年，我同样用一个船来代表全球很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遇到了一个低增长的问题，不过船上的人把问题归咎到海里的一条鲨鱼，鲨鱼身上写着“关税”。我们知道2018、2019年经济越走越慢，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发起了对很多国家的贸易战，不光是对中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像日本、欧洲，包括像加拿大、墨西哥。 但是我们今天要深刻地理解到全球的低增长并不仅仅来自于贸易摩擦，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低增长才是常态，绝大部分时间由于生产力低下，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资本稀缺，人类的历史是低增长的。高增长往往来自于人类历史上一个片断，比方说战争之后有一个经济的复苏过程，或者说像黑死病，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疫情过后会带来一个经济的增长。 我们知道疫情使得低增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低增长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过去总是讲跟人口有关，人口老龄化，需求不足，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创新不够，我们经常讲科学是生产力，过去这些年科技创新，围绕着移动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可能提高了生活和工作的效率，但是对需求端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 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更深层的原是发达经济体的私人储蓄远远大于他们的私人投资，也就是总需求是不足的。我们看一下日本、欧元区、美国，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在日本和欧元区发生得很早，美国相对晚一点，它大概在2010年左右出现了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 什么原因导致了储蓄大于投资？可能是老龄化，也可能是科技不足，也可能是投资的效率不高，也可能是产能过剩。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更加深层的一个原因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经济中间有钱的人占了1%，他的财富非常多，他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相对来讲都比较低，能花出去的钱很少，这样大部分钱被存在了银行里面。美国这个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变得开始比较严重。 在中国，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消费不足，储蓄过高，其实中国的投资倾向这些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储蓄大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发达国家比中国更加严重。 不过，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弥补了总需求，但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些年时松时紧，也为宏观和市场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现在发达国家的利率不断走低，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利率跟低增长的问题一样，几千年可能都是低增长，有数据记录的，可能过去几百年是低增长。但是利率水平在过去700年不断地从高走低，资本越来越多，过去很稀缺，利率很高，现在资本非常充分，利率越来越低。 在这种私人储蓄大于私人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意识到它背后深层次的逻辑来自于贫富差距，富人有钱，花的不够；穷人没有钱，或者说一些小企业没有钱，这样的话它必须要去借贷，穷人也需要去借贷。 即使他们去借贷去增加需求，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家庭、企业总的需求依然是不够的。在总需求不够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来加杠杆，所以这些年，日本、欧洲、美国政府的赤字债务都不断地增加，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总需求越来越少，最后全球陷入到经济通缩的状况。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很多问题，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会把很多心中的问题联系到一起。 上图大家的直觉是相反的。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家庭，如果它的债务越来越高，他要再去借贷，面临的利率应该是更高的。但是这一点在整个国家层面却不成立，我们看到日本、新加坡、英国、中国、美国、欧元区这些国家整体的债务非常高，日本接近400%。但是这些国家的利率越来越低。 相反，很多欠发达国家或者是一些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它们整体的债务很低，但是利率却非常高。当然我们可以讲资金在发达国家更多，在发展中国家更少，所以有利率上的差别。 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没有发达国家这么严重。在发达国家有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严重的过度储蓄的问题，有严重的利率被储蓄高于投资压低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间，国家需要不断地去提高公共负债来弥补私人部门的需求不足的问题。 理解这一点以后，在今年的疫情过后全球的贫富差距其实反而是打破了历史的规律，变得越来越扩大了。历史的规律是什么呢？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有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The GREAT LEVELER》（《大平衡器》），国内中信出版社把它翻译过来，叫《不平等社会》。 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在历史上面有四件事情可以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暴力，包括一战和二战这样历史的战争。第二，王朝的崩溃、帝国的更迭。第三，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第四，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大流行病、各种各样的疫情，比如像黑死病可能造成了欧洲一半人口的死亡。疫情过后劳动力就变得严重不足，接下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财富有所增加。历史上每次大流行病之后贫富差距都有所缩小。 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疫情使得这个历史规律被打破了，因为全球为了防止衰退，资本市场大跌以后担心需求不足，所以政府都非常积极地救市，采取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宽松政策，目的就是让总需求保持一定的水平。 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最开始是受益的，而且有些行业受益很大，主要体现在一些大企业、科技企业、龙头企业。所以，彭博的一个统计，全球富豪榜的财富在疫情之后快速超过了之前的新高，之前大概是2.6万亿美元，现在大概是2.8万亿美元，这还只是一少部分美国的富豪。 在中国同样有统计显示，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中国的亿万富翁整体的财富在疫情过后增加了41%。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我们之前讲的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会变得更加严重，未来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利率可能走得更低。 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过度储蓄来自于经济中间的哪个部分。我们知道经济中的三个主体，一个是家庭，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政府。左边这张图显示非常清晰，过去40年美国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但是美国存款机构里的储蓄却越来越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一方面储蓄越来越高，压低了利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利率越来越低，政府压低利率、降息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刺激投资，但是大家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有一部分投资，有一部分消费，但总体来讲存的钱依然是越来越多。这张图很清晰地显示，这次疫情过后储蓄大大增加，而不是把它花出去、投资出去或者消费掉了。 对于过度储蓄的来源，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怪到中国，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过度储蓄的主要来源，认为中国人不消费、中国人储蓄，而且把贸易上的顺差投到了美国的国债上，压低了美国的利率。 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全球层面，无论是哪个发达国家，政府和家庭个人的储蓄比重基本上是往下走的，都是慢慢地减少的，而唯一增加的主要是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这样一个发现在过去一两年里获得了一个欧洲学术界的大奖。 这个研究特别指出，在各个行业的龙头以及科技大企业，它们的盈利、收入远远大于它们的投资支出。我们都知道这些企业现金非常充分，即使它进行扩张、招聘，即使进行了一些收购、投资，相对于它们赚的钱来讲远远地少。 所以，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里面，当然它们也把一部分钱用来回购这只股票，但这样又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进一步使得储蓄越来越多，过度储蓄越来越严重，增长越来越低，因为总需求越来越弱。即使企业和家庭去借钱消费，也无法弥补有钱人或者是富有的企业减少的消费。 今天我们都知道科技企业现在在全球面临着一个重新审视的问题。过去由于全球低增长，各个国家都希望放松监管、鼓励创新，希望科技企业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能够带来整个实体经济的提高，能够带来就业率的上升。 可是纽约大学Thomas Phillipon教授等人最新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大企业虽然都如雷贯耳，觉得他们都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公司。但是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错觉。现在的大公司，无论是美国最大的20家公司还是每个行业最大的4家公司，它们招聘的人，它们进行的投资，它们销售的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远远小于过去历史上前20大公司或者是每个行业的前四大公司。如果拿掉Walmart，剩下大企业与实体的联系要远远弱于历史上前20名或者每个行业的前4大企业。 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大公司有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波音，有很多历史上伟大的企业。今天的企业基本上是偏科技。另一个衡量指标是这些科技大企对整个实体经济其他企业的帮助到底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它的贡献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 研究发现无论怎么去衡量，现在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大企业，它们对实体经济，对其他企业的帮助越来越少。原因并不太明显，因为我们一方面感受到大企业带来生活中效率的提高，但是大企业的垄断性也越来越强了。 在赢家通吃的模式下，他们的成功也就代表着其他企业、其他同行的相对衰落。而且由于大企业的过度储蓄现象很明显，整个经济中间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它们的贡献是不足的。 更加要命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能够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头部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规模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却在减小，相对于过去历史上其他的大企业。原因还是我刚才讲的经济中间过度储蓄、贫富差距导致了总需求的不足。 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始慢慢地重新去看待这些科技企业，它们到底是在做贡献，还是说在赢家通吃？到底是在为其他的企业赋能，还是把其他企业的盈利赚到自己的口袋里来。 欧洲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是第二个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第三个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中国很可能在监管方面会比美国和欧洲走到更前面去。 当然我们也要区分，科技企业有软科技和硬科技。美国头部的这些大科技企业，在硬科技上面是很强的，这也是中美两国之间产生竞争关系以后，美国为何能对中国的一些企业加以遏制。 美国的科技是非常强的，但美国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速越来越低，现在要加强监管。对中国现在来讲硬科技公司还不够硬，而且中国的很多大的头部企业并没有在追求硬科技上产生像美国同行这样伟大的贡献。所以，这些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 当然，中国由于人口密度高，科技创新的形态更多，对贫富差距扩大有可能产生和美国不同的结果，最近北京大学沈艳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缩小了省内的不平等，但是扩大了省际的不平等。 更加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大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对实体的贡献，可能与美国的经验不同。我们需要扎实的研究来比较，为监管政策提供依据。 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说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未来的世界在疫情之后，这些挑战会变得更加严重还是有所缓和？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就是大分流，中国曾经领先于全世界，但是在乾隆以后，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历史上叫大分流。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另外一种情况，过去我们说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不同国家的合流，这个趋势逆转了，大家走得很近。但是现在因为新冠疫情，未来是合流还是分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监管。过去20年由于低增长，全球政府都对金融企业、科技企业，对大企业，对创新非常包容，非常松的监管。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严的监管。我刚才提到科技企业研究的问题就来自于《The Great Reversal》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纽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科技企业在美国制造了非常严重的垄断问题，导致了美国的低增长，导致了美国一系列贫富差距的问题。 其实，今天全球面临的很多挑战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字母D来代表。蓝色框里这一类是经济学家过去谈论比较多的。是赤字、债务、违约，我们都知道最近中国有一些国企面临连环违约的问题。 去杠杆，我们非常熟悉这个词，过去中国去杠杆，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在去杠杆。 人口问题，全世界老龄化、低生育率，这会导致之前积累的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口少，增长会变少，违约可能性更大，债务更难以解决。 还有一个是通缩的问题，因为总需求不足，全世界贫富差距很大，导致经济潜在倾向于通缩。为了防止通缩，全世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中国主要是宽松的财政政策、房地产刺激政策。在美国、日本，主要是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现在很多人担心一个问题，美元可能会面临着一个贬值周期，过去人民币也曾经有贬值压力，这些问题严重到最后可能发展成衰退，或者是严重的衰退、多年的衰退，我们就叫“萧条”。 这些问题经济学家都有很多探讨，但是对它背后深层的原因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认为是人口的问题，或者认为是科技不足的问题，创新不足的问题，觉得通过创新，通过发展科技可以解决。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想法是比较失败的。 科技企业发展越来越大，赢者通吃之后，使得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使得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蓝色框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贫富差距。 现在全球的贫富差距，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一战前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不公平的感觉非常强烈，穷人阶层形成了严重的失望的情绪，也可以用字母D来代表，叫Despair。恰恰是因为蓝领工人的失望、绝望的这种情绪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他们直接帮助了美国全球的民粹主义的崛起。 再看一下上图黄色框的D，这里就有像科技公司带来的这些破坏，Disruption这个词在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是一个褒义词，认为是创新，毁灭性的创新，但今天重新去理解它，很有可能它就是破坏，它带来了很多好的东西，带来了很高的效率，但是它带来的利和弊到底是不是对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度地去研究。 科技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它成为一个追求流量高的平台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虚假信息泛滥的来源。这个时候很难去区分什么是真的信息，什么是假的信息，导致了人们思想上面的混乱。 还有就是在环境和气候上面的破坏。中美脱钩，中美之间争端的问题，以及逆全球化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面临的大的问题是民主的悖论，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者针锋相对，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的混乱。 最近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指出，西方国家现在价值观的混乱也达到了一战之前的高点。价值观混乱就会带来科技公司虚假信息的泛滥，就会带来国家对环境保护到底怎么搞，美国和中国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在现在拜登的想法和中国的想法比较一样，特朗普的想法是不在乎环境变化，不在乎气候的变暖。 中美脱钩的问题，争端的问题，除了经济上面的变化，中国变得相对富有，美国相对落后、贫穷，其实跟价值观的混乱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民主悖论就更加不用说了，在美国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些年经济上的变化，以及科技平台上信息的泛滥，导致他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乱。 将来全球到底是大分流还是大逆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这次疫情使得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极大地扩大，急速地扩大。贫富差距问题导致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很有可能使得经济的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加难以解决，现在赤字和债务都大大增加，未来一些企业的违约可能会更加明显、更加严重，通缩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货币的贬值压力会变大，经济可能会衰退。 当然我们也希望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变化，比方说缩小贫富差距，对科技企业严监管，施加一些征税。现在中国和美国、欧洲在这一点上相对来讲是有一点共识的。我个人认为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可以使得这些经济问题得到一定的缓和甚至逆转。但是如果不去理解这个深层的联接，采取原来的方法继续刺激、继续宽松、继续很松的监管，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我个人认为，疫情会使得黄色框里的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有恶化迹象，比方说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疫情中会显得比较紧张。但等到疫情过后，大家会深层次地理解到，价值观混乱很可能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科技公司在信息泛滥上导致的一个结果。 这一次新冠疫情，会使得我们冷静下来去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生命的价值、自由的价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虽然有很多争端，但是它们可以在几个大的方向上往一致的路线去走，比方说缩小贫富差距，比方说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再比方说中美都同意环境的重要性、气候保护的重要性。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往同样方向去走，我反而认为中美之间的差距、未来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很大的缓和。所以，相对其他经济学家比较悲观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是相对乐观的。 最后，20个D的挑战最终也要靠一些D来解决，比方说发展Development，还有我们要去做一些设计，过去有些问题，我们放松了监管，我们不去管它。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去管，要设计（Design）一些东西。最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词是Deep，我们将来一定要把科技和实体深层连接，那种简单追求流量、追求眼球的技术，会带来更多的破坏。 但是如果科技企业和实体企业深度地连接，深度地互相帮助、互相赋能，我认为未来可以解决像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2021年宏观环境将在经济弱复苏和政策缓退坡中拉锯。内外需共振将支撑消费与出口，终端需求与产业升级进一步推升制造业景气周期，而以地产、基建为代表的传统投资动能维持韧性。在海外复苏和内部创新与需求改革驱动下，传统制造与新经济动能将齐头并进，恰如红日东升，其道大光。 摘要： 2021年，后疫情阶段的复苏逻辑和“十四五”开年政策红利将构成宏观经济运行主线，全年经济节奏前高后低，环比动能上半年强于下半年，全年实际增速在9%左右。 宏观复苏之旅，我们看好三道风景线：可选消费、出口、新能源。而结构性的政策红利，我们看好十四五政策的五条潜在主线：绿色环保、人口和医疗、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土地改革、城市群整合与新基建。 结构角度，复苏引擎将呈现内外需求共振，新旧动能齐行的格局： 投资：地产投资，在三道红线下开始去库存、去杠杆，有望开启竣工周期，项目因素与稳杠杆制约基建增速大幅上行，内外需求共振复苏将带动新一轮制造业景气周期。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速在9%左右。 消费：经济常态化最后一环，看好可选消费景气修复。2021年随着居民与企业收入回升，将引发需求的内生修复和消费信心的改善。我们预估全年社零增速在14%左右，修复空间角度，必选消费维持韧性，可选消费部分分项仍大有可为。 出口：上半年高景气，下半年缓步回落，全年增速7%左右。2020年我们看到全球疫情发展与贸易份额的变动具有直接关联，供给替代逻辑占据主导，2021年供给替代逻辑在上半年仍将延续，传统制造与高端装备的全球市场份额挤占表现都更具持续性。 2021年通胀条件相对温和，难现高通胀，通胀环境尚不是货币政策掣肘。2021年非食品项通胀和核心通胀才是实体通胀水平的核心关注点。预计全年CPI同比+1.7%，PPI同比+2.0%，形态上在Q2达到高点，Q3出现回落，Q4再现小反弹。 2021年金融条件将呈现信贷趋紧，流动性中性。我国宏观杠杆率在2020年上升约25个百分点，2021年稳杠杆要求下，我们预计M2增速维持在8%-10%之间，社融增速大约放缓至11%-12%，新增社融34万亿左右，结构上信贷趋紧，政府债券小幅回落，表外有所压降。 2021年政策环境将呈现“财政支撑不弱，货币维持中性”的状态： 预计2021 年预算赤字从3.6%以上回到3-3.5%区间，同时不再发行特别国债。另外，新增专项债限额从3.75万亿收缩至3.5万亿左右。虽然整体政策边际退出，但鉴于分母端回升，叠加财政资金的沉淀，整体财政支撑作用仍然较强。 货币政策依然定调稳健，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保持适度灵活，呈现“价稳量控”的特征。2021年全面降准、调整政策利率的概率都不高，但窗口指导信贷投放节奏和方向将成为常态。整体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2021H2存在边际趋松的可能。 正文 1.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展望：内外共振，拉动新一轮制造景气周期 2021年后疫情阶段复苏逻辑和“十四五”开年政策红利将构成宏观经济运行主线，全年经济将在经济弱复苏和政策缓退坡的拉锯之中运行，节奏前高后低，环比动能上半年强于下半年，全年实际增速在9%左右。 我们预计2021年上半年是消费和制造业全面修复的时间。随着国内外疫苗使用普及，零星的疫情对经济影响边际愈来愈弱。与欧、美一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幅上升，为后续消费恢复奠定坚实基础。从环比的角度来看，预计2021年二、三季度我国社零将恢复常态。在总量增速回升过程中，结构方面我们看好制造业景气周期的开启。制造业景气将在内外共振之中，上半年延续修复，下半年重拾产业升级。上半年在出口高景气、消费修复之中，制造业整体景气度仍将抬升，下半年结构性的政策红利将惠及产业链现代化。 我们看好宏观复苏之旅的三道风景线：可选消费、出口、新能源。而结构性的政策红利，我们看好十四五政策的五条主线：绿色环保、人口和医疗、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土地改革、城市群整合与新基建。 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我们认为有三个特征，经济复苏结构走向均衡，弱补库趋势明显，服务业与消费距离常态化仍有复苏空间： 6月以来，经济景气指数持续回升，营收上修，补库出现苗头。经济内部复苏走向更加均衡的结构，传统投资与新经济动能均出现改善。从历史上最近的三轮库存周期可以看出，我们的景气度跟踪指标能明显领先库存（产成品存货增速）和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动2-3个月左右，整体行业景气度连月的回升提示新一轮库存周期正在到来（图2）。 复苏未来仍有一些空间，当前有近七成行业景气度在改善，但距离疫情前仍有半数行业未回归常态，39个行业中， 18个行业（占比46%）景气度好于2019年四季度（图3、4）。周期行业边际改善放缓，中游和下游消费以及部分下游制造加速上行，其中：1）地产、基建产业链：维持高景气，但环比动能趋缓；2）出口相关的可选消费链条改善显著：特别是家具、家电、机械、汽车行业。 我们认为2021年的复苏之旅，消费、出口依然是内生性需求拉动的重点，投资端我们更加看好制造业投资的回升，复苏引擎将由内外共振和产业升级带动。长期视角下，在“需求侧改革”的背景中，加强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人口生育政策放开都将利于消费中枢的回升，相较于传统投资，新基建的地位也将进一步上升。终端需求的格局变化，将促进制造业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开启。 2.2021年复苏引擎展望：内外需求共振，新旧动能齐行 2.1．投资：旧经济扛鼎，新经济崛起 2.1.1．房地产：三道红线下开始去库存、去杠杆，竣工周期有望开启 土地端，成交热度渐渐下降，土地购置费的贡献有望延续到2021年上半年。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供地意愿较强，一二季度也有较多城市延长了对于土地成交的缴款期限等。叠加开发商资金来源充足，开发商补库存意愿较强，拉动土地成交快速回升。而实际的土地成交，将滞后大概半年形成土地购置费，贡献到房地产投资中。因此，虽然从三季度开始，对于房地产的管控在边际升级，但是土地购置费仍然在滞后形成土地购置费，对投资带来支撑。土地购置费对于投资的贡献有望延续到2021H1。 施工端，开发商将加快竣工结算，加快去杠杆。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拿地和开工预售可以帮助开发商迅速扩张规模，获取更大规模的融资支撑，从而在规模排位赛上获取先机。而竣工更像是一种受到合同约束的“义务”，并不能够帮助扩张规模，但确是开发商确认收益、降杠杆的关键一环。因此，过去两年竣工一直不及预期，是因为开发商将资源倾斜到前端的拿地和开工。而年内8月份以来，央行开始对开发商进行“三道红线”管控，开发商要“降杠杆”，不得不开始加快竣工进度、将在建工程确认为收益。在前期开发商主要将资金倾斜到拿地及新开工端，参与规模排位赛。在“去杠杆”周期中，开发商将加快竣工结算，结转业绩确认收入，加快降杠杆。竣工端的加强，也将继续支撑开发投资。 预计竣工增速在2021年将持续提升，对房地产投资带来较强支撑。10月竣工单月增速从9月的-17.7%快速反弹至5.9%，而且还是在2019年10月份竣工的单月增速较强的基础上出现的反弹。随着房地产进入去杠杆的小周期内，预计2021年开发商进行竣工结算的动力也较强。虽说新开工的动力可能会下滑，但是竣工端的修复也将对房地产投资带来较强的支撑。 2.1.2．基建：增速基本触顶，专项债规模下行 2020年相关政策频出，基建增速却不达预期。2020年，针对于基建出台了多项刺激政策：专项债扩容至3.75万亿（2000亿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专项债可用作资本金+重点项目资本金比例下调；从专项债投向来看，确实从房地产，转向了以投向基建项目为准。但是基建增速持续不达预期，1-10月广义基建累计增速3.01%，相对上月增加0.59个百分点，单月增速从上月的4.8%反弹至7.3%。但是，2019年10月广义基建增速的基数较低，单月增速从9月下滑了4.9个百分点至2%，因此基数效应为基建增速的反弹提供了一定的贡献。我们认为基建投资不及预期的原因主要源自地方政府换届和项目缺失，二者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制约了基建投资的上行。分项目来看，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年内的增速较强，表现好于铁公基及水利公共设施建设。 年内专项债发行基本结束，前10月共发行3.54万亿元，剩余2000亿元将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据财政部数据，截至10月底，新增专项债券发行35466亿，完成全年下达额度35500亿元的99.9%。另外还有2000亿元新增专项债将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 基建对冲经济的紧迫性下降，预计增速基本触顶。2021年，预计专项债发行规模略微下滑，但是难以出台更一步的配套刺激政策。经济内生动能在逐步提升，房地产投资仍然韧性十足，基建对冲的紧迫性在下滑。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仍然有压力，企业盈利仍处于爬坡过程，而土地市场开始转冷。 2.1.3．制造业：内外需求共振复苏有望带动新一轮制造业周期 制造业持续复苏，三季度开始低技术链条制造业投资开始发力。二季度内，制造业中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和产业升级链条表现较好，主要是受到了政策支撑。三季度开始，随着经济内生动能不断修复，海内外修复共振修复，低技术链条的纺服化工、上游有色、食品产业链条的投资加快修复，而高技术链条和产业升级的复苏动能则相对放缓。 海内外需求复苏有望共振，制造业复苏进程尚未结束。从领先的景气度指标来看，10月的新出口订单PMI和在手订单PMI继续上行，新订单PMI也维持在历史高位。随着国内可选消费修复，吃穿住行的需求在回升，预计食品、低技术消费链条的修复将持续。而传统周期也再次发力，上游黑色和有色链条仍有支撑。海外新一轮刺激计划有望出台，持续支撑我方出口。CPI-PPI剪刀差也在缩窄，有望进一步推动企业盈利修复。2021年制造业将会在海内外需求复苏共振下，进入新一轮周期。 2.2．出口：上半年高景气，全年保持韧性 2020年国内出口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特别是出口自年中加速以来，持续上行，我们认为在供给替代逻辑和全球复苏逻辑的交叠中，出口高景气在2021年上半年仍将有亮眼表现，下半年小幅回落保持韧性。 2020年我们看到全球疫情发展与贸易份额的变动具有直接关联，供给替代逻辑占据主导。中国全球贸易额占比提升超3个百分点，其中对发达经济体的替代强于新兴市场。 疫情角度，11月防疫物资出口出现小反弹，但从近几个月的回落来看，11月的单月反弹幅度非常有限，后续再度回落的边际贡献也相对不高，已经不构成出口的主要矛盾。而海外疫情当前的进展，我们看到新兴市场部分国家（墨西哥、巴西）面临二次冲击的可能，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疫情二次冲击在走弱，美国的第三波冲击仍在延续。整体来看，2021年由于疫情进展交错，防疫物资出口表现会相对平稳，而疫苗线索背后仍有两点对出口超预期带来可能的支撑： 疫苗正式注射前，未采取封锁管制的发达经济体居民，会因为疫苗确定性落地，在短期变得更加审慎，对于公众场所的暴露减少将带来服务业的走弱和“宅经济”产品的需求提升。 疫苗推广过程中，从疫苗预定、运输、保存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疫苗落地会滞后于发达经济体，并且新兴市场当前部分国家仍然面临二次冲击的可能，国内生产的供给替代逻辑将逐步过渡到新兴经济体中，叠加海外地产热度不减，家具、家电类产品的出口景气有望持续。 基于海外经济体增速展望，我们对2021年出口增速通过海外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GDP弹性测算进口变化，以2019年贸易份额为权重加总对应形成中国2021年出口增速，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贸易份额回吐假定为全年回流50%，那么2021年中国出口增速中枢大约在7%左右。 2.3． 消费：经济常态化最后一环，看好可选消费景气修复 年内疫情冲击之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影响贯穿全年。2020Q3数据体现出，距离疫情前三大需求对GDP当季拉动的贡献来看，消费需求距离常态化的空间最大。 2021年随着居民与企业收入回升，将引发需求的内生修复和消费信心的改善。与此同时，海外供给替代逻辑和消费需求修复共振，也将带动国内相关消费行业的景气度上行。我们预估全年社零增速在14%左右，修复空间角度，必选消费上行空间已经有限，可选消费部分分项仍大有可为。 可选消费领域，我们主要看好奢侈品与高端消费、耐用品中的家具、家电、汽车，服务业相关的餐饮、酒店、旅游、航空： 奢侈品与高端消费领域：疫情冲击后的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以及线上渠道的进一步推广和免税政策的利好，改善了高端消费的供需匹配。在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快速修复，分配不均加速的背景中，细分可选消费，如消费电子、化妆品、服装等高端品牌将迎来需求驱动。同时，线上购物的推广和免税政策的升温，对于高端品牌的供给提升、渠道下潜也具有重要意义。供需格局同步改善，有望大幅提振相关领域奢侈品的销售。 地产后周期以及汽车领域：美国地产市场高景气持续，中国地产市场在“三道红线”监管下，进入“去库存”周期，开发商短期加快新开工和推盘，竣工力度提升，地产后周期链条受益确定性提高。中美地产市场共振，带动家具、家电行业景气。汽车消费方面，促消费政策集中落地，汽车更新换代需求提升，叠加自主品牌发力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推进为汽车行业带来景气提升的动力。 服务消费领域：海外疫情管制，导致海外消费（旅游、教育）受限。国内疫情管制措施最先常态化，未来的消费回流将持续增加国内服务消费体量，特别是对餐饮、住宿、旅游、航空、文体娱乐用品消费的提升。服务消费的修复是疫情冲击后恢复常态化的最后一环，而修复动力在三季度末刚刚步入加速期。服务消费也将对实物消费从低收入人群收入改善、需求外溢角度带来支撑。 3．通胀：温和再通胀，而非高通胀 从现在到2021年上半年，国内通胀为温和再通胀，而非高通胀，尚不是货币政策掣肘。2021年非食品项通胀和核心通胀才是实体通胀水平的核心关注点。预计全年CPI同比+1.7%。其中，四个季度分别为0.7%、2.2%、1.9%和2.1%；PPI同比+2.0%，基数效应影响下，5月冲高至3.6%，四季度分别为-0.2%、3.2%、2.5%和2.6%。通过历史CPI、PPI以及GDP平减指数序列的回归拟合，我们测算，2021年GDP平减指数也呈现先升后降形态，预计四个季度的平减指数分别为+0.1%、+2.2%、+1.6%、+1.7%。对应2021年四个季度名义GDP为18.3%、10.7%、8.3%、7.3%，全年名义GDP为10.4%，同样呈现前高后低的形态。 CPI方面，2020年疫情以来，CPI结构分化明显，食品、交通下降明显，而教育医疗、其他用品服务保持涨价（图20、21）。展望2021年，CPI上升动力主要是非食品项，未来猪周期下行，猪价仍将是CPI主要拖累。2021年不会有显著通胀，中性假设下（油价为55美元/桶），预计2021全年CPI同比1.7%，形态先升后降，5-6月为全年高点，或达2.5%附近。 PPI方面，最近两月PPI止步上升态势主因在食品类和能源价格的拖累（图22、23）。而不考虑这两项，其余中上游行业以及下游可选消费行业的PPI均在改善途中。展望2021年，PPI在基数效应，工业品价格回暖的带动下，一季度有望转正，4-5月份为全年高点，或达3.6%，全年中枢在2%附近。从数据表现以及央行表述推断，2021年我国将会有温和的“再通胀”，但不会出现高通胀。 通胀并非政策焦点，大概率不会成为未来货币政策的掣肘。我国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于物价水平，央行表示，物价涨幅总体延续下行走势，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未来需观察疫情、基数和春节错位等对CPI的扰动，货币政策定调既结构松，又结构紧，仍将保持稳健来应对疫情下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当前低通胀率。 4．金融条件：信贷趋紧，流动性中性，未到加息时 4.1．自上而下视角：新增社融34万亿左右，增速放缓至11-12% 11月26日的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重申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且在专栏1中，央行也提到，要观察货币政策的松紧，关键还是看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因此，我们认为，2021年政策不会过快收紧，不会重现2017年、2018年的快速降杠杆。而是相对于2020年上半年的快速拉升而言，宏观杠杆率有所趋稳。 直接看“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在2017年-2018年的去杠杆大潮中，社融-名义GDP增速差为从3.73%收窄至0.33%（图26、27）。按照2021年名义GDP增速10%左右推算，以及鉴于2021年杠杆率下降不会如2017年-2018年猛烈，我们估计2021年的社融增速至少维持在11%以上。观察2017-2019的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历史节奏发现，M2通常低于名义GDP增速1-3个百分点，维持在8-9%。我们预计2021年的M2增速维持在8%-10%之间。 通过宏观杠杆率企稳推算：我国宏观杠杆率在2020年上升约25个百分点，达到270.2%。在2017年-2018年的去杠杆中，我国宏观杠杆率下降大约3个百分点（图28）。而此期间分母端名义GDP增速不但没有出现明显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从12%至10%），可见2017年-2018年年间，分子端的压降非常猛烈。 而2021年，分母端的名义GDP将显著抬升约7个百分点至10%左右。从2020年前三季度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趋缓（2020年Q3抬升3.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Q1的14个百分点和Q2的7个百分点）也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自身复苏，杠杆率的分母端变大，从而自然会使得杠杆率有所下降。此外，政策对于整体杠杆率的表述也是“保持稳定”而不是去化。因此，2021年宏观杠杆率的分子端仍然有一定上升间。 根据我们对于年内社融企稳在13.7%附近、名义GDP达到3%的假设，2020年底的宏观杠杆率最终或达272%。如果2021年实现绝对意义上的稳杠杆，即杠杆率抬升幅度为0，则2021年全年杠杆率也预计基本持平于2020年底，维持在272%左右。 而从相对意义的稳杠杆推算，我们以2019年作为相对稳杠杆的基准。在经历了2017-2018年的杠杆率“冰火两重天”后，2019年年底宏观杠杆率相较于2018年底上升6个百分点，但是考虑到分母端名义GDP从10%下降到7.4%，实际分子端社融（剔除股权融资）上升大约3个百分点。如果以杠杆率上升3个百分点作为相对意义的稳杠杆推算，即2021年宏观杠杆率不超过275%，处在272%至275%区间内，那么在2021年名义GDP在10%-11%的假设下，倒推估计的社融增速大约放缓至11%-12%（图29）。 在年内的节奏上，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社融，还是信贷，年内均呈现“3322”格局，即上半年与下半年分别占60%与40%（图32）。由此，我们估计新增信贷规模大约上半年大约是11.2万亿，下半年7.5万亿；新增社融规模大约为上半年20.4万亿，下半年13.6万亿。 4.2．分拆角度：信用趋紧，政府债券小幅回落，表外有所压降 2021年全年新增信贷在18.5~19万亿，社融规模在33.5~34万亿。 居民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5万亿元，合计约7万亿。 企业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9.5万亿元，合计约11.5~12万亿。 非银金融机构大约在0-500亿。 企业直接融资（债券+股票）：6万亿。 政府债券：比2020年少1.0~1.2亿元，大约在7.3-7.5万亿。 外币：2000亿。 表外：大约-1万亿。 其他：大约1.5万亿。 信贷上半年边际收紧，下半年略有放松，全年趋紧至18.5~19万亿，信贷增速趋降至10.7%。其中，主要的收缩项是居民贷款，企业贷款在补库和资本开支下有望保持。 其中，居民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5万亿元，合计约7万亿（2020年1-11月为7.3万亿，预计为8.1万亿）。而在过去的三年中，居民户贷款总额始终保持在7.1-7.4万亿。其中，短贷维持在1.8-2.4万亿，我们预计2021年居民消费逐渐修复，短贷保持多增，维持在2万亿左右（2020年1-11月已达1.8万亿）。居民中长贷与房地产销售相关性较高（图33）。我们利用两者进行回归，在2021年房地产销售增速企稳的假设，我们预计居民中长期贷款大约为5万亿元。并且，根据往年经验，我们也发现中长贷维持在5-5.5万亿（2019年5.5万亿、2018年5万亿、2017年5.3万亿）。 预计企业贷款维持较高水平，短期贷款2万亿，中长期贷款大约为9.5万亿元，合计约11.5万亿（2020年1-11月为11万亿，预计为11.6万亿）。在最近三年的库存周期中，每一轮工业产成品存货增速回升的6个月后，企业贷款均出现明显的多增。最近一轮从2016年6月启动的库存周期中，企业短贷从7283亿元增加到1.6万亿，中长贷从4.18万亿增加到6.4万亿，对当年社融规模的贡献分别提升6个百分点。而当前国内迎来再一次库存启动，预计2021年的企业具有实际融资需求的短贷和中长贷均不弱。此外，我们利用制造业投资与企业中长贷进行回归，也估算得到2021年中长贷规模大约在9-10万亿（图34）。而2021年政策层大概率延续2020年二季度以来的对于金融套利行为的监管，我们认为企业短贷不会在出现2020年上半年的超季节性多增，但由于企业补库需求，也不会出现下半年的明显缩减，大概率维持在1.5-2万亿的往年水平。此外，非银金融机构按照历史均值，大约在0-500亿。 政府债券小幅回落至7.3-7.5万亿，比2020年少1.0~1.2亿元（2020年政府债券规模合计8.5万亿）（图35）。2021年的政府债券一看赤字率，二看新增专项债规模。2021年财政政策总体上退坡已是板上钉钉，但退坡力度市场存在争议。我们认为，退坡幅度比较有限，主要退出的是1万亿特别国债。我们预计，2021 年中央预算赤字从2020年的3.6%回到3.3%左右，地方专项债发行额度从2020年的3.75 万亿收缩至3.5万亿左右。根据名义GDP增速10%的假设，2021年一般债与国债总计总计规模在3.7万亿附近，与2020年规模相当，加上3.5万亿的专项债，合计在7.3万亿左右。而在年内节奏上，根据过去五年的投放规律来看，我们预计2021年四个季度分别为1.7万亿、2.1万亿、2.2万亿和1.2万亿。 企业直接融资（债券+股票）大约在6万亿。企业信用债净融资额在2021年大概率持平于2020年，不会出现多增。多增概率不大，主要因为，第一，2021年货币政策常态化后的发行条件相比于2020年有所收紧。第二，2021年政策层可能有序处置“僵尸企业”，逐渐引导打破“刚性兑付”，影响新债发行。在2020年11月的“永煤事件”至今，已经有大量的信用债发行推迟或者取消。但我们认为多减的概率同样不大。2020年下半年以来，政策层多次提及将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图37）；“永煤事件”后大量被“错杀”被延迟发行的企业债有望在2021年发行。由此，我们预计2021年的信用债净融资额将略少于2020年，但略高于2019年，维持在4.5万亿左右（2020年1-11月已达4.4万亿，预计在4.5-4.6万亿左右；2019年为3.2万亿）。 鉴于政策层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多次提及将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们认为，企业股权融资有望保持增长态势。2020年1-11月已达7800亿元。在历史上，即便是在去杠杆年份，直接融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图36）。2016年的股权融资就在2015年760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近5000亿，达到1.2万亿。由此，我们预计2021年，企业股权融资有望在1.2~1.5万亿。 资管新规到期，表外或迎进一步压降。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非标面临较大压降，但我们认为不会明显导致信用收紧。数据上，第一，表外在2018年出现明显压降的趋势，收敛节奏较为确定。第二，而资管新规主要影响非保本理财中配置在非标上的非净值化产品，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压降规模约与2019年相差不多，大约在1.5万亿，远小于2018年2.9万亿元。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套利部分将维持被压制，但支持实体经营的部分将仍存在，预计全年与2020年一致，在3000-5000亿左右。综合表外三项，表外预计压降1万亿。 此外，社融中的外币贷款将延续今2020年以来的强劲增长态势，我们预计维持在2000亿左右。其他项（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以及贷款核销）按照最近三年平均值估算，大约维持在1.5万亿附近。 5．财政与货币政策：政策缓退坡与经济弱复苏的拉锯 5.1．财政政策：赤字率收窄，实际支撑仍强 2020年，财政从支出和收入角度来看，收入增速回升较为迅速，支出角度，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力度在四季度提速，但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在专项债大幅扩容的背景下表现弱于收入的回升。整体广义财政资金存在“沉淀”。我们认为核心原因在于地方换届、项目缺失。 在经济自主动能恢复基础上，财政政策总体上处于边际退出。预计2021 年官方中央预算赤字从2020年的3.6%以上（实际结果可能在4%左右）回到3-3.5%区间，同时不再发行特别国债。另外，地方专项债发行额度从3.75万亿收缩至3.5万亿左右，而且更多用于城商行的资本金补充和老旧小区的改造。虽然整体从预算赤字率和新增专项债角度，政策退坡明显，但鉴于分母端回升，叠加2020年财政资金的沉淀，整体财政支撑作用仍然较强。 5.2．货币政策：货币呈中性，全年前紧后略松，加息可能性不高 我们预计中央依然会定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保持适度灵活，呈现出“价稳量控”的特征。也就是说，2021年全面降准、下调或上调政策利率的概率都不高，但窗口指导信贷投放节奏和方向将成为常态。因此2021年，货币将呈中性，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整体上“货币”、“信贷”将分道而行，信贷趋紧，但货币呈中性，加息可能性不高。从央行态度上，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强调将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保持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重提货币总闸门，未来一年明显放松概率不大，全年大概率紧信用，稳定债务。 结构上，2021年，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陆续到期（图42）。其中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最先到期（1月31日），其次为5000亿元（2月26日）和1万亿（4月17日），集中在2021年的一季度，用于抗疫和复工复产的前8000亿元最先退出。我们预计央行部分小微信贷延期，并且将进一步设计和创新具有撬动作用的直达工具[刘国强． 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J]． 中国金融， 2020年第24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近日表示“下一阶段，在微观层面，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 节奏上，货币政策全年前紧后松，但在2021年2季度后不会出现明显放松，大概率为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有所放松。 2021年在杠杆、产能等没有出现大问题背景下，政策层或“有序”、可控处置僵尸企业，打破刚兑，纠正道德风险，使得信贷资源高效分配，但大面积违约潮不太可能，政策层也不让系统性风险发生，更多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渐进式的进一退二改革模式，类似于2019年5月包商银行事件。 2021年在杠杆、产能等没有出现大问题背景下，政策层或“有序”、可控处置僵尸企业，打破刚兑，纠正道德风险，使得信贷资源高效分配，但大面积违约潮不太可能，政策层也不让系统性风险发生，更多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渐进式的进一退二改革模式，类似于2019年5月包商银行事件。
李小加即将挥别港交所。 “推手”二字，是李小加对自己11年港交所行政总裁生涯的总结。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推动港股拥抱新经济，推动港股向国际跨界，推动港交所走向现代化……任期内，李小加在港交所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且卓有成效的改革，把港股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让香港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得以巩固，也有效配合了内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2020年12月31日，李小加将正式卸任，由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转任为港交所董事会高级顾问，继续为港交所提供6个月的指导并确保过渡安排顺利进行。卸任前夕，李小加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11年来的收获与思考。 ■ 四个维度推进改革 上海证券报：您做过石油工人、记者、律师、投行及港交所CEO，此前您说“港交所的工作是我最热爱的一个”，为什么港交所的工作让您热爱？回想当年上任时，对于港股及香港金融市场，您希望做出哪些改变？11年过去了，当初想做的事都实现了吗？ 李小加：可以说实现了很多，还有很多没实现。实际上，过去11年想干的事情，就围绕4个事情：连水、换鱼、跨界、改制。 “连水”就是互联互通，即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将中国内地市场与世界市场更加有效地连接在了一起。“换鱼”即港股的更新换代，从本地的“鱼”换成世界大海里的“鱼”，从传统的银行、房地产股，换成新经济股票。“跨界”则是指从股票向商品的跨界，也是从香港向全球市场跨界；“改制”则是指港交所的现代化、数字化。 回过头来，我觉得“连水”和“换鱼”给个A或者A+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跨界”应该是B或者B+，因为跨界是跨出了，通过收购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确跨出了股票，进入到了商品，也的确跨出了香港，进入到了伦敦，但是跨的幅度可能不是革命性的，只是进入到了商品，还没有进入到货币。因为天时地利都不在，曾准备跨越性地大跨一步，（伦敦交易所集团的收购）去年也没做。 现代化这部分，应该说是个B-。虽然做了很多，比如交易时间改了，交易系统全面升级换代了，新股结算周期从T+5向T+1的改革正在做，但是还有很多没做。交易所的现代化就像老建筑改造，这个“楼”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可住着很不舒服，但改起来很难很难，得要足够的人愿意干，还得把少数不愿意干的人慢慢说服。 改革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要么在监管体系上有所突破，要么在既得利益上有新调整，肯定有人喜欢有人恨。对我来说，每一项改革都很难，因为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线性的矛盾，而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矛盾，这种冲突管理我是很喜欢的，到最后总能找到一条阻力较小的路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所有的工作中最热爱港交所这份工作。 上海证券报：媒体最喜欢用“改革者”来形容你，如果让您给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定语，来概括您带领港交所乘风破浪的这11年，您会用哪个词？ 李小加：我觉得“推手”或者“推动者”可能更适合。过去11年，我干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在最后往前推，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我在前面领导。因为你不可能拉着大家走，然后把有些跟不上的人给甩了，作为一个市场的组织者，我们有一个普遍服务义务，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参加。 如果把整个市场比作一个狼群的话，交易所的角色既像是这个狼群的头狼，也像是狼群的护卫狼。我们有责任引领整个市场朝着最有前景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灵活应变、与时并进。作为市场的营运者，我们同时也是市场的守护者，我们要守护每一个狼群成员的安全，因此，当我们进行创新时，我们必须通盘考虑，统筹兼顾，照顾到发行人、中介机构、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等市场各方的利益和诉求。 所以，作为交易所CEO，是不可能完全领导的，领导什么方向搞清楚以后，实际上更多的是推动，拼命地推着往前走，所以说更多的是一个推动者，而不是一个领导者。终于推起来以后，慢慢进入到一种具有惯性往前走的状态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车”往前走的力量已经开始超越你推动的力量，最幸福的时候就到了。 ■ 双向开放的神来之笔 上海证券报：2014年沪港通开通的时候，您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共同市场，使内地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先在自己“家门口”实现，现在6年过去了，共同市场发展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李小加：如果把交易所比作“场”，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债券等各类产品比作“货”，各路资金是“钱”。所谓共同市场就是无论是世界上的钱，还是中国内地的钱，都会在这，然后无论世界的货和中国内地的货，也都会在这。 现在中国内地的货纳入共同市场已经完全实现了。以前港股是没有中国内地的钱的，现在通过沪深港通，已经实现了一半。世界的钱本来就已经在香港了。世界的货到香港来，可能顶多也就是实现了1/4，甚至还接近空白。这个空白和中国内地的钱能否通过互联互通进入一级市场紧密相关。 上海证券报：在港交所工作的这段旅程里，你觉得最自豪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留有遗憾的事情又有哪些？ 李小加：我很少会觉得什么地方很骄傲，它是一个旅程，不是一个短跑，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着长期过程的事，就像今天说突破了“连水”，突破了“换鱼”，突破了“跨界”，突破了“改制”，0的突破是很重要的，没突破之前是个大事，一旦突破了以后，拿了一块“金牌”就不再是大事了，能不能拿很多块“金牌”，能不能进入前三，能不能拿第一，后边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现在突破互联互通了，应该说没有比这个感觉影响更大的了。可是回过头来看，互联互通，现货通了，衍生品没通；二级市场通了，一级市场还没通，还是觉得差一大块。就像跑马拉松，里程碑后边还有新的里程碑。 没有什么遗憾。所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可能是不可及的，还有很多人反对。所以，那时候知道做不成的概率是远大于做成的概率。但是，你不认这个理，一定要试试，事成了就非常高兴，事不成也不遗憾。 ■ 港交所的双循环发展思路不会变 上海证券报：双循环发展格局+港交所自身改革的框架已经搭好，未来港交所战略思路会否发生变化？ 李小加：我觉得大方向不应该有变化。但是，不同的人做事情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技巧、不同的长短项搭配，肯定会让这些战略的实施重点有所不同，那都是很正常的。 上海证券报：对于未来的内地资本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您最期待哪些变化？ 李小加：双循环发展格局叠加港交所自身改革，三个维度的结构都搭好了，背景清晰了，基础逻辑也清晰了，什么时候能唱什么戏，导演来决定。 双循环的两边其实是两大金融体系，以前是不搭边的，后来由于经济体系之间已经是互联互通、互相依赖，这就使得两个金融体系不可能长期处在两个不相交的圆。后来，大一点变成中间有资本项下管控，两个圆有了交汇的地方，将来这两个圆一定会越来越靠拢，但完全重叠也不可能。到最后，这两个市场一定会达到相对稳定的既有深度重叠又有深度分别的状态。 所以，未来大方向肯定是继续融合，融合的速度会有一定的节奏，不会随意加速。现阶段，我们已经把融合的一些大的步骤和框架确立了，之后就是慢慢地一点点往前走。 以互联互通为例，现在基本上都是现货通，接下来的期货通、衍生产品通这个方向一定是要走的。只是要考虑走多快、先从哪里入手，这些方面如何管控等等。 现在债券通也只有北向通，那一定很快会有南向通，所以说“通”不会停下来的，只是“通”的速度、幅度、深度，可能会一点一点地来实现。
崔璇2020年12月12日，由主办，新浪财经、中国企业家、中房网、中物研协联合主办，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联合指导的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作为地产、物业、家居三大行业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行业盛会之一，活动自2020年10月10日启动至今，覆盖中国约60个主要城市，吸引了全国共两千余位地产、家居、物业经理人参与评选。 12日当晚21时，在“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现场，来自旭辉、华发、蓝光、绿城等十家房企的CEO获得“2020中国十大地产年度CEO”的殊荣。 其中阳光城集团执行董事长、总裁朱荣斌成功蝉联这一称号，这也是他自2018年当选“中国十大地产年度CEO”后，连续三年成功折桂。 2020年度，是一个比较波折的年份，面对突发的情况，以及“三道红线”政策的出台，对于房企都是巨大的考验。 那么，在此行情下，作为阳光城的的CEO，又获得如此殊荣，朱荣斌从个人角度怎么看待这一称号？他又对今后的企业发展方向有着怎样的希冀？今晚，朱荣斌接受独家采访时都做了详尽解答。 朱荣斌表示：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是一种鞭策，长江后浪推前浪，连续三年蝉联地产10大ceo，感到奖杯背后带来的压力。 2020年各行各业都不易，地产只是其中一个。疫情之下尤为显著，记得年初复工，我给全公司发过一封信：每朵乌云都会有金边，当我们面对风暴，我们不知未来如何，但走过风暴便迎来新生。 相信经过今年的风暴，我们会更加坚强。 2020年政府针对地产提出了很多政策，例如说的最多的三道红线，它也是政府对企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阳光城是一家成长型的企业，在前几年快速增长下，触及两条红线，不算优等生，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增长都在指标范围内，并未突破。我们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继续恶化，阳光城也在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的增长。 相信我们也在政策和市场的审慎下，很快会让大家看到明显改善。 2021年，将是阳光城新的开始。今年刚完成了战略股东的入股，在新的股东加入后，我们会有更规范的治理，阳光城一定会在今后走得更加稳健。 关于阳光城的未来，朱荣斌表示：我们会在稳健发展的基础上，做好产品，市场一定会看到我们的改变并给我们更多回报。 阳光城近两年推出了绿色智慧家。是我对自己从业20年的反思，和国外更成熟的市场相比，我们前期过多关注市场规模和发展，或是更豪华的装修，最终忽略了品质。 其次因为自身的原因，我开始关注如何做更健康的产品，即便高成本低利润甚至零利润，阳光城仍然会克服困难力求更健康、更安全的产品和更环保的建筑。 采访最后，朱荣斌表示，阳光城提出了家文化，今后我们会把绿色、健康、便捷、安全、家文化作为发展方向。 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每年12月12日举行，涵盖地产物业家居三大行业数千位经理人，旨在发现行业榜样，挖掘行业人才库。前三届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移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并新增“乐居红人节”和乐居liveshow等活动。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已成为地产物业家居三大行业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行业盛会。
12月13日，五矿地产董事长、党委书记何剑波何剑波全联房地产商会活动中表示，行业自律应该说对我们行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企业家创新，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我觉得创新是我们作为企业发展的一条主线，自律应该是另外一条主线，如果只有创新没有自律，其实会失去平衡。特别像房地产行业在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那么大影响力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自律显得尤为重要。企业要通过三个方面去达到自律： 第一， 牢记我们的稳健发展。在过去的这些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一直在指导和保障我们行业能够有一个稳定健康的发展，包括去杠杆、三道红线，都是为了保证平稳健康发展。刚才又说到房地产的去金融化，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事情我们房地产行业可以跟最近发生的一些比较大的事件结合起来来考虑，包括高科技企业，过度的金融化或者资本过度扩张，这样的情况可能会给金融带来不稳定。房地产在之前早都在去杠杆了，这个应该是在地产行业也好，金融行业也好，其实是有步骤、有计划的在进行调控，来降低风险。 对于如何在稳健发展和冲规模之间达到平衡，何剑波董事长独家回复和讯房产，达到平衡并不难，需要注意“三道红线”的标准，降负债是必要的动作。 第二，房地产有一个特殊性，我们地产行业每建一个房子对城市和社会环境都有很大的影响，它有一个外部性，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到了60%的城市化比率，我们的新城，很多高楼大厦都是房地产企业建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建一个项目都要考虑到城市的人文历史底蕴，我们的环境能够更好的结合，而不是粗制滥造盲目建一些项目，成为钢筋水泥垃圾，我们能够把城市建设好是我们对这个城市最大的贡献。 第三，我们要为社会提供精品和优质服务，企业最终的使命就是提供产品和服务，我们做产品最强调的就是精品。刚才我们在讨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在“十四五”期间，下一个五年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的陷井，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意味着我们的高收入阶层会大大增加，这些老百姓对我们的产品需求、服务需求更讲究品质，更个性化、多样化，对我们企业来说提供更好的精品，更好的质量，绿色的建筑，健康的建筑，多样性产品，休闲、渡假、养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企业应该做的。提供好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这也是我们行业自律应该做的。
疫情冲击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一季度甚至出现了GDP负增长的情况，落差达到12到13%，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疫情使得我们从常规的稳增长和防风险的调整，过渡到应对危机和当前突发事件的思维上来，所以，出台了很多应对危机的政策。“总体来看，全球疫情还没有企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延缓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是加大的，全球新的外贸需求下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产消费品的国家来讲的确有很大的压力。”毛振华说。在中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看来，外部风险既包括外贸、金融等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也包括产品供应链、原油输入线等新型外部风险，应该面对基层，政策留有余地，谋划长远，将外部风险降到最低。在毛振华看来，疫情下，我国存在“错峰”发展的机会，但也要防止短期刺激影响中长期的发展。“疫情之后我们会重新回到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重新要回到以防风险为主缓释经济风险，不要让经济风险集中暴发，找到机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整，完成我们中国自己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平衡数，找到一个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够长远健康地发展。”毛振华说。警惕外部风险6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工业生产进一步恢复，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从环比看，PPI下降0.4%，降幅比上月收窄0.9个百分点；CPI上涨2.4%，涨幅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物价指数回落，给了货币政策更灵活的调整空间。这轮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风险，疫情本身的风险，和来自国际的风险。“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人类一百年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大危机，全球都受到冲击，而且这个时间点和原来就酝酿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碰到一块儿，所以，加快了很多格局性的变化。”李稻葵说。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同时，逆全球化也在进一步加剧。在李稻葵看来，来自国际上的风险来自两类，“传统的国际上的风险”和“非传统的风险”。“传统的风险”包括外贸、金融。外贸方面，中美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果很可能不了了之，执行不下去，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很可能就宣布政策；金融方面，美国可能会攻击中国债务太高，能力下降，唱衰人民币，导致资金外流，国际货币政策适当收紧应对资金外流。不过，传统的金融风险对国内冲击有限，李稻葵警告，非传统的国际上的风险更为致命。比如，产品供应链被卡住，美国有生产能力的厂商都不许给中国供应芯片，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芯片厂都断供。“这样就会导致至少半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内很多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停止生产了，短期内国内一下子生产不出来，整个电子行业整个行业性地受打击。我国每年进口芯片6000亿美元，原油100亿美元，我们在芯片上花的钱远远超过芯片。”李稻葵说。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接近全球的30%，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进口大量的中间品，中间品进口份额甚至达到到三分之二，我们的进口结构已经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美国想方设法要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是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或者复工复产的进程受阻，被动性的断裂，都会对我们的供给端继续形成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目前，外贸的企稳状况并没有反映整个世界疲软的状况。如果分析5月份的进口下降幅度，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变化状况，可以看到中国外贸受到整个世界深度下滑刚刚开始。由于全球疫情蔓延，经济停摆，产业链、价值链断裂所带来的冲击，只能说刚刚开始，尤其是疫情第三波高涨的时候，这是应该认识到的一点。以新增长点应对危机中央最近多次强调，要“六稳”、“六保”，要有底线思维。“围绕这段时间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认为稳增长和防风险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之间是可以转换的。我们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有较松的金融监管来鼓励金融创新，同时加大投资，当然是依托国有企业，同时鼓励消费。在防风险为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政策工具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金融监管趋严、去通道、去杠杆，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及隐性债务加强治理，控制它的债务的进一步发生和蔓延，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重点我们就有不同的政策组合。”毛振华说。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看来，扩大内需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根本举措。因为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够把潜在蛰伏的发展潜能激活；通过改革把增长的潜能激发出来，就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地、健康地、高质量地发展。在李稻葵看来，今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比我们GDP超过美国的意义还要大，因为我们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通过扩大进口，扩大消费，可以建立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新的发展格局。“供给端要着力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在当前来说，要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因为无论是中美经贸摩擦还是这次疫情来看，供应链这块还是有很多短板，怎么下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下一阶段供给端要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要避免风险进一步向金融领域的聚集，经济的底线要守住，下一步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在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的同时，还得有风险意识，要加大改革进程，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牢牢守住风险的底线。”王一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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