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现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约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20多年，曾先后任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兼首席经济学家、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编著、翻译经济及证券类书籍多部，并在各类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百余篇，所主持各类课题曾多次获奖。 “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发力点在供给侧。”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无论市场还是学术界，都有关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辩论。需求侧增量转弱、供给侧趋强是否已成为大趋势？全球经济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资产配置？明年有哪些投资机会，有哪些风险和挑战？李迅雷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并分享他最新的资产配置思路。 今后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 南都：最近一年多以来，无论市场还是学术界都有关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辩论。需求侧增量转弱、供给侧趋强是否已成为大趋势？您如何看待需求侧和供给侧各自存在的投资机会？ 李迅雷：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投资机会。 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粮食、能源、稀有金属等原材料类的外需依存度较高；另一方面，包括芯片、精密制床、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赖亦较强。我们要扩大进口替代的比例，使国内大循环正常运行起来。 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看，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疫情以后的需求不足。上半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9.3%。除了要考虑疫情因素的影响，居民需求分化亦是影响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其中，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的需求，但是缺乏消费能力，这就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供给端的顺畅运行。 因此，需求侧和供给侧都非常重要。需求侧最主要是补短板，通过补短板，能够与全球产业链加强合作，同时自主创新，实现部分进口替代。而在供给侧，主要工作是改善我们整体收入结构。 南都：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实现这种高水平的经济双循环？有哪些关键点是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 李迅雷：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合作是一个大的趋势，各个国家、各个厂商都有他们的特点以及优势。比如说，我们需要的很多零部件不可能都通过替代来实现、来解决的。 双循环非常重要，不仅是国内大循环，还需要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要加大开放的步伐，加大开放的力度，让中国跟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我们必须注重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都：在你看来，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主要的投资机会是否仍然出现在供给侧？ 李迅雷：供给侧的机会可能更多一点。需求侧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是全球都面临需求侧的问题。需求侧要通过改革来推进，但需求侧就像一个老房子，房屋里面的结构都已经老化、固化了。我们要慢慢来改进，一步一步来改革。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实际上，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搞货币泛滥、大水漫灌了。在货币超发的时候，收入的差距就在拉大。 此外，从区域政策来看，当前各大城市对户口户籍制度放开，鼓励人口自由流动，这一举措也缩小了相关差距。如果贫困地区人口往发达地区流动了，那么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就少了。这是一种理性的办法。财政政策方面，通过一个比较增量部分尽可能地寻求公平，这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因此，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未来主要的机会来自供给侧，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在短板上面的投入。如果投入加大的话，产出相应地也会增加。因此，从今后的投资机会来看，包括光伏、芯片、电动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美股的“双脱钩”现象 南都：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我们的各项风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何美股屡创新高？ 李迅雷：截至12月4日，美股三大指数均创历史新高。首先这很大程度上与美联储持续大放水有关系。其次，这次疫情对传统周期性行业和服务业的影响比较大，但对新兴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美国的三大成分股指数中，新兴产业的占比较高。如标普500指数中，新兴技术行业和通信行业的市值占比相加就达到41%，这两个行业受疫情影响也相对较小。 此外，美股三大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与美国经济分化程度高，美股短期激励力度大、静态估值可能被高估等因素亦有较大关系。 比如美国股市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公司，其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超过70%，尤其是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奈飞、特斯拉等互联网或高科技行业的市值富可敌国。这些上市公司在疫情之下表现更强，从而进一步拉高了指数。从今年前三季度看，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涨幅前20只股票贡献了97%的指数涨幅。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成分股指数与美国股市存在“脱钩”、美国经济与美国资本市场也存在“脱钩”这样一种双脱钩现象。 存量经济主导下的投资具有三大特征 南都：展望明年，中国经济大概出现怎样的场景？ 李迅雷：根据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速是1.9%，明年要超过8%；美国今年会缩水-4.3%，明年是3%以上正增长。 全球经济实际上处在一个比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比好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只要稳住，中国在全球的排名就有望提升。从前三季度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一枝独秀，恢复非常好，实现了正增长，但是依然还是有下行的压力。 总体来讲，GDP增速还是处在长期下行的趋势当中，估计明年一季度达到高点，因为同比会达到高点。但从环比来讲，目前已经有存在增速放缓的迹象。这也是正常的。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2011年以后经济回落，而回落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问题突出，因此“五中全会”公报提到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前城乡差距、居民的收入差距都是比较明显的，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的人口大国，我们与全球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共性，那就是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存在一定扭曲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 南都：展望2021年，我们要如何更好地进行资产配置？ 李迅雷：大类资产配置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投资逻辑，对资产配置比例进行调整。比如从2000年以来，房地产是中国市民家庭的主要配置资产，配置比例也比较高，这应该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处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了城市。而随着城市化水平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提出来在存量经济主导下的投资应该具备三大特征，对应的是三大思维。 第一，强者恒强。资产配置上要抓大放小，重高端轻低端。过去几年，至少2018、2019基金公司的产品业绩普遍都跑赢了大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分化的时代，我们基金公司注重于价值投资，所配置的资产恰好在理性阶段。而这部分大的资产原先的估值相对便宜，因为交易不活跃，所以它们估值相对低。现在交易越来越活跃了，所以可以享受到流动性溢价，故公募基金业绩好有普遍性。特殊性方面，比如华安在众多基金里面业绩是领先的，说明它还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强者恒强。 第二，此消彼涨。传统的产业在衰弱，新兴的产业在崛起。为什么我们给银行地产股给得那么低？是因为给了科技、互联网、通讯电子这么高的估值，包括食品饮料都给那么高的估值。给了周期性的行业这么低的估值，说明现在是此消彼涨的阶段。 第三，优胜劣汰。一定要买好公司。什么叫好公司？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应该买的是未来的好公司，不是现在的好公司。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专业投资者在寻找好公司方面的能力较强，而不是类似个人投资者那样去炒题材、概念，这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很大特征。 房地产高配置时代已经过去 南都：房地产市场似乎在逐渐降温，市场亦开始讨论房地产是否面临“反转”？展望2021年，房产是否还是大类资产的标配？ 李迅雷：从大类资产配置来讲，作为传统的配置资产，房地产占居民家庭的资产比例达到60%-70%，应该要减持。但是否所有城市或地段的房产都要减持？实际上还要看地理位置。如上海中心地段的房子非常稀缺，恐怕不应减持。上海最近这么多的科创板上市，意味着上海又产生了很多富豪，富豪的收入增加对上海的房价又有支持作用；杭州、深圳等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以广州、深圳为例，近两年人口的流出量巨大，流入量也巨大，总体来讲还是净流入。实际上是农民工大量流出，高端人口大规模流入。收入高的人进来，收入低的人出去，对房价当然也是有支持的作用。 我认为，研究人口流、货币流、货物流、信息流，对投资房地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全国来讲，房地产高配置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要配置金融类的资产，黄金也是准金融类的资产。 A股市场外资占比太小 南都：今年南下资金在持续增加，对于港股市场怎么看？ 李迅雷：今年一个现象是A+H的溢价率不降反升，从年初的127%上升到最近的142%。溢价率上升表明南下资金规模小于北上资金规模，这或许与人民币升值有一定相关性。但是，随着长线机构资金的增加，这些资金应该更愿意配置低估值的长线品种。因此，我们判断2021年港股市场的机会相对会多。 南都：港股市场机构占比近八成，A股是否已经也向机构市场转换？ 李迅雷：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数量和规模都在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加速推动资本市场迈向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投资回归理性是新兴市场走向成熟的长期趋势，相信随着机构投资者比重的上升，A股的估值体系会更加合理。 与成熟市场相比，我们还有不少缺陷。A股市场中个人投资者较多，市场非理性程度较高，也造成了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高换手的现象。 从A股投资者成分上来看，A股市场中散户占绝大多数，与成熟市场相比差异较大。目前散户交易量占到整个A股市场的80%以上。而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例如美国市场，散户交易量要占整个市场20%以下。这说明我们的市场离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 国内外的实证数据表明，当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上升时，市场的波动率、换手率以及非理性特征都会明显增加。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引导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专业机构参与股票市场投资，能提升市场的理性程度，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此外，我们也要提升A股的开放度，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内地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外资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对监管的需求等能促进A股市场的成熟发展和监管制度的完善。 目前来看，我们外资占比太小了，尤其是和其他新兴市场相比。我们外资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大概4%左右，而在韩国或者印度市场中，外资占比基本上都在30%左右。我们的股市还处在一个新兴市场时期，跟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A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南都：A股逐步推行注册制，上市公司也进入了扩容期，在这期间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的？ 李迅雷：注册制是国际上成熟资本市场普遍采用的发行制度。2019年，我国在科创板率先试点注册制。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2020年创业板也开始实施注册制。注册制改革从增量市场深入到存量市场。 对于注册制来说，信息的充分披露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帮助投资者来自主定价，真正实现价值发现功能。注册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真正形成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严格落实退市制度。相比于IPO的繁荣，A股退市率仍旧很低。美股从1980年至今退市的股票家数超过了1.7万家，A股过去30年退市的家数才只有100多家，优胜劣汰机制还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存量时代，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加剧，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让更多企业得以在资本市场中竞争。并在退市制度下淘汰落后公司，保留优质企业。这样才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也才能真正发挥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南都：近期，不少公司都在治理方面出现问题，在加强公司治理方面，您有何建议？ 李迅雷：过去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美国，但A股的整体涨幅大幅低于美股，A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明显偏低。在经济增速更高的大环境下，盈利能力却明显偏低，这说明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提高违法成本，消除各种制度套利和“钻空子”的空间，遏制各种“赚短钱、赚快钱”投机风气，促使上市公司更加专注长期经营和提升长期盈利能力。近年来，监管力度已经明显增强，也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等方面的问询、批评、谴责等数量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需要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更完善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更强的企业家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整体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对长期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可能至关重要。 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很低 南都：为什么判断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成熟需要20年？ 李迅雷：经历短短30年，A股市场从一个袖珍市场变成市值超过70万亿的大市场。总市值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但期间也出现了股市大幅波动而监管采取暂停新股发行等举措。这说明金融产品如果还是受商品供需关系影响，而不是受收益率的影响，其估值仍会处在一个偏离状态。 近年以来，A股市场IPO的融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直接融资在国内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仅占15%左右，跟西方成熟市场70%以上的直接融资比重相比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也反映出国家对融资的依赖度比较高。换言之，虽然直接融资比例不高，但是股权融资IPO的规模已是全球第一，说明国内资本市场不可谓不繁荣。 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成长之后，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超过其他所有的新兴市场，但要真正走向成熟恐怕还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这要求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金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也希望A股市场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不断走向发展。 采写：南都记者周亮 [感谢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支持] 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由泛华金融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市南开大学校友会、广州市金融服务促进会等机构于2017年联合创办。论坛邀请国内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金融机构代表、企业家等众多精英，聚焦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与财富管理等领域，探讨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旨在搭建高端交流平台，为广大金融从业人员和普通大众传达有态度、有深度的解码政经的高端论坛，推动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 【李大霄：“温柔牛”来了 中国股市的核心资产将受到全球投资人争抢】今天的话题是2021年全球争抢中国的核心资产，向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2021年中国的地位将会迅速提升，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会迅速提升，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消费习惯，将会引领全球，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那么中国股市里面的核心资产，包括中国的债券市场将会遭到全球投资人的争抢，这个结论告诉大家了。（证券日报） 中国股市的温柔牛到了。 证券日报办的不错，今天的话题是2021年全球争抢中国的核心资产，向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2021年中国的地位将会迅速提升，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会迅速提升，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消费习惯，将会引领全球，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那么中国股市里面的核心资产，包括中国的债券市场将会遭到全球投资人的争抢，这个结论告诉大家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疫情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疫情现在第二波出现了，第二波出现之后，死亡的人数要比第一波小一些，我们从今年的年关过了之后，后续疫苗时代将会出现，疫苗开始之后，那整个对疫情将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看看全球的经济情况将会在2021年将会复苏。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比较大概率的，不管是从OECD这么一个综合领先指标来看，我们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四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先指标来看，也可以看出来。 还有从IMF的预测来看，明年将会是一个确定性的复苏年，而中国将在整个经济的贡献度会大幅度超越其他几个经济体。 还有我们从这三个中美德国家的主要债券收益率情况，向大家报告一下，从5月份这个地方开始，我有一个结论，债券市场的熊市就到来了，全球现在最大的泡沫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全球17万亿负收益率债券的泡沫，在这个地方开始爆破了，不要抱任何的幻想，这将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全球性的泡沫，这个地方会使到很多不信泡沫会爆破的债券投资人，会遭受长时间的痛苦。而中国的债券将会受到其他负收益率债券投资人的争抢，中美之间有250个基点的历史巨大的新高，是在上个月出现的。而且现在的情况，从5月份开始，全球的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在抬升，滕泰先生讲明年还是要降息，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的利率水平是全球性的升高，这是一个给大家比较确定的方向。 还有我们从股票市场的波动情况来看，现在恐慌指数在下降，美国股市再创历史新高，包括标普、纳斯达克和到道琼斯都在创历史新高，这是全球高额的流动性推动的这么一个牛市，而且这个牛市我们看美联储是放出7万亿美元，全球的央行是放出超过10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推动的这么一个市场。 美国的经济情况现在是在恢复当中，特朗普总统给每个家庭发几百美元，每个家庭的几百美元在网上要买东西，只有中国在疫情控制下恢复性增长，美中和美西航线的航运运价是翻了三倍，现在抢集装箱的人拼命去抢箱子，抢不到，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什么意思，是中国在生产的商品源源不绝供应给其他的国家，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看看美国的失业率情况，从一个非常高的接近15%的状态回落了的过程，现在还是在恢复阶段。油价在中行原油宝问题出现的当天，我有一个建议，中国在这个时候要完成我们的石油战略性储备，应该是把握天赐良机，不要在实物上去做，我们要用金融手段锁住这个成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千载难逢的时期，完成我们国家的战略性石油储备。 大宗商品在涨，铁矿石在涨，煤炭在涨，这个状态从谁都不起眼的这些商品里面，是明确性的在上涨。 我们再看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欧洲是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美国是零利率，这个状态造成了那些避险资产的高涨。我在前两个月的时候，跟一个做黄金的大多头在辩论，要注意流动性过度宽松的时候，其实顶点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对黄金的那种非常狂热的追捧，超过2000美元之上，还在短期狂热的时候，要引起一点点的谨慎，我们对很多的避险资产，我们不能够在一个流动性开始收缩，或者是不再大规模增加的时候，还那么狂热。我们再看看美元指数为什么现在下来了，是采用一个弱美元的方法，来减少它的还债成本，而且这个在2021年还会继续，人民币会在明年，会继续偏强。 在全球央行零利率，负利率的状态下，中国央行还保持一个正常的利率水平，加上人民币升值，这个时候中国的核心资产将会受到全球投资者的争抢。而且国内的经济形势，滕泰先生讲得比较多了，我把这个地方跳过去。 总体来看，我是基本同意滕泰先生的观点，明年是一个恢复阶段，特别是一季度，数据会有飙升，但是全年平均下来，是两年5%的增长，这样一个增长在全球的经济体里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看看工业企业的利润是在确定性的回升，前十个季度规模以上的已经转正了，我们看到了整个利润将在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总体的情况来看，还是一个回升的阶段。 最后我讲一下股市，市场还是有前景的，为什么呢？大家看一看这条线，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地方，我说6124是长期估值顶部呢？因为绿线超越了蓝线，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谈这个是地球顶，绿线大幅度超越了蓝线，没有钱了。我们现在仍有一点点的距离，这是我对钱的看法。A股市场怎么看，现在是什么阶段，现在处于在低位回升的一个中间阶段，这个阶段把它市场剖析出来看，怎么看，蓝色这一部分，仍然是具备投资价值的，蓝色这个部分就是蓝筹股大盘股这一部分，仍然还是在市场的低位。而高位，市场贵的东西，也是有的，市场便宜和贵是在哪里？现在3333点是上证指数的一个起点，风险在39倍这里，机会在11倍这里，现在这个阶段是风险和机会并存的阶段，里面有机会，同时里面有也存在风险。 风险在哪里？现在40%的股票存在风险，而且风险巨大，加上这里，60%的股票是有一点风险的，还有一些少部分的股是有一点机会的，但是这个家数会比较少。做好人，做好人，得好报的这么一个道理就在这里，我们要买好股票。尚主席说的理性投资和价值投资，才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再看看现在整个市场来看，机会在哪里？第一大机会，恒生国企指数是整个市场的第一大机会，第二大机会看一看上证50，第三大机会是沪深300，它比北京、上海，买房子的机会要多一些的。这是做股息收益和房租收益的比较。再看看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部分上市公司在减持，我要减持100亿去改善生活，可能改善生活不需要100亿，但是对那些改善生活需要100亿，千千万万的人拿几万元改善生活，要非常小心。所以要做好人，买好股，方能得好报，要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买公司就是买董事长，你要判断这个董事长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就要买他，不要把钱被别人赚走了，还帮别人数钱。很多人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很多人在这个市场上完全没有兑现自己刚刚上市的承诺，而且都是一边在减持，一边在画一个美丽的图画，这个是要注意的，非常警惕的。 我们看到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在两个季度，三个季度，已经在增长了，利润也是在增长过程中的。利润在哪里？第一大机会是银行，第二大金矿是非银行金融，第三大金矿是房地产，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跟大家说得不一样，银行有什么好的，金融企业占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我觉得里面有金矿。很多人说这个东西不好，但是很多城市摇号是买不到房子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去抢的东西，我不知道它好不好。 还有就是上市公司到底哪个行业有机会，我觉得排在这一边的行业，里面的机会要比别的行业的机会要大一些，排在左边的机会相对要大一些。 总的来说，机会在哪里？从右边数过去，左边出现了明显的风险，这个地方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历史的机遇很难打破高科技，大家看一下估值的顶点在哪里，我告诉大家三个股票，阿里、腾讯、苹果的估值是30，哪个公司要比这三个公司要好，你就能够超越它的估值水平，如果不是，听李大霄的。 最后谈一谈市场明天将会怎么走？整个30年以来，我对市场的看法，325点是底部，第二个底部是998点，第三个底部是1664点，需要勇气。第四个底部就是我被挨骂了三年的钻石底，这个地方我呼吁养老金应该在这个地方进场，我现在还呼吁养老金和社保基金应该在低位，外资大量配置完成之前，完成我们的配置。第四个底部是我说的婴儿底，少鹏兄给我说了一句话，你的婴儿起的名字要比钻石底起的名字要好，因为它有温度的。为什么婴儿底击穿了，我说婴儿尿布，又击穿了，我说是少年底。在今年最危险，最痛苦的时候，我用一个名字叫做战疫底，很多人说底部不是破了吗，好像是错了，核心资产逐级上行，这就是我起的这个名字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看看这一条线，横跨了中国股市13年，13年的时光，3000点我认为是一条地平线，而过去是在3000点上下波动，而后面将是在这个上方勇敢的飞翔。 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一点点看法，我们明年再来检验一下是否正确。祝证券日报越办越好，祝投资者投资顺利，把我说的九个字，写在床头上，每天默认三遍，有奇效。谢谢！
“十四五”规划文本中明确地提出关于新时代新发展的一系列要求，其中有两点值得大家格外关注、分析和研究。一个是高质量发展，一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且这两点之间存在很多内在联系。最近我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讨论、交流和阐释。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需要转移和淘汰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或者不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行业、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要按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去实现这些行业、产业和企业的转移，以及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价值链的跃迁。具体而言，我从三个方面阐述上面的观点。 第一，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在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应该仍然着眼于全球，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跃迁。过去，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入全球分工、参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分工格局和产业链构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成为最大的受益国。今天，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调整，而此刻内外部环境、调整的逻辑以及调整目标都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但在这一轮调整转移中，我们首先仍应着眼于全球。资源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才符合中国目前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最大进出口国的利益；而下一步中国更深度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也离不开全球化。 第二，与过去相比，这一轮调整的一些基本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主导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的基本因素有全球化、WTO主导的资源配置规则、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等。但是今天来看，这些因素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基本规则不再由WTO完全主导，新的规则，如我们最近加入的RCEP、USMCA美加墨贸易协定、TPP、CPTPP等正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替代WTO。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最近，欧元已经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最大的结算货币，大湾区9个城市对外经济活动中人民币已成为第一大结算货币。 此外，有两个新的要素出现并成为影响和决定新一轮全球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数字经济和虚拟经济，基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来讲。另外一个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我今天侧重讲一讲这个因素对新一轮供应链调整的可能影响，以及金融业怎么去应对，尤其是如何通过绿色金融更好地支持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调整。 首先，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在中国日益成为一项硬约束。过去，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市场主体甚至对某一个国家的约束力其实不强，更多依靠大家用情怀去改善、维护和推动，因此，有些国家甚至公然退出了《巴黎协定》。举个例子，很多知识界的精英、企业家都很有情怀，每当说到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风险，大家都愿意参与其中，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呼吁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但是，有些人出行可能并不愿意乘坐经济舱，住酒店不自带洗漱用品，天气热的时候也不能不开空调。所以，依靠个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真正投入到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贡献中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环境保护、控制气候风险的产品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不容易界定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无法收费，从而产生了很多“搭便车者”，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公共产品通常要由政府来提供，私人部门来提供是无效的。 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今年9月，总书记明确地对全世界庄严宣布我国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30·60”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也让全世界欢欣鼓舞的决定。世界上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不管是已经实现的还是有测算的，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要用30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对于中国产业升级、供应链调整和价值链跃迁而言，这将是一个硬约束。在我国，一旦一项政策、一项决定成为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它就一定能实现，就像过去我们提出三年攻坚战，到三年年底我们就能骄傲地宣布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绿色金融能在全球独占鳌头，也是因为绿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陆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多项文件中，甚至写入了宪法。从这个角度讲，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将成为下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硬约束。 接下来，基于上述判断，金融领域应该如何作为？其实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比较早，2012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2016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后，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一道在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引领者，基础很好。从下一步绿色金融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转型、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实现总书记提出的“30·60”目标来看，我认为，还应当对绿色金融予以更多的激励。我刚才说过，绿色金融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让它获得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加强外部激励约束，比如税收、补贴或者处罚；二是诉诸“科斯定理”，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有效地界定这些产品的产权，让它可交易、可定价，从而实现私人部门可生产。从激励约束的角度讲，我认为监管部门和政府在税收、补贴等方面还大有可为。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强调和呼吁一下，探索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特别是针对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金融资产都要按照一定的风险权重去计算其所需的资本金。根据现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75%，而对绿色资产没有特殊的资本金管理规定。如果我们能够对商业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给予适当优惠，将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降低50%，降低其经济资本占用，从而释放更多信贷资源，降低商业银行从事绿色金融业务的成本、提高其回报率，可能会对金融机构发放绿色贷款形成更强的正向激励。我们做过测算，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国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余额约为11.55万亿。按照现在10.5%的平均资本金的要求，如果将绿色信贷风险权重降低至50%，可以释放6000多亿的资本金。在理想情况下，如果释放出的资本金全部用于绿色信贷投放，理论上绿色贷款规模可能放大一倍至23万亿，这是相当可观的。再进一步讲，如果激励对象扩大至银行表内持有的绿色债券等产品，在计提相应风险准备时也给予相应优惠，激励作用将更加显著。 事实上，这个政策也有较强的可行性。第一，总体而言，银行机构的绿色贷款质量比较高。据统计，2019年末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不良率为0.73%，比全部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低1.54个百分点，比银行全部贷款的不良率低1.13个百分点。这为降低绿色贷款风险权重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第二，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有良好社会共识。中国在绿色金融发展上存在广泛的国内共识，在国际上也有相应的名望。所以，它有社会基础和价值观基础。第三，我国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标准清晰，不容易混淆，不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第四，良好的统计基础。2012年我们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开始进行绿色信贷统计。绿色债券也有比较完备的统计指标和非常完整的统计数据。6个国家级绿色金改试验区已经实现了绿色信贷的逐笔统计。基于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好的核算，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综上，我认为降低绿色贷款等的风险权重在我国有较好的基础。即使这在国际上开创先河，尚无成功经验，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认识，我国也可以先行尝试。为了控制风险，一是可以考虑在6个国家级绿色金改试验区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二是可以考虑缩小业务范围，先针对某些特定领域的、指向性很清晰的行业，如风电、光伏领域，对于这些行业的绿色贷款及其它绿色金融资产的风险权重给予适当降低，比如降低50%，从而更好地激励银行投放。当然，降低绿色金融资产风险权重的工作除了需要国内相应监管部门、主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形成广泛共识外，还需要得到国际金融监管界的支持，因为银保监会及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资本管理都有相应的要求，所以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做一下推动。 绿色金融本身就是一项从无到有的事业，就是在不断的探索和不断的凝聚共识的过程中才形成了今天这个良好的局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加大力度，进一步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我认为，这将有助于获得更多正向激励、实现绿色金融自身的更好发展，同时也将更好地支持新发展阶段提出的高质量和双循环发展格局，更早、更全面地实现总书记提出的“30·60”目标。
12月9日，新浪财经2020年会暨第13届金麒麟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快。 曹远征表示，过去十几年中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所谓的高大上的高科技，其实一些传统的部门也是在快速增长的。像家具、家装这个行业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增长快呢？也是由于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引致了这个行业的增长。很好理解，农民兄弟经济增长了，添两样家具总是可以，家里贴个瓷砖总是可以，于是带动这些行业的发展。 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尤其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那么产能是可以被消化的，而且再平衡是可以进行的。 “我们会看到中国居民收入在过去十年中间基本和GDP是保持同步的，更为重要的是低收入阶层，以农民为代表的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速度是高于GDP的。”他表示。 他强调，这就意味着在过去十年中间居民收入跟GDP保持同步增长在十年内也基本能翻一番，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一组现象，由于农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快于GDP，于是农村市场在持续扩大，那么它是构成了中国强大的消费能力，而使我们的产能过剩变得不那么严重的核心原因。 十年这样的一个增长也就导致了中国的企业在经营方式上的一些变化。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有很多人问怎么做企业呢？很简单，要做企业，要新创企业，不在于说谁的收入高，而在于谁的收入增长速度最快，“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快，于是就看到跟这个群体做生意，企业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其中拼多多就是最好的案例。” 曹远征谈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我们也发现在过去十年中间奠定了一个内循环为主体的基础，同时为双循环提高了一个可靠的经验，就是扩大居民收入，尤其是扩大中低居民收入。在这个意义上，双循环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 “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劣质企业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在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用ETF就可以做全球资产配置。” ……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发展30周年的光辉时刻。30年来，努力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一直在前行，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节点上，资本市场再出重拳，未来，资本市场将全面落实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 “而立之年，不破不立”。“零容忍”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生态建设的关键是优胜劣汰 记者：1990-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30年。在栉风沐雨的30年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资本市场生态建设也一直与时俱进，为资本市场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请您对我国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情况做一个整体评价。 刘锋：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我国初步形成了由监管机构、上市企业、投资机构和个人、中介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成就是非常大的。 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规模，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都居全球第二。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美国差不多，都是4000多家。同时，我们基本的市场运营体系、交易系统、交易方式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交易效率可能比美国都高。 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源于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的资本市场从0到1，发展很快。但是，进步快的同时，也面临发展比较粗糙和容易出问题的现实，所以未来从1到2的进程就比较难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资本市场的诸多乱象，包括难以建立长期预期，市场投融资参与主体行为纷纷短期化，甚至不惜违法违规、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致使市场牛短熊长、暴涨暴跌、市场价格信号混乱、交易行为失序等情况频频出现。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出问题很正常。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是允许坏的东西存在的，就如同用农药把害虫全打死了，青蛙没有食物，也无法生存。但是，伴随经济体量的增大，这些问题一定要得到有效处理，这也进一步引发我们对如何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深入思考。 记者：您认为，下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刘锋：我认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其自我创新能力和修复能力非常强大，这便是制度的力量。好的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在于能否实现优胜劣汰，好的公司要有明显的激励机制，而对于作假作弊的，要严厉打击，不给或者限制其生存机会，而且还要对其进行惩治。当然，在资本市场生态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会有漏网之鱼，但是要把其降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我国在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制度窟窿逐渐补上，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既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要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其基本要求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在资本市场，投资人买的是企业的债权和股权，权益的保障是通过契约约定的，需要通过法律体系来保证合约的有效性，这包括两点：第一，此权益要被明确清晰界定、规范和保护；第二，对违约行为要有清晰的惩罚性法律条款和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措施，因为侵权而造成的损失，应该获得赔偿。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要在哪个方面补短板，及时补充和完善基础的制度缺失。因此，我们要建立强大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第一，从立法环节来说，比如针对退市的问题，退市的时候怎么清偿资产，这不是仅仅通过新《证券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刑法》也要跟上。现在我们的立法程序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是重复，要么是部门制约，立法效率很低。由于我们是大陆法系，要先有法律条文，司法才有依据，所以必须提升立法的速度和质量。 第二，立法之后，从司法和执法环节来说，必须将处罚落到实处。我们很多案件都悬而未决或者最终不了了之，这样会很伤投资者的心。资本市场是有记性的，这些“反面教材”对市场建设非常不利，这涉及整个市场体系的信用问题。投资者来资本市场投资，第一要有安全感，第二才是赚取收益。投资者可以承担风险，但风险得公平公正才可以，比如弄虚作假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风险，并且，我们现在违法成本太低，造成一种负向激励。因此，必须启动严厉的赔偿和处罚机制。 我们看到，新《证券法》夯实了诸多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同时，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刘鹤副总理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了资本市场“零容忍”的政策，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明确了方向。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司法体系要配套和完善，同时手段要加强，以促进资本市场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您认为，这一举措，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刘锋：“零容忍”的提法精准、深刻、具体，抓住了资本市场建设的“牛鼻子”。其深刻含义是，要花大力气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制度，同时更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从而让资本市场在制度、法律的框架内有效运行。其落脚点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的良性运作和优胜劣汰的环境，建设对投资者和融资者都有益处的生态环境。真正做到“零容忍”很难，我们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未来，对财务造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行为“零容忍”将是资本市场“强基固本”的良药。此外，以往我们加强监管，往往认为其对象是违法的上市公司等主体，最近一段时期，监管方把对中介机构的“零容忍”也提到了显著高度，这抓住了当前一些市场乱象的病根。 总之，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大家都将变成守规矩的市场参与者，不仅上市公司要守规矩，投资者、中介机构也要守规矩。同时，监管方也要守规矩，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市场各参与主体都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守好自己的底线，这样的话，资本市场的生态将会不断净化，并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环机制。 完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 记者：一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以及不健全的退市机制的确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也是“零容忍”政策的重要直击方向。为了将“零容忍”的政策落到实处，未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的着重点是什么？ 刘锋：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需要完善和补齐。 第一，及时发现造假行为。比如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造假的行为，及时发现并非易事，今后要加强稽查系统建设，提高其专业水平，并借助一些科技手段来追踪造假行为，发现问题要快、准、狠。 第二，惩处对象一定要准确。以前针对造假行为，我们偏惩治机构，而不是个人，今后要把参与作假的所有人都考虑在内。这里要强调的是，应把投资人也纳入监管范围，因为很多投资人本身也在作假，如利用假身份参与交易活动。其既是投资人，也是大股东，可能存在操纵市场或者内幕交易等行为，如“老鼠仓”、庄家对敲、散布虚假信息或谣言等违法行为。 第三，严格执法。“零容忍”包括对造假的不当处置实现“零容忍”。在处置力度和方法上，针对造假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如何赔偿，应有详细规则。执法系统要对造假人的财产进行处置，即使做信托，利用相关的条款设计来规避责任，都是无用的。除了财务造假，我们还要完善账户登记系统，进行严格的场外配资调查，让市场操纵者无所遁形。 第四，对投资者的诉讼和赔偿机制要落到实处，在这方面，投资者保护基金要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记者：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权益。从新《证券法》的制定实施，到最近几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都在强调投资者保护。您认为，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的政策，将如何把投资者保护工作推向更高层次？ 刘锋：我们以财务造假和不健全的退市制度为例，来阐述如何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一，财务造假对投资者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投资者先天存在信息劣势，其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就是看财务报表，如果这方面不可信、不可靠、不全面、不真实、不及时，那么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见真实的财务状况是投资者赖以生存的最核心点，所以才要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 未来，在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等严监管的政策保障下，市场将会净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状况能够获得更加真实、准确、专业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判别其质量和风险，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偏好性都可以提高。这样，不管投资者是谁，其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尤其对最弱势的中小股东而言，更是如此。同时，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的政策对于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的判断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分析师所做的分析，也都是建立在假定财务报表是真实的基础上。 第二，针对不健全的退市机制，“零容忍”的政策对投资者保护的意义更大，尤其是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探索试点注册制之后，其意义更加凸显。注册制和审批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其根本区别在于原理不同，这就如同高考和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区别，高考是选拔考试，是有人员数量限制的，是根据考试结果“择优录取”；而四六级考试是水平考试，只要达到最低标准就可以。实施注册制，就是告诉所有人，能够成功上市的公司只是达到了最低标准，进来的不见得是最好的，投资者要根据其上市后的表现再作判断。 注册制下，没有上市公司的数量限制，但一定要有淘汰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股市多年来始终保持较高的退市率，平均每年退市的有300家公司左右。而反观我国，由于退市不畅，很多垃圾股造成了明显的“堰塞湖”效应，投资者又没有鉴别能力，往往都是一窝蜂地炒作，其权益严重受损。而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企业的重要出口，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另外，即使上市公司退市之后，也不代表就不管投资者了，其还是需要赔偿投资者的受损权益。 投资者可以用ETF做全球资产配置 记者：出于中国资本生态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内资本市场波段行情的综合考量，您认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该如何把握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呢？ 刘锋：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一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财产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银行储蓄和房地产，财产性收入较低。资本市场的发展给老百姓的财富管理多了一个选项，并且这个选项非常重要。伴随我国中产阶层的逐渐壮大，债权股权投资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从融资的角度来讲，股权和银行贷款不同，资本市场给企业提供了获得长期资本的空间，投资者把钱直接投到企业，谁有本事挣钱，谁就能获取投资者的更多青睐。这样资金的使用效率就会提高，社会财富水平和福利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因此，长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A股市场，就可以用ETF（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指数基金）做全球的资产配置。现在我们已经有以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概股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等国际主要市场指数为标的的ETF基金，以及上百只涵盖A股所有行业、板块和个股的各类指数的ETF基金。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设立一个比例，做3-5年或更长时间的区间配置，进行分散投资，这样在市场低位的时候不用过于恐惧或加仓，而在高位的时候，则应该适当减仓。 而从短期来看，如果投资者是散户，资金量很小，也没有时间研究报表或者盯盘，那么，其投资行为将是非常不理性的，在资本市场上，他们同专业人士做交易，就如同拿着红缨枪与飞机大炮博弈，获胜或赚取超额收益的概率太小了。因此，奉劝普通投资者，像现在这样波动较大的市场，不要或小心参与，不要心存幻想，这对自己有害无益。 记者：下半年以来，百亿级甚至千亿级体量的爆款新基金屡屡现身市场，但是很多基金业绩表现并不尽如人意，难逃“爆款基金魔咒”。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投资基金呢？ 刘锋：我国公募基金呈现出的是“大而不强”的局面，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成熟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本应改变我国资本市场散户盛行的格局，但是实践表明，基金行业的发展仍然呈现出散户思维，投资行为短视化，业绩波动幅度大，基金经理流动性高，不仅没有稳定市场，而且还时常参与追涨杀跌、“击鼓传花”，甚至发生“老鼠仓”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因此，中国基金公司的运营模式是有问题的。 基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分散化投资，真正在市场低位的时候，风险反而不大。很多时候，基金公司都喜欢在市场高位的时候发售新基金，申购赎回费用又高，投资者赚取投资收益的空间就会大打折扣。投资人要看清楚这个形势，不要买高位时段发售的新基金，可以去买存续时间较长且有良好业绩记录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但是，很多投资者在低位的时候会出来，他们是把基金当作股票了。定投其实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把情绪屏蔽掉。现在，基金里面，投资成本最低的便是ETF了，投资者对此可以适当考虑。 刘锋，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智库联盟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曾荣获2018亚洲资本“金方向”年度卓越金融家奖，福布斯中国优选理财师2009-2018年十周年“卓越贡献奖”，财新数据咨讯2019中国资本市场杰出成就个人。
□ 在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上，盈趣科技获得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盈趣科技董事长林松华获得2019年度金牛企业领袖奖。林松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智能制造的浪潮中，盈趣科技早在2007年便布局开发UMS联合管理系统，对工业4.0、智能制造都有领先的理解和应用实践，这也是公司长期获得国际知名制造企业客户信任的重要竞争力体现。 盈趣科技2018年1月在深交所上市，公司以自主创新的UDM模式（也称为ODM智能制造模式）为基础，形成了高度信息化、自动化的智能制造体系，为客户提供智能控制部件、创新消费电子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中小企业重视“智能制造” 中国证券报：公司的UDM模式如何满足5G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智能制造需求？ 林松华：公司2007年布局开发了UMS联合管理系统，在长期服务国际知名企业客户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主创新的“UMS系统+ODM智能制造体系”的UDM业务模式。 UDM模式下，在产品研发环节，公司协同客户完善了电子电路设计、结构设计、软件设计、外观设计、可生产性设计等多方面的研发分工；在采购环节，UMS将下达给供应商的订单同步至UMS供应商协同平台；在生产环节，公司向客户开放实时的生产数据及质量检测数据，实现数据实时共享，大幅增加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可追溯性与客户体验感；在售后环节，客户可通过产品身份认证信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产品质量。 除UMS联合管理系统外，我们还开发了ITTS测试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再加上工业测试机器人，形成了一个工业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实践和验证，2015年我们把这套解决方案独立出来，在服务自身智能制造的同时，也为其他中小企业提供以上述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中国证券报：企业客户对智能制造的意愿是怎样的？ 林松华：我国中小企业和企业家是很愿意在这方面去投入的，甚至有时候还比较激进，我们反而会劝他们按部就班，注重投入产出比。实际上，跟我们合作的一些企业已经在智能制造过程中获得了收益。 我们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业务主要聚焦电子、光伏、卫浴及塑胶四个行业，在快速光衰处理设备、智能物流AGV及UMS联合管理系统等产品的拓展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智能家居更关注系统稳定性 中国证券报：物联网消费电子近年来竞争激烈，尤其是苹果、华为、小米等消费电子公司纷纷布局物联网产品。跟他们相比，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林松华：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很多企业都会洞察到这个商机，一定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在民用物联网领域，我们有两块业务，一是汽车电子，二是智能家居。智能家居领域其实是很庞大的，产品品类也非常多，要想做好，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庆幸盈趣科技很早就布局了智能家居这一块业务，所以我们能做到“人性化、真智能”。 在我看来，市面上很多智能家居产品都是“小智能、伪智能”，或者叫“体验智能”，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智能。我认为，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智能家居场景，比如我家，有将近400个智能终端，每天即便有一个出现不良，也会影响我的使用体验，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要关注智能家居系统稳定性。我们是基于过去在工业互联网系统上的经验来投入到民用物联网产品上，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压力测试，我很自信我们的系统稳定性。 另外，我们跟很多公司的定位不同，盈趣科技对智能家居的定位是打造“买得起的奢侈”。我们希望面向相对高端的市场，因此对整个产品线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证券报：你认为的“真智能”是怎样的，是否已经实现？ 林松华：比如像我家，我开车回家，在车离家大概还有40多米的时候，家里的车库门感应到我要回家，就会把门打开。门打开的同时，灯也会打开，电梯也相应落到负一层等我。这个场景，完全不用你做任何动作，是已经实现的“真智能”。 C2M激发创造力 中国证券报：怎么看待C2M模式？ 林松华：消费者直连制造商和生产商这个模式，能把过程中一些环节砍掉，节省了很多成本，能够让消费者用比较低的成本买到较高质量的产品。同时，这也能让消费者深度参与到产品设计制造的过程，更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激发出整个制造过程的创造力。对于制造企业，把消费者的创造力融入进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也能迫使自己提升管理水平、制造能力、质量管控等。我认为未来C2M的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 盈趣科技过去一直是ToB，做工业互联网的市场，但我们也希望成为民用物联网领域的领导者，就是ToC，也会应用一些C2M模式来制造产品。我们开发了全球第一款物联网打印机，同时也跟京东等合作，开发创新消费电子产品。去年以来，我们开发了两个类似C2M模式的产品系统。 中国证券报：公司生产智能控制部件产品、创新消费电子产品、健康环境产品、汽车电子产品等数十种品类，请问多元产品线如何规划管理，能否带来协同效应？ 林松华：从产品角度看，产品与产品之间存在很多共性，差不多百分之六七十的制造都是共性的事。解决制造基础的技术问题，这个是盈趣必须要掌握的。另外，很多产品组件化、模块化的部分很多，比较容易实现多元协同管理。一般我们一个产品品类只做一家客户，不希望客户在盈趣科技内部还要相互竞争。我们只要做好、做精就可以了。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李克强总理记者会实录： 张业遂： 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刚刚举行了闭幕会议，现在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李克强总理与大家见面，并回答大家的提问。有请李总理。 李克强： 首先感谢媒体的朋友们在特殊的时期，而且克服了特殊的困难，对中国的两会进行报道。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用视频连线的形式开记者会，我想这个距离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时间有限，请大家提问。 张业遂： 感谢李克强总理，现在开始提问。 路透社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少国家的政府出台了数万亿美元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的冲击。我注意到，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设定今年GDP增速，根据路透社的测算，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台的财政措施约占中国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个规模比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要有所降低，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了几十年以来的收缩。未来几个月，中方是否会出台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从更长远看，中方是否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不断紧张的中美关系？ 李克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可以说是史上罕见。最近不少主要国际组织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负3%，甚至更多。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不可能置身之外。所以今年我们没有确定GDP增长的量化指标，这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是我们确定了保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等“六保”的目标任务，这和GDP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增长不是不重要，我们这样做实际上也是让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有更直接的感受，使经济增长有更高的质量，发展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如果统算一下，实现了“六保”的任务，特别是前“三保”，我们就会实现今年中国经济正增长，而且要力争有一定的幅度，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前行。 你刚才说到有反映我们出台的政策规模低于预期，但是我也听到很多方面的反映，认为我们出台的规模性政策还是有力度的。应该说应对这场冲击，我们既要把握力度，还要把握时机。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时候，我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当时复工复产还在推进中，复业复市还受阻，一些政策下去不可能完全落地，很多人都待在家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积累了经验，正是根据前期的经验，也是判断当前的形势，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出了一个规模性的政策举措，应该说是有力度的。 过去我们说过，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政策，我们叫作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鱼。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摸准脉下准药。不论是筹钱或者说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都要走新路。 这次规模性政策筹措的资金可以说分两大块，一块就是新增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共两万亿元。还有另外更大的一块，就是减免社保费，有的国家叫工薪税，动用失业保险结存，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让利，自然垄断性企业降价，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这一块加起来比前一块，大概是它的两倍。而且我们是要推动这些资金用于保就业、民生和市场主体，支撑居民的收入。这和我们现在全部居民收入40多万亿的总盘子相比，它的比例是两位数以上。 更重要的是，钱往哪里去？我们这个规模性政策，可以说叫作为企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主要是来稳就业、保民生，使居民有消费能力，有利于促消费、拉动市场。这可以说是一条市场化改革的路子。 钱是可以生钱的，用之于民的钱可以创造新的财富，涵养税源，使财政可持续。我们一定要稳住当前的经济，稳定前行，但也要避免起重脚，扬起尘土迷了后人的路。但是如果经济方面或其他方面再出现大的变化，我们还留有政策空间，不管是财政、金融、社保，都有政策储备，可以及时出台新的政策，而且不会犹豫，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战胜当前的困难，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保持稳定、稳住基本盘，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而且会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实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谢谢。 彭博社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未解之谜，科学家认为找到该问题的答案有助于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发生。有人呼吁就源头问题开展国际审议，事实上本月举行的世卫大会已同意就此展开调查。中方对调查持何立场？您认为这样的调查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应该避免什么问题？ 李克强： 中国和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病毒进行溯源。前不久召开的世卫组织大会通过了有关决议，中国也参与了。因为科学溯源可以更好地防控疫情，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这次疫情突如其来，对人类来说是个全新的传染病，到现在可以说还是未知大于已知。病毒是没有国界的，它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敌人，各国都在进行防控，也在探索中前进，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一方面要控制住疫情的发展，加快研发疫苗、有效药物、检测试剂，这将是人类战胜这个病毒的强有力武器。中国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投入，我们也愿意开展国际合作。这些产品是全球公共产品，我们愿意共享，最终让人类能够共同战胜病毒这个敌人。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有效控制了疫情，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公开透明负责任及时向国际社会发布有关信息。但现在疫情还在全球流行，在中国也未结束，现在还有散发性病例，不少科学家都强调，还是要保持警惕，防止反弹。我们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的原则，一旦发现疫情，坚决予以管控，不允许有任何隐瞒，而且要科学进行防治。 现在很多人都说疫情可能短期不会结束，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实际上国际社会已经面临双重挑战、要做两张答卷，一方面要控制住疫情，一方面还要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恢复正常秩序。这是有矛盾的，如果只是做一个方面的事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需要在矛盾中平衡，探索中前行，尤其需要国际合作。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发展经济，都需要我们同舟共济，使人类能够越过这场巨浪的冲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总理，您好。您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阐述了今年中国经济政策和救助规模。那我想问，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这些资金真正地惠及企业？避免空转？也能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李克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不可能轻车走熟路，只能是大车行难路。所以我们在政策上要注重创新。我刚才讲了，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作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它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而且中小微企业在吸纳就业中占90%以上。我们这次所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促进消费、带动市场。而且因为疫情，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疫情防控措施会抑制消费。我们按这样的方向推动实施政策，也是面向市场化的改革。 其次，我们强调政策资金要直达地方、直达基层、直达民生。新增的赤字和抗疫国债资金全部转给地方，省里面也就是“过路财神”，直达基层。可能有人会问，那基层就能把这笔钱用好吗？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个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这些钱要全部落到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落到社保、低保、失业、养老和特困人员身上，要建立实名制，这些都是有账可查的，决不允许做假账，也决不允许偷梁换柱。我们会瞪大眼睛查，也欢迎社会监督。我们采取的措施，最终效果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来认可。中央政府这次是带头过紧日子，我们把中央部门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缩了一半以上，调出资金用于基层企业和民生。各级政府都要过紧日子，决不允许搞形式主义，干那些大手大脚花钱的事。 刚才我比较多地讲了扩大消费，但并不是说不要投资，我们还要扩大有效投资。这次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6000亿元，再加上一些国债，有2万亿元的规模，这在规模性政策当中占到百分之二三十。我们投资的重点是“两新一重”，就是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而且要用改革的办法，用这些资金来撬动社会资金的投入。项目要有效益、有回报，要经过科学论证，按规律办事，不留后遗症。谢谢。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 总理，您好。今年两会因为疫情的因素延到5月才举行，这个时间点刚好跟“5˙20”非常接近。在“5˙20”之后，在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情况下，请问未来大陆对台政策的总体考量是什么？未来将如何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发展？ 李克强：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说了，我们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也是世人共知的。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都要坚持，同时要坚决反对“台独”。在这个政治基础上，我们愿意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对话协商，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们愿意尽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从来都反对外来干涉。中华民族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 我们视台湾同胞为手足，血浓于水，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福祉。就像这次疫情发生后，大家共同努力，没有台湾同胞在大陆因感染新冠肺炎失去生命。我们祈福两岸同胞都平安健康。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今年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调低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调高了调查失业率。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请问总理，今年政府将如何遏制失业潮？如何帮助大学生和农民工找到工作？ 李克强： 今年我们确定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确比去年低，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作支撑。我们把城镇调查失业率定为6%左右，今年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是6%了，所以我们这样做也是实事求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这几天我看中国政府网上的留言，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的。其中有一位农民工说他50多岁了，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如此，但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全家都陷入困境。还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已经歇业几个月了。一些外贸企业现在没有订单，影响员工就业。对他们的困难，我们要给予救助，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帮助他们就业。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那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为了稳住现有就业岗位，可以说政策是能用尽用，投入的钱是最多的。我们的规模性政策资金，允许基层用于减税降费，而且允许用于为企业减房租、贴利息。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把企业稳下来，岗位保得住，但要公平合理。而且我们还要采取资助企业以训稳岗的政策，今明两年将有3500万人次通过失业保险结存来进行岗位培训，给他们缓冲的机会。即便失业了，也要短时期内有再就业的机会。 同时还要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采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去年我们平均每天净增企业超过1万户，今年也要按这个方向去努力。 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前两周我看到报道，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中国的市场也是在不断开拓和升级的。当然，对重点人群就业我们有重点扶持的政策，像今年大学毕业生创新高，达到874万人，要让他们成为不断线的风筝，今明两年都要持续提供就业服务。对农民工，不论是在常住地还是返乡，都要给他们创造就业的服务平台。对退役军人，要切实把安置政策落实好。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 总理您好，我们关注涉港的“国安法”，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作出了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就此制定专门的法律。我们想问这是否表明中央调整了对香港的政策，是否放弃了“一国两制”，对于当下各方的反应您又如何看待？谢谢。 李克强： “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央政府始终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这是一贯的。你提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谢谢。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 美国继续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归咎中国，出现了更多关于中美之间“新冷战”的说法。与此同时，美中双方官员还在讨论如何为落实两国之间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总理先生，考虑到中国自身经济遇到的困难，您是否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让步足以解决美方关切呢？如果合作努力失败，中国经济能否抵御“新冷战”和脱钩的威胁？ 李克强： 当前中美关系的确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中美关系很重要，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应对传统或非传统挑战方面都有很多可以而且应当合作的地方，在经贸、科技、人文方面也有广泛的交流，可以说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不仅关系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所以一些问题发生后引起世界的担忧。至于你说到“新冷战”，我们从来都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关于所谓脱钩，可以说两个主要经济体脱钩，对谁都没有好处，也会伤害世界。我们应该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建立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你关注经济方面。中美两国经济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双方都从中获益。这使我想起，就在几天前，一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宣布在中国武汉实质性投资项目开工。我不是做商业广告，但是我对它的行为是赞成的，所以发了贺信。这个例子表明，中美商贸界是互有需要的，是可以实现合作共赢的。 中美之间的商贸合作应该遵循商业规则，由市场来选择，由企业家判断、拍板，政府起到搭平台的作用。中美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存在矛盾分歧不可避免，问题在于怎样对待。中美关系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一方面合作前行，一方面磕磕绊绊，的确很复杂，这需要用智慧去扩大共同利益，管控矛盾分歧。总之，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寻求合作共赢。这于己于人于世界都有利。谢谢。 新华社记者： 总理您好，讲到今年的经济工作我们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稳”和“保”，请问总理这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是什么关系？政府在这方面的重点是什么？ 李克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改革，我们宏观政策提出的稳和保是通过市场主体去支撑的，而且是围着市场主体的困难和关切去做，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做法。 我们首先是要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政策的真金白银主要是为市场主体纾困，激发他们的市场活力。真金白银要确保落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身上。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说要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我们现在有1亿2000万市场主体，他们就是青山，留住他们，就会赢得未来。 不仅要让市场主体活下去，更重要是通过“放管服”改革把他们激活起来。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打掉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使它们公平竞争。这种措施看似无形，但能创造出有形的财富，干好了，不亚于真金白银的投入。 再有就是要让新的市场主体更多地长出来。大家都知道，这次应对疫情中，像网购、快递、云办公等等一些新业态是逆势增长，有的营业收入增长了三分之二。而且现在新业态还层出不穷，这和我们这些年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发展新动能，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有关。 我们已经有经验，就应该把这些经验推广开，促使新动能、新的市场主体更多地成长。今年我们还是要努力做到平均每日新注册企业2万户左右，这是观察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重视中小微企业，并不是不重视大企业，我们还是希望大中小企业共生共荣，而且期待一些中小微企业将来会成长为大企业，这样形成一个互相融通发展的局面。今年我们不仅要看纾困政策用得怎么样，还要看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否明显，这样可以产生乘数效应。谢谢。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总理，您好。我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正在遭受严重打击，中国已控制住疫情，今后是否有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计划？中国今后在中日韩自贸协定（FTA）和自由贸易体系建立方面计划如何推进？中国打算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吗？ 李克强： 在去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十五国领导人共同作出承诺，今年要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我希望并相信这个承诺不会落空。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中日韩都是近邻，我们愿意在经济大循环中建立中日韩小循环，比如说最近中国和韩国就开辟了快捷通道，让商务、技术等人员能够顺利往来，这有利于复工复产，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至于刚才你提到TPP，我理解可能指的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于参加CPTPP，中方持积极开放态度。谢谢。 人民日报社记者： 总理您好。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但是受疫情的影响很多家庭收入都有所下降，甚至一些人还面临着返贫，所以想请问您，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还能顺利完成吗？以及我们的政府将如何保障基本的民生？谢谢。 李克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怎么样保障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采取的纾困政策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于保障基本民生的。 我们今年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按原本的账还有500多万贫困人口，受这次疫情的冲击，可能会有一些人返贫，脱贫的任务更重了。我们会多策并举，特别是要采取措施把脱贫的底线兜住，我们有把握完成今年决胜脱贫攻坚的任务。 各级政府都要以人民利益至上，以万家疾苦为重，每出一策都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千家万户、有利于民生。今年我们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要特别认真细致地考虑把各方面困难人群保障起来，扩大低保和失业保障的范围。现在低保、失业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员大概一年6000万人左右，我们预计今年人数会增加较多，但保障和救助资金是足够的，把他们保障住是有能力的。我们也要求一定要把账算细，把钱用到刀刃上，使民生得到切实保障。我们还有近3亿领养老金的人员，今年我们提高了养老金的标准，说到就要做到。 实干为要、行胜于言。我们现在的社保结存和储备是足以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但工作上不能出任何纰漏。在这个事上出纰漏就会让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何况中华民族有尊老传统，我们要让社会各方面都感到希望。要统筹把各项保障方方面面落实到位，这实际上也会有力支撑民心安定，推动经济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方面的工作不是一件事，而是多件事，我们都做好、做到位，相信中国人民的生活会更好。谢谢。 张业遂：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再提最后一个问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 总理，您好。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您对目前中国面对的外部形势有怎样的判断？中国将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另外，对于全球应对公共卫生的挑战和经济严重衰退的挑战，中国将发挥什么作用？ 李克强：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世界的变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确给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带来了巨大影响。现在因为疫情防控，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明显减少，如果再持续下去，世界经济会更加严重衰退，这是危险的。如果世界经济不能够恢复增长，可能将来连疫情都很难防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特别需要公共产品，需要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实际上更需要开放，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战胜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关起门来搞发展行不通，那就回到了农耕时代。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这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我们会继续扩大与世界的合作，自主出台更多扩大开放措施。开放对各国如同空气对人一样，须臾不可离，否则就窒息了。我们在开放当中还要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当然也有人会说，要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调整。至于企业的调整布局，这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市场规律本来就是进进出出、生生死死。我们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凭空做设计，而是要让市场更加相互开放。 坚持双向开放，那就要友好相处。第一，我们希望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国家不管大小、贫富、强弱，都应该遵循这个规则。相处规则如果有不完善之处需要调整改革，大家一起商量着办。第二，互利互惠。既然是合作，就要共赢，独赢是不会长久的，吃独食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共赢中大家才能够共同成长。再有，就是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各国都有各自的长处，都要担负起应有的国际责任，携手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会担负起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责任。 因为是最后一个问题，借这个机会我还想说一下，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我们推进的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规模性举措会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希望中国还是大家看好的投资沃土。我们愿意进口更多国外商品，成为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至于说到怎么应对疫情这场公共卫生挑战，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我前面反复说了，要同舟共济、携手同行。我希望并相信，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疫情之后会更开放，衰退之后会有新繁荣。谢谢。 张业遂： 感谢李克强总理，感谢大家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关注和广泛充分报道。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 （根据直播整理）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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