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历经极不平凡的2020年，站在新起点上，如何迈好第一步、走好新征程至关重要。思客特别策划《预见2021》，邀请多位智库专家围绕他们心中的“2021关键词”，谈谈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之路。 本期我们连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明年的财政政策。刘尚希认为2021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改革创新”。 ▲明年的财政政策如何强调“不急转弯”？ 点击视频，听刘尚希解读 明年的宏观政策操作为何强调“不急转弯”？ 刘尚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宏观政策不能急转弯，我认为这是针对我们当前的现实情况做出的要求，也是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中央提出“不急转弯”，其实是基于几方面考虑，一是国外疫情还在发展，不确定性相当大。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相当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能急转弯。 从国内经济复苏情况看，国内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这为我国发展赢得了先机。我国的经济复苏跟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情况要好得多，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不过疫情防控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够稳固，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2020年的政策大都是针对突发的、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以及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种衍生风险而制定。这些阶段性政策安排，不能到了2021年就立马退出，这需要一个平缓的退出过程。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有些政策自然要退出，有些政策则需要长期保持，有些改革成果，毫无疑问也是需要巩固的。 例如，支持“六稳”“六保”的一些政策措施，有的可以逐渐退出，有的必须要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有的甚至要长期坚持。阶段性的政策安排，它在实践操作上本来就与众不同。因此，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也需要分层次分类型，不能一概而论。 明年财政政策会有哪些调整和变化？ 刘尚希：2020年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六保”和地方“三保”而制定的。随着疫情风险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已经逐渐缓解，一些针对疫情防控的政策力度可以逐步调整，当然疫情防控还不能放松，专门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关的资金投入，有的还要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整体来看，2021年的财政政策已经不像疫情高峰时，需要那么大的政策力度。 对于财政政策的力度，其实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专门表述，即“要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这就意味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债务的规模。因为明年保持支出强度的收入来源不能完全指望税收，财政的“紧平衡”也可能是长期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下子大规模地减少赤字和债务也不现实。综合平衡考虑，债务还要有一定规模，可能比疫情暴发前规模要大一些。但相比2020年可能会相对小一些，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包括债务类型）来进行判断。 推动消费，扩大内需，财政方面该如何发力？ 如何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 刘尚希：推动消费，从短期看就是让大家放心消费、愿意消费。如何创造一些有利于激发消费的条件？我觉得这是当前要重点考虑的。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两点，一是有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好东西、好的服务，换句话说要不断提升供给的质量，这样才能创造需求，激发消费的热情。二是消费的前提是得有钱，那就需要扩大就业，稳定就业，提高就业的质量，这样才能改善收入预期，才能刺激消费。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 ▲6月1日，市民在武汉保成路夜市消费休闲。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收入分配的调整完善，一个是通过初次分配，一个是通过再次分配。财政更多的时候是在再分配上做文章。通过税收来调节高收入，把高的拉下来，把低的补上去，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数量，这样收入差距就变小了。 然而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再分配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其规模本来就不大，纳税人占比也比较低。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也比较小。 因此，要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作用，首先得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规模比例，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即使规模比例上去了，个人所得税能不能真正有效地，长期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一定。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设计非常复杂，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也很大，但美国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现在已经回到了二战前的水平。由此可见，通过个人所得税等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短期内是有效的，它能把基尼系数降下来，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效果相对有限（不能逆转长期趋势）。因此从长期考虑，更多还要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初次分配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城乡二元分治的背景造成了群体性的不平等，既有经济的不平等，也有社会的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表现为分配差距大，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都比较大。经济不平等还可能强化社会不平等。因为经济不平等带来能力的差距，能力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使下一代获取收入的能力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能会造成群体性之间的分配差距难以改变。 群体性差距和个体性差距的性质不同。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从社会整体来看，总是会有收入高中低差距，所以我们在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按照高中低收入分组去衡量收入分配差距。但群体性的差距，通过个人努力是无法全部改变的。 因此，加快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二元和社会二元的改革，就成为我们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 您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刘尚希：我认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词就是“改革创新”。这涉及很多问题，例如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相关政策的落实效果等。 ▲时速350公里高速货运6动车组在试验轨道上运行。新华社发（吴可超 摄）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状况，减少资源错配，这些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我觉得这也是内循环畅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怎么样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如何减少区域之间的分割阻隔与体制的障碍？这些都有赖于改革。体制机制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是制度的创新。有了制度的创新，才能推动市场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就包括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技术的创新。 如何发挥市场主体在创新中的作用？我觉得稳定预期至关重要。因为市场主体创新的前提是它必须要有长期的打算，长期打算就得有稳定的预期。 比如对民营企业来讲，它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会有长期打算，才会考虑投资和创新。否则这个企业它只会在经营上做文章，维持眼前的经营，并不一定会扩大研发投入，扩大创新。 虽然表面上企业经营更有活力了，但企业真正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应来自于企业的投资和研发。这对经济的复苏，尤其明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能否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 简单来讲，就是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市场的积极性，更好地主动去创业，去创新。这样一来，经济就有了活力，经济自然就会复苏和好转。 策划：刘娟 监制：李晓云 记者：唐心怡 编辑：周佳苗 特约嘉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视频制作：王云霞 仇炳宸 制图：李权 统筹：郭建伟 崔祎璁 新华网思客知识中心出品
作者：杨伟民（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
作者：杨伟民（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显而易见，美联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影响着全世界的市场利率，没有一家中央银行可以忽视美联储而不给本国汇率带来不利波动风险。 此外不论好坏，美联储的领导力不只限于当前货币政策。诚然，在设计货币政策策略或让决定和沟通更加透明方面，美联储并不是全球领导者，想想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正式调整通胀目标。但不要搞错了，美联储在战略性央行业务问题的全球讨论中也起着领导角色。 因此，毫不奇怪，央行官员们对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策略、工具和沟通评估的结果翘首以待。但美联储在8月底宣布的新策略或许不应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全球基准。 其他央行在跟进美联储之前应该深思熟虑，原因包括技术和政治两方面。首先来看美联储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即“寻求实现长期平均2%的通胀”。很难想象这一机制能可信地锚定通胀预期，美联储既没有明确衡量2%目标未达标程度的时间段，也没有披露决定未来高通胀持续和扩散情况的程序。 其次，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说，决策者将保持克制，不制定就业最大化的数字目标——而这是美国国会规定的美联储使命目标之一，因为这一目标无法测量，也不随时间而改变。但如果就业最大化不可测量，那么这一水平上的就业缺口数值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就业缺口是未来货币政策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条件下，关键联邦基金利率的下降与自然真实利率下降有关，而后者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利率，实证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本身是否造成了自然真实利率的下降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果真如此的话，降低央行利率就成了循环论证。 第三，美联储现在明确承担了美国收入分配的责任。在最近的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年会的讲话中，鲍威尔强调，随着美国疫情前的长期经济扩张的延续，“收益开始在整体社会得到广泛分享。黑人和西班牙裔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低点，与白人失业率的差距也收窄至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值。” 但鲍威尔加入不平等性争论最终将适得其反。一旦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就会遭到不可伤害社会中最贫困成员的巨大政治压力。 最后，美联储的新策略并没有回应构建通胀目标模型的挑战，这一通胀目标模型要整合金融系统风险，考虑它们不断变化的动态，非线性和复杂性。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模型。我并不热衷于欧洲央行用包容方式分析风险、进而为稳定定价的“双支柱方针”，但这至少是 解决问题的尝试。因此，美联储仍然危险地忽视了货币和信用，并且甚至都没有在更新的策略说明中纳入这些字眼。 在最低限度上，其他央行至少不应该盲目跟进美联储的新策略。但我最大的担忧在于美联储对收入分配重要性的强调。显然，经济不平等性是关键性的全球政治问题，货币政策决定天生具有分配效应。但承认这一事实，并让货币政策避免直接影响分配，与将分配正义列为货币政策目标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美联储的新策略带来了不少问题。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分配目标吗？这些目标是否与价格稳定使命存在潜在矛盾，自我采取的目标和法定使命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解决？民主国家的央行是否有权力宣布为分配政策负责？ 央行官员不是全能的，也不应该如同全能的神一样沟通和行动。分配决定必须由直接回应选民的政府和立法机关做出 。货币决策者如果扮演政治色彩日益浓重的角色，就会进一步破坏、最终毁掉央行独立性。央行在全方位暴露于政治的情况下可以和将会实现什么仍有待观察。 美联储承担解决经济不平等性的责任，这让其他央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跟进压力。抵挡住这些压力才是明智的。
近期，“双循环”一词成为业内讨论和关注的热点。 该如何理解中央强调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格局？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找准突破口刺激内需，开启内循环？ 带着上述疑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专访了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他认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蔡昉说。 图为蔡昉发布《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及其影响研究》 Q：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率均线大概3%，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 蔡昉：这取决于怎么测算，从潜在增长能力方面看，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测算，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才会接近于世界增长率的均值，甚至还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们的研究表明，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后来实际增长率的情况证明确实如此。那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通过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多少现在不好评估。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数就下降了，也许明年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按照我们2012年根据人口等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7.8%；当时测算的“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6.2%，现在看来，如果不算今年的话，“十三五”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略高于6.2%的；下一个五年，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6%之间。 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供给侧的能力，而影响实际增长率能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取决于是需求侧的因素。不过，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冲击。 Q：那现在该如何拉动内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们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蔡昉：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时，财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储蓄率成正比。按照我们的储蓄能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与美国等其他储蓄率并不如我国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点。此外，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个人。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我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Q：您认为，“双循环”会是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吗？ 蔡昉：肯定会，与其说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未来这么一个新的格局，其实要实现这个新格局，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发展方向，是未来的一种新格局。 Q：“十一五”时期我国就提到扩大内需、刺激内需的战略，现在重新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拉动内需。与过去相比，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思路去拉动内需？ 蔡昉：不能说过去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内需的潜力挖尽。现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认为，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Q：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我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是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Q：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蔡昉：防控疫情本来就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说的是疫情成为一个常态，那就相当于说经济增长的名义值变了，疫情对我国和各国都是一个常态，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变，作为其他国家的外需该多大份额也还是固定的。因为有些需求是刚性的，有些产业链是已经确定的，一时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情况下，有些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转变。所以，相对来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Q：“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您认为每个需求因素会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昉：准确的数字很难预测，我觉得目前保持这个结构变化趋势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比重还是应该会显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资需求的潜力也并不大，因为当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也回归到均值。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的继续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费需求的提升，就必须拿出真正的办法来。
在完成借壳重组一年多后，协鑫能科未分配利润时隔7年终于再次转正。 日前，协鑫能科披露的2020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2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77%。截至6月30日，协鑫能科弥补完所有的亏损，账面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48亿元。 据记者统计，2011年底至今，该公司已连续8年未推出分红方案。8月18日，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彭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借壳完成后一年多时间，通过努力公司已弥补完历史亏损，未分配利润达1.48亿元，后续公司会根据经营计划以及经营状况制定相应的分红计划。 未分配利润由负转正 协鑫能科原股票简称为霞客环保，2016年，霞客环保净利亏损超4000万元。 主业面临困境，对于原霞客环保的投资者来说分红也一直无望。记者梳理公司历年报告了解到，自2013年起至2020年3月底，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一直为负值，截至目前，公司已连续8年没有进行现金分红。 重组成为公司脱胎换骨的“良药”。2018年，霞客环保启动重大资产重组，置出盈利能力较弱资产的同时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协鑫智慧能源90%股权，2019年5月份，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实施完成。完成借壳上市后一年，更名后的协鑫能科未分配利润终于摆脱负值。截至2020年6月30日，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48亿元。 依据重组业绩承诺，协鑫智慧能源在2020年度和2021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81亿元和5.98亿元。如若业绩承诺能如约完成，后续公司可分配利润还将继续扩大。 8月1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司总经理费智坦言，“上半年疫情给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售汽量上，上半年公司累计完成结算汽量663万吨，同比减少3.9%。上半年受煤炭价格、天然气价格的下降以及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体系的调整，业绩保持了稳定增长，从全年来看，业绩的大幅度增长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完成业绩承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将适时制定分红计划 彭毅表示：“在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可分配利润的30%，这是我们对整个分红的政策安排。” 半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协鑫能科股东户数达2.12万户。对于投资者来说，时隔8年，公司已具备分红条件，后续将有望获得来之不易的分红收益。 “对于协鑫能科来说，如今借壳完成后，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得到了弥补，转正后上市公司此时有必要进行分红。”清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具有投资价值的体现，A股上市公司应该多向投资者分红。” “A股上市公司在制定分红计划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应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股东要求和意愿、企业经营发展实际、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以及现金流量状况、未来盈利规模、发展所处阶段等情况，保持分红政策的稳定性。”宋清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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