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在2021年1月5日安信证券2021年度策略会上的演讲发言整理而成。发言内容共两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新冠疫情下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变化。 我们强调，面对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这些增加的储蓄先是集中流向存款等避险资产市场，随后转向了股票和房地产等领域，成为疫情以来驱动金融市场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风险提示：（1）疫情发展超预期；（2）地缘政治风险 一、疫情冲击与预防性储蓄变化 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经济行为造成了空前冲击和巨大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调整是导致经济数据变化以及金融市场起伏的底层原因。 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这是其经济行为调整的重要方面。 例如，在正常条件下，居民每获得100元可支配收入，会储蓄20元、消费80元。但是面对疫情的冲击，储蓄也许会从20元上升到30元，而消费开支会从80元下降到70元，这也就使得储蓄率从20%上升到30%。我们把这种储蓄率的变化定义为预防性储蓄的上升。 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对应着消费开支的大幅下降，进而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剧烈收缩。尽管这不是疫情导致经济收缩的全部原因，但是这一变化对经济的冲击相当显著，其影响可能排在首位。 为了理解预防性储蓄的变化，可以观察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城镇居民的储蓄情况。 如图1所示，2002年后北京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中，而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季度，储蓄率要显著高于长期趋势水平。随着疫情的消失，9月份以后，储蓄率逐步回落到长期趋势线上。 不难发现，居民在“非典”时期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积累了预防性储蓄，尽管“非典”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到夏季以后就消失了，但是预防性储蓄并没有马上被消费掉。直到2004年的夏季，在“非典”疫情已经确定消失的三个季度后，城镇居民储蓄率才出现反向的补偿性下降。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我们来观察中国以及在全球范围之内居民储蓄率的变化。 如图2所示， 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率相比往年均出现显著抬升，反映了居民面对不确定性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 为了刻画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历史上储蓄率的季节性数据计算平均值，进而得到2020年居民部门储蓄率相对正常模式的背离。这一背离充分反映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变化。 如图3所示，2020年一季度预防性储蓄的上升接近6个百分点，二季度也上升近5个百分点。尽管疫情在三季度得到了相对彻底的控制，经济社会生活也迅速回归正常，但是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仍有3个百分点的上升。 需要补充的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全面爆发出现在1月20日以后，所以从1月1日到1月20日的居民储蓄行为应该相对正常。由于以季度数据来划界，因此对2020年一季度预防性储蓄上升的刻画存在低估。 但是无论如何，一季度都是预防性储蓄最高的时候。二季度的预防性储蓄有一定下降。 对这一下降的一个技术性解释是，2020年一季度存在非常严格的供应限制。由于存在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很多意愿消费行为无法发生，进而造成被动储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不能把一季度储蓄异常上升都归结于预防性储蓄，可能有部分还来自于隔离导致的被动储蓄。但二季度及以后的时间，社交隔离基本消失，这期间储蓄率的异常上升可以更加确定地归结为预防性储蓄。 尽管在三季度，经济社会多数领域基本恢复正常，但是预防性储蓄仍然达到3个百分点。四季度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四季度预防性储蓄应该仍然存在。 此次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其他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情况如何？他们在面对疫情冲击时又是如何调整的呢？ 我们先来观察一些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情况。 在正常条件（2019年）下，如图4所示，东亚国家居民部门储蓄率最高，达到30%左右，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部门储蓄率也比较高，处于10%-15%，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居民储蓄率都相当低，普遍是个位数。 如图5所示，在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各个国家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都在上升。东亚国家的预防性储蓄上升了3-6个百分点。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的预防性储蓄上升略多于10个百分点。而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预防性储蓄上升多达18-26个百分点。 放在全球范围来看，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均显著上升，这在宏观层面造成了强烈的经济紧缩效应。但是，不同国家的预防性储蓄率上升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 如图6所示，把各个国家正常条件下的储蓄率放在横轴，把预防性储蓄的变化放在纵轴。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式是：在正常条件下储蓄率越高的国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越小；反之，储蓄率越低的国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越大。 进一步观察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储蓄率，如图7所示，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了3—4个百分点。尽管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城市居民相比有较大差距，社会保障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率的上升也是3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非常接近。 通常认为，发达国家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面对新冠疫情这种突如其来的严重冲击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似乎没有明显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例如，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相较中国更好，但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比中国还要大一些；加拿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很好，但其居民部门储蓄率非常低，所以在面对灾难冲击时必须选择大量储蓄。 在这一背景下，直至2020年三季度，疫情才在很多国家出现了阶段性缓解，而预防性储蓄也因此出现下降。但即使下降过后，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仍然处在历史上相对较高的水平。 换句话来讲，尽管恐慌正在消退、社交隔离所造成的被动储蓄也出现下降，且经济活动正在不断恢复正常，但是，对于低储蓄率的经济体而言，预防性储蓄仍然要高得多；对于高储蓄率的东亚经济体，预防性储蓄总体上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中国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居民更好，而且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更高。但尽管如此，面对疫情冲击，城镇和农村居民在预防性储蓄行为上的表现非常接近。 总结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上升。尽管储蓄率早期的上升有恐慌的色彩、以及受社交隔离措施的影响，但当这一影响大幅弱化后，居民部门储蓄率仍旧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居民储蓄率的异常上升对应着消费支出的削减，这也是疫情影响经济的重要渠道。 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在全球有普遍性，储蓄率越高的国家，预防性储蓄上升越少；而储蓄率越低的国家，预防性储蓄上升越多。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不明显。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表现接近。 二、预防性储蓄流向何方 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上升后，这些储蓄流向了何方？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就自然地把居民部门经济行为的调整与金融市场的变化联系起来了。 如图8所示，图中数据反映出，相比历史上同期，2020年居民部门在银行体系的存款变化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偏离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存款变化，已经扣除了居民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贷款的变化。 在2020年一、二季度，居民部门提供给银行体系的存款相比正常水平出现大幅上升。以二季度的极端情况来看，居民部门提供给银行体系的存款相对于正常水平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一季度也接近12个百分点。 可以说，2020年一、二季度预防性储蓄基本上都转化成了银行体系的存款。而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货币基金新增的规模在2020年一季度相对正常情况也有明显上升。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细究这个问题，有个重要的细节值得讨论。 在2020年上半年，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上升接近6个百分点，而居民部门存款的上升幅度有12个百分点。存款的上升幅度显著高于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这中间6个百分点的差距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图9所示，相对正常情况而言，一季度居民住房的购买减少了6个百分点。存款的增加超过了预防性储蓄的上升，是因为居民同时减少了住房、直接投资、以及股票和其他资产类别的配置。这些行为共同导致存款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 所以，面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人们表现出极强的风险回避倾向。回避风险的倾向在消费这一端表现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了3至6个百分点。在资产配置这一端，厌恶风险的倾向表现为大量增持现金、货币基金以及银行存款，并系统性地降低对风险资产的暴露，比如住房、股票、直接投资等。 进入三季度以后，中国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社会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在此背景下，实物交易端表现为预防性储蓄从6个百分点下降到3个百分点，四季度可能为正。随着预防性储蓄的下降，实体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的强劲恢复。 居民部门除了在实物交易端的预防性储蓄下降以外，在资产配置端也出现了同步的变化。自三季度开始，居民部门把资金从人民币存款、货币基金转出，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直接投资等领域。 如图9所示，2020年三、四季度，居民部门购房的支出比正常情况多2-4个百分点。 观察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剔除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以后，居民部门在公募基金市场上购买股票基金的变化。如图10所示，为了控制净值变动的影响，这一计算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计算购买的公募基金份额的变化；第二部分，去估算公募基金资金量的变化。 三季度以后，如果以趋势线为基础，相比正常模式，居民部门把接近5个百分点的收入配置到了公募基金市场上。 在观察居民部门资产端配置的同时，我们可以分析负债端的情况。 如果说居民部门持有存款是资产配置行为，那么居民部门的贷款则可以理解为资产配置的反面，看成是负的资产配置。 如图11所示，在2020年一季度，面对新冠疫情，居民部门一方面大量地增持存款和货币基金，另一方面大量地减持贷款。相对正常水平，一季度居民的贷款减少了5个百分点。增持存款、减持风险资产、减持贷款，这与我们在上文观察到的居民部门行为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二、三季度以后，随着经济逐步恢复正常和风险偏好的回升，在增加风险资产配置的同时，居民部门也在逐步扩大贷款增加杠杆。 相对于正常条件，三季度居民部门多获得了3个百分点的贷款，另外还有3个百分点的预防性储蓄，居民部门额外增加了6个百分点的资金，而这需要配置到住房、股票市场以及实物投资上。这就是我们三季度以来所看到的经济和市场变化。 观察实物投资领域的变化。由于无法获得居民从事直接实物投资的高频数据，我们做出一个粗略的假定，即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的趋势与居民部门投资的趋势接近。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正常情况下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中有大约有一半用于实物投资。 如图12所示，实物投资的明显加速主要发生在2020年8月份以后。 也许可以这样说，在2020年6月份以后，随着居民部门风险偏好的回升，一方面存款和货币基金开始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另外一方面居民部门增加的预防性储蓄和贷款也进入这一市场。但与此同时，居民部门的直接投资还没有快速上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大量资金集中涌向了股票市场，进而导致了7月份股票市场的急速上涨。 进入8月份以后，为什么这一上涨势头明显减缓？至少部分原因是居民部门的直接投资开始上升，这对资金形成了明显的分流。 总结而言，人类在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时，一方面表现为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另一方面表现为强烈的风险回避行为。当人们的风险偏好重新恢复的时候，一方面资金从存款市场回流到权益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端，另一方面增加的预防性储蓄也将继续流入这些市场。 对权益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而言，恐慌消失后并非回到恐慌前水平，因为增加了预防性储蓄，流入这些市场的资金量比正常时候显著更多，所以这些市场会经历明显的资产重估。 同时由于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消费受到抑制，宏观经济存在收缩倾向。货币政策有宽松的倾向来对抗这一力量，进而带来了额外的信贷。这些额外的信贷也有一部分流入了上述资产市场，从而共同形成了资产市场估值提升的局面。 回顾北京城镇居民在2003年“非典”期间的表现，我们可以观察到，疫情在当年7、8月份就已经消失了，但是直到年底，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才逐步恢复正常；直到2004年的夏季，居民部门才发生了补偿性的储蓄率下降。 以这一历史模式为参考，即使我们走出了新冠疫情的隧道，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都不会很快恢复到0。 进一步，在走出疫情隧道足够长的时间后，有可能发生反向的储蓄率下降。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形，储蓄率的下降会导致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加速，这种加速会诱发货币政策的收紧。如果这一情形的确在未来发生，那么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市场情形也会反向发生。 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北京当年的这种变化模式如今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我们拭目以待。但持续追踪居民储蓄行为的变化，无疑对我们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反转具有重要意义。
辞旧迎新之际，全球经济在肆虐的疫情中艰难重启。中国经济“一花独放也是春”，引领全球增长。2020年第二、三、四季度，每个季度的中国GDP增速都超过了市场预期，人们低估了中国疫情防控工作对经济复苏所起到的作用。在得力的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托底政策下，中国工业、外贸和高科技部门在疫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而消费、制造业投资等领域则由于其顺周期的特征而缓慢复苏。展望2021年，货币和财政政策退出不可避免，顺周期变量的企稳面临考验，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企稳，有两个关键：（1）服务业、线下消费、制造业投资等前期复苏的薄弱部门能否顺周期继续回升；（2）工业、外贸等优势部门增长内生化过程能否顺利。目前来看，优势部门遵循着再通胀的逻辑，而薄弱部门复苏则遵循着顺周期的逻辑，两者相辅相成，总体上展现出复苏的韧性。2021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料将继续稳步回归常态，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框架下，信用收缩趋势将在一季度有所体现。而财政政策可能要比预期更加积极。市场利率水平在2021年下行空间很小，甚至不排除上行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债市中期机会较小，但短期交易和长期配置价值仍在。顺周期力量加强，可能会推升周期股，因此与2020年不同的是，2021年周期跑赢成长的概率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至国内的渠道被压缩，但随着人民币汇率短期中升值趋缓，PPI和国内大宗价格上涨概率加大。2021年黄金价格涨幅或小于2020年，波动幅度大于2020年，长期中，实际利率保持较低水平，仍然是金价的支撑。剧透到此为止，更多精彩内容请看《报告》全文。如需获得报告PDF版本，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后台回复“2021宏观经济”，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2日讯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发布消息通报对B站监管工作情况。B站（哔哩哔哩），被称为年轻人的文化交流社区，最新数据显示，月均活跃用户1.97亿，大部分在25岁以下。然而，随着B站的影响日益扩大，“扫黄打非”部门也在其成长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相关执法部门曾先后对其刊载儿童“邪典”、违规境外动画片、违规使用境外音视频素材、违规广告、多款游戏角色形象暴露、内容低俗等问题进行整治。 2020年以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中心共接到群众反映B站问题的线索逾五百条。按照转办线索，上海市相关部门对B站行政立案处罚6次，约谈10余次。近期，针对B站平台存在的某些内容涉色情低俗等较突出问题，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再次部署上海市“扫黄打非”办组织查处。12月3日，上海市“扫黄打非”办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文旅局对B站进行约谈，责令其限期整改2周，全面排查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加强视频、直播内容、漫画、图文及相关弹幕和跟评的审核；同时明确要求，在验收网站整改工作合格前，暂停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新业务新功能的内测或上线。 “扫黄打非”部门始终认为，对网络平台加强内容监管，不仅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网络空间秩序的维护，也是对互联网企业健康长远发展的呵护，要树立“严即是爱”“管就是帮”的理念。就以内容取胜、年轻用户为主的B站来讲，内容安全比流量更重要，理应把好内容审核关。对于“年轻人的社区，监管就应该放宽一点”等错误认识，要坚决予以纠正并警钟长鸣。 互联网企业驶入快车道是好事，但切勿一味追求速度而违规甚至是发生“事故”，任何时候都别忘了安全第一。高速驰骋的企业，尤其要注意握好方向盘，系好安全带，装好“过滤网”，坚持“未成年人利益至上”原则，加大对青少年常接触产品的审核力度，源源不断供应符合主流价值观、正能量的优秀文化内容，发挥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积极作用，助推“后浪”们安全冲浪、奔涌向前。 据天眼查APP显示，哔哩哔哩弹幕网（哔哩哔哩，BILI.NASDAQ）是一家以ACG(Animation、Comic、Game)为主题的娱乐站点，为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网站。陈睿为第一大股东，持股52.30%。 B站官方微博账号“哔哩哔哩弹幕网”昨日晚间发布了关于持续加强内容审核的公告。 在公告中，哔哩哔哩表示：“12月3日，在接受政府主管和监管部门的约谈后，我们第一时间接受监管部门的批评和指导意见，积极配合，在为期两周的整改期间内组织专项人力排查和处理了相关稿件。整改期结束后，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我们将不断加强内容审核能力，优化内容管理机制，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按照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税法”），纳税人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合并为“综合所得”，以“年”为一个周期计算应缴个税。今年6月30日，为期四个月的我国首次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工作结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次个税汇算在让数千万自然人纳税人收获个税改革“红包”的同时，也彰显国家税收治理能力的提升。 税制设计科学简化 个税汇算更轻松 由于我国刚开始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税制，大部分自然人纳税人此前甚少“打理”自己的税收事务，对“汇算”没什么概念，甚至担心不会操作。科学简化的税制设计，打消了这一顾虑，保障了首次个税汇算成功实施。 今年6月，某高校研究生小李在办税服务厅办理个税汇算时，成功申诉了一笔不属于自己的劳务报酬所得。他告诉记者：“个税新政简单易懂，申报时我可以看到不同类别的每一笔收入，并能准确判断这笔收入是否真正属于我，这是一本‘清楚账’和‘放心账’。” 北京市某医院财务人员徐女士表示，单位里有上千人需要进行个税汇算，人员年龄跨度大、收入结构复杂，汇算开始前自己心理压力非常大。如今个税计税方式简单，申报更是实现“一表集成”，医院上千名员工在辅导下自行完成了汇算，极大减轻了财务人员负担。徐女士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网页申报页面截图，并配文：“个税汇算不再难”。 记者获悉，新个税法对综合收入部分的扣除项目除年度免征额6万元外，6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在扣除标准上均采用定额而非比例标准，简化的税制设计便于纳税人理解掌握，即便是外籍纳税人也可以轻松申报。 河南省郑州西亚斯学院外教埃里克·瓦多斯告诉记者：“在美国，由于个税税制复杂，个税汇算经常需要委托专业机构办理。而在中国申报时，税务部门对我的综合所得划分很明晰，计税方式很简单。” “感谢你，你们的服务很棒。”6月24日，在浙江省余姚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来自英国的尤安·麦克劳德用中文向个税汇算专窗的税务人员道谢。 原来，尤安来办理个税汇算补税业务，在税务人员的辅导下，他通过个税APP填报了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比预计少缴个税约9000元。“中国个税汇算无论是申报表单设计，还是办税流程操作，对纳税人来说都非常友好。”尤安说。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汇算表单设置合理，办税流程清晰便捷，个税APP的普及和预填报服务为纳税人省去了烦琐的填表过程，全国大部分纳税人以网络申报方式完成了个税汇算。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指出，此次个税改革，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对税制进行了简化设计。这既有利于自然人理解与操作，又便于税务机关征收管理，从制度上保证了首次个税汇算的成功实施，体现了我国税收治理的制度优势。 汇算渠道便捷多样 办税体验更优化 近年来，通过优化内外部资源配置和创新税务管理方式，我国税务部门征管与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圆满完成多项税制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管理服务经验，税务部门纳税服务能力在这次个税汇算中进一步得到展现。面对体量巨大的自然人纳税人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特殊困难，税务部门以创新求突破，向纳税人推广便捷多样的个税汇算办理渠道，给纳税人带来了全新体验。 “真没想到，税务部门的服务这么到位。”浙江中通文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华琴表示，企业有6万多名员工，宁波市税务局针对不同员工对个税汇算的知晓度和接受度，分批分类进行宣传培训，利用个税APP办理、单位集中申报等多种渠道，帮助他们高效有序完成了汇算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税务局设立个税汇算申报邮寄受理点，5位纳税人采取邮寄方式申报并顺利退税，满足了纳税人多样化个性化申报需求。 今年个税汇算期间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有部分单位尚未复工。为帮助纳税人高效便捷、合理有序地完成年度汇算，避免出现扎堆拥堵，税务部门及时、科学决策，引导纳税人分类、分期、分批开展汇算申报。 “眼看个税汇算时间就要截止了，我们有些外派员工无法赶回，怎么办？”6月最后一周，深圳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接到了某外资银行的电话。 “别着急，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选择‘代替办’‘邮寄办’或‘延期办’，您让员工把相关资料扫描或者邮寄到国内，交给我局个税专窗办理即可。”在税务人员的指导下，该银行为所有员工顺利办理了个税汇算。 江西省税务部门按照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人员5个批次，明确辅导宣传责任，分时段引导纳税人办理汇算。 “税务部门服务意识及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是此次汇算工作成功实施的关键。考虑到各区域、各企业、各自然人的不同情况，税务部门开通了多样化的办税方式，为纳税人提供灵活、便利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体验，使其愿意接受并乐于使用。”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对记者说。 首次个税汇算工作无论是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还是对税务部门，都是一项全新工作。今年以来，各地税务部门通过推出一系列的办税指引，宣讲有关政策口径、专业术语和操作流程，并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公益广告、12366纳税服务热线等渠道，全方位开展汇算辅导。 湖南省、辽宁省税务局将个税政策和汇算流程制作成短视频、静态长图等，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发送；厦门市税务局组织专家团队为纳税人量身打造“指尖上的办税指引”；山东省、重庆市税务局推广“见屏如面”式宣传方式，分类分批举办“云讲堂”，让纳税人足不出户实现政策“云端学”，问题“云端解”。 协同创新智能申报 汇算办理更高效 首次个税汇算工作中，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申报方式大大提高了汇算效率，尤其是个税APP申报和网页申报，通过智能化菜单方式，将复杂的政策规定和征管要求转化为便于纳税人理解的操作指引，同时自动计算出应补或应退税款，为纳税人带来办税便利。 “用手机APP，1分钟就能轻松搞定个税汇算，不仅操作方便，工资组成和缴税情况还一目了然。”湖北省通城县人民医院护士刘燕为个税APP带来的便捷体验点赞。 在上海，毕马威中国的多位外籍专业服务人士在完成个税年度汇算后表示，在手机上就能直接获取预填信息数据并进行申报处理，只用1分钟就完成汇算，简直太方便了。 1分钟轻松搞定个税汇算的背后，是税务部门创新征管方式、积极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同时，各地税务部门通过与相关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引入第三方信息，大大节省了纳税人自行搜集和整理应税收入、附加扣除及已缴纳税款等方面信息的工作量，提高了汇算速度和准确性。 上海市税务局通过市大数据中心授权获取全市9个单位43类数据资源，与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建立数据直连通道，及时、快速获取外部数据，为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核验提供数据支撑。 四川省、浙江省、大连市税务局牵头召开省直部门个税信息共享协调会议，明确了各部门信息共享传递的具体内容、方式和频率，推动建立个税纳税人信息交换长效机制。 河北、陕西、宁夏、青海税务局安排专人与财政、国库部门精准对接、密切联系，提前测算退税规模，定期交换受理数据，确保退税全链条有效衔接，纳税人退补税快速便捷。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此次个税改革中不仅各地税务部门同心合力，其他部门也积极参与、协同创新，同时依靠税务治理和数字治理的有力支撑，确保了个税汇算的成功实施。这是我国推进共建共享共治、推进税收治理标志性的事件，应该高度肯定。 自主办税普遍参与 税收意识更强化 四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千百万自然人纳税人首次自主通过个税年度汇算及时办理退补税，反映了个人纳税主体较高的自主性、自律性和参与度，也使得自然人纳税人的税收意识得到了强化和提升。有纳税人表示，个税汇算是一次生动的税收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说：“集团有1100多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绝大多数员工需要退税，退税最多的有8300多元，也有员工主动补缴了税款。我感觉，通过普遍参与个税汇算，员工们依法纳税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对此，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王绪强指出，个税年度汇算不仅是加强个人税收征管的要求，同时能够增强个人纳税意识，促进公平税收环境的形成，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在深圳市，退休后的季女士利用自己的专长继续发挥余热。2019年，她先后取得劳务报酬收入39笔。6月18日，她通过个税APP完成个税汇算，并主动补缴税款17万余元。季女士表示，诚信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在天津市，某酒店员工张先生在税务人员的指导下安装了个税APP并进行年度汇算操作，最终实现退税900余元。他说：“没想到在手机上也能办退税，非常方便，我一定向周围的人多宣传国家税收政策，依法纳税。” 在新疆，税务部门加强诚信申报引导，及时收集整理个税汇算典型案例，并通过各类媒体筛选刊发3个正面典型案例、5个反面典型案例，引导纳税人诚信办理个税汇算。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表示，个税综合与分类改革之后，年度汇算成为不少纳税人的规定动作。参与年度汇算让个人纳税意识进一步增强，这为未来进一步做好税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也是现代公共治理理念在国家税收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要，铁路部门计划10月中旬对旅客列车运行图进行全面调整和优化。 为切实做好调图准备工作，铁路部门决定临时调整车票预售期，从即日起至9月24日旅客可购买10月9日（含当日）前车票，自9月25日起开始发售10月10日及以后列车车票，恢复正常预售期。铁路部门感谢广大旅客对铁路工作的支持，将一如既往努力为广大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促消费，成为解决当前经济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起点。短期来看，消费受心理因素影响，但把时间拉长，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在宏观层面看，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是构建双循环、拉大内需的必经之路。 经济问题环环相扣，提高收入虽能立竿见影促消费，但提高收入又面临重重制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出？ 消费驱动经济，谁来驱动消费？ 自2001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经历了两个阶段：2001-2011为高速阶段，年均增速21.7%；2012-2019为低速阶段，年均增速仅为2.9%。 出口降速，叠加4万亿刺激政策退出，2012年GDP骤降至7.9%，同比少增1.7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首次破8。自此以后，GDP增速持续下滑，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消费开始挑大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消费以收入为弹药，支出端消费的崛起，必然要求收入分配时住户部门蛋糕份额的提升。 2011年之前，住户部门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比一直高于消费对GDP的贡献。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大于其消费贡献，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还有一部分转化为储蓄。 2011年之后，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开始低于消费对GDP的贡献，支出大于收入，过往的高储蓄能支撑一段时日，但消费高增长必然难以持续。 2015年之后，居民部门开始快速加杠杆，消费贷款为消费高增长提供了新弹药，但负债驱动消费不具有可持续性。进入2019年，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各种弊端就开始显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提升消费，必须回归原点，提升收入分配中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 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比重因何提升？ 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趋势看，1996年处于高点69%，2008年处于低点57.2%，之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17年升至60.35%。 国民总收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归住户部门，生产税净额为政府部门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主要归入企业部门。 就住户部门的收入构成来看，可进一步细分为工资收入（包括工资、五险一金及各种现金非现金补贴）、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农户及个体工商户）、转移支付类收入等。其中，工资收入占比约在80%以上，营业盈余占比约为15%，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类收入占比较低。 2008年金融危机后，劳动者报酬占比反而开始上升，某种程度上源于工资刚性，即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但轻易不会削减工资，只要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衰退期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占比反而提升。此外，我国2004年开始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持续多年调升，也驱动了住户部门收入占比的提升。 不过，这种源于工资刚性的被动提升，挤压的是企业的蛋糕，2008-2017年，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从24.5%降至20.6%。在经济下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难以持续，劳动报酬占比继续提升面临较大的压力。 此外，农村地区新农合的落地、城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升、精准扶贫等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是居民部门蛋糕提升的重要原因。如2019年我国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13.54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不过，整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覆盖面已经较高，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15-20个百分点左右，社会保障程度仍然不高。未来，需继续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补足短板，既有助于继续提升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也免去了居民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潜力。 还有什么潜力？ 尽管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但与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仍不匹配，继续提升居民收入占比，还有没有其他潜力可挖呢？ （1）缩小城乡差距，让6亿农村人口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 都说消费的潜力来自下沉市场，其实，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潜力也在下沉市场，在农村和县域。 收入主要依靠第一产业的农民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1991年以来，第一产业增速就持续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个百分点左右。2019年末，农村常住人口5.5亿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能提高他们的收入，也能从根本上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根据统计局2012年的测算，当年全国城乡差距为3.1：1，如果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为收入差距较大）会从0.474降至0.32左右。 缩小城乡差距，一种思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如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推动承包经营权转让，让农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补足农村医疗养老保障的短板等；另一种思路则是加速城镇化进程，让农民变市民，分享城镇二三产业高增长的红利，享受更高的生活福利待遇。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其中，约四成城镇化人口分布在乡镇一级，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2）拓宽理财投资渠道，提高财产性收入 从逻辑上讲，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存量财富不断积聚，居民财产收入占比应持续提高，但事实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在3%以下（最新数据截止到2013年）。作为对比，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稳定在16%左右。 统计局曾对2007-2012年居民收入增长来源做过分析，结果显示劳动报酬（含工资收入、农户及个体工商户经营收入）贡献了80%，政府转移型收入贡献15%左右，财产性收入贡献仅为3.7%。 究其原因，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七成家庭财富集中在房产（房产增值属于纸上财富，不算财产收入，租金收入有限），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占大头，股市和债券投资比例过低。 所以，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持续吸引居民储蓄转移，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亦可借鉴美国401k退休计划，在基础社保之外另设养老账户，通过税费优惠鼓励民众参与，将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和股市增长的红利。 关键问题，钱从哪里出？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所有的措施都要花钱，但钱从哪里出呢？ 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三方分蛋糕，要提高居民部门比重，该降低哪个部门的比重呢？ 先说企业，无论是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还是政府部门的税费收入，根本上都来源于企业。就目前情况看，在经济下行、产业升级的关口，核心问题和导向恰恰是要为企业降成本、减税费。 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税负较重，从税收的角度看，由于我国间接税占主导地位，有学者测算，约90%的税收来自企业（当然最终还是通过价格的形式由消费者买单，但此时已不涉及收入初次分配的问题）。 另一方面，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也重，以养老金为例，企业交工资基数的20%（不同地区有差异），个人承担8%，加起来28%，而国际通行标准一般是10%-12%。社保负担之所以重，因为当前领退休金的这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缴社保，这个历史欠账总要补上。 较高的税费负担叠加经济下行的环境，企业成本不仅不能增，还要降，所以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一降”就是“降成本”。 不从企业身上切，只能从政府部门切，但政府并不能直接产生收入，要从政府部门切蛋糕，终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发债，像日本和美国那样，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下下一代，要么增税，由这一代人来承担。 所以，钱从哪里来？并没有容易的途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继续做大蛋糕，保持经济高增长，这个一直在努力做，但很难短期见效。另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税收调节，在居民部门内部二次分蛋糕。 目前，居民部门主要缴纳收入税（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财产税基本为零。但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仅靠工资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已经力有不逮，开征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势在必行。 正如很多人观察到的，疫情之后，大众消费低迷，但豪车脱销、豪宅涨价、奢侈品消费排起长队。对少数群体征收财产税，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激活他们的消费潜力，内循环才能再上一个台阶。 参考资料： 1、吴敬琏等，《中国经济新方位：如何走出增长困境》，中信出版社，2017． 2、许宪春，《经济分析与统计解读（2012-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促消费，成为解决当前经济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起点。短期来看，消费受心理因素影响，但把时间拉长，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在宏观层面看，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是构建双循环、拉大内需的必经之路。经济问题环环相扣，提高收入虽能立竿见影促消费，但提高收入又面临重重制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出？消费驱动经济，谁来驱动消费？自2001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经历了两个阶段：2001-2011为高速阶段，年均增速21.7%；2012-2019为低速阶段，年均增速仅为2.9%。出口降速，叠加4万亿刺激政策退出，2012年GDP骤降至7.9%，同比少增1.7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首次破8。自此以后，GDP增速持续下滑，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消费开始挑大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消费以收入为弹药，支出端消费的崛起，必然要求收入分配时住户部门蛋糕份额的提升。2011年之前，住户部门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比一直高于消费对GDP的贡献。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大于其消费贡献，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还有一部分转化为储蓄。2011年之后，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开始低于消费对GDP的贡献，支出大于收入，过往的高储蓄能支撑一段时日，但消费高增长必然难以持续。2015年之后，居民部门开始快速加杠杆，消费贷款为消费高增长提供了新弹药，但负债驱动消费不具有可持续性。进入2019年，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各种弊端就开始显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提升消费，必须回归原点，提升收入分配中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比重因何提升？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趋势看，1996年处于高点69%，2008年处于低点57.2%，之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17年升至60.35%。国民总收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归住户部门，生产税净额为政府部门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主要归入企业部门。就住户部门的收入构成来看，可进一步细分为工资收入（包括工资、五险一金及各种现金非现金补贴）、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农户及个体工商户）、转移支付类收入等。其中，工资收入占比约在80%以上，营业盈余占比约为15%，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类收入占比较低。2008年金融危机后，劳动者报酬占比反而开始上升，某种程度上源于工资刚性，即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但轻易不会削减工资，只要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衰退期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占比反而提升。此外，我国2004年开始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持续多年调升，也驱动了住户部门收入占比的提升。不过，这种源于工资刚性的被动提升，挤压的是企业的蛋糕，2008-2017年，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从24.5%降至20.6%。在经济下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难以持续，劳动报酬占比继续提升面临较大的压力。此外，农村地区新农合的落地、城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升、精准扶贫等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是居民部门蛋糕提升的重要原因。如2019年我国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13.54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不过，整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覆盖面已经较高，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15-20个百分点左右，社会保障程度仍然不高。未来，需继续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补足短板，既有助于继续提升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也免去了居民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潜力。还有什么潜力？尽管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但与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仍不匹配，继续提升居民收入占比，还有没有其他潜力可挖呢？（1）缩小城乡差距，让6亿农村人口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说消费的潜力来自下沉市场，其实，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潜力也在下沉市场，在农村和县域。收入主要依靠第一产业的农民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1991年以来，第一产业增速就持续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个百分点左右。2019年末，农村常住人口5.5亿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能提高他们的收入，也能从根本上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根据统计局2012年的测算，当年全国城乡差距为3.1:1，如果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为收入差距较大）会从0.474降至0.32左右。缩小城乡差距，一种思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如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推动承包经营权转让，让农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补足农村医疗养老保障的短板等；另一种思路则是加速城镇化进程，让农民变市民，分享城镇二三产业高增长的红利，享受更高的生活福利待遇。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其中，约四成城镇化人口分布在乡镇一级，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拓宽理财投资渠道，提高财产性收入从逻辑上讲，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存量财富不断积聚，居民财产收入占比应持续提高，但事实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在3%以下（最新数据截止到2013年）。作为对比，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稳定在16%左右。统计局曾对2007-2012年居民收入增长来源做过分析，结果显示劳动报酬（含工资收入、农户及个体工商户经营收入）贡献了80%，政府转移型收入贡献15%左右，财产性收入贡献仅为3.7%。究其原因，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七成家庭财富集中在房产（房产增值属于纸上财富，不算财产收入，租金收入有限），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占大头，股市和债券投资比例过低。所以，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持续吸引居民储蓄转移，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亦可借鉴美国401k退休计划，在基础社保之外另设养老账户，通过税费优惠鼓励民众参与，将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和股市增长的红利。关键问题，钱从哪里出？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所有的措施都要花钱，但钱从哪里出呢？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三方分蛋糕，要提高居民部门比重，该降低哪个部门的比重呢？先说企业，无论是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还是政府部门的税费收入，根本上都来源于企业。就目前情况看，在经济下行、产业升级的关口，核心问题和导向恰恰是要为企业降成本、减税费。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税负较重，从税收的角度看，由于我国间接税占主导地位，有学者测算，约90%的税收来自企业（当然最终还是通过价格的形式由消费者买单，但此时已不涉及收入初次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也重，以养老金为例，企业交工资基数的20%（不同地区有差异），个人承担8%，加起来28%，而国际通行标准一般是10%-12%。社保负担之所以重，因为当前领退休金的这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缴社保，这个历史欠账总要补上。较高的税费负担叠加经济下行的环境，企业成本不仅不能增，还要降，所以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一降”就是“降成本”。不从企业身上切，只能从政府部门切，但政府并不能直接产生收入，要从政府部门切蛋糕，终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发债，像日本和美国那样，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下下一代，要么增税，由这一代人来承担。所以，钱从哪里来？并没有容易的途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继续做大蛋糕，保持经济高增长，这个一直在努力做，但很难短期见效。另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税收调节，在居民部门内部二次分蛋糕。目前，居民部门主要缴纳收入税（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财产税基本为零。但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仅靠工资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已经力有不逮，开征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势在必行。正如很多人观察到的，疫情之后，大众消费低迷，但豪车脱销、豪宅涨价、奢侈品消费排起长队。对少数群体征收财产税，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激活他们的消费潜力，内循环才能再上一个台阶。参考资料：1、吴敬琏等，《中国经济新方位：如何走出增长困境》，中信出版社，2017.2、许宪春，《经济分析与统计解读(2012-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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