炣燃科技7月6日讯（杨洋）自动驾驶真的要来了？ 据彭博社消息，滴滴出行计划今年雇佣多达200名员工，以加强其成立4年的自动驾驶部门，并加快在上海及其他地区扩展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 该分公司首席运营官表示，滴滴的子公司到今年年底应该有500至600名员工。 自动驾驶，是滴滴近年来的重头戏。为此，滴滴投入了重金。 “通过直播，确实起到很好的宣传和科普作用，但其在技术研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滴滴自动驾驶公司COO孟醒向表示，直播显示出的滴滴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并不完美。滴滴自动驾驶未来几年会保持一个创业公司的节奏和演变速度，快速迭代，“一到两周出一个版本”。
6月2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有传言称，联发科无线通信业务部门总经理李宗霖（TL Lee）已离职，并加入OPPO负责手机芯片部门。 据悉，该公司启动了“马里亚纳计划”（Mariana Plan），开发自己的手机芯片，暂定名为OPPO M1。 有消息称，该公司早在去年11月就在内部文件中提到了该计划，该计划由去年10月刚成立的OPPO TMG技术委员会提供投入和支持。 知情人士透露，OPPO从去年开始加大设计自主移动芯片的努力，包括从其供应商那挖来顶尖工程人才。据悉，部分联发科与紫光展锐（UNISOC）的技术人才，已被OPPO挖角到上海的手机芯片开发团队。 分析人士认为，设计自己的定制芯片可以帮助OPPO减少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在海外市场上建立竞争优势。 在挖来李宗霖之前，OPPO还挖来了联发科前首席运营官（COO）朱尚祖（Jeffrey Ju）担任咨询顾问。朱尚祖于2017年底离开联发科，加入小米担任产业投资部合伙人。然而，今年2月初，有台媒称，他已加入OPPO。 除了联发科的人才外，该公司还接触了高通和海思的人才。
相关部门加紧部署落实 确保资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 特殊之年钱怎么来、怎么花？筹钱用钱都要探索新路径。记者获悉，连日来，为确保两个“一万亿”直达基层民生，把每笔钱都用在要紧处，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密集部署落实。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敲定路径图，中央部门明确带头过紧日子，财政部门研究细化方案层层部署，相关监管制度建设提速扎紧“笼子”……各方发力多措并举确保财力下沉，兜牢民生底线，落实“六稳”“六保”。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今年我国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上述2万亿元要坐上“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直通车”如何设计？如何确保资金直达基层？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和配套举措。记者了解到，目前，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已经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细化方案、密集部署落实。 前不久，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进行部署。会议明确，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资金规模和力度大，要把准方向，聚焦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产业转型升级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集中发力。 资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也对财政资金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目前，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路径图已然明晰。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对“特殊转移支付”进行详解。他表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是在保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不变、地方保障主体责任不变、资金分配权限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完善相关资金分配程序，压实地方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 据悉，财政部正在抓紧落实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有关要求，日前财政部已经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明晰了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具体操作方案。地方也在积极上报各地细化方案。许宏才表示，将抓紧将直达资金下达到位，同时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直达资金对“六保”特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 “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省级财政居中协调、县级财政优先安排，就能够形成财力向基层倾斜、财政资金惠企利民的现代财政制度。”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白彦锋指出，为了兜实兜牢三保底线，国家财政在努力将财力向基层下沉。除了将两个“一万亿”全部转给地方，2020年国家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2020年3月1日至6月底，在已核定的各地当年留用比例基础上统一提高5个百分点；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83915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增量和增幅都是近年来最高的，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指出，“六保”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财政的保障。在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同时，“六稳”“六保”工作压力加大。按照财政事权、财权、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强调省级财政的主体责任和县级财政的保障责任等举措推动了财力下沉，为“六稳”“六保”工作保驾护航。 当前，面对吃紧的财政收支形势，每一分钱都更加弥足珍贵，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要紧处。 近日，102个中央部门集体“晒”出今年“账本”，大幅压缩“三公”经费，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践行了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非常时期，非常举措。2020年中央部门预算安排彰显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对记者表示，可以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架设了立体的“三面镜子”，强化了规范透明的公共预算特征。 具体而言，一是“放大镜”：让社会公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二是“多棱镜”：加减有度，突出绩效。今年中央本级预算支出下降0.2%，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8%，充分体现向基层让度财力的特征。三是“望远镜”：立足长远，积极有为。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工信任部等部委的重大项目支出预算出现了结构性增加。此外，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预算中安排的一些延续的示范项目支出，如电子商务进农村、冷链物流、知识产权转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预算没有削减，且这些专项资金都是提前下达，将为保基本民生、激发市场主体注入活力。 杨志勇表示，各级政府都要过紧日子，这也意味着省级财政同样要压减非刚性支出，从而为县级财政提供更多的可用财力。除此之外，还要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提质增效，让财政资金效率尽可能提升。 如何确保钱能花到位？这离不开扎紧监管制度的“笼子”。6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市县政府要建立使用台账，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财政部要同步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督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对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坚决处理。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监控系统，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实现全链条的跟踪，坚决防止弄虚作假、截留挪用、套取骗取等行为的发生。”许宏才表示。据介绍，具体包括实现全链条的监控、推进市县实名台账制、健全部门的联动机制、同步加强审计监督、强化公开公示制度等五个方面的系列举措。
我们很容易找到美国新型冠状病毒应对措施的纰漏，或着更准确地说是严重缺失。否认、拖延，政治内斗和系统性失灵导致超过10万名美国人死亡并加剧了社会和经济危机。自三月以来已有超过4000万劳动者（占总量的四分之一）提交了失业救济申请。但如今美国人却被告知自己的国家应当回到“正常状态”，而且是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美国的应对失据也已经超越了当今严重党派政治的范畴，这场国家灾难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首先要说明的是，大部分的错误都应归因于党派政治，只有民主党人尝试去（在共和党人反对下）通过直接支持失业者、穷人，已患病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来修补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但是民主党人也未能成功促使美国政府去指导——和支付——私营部门生产那些社会需要但市场本身无法也不会去交付的商品和服务。 每当提到必须促使国家“交付产品”总会让人联想起那种决定鞋子应该生产哪种样式，形状甚至尺码的苏联式中央计划者。国家显然不会以这种方式去干涉私人产品市场，这样做只会导致让人回想到指令性经济所导致的人为短缺，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在提供某些商品方面其实也扮演着直接角色。 公共产品（例如国防）显然应该由政府提供，但实际上在美国公共部门自身并不生产国防产品；而是由政府指示私营部门去做。援引1950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以在二战期间授予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极大权力去掌控美国经济的《战争权力法案》为蓝本——的做法并非罕见。军方每年会根据该法案下达约30万份订单，而这一做法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依然延续。 但是特朗普政府一直不愿依靠这项法案去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仅仅在特定案例中动用过，比如指示3M公司优先处理美国政府的N95口罩订单并禁止将其出口国外，或是命令通用汽车公司制造呼吸机。 特朗普政府动用《国防生产法案》的方式既过分干预但又不够干预。它依赖于人们所谓的硬性命令和控制条款并使用法案来“强压” 3M和通用汽车，也就是政府给私营部门下死命令。 而动用国家巨大权力的更佳方式其实是下达软性指令：政府为私营部门提供激励措施以生产有益于社会的产品。比如德国就将政府购买担保作为更广泛支持方案的一部分，其目标很明确：不去命令德国企业生产医疗设备，而是设置适当的激励措施去让它们进行生产。 这并不是想抹煞有机的企业创新和企业家创造力。我们应当赞扬本地烈酒酿造者转产洗手液或者咖啡滤纸制造商转产口罩的举动，但只靠市场自身调节显然是无法生产足量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和治疗药物的，未来也难以确保人们能普遍接种相关疫苗。 相对德国来说美国政府也不存在任何束缚。它可以根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编动用相同的工具：联邦购买担保。而政府不愿动用这一权力则反映了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认知混乱。 须知口罩，呼吸机和疫苗既不是私人物品，也不是公共物品。它们不像鞋子：某个人对超大号紫色高跟鞋的偏爱可能会冒犯他人的时尚品味，但不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外部影响；它们也不像空气那样是种无可替代且非排他的公共物品。口罩，呼吸机和疫苗都是社会产品：供应这些产品对社会有利，同时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确保充足的供应。 社会产品的供应常常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去鼓励私营部门。新型冠状病毒应对并不是唯一的案例。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也是如此，而这也另一个私营部门本身不会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系统性问题。 无论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还是气候变化，仅靠企业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都是无法解决的。为了充分利用美国享誉世界的私营部门活力，就需要集结联邦政府的权力以重新引导私人资本和能量去支持大规模的社会事业。 到目前为止，美国联邦政府的应对接连错失了许多时机，首先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以检测和遏制疫情，也没有解决经济下行问题。 虽然一开始被扩展到了2万亿美元的救济方案，却未能动用这些资金去创设正确的激励措施以动员私营部门力量解决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毕竟没什么刺激方案能比击败新型冠状病毒更好了。 而实现这一成果——正如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重新思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式的指令性经济在大多数时期都是行不通的，但是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所明确展现的那样，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足以满足人们的社会产品需求，而确保实现这一点则需要一个积极行动且认真对待私营部门的国家政府。
近日，“我国的总资产超过1300万亿元”成为网络热议话题。有人把社会总资产直接等同于家庭总财富，并认为这个数字与实际感受偏差较大。针对社会关心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核算司高级统计师李花菊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 “总资产是全社会资产总和，不全是居民家庭资产。”李花菊说，按照国际标准，国家资产负债表一般按机构部门编制。我国资产负债表按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广义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分别核算资产和负债，其中资产又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因此，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是4个机构部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总和，不仅仅是居民的家庭资产。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住户部门还包括个体工商户，所以住户部门资产只能作为居民家庭资产的近似。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成果，2016年我国总资产为1211万亿元，这些资产既包括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也包括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还包括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等。其中，住户部门总资产358万亿元，占总资产的30%；非金融企业部门总资产340万亿元，占总资产的28%；金融机构部门总资产367万亿元，占总资产的30%；政府部门总资产146万亿元，占总资产的12%。 李花菊表示，总资产不是净资产，扣除负债才是净资产。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按照一般核算原则，每项金融资产都有对应的负债方，比如个人或企业在银行的存款，既是个人或企业的资产，同时又是银行的负债。因此，总资产不等同于净资产，总资产减去负债后才是国民净资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成果显示，2016年我国总资产为1211万亿元，扣除负债，由此计算净资产为437万亿元。其中，住户部门总资产为358万亿元，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负债为39万亿元，净资产为319万亿元。 李花菊还表示，总资产是存量核算，不是流量核算。各种统计核算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流量，一种是存量，还有一种是增量。 “流量核算是为了描述一段时期内发生的经济活动，存量核算则是为了描述某一时间点上各种生产活动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增量核算则是描述一段时间内增加的经济活动。”李花菊说，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一种流量核算，它衡量一段时间(一般分为季度和年度)内国民经济生产的各种货物和服务价值；对生产这些货物或服务的各种生产要素，比如企业房屋和机器设备等资产的核算就是存量核算；GDP增长率则是增量核算的结果。总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因为资产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各国总资产规模与其GDP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GDP高的国家也对应较高的总资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家和地方资产负债状况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宏观管理对摸清资产负债状况的需求。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积极组织研究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并作为三大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之一，不断丰富夯实资料来源，完善改进核算方法，加强深化分析研究，推动开展相关工作，已形成初步结果。 “未来，国家统计局将继续研究国内外有关编制技术，结合我国经济特点，充分利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更加准确反映我国资产负债情况，更好发挥资产负债表在摸清家底、推进改革方面的巨大作用。”李花菊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减税费、优服务，记者2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部门多措并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1至4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9066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至4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9066亿元，其中包括2019年年中出台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4209亿元；2020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4857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部署实施了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涉及税费多、优惠力度大、受益主体广、落实时间紧。为此，税务总局建立了“一竿子到底”的政策落实机制，各地税务部门严格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逐个层级逐项政策明确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确保纳税人、缴费人全面知晓政策、充分享受政策。 目前，今年新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成效已经初步显现，提振了市场主体的复工复产、复市复业信心。在江西，抚州市资溪县新月村靠着旅游、苗木等产业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受疫情影响往日热闹的村落归于沉寂。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的快速落地舒缓了新月村第一书记兰念瑛紧锁的眉头。“村里的新月苗木发展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享受税费减免50多万元，村里还有很多民宿客栈也一样享受到了税费优惠。”兰念瑛说。 5月上中旬全国企业总体销售收入已接近去年同期水平 税务部门服务着1000多万户一般纳税人和4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企业有生产就会有销售，有销售就会开发票，一张张增值税发票能够准确反映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经济运行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税务部门按日统计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动态分析企业复工复产复销乃至经济运行情况，助力企业精准施策。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复产复销情况逐月向好，5月1日至20日总体销售收入达去年同期的96.5%。 在加强大数据分析的同时，各地税务部门也在努力利用税收大数据牵线搭桥，帮助企业特别是湖北企业推进上下游、产供销对接，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复业。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中旬，通过税收大数据供需匹配，各地上下游厂家与湖北企业积极对接，疏通购销堵点，已达成合作项目6264个，累计成交金额82.2亿元。 多批次54项办税缴费服务措施提质增效 疫情发生以来，税务部门先后推出54项办税缴费服务措施，依法延长2、3、4、5月份纳税申报期限，最大程度便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疫情期间，稳定的资金流显得特别重要。为缓解出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稳外贸稳外资，税务部门大力推行无纸化退税申报，将正常退税业务平均办理时间提速20%，即从2019年的10个工作日压缩到2020年的8个工作日以内，一些地区甚至压缩50%以上。 除了提速退税加快资金回流，税务部门还联合银保监会升级“银税互动”融资支持，助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缓解资金难题。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小微企业获得“银税互动”贷款金额1816亿元。 广西林业集团总经理助理、法务部部长黄超算了一笔账：集团通过“银税互动”获得银行贷款本金1.4亿元，利息优惠169.5万元，这笔低息贷款将专项用于集团下属实体企业复工复产。(郁琼源)
意见领袖丨邵宇陈达飞（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千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保持财政纪律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 现代货币理论（MMT）在美国的兴起是总统大选，而在国内，是新冠病毒。一场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正在展开。 人类用几百年时间和无数次悲剧证明了印钞的危害性，可我们仅仅用10年时间就忘得一干二净。这场讨论本就是进步，因为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诞生之前是不会有这场讨论的。历史交给我们的是财政纪律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将货币锚定通胀，顶多算是货币失锚之后的一个“发明”。至今为止，维持物价稳定仍被认定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因此，好像只要通胀无忧，货币政策就可以“开小差”了。 在开放经济中，承担财政赤字货币化成本的并不是央行，而是财政本身，而最终承担者只能是纳税人。因为，它破坏的是财政纪律和国家信用，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MMT：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商品货币时代的终结和主权信用货币（法币）时代的到来，货币不再需要任何金属储备作为发行的基础。随着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其主体不是体现为现钞，而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串数字——银行存款，它构成了广义货币的主体。商品和金融交易等都可通过银行电子系统实现，故货币的“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职能备受推崇，并被认为是货币的本质属性。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经济学家、师承明斯基的兰德尔·雷（Randall Wray）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推崇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Theory，MMT）就是指主权信用货币理论。 历史上，由于信用缺失，政府发行债券需要有税收作为担保。那么，当信用建立起来了，还需要依赖税收发行国债吗？政府的税收如何保证？ 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和企业破产，如大萧条那样，或者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企业停工停产，居民居家隔离，又或者像辜朝明（Richard Koo）所说的，经济处在“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周期中，私人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都在为以债务最小化为目标，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税收也会随之锐减。按照“税收驱动国债”的逻辑，政府的逆周期政策将无法展开。这显然与实践不一致。 MMT的方法论基础是存量-流量一致（Stock-Flow Consistent）分析，从宏观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动态关系来解释经济运行的逻辑，存量产生流量，流量叠加存量，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存量和流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宏观会计学原理来看，一个部门的金融资产，必然是另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负债。同时，对于单个部门而言，每一笔交易都会同时等量地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两侧，任何时点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平衡的。所以，SFC是建立在实物与金融交易所遵循的等价原则之上的。无论是单笔交易形成的资金流量关系，还是由一笔一笔的交易形成的单个部门和各部门间资产负债表存量关系，都需满足SFC当中的“一致性”规则。 4部门存量-流量的一致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可被分为4个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家庭和国外，其中，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被统称为（国内）私人部门。那么，在任一时间期限内，比如一年，4部门的盈余或赤字相加必然等于零，不可能出现4部门同时实现盈余，也不可能同时出现赤字的情况；一个部门的盈余必然对应着另一个或多个部门的赤字。 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原理，MMT的支持者认为，只有政府部门处于赤字状态时，私人部门才能保持盈余。故主张，在主权货币体系下，应该由政府部门加杠杆，因为政府不会破产，私人部门加杠杆还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在不引起通胀的情况下，可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为政府实施“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融资。当然，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就没必要如此了，所以，该药方大多适用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而在此状态下，政府支出的通胀风险也较小。兰德尔·雷（2017）认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的政策都在实践MMT。值得强调的是，MMT并未明确要求央行在一级市场以零利率的方式购买国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看起来只是技术上或程序上的区别，但前者却绕开了市场的约束和定价。 一个理想的经济系统对应着相对平衡的政府和国外部门，以及盈余的居民部门和赤字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组合，但正常状态毕竟只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在泡沫化阶段，私人部门往往都会处于赤字状态，或家庭部门基本不储蓄，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图1为日本和美国4部门金融账户反映出的资金流量关系，横轴上方表示盈余（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大于零），表示资金提供者，下方表示赤字，故需要借入资金。 日本的典型事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部门始终处于赤字状态，即资本净流出；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周期，企业部门从原来的赤字部门转为盈余部门，并保持至今；家庭部门盈余规模相对下降。整体上，私人非金融部门处于盈余状态。另一方面，政府则始终处于“借钱”的状态，但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赤字就会增加。在亚洲危机期间，一度突破10%，安倍上台后，显著收窄。 美国的结构与日本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国外部门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规模在收缩；家庭部门盈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30年间持续下降，前10年基本保持平衡，前两年基本处于赤字状态，目前已恢复至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非金融企业部门20世纪末从之前的小幅赤字转为2008年之前的盈余，后危机时代基本保持平衡，但波动性加大；美国政府部门的赤字与日本有较高的相似性，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 量化宽松是MMT的实践 长期以来，日本被认为是量化宽松（QE）的首创，始于2001年3月19日。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识。如果将QE定义为央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那这种行为自中央银行诞生以来便有之，自白芝浩（Bagehot，1873）以来便被认定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是为英国国王筹集对路易十四的军费而诞生的，以股份制银行的身份，于1878年首次在一级市场上拍得政府债券；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也是在讨论如何管理国债的一系列讨论中成立的。早在大萧条期间，《1932年银行法》就授权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即使是日本银行，也早在1932年11月25日开始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再将其在二级市场售出。 历史上，几乎很少有例外，每当央行失去独立性而为财政赤字印钞票时，都引发了政府债务的积累和通货膨胀。正是历史的教训，央行需要保持独立性才成为一种共识。1937年，联邦银行首次声明将购买国债的目的限定在稳定国债价格。1951年财政部与美联储的联合声明之后，美联储不再承担稳定国债的任务。针对1932年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的行为，《日本银行百年史》（第四卷）记载：“昭和七年秋，本行同意认购国债。这是不久之后剥夺本行作为中央银行功能的第一步。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实在是很遗憾。”并认为，认购国债是史上最大的失败。不过，直到1999年，央行管理日本国债的制度才逐步建立。[1]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似乎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各国央行购买了大量证券，QE在全球范围内铺开，政府杠杆率、广义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及其所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都达到了新高度（图2、3）。3次QE 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4.5万亿美元。峰值时，其占GDP的比例超过14%，高于二战时期。2017年10月开始的缩表仅持续了不到两年，总规模约0.8万亿，之后开启了新一轮扩表周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联储宣称无限度购买国债，总资产规模快速膨胀到了7万亿，当前仍在以每天60亿美元的规模增加。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美联储持有的国债规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36.8%，占国债余额30%[2]，为有史以来的记录。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债务和广义货币与GDP的比重同步抬升。1998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政府证券占日本央行的比重一直高于50%，2011年开始大幅增持，该比例一度接近90%。国债在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显著高于美国，比例之高，在全球也是独树一帜的。 反思MMT的实践 与历史经验不同的是，持续扩大的政府赤字和央行海量的流动性投放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这让主流宏观经济学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曾反对QE，认为会引发通胀。主流宏观经济学在过去十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也是MMT兴起的一个背景。 实际上，MMT仍在重复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前者着眼于危机之后的有效需求不足，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私人部门的需求，以公共部门的开支弥补私人部门需求的不足。当然，凯恩斯和MMT实际上都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后者则强调危机之前的原因，认为正是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宽松导致了下一次危机的爆发，故主张让市场自发出清。 显然，“我们仍然是凯恩斯主义者，”尤其是政客们，在危机爆发时，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显得政治正确，这就是罗斯福和胡佛的区别。达利欧在《债务周期》中说：“政治在萧条时期的主要作用方式是，阻碍实施合理经济政策，或者制定极端政策。这些行动造成重大风险，可能导致萧条恶化。”他指的就是胡佛在大萧条初期的不作为。胡佛反对联邦政府提供大规模直接救济，让银行承担成本，以削弱银行的方式惩罚银行，即让市场自发出清。与之相反，罗斯福上台之后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暂时歇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宣布私人储藏黄金非法，《1933年银行法》授予财政部和美联储空前的权力。多重利好使得道琼斯指数反弹116%。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与另外两位“救火队长”保尔森和盖特纳在新书《救火》中激励宣扬，一旦金融市场“着火”了，美联储应在第一时间救火。显然，鲍威尔也是个反应灵敏的“救火队长”。 换个视角来看，如果说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是MMT的实践，那么，效果如何呢？它可能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但即使是在表现的最好的美国，也只是实现了弱复苏。特朗普号称他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繁荣，此言非虚。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国本次经济复苏期已经达到130个月，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大稳健”时期的120个月。但实际上，美国经历的是一场弱复苏（图4，左图），相比于大萧条，政策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而在大萧条期间，经济运行类似于自由落体运动，但出清之后却经历了强势复苏，二战形成了第二波刺激。将大萧条与2008年金融危机作比较，在危机发生之后的第12年，大萧条的复苏程度显著高于金融危机。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日本，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虽然房地产和股市价格大幅下滑，但GDP并未显著收缩（图4，右图）。这些特征事实似乎既可以作为支持MMT的证据，也可以看作是MMT实践的失败。 如果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视为主权货币时代的开端，那么，从危机发生的频率[3]和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来看，这个时代的我们并不应该比生活在金本位时代的人有多少优越感，或者说，这种优越感只属于一小部分人。政府与私人部门债务的积累、短期资本流动的扰动、汇率波动性的提升、全球失衡的加剧，以及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的频发，不同程度上都与主权货币制度有关联。GDP、失业和通胀等实体经济变量的波动性确实因为逆周期调节政策（如财政赤字扩张）而降低，但金融周期[4]被拉长（图5），经济金融化和泡沫化显著提升，金融不稳定性加剧，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等频率显著提高。每一次危机都有财富再分配的效应——社会财富向收入阶层更高的人群集中，收入较低阶层更加贫穷，部分就与QE相关（米恩和苏非，2014），而这种分化，反过来又加重了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自大萧条以来，富人阶层的储蓄就是财政赤字融资的重要来源。 历史上，如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政府债务的积累是因为有了财政纪律，而现在，只是因为某种“金融炼金术”被发明了。 历史上，为战争筹资是政府发行国债的主要目的，几乎整个税收体系都是应政府偿债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征税范围逐步扩展，税收从临时性变为恒久性。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负担在战争与和平的切换中有涨有落。为了给将来的财政赤字融资腾出空间，并降低融资成本，每次战争结束，政府都需要清偿债务，加强预算管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本位制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约束了财政赤字、国债的积累和“债务货币化”的政治倾向。财政纪律是构建国家信用的基础性条件，它集中表现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也即货币与国债的关系。 当下，国内正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讨论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金融改革中的进步，因为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诞生之前，关于央行要不要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学术争鸣是不会发生的。但千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保持财政纪律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下，这对于正在推行的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来说举足轻重。 本文原发于澎湃 (本文作者介绍：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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