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们邂逅了不止一个黑天鹅。新冠疫情是第一个，它创造了一个容易引发黑天鹅的环境，又孕育出更多的黑天鹅，使得2020变得如此不同：每个人、每家机构、每个国家，都受其影响。 刺激消费 2020年，消费刺激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但激活消费也变得愈发困难，不仅仅是部分消费者的钱包受到影响，更为普遍的是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变化。 2020年6月，北京推出了餐饮消费券，最低可享受62折优惠。优惠力度大，消费热情也高，但消费券一直发到12月，说明优惠不能停下来。随便去一家连锁快餐店询问客流量，服务员的回答多半还是较去年缩水明显，远未恢复常态水平。 是的，虽然对疫情的担忧不复存在，消费者的热情还是没能起来。 我有一位朋友，工作稳定，收入未受疫情影响。前几天，我问他今年的消费心态，他的回答是“必要的开支该花还花，不必要的能省就省”。 一叶知秋，谨慎消费，成为疫情之后很多消费者的典型心态。 这一年，人们见证了在家办公，见证了空荡荡的商业街，见证了亲友离职，见证了地摊热潮，又被6亿中国人月入千元的事实震惊，潜移默化之下，消费心理变得谨慎起来。反映到网络空间，消费主义受到抵制，炫耀型消费受到群嘲，消费贷款几乎人人谴责，节俭再次成为主流的叙事背景。 这种消费心理下，刺激消费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消费券的杠杆拉动效果喜人，电商大促数据也依旧动人，但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依旧乏力，增速虽于8月份转正，较去年同期仍有不小差距。 与此同时，疫情之下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转折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双循环战略作为舆论热点，过多地被讨论，反而很容易被简单看过。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思路迎来重大转折点，粗略地讲，可以理解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动后富、追求共同富裕”的路径转变。 国内大循环，简单理解就是推动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内消费。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并非消费大国，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依旧是促进消费。但此时促消费，已不仅仅是疫情之下保就业、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成为事关未来五年、十年发展大格局的顶层设计。 要让民众有钱花、敢花钱、有时间花钱，全面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做大做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成为题中之义，同时，压制消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大山必然要被一一搬去，推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激活服务消费潜力也势在必行。 为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展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受其影响。 房住不炒 疫情伊始，GDP一度陷入负增长，不少人预测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不少城市的房价也一度出现热炒迹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房住不炒真的很坚定，调控始终没能放松。 房子，一直承载着国人对家的期待，古往今来，无数人为杜甫的千古一问“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流泪；近二十年来，房子更是承载了民众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几乎全部期待。 2019年10月中下旬，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3万余个城镇居民家庭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自有率达到96%，其中，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房子，成为很多城镇家庭的主要资产，房价的持续上涨推动居民财富水涨船高。在一二线大城市中，以房价衡量的百万富翁比比皆是，千万富翁也不少见。但家庭主要资产集中于房地产的背后，对应的是金融资源向房地产大量积聚。 于是，房价涨跌，不仅关系到居民家庭资产，还关系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安全。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所称； “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何为灰犀牛？根据《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定义，灰犀牛事件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是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像是一头两吨重的犀牛，把牛角对准我们全速向我们攻击。” 一旦灰犀牛开始攻击，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我们能做的是提前防范风险。于房地产来讲，斩断房地产与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播链条依旧是未来的主线，房住不炒便是重要抓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指望“房住不炒”的基调会放松；未来十年里，也别期待买房投资还能带你走上致富快车道。所以，“房住不炒”对普通人的意义，在于扭转财富观念的紧迫性。若还抱着买房致富的理念，会错过下一场致富风口。 这段时间，亲友群中的投资理念开始分化，大部分人依旧认为财富升值只能靠买房，对“普通人不可能通过炒股赚钱”的血泪教训深信不疑；也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准备抓住股票市场的大风口。 孰对孰错，这里不做预判。但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把财富升值的全部期待都押注房地产，已经不合适了。 银行让利1.5万亿 这一年，银行从业者大概会颇感失望。 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不少人的职业安全感急剧下降，但银行从业者却终于体会到旱涝保收的好处。不过，“不懂藏拙”的上市银行一季报太过于靓丽（3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7%，其中18家实现两位数增长，而GDP同比下降6.8%），众人皆苦我独乐，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论调卷土重来。 不久，银行向实体让利1.5万亿的政策就出台了，接着银行降薪的传闻陆续出现，传闻虽陆续被辟谣，但重要的是信号意义：让利1.5万亿，短期看是疫情之下金融抗疫的有效措施，中长期看，可能也是金融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开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可何谓“服务实体经济”呢？鉴于“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言论由来已久，为金融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大概不能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除了提供服务外，还有让利之意。 金融业赚钱人尽皆知。但在大家的朴素认知中，中国金融业相较美国还是应该有很大差距的，毕竟人家是国际金融中心，美元是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可以辐射全球。可从数据上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比肩美国。当然，背后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论证“金融让利实体”的必要性。 金融让利实体，狭义讲是让利润，广义上还应包括“让人才”。 不久前，施一公教授在一次发言中称，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了经济管理学院，并感慨“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具体的比例或有争论，但金融业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却有目共睹。 早在十年前，高考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就已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没能缓解。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硬核科技、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空前，势必要引导优秀的人才回归实体。薪资是人才流动的最佳指挥棒，缩小金融与实业关键岗位的薪资差距是必然选择。 未来，控制金融业薪资增幅、提高制造业薪资水平，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或能有所缓解。 人才流动的分水岭能否出现，要靠时间来验证，但金融与实体的此消彼长，则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了。作为金融从业者，“金领”的光环还能保持多久呢？ 2021，你好啊 风起于青萍之末，2020年埋下的种子，可能会成为左右未来十年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 写作《万历十五年》时，黄仁宇曾在书中自问，“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并随即自答道，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用这种精神来回顾2020年，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信号与迹象。这些信号能否在更大的层面掀起波澜，现在自是无法断言，但于特定产业、特定机构而言，2020年的转折性意义毋庸置疑。 时光如白驹过隙，2020眼看就要过去。凡时光能带走的，谁也留不住；带不走的，将与我们一同迎接未来。对于未来，我们只能接受、无法拒绝，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大消费尤其新消费大趋势下，消费金融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目前，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最高净利润已超过10亿元，互联网消费金融如花呗的净利润高达34亿元。数据披露，花呗日赚金额为1500万元。数十亿元盈利的背后是消费金融公司庞大的放贷规模。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消费贷款市场规模已达13亿元，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的消费潜力也逐渐释放。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消费金融公司利用各种优惠活动吸引用户甚至发布一些虚假信息诱导用户，存在过度借贷的风险隐患。针对这一现象，银保监会终于出手了，于12月29日发布“关于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险提示”（下称“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合理使用借贷产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背后隐藏的风险或陷阱。过度借贷风险突出实际不仅仅是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平台也纷纷入局消费信贷领域，抢占一块“蛋糕”。在市场竞争环境加大的情况下，有些消费金融公司难免会“打擦边球”。捷信消费金融频频被诉“虚假宣传”；招联消费金融也因为营销宣传存在夸大、误导情况被银保监会公开通报，在相关宣传页面、营销话术中，未明确说明展示利率为日利率、月利率还是年利率，“超低利率”“0门槛申请”“全民都可借”“随借随还”等宣传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上次银保监会只是针对个例进行了通报，此次发布的风险提示表明了这已经成为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位行业分析师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风险提示再次重申了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在内的网络平台存在的过度借贷问题。一是信息披露不当，存在销售误导风险。银保监会称，一些机构或网络平台在宣传时，片面强调日息低、有免息期、可零息分期等条件，而实际情况是虽然没有利息，但有“服务费”“手续费”“逾期计费”等，实际综合年化利率水平可能会很高。市面上很多消费信贷产品声称“零利息”，而实际在借款过程中隐藏了一些服务费或者手续费，有时候会在借款金额直接扣除这部分费用，俗称“砍头息”。二是过度包装营销，陷入盲目无节制消费陷阱。一些机构在各种消费场景中过度宣扬借贷消费、超前享受观念，甚至有的未成年人、青少年在网络平台借钱后，给明星打榜、集资、包场、送“粉丝应援礼”，“借贷追星”现象蔓延。此前，微博借钱就被爆出诱导粉丝借钱打榜。近期“粉丝送礼”也爆出来很多借贷追星的现象，另有“套路贷”、“校园贷”屡禁不止。目前，“先享用后消费”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少消费者对本报记者反映，在自身有消费需求的情况下，看到很多消费金融公司宣称不收利息，所以才选择“薅羊毛”，起初还能控制，到期后都能按时还款，但由于收入不稳定且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导致过度借贷后无法按时还款，最后可能导致自己的权益受损。三是过度收集、滥用客户信息，存在个人信息使用不当和泄露风险。风险提示指出，一些网络平台的网贷营销罔顾消费者利益，利用“土味”“奇葩”广告吸引流量，套取客户信息。在营销或借贷过程中，通过广告页面过度收集并滥用客户信息，甚至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客户信息在平台方、贷款机构、出资方等之间流转，侵害了消费者信息安全权。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家借贷平台因“土味”广告上了热搜。在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的情况下，不少网络平台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土味”短视频以吸引用户。风险提示指出的这些现象确实存在，网络平台存在过度借贷的风险。包括消费金融在内的网络平台经常会有优惠活动，收入少甚至没有收入的群体几乎就是靠消费贷款生活，还款时只能“左手倒右手”，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甚至影响征信。消费金融信息应纳入征信系统消费金融业务具有小额、高频、分散的特点，受到很多消费者的追捧。但不可否认的是，套路贷、校园贷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一位权威人士曾对记者表示，消费金融信息应该纳入征信系统，防止大规模的用户超前消费或过度借贷。目前，京东白条、花呗等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都已经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无独有偶，和风险提示同一天时间，银保监会发布了《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促进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强调逾期60天以上贷款将纳入不良。随着第二张个人征信牌照的落地，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更有利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防止信息泄露。消费金融的初衷是在正式场景下满足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提供普惠金融服务。而这些人群的还款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形成过度借贷的问题。过度借贷往往会导致资金断流，最终会使消费者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有的消费金融公司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开始采取措施。在风险提示下发的前几日，花呗被爆出已经调整了部分年轻用户的额度，蚂蚁集团对此回应称“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银保监会下发的风险提示建议，消费者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适当消费；合理使用借贷产品，不要“以贷养贷”“多头借贷”；警惕一些机构或平台所谓“免息”“零利息”的片面宣传。另外，风险提示强调有借贷需求时消费者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注意查验相关机构是否具备经营资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侵害。对不明的电话、链接、邮件推销行为保持警惕，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重要信息，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防范诈骗风险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当前，消费需求疲软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影响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因素，以往采取的传统需求管理措施，已经不足以激发中国经济巨大的内需潜力。此时，无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提振传统需求，还要探索新方法，创造新需求。 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是畅通大循环的关键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消费负增长已成定局，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第一次；2020年前三季度，投资对GDP贡献422.5%、出口贡献14.6%、消费贡献-337.1%，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被大幅扭曲。在2020年超低基数的基础上，2021年就算消费同比增长15%，实际也只相当于没疫情情况下增长3%。 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的不仅是疫情冲击，2008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增速就进入缓慢下行的通道，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来看，从最高点的23.3%逐步下降到10%以下，疫情前的2019年一度跌至7.2%的低位。可以设想，即使没有2020年的疫情冲击，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速仍将逐渐下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消费需求增速持续下行，不仅延缓了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步伐，也是关系到十四五期间能否创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从中长期来看，自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2015年以来贸易顺差逐年下降，因此国际市场的相对萎缩必须由国内市场的增长来弥补。与此同时，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已过，可以带来有效回报的可投资项目大幅减少，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投资需求的大幅增长也不可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必然是靠激发中国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潜力能否承担起经济增长值引擎的重任呢？首先，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2019年按可比汇率计算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约5.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6万亿美元。同时，消费长期增长潜力巨大，现有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长期增长有望达到7亿。可见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潜力是足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但是目前中国的消费需求受到几方面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和压制，所以出现了一段时间以来的增速持续下行。只要找到影响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的深层次真正原因，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就能使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引擎升级启动。 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数据显示，1-9月全国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只增长了增长0.6%；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季度增速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分别为-3.9%、-2.0%和-0.3%，虽然呈现出逐季恢复的态势，但是与-6.8%、3.2%、4.9%的GDP恢复速度相比，则明显落后。需要重视的是，城镇居民收入在2018-2019年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下行的趋势，2018年基本上还在“6”区间，2019年各季度则为5.9%、5.7%、5.4%和5.0%。 其次，居民住房开支过大，挤占了消费能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数据，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75.9%。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 2018年，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为99.9%，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其中，房贷收入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为47.4%，较上年上升3.7个百分点。过高的住房开支挤占了消费能力，加上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刚性开支，居民手中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更少。 第三，储蓄率上升，显示边际消费倾向降低。2019年底居民存款81.3万亿；2020年9月底居民储蓄91.25万亿，同比增长13.9%，可以看出疫情后人们的储蓄意愿明显上升。 第四，传统产品基本普及，消费空白点基本消灭。当前，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高峰已过，全国范围的脱贫攻坚也已经取得关键性成果，一般衣食、家用电器等传统需求的提升空间有限。例如，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已达2.75亿辆，总体水平与美国相当；截至2019年底，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114.4部/百人，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拥有1.14部手机；在一二级城市，彩电、空调户均拥有率远超100%，冰箱、洗衣机户均拥有率接近100%。在三四级市场，除厨电之外，其他大家电产品普及率多在70%以上。 第五，5G、新能源车等新供给的需求创造能力尚未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2010年以来的消费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一轮新供给创造的。在乔布斯创造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iPhone诞生以后，不仅智能手机本身创造巨大的需求，围绕智能手机也创造出了云计算、大数据、APP软件繁荣的网络生态和庞大的智能办公、影音欣赏、金融投资、生活服务等需求。随着4G网络在全球普及，这一轮新供给已经逐步进入成熟阶段，而5G、物联网、新能源车、人工智能等新供给正处于形成和扩张阶段，其需求创造能力正在发酵，还没有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既要提振传统消费需求，又要创造新需求 从生产角度，需求侧改革自然是强调“供给创造需求”，中国消费市场上目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内市场的产品在研发、设计、品牌、质量等方面还是与出口产品有较大差距，由此产生了很大的“海淘”需求，实际上消费者花钱买回来的还是“中国制造”。因此，继续提升国内市场的研发、设计、品牌、质量水平，不断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还有巨大的新需求创造空间。 从分配层面，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一次分配方面，当前收入分配的一个堵点就是，土地、金融等要素部门在人为制造稀缺的基础上，形成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实际上是对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挤占。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是要将这部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如过高的土地收入、金融部门的收入降下来，让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获得公平的市场定价。在再分配方面，要让转移支付资金在保证基层运转的同时，提高转移支付的造血功能。在三次分配方面，要从制度上完善慈善捐赠对社会事业的支持体系，在一般形式的助贫、助老等慈善活动之外，形成完整的民间社区服务、民间学术研究、民间科技法律推广等组织生态，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提升第三次分配的绩效。同时，政府应当继续探讨减税降费的空间和政策，将培育和扩大税基作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长期动力。 当前，有学者提出将流通环节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抓手和发力点，这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本末倒置”。经过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发展，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流通环节）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且经过了数轮产业组织形态的迭代，其组织和流通效率可以说在全球前列，中国的流通环节不是扩大消费需求畅通内循环的堵点，恰恰相反，零售等行业的不景气只是消费不足的表现和消费低增长的结果。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长，收入预期持续下降甚至恶化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在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流通环节发力来拉动消费，虽然也不会全无所作为，但预期效果不会太明显。因此，不仅在流通环节由政府出手进行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需求并不迫切，政府出面来推动打折等促销活动也不是促消费的根本办法，至于政府来组织新的国有流通机构用不公平的机制参与市场活动，反而有可能是对竞争秩序的破坏。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流通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和检查，降低用地、用电、用工的成本，这是畅通流通环节的关键所在。 在消费环节上，关键是创造新需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指明了消费升级的方向。当前，欧美市场上的很多优质产品，往往都是中国造，而国内消费者能够买到的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服务，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说明，中国的供给能力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国内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但是因为市场区隔、标准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产品和服务仍在较低水平上竞争，却不能满足消费者已经提升的需求，近年来庞大的“海淘”贸易量就是证明。因此，通过提升标准、打通渠道，引领国内产品和服务瞄准升级的消费需求，一定能创造出很大的新需求，这就是让老树发出了新芽，开出了新花。另一方面，在软价值制造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新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等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新领域中，“供给创造需求”的法则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当前，5G、新能源车等领域已经逐渐出现了新供给扩张的态势，以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全电化新能源以及智能化驾驶等技术为基础，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被极大地改变，巨大的新需求正在被创造出来。例如，2019年，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1220亿GB，比2018年增长71.6%；今年1-11月，中国5G手机累计出货量为1.44亿部，占到同期手机出货总量的51.25%；截至9月底，中国5G用户数已超过1.2亿，近几个月的单月用户增量都超过1000万；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9.8万辆和2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1%和104.9%，等等。 总之，扩大传统消费需求的改革措施，可以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方方面面，但核心还是要找到新办法、创造出新需求！新供给要创造新需求，传统产业也要通过升级产品、创造新需求——不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让新树开花，还要让老树发新芽。
图片来源：微摄 一些网络平台为获取海量客户，通过各类网络消费场景，过度营销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2020年第六期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合理使用借贷产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背后隐藏的风险或陷阱。 一是信息披露不当，存在销售误导风险。一些机构或网络平台在宣传时，片面强调日息低、有免息期、可零息分期等优厚条件。然而，所谓“零利息”并不等于零成本，往往还有“服务费”“手续费”“逾期计费”等，此类产品息费的实际综合年化利率水平可能很高。部分营销故意模糊借贷实际成本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理解或认识。 二是过度包装营销，陷入盲目无节制消费陷阱。一些机构在各种消费场景中过度宣扬借贷消费、超前享受观念。这种对贷款产品过度营销、过度包装的行为容易诱导无节制消费，尤其易对金融知识薄弱人群、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青少年等产生误导。有的未成年人、青少年在网络平台借钱后，给明星打榜、集资、包场、送“粉丝应援礼”，“借贷追星”现象蔓延。盲目借贷、盲目消费终会侵害金融消费者自身权益。 三是过度收集、滥用客户信息，存在个人信息使用不当和泄露风险。一些网络平台的网贷营销罔顾消费者利益，利用“土味”“奇葩”广告吸引流量，套取客户信息。在营销或借贷过程中，通过广告页面过度收集并滥用客户信息，甚至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客户信息在平台方、贷款机构、出资方等之间流转，侵害了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四是无序放贷,导致过度负债。一些网络平台宣称贷款手续简单，诱惑消费者点击办理，有的机构甚至给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低收入人群等过度放贷，进行暴力催收，冒充司法机关恶意催收，针对借款人亲属朋友进行催收，引发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 针对这些过度借贷消费营销行为，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坚持从实际需求出发，树立量入为出的理性消费观，远离过度借贷消费营销陷阱。 一、理性消费，量入为出 要认真看清借贷产品内容，某些营销过度宣扬的“借贷消费”“超前享受”“借贷追星”行为不值得提倡，不值得效仿。对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要有正确评估，杜绝不计后果盲目借贷、盲目消费行为。过度借贷往往导致资金断流，最终会使消费者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 二、合理使用借贷产品，切勿“以贷养贷”“多头借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者应了解网络平台贷款、类信用卡透支及分期等借贷产品，知悉借贷息费价格、期限、还款方式等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警惕一些机构或平台所谓“免息”“零利息”的片面宣传。合理发挥借贷产品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借贷意识，不要过度依赖借贷消费，更不要“以贷养贷”“多头借贷”。 三、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借贷 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注意查验相关机构是否具备经营资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侵害。对不明的电话、链接、邮件推销行为保持警惕，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重要信息，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防范诈骗风险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020年，我们邂逅了不止一只黑天鹅。新冠疫情是第一只，它创造了一个容易引发黑天鹅的环境，又孕育出更多的黑天鹅，使得2020变得如此不同：每个人、每家机构、每个国家，都受其影响。 压力是最好的变革催化剂，所以人们才说不要浪费一次危机的机遇。黑天鹅的环境下，一些深层次的变革随之启动，为未来十年的发展埋下了引线。这些种子刚埋下时还只是一些新提法，不能改变什么，但未来十年的改变，大半由它们实现。 刺激消费 2020年，消费刺激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但激活消费也变得愈发困难，不仅仅是部分消费者的钱包受到影响，更为普遍的是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变化。 2020年6月，北京推出了餐饮消费券，最低可享受62折优惠。优惠力度大，消费热情也高，但消费券一直发到12月，说明优惠不能停下来。随便去一家连锁快餐店询问客流量，服务员的回答多半还是较去年缩水明显，远未恢复常态水平。 是的，虽然对疫情的担忧不复存在，但消费者的热情还是没能起来。 我有一位朋友，工作稳定，收入未受疫情影响。前几天，我问他今年的消费心态，他的回答是“必要的开支该花还花，不必要的能省就省”。 一叶知秋，谨慎消费，成为疫情之后很多消费者的典型心态。 这一年，人们见证了在家办公，见证了空荡荡的商业街，见证了亲友离职，见证了地摊热潮，又被6亿中国人月入千元的事实震惊，潜移默化之下，消费心理变得谨慎起来。反映到网络空间，消费主义受到抵制，炫耀型消费受到群嘲，消费贷款几乎人人谴责，节俭再次成为主流的叙事背景。 这种消费心理下，刺激消费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消费券的杠杆拉动效果喜人，电商大促数据也依旧动人，但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依旧乏力，增速虽于8月份转正，较2019年同期仍有不小差距。 与此同时，疫情之下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转折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双循环战略作为舆论热点，过多地被讨论，反而很容易被简单看过。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思路迎来重大转折点，粗略地讲，可以理解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动后富、追求共同富裕”的路径转变。 国内大循环，简单理解就是推动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内消费。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并非消费大国，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依旧是促进消费。但此时促消费，已不仅仅是疫情之下保就业、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成为事关未来五年、十年发展大格局的顶层设计。 要让民众有钱花、敢花钱、有时间花钱，全面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做大做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成为题中之义，同时，压制消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大山必然要被一一搬去，推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激活服务消费潜力也势在必行。 为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展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受其影响。 房住不炒 疫情伊始，GDP一度陷入负增长，不少人预测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不少城市的房价也一度出现热炒迹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房住不炒真的很坚定，调控始终没有放松。 房子，一直承载着国人对家的期待，古往今来，无数人为杜甫的千古一问“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流泪；近二十年来，房子更是承载了民众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几乎全部期待。 2019年10月中下旬，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3万余个城镇居民家庭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自有率达到96%，其中，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房子，成为很多城镇家庭的主要资产，房价的持续上涨推动居民财富水涨船高。在一二线大城市中，以房价衡量的百万富翁比比皆是，千万富翁也不少见。但家庭主要资产集中于房地产的背后，对应的是金融资源向房地产大量积聚。 于是，房价涨跌，不仅关系到居民家庭资产，还关系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安全。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所称： “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何为灰犀牛？根据《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定义，灰犀牛事件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是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像是一头两吨重的犀牛，把牛角对准我们全速向我们攻击。” 一旦灰犀牛开始攻击，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我们能做的是提前防范风险。于房地产来讲，斩断房地产与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播链条依旧是未来的主线，房住不炒便是重要抓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指望“房住不炒”的基调会放松；未来十年里，也别期待买房投资还能带你走上致富快车道。所以，“房住不炒”对普通人的意义，在于扭转财富观念的紧迫性。若还抱着买房致富的理念，会错过下一个致富风口。 这段时间，亲友群中的投资理念开始分化，大部分人依旧认为财富升值只能靠买房，对“普通人不可能通过炒股赚钱”的血泪教训深信不疑；也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准备抓住股票市场的大风口。 孰对孰错，这里不做预判。但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把财富升值的全部期待都押注房地产，已经不合适了。 银行让利1.5万亿 这一年，银行从业者大概会颇感失望。 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不少人的职业安全感急剧下降，但银行从业者却体会的是旱涝保收的好处。不过，“不懂藏拙”的上市银行一季报太过于靓丽（3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7%，其中18家实现两位数增长，而GDP同比下降6.8%），众人皆苦我独乐，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论调卷土重来。 不久，银行向实体让利1.5万亿的政策出台，接着银行降薪的传闻陆续出现，传闻虽陆续被辟谣，但重要的是信号意义：让利1.5万亿，短期看是疫情之下金融抗疫的有效措施，中长期看，可能也是金融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开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可何谓“服务实体经济”呢？ 鉴于“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言论由来已久，金融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大概不能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除了提供服务外，还有让利之意。 金融业赚钱人尽皆知。但在大家的朴素认知中，中国金融业相较美国还是应该有很大差距的，毕竟人家是国际金融中心，美元是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可以辐射全球。可从数据上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比肩美国。当然，背后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论证“金融让利实体”的必要性。 金融让利实体，狭义讲是让利润，广义上还应包括“让人才”。 不久前，施一公教授在一次发言中称，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了经济管理学院，并感慨“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具体的比例或有争论，但金融业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却有目共睹。 早在十年前，高考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就已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没能缓解。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硬核科技、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空前，势必要引导优秀的人才回归实体。薪资是人才流动的最佳指挥棒，缩小金融与实业关键岗位的薪资差距是必然选择。 未来，控制金融业薪资增幅、提高制造业薪资水平，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或能有所缓解。 人才流动的分水岭能否出现，要靠时间来验证，但金融与实体的此消彼长，则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了。作为金融从业者，“金领”的光环还能保持多久呢？ 2021，你好啊 风起于青萍之末，2020年埋下的种子，可能会成为左右未来十年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 写作《万历十五年》时，黄仁宇曾在书中自问，“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并随即自答道：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用这种精神来回顾2020年，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信号与迹象。这些信号能否在更大的层面掀起波澜，现在自是无法断言，但于特定产业、特定机构而言，2020年的转折性意义毋庸置疑。 时光如白驹过隙，2020眼看就要过去。凡时光能带走的，谁也留不住；带不走的，将与我们一同迎接未来。对于未来，我们只能接受、无法拒绝，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直播精彩回顾：滕泰第一时间解读中央经济会议 摘要 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走进新浪财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明年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搞急转弯。滕泰表示，这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还在疫情之后恢复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不平衡、不稳定和衍生风险因素，因而对经济恢复不但需要扶上马，还需要送一程，需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0年下半年投资增速已恢复到正常水平，储蓄增速也明显你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消费增速却远远低于预期。2021年怎么去调节这三者的关系呢？滕泰表示，从长期来看，只有扩大内需、激发消费增长潜力、创造新需求，才能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大家好！我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滕泰，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结合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享一下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潜在风险以及对相关经济政策的理解。 首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的此时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我想大家还记得，是要不要“保6%”、能不能保住6%的增长、能保多久，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来的经济部署。在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我们及时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经济是全球大国经济当中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应该说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一枝独秀。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肯定了我们所取得的良好的成绩。 大家看到IMF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大概是1.9%，对美国经济的预测是-4.3%，对德国的经济预测是-6%，对法国经济的预测是-9.8%，对英国的经济的预测是-9.8%。对于2021年中国经济的增速，IMF给出了8.2%的预测，国内很多金融机构预测都在9%左右。尽管有这么高的经济预测，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假设2021年中国经济真能取得9%的增长，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数字假象——这个数字假象不是人为编造的假数据，而是在2020年较低基数上的同比增长数字的假象：假设明年实现9%的增长，GDP的总额大概达到110万亿左右；假设2020年没有疫情的GDP应该是105万亿。如果跟没有疫情的正常情况相比，明年是9%的增长实际也只不过增长了4.89%。 判断2021年的经济是以9%的高增长来做决策，还是以实际增速4.89%来做决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做出了一个既科学又理性的判断，在肯定了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也揭示了明年的风险，明确指出明年全球经济有疫情不确定的风险，还有西方经济复苏不确定的风险。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有不平衡、不稳定的风险，同时还指出其它的潜在的衍生风险。在既肯定成绩，又看到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明年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搞急转弯，这个就明确地回应了前一段学界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不要尽快退出的争论。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明确提出不搞急转弯，至少说明没有被明年8%到9%的高增长预测假象所迷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还在疫情之后的恢复过程当中，对经济的正常恢复不但需要扶上马，还需要送一程，所以必须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大的总体的判断。 在这个大的总体判断下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到底有哪些结构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因素呢？ 首先，看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一直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到10月份固定资产的当月同比增速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其中表现比较亮眼的，一个是房地产的投资，一个是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两项我们预测在2021年可持续性都不强。好在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从今年四季度开始已经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的态势，因此，我们认为2021年的投资增长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水平。 明年的出口形势怎么样？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还不太乐观。为什么？因为今年的出口超预期的原因一是疫情防控物资的出口；二是疫情冲击下很多国家供应链受到了冲击，中国的生产填补了海外的供应缺口；三是欧美等国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也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担心2021年出口是不是就不能持续了，假设2021年二季度以后欧美等国生产逐步恢复，是不是就会少进口中国产品呢。对这个问题我还是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过去20多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时间中国出口的增速跟欧美国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是正相关的，跟人民币汇率的实际相关性反而不是很大——考虑到2021年二季度以后欧美经济社会秩序将会逐渐恢复，消费复苏潜力很大，对中国的出口物资的需求还会增加，因此2021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也可以保持相对乐观预期。 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消费。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我们的消费是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不到40万亿，跟2019年相比大概负增长4%左右。中国的消费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上一次消费负增长是1968年，1990年有过一次比较低的增长，是正的2.5%的增长。也就是说2020年尽管有比较特殊的原因，我们中国的消费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也是负的。 消费负增长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放缓，前三季度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大概名义增速是正的3.9%，去掉物价之后的实际增速只有正的0.6%，这么低的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肯定会影响消费。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就是我们的个人储蓄前三季度保持了13.5%的高速增长。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9%，而储蓄增长13.5%，你想想消费增速能不下来吗？ 为什么储蓄高增长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情况、个体工商户受冲击等原因，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可能更加谨慎了，另外，这跟我们的货币政策没有降息也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老百姓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变成储蓄，一部分用来消费——储蓄增长快了就消费就增长慢，要鼓励消费就得降低储蓄率。但是，疫情的冲击下中国没怎么降息，欧洲和美国都是零利率、负利率，我们的利率没怎么下降。利息归根到底是这个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果疫情冲击下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都大幅度下降，而存贷款的利率基本不降，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不降息的影响还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为什么说人民币这一年升了这么多？因为欧洲、美国是零利率、负利率，中国的利率比较高，从息差交易和跨境资本流动的角度，自然会促进人民币升值。 所以，无论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储蓄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各个角度来看，不降息都是鼓励储蓄、抑制消费的原因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明确了几大重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毫无疑问是鼓励科技创新。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完善国内供应链，增强自主可控。第三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扩大内需。在扩大内需这部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重视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2020年下半年投资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居民储蓄增速很快，但消费增速远远低于预期。2021年怎么去调节这三者的关系呢？毫无疑问就是要鼓励消费，适当地降低储蓄率，投资的增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从长期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肯定是主要靠激发国内消费增长潜力。中国的消费到底有没有潜力呢？肯定是有潜力的，2019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按照去年年底的汇率算5.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我们去年只有13万亿美元，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都快超过它了。另外，我们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只占了总人口的30%，假设未来15年的时间，能够再把3亿中低收入者也变成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7亿人，那么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潜力更加巨大。 那么这么大的消费增长潜力，如何变成现实的消费增长动力呢？不就前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同时，要强调需求侧改革或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不管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首先得明确明年主要的问题是扩大内需，只有扩大内需才能畅通大循环。扩大内需，传统的办法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疫情期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虽然说货币政策今年明确了相关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可持续性、稳定性，不搞急转弯，但是也很难期望货币政策在总量上有很大的扩张。货币政策从价格上有降息的空间，但是总量上很难去扩张。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但是财政政策的赤字也不可能扩大，可能还要略微减小。扩大内需不能再依靠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的刺激。靠什么呢？根本上是扩大就业，恐怕还要用改革的办法扩大内需，尤其要创造新需求。 首先，从生产方面来看，主要是如何让供给创造需求，主要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传统的供给、老供给能不能创造需求？也能，油盐酱醋、钢铁煤炭，它的总的需求量其实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产品创新升级以后，它的需求也有增长的空间。所以，传统的供给要创造需求必须靠转型升级，但是新供给可以创造很大的新需求。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直播的苹果或者华为智能手机，在2007年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不断创造了对智能手机的需求，还因此衍生了很多类似于微信等社交软件、移动支付、视频直播、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新需求。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讲，如何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从分配环节来讲，怎么去推动需求侧改革呢？主要是分三个方面：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里边有人说是不是要减少资本的收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呢？大方向没有错，但这样简单表述有问题。五大生产要素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都创造财富，都应给获得合理报酬，但是在前些年里有资本和土地要素恐怕获取了过多的收入，表现就是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拿的不是合理的要素报酬，而是垄断造成的超额收益，这些要素经营者靠垄断拿了超额收益，就挤占了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益。因此，从初次分配的角度，不应该说要通过政策干预某些要素的收入，应该尊重市场，某种生活要素，它该有多少要素报酬就给他多少收入，不论是资本、土地还是什么东西，但是必须要减少由于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拿走的超额报酬，这样才能保持效率与公平。从再分配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中低收入者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讲，要形成可持续的社会捐赠机制。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这是创造新需求的根本出路。 当然从流通环节也可以扩大内需，有部门提出流通环节是要搞流通新基建，我个人是不支持的。我认为流通环节，尤其是零售环节不景气，不是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而是受消费低迷影响的结果。如果想通过搞活流通来刺激消费，这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本末倒置。搞活流通促销费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是毕竟中国的商业零售都很发达，从没听说大批消费者有钱买不到货，或买到货运送不到。总之，本质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是利率的函数，是社会保障体制或者是就业这些所决定的，而不是流通决定的。在流通领域可以做一些文章，但靠流通来刺激消费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最后，看看消费环节本身。传统的老消费需求怎么扩大？像以前搞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空间是有限的。但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空间是无限的。如果有稳消费的政策，重点还是应该想想如何创造新需求。 展望2021年，除了上述“投资、出口高增长、消费恢复缓慢”的增长结构的不平衡值得重点关注，并通过扩大消费、创造新需求来解决之外，还有很多。 目前来看不论是中央政府的赤字率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率，都在历史的高位。如果不算上特别国债，我们的赤字率去年是3.5%，如果算上国债，就接近6%了，今年的赤字率要有所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历史上比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2020年大部分是负增长。 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负债率也创了相对比较高的记录，2018年、2019年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今年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又上去了。国有部门企业加杠杆是不是风险更大？实际上在2020年下半年看到有些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已经爆出来了。居民的杠杆率也处于历史高位，可能主要是跟房地产的按揭相关。 从银行的坏账率来看，有数据说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大概是2.84万亿，还有的说3万多亿，这个数字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不良贷款的贷款率是十年的新高，上一次的高点是2009年。 房地产也的“灰犀牛风险”也值得高度警惕，一旦房地产有系统性风险，其影响面会超乎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很多人担心相关政策会不会快速退出，有些部门放风说要提前退出，但现在来看为什么中央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强调不搞急转弯，原因就是名义上9%的增速，实际上只相当于4.89%，经济还在恢复当中；不仅如此，背后还有很多高赤字率、地方政府高债务率、国有企业高杠杆率、居民企业高杠杆率、房地产灰犀牛等各种潜在风险，稍有不慎一旦触发风险，造成的后果就会很严重。所以，政策不会快速退出，会保持相关的连续性，不搞急转弯，目的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防范不平衡、不稳定和各种衍生风险。 最后，讲一点大循环、双循环。很多人说“大循环是不是国内为主，很多出口要转内销？”我的理解绝对不是出口转内销。2019年我们出口帽子100亿顶，出口鞋子100亿双，出口各种衣服300亿件，这么大的出口额，怎么可能转内销？国内市场受不受得了？所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畅通双循环绝对不是出口转内销，纺织品等很多行业的产品还得保持比较高的出口率，有些商品还要保持比较高的进口率，但是对于一些资源性商品可能要降低进口依赖程度，对一些高科技产品，要提高自主可控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重大任务专门强调了要完善供应链，提高自主可控水平。 然而，2008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在下降，2015年以来顺差就在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对国际市场的出口总量还得继续扩大，但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长期看会相对地会有所降低。长期来看，对国外市场相对减少的份额谁来弥补？必须是国内市场来弥补，而国内市场扩大靠什么？靠扩大投资行吗？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搞完了，快速城镇化阶段也结束了，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60.6%。假设未来15—20年（城镇化率）能达到70%，其实每年不到1个点的新等城镇化率的速度，所以，靠原有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扩大内需的路走不通了。“两新一重”新基建的方向是对的，但实际操作当中有困难，2020年芯片等新基建出了不少风险。所以，未来增长必须更多得靠扩大消费需求——2019年投资增速在GDP增速里边的占比大概是31%， 2020年前三个季度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422.5%，消费前三季度是负的337.1%，这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第三季度来看，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大概是34%左右，跟2019年正常情况下消费拉动GDP增速将近58%相比差太远了。 所以，2021年的核心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关键是看消费。从长期来看消费在中国经济当中贡献的占比达到70%左右才是比较稳定的，才是真正的内循环为主体，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有人说2021年消费的增速也会好，因为今年是负增长，明年同比增速就会很高，这个也对。目前对2021年消费的增速的一致预测是同比增长15%，假设实现同比增长15%的增长，则2021年社销总额预测是45.44万亿。假设没有疫情冲击，2020年的消费应该正增长8%到44.45万亿。所以，2021年15%的消费增长，实际只相当于没有疫情假设情况下增长3%——实际消费增速只有3%，低还是不低？所以，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需求还是主要的问题。 怎么去扩大消费需求呢？除了传统消费的转型升级之外，要关注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信息产业，肯定是新需求、新消费增长的主要方向。当然还要关注文化娱乐产业，中国的文化娱乐业产值目前只有美国的文化娱乐业产值的1/8，成长的空间很大，教育、培训、论坛、会议、咨询、智库、律师等知识产业也有很大的长大空间，还有很多高端服务业，健康、养老、医疗、新金融、新零售等等，总之，要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当然了企业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创造新需求？首先要重视研发，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没有研发的投入或者是研发投入很少，新时期不应该再把研发当成成本和费用中心，要把研发当成项目化的风险投资，用市场化、项目化、集成化、风投化的方法搞研发来创造新需求。要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才能创造新需求。还要引入流量思维、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企业组织变革创造新需求。 时间关系，简单地给大家分享和汇报这么多，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祝愿我们的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能够稳健地恢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扩大传统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行稳致远，谢谢大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 周五早盘，三大股指小幅低开，随后维持弱势盘整，临近午间集体回升，创指翻红，沪指跌幅收窄；午后白酒、有色板块发力，指数震荡上行，悉数翻红，尾盘小幅回落，创指整体较强。盘面上，两市个股涨跌互半，涨停50余家，市场人气回暖，赚钱效应回升。 截止收盘，沪指报3444.58点，涨0.07%；深成指报14026.66点，涨0.40%；创业板指报2730.84点，涨0.68%。 沪市成交3293.93亿元，深市成交4193.53亿元，两市合计成交7487.46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8263.53亿元略有缩量。 从盘面上看，板块涨多跌少，白酒饮料、有色金属、军工、半导体、医疗器械、港口等板块居涨幅榜前列；汽车、银行、券商、煤炭、保险、航运、地产、消费电子等板块居跌幅榜前列。 【消息面】 1、央行：近期，金融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信息共享平台初步建成。金融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应共建共赢。作为金融业网络安全重要基础设施，金融机构要持续提升数据报送质量，吸引更多企业参与，打造行业内外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和服务“双循环”生态，支撑平台长期可持续运营。 2、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的重点企业旬报情况预估，11月汽车行业销量预估完成273.3万辆，环比增长6.2%，同比增长11.1%；细分车型来看，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9.3%，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长14.2%。1-11月，汽车行业累计销量预估完成2243万辆，同比下降3%；细分车型来看，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7.8%，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长20.2%。 3、国资委：1至11月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降幅持续收窄，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防范风险能力提升，坚决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切实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带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上期所：贵金属期货上市以来，上海期货交易所不断总结提炼市场发展规律与监管实践经验，修订完善规则制度和运行机制，使得实体企业应对和管理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12月4日，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张丽发布了《中国信息消费发展态势报告（2020年）》。白皮书指出，5G及新基建时代下，信息消费逐步迈向以“线上与线下、信息与消费”双向融合渗透为主要特征的3.0发展阶段，融合消费迎来全场景的深度拓展期，消费模式将持续衍生发展。 【机构热议】 华鑫证券表示，随着多数强势股缩量加速，短线情绪博弈不确定性正在加大，投资者选择低吸模式更为安全，此外对于A股而言已经进入突破的时间窗口，一旦不能发动新的趋势行情，那么市场大概率回归箱体中枢。 广州万隆认为，指数震荡，大金融银行、证券、保险弱势，短期而言指数想要突破向上，大金融的作为极为重要。如果大金融短期无法强力带动市场做多情绪，市场则大概率会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拉长作战周期。目前市场主线题材普遍走弱，资金再次回流防御性板块。从部分近期热门个股纷纷大跌甚至跌停的情况来看，市场情绪开始转弱，后市注意市场风格强弱转换。 A股市场板块及个股涨跌幅排行 外围市场 截至发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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