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健全消费金融公司风险监管制度体系，强化分类监管，推动消费金融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近日，银保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五章二十五条，主要包括总则、评级要素与评级方法、评级程序、评级结果运用、附则五部分，从总体上对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工作作出安排。一是设定监管评级要素和方法。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要素共五项：公司治理与内控、资本管理、风险管理、专业服务质量、信息科技管理，各部分权重占比分别为28%、12%、35%、15%、10%。二是明确监管评级操作程序。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分为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初评、银保监会复核、反馈监管评级结果、档案归集等环节。评级工作原则上应于每年4月底前完成。三是强化监管评级结果运用。监管评级结果分为1级、2级（A、B）、3级（A、B）、4级和5级。评级结果数值越大表明机构风险越大，需要越高程度的监管关注。监管评级结果是监管部门衡量公司经营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程度，以及制定监管规划、配置监管资源、采取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也是实施消费金融公司市场准入事项的参考因素。 《办法》的发布和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规制，为强化分类监管提供了制度支撑，有利于提升监管工作效能，引导消费金融公司强化风险防控，发挥特色功能，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 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 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 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 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 苏宁金融上苏宁金融，支付、理财、贷款、保险，应有尽有小程序 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 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 “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 3 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 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 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 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 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4 再说供给侧。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图片来源：微摄为健全消费金融公司风险监管制度体系，强化分类监管，推动消费金融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近日，银保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五章二十五条，主要包括总则、评级要素与评级方法、评级程序、评级结果运用、附则等五部分，从总体上对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工作作出安排。一是设定监管评级要素和方法。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要素共5项：公司治理与内控、资本管理、风险管理、专业服务质量、信息科技管理，各部分权重占比分别为28%、12%、35%、15%、10%。二是明确监管评级操作程序。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分为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初评、银保监会复核、反馈监管评级结果、档案归集等环节。评级工作原则上应于每年4月底前完成。三是强化监管评级结果运用。监管评级结果分为1级、2级（A、B）、3级（A、B）、4级和5级。评级结果数值越大表明机构风险越大，需要越高程度的监管关注。监管评级结果是监管部门衡量公司经营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程度，以及制定监管规划、配置监管资源、采取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也是实施消费金融公司市场准入事项的参考因素。《办法》的发布和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规制，为强化分类监管提供了制度支撑，有利于提升监管工作效能，引导消费金融公司强化风险防控，发挥特色功能，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原标题：券商热议“需求侧改革”：核心是扩大内需，这些行业将受益！） 每经记者 王海慜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此次会议中的一些新提法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相对已经推行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改革”这一新提法在上周末引发了各机构的热议。国盛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熊园12月12日发布报告分析指出，首提“注重需求侧改革”，其核心是扩大内需，抓手是畅通内循环、出台促消费举措、推动配套制度改革。对于未来如何开展需求侧改革，红塔证券李奇霖认为，未来将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战略，另外，除了扩大消费外，还应该继续推动新基建建设。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需求主要涉及3个方面，包括投资、消费、出口，预计未来在拉动消费上会出一些鼓励政策，而投资方面将侧重于有效投资。什么是“需求侧改革”？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此次会议中的一些新提法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例如，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相对已经推行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改革”这一新提法在本周末引发了各券商的热议。国盛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熊园12月12日发布报告分析指出，首提“注重需求侧改革”，其核心是扩大内需，抓手是畅通内循环、出台促消费举措、推动配套制度改革。红塔证券李奇霖昨日撰文指出，2015年年底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工作重点就可以向需求侧改革这边转移，“2016年以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后续可能会出台不少需求侧改革的政策，不能忽视它。虽然说政策效果可能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立竿见影，但大方向是确定的，也不要低估它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对于未来如何开展需求侧改革，李奇霖预计，未来将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战略，需求侧改革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调节总需求了，只是着力点和之前不一样，从投资转向了消费。李奇霖认为，促进消费，既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也要挤泡沫、压租金，降低生产和消费的成本。前者重点是解决好收入分配环节的问题，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的两极分化，后者需要压降土地租和流通环节的租金，但同时得注意技术租与挤泡沫之间的平衡。另外，除了扩大消费外，还应该继续推动新基建建设。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昨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需求主要涉及3个方面，包括投资、消费、出口，预计未来在拉动消费上会出一些鼓励政策，而投资方面将侧重于有效投资。券商年度策略可聚焦消费2015年年底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曾在2016~2017年在A股市场催生一轮周期股行情。那么此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对哪些行业会有正面影响呢？某上市券商策略分析师今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需求侧改革”更多的是指经济三大支柱里，顶层设计上将更多向消费需求发力，拓宽内生消费动能。同时在以后的逆周期调节中更多使用消费刺激手段而不是刺激地产、基建投资。对于“需求侧改革”是否将利好消费股，他认为，利好消费股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则不好判断。其在最新研报中也指出，“需求侧改革”大概率指向过往经济的三大支柱（投资、消费、净出口）中的权重将更加向消费倾斜，而且强调的是有效消费需求，遏制消费主义和信贷刺激带来的冲动消费、过度消费。而事实上，今年来，消费股已经走出了一轮牛市行情。据Choice数据统计，截至12月11日，在227个申万三级行业指数中，今年来涨幅排名前20位的行业中，有多个行业与消费有关，包括粮油加工、其他酒类、调味发酵品、啤酒等。不过从近期各大券商发布的2021年年度策略报告来看，消费板块，尤其是可选消费是各大券商聚焦的方向。例如国泰君安研究所近日发布观点称，2021年对消费板块的选择建议从必选消费转向可选消费。重点是汽车、家电、家居、化妆品、服装以及旅游酒店等。疫情对必选消费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对可选消费影响很大。国内良好的疫情控制，使得从2020年10月份起，可选消费的内需明显增加，加上出口需求的增加，可选消费品的行业景气度快速提升。年末机构调研集中三行业从各大指数的表现来看，今年的A股是牛市，不过对不少投资者而言，今年的收益仍然不太理想，可能又是一个赚了指数反亏钱的年份。 截至12月11日，在全部A股中今年有近40%的个股的累计涨幅是负值，还有近60%的个股跑输沪深300指数。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科技、医药板块的持续调整，让此前追高的投资者错过了下半年的顺周期牛市。时值年末，机构最近的调研动向可能透露了其跨年布局的方向。据Choice数据统计，在最近1个月时间，机构调研最为频繁的前5大行业为计算机软件、电子设备制造、半导体、服装家纺、化学制药。另外，最近1个月内，机构调研数量最多的前20家A股公司则以科技（如卫宁健康、歌尔股份、中科创达、新洁能）、医药（如泽璟制药、康弘药业）、可选消费（如朗姿股份、森马服饰、周大生）等板块内的公司为主。
扭住供给侧同时注重需求侧 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定调2021年经济工作 政治局会议释放六大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关键时点，此次会议在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的基础上，为明年经济工作定下基调、划出重点。 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整体推进改革开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夯实农业基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表示，从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来看，包括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新提法，此外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水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房地产市场发展、风险化解和防范等方面也释放出重磅信号。 “此次政治局会议把发展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一系列的困难挑战和诸多不确定因素，谋划好发展这盘大棋对于第一个百年收好官、第二个百年开好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在他看来，会议强调要形成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从经济运行的系统、动态来谋划发展，是对发展认识的深化。从供给方面来看，要在深层次改革上取得重大进展，加快完善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从需求方面来看，牢牢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强大潜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指出，此次政治局会议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作出明确指示，即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即通过优化供给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新需求创造的国内市场牵引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在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看来，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一是注重问题导向，二是更加突出系统性。需求侧改革的推进，将进一步夯实消费能力、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实现消费引领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提升。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当前消费增速还有待进一步恢复。2021年，在传统消费增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畅通双循环的关键是创造新需求。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认为，2020年经济工作和“十三五”经济工作成就来之不易，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很不容易。对于明年经济工作而言，整体推进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改革提高制度效率，促进经济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进一步改善供给、创造需求，释放市场的力量。 会议还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支撑效应。其关键在于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项目、宏观上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科技，以及对产业“卡脖子”的技术进行突破。 在刘向东看来，此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主要在于在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时需要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在强化各种存量风险化解的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形成泡沫，进一步提高对资本的约束力，使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要求。 对于会议中提出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认为，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期、社会转型叠加期、政策衔接过渡期，必须立足于全面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确保向乡村振兴接续推进。 此外，会议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康俊亮表示，当前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十分紧迫。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需要降杠杆防风险；另一方面，改善供给，使房地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加符合人民群众增长的居住生活需要。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持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要求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加强调控，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同时鼓励和指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政策，重在“稳”。 值得关注的是，会议还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对此，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从存量来看，当前金融风险已经明显下降，不过，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庞大，存量风险的总体规模也还是比较大的，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化解。从增量上看，也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遏制增量风险的增加，特别是针对中小金融机构，要加大不良处置，提升抵御风险能力。(孙韶华、班娟娟、王文博、钟源、梁倩、汪子旭)
2020年，消费金融不是一般的难。 冲击 疫情是2020年大多数行业叙事中的主线。于经济而言，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受到全面冲击，而其中，又以消费受到的冲击最大，恢复也最慢。与消费强相关的消费贷款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出现了自2009年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金融机构短期消费贷款已经回到2018年的同期水平。 疫情冲击后的修复水平同样不容乐观。从消费贷款的全年发展来看，与消费复苏缓慢一样，消费贷款的增长保持低位运行，1-11月新增8100亿，为2017年以来新低。 增速不振的消费贷款来源于两个方面：需求的减弱和供给的收紧。 在需求端，虽然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恢复较快，但主要靠投资及净出口拉动，消费的恢复十分缓慢，实物类消费品中，消费信贷渗透率较高的家电、服装、家具等消费品迟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见图2）。 服务型消费受到消费场景的限制，恢复更加缓慢。旅游、教育、医美场景等目前复苏态势仍然较弱。 同时，可支配收入下降，特别是城市中下收入水平人群收入的下降，使人们更加不敢消费，极大的影响了消费及消费贷款的复苏。 从供给端来看，疫情对居民收入及现金流的冲击，影响了用户还款能力，多数金融机构都采取了防御性措施，加强风控审核，收缩信贷额度。 监管 2020年是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收官之年，一系列政策在下半年密集发布。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网络小贷公司、民间借贷、助贷机构等在内的各类消费金融参与者，都有或收紧或放松的政策发布。 5月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商业银行的互联网贷款，及相关助贷机构的业务。 8月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上限大幅度压降，四倍LPR的利率上限成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隐形天花板； 9月18日发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更进一步； 10月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金融机构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将在未来成为重头戏。 11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联合贷款被纳入监管，网络小贷公司的明星光环褪去； 11月末，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表示，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清零…… 这些政策贯穿了消费金融全年的发展主线。从2017年开始对于现金贷的整治，近年逐渐细化到大数据风控、催收、获客和联合贷款等方面，消费金融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得到初步治理，政策已经基本覆盖了提供消费信贷服务的机构，及消费贷款的全流程。 发展 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2020年有多个促进消费金融发展的政策发布： 3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消费金融公司可以发行经监管许可的其他债务和资本补充工具； 9月15日发布《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行为，对外最高5倍的融资杠杆，让小贷公司暂时缓了一口气； 12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降低拨备覆盖率要求，拓宽融资渠道和资本补充方式，提升消费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除了政策之外，消费金融公司的牌照也正在开闸。2020年以来，消费金融公司批筹速度加快，小米消金、阳光消金、蚂蚁消金、唯品富邦消金、苏银凯基消金共五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 虽然其中一些机构是出于转型的迫切需求，或对于之前申请的批准，但仍然能够看到，消费金融公司牌照的审批已经明显放宽、加速。目前，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仍然是主流，但未来在监管政策的溢出效应下，电商系或其他互联网系消费金融公司将逐渐增多。 变局 暴雷的事情年年有，今年轮到了场景金融。蛋壳公寓的暴雷，将场景金融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从医美、教育培训到长租公寓，场景金融的分期模式并非第一次暴雷，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理论上讲，场景金融是金融服务经济的完美结合，消费场景方得到了发展，金融机构取得了利息收入，消费者分期减轻了付款压力，堪称一举三得。 医美、教培、长租公寓等场景，也都属于大额消费，本身都是适合分期消费的场景，既能刺激消费，又能促进行业发展。但这些场景金融的发展，一边高速挺进，一边不断暴雷。直至蛋壳暴雷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后，终于引发了行业对于场景金融的质疑。 质疑者认为：“场景金融叠加了场景的交易风险和金融的信用风险”，当场景受到冲击出现经营困难时，风险就会向金融传递，扩大风险的传递范围。 赞同者认为，场景金融的暴雷，不过是场景惹祸，金融背锅。金融机构在场景中做足了C端用户的风控，B端的风险更应由监管管理。 然而，无论如何，由“蛋壳暴雷”引发的从业人员思考，对于重新审视场景金融中存在的风险，都弥足珍贵。 展望 消费金融仍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长期来看，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消费信贷仍将增长的基本逻辑。同时，消费信贷的覆盖率及杠杆率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当前市场中存在的过度授信、多头借贷等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普遍问题。事实上，中低收入群体仍然存在金融的供给不足。未来，在居民财富稳步增长、行业监管规范化的保障下，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升级，或将成为消费金融的发展机会。 行业增长趋于稳定。另一方面，经过了几年的高速发展后，不论是居民杠杆率，还是消费信贷渗透率，都已经到达了阶段高点。监管严控风险，行业内机构要消化疫情带来的不良，用户开始反思“消费主义”的隐患，市场中的各种参与主体，都缺乏支持消费信贷高速增长的动力。在恢复疫情的影响后，消费金融将会迎来成熟期稳定的增长。 存量的运营将成为竞争壁垒。流量见顶，获客成本居高不下，存量客户已经成为消费金融机构的基本盘，而新增客户的占比将会越来越小。各大机构都推出了会员制、积分制等权益系统，用以增加用户的黏性。谁能更好的掌握自身的基本盘，谁就能构建更高的竞争壁垒。 消费金融公司谋局上市。近几年来，消费金融公司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都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随着不良的逐渐暴露和信贷规模的扩张，也会加剧消费金融公司对资本的渴求，以债券市场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上市也许将是补充资本的最佳选择。马上消金被批准IPO申请，将是一个开始。 更多的巨头在走向消费金融的路上。2020年，多个第二梯队的互联网巨头已经布局或正在布局支付牌照，支付之后，将是贷款。以支付为入口，将流量导入金融业务，是诸多互联网公司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变现方式。同时，贷款服务还能有助于提升用户的黏性，获得用户更多维的使用数据，二者相辅相成。
直播精彩回顾：滕泰第一时间解读中央经济会议 摘要 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走进新浪财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明年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搞急转弯。滕泰表示，这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还在疫情之后恢复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不平衡、不稳定和衍生风险因素，因而对经济恢复不但需要扶上马，还需要送一程，需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0年下半年投资增速已恢复到正常水平，储蓄增速也明显你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消费增速却远远低于预期。2021年怎么去调节这三者的关系呢？滕泰表示，从长期来看，只有扩大内需、激发消费增长潜力、创造新需求，才能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大家好！我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滕泰，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结合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享一下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潜在风险以及对相关经济政策的理解。 首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的此时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我想大家还记得，是要不要“保6%”、能不能保住6%的增长、能保多久，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来的经济部署。在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我们及时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经济是全球大国经济当中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应该说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一枝独秀。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肯定了我们所取得的良好的成绩。 大家看到IMF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大概是1.9%，对美国经济的预测是-4.3%，对德国的经济预测是-6%，对法国经济的预测是-9.8%，对英国的经济的预测是-9.8%。对于2021年中国经济的增速，IMF给出了8.2%的预测，国内很多金融机构预测都在9%左右。尽管有这么高的经济预测，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假设2021年中国经济真能取得9%的增长，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数字假象——这个数字假象不是人为编造的假数据，而是在2020年较低基数上的同比增长数字的假象：假设明年实现9%的增长，GDP的总额大概达到110万亿左右；假设2020年没有疫情的GDP应该是105万亿。如果跟没有疫情的正常情况相比，明年是9%的增长实际也只不过增长了4.89%。 判断2021年的经济是以9%的高增长来做决策，还是以实际增速4.89%来做决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做出了一个既科学又理性的判断，在肯定了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也揭示了明年的风险，明确指出明年全球经济有疫情不确定的风险，还有西方经济复苏不确定的风险。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有不平衡、不稳定的风险，同时还指出其它的潜在的衍生风险。在既肯定成绩，又看到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明年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搞急转弯，这个就明确地回应了前一段学界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不要尽快退出的争论。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明确提出不搞急转弯，至少说明没有被明年8%到9%的高增长预测假象所迷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还在疫情之后的恢复过程当中，对经济的正常恢复不但需要扶上马，还需要送一程，所以必须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大的总体的判断。 在这个大的总体判断下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到底有哪些结构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因素呢？ 首先，看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一直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到10月份固定资产的当月同比增速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其中表现比较亮眼的，一个是房地产的投资，一个是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两项我们预测在2021年可持续性都不强。好在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从今年四季度开始已经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的态势，因此，我们认为2021年的投资增长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水平。 明年的出口形势怎么样？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还不太乐观。为什么？因为今年的出口超预期的原因一是疫情防控物资的出口；二是疫情冲击下很多国家供应链受到了冲击，中国的生产填补了海外的供应缺口；三是欧美等国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也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担心2021年出口是不是就不能持续了，假设2021年二季度以后欧美等国生产逐步恢复，是不是就会少进口中国产品呢。对这个问题我还是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过去20多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时间中国出口的增速跟欧美国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是正相关的，跟人民币汇率的实际相关性反而不是很大——考虑到2021年二季度以后欧美经济社会秩序将会逐渐恢复，消费复苏潜力很大，对中国的出口物资的需求还会增加，因此2021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也可以保持相对乐观预期。 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消费。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我们的消费是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不到40万亿，跟2019年相比大概负增长4%左右。中国的消费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上一次消费负增长是1968年，1990年有过一次比较低的增长，是正的2.5%的增长。也就是说2020年尽管有比较特殊的原因，我们中国的消费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也是负的。 消费负增长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放缓，前三季度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大概名义增速是正的3.9%，去掉物价之后的实际增速只有正的0.6%，这么低的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肯定会影响消费。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就是我们的个人储蓄前三季度保持了13.5%的高速增长。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9%，而储蓄增长13.5%，你想想消费增速能不下来吗？ 为什么储蓄高增长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情况、个体工商户受冲击等原因，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可能更加谨慎了，另外，这跟我们的货币政策没有降息也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老百姓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变成储蓄，一部分用来消费——储蓄增长快了就消费就增长慢，要鼓励消费就得降低储蓄率。但是，疫情的冲击下中国没怎么降息，欧洲和美国都是零利率、负利率，我们的利率没怎么下降。利息归根到底是这个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果疫情冲击下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都大幅度下降，而存贷款的利率基本不降，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不降息的影响还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为什么说人民币这一年升了这么多？因为欧洲、美国是零利率、负利率，中国的利率比较高，从息差交易和跨境资本流动的角度，自然会促进人民币升值。 所以，无论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储蓄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各个角度来看，不降息都是鼓励储蓄、抑制消费的原因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明确了几大重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毫无疑问是鼓励科技创新。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完善国内供应链，增强自主可控。第三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扩大内需。在扩大内需这部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重视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2020年下半年投资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居民储蓄增速很快，但消费增速远远低于预期。2021年怎么去调节这三者的关系呢？毫无疑问就是要鼓励消费，适当地降低储蓄率，投资的增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从长期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肯定是主要靠激发国内消费增长潜力。中国的消费到底有没有潜力呢？肯定是有潜力的，2019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按照去年年底的汇率算5.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我们去年只有13万亿美元，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都快超过它了。另外，我们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只占了总人口的30%，假设未来15年的时间，能够再把3亿中低收入者也变成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7亿人，那么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潜力更加巨大。 那么这么大的消费增长潜力，如何变成现实的消费增长动力呢？不就前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同时，要强调需求侧改革或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不管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首先得明确明年主要的问题是扩大内需，只有扩大内需才能畅通大循环。扩大内需，传统的办法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疫情期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虽然说货币政策今年明确了相关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可持续性、稳定性，不搞急转弯，但是也很难期望货币政策在总量上有很大的扩张。货币政策从价格上有降息的空间，但是总量上很难去扩张。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但是财政政策的赤字也不可能扩大，可能还要略微减小。扩大内需不能再依靠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的刺激。靠什么呢？根本上是扩大就业，恐怕还要用改革的办法扩大内需，尤其要创造新需求。 首先，从生产方面来看，主要是如何让供给创造需求，主要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传统的供给、老供给能不能创造需求？也能，油盐酱醋、钢铁煤炭，它的总的需求量其实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产品创新升级以后，它的需求也有增长的空间。所以，传统的供给要创造需求必须靠转型升级，但是新供给可以创造很大的新需求。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直播的苹果或者华为智能手机，在2007年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不断创造了对智能手机的需求，还因此衍生了很多类似于微信等社交软件、移动支付、视频直播、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新需求。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讲，如何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从分配环节来讲，怎么去推动需求侧改革呢？主要是分三个方面：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里边有人说是不是要减少资本的收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呢？大方向没有错，但这样简单表述有问题。五大生产要素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都创造财富，都应给获得合理报酬，但是在前些年里有资本和土地要素恐怕获取了过多的收入，表现就是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拿的不是合理的要素报酬，而是垄断造成的超额收益，这些要素经营者靠垄断拿了超额收益，就挤占了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益。因此，从初次分配的角度，不应该说要通过政策干预某些要素的收入，应该尊重市场，某种生活要素，它该有多少要素报酬就给他多少收入，不论是资本、土地还是什么东西，但是必须要减少由于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拿走的超额报酬，这样才能保持效率与公平。从再分配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中低收入者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讲，要形成可持续的社会捐赠机制。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这是创造新需求的根本出路。 当然从流通环节也可以扩大内需，有部门提出流通环节是要搞流通新基建，我个人是不支持的。我认为流通环节，尤其是零售环节不景气，不是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而是受消费低迷影响的结果。如果想通过搞活流通来刺激消费，这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本末倒置。搞活流通促销费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是毕竟中国的商业零售都很发达，从没听说大批消费者有钱买不到货，或买到货运送不到。总之，本质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是利率的函数，是社会保障体制或者是就业这些所决定的，而不是流通决定的。在流通领域可以做一些文章，但靠流通来刺激消费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最后，看看消费环节本身。传统的老消费需求怎么扩大？像以前搞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空间是有限的。但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空间是无限的。如果有稳消费的政策，重点还是应该想想如何创造新需求。 展望2021年，除了上述“投资、出口高增长、消费恢复缓慢”的增长结构的不平衡值得重点关注，并通过扩大消费、创造新需求来解决之外，还有很多。 目前来看不论是中央政府的赤字率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率，都在历史的高位。如果不算上特别国债，我们的赤字率去年是3.5%，如果算上国债，就接近6%了，今年的赤字率要有所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历史上比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2020年大部分是负增长。 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负债率也创了相对比较高的记录，2018年、2019年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今年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又上去了。国有部门企业加杠杆是不是风险更大？实际上在2020年下半年看到有些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已经爆出来了。居民的杠杆率也处于历史高位，可能主要是跟房地产的按揭相关。 从银行的坏账率来看，有数据说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大概是2.84万亿，还有的说3万多亿，这个数字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不良贷款的贷款率是十年的新高，上一次的高点是2009年。 房地产也的“灰犀牛风险”也值得高度警惕，一旦房地产有系统性风险，其影响面会超乎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很多人担心相关政策会不会快速退出，有些部门放风说要提前退出，但现在来看为什么中央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强调不搞急转弯，原因就是名义上9%的增速，实际上只相当于4.89%，经济还在恢复当中；不仅如此，背后还有很多高赤字率、地方政府高债务率、国有企业高杠杆率、居民企业高杠杆率、房地产灰犀牛等各种潜在风险，稍有不慎一旦触发风险，造成的后果就会很严重。所以，政策不会快速退出，会保持相关的连续性，不搞急转弯，目的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防范不平衡、不稳定和各种衍生风险。 最后，讲一点大循环、双循环。很多人说“大循环是不是国内为主，很多出口要转内销？”我的理解绝对不是出口转内销。2019年我们出口帽子100亿顶，出口鞋子100亿双，出口各种衣服300亿件，这么大的出口额，怎么可能转内销？国内市场受不受得了？所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畅通双循环绝对不是出口转内销，纺织品等很多行业的产品还得保持比较高的出口率，有些商品还要保持比较高的进口率，但是对于一些资源性商品可能要降低进口依赖程度，对一些高科技产品，要提高自主可控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重大任务专门强调了要完善供应链，提高自主可控水平。 然而，2008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在下降，2015年以来顺差就在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对国际市场的出口总量还得继续扩大，但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长期看会相对地会有所降低。长期来看，对国外市场相对减少的份额谁来弥补？必须是国内市场来弥补，而国内市场扩大靠什么？靠扩大投资行吗？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搞完了，快速城镇化阶段也结束了，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60.6%。假设未来15—20年（城镇化率）能达到70%，其实每年不到1个点的新等城镇化率的速度，所以，靠原有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扩大内需的路走不通了。“两新一重”新基建的方向是对的，但实际操作当中有困难，2020年芯片等新基建出了不少风险。所以，未来增长必须更多得靠扩大消费需求——2019年投资增速在GDP增速里边的占比大概是31%， 2020年前三个季度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422.5%，消费前三季度是负的337.1%，这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第三季度来看，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大概是34%左右，跟2019年正常情况下消费拉动GDP增速将近58%相比差太远了。 所以，2021年的核心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关键是看消费。从长期来看消费在中国经济当中贡献的占比达到70%左右才是比较稳定的，才是真正的内循环为主体，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有人说2021年消费的增速也会好，因为今年是负增长，明年同比增速就会很高，这个也对。目前对2021年消费的增速的一致预测是同比增长15%，假设实现同比增长15%的增长，则2021年社销总额预测是45.44万亿。假设没有疫情冲击，2020年的消费应该正增长8%到44.45万亿。所以，2021年15%的消费增长，实际只相当于没有疫情假设情况下增长3%——实际消费增速只有3%，低还是不低？所以，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需求还是主要的问题。 怎么去扩大消费需求呢？除了传统消费的转型升级之外，要关注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信息产业，肯定是新需求、新消费增长的主要方向。当然还要关注文化娱乐产业，中国的文化娱乐业产值目前只有美国的文化娱乐业产值的1/8，成长的空间很大，教育、培训、论坛、会议、咨询、智库、律师等知识产业也有很大的长大空间，还有很多高端服务业，健康、养老、医疗、新金融、新零售等等，总之，要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当然了企业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创造新需求？首先要重视研发，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没有研发的投入或者是研发投入很少，新时期不应该再把研发当成成本和费用中心，要把研发当成项目化的风险投资，用市场化、项目化、集成化、风投化的方法搞研发来创造新需求。要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才能创造新需求。还要引入流量思维、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企业组织变革创造新需求。 时间关系，简单地给大家分享和汇报这么多，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祝愿我们的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能够稳健地恢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扩大传统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行稳致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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