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要点 综合来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完全继承了“十四五”《建议》核心精神。本次会议提出了8项明年重点工作，我们将其归纳为“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安全”、“扩大消费”、“反垄断”、“规范房地产市场”、“节能减排”5大新内容。并带来三大领域投资机会： 一是当前我国科技的“卡脖子”领域，例如半导体制造、航空工业、精密机械、生物种业等领域。明年政府财政上将加大对于上述领域的科研投入与企业扶持力度，而“举国体制”则将促进相关科研难题的攻关，有利于国产企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进口替代。 二是节能减排领域，包括风能、光伏、电池等新能源板块与林业经济。为了完成2030年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新能源发电占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需要有飞跃式的提升，意味着新能源企业业绩的显著增长。另外植树造林等“国土绿化”行动，也将带来林业需求。 三是扩大消费领域，包括汽车、家电、免税板块。明年汽车限购放宽、家电下乡或可期待，中高端商品减税、免税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汽车、家电生产商与免税相关企业。 但在另一方面，明年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将不利于平台型互联网企业、长租公寓的经营。同时节能减排工作强力推进，下游需求缩小，将不利于煤炭等传统能源企业的收入抬升，投资者需要对上述板块有所警惕。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1、事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 2、总体方向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总的来看，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是对11月份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重磅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进一步细化和安排，与《建议》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在经济政策总体基调上，相比于2019年，今年的会议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具体来看： 2.1 经济形式判断 经济形势方面，中央对于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由去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大”，转变为“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今年全球疫情爆发后，由于我国防控工作及时有效，疫情得到有力控制，使得经济信心率先恢复，消费、投资增速转负为正；同时“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外贸出口强劲增长。诸多因素推动下，“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成绩值得肯定。 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复苏是“不平衡不稳定”的。例如在消费端，线上消费得益于疫情因素，迅速从底部反弹。而线下消费、服务类消费则仍显疲软，11月餐饮收入同比依然未能转正。 复苏的同时，潜在风险也在聚集。在内部，政府与企业杠杆率大幅抬升，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显现。在外部，海外国家依然深陷疫情泥潭，外需不稳定。同时明年疫苗普及、疫情结束后，海外国家复工复产，对我国出口型产业的竞争冲击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尽管经过换届选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外部挑战依然严峻。 2.2 发展理念 基于我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会议强调明年继续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建议》保持一致。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会议在“供给侧改革”之外，新提出了“需求侧管理”的想法，而与一周前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需求侧改革”的表述已经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一词，首提于11月25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意味着全面促进消费，同时优化投资结构，改变消费在我国经济中占比过低的现状。 促进消费，首先要调节收入分配结构，“藏富于民”，提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合理利用税收等分配工具，提升劳动收入占比，同时加强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三是要培育新消费，加强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 可以看到，相比于“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牵扯的范围更广大，任务更艰巨，因此本次会议表述从“改革”到“管理”的转变，或意味着未来相关改革政策将更加稳步落地，不急于求成。 2.3 宏观政策 会议认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去年的表述完全一致。近期市场上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收紧有较多讨论，本次会议认为，考虑到未来经济面临的较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在财政资金具体投向上，会议提出“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综合来看，明年财政对于科技创新、新基建、公共服务消费的投入将有所增加。但受制于政府的有限财力，同时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传统基建项目的投入将继续弱化。 货币政策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由于疫情原因，今年前三季度实体部门杠杆率较2019年底增长24.7%，防范债务违约风险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因此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已经发生明显转向。展望2021年，中国名义GDP增速将位于10%左右，考虑到稳定宏观杠杆率的要求，并结合今年低基数因素，我们判断社融增速应大致位于12%左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今年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的现状，会议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预计后续将有更多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的政策出台。 3、明年重点工作 本次会议提出了8项明年重点工作，我们将其归纳为“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安全”、“扩大消费”、“反垄断”、“规范房地产市场”、“节能减排”5大新内容。具体来看： 3.1 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安全 “十四五”《建议》中，将科技创新与保障产业链安全两项，置于下阶段重点工作的第一、第二位。本次会议完全承接了《建议》精神，对科技创新该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会议要求，针对当前中国科技、产业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问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具体科研项目上“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预计国家对于科研型院校的经费拨款将有明显增加。 其中，会议特别重视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将利好半导体制造、航空工业、精密机械等“卡脖子”领域。 另外，会议强调生物、农业科技对于农业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加强种子库建设”、“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3.2 扩大消费 扩大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必经之路，居民消费则是核心。会议认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过去高校盲目扩招、升级，部分造成了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挤压了职业技术教育空间。本次会议要求“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可能预示着对当前大学扩招的趋势进行重新评估，并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匹配市场招聘需求。 另外，会议首提“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大城市汽车限购放宽值得期待，同时中高档商品降税、免税范围也有望扩大。同时会议要求“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或预示着新一轮商品下乡补贴。 3.3 反垄断 过去几年，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迅猛发展，部分企业先以烧钱为手段“低价竞争”，形成垄断后逐步提价，并不时做出“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等损害消费者、小商家利益的行为。 本次会议特别点名上述“平台型企业”，要求“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预计后续将有更多反垄断法律法规出台，对于已成规模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将有较大不利影响。 3.4 规范房地产市场 本次会议继续“房住不炒”的总体定位，与去年相同，但用了更多篇幅强调“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会议要求进一步推进“租购同权”，同时“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意味着明年公租房建设与供应将明显提速。 针对近期长租公寓暴雷，损害租户与房东权益的问题，会议提出“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整顿租赁市场秩序”，长租公寓市场将迎来政府的严格管控与清理。 3.5 节能减排 将比于2019年会议强调“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今年的会议将环保焦点由“治污”转向“减排”。 近期，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郑重承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达到此目标，未来几年我国将“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风能、光伏、电池等新能源板块将受益。会议要求“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将对煤炭采掘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会议要求“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利好林业经济。 4、总结 综合来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完全继承了“十四五”《建议》核心精神，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并带来三大领域投资机会： 一是当前我国科技的“卡脖子”领域，例如半导体制造、航空工业、精密机械、生物种业等领域。明年政府财政上将加大对于上述领域的科研投入与企业扶持力度，而“举国体制”则将促进相关科研难题的攻关，有利于国产企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进口替代。 二是节能减排领域，包括风能、光伏、电池等新能源板块与林业经济。为了完成2030年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新能源发电占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需要有飞跃式的提升，意味着新能源企业业绩的显著增长。另外植树造林等“国土绿化”行动，也将带来林业需求。 三是扩大消费领域，包括汽车、家电、免税板块。明年汽车限购放宽、家电下乡或可期待，中高端商品减税、免税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汽车、家电生产商与免税相关企业。 但在另一方面，明年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将不利于平台型互联网企业、长租公寓的经营。同时节能减排工作强力推进，下游需求缩小，将不利于煤炭等传统能源企业的收入抬升，投资者需要对上述板块有所警惕。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2020年，我们邂逅了不止一个黑天鹅。新冠疫情是第一个，它创造了一个容易引发黑天鹅的环境，又孕育出更多的黑天鹅，使得2020变得如此不同：每个人、每家机构、每个国家，都受其影响。 刺激消费 2020年，消费刺激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但激活消费也变得愈发困难，不仅仅是部分消费者的钱包受到影响，更为普遍的是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变化。 2020年6月，北京推出了餐饮消费券，最低可享受62折优惠。优惠力度大，消费热情也高，但消费券一直发到12月，说明优惠不能停下来。随便去一家连锁快餐店询问客流量，服务员的回答多半还是较去年缩水明显，远未恢复常态水平。 是的，虽然对疫情的担忧不复存在，消费者的热情还是没能起来。 我有一位朋友，工作稳定，收入未受疫情影响。前几天，我问他今年的消费心态，他的回答是“必要的开支该花还花，不必要的能省就省”。 一叶知秋，谨慎消费，成为疫情之后很多消费者的典型心态。 这一年，人们见证了在家办公，见证了空荡荡的商业街，见证了亲友离职，见证了地摊热潮，又被6亿中国人月入千元的事实震惊，潜移默化之下，消费心理变得谨慎起来。反映到网络空间，消费主义受到抵制，炫耀型消费受到群嘲，消费贷款几乎人人谴责，节俭再次成为主流的叙事背景。 这种消费心理下，刺激消费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消费券的杠杆拉动效果喜人，电商大促数据也依旧动人，但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依旧乏力，增速虽于8月份转正，较去年同期仍有不小差距。 与此同时，疫情之下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转折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双循环战略作为舆论热点，过多地被讨论，反而很容易被简单看过。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思路迎来重大转折点，粗略地讲，可以理解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动后富、追求共同富裕”的路径转变。 国内大循环，简单理解就是推动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内消费。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并非消费大国，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依旧是促进消费。但此时促消费，已不仅仅是疫情之下保就业、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成为事关未来五年、十年发展大格局的顶层设计。 要让民众有钱花、敢花钱、有时间花钱，全面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做大做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成为题中之义，同时，压制消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大山必然要被一一搬去，推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激活服务消费潜力也势在必行。 为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展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受其影响。 房住不炒 疫情伊始，GDP一度陷入负增长，不少人预测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不少城市的房价也一度出现热炒迹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房住不炒真的很坚定，调控始终没能放松。 房子，一直承载着国人对家的期待，古往今来，无数人为杜甫的千古一问“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流泪；近二十年来，房子更是承载了民众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几乎全部期待。 2019年10月中下旬，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3万余个城镇居民家庭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自有率达到96%，其中，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房子，成为很多城镇家庭的主要资产，房价的持续上涨推动居民财富水涨船高。在一二线大城市中，以房价衡量的百万富翁比比皆是，千万富翁也不少见。但家庭主要资产集中于房地产的背后，对应的是金融资源向房地产大量积聚。 于是，房价涨跌，不仅关系到居民家庭资产，还关系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安全。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所称； “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何为灰犀牛？根据《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定义，灰犀牛事件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是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像是一头两吨重的犀牛，把牛角对准我们全速向我们攻击。” 一旦灰犀牛开始攻击，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我们能做的是提前防范风险。于房地产来讲，斩断房地产与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播链条依旧是未来的主线，房住不炒便是重要抓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指望“房住不炒”的基调会放松；未来十年里，也别期待买房投资还能带你走上致富快车道。所以，“房住不炒”对普通人的意义，在于扭转财富观念的紧迫性。若还抱着买房致富的理念，会错过下一场致富风口。 这段时间，亲友群中的投资理念开始分化，大部分人依旧认为财富升值只能靠买房，对“普通人不可能通过炒股赚钱”的血泪教训深信不疑；也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准备抓住股票市场的大风口。 孰对孰错，这里不做预判。但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把财富升值的全部期待都押注房地产，已经不合适了。 银行让利1.5万亿 这一年，银行从业者大概会颇感失望。 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不少人的职业安全感急剧下降，但银行从业者却终于体会到旱涝保收的好处。不过，“不懂藏拙”的上市银行一季报太过于靓丽（3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7%，其中18家实现两位数增长，而GDP同比下降6.8%），众人皆苦我独乐，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论调卷土重来。 不久，银行向实体让利1.5万亿的政策就出台了，接着银行降薪的传闻陆续出现，传闻虽陆续被辟谣，但重要的是信号意义：让利1.5万亿，短期看是疫情之下金融抗疫的有效措施，中长期看，可能也是金融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开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可何谓“服务实体经济”呢？鉴于“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言论由来已久，为金融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大概不能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除了提供服务外，还有让利之意。 金融业赚钱人尽皆知。但在大家的朴素认知中，中国金融业相较美国还是应该有很大差距的，毕竟人家是国际金融中心，美元是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可以辐射全球。可从数据上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比肩美国。当然，背后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论证“金融让利实体”的必要性。 金融让利实体，狭义讲是让利润，广义上还应包括“让人才”。 不久前，施一公教授在一次发言中称，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了经济管理学院，并感慨“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具体的比例或有争论，但金融业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却有目共睹。 早在十年前，高考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就已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没能缓解。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硬核科技、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空前，势必要引导优秀的人才回归实体。薪资是人才流动的最佳指挥棒，缩小金融与实业关键岗位的薪资差距是必然选择。 未来，控制金融业薪资增幅、提高制造业薪资水平，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或能有所缓解。 人才流动的分水岭能否出现，要靠时间来验证，但金融与实体的此消彼长，则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了。作为金融从业者，“金领”的光环还能保持多久呢？ 2021，你好啊 风起于青萍之末，2020年埋下的种子，可能会成为左右未来十年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 写作《万历十五年》时，黄仁宇曾在书中自问，“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并随即自答道，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用这种精神来回顾2020年，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信号与迹象。这些信号能否在更大的层面掀起波澜，现在自是无法断言，但于特定产业、特定机构而言，2020年的转折性意义毋庸置疑。 时光如白驹过隙，2020眼看就要过去。凡时光能带走的，谁也留不住；带不走的，将与我们一同迎接未来。对于未来，我们只能接受、无法拒绝，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当前，消费需求疲软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影响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因素，以往采取的传统需求管理措施，已经不足以激发中国经济巨大的内需潜力。此时，无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提振传统需求，还要探索新方法，创造新需求。 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是畅通大循环的关键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消费负增长已成定局，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第一次；2020年前三季度，投资对GDP贡献422.5%、出口贡献14.6%、消费贡献-337.1%，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被大幅扭曲。在2020年超低基数的基础上，2021年就算消费同比增长15%，实际也只相当于没疫情情况下增长3%。 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的不仅是疫情冲击，2008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增速就进入缓慢下行的通道，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来看，从最高点的23.3%逐步下降到10%以下，疫情前的2019年一度跌至7.2%的低位。可以设想，即使没有2020年的疫情冲击，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速仍将逐渐下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消费需求增速持续下行，不仅延缓了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步伐，也是关系到十四五期间能否创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从中长期来看，自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2015年以来贸易顺差逐年下降，因此国际市场的相对萎缩必须由国内市场的增长来弥补。与此同时，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已过，可以带来有效回报的可投资项目大幅减少，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投资需求的大幅增长也不可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必然是靠激发中国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潜力能否承担起经济增长值引擎的重任呢？首先，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2019年按可比汇率计算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约5.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6万亿美元。同时，消费长期增长潜力巨大，现有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长期增长有望达到7亿。可见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潜力是足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但是目前中国的消费需求受到几方面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和压制，所以出现了一段时间以来的增速持续下行。只要找到影响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的深层次真正原因，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就能使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引擎升级启动。 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数据显示，1-9月全国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只增长了增长0.6%；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季度增速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分别为-3.9%、-2.0%和-0.3%，虽然呈现出逐季恢复的态势，但是与-6.8%、3.2%、4.9%的GDP恢复速度相比，则明显落后。需要重视的是，城镇居民收入在2018-2019年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下行的趋势，2018年基本上还在“6”区间，2019年各季度则为5.9%、5.7%、5.4%和5.0%。 其次，居民住房开支过大，挤占了消费能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数据，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75.9%。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 2018年，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为99.9%，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其中，房贷收入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为47.4%，较上年上升3.7个百分点。过高的住房开支挤占了消费能力，加上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刚性开支，居民手中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更少。 第三，储蓄率上升，显示边际消费倾向降低。2019年底居民存款81.3万亿；2020年9月底居民储蓄91.25万亿，同比增长13.9%，可以看出疫情后人们的储蓄意愿明显上升。 第四，传统产品基本普及，消费空白点基本消灭。当前，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高峰已过，全国范围的脱贫攻坚也已经取得关键性成果，一般衣食、家用电器等传统需求的提升空间有限。例如，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已达2.75亿辆，总体水平与美国相当；截至2019年底，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114.4部/百人，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拥有1.14部手机；在一二级城市，彩电、空调户均拥有率远超100%，冰箱、洗衣机户均拥有率接近100%。在三四级市场，除厨电之外，其他大家电产品普及率多在70%以上。 第五，5G、新能源车等新供给的需求创造能力尚未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2010年以来的消费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一轮新供给创造的。在乔布斯创造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iPhone诞生以后，不仅智能手机本身创造巨大的需求，围绕智能手机也创造出了云计算、大数据、APP软件繁荣的网络生态和庞大的智能办公、影音欣赏、金融投资、生活服务等需求。随着4G网络在全球普及，这一轮新供给已经逐步进入成熟阶段，而5G、物联网、新能源车、人工智能等新供给正处于形成和扩张阶段，其需求创造能力正在发酵，还没有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既要提振传统消费需求，又要创造新需求 从生产角度，需求侧改革自然是强调“供给创造需求”，中国消费市场上目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内市场的产品在研发、设计、品牌、质量等方面还是与出口产品有较大差距，由此产生了很大的“海淘”需求，实际上消费者花钱买回来的还是“中国制造”。因此，继续提升国内市场的研发、设计、品牌、质量水平，不断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还有巨大的新需求创造空间。 从分配层面，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一次分配方面，当前收入分配的一个堵点就是，土地、金融等要素部门在人为制造稀缺的基础上，形成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实际上是对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挤占。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是要将这部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如过高的土地收入、金融部门的收入降下来，让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获得公平的市场定价。在再分配方面，要让转移支付资金在保证基层运转的同时，提高转移支付的造血功能。在三次分配方面，要从制度上完善慈善捐赠对社会事业的支持体系，在一般形式的助贫、助老等慈善活动之外，形成完整的民间社区服务、民间学术研究、民间科技法律推广等组织生态，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提升第三次分配的绩效。同时，政府应当继续探讨减税降费的空间和政策，将培育和扩大税基作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长期动力。 当前，有学者提出将流通环节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抓手和发力点，这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本末倒置”。经过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发展，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流通环节）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且经过了数轮产业组织形态的迭代，其组织和流通效率可以说在全球前列，中国的流通环节不是扩大消费需求畅通内循环的堵点，恰恰相反，零售等行业的不景气只是消费不足的表现和消费低增长的结果。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长，收入预期持续下降甚至恶化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在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流通环节发力来拉动消费，虽然也不会全无所作为，但预期效果不会太明显。因此，不仅在流通环节由政府出手进行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需求并不迫切，政府出面来推动打折等促销活动也不是促消费的根本办法，至于政府来组织新的国有流通机构用不公平的机制参与市场活动，反而有可能是对竞争秩序的破坏。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流通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和检查，降低用地、用电、用工的成本，这是畅通流通环节的关键所在。 在消费环节上，关键是创造新需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指明了消费升级的方向。当前，欧美市场上的很多优质产品，往往都是中国造，而国内消费者能够买到的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服务，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说明，中国的供给能力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国内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但是因为市场区隔、标准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产品和服务仍在较低水平上竞争，却不能满足消费者已经提升的需求，近年来庞大的“海淘”贸易量就是证明。因此，通过提升标准、打通渠道，引领国内产品和服务瞄准升级的消费需求，一定能创造出很大的新需求，这就是让老树发出了新芽，开出了新花。另一方面，在软价值制造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新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等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新领域中，“供给创造需求”的法则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当前，5G、新能源车等领域已经逐渐出现了新供给扩张的态势，以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全电化新能源以及智能化驾驶等技术为基础，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被极大地改变，巨大的新需求正在被创造出来。例如，2019年，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1220亿GB，比2018年增长71.6%；今年1-11月，中国5G手机累计出货量为1.44亿部，占到同期手机出货总量的51.25%；截至9月底，中国5G用户数已超过1.2亿，近几个月的单月用户增量都超过1000万；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9.8万辆和2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1%和104.9%，等等。 总之，扩大传统消费需求的改革措施，可以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方方面面，但核心还是要找到新办法、创造出新需求！新供给要创造新需求，传统产业也要通过升级产品、创造新需求——不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让新树开花，还要让老树发新芽。
（原标题：“总规模有望达45万亿”的消费市场，正在复苏） 报复性消费也许不会来，但消费一定会复苏。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环比3月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4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4558亿元，同比下降7.5%，降幅比上月收窄8.4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620亿元，下降7.7%，降幅比上月收窄7.4个百分点。（图表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从下个阶段的走势来看，目前消费升级的势头还是在继续。从今年以来各月之间零售变化的趋势来看，大势没有改变，基本生活用品基本保持了平稳增长，消费升级类商品继续较快增长，一些受疫情冲击的行业或者产品销售在目前疫情防控的形势变化下也呈现了恢复的势头。消费数据全面改善据开源证券整理，分品类看，必选消费保持较高增速。以粮油食品、饮料、烟酒、药品为代表的必选消费品类依然保持较高景气度：4月销售额同比分别+18.2%/+12.9%/+7.1%/+8.6%，增速环比3月份分别-1.0/+6.6/+16.5/+0.6百分点。此外通讯器材、日用品、文化办公4月份增速分别达+12.2%/+8.3%/+6.5%，增速环比3月份分别+5.7/+8.0/+0.4百分点，增幅进一步扩大。文化办公、日用品等环比改善的主要原因为随着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对于这两个品类的需求正逐渐回暖；通讯器材增速相对较高的主要原因为线上渗透率较高，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可选消费品类中，化妆品品类增速由负转正，金银珠宝、服装品类环比改善明显。4月化妆品同比+3.5%（3月为-11.6%），增速由负转正复苏明显；金银珠宝/服装鞋帽针纺织同比-12.1%/-18.5%，跌幅大幅收窄18.0/16.3百分比，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线下客流的逐步恢复、以及复工率的不断提升有望带动金银珠宝企业销售额的逐渐回暖。汽车、建材、家具、家电等品类销售额同比分为+0%/-5.8%/-5.4%/-8.5%，增速环比3月分别+18.1/+8.1/+17.3/+21.2百分比，均有明显回暖。汽车以及地产相关行业的销售出现改善，主要原因为政策鼓励下汽车、房地产限购有所松动，地产周期相关品类如家具、家电类的销售也出现回暖。未来，随着人们社交需求的逐渐恢复、以及各地消费券等政策刺激不断推出，预计可选消费品类增速有望持续恢复。4月餐饮收入同比下降31.1%，环比3月增速为15.7百分点，有所改善。4月线下商场客流有所恢复，但较疫情前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随未来客流逐步恢复，预计餐饮行业收入将逐步回暖，据证券时报报道，进入5月以来以购物中心等实体商业为代表的北京客流回暖率已接近五成，部分购物中心客流环比上月增长近一倍。今年消费规模有望达45万亿元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在魏建国看来，如果中国能抓住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带来的机遇，不仅能够提振消费增长，对推动消费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有好处。他预计，2020年中国外贸走势将“前低后高”：二季度持续恢复，三季度比较高，四季度实现“翘尾”。据开源证券测算，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恢复较快，且占社零比重持续提升。4月份当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215亿元（同比+17.1%），增速环比3月份 +10.8百分点；而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用类商品分别增长36.7%和12.4%，穿类商品下降12.0%。疫情对居民外出和线下消费影响明显，部分消费需求转移至线上，带动线上渠道零售增速恢复较快。公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电商销售普遍快速增长，部分平台销售增速超过40%；直播带货迅速蹿红，短短五天内电商直播场次和直播商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1倍和4.7倍，无论是央视主持人搭档顶流网红的“小朱配琦”，还是格力掌门人董明珠两次直播秀，都产生了热点话题和巨额成交量。魏建国因此总结称，电商正瞄准老人等潜力有待继续开发的消费者群体；各地鼓励消费政策力度不断加码，新型消费将持续快速增长，并引领全球消费市场。基于这些有利条件，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从去年约40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另外，4月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669亿元，其中居民短期贷款增加2280亿元，同比去年同期1093亿元的增量多增1187亿元，翻了一倍。从贷款数据来看，民众消费欲望强烈。A股大消费板块受益MSCI宣布半年底审议结果，中国A股在岸指数增加成份股61只，剔除18只，其中食品饮料股票三全食品、洽洽食品、安井食品等被纳入MSCI指数。年初至今，Wind大消费板块涨幅也强于大市。展望后市，多家机构认为，消费板块业绩将持续提升，市场表现较好。中原证券研报称，2019年四季度，各个消费板块的业绩指标都有所恶化，2020年一季度业绩的继而深跌，既是受累于疫情，也是上年四季度基本面走弱的持续。消费板块基本面走弱是对社会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速逐季下探的反映。但是，有些消费板块在消费属性方面具有坚强的韧性，通过四季度和一季度的业绩探底，下半年业绩回升的概率较大，包括超市及便利店、旅游休闲、酒店、白电、白酒和啤酒板块。粤开证券认为，目前中国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货币政策4月、5月两次针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以2008年为例，3个月后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在CPI和社零数据上显现出来。因此，以货币宽松为起点，为消费破冰，带动企业营收提速，提振二级市场信心的历史预计也会在今年重现。开源证券研报称，一季报披露之后，市场更多关注终端需求的边际改善。提出着眼于消费复苏的弹性，短期从边际变化与全年业绩确定性两个角度来寻找投资机会；长期建议从红利角度，把握可持续获得成长红利的企业。结合行业前景、竞争格局等综合判断，认为高端白酒、调味品行业仍是投资首选。国泰君安证券研报指出，从宏观层面看，消费已全面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展望未来，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经济结构逐渐调整，内需的力量将会充分展现！这将是未来数十年影响经济增长的最核心驱动力！ 经济进入平稳期，消费进入下半场，未来两个大的消费方向，可以概括为：“供给看效率，需求看红利”。从供给端来看，整个消费板块的增长已经进入挤压式增长阶段，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更多地体现为效率之间的竞争，而效率又体现为企业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团队、机制、文化的竞争。从这个角度而言，投资者应该重点配置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通过挤压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来获得成长。这在过去几年资本市场体现的淋漓尽致，消费白马股一骑绝尘！从需求端来看，虽然整体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但消费升级在持续，很多行业依然具备较大的红利空间，比如三四线城市的人口红利还在继续，这些城市人口基数大、收入增长快、边际消费倾向高，大多处在大众消费和品牌消费阶段，为零食、化妆品、免税、体育、休闲娱乐、户外运动等细分领域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正处在“三好市场”，长期配置优质权益资产是最佳投资方式。 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遭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中国经济展现出非常强的韧性。A股市场结构性行情也频频涌现，但是在板块不断切换过程中，能够抓住机会实属不易。 近期，《红周刊》记者专访了煜德投资总经理冯超。在他看来，股价上涨的背后，都是行业景气度的变化和公司基本面的驱动。过去10年A股市场指数虽然没能长牛，但是也并没有埋没众多好公司，企业的成长是投资收益最可靠的来源。 此外，随着注册制实行，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机制也将更加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增多也将会给市场带来更加专业化的定价。在这种情况下，好的公司一定不会被埋没，对比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演变来看，未来A股市场中，消费、医药和科技的市值占比还会继续增大。 市场从估值抬升向基本面转变 医药、科技、消费股市值还会增加 《红周刊》：今年股市赚钱效应较好，许多投资者归功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对于明年的行情您如何看，投资逻辑是否改变了呢？ 冯超：明年市场流动性会逊色于今年，因为今年救灾性质的流动性宽松到明年不会持续了。不过由于当前经济还处于恢复期，CPI下行而PPI仍然同比为负，所以明年上半年的流动性预计也会相对平稳，不会很快明显收紧。而对于股票市场来说，长期资金的持续流入仍是大的发展趋势。 今年9月之前确实存在流动性抬估值的行情，但是三季度后流动性整体已经平稳，市场从估值抬升的行情向以基本面景气度驱动的行情转变。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基数较差，随着经济恢复超预期，明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同比增长，这会使得基本面行情持续到明年上半年。但是，明年三季度的同比数据可能不会那么出色。如果当时经济好再叠加通胀，那么流动性有可能会明显收紧，这可能会成为下半年投资最大的一个风险点。当然，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唯有根据流动性环境和基本面的状况适时应对。 《红周刊》：那么回归到基本面驱动市场行情的话，您会看好哪些板块的投资机遇呢？ 冯超：我们自己的股票池只有不到100只股票，在投资组合中的只有30只。涵盖了TMT、先进制造、医药医疗、新兴消费服务等行业。当前，消费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稳定器，我国现在100万亿的经济总量中，消费占比刚刚过半，相比之下，美国消费在GDP占比达到70%。所以中国也将慢慢形成以消费为基础、创新为动力的经济模式。在这个方向上，中国经济结构也在逐步转型，最初的人口红利会变成工程师红利、都市圈形成会提升产业效率、简单加工会变成技术创新、投资拉动会变成消费升级。 虽然消费、医药和科技“三驾马车”在A股市场中表现颇为亮眼，但是它们占A股的市值比重相较于美股指数结构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美国标普500指数中，消费、医药、科技相关上市公司的市值比重占据了百分之七八十，纳斯达克指数中，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但是在A股市场中，“新三驾马车”相关上市公司的市值占比只有30%多，传统的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市值占比颇高。 随着A股市场的不断成熟，未来与美国市场的相似度可能会越来越高，消费、医药和科技类上市公司的市值一定还会继续增加。长期来看，几个领域未来还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此外，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壮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也会变小。今年由于疫情，大家对于宏观经济复苏的情况非常担心。但是经济的韧性超过了大家的预期，从三季度开始，经济环比就开始转正了。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中，许多成熟的行业出现强者恒强的格局，行业的核心资源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中，这也是机构“抱团”龙头的原因。 好制度、好股东、好公司 让A股站在很好的起点上 《红周刊》：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多年的参与者，您如何看目前A股的变化呢？ 冯超：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站在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上。当前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单的总结概括叫做“三好市场”――好制度、好股东、好公司。 第一好是注册制的落地。所有的机制都指向了市场化，即把市场需要解决的问题交还给市场自己来解决。对比之下，美股走出了四十年大牛市行情，其实得益于美股市场化的制度，美股四十年大牛市中退市的公司数量多达3000家，而现存的上市公司数量也只有5000家，安然这种大公司因为造假而直接退市。所以，资本市场市场化的结果就是：越好的东西会给出越高的价值，而不好的东西则被清除出去。 今年发行上市的公司数量有340多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比上市初期股价出现上涨的股票只有80多只。这也展现了市场自身的定价能力。 第二好是好的股东。首先是有定价能力，能够判断一家公司值多少钱。越成熟的市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会越多，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占比大概80%，而香港这一比例达到了90%。但我国目前5000万个活跃的证券账户中，市值低于50万的账户占比达到87%，这部分几乎都是个人投资者。 但过去三年，中国的市场受外资的影响非常大，而外资大都是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资金，它们的业绩考核周期很长，对于中国核心资产长期看好。在A股市场不断国际化的过程中，这类投资者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而对于优质权益资产的长期配置方式本身也是一种最好的投资方式。 第三好是好的公司。今年10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出台，这次的重点就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不乏好公司诞生。从长周期视角来看，过去二十年上涨的行业主要是消费和医药，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长期的增长；过去十年上涨的行业主要反映了经济转型和产生升级的力量，出现了生物医药、半导体、消费电子、汽车、互联网等行业。而近五年更多是短经济周期以及一些新的产业方向，但仍旧集中在科技、新兴消费、高端制造等。注册制改革下，各个板块尤其是科创板及创业板会提供越来越多新经济标的，未来可期！ 好公司投资收益远超十年前的地产 结构性市场中沿着景气周期配置 《红周刊》：从格局演变的角度讲，我国老百姓从靠房发家致富的时代逐渐向股票投资转移，配置格局的变化是如何造成的呢？ 冯超：从美国过去200年各类资产收益率数据来看，股票是其中收益率最高的。现在的美国富豪排行榜上，特斯拉的马斯克、亚马逊的贝索斯、微软的比尔·盖茨位居前列，国内的富豪排行榜也被马云、马化腾等互联网企业家占据。 财富本质是企业家背后的股权，贝索斯千亿美元的身价的载体是亚马逊的股权。而企业价值的本质是在某个领域极大地提高效率、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最终表现为公司的股权价值。当前中国很可能正处于从重资产阶段向股权阶段转型的过程中，从长期看，居民财富配置也会发生长期的结构性变化。 我国目前居民财富中，有70%还在房产中，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养老金计划，居民配置权益类资产的占比更高，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将是我国居民资产配置未来的长期趋势。 《红周刊》：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挖掘牛股呢？ 冯超：在二级市场投资过程中，预测指数很难，而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有走牛基因的好标的。比如茅台在过去二十年大概上涨300倍，腾讯上涨大概1000倍。股价上涨的背后是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是不断创造价值增长。我们并不是做茅台个股的推荐，仅看茅台的数据：2000年，茅台只有11亿收入、2亿多利润；而按照推算，明年茅台大约能实现超过1000亿营业收入和500亿利润。茅台的股价反映的就是公司的成长。 《红周刊》：A股市场都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行情，今年已经经历了从医药、科技到顺周期的转变。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市场，还有哪些板块会受益于此呢？ 冯超：我主要沿着基本面的景气度来进行板块配置。我认为，市场整体暴涨和暴跌都不是好事，在结构化市场中，才有更好的机会去挖掘和配置股票。板块轮动的本质是背后行业基本面的景气度变化，不论是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的医药还是必选消费类的公司，其背后都是行业景气度上升，公司基本面变好。 顺着景气周期来找，明年上半年还有很多机会可挖掘，例如汽车产业链、半导体和5G相关的公司、消费电子、化工以及新能源等行业。我们的组合延续此前景气周期的配置思路。其一，把握景气度持续改善的机械、化工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游企业，同时配置经济复苏带来的上游资源行业的价格弹性；其二，配置预期基本面改善的低估值金融股，把握估值修复的机会；其三，坚守寻找更长期的趋势，在优质的消费、医药和科技板块中选择估值与基本面相匹配的公司，长期布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12月21日，国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未来十年，风电、光电投资将迎来大发展。在此带动下，当天资本市场上的“风光”投资迎来狂欢浪潮，光伏巨头隆基股份高位处再破新高，狂欢背后，关于产业发展的思考则在延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 中国对外宣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风能、风电、太阳能，总装机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为未来能源体系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12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并举行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发布会上表示，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2020年底的15.8%，提高到2030年的25%左右，这个压力比较大，意味着接下来能源增量70%以上为非化石能源。风能、太阳能总装机从2020年底的4.6亿千瓦，提高到2030年的12亿千瓦以上，以后每年的增量都很大。 未来十年，风电、光电投资将迎来大发展。但是，当前风电光电的“窝电”现象依然不少，风光电能占比的提升对电网系统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还要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纳入地方考核体系等。 非化石能源将贡献投资增量的70%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能源消费结构也在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变。2012年至2019年，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2019年煤炭、清洁能源（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分别为57.7%、23.4%，相较2012年分别降低10.8个百分点、提高8.9个百分点。 单位能耗的降低、清洁能源占比的提高，都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从2013年-2019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24.4%，折算下来节约能源超过1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7亿吨。 中国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外释放明确信号，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章建华表示，这为我们构建一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未来要加大煤炭的清洁化开发利用，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要加快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还要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推动能源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 不过，当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很高，非化石能源占比的提高需要付出努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计算发现，从2012年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了6.1个百分点，2020年预计达到15.8%。这意味着2012到2020年8年间，年均提高了0.76个百分点。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要提高到25%左右，需要未来10年年均提高0.92个百分点。 章建华直言，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提高，压力很大，意味着接下来能源增量70%以上为非化石能源。“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创新发展方式，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推动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成为能源消费增量的主体，更大幅度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到2030年风能、太阳能总装机达到12亿千瓦，还不足以推动非化石能源占比到25%。当前，风光总装机不到5亿千瓦，占总体能源消费比例大概是4%左右，假定能源消耗总量维持现有水平不变，增加到12亿千瓦，占比也只是10%。实际来看，到203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仍会有所增长，最后增长多少存在不确定性，这跟经济增长速度、节能减排力度等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提高到25%，也需要水电、核电、生物质能的继续扩张。 我国部分地区存在电力紧张的问题，部分地区却存在窝电的问题。像近期，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采取了拉闸限电的举措，来平衡社会各方用电需求。 电力监测数据显示，12月上旬，湖南发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9.8%，江西发用电量增长了18.4%，浙江增长了9.2%。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在发布会上表示，受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以及低温寒流叠加的影响，部分地区电力需求出现高速增长，超出预期。湖南、江西为电力行业的“两湖一江”地区，因为煤炭运输距离较远，外受电能力受到一些限制，历年来都是冬季保障的重点地区。浙江不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但个别地方为了促进节能减排，采取了限制电力消费的措施。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在指导各地电力能源企业，做好冬季能源保障工作。比如，指导山西、陕西、内蒙等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炭企业安全组织生产，并协调解决电煤运力问题。针对确实存在短期电力供应缺口的地区，将通过电力调度来保证居民生活用电不受影响。 章建华表示，我国总体电力供应能力是有保障的，现在的限电现象是个别地方，有一定偶然性。整体来说，我国能源供应包括电力供应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针对新能源发电消纳问题，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司长朱明直言，“十三五”新能源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消纳的问题，“十四五”是消纳和接入两个问题并存。 朱明表示，“十四五”期间，要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新一代电力系统。 具体而言，加快构建智能化的电力调度交易和运行的机制，推动柔性直流输电、局域智能电网和微电网等技术的应用，加快跨省、跨区的电力通道的建设，发挥大电网综合平衡的能力；还要大力推动传统的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加快抽水蓄能、调风气电等灵活的电源建设，以及各类储能规模化的示范，来提高系统的灵活性；释放需求响应潜力，提高用户侧的智能化水平和高载能负荷灵活性，促进源荷双向的智能互动。 与此同时，“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保障机制，也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朱明表示，要强化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推动将消纳保障机制纳入到相关法律，并上升为法定义务。要加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评价考核，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从增强调节能力、健全市场机制、创新消纳模式、加强消纳监管等方面推动形成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 “前几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成本比较高。为了鼓励发展，国家给予一定补贴。经过多方努力，新能源技术发展很快，成本不断降低，到今年为止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今后，新能源的发展基本上不需要国家补贴，主要由市场决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消纳，就是把新能源电力消纳好，这里面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到2030年风能、太阳能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预计2020年底能够达到4.6亿千瓦，以后每年的增量还是很大”，章建华表示。 林伯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提高，对电力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部分地区拉闸限电，可能也跟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电网运行不够稳定有关。因为风能有明显的季节性，太阳能只能白天发电，这些稳定性不够，需要对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升级，或者增加储能系统，这个工程量不小。当前，新能源发电侧的成本不需要国家补贴，部分甚至还能低于火电厂，但电网升级的成本，可能还需要政府加以支持。
原标题：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各类消费场景 诱导过度消费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推动互联网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各类消费场景，过度营销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有的机构甚至给缺乏还款能力的学生过度放贷，出现违约之后进行强制性催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我们坚持对同类业务统一监管标准，坚决制止监管套利。 来源:金融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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