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中概股受到不小冲击。据统计，1月23日至3月19日的近个两月期间，在美上市中概股整体市值跌去近四分之一。然而，危机往往是资本抄底优质公司的绝佳时机，全球最大私人银行集团瑞银就在1季度重点抄底了百度、乐信和华住三只中概股。 公开资料显示，瑞银在2020年1季度增持股数前十的中概股中，增持超50万股的有5家，包括阿里巴巴、唯品会、跟谁学、华住、乐信，分别增持267.7万股、131.8万股、80.9万股、63.7万股和61.5万股；增持少于50万股的包括百度、好未来、陌陌、爱奇艺、万国数据，增持股数20万至44万之间。 瑞银的增持逻辑非常清晰：加仓电商、线上教育、视频、社交领域，从长期看，电商的用户行为养成和粘性将因疫情而提升，后几个行业则直接受疫情利好；同时抄底旅游、新消费、在线广告领域代表公司，它们的股价因疫情影响大幅下跌，但随着中国经济在疫情后渐回正轨，有望重回稳定的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瑞银SEC资料)(数据来源：瑞银SEC资料) 昔日巨头重获资本看好 以百度举例，百度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在线广告业务。疫情冲击下，很多企业都在1季度削减了在线广告投放预算，根据百度财报，其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7%。 不过，在经历近两年的发展阵痛期后，百度最艰难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发展基本面正在得到改善。疫情前的2019年4季度，百度营收增速就开始转正，净利润增长接近翻倍，利润率大幅回升到两位数，各项业务指标都开始显示复苏迹象。2020年1季度，百度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长219%，百度App日活跃用户达到2.22亿，同比增长28%。 受强劲业绩带动，百度1季度财报发布后的5月18日(美东时间)股价收涨7.74%。美国投研公司Zacks在4月表示，百度具有可观的收益前景，是一只优秀的价值投资股票。 瑞银加码中国新消费市场 作为中国新消费领域代表平台，乐信也在瑞银抄底之列。除了开创中国分期电商模式以外，乐信2019年推出的乐卡APP代表了近年兴起的另一新消费领域——会员制消费，通过“优惠+积分+会员服务”为核心模式服务用户的消费升级需求。 美、日、韩经验显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9000美元和12000美元之间，便从吃穿型消费、耐用品消费主导的第一、第二阶段过渡到服务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第三阶段，消费者会更加追求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个性化。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正处于第三阶段，而乐信所代表的会员服务消费、分期消费则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消费形式。 从客群上看，乐信所服务的年轻客群在中国消费市场的地位也在迅速上升，新消费背后的新人群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据统计，目前中国90后、00后群体人口已达3亿， 2009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仅有4%消费者是90后；2019年双十一，90后已经占比60%，远高于其他年龄层。 受新消费布局的推动，截至2019年4季度末，乐信用户数达7330万，同比增速96.5%，其中，乐卡已服务近180万人次；全年交易额达1260亿元，同比增速90.6%；全年股价涨幅达91.6%。 1季度疫情爆发前，乐信的股价正创一年半新高，达16.63美元。受疫情影响，年初以来，乐信下跌幅度超过1/3。 近日，乐信表示，其3月初的早期逾期指标(early delinquency ratios)受疫情影响出现峰值，而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当前已经回到12月的正常水平，意味着疫情的影响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据乐信3月发布的业绩指引，其1季度预计交易额仍将超320亿元，同比增长约60%。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近日指出，中国新型消费将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中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新消费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美国著名投资平台Motley Fool近日预测，乐信股价将翻番。 旅游业显复苏迹象 华住所在的酒店行业是受疫情影响最直接的行业之一。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相关报告，疫情期间，74.29%的酒店和民宿闭店，平均闭店天数达到27天，仅2020年前两个月，酒店和民宿类等住宿企业营业额损失就超过670亿元。 华住预计，如果剔除其德国子公司德意志酒店集团并表的影响，其2020年一季度净收入约下降45%至50%。截至3月17日，华住因疫情损失的潜在营业收入约38亿元，开店亏损约25亿元。1月17日至1季度末，华住股价跌去了37%。 实际上，受中国经济和居民收入稳步发展的驱动，中国旅游和酒店行业近年都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势头。过去八年，中国旅游人数一直保持了1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9年，中国酒店住宿行业销售收入高达6770亿元。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中国旅游行业已经呈现明显回暖态势。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游客数量达到1.15亿人次，远高于4月清明假期的4325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75.6亿元。 华住的业务也开始回暖。华住在电话会议表示，截至3月26日，其开店数恢复至93.5%，入住率恢复至62%。华住预计，疫情影响下，其2020年新开酒店仍将达1600至1800家。 中概股或重演“V型”反弹 目前，优质中概股或正处于最佳投资时机：一方面，在疫情和瑞幸咖啡事件的双重影响下，当前中概股估值普遍承压，甚至超跌；另一方面，中国的恢复速度较海外市场迅速，经济发展基本面良好，企业发展开始回到正轨。《巴仑周刊》中文版指出，中概股的市值回归速度有望先于美股大盘。 3月，由于前瞻性地预判疫情发展并通过做空美国市场获利20亿美元的著名投资人Bill Ackman，转而用这部分收益抄底酒店巨头希尔顿和汉堡王母公司Restaurant Brands，其中，Restaurant Brands的股价至今已经从3月的低点大涨80%。 当下的中概股与非典时期的股市有一定相似性。非典时期，股市大幅动荡，旅游、餐饮、消费板块一片暴跌，贵州茅台跌至历史最低点，当时大热的中国移动、联想、TCL等股票均大幅下跌，有的几乎腰斩。 非典过后，此前被疫情杀跌的生活消费、餐饮零售、交通运输、制造、通信、能源等大部分板块都迅速回归上升通道。其中，中移动从2003年触底后的4年内，一路暴涨100倍；2003年9月后，茅台股价半年多拉升96%；联想则在2003年4月到10月期间股价回涨90%。此次新冠疫情，优质公司或也会迎来“非典式”反弹。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一季度中国GDP近3万亿元的巨大损失，由于二季度国内需求复苏缓慢、海外需求继续大幅萎缩，上半年中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考虑到服务业在GDP占比高达53%，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60%的实际情况，且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服务业恢复速度显著落后于制造业、需求面的恢复明显落后于供给面，以及实践中观察到的大量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由“阶段性停业”转为“止损式关闭”的情况渐增，稳增长、保就业的各项救助和经济复苏政策一定要赶在企业采取“止损式减员”和“止损式关闭”之前尽快出台，重点应该放到扶持服务业和刺激消费两个方面。 一、经济复苏计划可否等到掌握市场主体大批消失的证据之后再出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前些年都有一定的积累、“家底厚”，因此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不必急于出手救助。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观察到企业大批破产倒闭的证据，考虑到疫情受控后各行业早晚都将逐步恢复，“经济韧性很强 ”，因此可以到年中看看情况再说。 上述思维方式同武汉最初面对疫情的决策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来看一下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12月31日公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月3日公告“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1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组织行为学专家分析指出，尽管公告措辞悄然从“现象”变成了“证据”，从“明显”变成了“明确”，体现了决策者在小心求证、谨慎决策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决策思维模式上早日变为“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就不会有“万人宴”、高调新年庆祝会等活动，也许造成的损失会小一些。 事实上“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面对的完全是同一种事实情况，只是背后的决策思维模式不同而已——如果决策者听到汇报说“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很自然得出一种决策结果；反之，如果面对同样的事实，决策者听到说“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则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决策。如今面临着是否要尽快出手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家智囊们和相关决策支持部门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未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呢？还是“未排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 显然，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老底”就不会关闭的专家和决策者，肯定完全不了解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疫情冲击下进退两难的决策心态。就算这些企业前些年都赚过钱，都“老底厚”，现在亏损几个月也未必就会破产而倒闭，但是在连续亏钱的情况下，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就不会普遍止损吗？一般先降薪或停产放几个月假，万不得已才会裁人，如果这样还看不到好转的希望、继续亏损，很快就会有大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止损、主动退出市场。那些认为没有看到大量企业破产就不用出手的决策逻辑是脱离实际的，绝大部分市场主体退出都会发生在破产倒闭之前。 在相关讨论会上，部分专家和决策支持部门甚至认为即便真的看到疫情冲击下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也不应该“盲目出手”救助，因为在他们眼里，有些企业主动关闭退出也许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呢，就算一些个体工商户关闭了，也许过一段时间另一批个体工商户又起来了呢。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在很多决策支持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存在的普遍认识，与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也是不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无论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何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和发展之后，决定关闭都是企业家最痛苦的决策，一旦做出这样的艰难决定，关闭后短时间就不会再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储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宏观上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要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任由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主体消失，不仅打击投资和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消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旦市场主体大批量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遭受的将不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影响。 二、如何科学测算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所需的规模 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世界各国除了纷纷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之外，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政策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过的救助规模也在本国GDP的10%以上。上述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救助和稳定计划，主要以稳定金融市场、稳定消费和救助企业为主，背后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以及稳金融、稳消费救助的经济逻辑，无论是救助规模还是救助方向，对我国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直接投入相当于本国GDP10%以上的资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能是负的？难道相当于GDP规模10%的救助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不是应该形成10%的经济增长吗？显然不是，就好像一个人突然生病，若不给他输液，他就会死去，但是输液的结果他也就是躺在床上而不活动——不活动哪里有GDP？ 疫情冲击下很多宾馆都无人入住，很多餐馆、酒吧都停止营业，政府如果不输入救助资金，这些企业主自己也会付房租、付利息、付工资，但是肯定亏损压力很大，一旦资金断裂或内心不想再承担更多亏损就会关闭；此时若政府提供了工资补贴、房租补贴或利率补贴后，或许这些企业主就感觉好一些，能坚持到疫情结束后、消费慢慢恢复后。因此很多救助资金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并不产生新消费和新增资本形成，只有新增最终消费或新增资本形成，才带来经济增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出台了最低相当于GDP规模10%的刺激计划而我国学者的建议一般认为经济刺激规模在5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5%）左右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考虑疫情冲击下大规模补贴消费者，认为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应该自己“吃老本”；也没有大规模补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它们也可以“吃老本”。假设上述理念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那么疫情中这些实力已经大幅削弱的消费者主体和企业、个体工商户主体，疫后恢复原有消费水平和供给水平的力量就不能高估。 在这样的前提下，救助和经济刺激的规模一方面要从“六保”的底线思维出发，另一方面则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损失，测算经济复苏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模。假定没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应该是6.1%，而疫情造成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则疫情造成一季度的静态经济损失就接近3万亿元。虽然二季度制造业和投资恢复较快，出口受医疗物资出口影响也好于预期，主要受服务业和消费恢复较慢的影响，中国经济能保持同比零增长或小幅正增长，二季度静态损失也接近1.5万亿元。是否有必要完全对冲上半年4.5万亿元的静态损失才能保住市场主体、保住就业稳定？或者经济相向运动的惯性和乘数效应，仅仅对冲上半年的静态损失根本不足以扭转经济向下的局面？这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经验来看，2009年的财政和金融扩张规模超过GDP的15%以上，如此规模的刺激力度才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非都与上述经济刺激计划有关系。 所以，结合疫情冲击造成的实际损失，参考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规模，并结合我国历史上2009年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本次救助和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安排5万亿元恐怕是不够的，应以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当前中国GDP总量的10%，不高于2009年的扩张力度，以确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有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有24.7万家企业倒闭。另有机构测算，虽然一季度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但如果考虑到因疫情冲击失去工作的几千万农民工，实际失业率毫无疑问是两位数，因此保就业的形势已经前所未有的严峻。如果此时再出现市场主体大批主动退出的情况，在保就业和基本民生的任务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如何合理安排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的资金方向 面对疫情冲击，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救助计划无一例外地着眼于消费补贴和企业救助，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大搞新基建或老基建，而只有中国学者在新、老基建问题上争论不休？ 首要原因是来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惯性。欧美经济已经是消费主导，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以美国经济为例，2019年美国GDP增长2.3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达到75%，如果计算上政府消费，消费拉动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瞄准居民消费和企业救助，无疑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那么中国呢？我们的增长结构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投资拉动占69%吗？抑或是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在GDP占比53.3%吗？当然不是：在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7.8%，而包括新老基建、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内的所有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刻舟求剑地沿着老方法去扩展基建投资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 其次是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的原因。从决策机制和决策机构上看，我国在安排以项目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直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从财政部门到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具体的投融资模式，对于投资项目的删选、申报、审批、融资等都有成熟可循的操纵模式和责任机构。相比而言，在给居民发消费券或消费品补贴，或给企业发工资补贴、利息补贴、房租补贴等，虽然在实践上操作难度并不大，但是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观念相去甚远：很多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补贴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给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措施会“让钱打水漂”，不如老基建、新基建能留下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在与部分长期专注于地方基建项目的咨询公司联合调研中，我们发现前期地方专项债项目中，已经存在不少项目申报材料拼凑作假、通过倒算项目现金流夸大收入为项目注水、可行性研究论证走形式、资金到位后闲置或挪用等问题。以上情况的出现固然有管理方面的责任，但是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建设，有市场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加之前期推行PPP方式，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彻底的梳理和挖掘，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可用于专项债投资的项目的确存在较大困难。这种情况也从微观上反应了靠扩张投资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需要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越来越少，即使地方政府再挖空心思研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考虑到传统基建的上述情况，新基建被额外重视。然而从实际可行规模测算，新基建可投资规模不过几千亿，不足以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担当大任。不仅如此，按照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的观点，新基建中很多数字基建项目公共属性不足，且不确定性高，应该由企业来投资而非政府主导。最后，不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项目从申报到发行再到形成实物投资、进入经济循环，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对于扩大内需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不如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及时告别传统思维定势，把握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在不忽视新、老基建拉动作用的同时，尽快启动以企业救助和稳消费为重点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其中老基建规模占比高、政府主导，新基建弹性大、市场主导；在扩大消费方面，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加以引导，以尽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对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应安排万亿以上新消费补贴，给5G手机、新能源汽车以相当于总价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救助力度。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定比例的贷款利息，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房租补贴方面，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直接进行房租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还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困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一定的员工工资补贴。以上补贴可以不超过之前年度一定时期缴纳的税款总额为限。 四、经济复苏计划资金来源应优先考虑财政赤字，应适当控制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规模，防止经济失衡 如前文所述，从融资结构来看，地方专项债发行过多、过快，在实践中已经遇到项目不足的问题。此外，地方专项债项目全部由政府主导，一般会带动2到3倍的银行信贷资金，这必将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融资，使原本已经失衡的融资天平更加倾斜。 有数据显示，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只占约25%；在商业银行授信额度中，民企的银行授信额度仅约为国企的1/10；在发债方面，2019年以来，国企发债融资规模是民企的13倍多。2020年以来，已经决策安排的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达到2.29万亿元，若按照某些建议进一步扩张，全年有可能近4万亿元，将带动10万亿元以上的银行信贷配套资金，如此增量巨额资金流向国有部门，必将造成民营信贷额进一步减少，导致已经倾斜的融资天平更加严重失衡。在民营经济贡献80%以上的城镇就业的情况下，进一步严重倾斜的融资天平，必将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 从融资结构和资金投向相匹配的原则看，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都有还本付息的要求，更适合扩大投资。只有扩大一般财政赤字的资金，才能够用来补贴消费者、发放企业救助补贴等，更符合中国当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 总之，无论从融资结构平衡出发，还是从财政资金投向更符合增长结构特征触犯，都应该对2020年全年新增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控制，在优先次序上尽量多用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少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剩下的资金缺口，可通过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国有股权划转、国有基础设施发行REITS等方式来解决。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的经济救助和复苏计划中，财政扩张都必须有货币宽松政策相配合。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平均利率的一般原理，利息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今，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已经答大幅下降甚至为负，此时若继续特立独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调存贷款利率，已经严重不符合经济规律。考虑到海外新冠病毒确认感染人数依然在攀升，5月底确诊病例将超过500万，预计9月份全球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建议应该尽快大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并早日推出一定规模的、与增长结构相匹配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 （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近两年，随着业务发展壮大，消费金融公司增资热情不减。当前，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多家消费金融公司正通过发行ABS、金融债等多渠道储备“弹药”，备战消费金融市场回暖。日前，湖北消费金融公司增资获批。 增资热情不减 银保监会网站近日发布《中国银保监会湖北监管局关于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股发行对象与规模的批复》，批准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股发行规模，注册资本由5亿元人民币变更为9.4亿元人民币。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统计，2018年至今，至少有15家消费金融公司增资，增资总额超过140亿元。其中，中邮消金、招联消金、马上消金和中原消金的增资额度都超过15亿元；招联消金、中原消金、哈银消金和兴业消金连续两年增资。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消费金融公司的增资计划并没有获得股东支持。4月，华融消费金融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申请获得批复，增资后注册资本由6亿增加至9亿元。但华融消费金融此次增资较原计划有所缩水，2017年该公司曾计划将注册资本由6亿元增至16亿元。其股东之一合肥百货(行情000417,诊股)在年报中称，经综合考虑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消费金融公司股份1.38亿股，持股比例调整至15.33%。合肥百货原计划以现金方式出资2.3亿元，累计出资3.68亿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23%。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表示，有一些头部流量平台寻求机会，通过增资获取消费金融公司牌照。如百度度小满、新浪微博、玖富、银泰等互联网平台，均直接成为对应消金机构的第二大股东。 融资渠道拓宽 除股东直接增资外，近两年消费金融公司积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融资。多家消费金融公司通过发行ABS盘活现有资产，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扩大业务规模。 日前，湖北消费金融首单ABS产品“楚赢2020年第一期个人消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顺利发行，优先A档发行规模8.5亿元，票面利率3.50%，全场认购倍数2.6倍；优先B档票面利率4.0%，全场认购倍数1.5倍。马上金融今年首期ABS近日也顺利发行，其中优先A档规模12.68亿元，获2.9倍超额认购，优先B档规模1.28亿元，获2.4倍超额认购。此外，今年3月，晋商消费金融公司申请资产证券化业务资格获得核准。 也有消费金融公司通过发行金融债进行融资。今年以来，招联消费金融公司已完成三次发债，发行规模合计70亿元。 李万赋表示，与发行ABS相比，金融债券虽然成本更低，但发行时间周期较长，从项目审批到后续产品设计和产品申购流程要求复杂，对于业务规模较小、资金需求较小的消费金融机构而言，不太具备规模经济效益。 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认为，消费金融公司2020年将通过密集增资、发行金融债、ABS等为业务发展储备“弹药”。筹集资金相对容易，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保持业务增长。
“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在这次会上，6项改革方案一次推出。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实施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既有对焦当下的务实之举，更有着眼长远的制度安排。会议所释放的信息，不仅是一项项改革举措，更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疫情持续蔓延背景下，中国持续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意志。 海内外早已注意到中国的“两手抓”经验，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同步。事实上，中国还一直牢牢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为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积聚动力。 因时而动， 改革护航“六稳”“六保” 面对疫情冲击，如何实现经济突围？中国以改革为“六稳”“六保”护航。 江苏连云港(行情601008,诊股)福东正佑照明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穿着工装、戴着口罩的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生产紫外线杀菌灯管。 “近期出台了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极大地降低了我们的用工成本！”该公司董事长濮阳坤高兴地告诉记者，2月份企业缴纳了14万元社保费，税务部门返还近9万元，钱已经到账，预计上半年至少能节省超过40万元的成本。“我们有信心渡过难关，发展下去！” 用改革的办法，让企业轻装上阵，让经济重新活跃。今年以来，从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到阶段性减免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一大批支持复工复产、助力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果断推出，让企业感受到浓浓暖意。“力度前所未有！预计阶段性减免社保费将为企业减轻负担6000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说。 被压抑的消费，如何尽快释放？中国以改革来盘活。 “刷抖音看到了推荐，今天特地和朋友过来探店，价格实惠口味也很好！”湖南长沙浅海区的“地道小海鲜”饭店，一位消费者正在挑选心仪的美食。 疫情得到控制，餐饮业正恢复昔日红火。帮顾客挑选海鲜、加工、上菜，26位员工又忙碌起来。按照财税部门发布的《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地道小海鲜”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自3月1日至5月底，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多亏减税新政，我们才能挺过最艰难的时期。”“地道小海鲜”饭店的投资人黄佳明感慨万千，“除了减税，房东也减了一个月的租金，省下了7万元租金。‘五一’期间生意特别好，有希望了！” 供给端，推进财税改革支持企业渡难关；需求端，完善消费体制机制的改革措施正在点燃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依旧是全球企业竞逐的热土。 近日，中国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消费环境6个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买买买”再次开启，大量新品优品“秒光”，折射出中国强劲的消费实力。 富达国际证券研究主管赛尔特深有感触：“中国各行各业都已出现明确的复苏迹象。中国消费者信心的增强得以持续支撑这种改善趋势。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中国消费的复苏具有借鉴意义。” 困难从来不是改革的拦路石，相反恰是改革的催化剂。短短5个月，中国因时而动，各地推出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卫生等近百项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经济复苏的节奏令世界刮目相看。 久久为功， 改革为发展注入动力 改革不仅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之举，更是久久为功、推动经济发展的长效动力。 深化“放管服”，为市场主体赋能—— “1个多亿的不动产登记抵押手续，从受理到发证不到3个小时就全部办理完成，更别说现在还是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给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点赞！”山东润华集团办事人员董燕竖起大拇指。大力简政放权，使疫情期间济南高新区行政审批实现了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的“高新速度”。 简政放权的改革步伐，不曾因疫情而停下，而是围绕新形势、拥抱新技术，加速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为企业无纸化经营创造条件。“零跑腿、零见面”，为企业提供便利服务。 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民生就有底气。今年4月，全国单月新注册企业数量突破80万户。在深圳，一季度新登记企业超6万户，同比增加6.6%。市场主体活力渐涌，带动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 国企改革，让顶梁柱更有活力和竞争力—— “我有口罩机，我有压条机！”2月26日17时，中国船舶(行情600150,诊股)集团官微上，这条面向全国提供相关抗疫设备的消息迅速刷屏。不到20天，中国船舶就交付了平面口罩机、N95口罩机。“市场缺啥生产啥、国家要啥贡献啥”，央企出色的跨界能力引起海外关注：中国的大企业是怎么做到“十项全能”的？ 中国船舶集团产业发展部处长丁奉告诉记者，“多年的技术积淀是完成任务的重要基础。但这么多企业能如此迅速而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混改、薪酬改革、董事会改革，一系列改革让国企‘大块头’有了‘大智慧(行情601519,诊股)’。” 4月8日，百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这是继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区域性综改试验”后的又一国企改革专项工程，企业正跃跃欲试。 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筑巢引凤—— 4月1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升开放水平，中国始终如一。 渣打中国总裁兼副董事长张晓蕾对本报记者表示，渣打银行非常欢迎和支持中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也为各项措施的落地备受鼓舞。“我们注意到，不仅是渣打银行，还有一批外资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债券市场开放、跨境贸易等诸多领域都迎来全新的商机。我们看好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张晓蕾说。 一批有战略眼光的大型外企加快了在中国的布局步伐：美国零售巨头开市客宣布将在上海开设中国大陆第2家门店；丰田与一汽合作，在天津投资兴建电动车工厂；星巴克拟在江苏昆山投资1.29亿美元，建造绿色环保的咖啡烘焙工厂……中国魅力不减，依旧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热土。 逆势而上， 改革增添前行信心 后疫情时代，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坚定用改革解难题，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动摇，改革蹄疾步稳—— 天津市优质小站稻开发公司大米加工车间内，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加工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新鲜出库的稻谷经过去石、碾米、色选，被加工成一袋袋优质大米，走上百姓餐桌。就在今年3月18日，优质小站稻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顺利变更，由原先的单一股东转为多方合资合作，共塑“天津小站稻”品牌。 “新公司成立后，将有效整合品牌、文化、渠道资源，强化采购原料管理、构建层次清晰的产品结构、价格梯度，全力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纵贯三次产业的食品产业链。”天津食品集团利达粮油公司董事长戈立新说。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外公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对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明确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正式出炉，旨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多位专家表示，两份重磅《意见》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行动纲领，宣示了中央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坚定决心。 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更上一层楼”—— 就在两份市场化改革意见出台的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同样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意见》从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28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并在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用地政策、人才政策、组织保障等多方位给出了详细的支持规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云中认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在构建网络化空间和链条化产业的发展余地很大，最新顶层设计的出台，强调了区域发展在全国层面的均衡性，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改革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细心的人会发现，今年召开的两次中央深改委会议，都把完善公共卫生制度建设、健全应急物资保障等列为主要议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中国在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也及时总结经验——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聚焦公共卫生、生物、粮食、能源、金融、网络、防灾备灾、社会治理等领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相结合……改革不避弱项、不躲难点，让人们心里踏实，更增强了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疫情之后，中国可能会是所有国家里恢复最快、最好的国家，在未来的世界蓝图里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黑石集团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这样表示。 越是风急浪险，中国越坚守改革初心、坚定改革信心、坚持改革恒心。这，就是中国化危为机、勇毅向前的最大底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海口5月19日讯 据海南省统计局消息，4月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快，居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在多项促消费政策的带动下，海南省市场销售进一步好转，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跌幅大幅收窄。 具体特点如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跌幅明显收窄 市场整体形势回暖 4月份，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79亿元，同比下降4.4%，较3月份当月收窄22.6个百分点，下降趋势大为减缓，市场整体形势回暖。 1-4月份，海南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2.88亿元，同比下降25%，累计跌幅较1季度收窄6.4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本月实现正增长 餐饮收入下降幅度放缓 进入4月份，消费市场逐步放开，小区封闭管理措施逐步解除，商品零售逐步回暖，消费扶贫、消费一码通优惠券、免税优惠等多项促消费政策措施取得较好效果，4月份当月商品零售同比增长0.6%。 当前疫情进一步趋缓，餐饮消费尽管降幅仍然较大，但下降幅度放缓，4月份当月餐饮收入同比下降35.3%，1-4月份累计降幅较1季度收窄5.8个百分点。 基本生活类保持增长 消费升级类明显改善 4月份，在限额以上单位18个商品零售类值中，14类商品实现同比增长。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势头平稳。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同比增长8.1%；饮料类同比增长54.1%；烟酒类同比增长11.0%；日用品类同比增长3.3%。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明显改善。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和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98.6%和223.2%，增速分别比3月份加快88.9和218.2个百分点；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48.1%、18.9%和8.6%，而3月份分别为下降34.9%、18.2%和20.7%。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零售企业度过了一个喜忧参半的一季度，一方面，有商超类企业在一季度斩获了可观的利润，另一方面，百货类企业则普遍业绩遇冷。 不同业态的零售企业，为提振消费信心，让“逛街”行情全面回暖，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除线下实体门店外，迪卡侬零售团队通过资源整合，积极开发线上生意经，寻找更多商机，包括线上直播，微信小程序等。”迪卡侬方面回复《证券日报》记者称。 百果园则选择升级战略，“百果园将好吃不贵战略升级，提升商品性价比；同时，借助营销活动提高顾客关注度和购买欲望。目前来看，门店4月份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百果园集团副总裁焦岳对《证券日报》记者说。而便利峰则选择启动了声势浩大的“网红好物种草季”活动。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北京部分零售线下门店，有销售人员称，5月份销售才正式步入正轨，在想各种办法扩大销售量。 商超业绩整体好于百货 上市公司一季度的业绩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零售企业不同业态之间发展的“冷热不均”。同花顺(行情300033,诊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商业企业，共有74家，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有所增长的，仅有22家。 对于业绩同比下降的原因，多家公司在公告中解释，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从细分领域来看，商超企业的成绩单整体要优于百货企业。 数据显示情况来看，在所有商业企业中，商超企业的经营状况整体要优于百货企业，其中，有个别商超企业在一季度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而相比之下，百货企业交出的成绩单则不如人意，例如，翠微股份(行情603123,诊股)的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81.44%，约为2.4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197.07%，亏损约4336.7万元。公司称，“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对零售行业带来严重冲击，公司一季度经营亏损主要受销售收入大幅下降、成本费用刚性及减免商户租金费用等因素的影响。” 百货行业的状况，从一份行业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一二。 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加快推进公募REITs出台以充分发挥购物中心保就业费作用并促进长期良性发展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参与本次调查的15家企业旗下购物中心总数达1100多家，调研涉及的购物中心春节期间开业率约为40%。 报告称，其中一线城市开业率优于二、三线城市开业率，开业率随城市等级依次下降，一线城市开业率约70%，二、三、四线购物中心开业率逐步降至约35%。2月下旬以来，全国购物中心逐步恢复正常营业，但是线下购物中心作为公众场所，消费者对于公众场所持谨慎态度，信心不足，导致客流短期内较难恢复。5月1日，全国购物中心平均客流回暖率达到65.3%。 2020年上半年新筹备中的购物中心招商率、开业率不容乐观。经过此次疫情之后，购物中心和品牌租户可能产生长期乃至永久性分化，经营管理能力较差的购物中心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鉴于此，各界人士认为，可以引入资本证券化的手段来缓解购物中心的成本压力。 今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出台配套指引。“兼具不动产属性与零售属性的商业地产已经进入存量管理时代，受访购物中心企业、投资机构、行业专家全部认为，购物中心公募REITs已经逐渐具备了推出的时机。”报告提及。 企业花式推广提振消费信心 除了借助资本手段，更多的零售企业选择结合自身优势，提振消费信心。 迪卡侬在回复《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公司参加了由深圳市消委会推出的“凝聚你我力量 让消费更温暖”系列公益活动之“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不过，迪卡侬的退换货无限制承诺是面向全国消费者的。“迪卡侬中国大陆任意商场、迪卡侬官网、迪卡侬天猫旗舰店购买的迪卡侬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享受无时间限制、空间限制的退换货服务。” 此外，迪卡侬还配合深圳市政府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提振消费信心。五一假期期间，推出了“深圳市体育消费节暨迪卡侬深圳会员日”，以及参与了2020年深圳南山购物节系列优惠活动。而在上海，迪卡侬还参加了上海市“五五购物节”，并在五一期间尝试在中国首发全新产品，吸引消费者。 目前来看，迪卡侬的客流恢复明显，“在五一期间，迪卡侬深圳客流增长超过120%，营业额增长接近100%。在整体增长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家庭购物、非目的性购物的消费情况越来越多。” 参与了“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的还有百果园等零售企业，百果园集团副总裁焦岳对《证券日报》记者说，“疫情期间百果园承担一线门店员工的在岗补助以及防疫物资的采购、发放，保障加盟商的经营基础。疫情后我们全力保障加盟商的收益”。 便利蜂相关人士则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为了提振消费，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五一小长假刚过，便利蜂就开始给年轻人造了个节。便利蜂近期启动了声势浩大的“网红好物种草季”活动，密集推出了多款网红新品，涉及饮料、零食、冰激凌等多个品类，部分商品还给出了大幅优惠。虽然便利蜂此前就每天都有网红商品上线，但如此集中、大规模的“造节”还是头一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在欠发达地区发放消费券，效果会比发达地区差吗？5月19日，北大光华-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地处西部地区的广西，政府给予每1元钱的消费券补贴，能带动5.3- 7.7元的新增消费，效果甚至好于东部地区杭州的“3.5倍效应”。 本报告是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沈俏蔚教授研究团队，与蚂蚁集团研究院消费券研究联合课题组系列研究成果的第二部分。4月27日，课题组基于对杭州市消费券实施情况的研究分析，联合发布了《疫情之下的消费重启——中国城市数字消费券的应用与效果研究》报告，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和社会热议。 为了进一步验证消费券拉动消费、复苏经济的效果，本次研究聚焦广西。两次研究，涵盖了西部地区和长三角中心城市，样本差异显著，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更能够支撑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并且针对人们关于消费券的各种疑惑，报告也给出了解答。 1问：发钱好，还是发券好？ 课题组：我们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从提振消费角度，消费券效果远远超过现金或是现金券。同时，一手以消费券促消费，一手以现金券保民生，两者不矛盾。 理由：在全国范围实施大规模数字消费券发放以促进消费，与对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现金券，两个政策目标迥异。前者是为了刺激消费，后者是纾困与保障民生，讨论政策议题时切忌将两者混在一起。据我们的测算显示，中国有近10亿移动支付用户，每人发放500元消费券，可以立竿见影地拉动消费。全国范围内5000亿的消费券核销能够带来4.25%的社会消费总额增长（注：按3.5倍的拉动效应测算），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巨大。如果采取另外的政策手段，例如通过现金发放或是个人所得税减免，同样将5000亿元返还给个人与家庭，其中有多少会转换为消费？如果从提振消费角度考虑，消费券效果远远超过现金或是现金券。 2问：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发放消费券效果更好？ 课题组：根据我们的研究，广西1元钱的政府消费券补贴带动5.3- 7.7元的新增消费，好于杭州3.5倍效应；并且，广西区域内，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核销金额越高，消费券拉动效应更明显。 3问：消费券会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 课题组：研究显示，数字鸿沟问题在广西消费券使用中并不明显。从年龄上看，与杭州结论相似，消费促进作用与年龄维度正相关，51岁及以上人群的消费促进作用最强；低消费水平人群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消费券进行新增消费。 对于低收入群体，建议现金券的发放可与消除“数字鸿沟”联系起来，通过电信、第三方支付平台、财政、民政等多部门的协同，甄别出受益群体，提供基础移动设备，借此将逾2亿低收入群体纳入到以移动互联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体系。 4问：如何设计可以起到 更理想的政策效果？ 课题组：我们对杭州和广西地区的研究显示，发放设计简单的全品类消费券效果更好，而非行业券。比如，广西地区4月9日发放的无门槛通用券，对新增消费拉动作用达5.3倍，平均核销金额是行业券的4.5倍，拉动总消费增长最高超220%。 建议设计方向：使用简单、限制少，效果更好；发放消费券应在遵循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探索“一城一策”。 5问：政府掏钱还是企业掏钱？ 课题组：应防止消费券异化成商家的促销手段，政府应当拿出“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众，能够真实地减轻消费负担；另一方面，对于中小微企业，需要无区别对待，不设置商家准入门槛，避免可能产生的权力寻租。 6问：消费券要不要常态化？ 课题组：我们认为，为防止短期的问题迁延为长期的疲弱，建议升级为全国范围的年度政策，长效助力消费恢复和发展；在恢复经济、扶持受疫情冲击最大和最直接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方面，短期乃至本年度内大力提振消费要比投资的效果更好、更直接。 7问：多次、频繁地发放消费券，消费券带动效应会打折扣吗？ 课题组：我们研究发现，杭州市4月10日消费券的设计和发放方式与3月27日完全一致，带动的新增消费和拉动效应并没有出现衰减。即使多次、频繁地发放消费券，对消费仍然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小额、较短有效期的消费券根据实施效果多次发放，是中国式消费券的创新之一。 8问：是否具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的条件？ 课题组：数字消费券是为数不多的经过了多轮“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的“治疗方案”，有必要作为重要政策选项大规模推出。在多个城市试点，效果显著，具备在全国范围发放的可行性；可以结合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更大范围的普惠性。这是中国特有的政策创新，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作者介绍：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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