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刘哲 张海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短萧条”，各国纷纷推出了相当于本国GDP总量10%到22%的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中国在防疫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建议尽快推出规模不低于10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根据中国经济最新增长结构，再沿用十多年前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方式已是刻舟求剑，考虑到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占比已达60%，本次中国经济复苏方案应该以稳消费为重点，其中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能力最强。 一、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10万亿为宜 面对疫情造成企业短期收入剧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要赶在大批企业倒闭之前出台足够力度的对冲措施，减缓经济衰退，助力经济早日复苏。通过静态和动态评估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参考发达国家的救助力度、以及对比2009年的历史刺激规模，建议中国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不应少于10万亿。 首先，本次疫情造成的静态损失大，推动复苏需破冰之力。从全年总需求情况看，出口、消费、投资形势都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下降11.4%，考虑到4月海外疫情的迅速扩散，二季度出口仍不乐观。消费受冲击的情况也很严峻，从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0.5%的增速情况看，不仅可选消费受影响严重，甚至很多必选消费也受到明显影响，如果没有足够力度的消费刺激计划，即便疫情受控之后，消费需求复苏的速度也会显著滞后于供给恢复速度。 从投资情况看，中国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4.5%，即便考虑政府基本建设加力，全年投资增速也将大幅下滑。综合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的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静态经济损失近5万亿元。考虑到在巨大的经济下行趋势中救助企业的巨大消耗，以及恢复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复苏的实际需要，所需救助与刺激的总规模应更大。 其次，海外的救助规模平均不低于本国GDP的10%，有其背后的合理逻辑。为了对冲疫情的冲击，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提供无限量的货币流动性，所出台的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规模都在本国GDP总额的10%到22%之间，这既体现了各国对疫情影响的重视程度，背后也必然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和救助规模的经济逻辑，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刺激规模曾达到GDP15%以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曾推出了“四万亿计划”，占到了当年GDP的12.5%，加上金融扩张，总体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应在GDP的15%以上，迅速将中国经济增速拉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不是因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所致。 结合本次经济衰退的救助和对冲的实际需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救助规模，并参考我国历史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建议本次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应在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2019年GDP的10%，不高于2009年的财政加金融扩张的力度。 以上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不应该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某个特定数字为目标，而是以稳就业等“六稳”为底线，以减少企业倒闭、对冲损失、启动市场为重点，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救助对象，以新消费领域为主要发力方向，辅之以符合实际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配合以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中国经济尽快复苏。 二、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构成建议：救助企业和稳消费为主 （一）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 由于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收入减少、短期资金链断裂、人工冲击等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倒闭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大规模失业，企业救助计划应以受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为主，救助方式可包括贷款利息补贴、房租补贴、工资补贴、减税减费等。 1、贷款利息补贴 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的一定比例，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201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3.11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9万亿。若根据受影响时间，免除3个月到6月的贷款利息，总补贴额度不超过1万亿。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2、房租补贴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按房屋租金的50%进行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3、为困难企业代发部分员工工资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在企业承诺被救助半年内不解雇合规员工的前提下，按员工工资的50%进行补贴。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加大国有强现金流龙头企业分红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为2.63万亿元，如果要求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烟草等坐拥巨额现金流的龙头国有企业进行大比例的现金分红，可筹集非税收入2万亿元。 4、减免企业税费 建议进一步减免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员工个人所得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进行筹集。若将财政赤字提升1百分点，能筹集1万亿左右的资金。 5、减免员工的五险一金、停止缴纳住房公积金 建议根据企业实际困难情况，进一步酌情减免小微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对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的方式来弥补社保缺口。当前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总市值约为26万亿，如果将其中10%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即2.6万亿划转社保基金，将大大充实社保的资金实力。此外，还可以考虑暂停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将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发还给个人。 （二）以新消费为主的消费刺激计划 可以通过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加大对“老消费”的补贴，同时用价格补贴的方式进行刺激“新消费”。 1、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1万亿消费券，加大老消费补贴 中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一般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效用最大。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直接给居民发放消费券要兼顾公平与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原则，更好地起到提振消费的效果。从带动效果来看，消费券优于无使用限制的现金补贴，可以更好地推动消费尽快恢复到原有增长水平，但是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不能期待有恢复原有增速之外的的增量消费。 2、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补贴新消费1万亿 而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领域，直接针对产品的价格补贴还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增量消费，对经济起到倍数拉动效应。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兼顾电脑、家电，按照10%到30%的价格补贴消费，1万亿消费补贴预计可带动消费总额2-3万亿元。 比如，以消费电子领域中的5G手机为例，假定每部5G手机均价5000元，补贴30%，假设每部4G手机均价2000元，补贴10%，如此补贴力度有望带动智能手机出货量从2019年的约3.8亿部回到2016年的高点5亿部，可带来智能手机新增消费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智能手机5G手机对下游智能穿戴、智能音响、移动视频、游戏、影视等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上游天线、射频前端、机壳、电路板、被动元器件等的拉动作用，其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更大，总的杠杆有望达到3倍以上。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也是重要的新消费产品，与消费电子类似，新能源汽车也具有高增速、产业链长、空间大的特点。如果按照新能源车的售价30%进行补贴，预计新能源汽车2020年的销量有望从2019年的120.6万辆，提升到500万辆，预计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约为5000亿元，带动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增量约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新能源汽车对锂电池、充电桩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其对经济将会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 此外，2018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达到8104亿元，以2018年销售额为基数，假定给家电10%的价格补贴可提升35%的销量，总补贴额为280亿，预计可带来2800亿元的消费增量。 新老消费所产生的财政资金缺口，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盘活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或探索将国有房地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的方式进行筹集。 （三）扩大投资：老基建占比高，新基建乘数效应大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从结构上看，老基建占比较大，新基建占比较小；但从乘数效应看，新基建更大。 除了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在城市地下管廊、环保、公共卫生、物流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还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空间。 媒体上流传的新型基本建设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个领域，但其中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名为新基建，实际上是已经持续多年的老基建投资领域，还有提高空间；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是未来重点的新基建领域，虽然只有千亿规模，但对新消费的带动作用更大；其余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更适合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投资，严格意义上并非政府可直接投资的基建项目。 符合实际需要的新老基建投资，在原有的财政预算基础上，可通过提升专项债发行规模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为2.1万亿，建议将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提升至4.1万亿，新增投资2万亿资金用于新老基建。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是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复苏计划中，货币政策也应该解放思想、释放充足的流动性，并尽快降息，全力配合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和经济渡过难关。相对于已经降低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欧美等国而言，中国降息空间最大，不应该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救助企业、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降息都是各国必须和首选的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可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大规模发型特别国债、专项债的时期，降息也可以极大地降低政府稳增长的债务成本。只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密切配合，“授人以鱼”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刺激政策并重，并加大以释放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为核心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早日步入复苏之路。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车宁 疫情防控收官际，重振经济发力时。 然而，当下不同过往，与2003年乃至2008年相比，我国经济结构已有质的改变。一方面，消费而非外贸、投资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贡献率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这一趋势的发生已有六年之久且仍在持续；另一方面，之前曾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为市场寄予厚望的投资，其边际效应则逐渐衰减，再加上国外疫情走势不明，外贸秩序深度重整，消费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头雁。 在种种刺激措施中，消费券由于见效时间快、影响范围广、乘数效应高、负面作用小等优势而广为青睐。仅在五一期间，全国就至少有24个省份、68个城市启动消费券发放，涉及餐饮、百货、出行、文体等方方面面，上海的“五五消费节”更是成为城市的新名片，其消费券发放额度累计超200亿元，带动的火爆消费盛况为全国其他地方所艳羡。 然而，效率之下也需关注公平。一方面，消费券以电子形式基于网络平台发放，其外部性也因为网络效应而放大；另一方面，消费券发放为政府所组织，甚至有财政资金投入，这较之企业行为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如果说本轮消费券发放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公共政策的首次大规模实践，那么这场“红包雨”更理应雨露均沾。 网络平台改变了什么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消费券的发放原本也是如此。早在1933年，德国政府就为应对一战后的大萧条而定期向国民发放用于购买食物、日用品的小额消费券；而在1999年，日本政府也因经济泡沫破灭而向15-65周岁的全体国民普发“地域振兴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台湾、杭州、成都等地方同样进行了类似操作。 本次的改变源于时代。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带来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更将其影响从线上投射于线下，由市场旁及于民生，作为“国民应用”的电商、社交等头部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公共基础设施”，消费券的发放也毫无意外地采用了这一发展成果。 互联网平台带来的并不仅是表面上消费券发放形式由纸质到电子的改变，而是有其更全面的优势：一则，互联网平台覆盖广泛，不仅在B端和C端都有大量用户，还坐拥影响持续扩大的消费场景；二则，互联网平台功能强大，不仅基于海量用户群体和精准营销手段而有更高的投放效率，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而使得受众选择更为精准，出现问题更易溯源；三则，互联网平台风控过硬，对于消费券发放中屡屡出现的“羊毛党”和“黑色产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具和经验，更能降低损耗，使“好钢用在刀刃上”。 不过，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加成有其两面性，关键在于外部性效应的扩大而可能导致公益的天平失衡。对于被影响的产业来说，消费券发放与其说是原有生态的修复，不如说是未来结构的重塑，并且一时一地的消费隐然有其总量上的天花板，在A处消费后作为与其有替代性的B处就可能被“无视”。另外，消费券的发放毋庸讳言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政府的倾向性在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各项前沿技术的加持之下，其作用显然如虎添翼。因为乘数效应等因素的不同而选择扶持不同产业本身并无可厚非（特别是在当下），但由此产生的外部性还应有所控制，至少不能因此给正陷入“后疫情泥沼”中的产业以“次生伤害”，有意无意地“以邻为壑”。 公平并不应仅限于被影响的产业，参与发券的机会也理应公开、公正。公平并不意味着要人人有份，也不意味着要以反垄断为名排除某个个体，而是要首先做到程序上的一视同仁，将准入等重要环节置于阳光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另外，也应有更多平台（不仅仅是现在的少数头部平台，而是有更多政务、生活服务平台）被允许参与活动，更多主体被鼓励投放权益，除了特定商家提供的“满减”服务外，上下游企业如银行、电商等还可以参与进来，提供诸如免分期费、包邮等激励。既然是政府组织的“公益活动”，那就首先要保证大家都有公平参与的权利。 不要怀疑企业们的参与热情。进入所谓的互联网经济“后半场”，消费券发放已是为数不多的大规模廉价获客机遇，再叠加疫情导致的“非接触”生活模式，中老年客户在社交、支付等平台的用户量又迎来新一轮的增长，而他们也正是金融机构所定义的“财富客户”。不管是“新兴”抑或“古典”的互联网，不管是商超抑或银行，各方都需要以消费券的发放为手段获客、活客，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 不仅如此，消费券的发放还被赋予了更深的战略期许。随着消费互联网的红利“见顶”，相关企业都在摩拳擦掌，积极拓展2B（大B）、2G（政府）业务。通过消费券发放，企业不仅密切了和地方政府的合作，还将旗下平台持续打造为“吃喝玩乐”的基础设施，整合各类商户，实现向线下、向生活场景的突围，更可以从中掌握更加鲜活、更加多元的海量数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竞争的制高点。而这更从侧面反向增加了消费券发放公平实施的必要性。 政府参与改变了什么 其实，平台发券这事本来也“平淡无奇”，对于适应了电商购物的我们来说，下单先领券已然成为“天经地义”的行为模式。而“618”、“双11”、“双12”等也因其琳琅满目而不失诚意的打折活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狂欢日”，就连疫情期间大行其道的“主播带货”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一逻辑的继续深化。 带来改变的是政府参与。如前所述，政府参与、引导、组织消费券发放活动本身就使其具有鲜明的政策色彩（而不再简单是一个商业活动），更不用说还有财政资金的参与。既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就要首先考虑维系所谓“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健康关系，一方面不能有损市场的正常生态和内在活力，另一方面还不能有损公平，使政策异化为利益输送。 我们知道，政府并非生产部门，将部分财政资金用来发放消费券也就意味着是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将财政资金应用于消费就意味着不能应用于投资，花费于当下也意味着削减了长远。一方面，要谨慎评估作为干预经济手段的消费券发放的有效性和比较优势（尤其是与投资相比）；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用途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惠及人群的改变，这里同样需要公平，至少不因此使其原本的权益受到损害。 进一步地，由于当下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危机，前者从卫生领域触发，属于经济生活的突然停摆；后者由金融市场引起，属于金融扭曲的集中爆发。与后者相比，前者虽不需要小到企业个体大到全球经济资产负债表的全面盘整，但也更需要在短期内注入信心、流动性等重新激活经济循环。因此，看似简单的消费券发放，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也并不单纯，而是具有了扶贫救助、社会福利、刺激经济三重色彩，其平衡既需要更加精密的方案设计，也需要其他政策的支持。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其效应发挥持续走高（杠杆率据称已突破10倍），但消费券发放自身不应也不能唱“独角戏”，不能替代其他政策措施的实施。 更何况作为消费券发放基础的财政资源本身也有限制。随着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一些地方在转型中正在经历财政收入停滞乃至收缩的阵痛，土地财政淡出的同时并没有兴起与其作用相当的新增长点，在财政资金有限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应屈从于羊群效应而盲目攀比。另外，虽然消费券不像现金具有储存功能，但消费能力却可比现金，在市场大量发放消费券无异于注入流动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价格波动。在这里，政府同样要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发挥政策作用、激发企业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权益之间做好平衡。 另外，从法律关系层面来说，消费券发放还不仅是宏观的政策行为，而更深入到具体交易方式的改变：先不说财政资金的投入，由政府组织的消费券发放本身就意味着对入选企业的认可，通俗理解就是政府在网络平台上为企业打广告。然而，同样的“药物”在不同的对象上面却有不同的“疗效”：在企业方面，一是企业本身是否对消费券、对互联网手段是否敏感，二是企业是否为政府所中意（是否能带动更长的产业链条、是否本地企业等），三是消费券对不同企业的作用也不相同；在个人方面，城乡、贫富、年龄乃至消费习惯的不同也都会影响作用的最终发挥。政策一方面要注意最基础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也要关照实质正义的实现，最起码应该避免挤出效应和本位主义（地方保护）。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就在本文写作的当下，政府基于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消费券“红包雨”依旧飘零如注，我们所呼吁的“雨露均沾”也不是平均，而是公平。而所谓“公平”（just），正如著名思想家罗尔斯所指出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在经济重启的“奇点”时刻，虽然消费券发放被赋予了刺激经济、扶贫救济等职能，但其作为制度设计至少不能有违于公平正义。这就需要施政者从制度设计到方案实施多管齐下，始终将消费券发放置于法治、公正的轨道之上。 制度设计方面。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由于政策实施的公益性、网络加剧的外部性，更应该做好政策之间、地方之间乃至中央职能部门之间的统筹，增强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加强立法工作。在这方面，财政部虽然在2009年制定有《关于规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但时过境迁，内容多有不敷使用之憾，且立法层级较低。因此，首先应提升立法层级，使制度更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另外也应完善准入、评价、退出等关键环节的工作程序，并考虑增加相应罚则。 方案实施方面。一是提供更加开放的供给，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增加更多的消费券发放渠道，特别是针对不熟悉网络的特定群体要保留传统的发放方式，使这项本应立足于公益性的行为更具有获得性。二是提供更加多样的产品，基于开放、公平原则，既照顾到不同企业广告宣传、拉动消费的需要，也惠及于不同消费者不同的优惠使用偏好。三是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既然有政府一定意义的“背书”和数据风险隐患，那就更应该厘清责任边界，保障以知情权、选择权为核心的消费者权益和以控制权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权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新冠疫情的发生特别是其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持续，使得原本沉寂单调的理论反思陡然勃兴。深刻者或以为其是信用经济长期扭曲的必然恶果，或以为其是Pax Americana（美式和平）之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起点。然而这些都失之于“宏大”，至少从眼前而言，经济恢复的关键还在于“信心”，消费券发放政策实施的起点和目标也在于信心。而信心恢复一方面固然需要医学手段的进步、消费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经济生态和消费环境的优化，而这正是公平正义的力量。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新兴商业模式的长期观察者，现就职于某大型银行，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张子旭 复工以来，各地消费券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方面，消费券起到了刺激需求的作用。在供给恢复快、需求恢复慢的情况下，工业产成品库存快速上升。1季度工业产成品实际增速为15.5%，达到5年来的新高。在此背景下，各地消费券的推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撬动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消费券也对特定人群起到了纾困作用。根据官方数据，1季度失业压力加大，3月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约18.3%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向限定人群发放消费券，有的地方还规定了向困难人群提供消费券的总体金额。 但是既要实现刺激、又要实现纾困，同一项政策难免要做出权衡。对于这两个不同目标，本文并不试图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试图梳理现实：当前消费券政策的效果如何，在刺激、纾困两方面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消费券规模较为有限 根据公开信息进行统计，本文只对42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各省级单位数据通常缺乏足够的细节而未计入，截至时间为4月27日。在此基础上，对已经公布消费券发放细则的42个城市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共计已经发放各类消费券65.2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金额为19.6元，中位数为8.9元。其中仅有29%的城市人均金额在30元以上。假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在2-3之间，则总体效应为200亿元或以下，对比35万亿左右的居民消费支出，消费券对总体消费的刺激作用可能较为有限。另外，某省的消费券金额可能较大，但是其并未给出消费券总金额等细节，且有相当部分透支了未来的节日慰问金，因此没有纳入分析。而且即使纳入，消费券的相对规模也仍然较为有限。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均消费券金额越高 数据说明：（1）人均消费券=所在城市发放消费券总额/2019城市人口数量，缺乏数据的情况以相近年份数据替代。（2）由于部分城市缺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因此使用2018年人均GDP数据进行分析，缺乏数据的情况以相近年份数据计算。（3）剔除了温州和鄂尔多斯，因为前者人均可支配收支排名显著低于人均GDP排名，而后者恰恰相反。（4）没有计入某省。因为该省发放消费券是以省级为单位，和其他城市为单位的口径不统一。另外，该省并未给出消费券总金额数据。（5）剔除了杭州，因为杭州的人均消费券达到162元，远高于其他城市，加入杭州该图无法清晰显示其他城市。另外，加入杭州后不影响分析。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新闻进行整理。消费券数据截至2020年4月27日晚。 消费券政策也有地区分化 当前的消费券政策，由各个城市分别出台，由于各地财力不同，呈现出了地区分化。总体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发放消费券的人均水平就越高。剔除温州、鄂尔多斯后的40个城市，人均消费券金额与人均GDP相关系数达到0.4。简单的线性回归，也揭示了人均GDP对人均消费券发放金额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解释力。其中，消费券人均水平较高的城市，除了武汉疫区之外，一般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这些发达省份。而欠发达省区或城市，其发放的消费券人均水平也往往较低。目前所有发放消费券的42个城市，其人均GDP的均值为9.4万元，显著高于2019年全国人均GDP均值7.1万元。这意味着，没有发放消费券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更低。 这显示出，消费券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各自为战现象突出，缺乏全国层面的协调。对于各个城市而言，依据自身财力发放消费券，可以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进行纾困，有其合理性。但是从跨地区的视角来看，中西部地区有更多的困难人群，以及返乡待岗的农民工，而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券发放力度恰恰相对较弱。因此，当前的消费券政策缺乏统筹协调，未能起到跨地区平衡、纾困的作用。 消费券发放侧重于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 当前的消费券政策使用，一般都有对行业的限定。从42个城市的消费券政策来看，主要侧重于餐饮、零售和文旅三大行业。在这三个行业投放消费券的城市数量占比，分别达到了81%、73%和48%。这与疫情对消费行业的冲击，具有高度一致性。1季度的服务业增速中，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旅游业等都受到了较大冲击。其中，前两个行业在1季度的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35.3%、-17.8%，是服务业中遭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两个细分行业。旅游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没有单列的分类，但与之相关的交通运输业也有显著下滑。从这一角度来看，消费券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从行业、企业层面考虑更多。 消费券限定使用的行业比例：42个城市的数量占比 消费券发放惠及城市居民，但农村和困难人群得益受限 42个发放消费券城市中，15个城市提出了针对特定人群发放消费券，包括特困人员、低保人员和孤儿等，5个城市还给出了对限定人群发放消费券的金额，占比最高占总金额的15.3%，最低0.9%，中位数10%。但是由于以下原因，消费券难以真正惠及农村和困难人群。 其一，消费券金额有限。前文已经提到，按常住人口计算，42个城市的消费券人均金额为19.6元，中位数8.9元。虽然有的城市对特定人群有数百元的支持，但对于困难群体来说，这仍然是杯水车薪。 其二，交通距离和成本不利于农村消费者。对已有的消费券使用细则进行观察，许多地方发放的专属消费券限定在城市中心商圈的商铺使用，从而将消费券使用区域限定在城市中心。根据不完全的信息披露，有7个城市要求必须到现场消费，不允许同城外卖与同城配送行业进入。在消费券金额有限的情况下，农村人群面临的交通成本更高，这导致消费券的发放难以真正惠及农村消费者。 其三，限制条件过多。部分城市对消费券施加了各种限制条件，例如某城市42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仅限定13家餐饮企业使用。个别城市消费门槛设置过高，例如满800减50。还有一些地方，发放消费券重点面向非基本民生行业，例如某城市的汽车消费券金额占比高达69%。考虑到以上情况，消费券的纾困作用也较为有限。 其四，各地消费券几乎都通过数字平台发放，要使用手机支付进行消费。对于老年人、没有电子支付手段的困难人群，这也构成了技术上的门槛。而这部分人群往往最需要消费券纾困。因此，需要考虑线上与线下发放方式相结合。 当前的消费券政策存在的问题 消费券政策重点以纾困重点行业为主，但总体金额小。同时，除个别地方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消费券都采用满减形式、限定具体行业，促销性质较为浓厚、价格效应多过收入效应。因此，这些政策实际能起到的刺激和撬动效应都较为有限。 在空间上，地方政府基于自身财力、各自为战。其结果是，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力度较大，而中西部、欠发达省力度明显较弱。同时由于前述原因，消费券难以真正惠及农村消费者的困难人群。不论是从空间、还是人群角度来看，纾困效果都难达预期。就业是滞后变量，失业人群在就业市场的匹配也需要时间，尤其是非正规就业人群如何纾困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消费券政策需要起到何种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疫情终会过去，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会重新热闹起来，街边的喜茶店也会再次排起长队。但不管怎样，经此一“疫”，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可贵，更加珍视平淡背后的不平凡。 在沙漠里待久了，谁都会望眼欲穿地渴望绿洲的出现。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恢复经济逐渐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焦点。此时，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在翘首期盼一波“报复性消费”的降临——经营者好好挽回一下疫情期间的惨重损失，消费者尽情释放一下压抑许久的需求，而国民经济重回正轨似乎也要借力于此。不经意间，“报复性消费”已然成为一个时髦词，被市场寄予厚望。 然而，在期待之余，另有不少人对“报复性消费”何时兑现、如何兑现心存疑虑，甚至认为这一说法是个伪命题。 那么，究竟有没有报复性消费？它到底会不会来？我想在本文中谈谈自己的看法。 1 很多坚信报复性消费会如期而至的人，其理由都来自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往事。 从时间轴来看，非典疫情始发于2002年12月，在2003年第一季度的冬春之交逐渐蔓延开来，二季度的4月和5月达到高峰期，并于6月份逐步得到控制，三季度后疫情基本结束。在此期间，我国消费市场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变化，这从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斑。 Wind数据显示，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当月同比增速看，其数值在非典爆发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3月、4月和5月分别为9.3%、7.7%和4.3%，不过在6月之后开始逐渐回升，并重回平稳运行态势，而后来的增速更是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至于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当月同比数据，同样表现出相似的走势（参见图1）。值得一提的是，对比服务业中的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的当月同比增速可知，后者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前者，而住宿餐饮业增速在疫情结束后也出现了大幅度反弹（参见图2）。 一言以蔽之，非典疫情着实给消费市场带来了负面冲击，不过这些影响更多的表现为短期。从长期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向好及彻底过去，消费活动不仅会重回正轨，后续的增速甚至还要高过疫情之前。 如此看上去，“报复性消费”似乎真的存在。也正因为是这样，市场上很多分析人士都乐观地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而在朋友圈、微博以及各大论坛里，说到“疫情结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排名靠前的答案大多为“吃火锅”、“出去浪”，仿佛更加印证了大众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而人们对于后面“报复性消费”剧情上演的期待，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17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上演，无论是发现病例的时间，还是新冠病毒的起源与特性，此次肺炎疫情与非典颇有相似之处，因而非典时期的种种经历很容易被人们视为“以史为鉴”的论据。 如果把报复性消费比作一株绿植，那么它的种子必须要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然而，毕竟是时过境迁，眼下与当年虽有相似，却也大不相同。客观地讲，今天的“土壤”能否如人们所愿地让种子开花结果，我们还不得而知，只因有三大“绊脚石”在阻碍着报复性消费的到来： 其一，疫情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远胜当年。 就非典疫情而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中国香港1755例，中国台湾665例。不难发现，我国是非典的重灾区，某种意义上讲，国内疫情一旦根除，全球疫情基本也就结束了。事实上，自2003年6月24日我国防治非典工作获“双解除”开始，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就迅速重回正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也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反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尽管我国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力，仅仅耗时两个月就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形势，而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各地学校的错峰开学都在稳步有序地推进着，但海外疫情形势的严峻却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28日15时，212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过300万例，其中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占了1/3，且并没有表现出上涨放缓的趋势，疫情何时彻底结束更是不得而知。受此影响，全球供应链和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对我国来说，这些情况显然不是好事，我们既要承受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又要面临外需长期疲软的困境，国民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肉眼可见。反映到居民身上，便是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以及对用人单位降薪裁员的担忧，进而引起消费信心下降（见图3）。此外，出于避险心理，人们往往更愿意持币观望而不是把钱花出去，而这种心理要持续多久，同样是未知数。 这就好比一个人屏住呼吸1分钟后，会报复性地大口喘气；可若是屏住呼吸3分钟，人可能会直接陷入昏迷，呼吸微如细丝，大口喘气尚且不可，还如何有心情去“报复”？ 其二，经济发展阶段大不同于2003年。 非典疫情时期，恰逢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在国内城镇化提速、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国民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整体上行，即便是受到了疫情影响，全年GDP依然完成了9.3%的实际增速。经济形势大好，民众对未来经济预期持续乐观，“报复性消费”自然不在话下，而消费市场也得以保持良好增势（见图4）。 不过，自经济新常态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换挡，近几年的GDP同比只有6%上下，与之相应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日趋下滑。原本大势就如此，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消费市场的强势反弹可谓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现今的产业结构也早已发生质变。2003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GDP比重刚刚超过42%；而到了2019年，第三产业已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比近54%（见图5）。需知，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正是集中了餐饮、酒店、旅游、文娱的第三产业，其复苏之路更是要慢于工业，这便决定了此次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过2003年，提振消费市场的难度也会因此而增加。 其三，居民处境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改善，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距离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子已是近在咫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人的负债率也在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只有16.2%，但2018年该数值增至53.2%（见图6），这与大城市飞涨的房价房租等因素不无关系。在居民生活成本高企的同时，收入增速却在持续降低。每个月的房贷房租等大额刚性支出的“挤压”，叠加疫情之下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降低，人们的消费自然不像2003年那般容易提振。 综上所述，鉴于眼下形势的错综复杂，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恐怕没那么容易到来。 3 话说回来，我们也无需过于悲观——虽然“报复性消费”不容易发生，但“补偿性消费”总还是可以期待的，而这个“补偿”的动力来自于线下。 疫情期间，大面积的居家隔离与外出频次骤减重创了线下消费市场。尽管线上消费需求呈现出全方位井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线下才是整个消费市场的绝对大头，疫情之前约有75%的零售总额都是在线下完成的。如此一来，一季度消费市场的不景气，直接原因正是在于线下的低迷，这其中有很大程度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非人们没有消费需求。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宅家高峰”之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进入稳定阶段，大部分单位复工复产，出行也越来越便利，人们在线上无法获得的服务式和体验式消费意愿已经重新开始萌发。从百度指数的搜索结果上看，自3月下旬起，与线下消费相关的KTV、电影院、旅游、餐厅等关键词的搜索频次都出现明显回升，有的甚至还要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见下图）。足以证明，广大消费者对于线下消费的诉求日趋强烈，而疲软已久的线下消费市场正在迎来恢复期。 消费意愿要想成真，首先需要消费行为能够实现。好消息是，从全国范围来看，防疫歇业政策已明显放松，许多大型购物中心、餐馆、公园、景区等消费场所都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交通方面，随着北京应急响应级别的下调，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之间的日常往来几乎都可以通过绿码验证而无需隔离…… 可以看到的是，国人线下消费的阻力正在不断减小，消费场景和路径也正逐步得到修复，曾经停业的线下消费场所正重新进入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之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季度开始消费市场必将出现反弹性的回升，虽然未必能达到“报复性”的效果，但重回正轨不是问题。 当然，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与一切生产经营行为的终极目的，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此时，与其坐等消费市场的回暖，不如主动出击来促进居民消费，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很多城市都在发放消费券、鼓励周末2.5天休假的原因。 不过，仅靠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并不能为消费市场的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从长期来看，促消费、扩内需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还需要从多个维度予以发力：需求端，应从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村等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供给端，应丰富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类，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从而调动民众消费的积极性；消费环境上，政府部门仍需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 疫情终会过去，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会重新热闹起来，街边的喜茶店也会再次排起长队。但不管怎样，经此一“疫”，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可贵，更加珍视平淡背后的不平凡。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5月6日电(左宇坤)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城市的烟火正在回归。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中，不少人是在愉快的“买买买”中度过的。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的假日消费中多了消费券的助力。 据粗略梳理，全国有20余个省份的60余个城市在“五一”期间进行了消费券的发放。加上各地之前已经投放的仍然有效的消费券，总金额近百亿的消费券涉及到餐饮、旅游、家电、汽车、文娱等方方面面，为这个假期“添了一把火”。 消费券遇上小长假，“券”动消费几成？ 在北京，4月22日，北京西城区宣布将累计发放1.5亿元消费券，“五一”正是首批消费券的集中使用时段；5月2日，总额5000万元的北京市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启动发放。北京长安商城相关负责人表示，“五一”小长假较前一周周末客流上升近三成，销售环比上升80%。 政府之外，许多商城、电商平台等推出了以消费券为代表的促销活动。北京朝阳大悦城表示，截至5月5日，商场小程序上已有10.3万人购买了消费券。5月1日，销售额超1800万元，恢复至去年同期的八成；客流5.3万人，恢复至去年同期的五成。 5月5日，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北京百家企业“五一”期间销售额39.6亿元，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94.1%。 “五一”假期，上海市举办的“五五购物节”系列活动则吸引了阿里巴巴、拼多多、苏宁、美团等众多企业参与，均计划在此次购物节中发放消费券、购物券。自“五五购物节”启动以来，单是上海新世界城就共带动消费增长10000多万元，市民到店客流增幅超100%。 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各大企业承诺发放消费券额度累计已超过200亿元；自5月4日20:00购物节启动至5月5日14:12，上海地区消费支付总额已超100亿元。 而在湖北武汉，4月30日中午12点，武汉第二批消费券正式开领，使用有效期为4月30日至5月6日。当天的12:00至12:20的短短20分钟内，支付宝平台就已核销4000张武汉消费券，美团平台和微信平台也已分别核销约2000张。 在天津，河西区、武清区、津南区在假期前分别投放了500至1000万元的消费券，各区消费券拉动比都在10倍以上；在厦门，各区在5天的假期中准备了上亿元的消费券提振消费，预计可拉动消费16亿元；在沈阳，5月1日至3日的三天里共有18.5万张消费券在22482户商家被核销使用，用券消费带动交易额达3968.9万元…… “撒券”俩月，1块带动3块5 “提前列好购物清单，算好来买的”“1万张300团400的消费券，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光了，排队换券的顾客在商场里绕了几圈”…… 为了对冲疫情造成的冲击，刺激消费回暖，从3月起，多地跟进出台扩大消费政策，“消费券”成为了关键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蚂蚁金服研究院基于蚂蚁金服支付大数据对杭州消费券的最新研究发现，与没有消费券时的日常消费量对比，每1元消费券能带动3.5元的新增消费，并建议全国再发5000亿元消费券。 这么多消费券投向市场，对商家而言，哪些行业受益最大？ 研究显示，消费券面额较小时对“必需型”消费拉动效应显著，如杭州市3月27日发放的小额消费券拉动效果最高的是食品和餐饮服务行业；而当4月3日消费券投放面额增大后，美妆服饰等“享受型消费”行业受拉动较大。 对消费者而言，消费券也得到了各个年龄段人群的青睐。 研究发现，使用消费券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事。在其拉动的新增消费中，最明显的是中老年群体。其中41-50岁人群的消费拉动效应最高，为4.2倍，中老年人释放的消费力不可小觑。 《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春季大报告》也显示，2020年3月，加入移动互联网大军的41岁以上用户增长了965万，占了增长总量的一半以上，且更多46岁以上的中老年用户开始使用支付应用。 目前来看，在老年人中，微信因为其社交属性更容易触达中老年用户，相比支付宝拥有更大的优势。对支付宝来说，此次消费券的发放也是打开中老年用户群的一块“敲门砖”。 不只买买买，小“券”拉动大转型 除了直接拉动消费，消费券还为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其他的变化。 如此大额的消费券，如何送到消费者手上是一个大问题。目前看来，消费券的主要发放渠道为当地政务公众平台和支付类APP两种。 有些地方的消费券通过以公众号为主的当地政务公众平台发放，比如南京的“我的南京”、济南的“济南本地宝”以及北京西城区的“西城消费”公众号。更多的是与互联网企业进行合作，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云闪付、美团、翼支付等众多支付APP均以不同形式参与了消费券的发放活动。 “通过互联网平台发放消费券的优势首先在于避免所谓的‘灰色市场’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表示，互联网平台的数据能保证政府的资金流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也有助于政府评估消费券的使用效率。 在使用消费券的过程中，消费者被引导至线下，大量商家也随之转移到线上。消费券不仅带来了新用户，更重要的是覆盖更多线下商家，起到了加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4月以来，全国每周平均有近100万商家开通收钱码，开始数字化经营第一步。”支付宝称，在每周新增的百万“码商”中，有35%商家来自四线以下城市，餐饮、服饰、家具、生鲜、超市等5大行业的实体店是投身数字转型最多的。 支付宝数据还显示，“五一”期间，在消费券刺激下，全国800多万小店实现逆风翻盘，单日收入超去年同期水平，其中500多万小店单日收入是去年五一的两倍以上。多位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消费券发放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也将进一步提速。 “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但消费券的发放并没有结束。在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端午小长假时段，不少地方的消费券已经安排上了。 消费的同时，也有许多人对消费券该如何发有了更多的思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未来应该采取“双层”消费刺激方案，对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现金券，同时在全国更多城市通过数字化方式发放消费券，有效进入实体经济。 你“五一”拿到消费券了吗？你更期待怎样的刺激消费方式呢？
31省份经济“一季报”近日悉数出炉，受疫情影响，除西藏外30省份一季度GDP均出现同比下滑，不过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地方主要经济指标已出现回升势头。与此同时，新动能也在加速崛起，稳住了经济运行基本盘。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地方在密集开会研判经济形势，并加快谋划出台稳经济新政。记者注意到，全力扩内需仍是各地施策重中之重，促投资、扩消费、打造新经济增长点等多箭齐发，一系列“超常规”“强有力”举措将陆续落地，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地方经济成绩单彰显韧性 地方密集出炉的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显示，尽管大部分地方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滑，但在疫情冲击下普遍表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 从经济总量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六省份GDP超万亿元。其中广东、江苏分别达到22518.67亿元和21002.8亿元。 从经济增速看，虽然大部分地方经济负增长，但经济增速低于全国水平(-6.8%)的省份仅有四省份。其中，包揽经济增速前10名的中西部省份展现出较强“抗跌力”。 积极因素也在加快累积。地方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部分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特别是新动能加速崛起为经济加快复苏注入活力。比如，四川一季度数字经济逆势飘红，实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山东一季度“四新”经济投资同比回升13.9个百分点。 在国务院日前召开的部分省市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上，多个地方也反映，抗疫期间新动能加快成长，显示出经济的韧性。 “虽然各地因疫情冲击呈现经济增速普遍下滑态势。但在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有序推进，各地经济活力正在恢复，经济增长逐步呈现良好势头。 硬核举措集中“上线” 5月6日，武汉召开全市主动作为快干实干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动员大会，会上同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五一”小长假后第一天，武汉吹响了稳经济集结号。 这只是一个缩影。近段时间，特别是地方经济一季报出炉前后，地方密集开会研判经济形势，释放更大力度稳经济的强烈信号。 比如，辽宁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扩大)会议，听取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抓好经济运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江苏省召开一季度设区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座谈会时强调，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推动经济运行全面加速、全面激活。 一系列稳经济新政也在紧锣密鼓出台。记者5月6日获悉，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采取超常规举措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的实施意见》，围绕投资、消费、招商引资等六领域提出43条超常规措施。 而从各地开会部署和新出政策来看，下一步稳经济基本脉络已清晰，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成主线，全力扩内需仍是重中之重。 比如，投资方面，5月6日召开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92场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潘幼成介绍，湖北省政府出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的若干意见，就是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投资和项目建设看得更重，抓得更实。“我们已经按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启键，还要按下有效投资的快进键，跑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消费方面，甘肃省5月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采取更加积极有效措施，挖掘城乡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消费规模，提升消费水平，千方百计打造各层面消费新热点，形成消费拉动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此外，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上，上海提出，聚焦在线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新基建、布局新产业、培育新消费、形成新动能。持续打造投资热点、培育发展亮点，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复工复产稳步推进。二季度起经济运行大概率显著改善，但外需乏力问题短期仍难以克服。各地仍要以扩大投资和激发消费为工作重点，形成以消费拉动的良性循环；同时加快新基建，强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林致远说。 需更大力度落实落细新政 在专家看来，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经济稳中求进仍面临较大压力，更大力度落实落细各类稳经济举措势在必行。 “当前制约经济加快恢复的主要矛盾从供给端转向需求端。下一阶段各地稳经济工作重点在于保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力点在于刺激新消费。”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要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持续补充企业流动性；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盈利压力；对于困难企业要加大员工工资、租房租金等成本端的补贴力度，缓解企业刚性成本，保就业保稳定。 “同时，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尤其是针对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领域，加大补贴力度，激活居民的消费积极性，推动消费与供给同步复苏，打通供需的良性循环，进而推动经济稳步恢复。”刘哲说。 既要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还要聚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动摇。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瑞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各地以更大力度政策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将紧紧围绕三条主线：一是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和提振消费；二是努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大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在这三条主线下，下一阶段各地既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又要促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既要着力恢复餐饮旅游等传统消费，又要大力鼓励在线办公和数字娱乐等新型消费；既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要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各地将充分挖掘改革潜力和运用资本市场工具，优化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配置，最大程度地服务并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班娟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5月6日讯(记者 陈果静)中国银联6日发布的“五一”假期交易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突破1.57万亿元，日均0.31万亿元，较清明小长假日均增长7.7%，与4月份日常周末相比日均增长16%。银联网络交易总笔数较4月份环比增长6.95%。 “交易数据显示，不同领域恢复速度不同，部分行业正在逐渐恢复中。超市、百货购物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及宾馆住宿、餐饮、加油等具有典型假期消费特征的行业已超过往年，或与同期持平。全国多地政企联合推出消费券，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此次‘五一’假期较清明小长假交易笔数增幅高于金额的增幅。”中国银联数据分析师陈汉表示。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航空、铁路、公路客运及加油等与出行相关的消费笔数较清明小长假日均增长14%，其中铁路方面增幅最大，日均消费笔数增长逾50％；餐饮行业、宾馆住宿、超市等购物行业的日均消费笔数较清明小长假分别增长13％、1.3％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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