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的线下商户不断增加，各大城市餐饮、旅游等消费需求逐渐释放，迎来了小幅度的“报复性消费”浪潮。 上海这一座金融中心、浪漫都市在短暂的停歇后，也开始恢复往日生机。疫情当下，上海“五五购物节”的提出和实践，让人们对这座城市联手阿里积极拥抱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市场新形态的态度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在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加持下，上海经济复苏已见明显成效。 一个误区：消费复苏只能“消费降级”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当口，有人认为城市消费复苏只能通过“消费降级“来实现。例如：跟亲戚朋友拼单、买九块九的拖鞋等。事实上，这种廉价的小商品经济形式、打折促销疯狂补贴的模式，仅是城市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短时间的消费复苏假象，但无益于真正的消费复苏。 一方面，“消费降级”并不能尽快恢复城市消费，还有可能会把行业带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导致劣币逐良币。 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应有明确的分工和竞争目标，促进消费的同时也要注重市场的良性运转。如果市场因一昧追求“烧钱获客”模式而引发价格战，导致的结果就会是为了压低价格而生产成本低、品质也低劣的产品，最终留不住用户也影响了品牌口碑。 另一方面，“消费降级”的长时间维系将会伤害行业的创新动力，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渠道创新等改变和升级，一直是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的方法。而市场进入 “消费降级”状态，意味着消费收入降低,市场经济持续低迷，从而抑制行业创新动力，阻碍经济增长。 总之，通过“消费降级”来实现城市消费复苏不是上策，至于如何促进消费复苏，从上海五五购物节创新消费的火热可以窥视一二。 上海五五购物节，一种创新消费模式 在各大城市为消费复苏发愁之际，上海“五五购物节”上，阿里帮助上海商圈走进淘宝直播间，为城市消费复苏提供了一份经典案例。 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购物中心周末日均流量约为5.7万人次，“云逛百联”100万的观看量，相当于新开17.5个商场的客流量。 聚划算数据显示，上海消费者热情空前，上海人添加购物车商品件数已达去年同期的2.4倍，上海商家商品被全国消费者加购件数更达去年的2.7倍，只待5日零点开抢。 诸如上述实现消费复苏的数据还有很多，而这都要归因于上海借力阿里，开创了消费新玩法。 除了直播带货、聚划算满减促销之外，阿里在聚划算、天猫超市、盒马、饿了么等平台上为上海老字号“定制”措施，给予流量曝光支持，助力上海老字号站上新消费潮。 还有，阿里购买价值10亿元“湖北加油虾”，在线上线下以5.5折优惠出售，满足上海市民食品采购需求，且盒马App每天发放线上牛奶优惠券，涵盖上百种主流奶品牌，可在线上购买新鲜巴氏鲜牛奶、酸奶等商品时直接抵扣使用，激活用户消费欲。 与此同时，开启“上海小店传承计划”，通过多种举措给予小店流量和技术双支持，多方位助力其生意回暖，已让 10万上海小店受益。 “沪游码”的开通则让用户畅游上海各大景点更便捷和舒适。 上海的数字化生活平台、数字景区等等新颖玩法，让人耳目一新。其实，在五五购物节之前，阿里就曾在上海多次尝试无人零售、品牌淘宝直播、老字号数字化赋能等创新的消费经济模式。 在上海试水的无人零售、云上时装周等创新消费经济也是基于阿里提供数据优势、线上流量、领先技术，与上海本地线下商家的用户运营、卖场管理、供应链管理优势的融合。只是，五五购物节消费玩法更多、覆盖面更广，应用也更成熟。 上海五五购物节上，群英荟萃”的消费玩法，可谓开创了一种新的消费经济模式。 城市消费复苏，巨头数字化赋能是关键 一个是创新发展的互联网巨头，一个是与时俱进的时尚都市，阿里与上海早在2015年就结下了“良缘”。彼时，双方围绕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智慧健康、社会信用体系等领域开展合作。 一来，阿里依托自身的技术沉淀与经验优势，赋能品牌数字化转型升级，助力城市构建智慧化体系。 在市场层面，阿里深耕零售产业多年，经验优势、资源优势不言而喻，无论是规模庞大的零售业态，还是与零售相关的物流、金融等领域阿里都有涉足和投资，而这些相关的资源也可以给到合作伙伴。 在技术层面，阿里具备强大的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能力，可以助力品牌精准获客、优化管理体系从而提高运营效率，促进销量业绩的增长。对各项技术专研和成熟应用，也让阿里有足够的技术实力赋能合作伙伴，助力品牌数字化转型升级。 同样的，阿里可以发挥平台赋能优势，一一实现交通、医疗、政务等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以此来满足智慧城市各项“节点”的建设需求，进而将这些智慧系统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生态圈。 二来，基于自身的平台特点，阿里深入挖掘新用户需求、应用新技术来发展新业态。 基于阿里的技术能力和用户洞察水平，可以分析出某项需求即将爆发的苗头，从而选取更优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满足市场的需求，进而实现消费者和供给侧的双向互通和匹配，也可以拓展新消费场景发展新业态，从而带动市场消费。 由此，阿里多次在上海试行“无人零售“、“品牌淘宝直播”、“云上时装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升级”等新业态。据悉，2019年，134个国产品牌在天猫上年销售额超过10亿，52个老字号年销售额过亿。“老字号品牌亿元俱乐部”中，18个是上海品牌，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在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大潮下，阿里凭借自身资源、技术、经验等优势为上海各大品牌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也正是这些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的落地，为上海五五购物节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和以及城市消费的复苏提供了必要的运作基础。 而从上海五五购物节掀起的消费复苏来看，2020年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紧跟数字化浪潮，靠数字化创新取胜。这一次阿里与上海之间的联动，给了其他城市恢复经济、恢复生产、动员消费一些参考的门路，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综上所述，疫情带来的挑战为数字化创新提供新的动力和契机。可以预见，未来直播带货、一码通等数字化的创新消费模式将变成常态化，从而加快经济复苏的进度。也就是说，上海五五购物节引领的数字化创新会成为城市消费复苏的新动力，是当前底层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发力点。消费复苏，不应该从打折清仓的老套路里找点子，还是应该从创新里找路子，找法子，才能有益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刘旷L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毛振华 观点预览： 1、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可能今年GDP同比增速只有0-1%左右。 2、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中国来说特别不利。 3、为了拯救经济，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4、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把政策重点放到民生上。 5、疫情防控要尽量推动全民检测、分类管理。检测是当前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 6、“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以下为毛振华分享全文（有删减）。 Part 1 疫情短期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疫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疫情最直接冲击的就是经济运行本身，社会按下了暂停键，经济按下了暂停键，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速度是-6.8%，从中国公布季度GDP增长速度以来，以前的每一个季度GDP增长都超过6%，这一次我们掉到了-6.8%，落差将近13%，这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的，三大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第二、三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突出。第二产业大幅下滑主要是疫情之下工业生产的供应链受到了影响；第三产业中中小企业居多，因此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很大；疫情对农业也有冲击，但相对小一点，但结合它同比增速一向比较低的行业特点，-3%的同比增速也是一个蛮大的回落。 投资、进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大力量，我们分别来看： 1．看投资。投资下降了16%，其中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投资都有下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制造业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为制造业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和生产能力，对下一阶段的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制造业投资下降了25%，这是非常大的下滑，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据。 2．看消费。疫情冲击下，不少行业都受到了冲击，进而导致居民的收入减少，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一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9%。这个消费数据还包含了一部分超前消费，即抢购、储备，如果把储备、抢购部分减掉，消费数据会更差。从消费结构来看，受疫情冲击影响，一般服务性消费基本没有，商品消费里除了“吃”类的以外，其他类大多出现明显下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3．看进出口。我们的出口状况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累计同比下降13.3%，进口下降2.9%。进口降幅相对来说少一些，这主要是由于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进口就已经开始下降，基数相对比较低。同时进口指标表明国内生产、消费需要，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景气程度，如果只有出口、没有进口也不是好事。现在我们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但是出口和进口的轧差还是处于顺差，所以对经济还是有拉动的，但轧差在大规模减小。 从物价水平来看，CPI与PPI走势分化明显。从CPI来看，消费品在涨价，这蛮值得关注。疫情使得人们的收入降低，但消费价格却上涨了，这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从CPI的结构来看，CPI里食品价格比较高，非食品价格相对比较低迷，这也跟疫情期间人们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保持较高需求有一定关系。从PPI来看，PPI维持负增长状态，这个负数表明，大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并不乐观。 从先行指标来看，先行指标有所回升，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经济景气能继续好转。3月中采、财新PMI有所回升，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环比指数，只要不比上个月差，它就会在荣枯线以上，3月份的回升主要是因为2月份下滑得太狠了。但如果你拉长时间周期来看，实际上景气指数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总结一下：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没有最悲观，只有更悲观。一季度GDP负增长6.8%，到半年度时GDP同比增速可能会维持在0%左右，下半年会有所增长，但是也比不了往年的水平，可能今年的GDP就是0-1%的同比增速。当然，假定能出现1%左右的GDP增速，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比增速应该都是负数。 Part 2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如果我们要看未来的经济走势，还要继续看疫情的走势。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外部风险 中国早就是一个参加了全球分工和合作的国家，并且一度出口、全球化是我们经济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拉动力。现在外部格局出现很大的扰动，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有几个大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 1．全球的需求降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收入降低，人们消费倾向下降。过去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里，有一部分是满足于非刚性需求，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很多都不是非刚需产品，因此非刚需产品的出口遇到的压力很大。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降低了，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也就下降了，中国的产品出不去。2018年在全球贸易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下降得更厉害，所以中国反而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叫做衰退性出口、衰退性贸易增长，未来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 2．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全球疫情发生之后，能源、交通工具都停止了运行。过去我们的产业链是全球配置，一台手机、一个电脑的配件是全世界不同国家加工、组装，现在这个产业链发生了问题。有些地方的货可能无法运出去，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工人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全球的产业链就会出现重构。中国过去是全球产业链供给环节中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看来，未来不容乐观，其他国家会不会找到一个新的产业链供应方？ 3．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我们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我们来说特别不利，去年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的前哨战，它分为三步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就是试图把中国拉入跟美国的新一轮冷战中。在脱钩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冷战是什么意思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将会动用他的盟国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除军队以外的其它领域中角力，而美国的盟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美国希望拉着这些发达国家跟中国脱钩，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的格局和封锁。美国采取的措施表明，它就在琢磨这件事，一方面他好像在到处退“群”，他退的主要是中国在里面起作用、得益的“群”。但同时，他在自己的框框里和北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想推动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相比于美国想要构建的新全球化的体系， WTO本身就成了一个高关税区。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WTO里的国家跟全球主要经济体就成了两个体系，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觉得，疫情早期美国率先对中国采取了隔离政策，其实就是在做一次对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并且把这个测试展现在他的盟国面前，看看美国有多少东西是一定需要中国的，或者说在中国不参加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美国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如果他得到的测试结果比较满意，对我们未来的运行会有很大的压力。中央也作出了判断，现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外部环境时期，即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二）国内面临的风险和压力 1．国内防输入、防反弹压力持续存在，加大经济复苏压力。国内主要是疫情的问题，我们在疫情上半场打得很成功，但是疫情还没结束，没结束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情况。国内现在面临着防疫常态化，尤其要防止疫情的二次大反复。如果出现了大反复，我们前面的防疫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并且未来的经济生产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一切工作还是要考虑在能够稳定防疫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们的企业还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防疫形势。 关于疫情防控，我再多说几句。有人说国内疫情会出现反复，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归根结底有症状的感染者的危险最大，中国能够成功收治所有发热病人，这一点我们做的很好。我们的这套体系在应对输入性疫情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从应对国内疫情可以看出，我们的这套防控体系，特别是在行政能力、基层布控能力、网格化管理能力上，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对未来出现的症状者，我们还用这个办法继续做，发现即收治，斩断传染源。第二是现在中央提出的“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对于识别无症状感染者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要确保疫情不二次爆发，我建议同时也呼吁，要尽量低成本推动全民检测。由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能够随便或者轻易对防疫问题下结论，因为我们早期没有把无症状感染者的研究作为一个重点，现在这一课我们要补，并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防控基础，我们有很好的防输出能力和斩断传染源的方法，也建立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库，这个基础西方国家没有。在过去严格的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我们拿到了全国每个居民的移动信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每个人的检测结果放到手机上，的确会有很多问题，包括隐私、人权问题等等。但在中国，在我们现有的框架下可以做到，全面检测就避免了现在这种广泛的隔离，也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推进。 2．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曲线也在下移，即消费者水平、消费者期望值、消费能力都在下移。除了生活必需品，其他消费全面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很大，即使没有失业，很多人的收入也在全面下降，这都会影响消费，这个影响可能是比较中长期的影响。 3．政策稳增长可能会导致债务风险再度加剧。中国经济本就处于一个双底线思维时期，一方面要防风险、一方面要稳增长。从2008年中国经济开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以来，一直在累积风险，风险一直没有被彻底消除。2016年开始到2018年，政策重心转向防风险，风险累积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债务如果不能得到如期偿还、如约偿还，就会出现由债务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次疫情使得很多企业还不了债，出现大量的违约情况。为了拯救经济，政府又进一步投放货币，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Part 3 宏观政策要着力保企业、保民生 现在中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了“六保”，除了保居民就业和稳就业一脉相承且均被放置在首位，其他都不完全雷同。实际上，把就业作为核心是很正确的做法，中央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关于如何做好“六保”，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节点，翻两番需要GDP达到5.5%，现在看来根本达不到，所以放弃这个目标比较合理。如果非要保持这个目标，基层的重点就会放到这上面，哪怕最后的统计数字完成了，大家都会怀疑。包括扶贫攻坚战，因为很多民工是通过打工脱贫，他们现在出不去，没有收入或者收入降低，这些本来就在扶贫的边缘地带的人就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返贫，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不是地方干部做的不好，也不是人民不努力，而是客观情况。 其次，在淡化GDP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建议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民生上。我建议给全国贫困地区人口和武汉地区的人口发补助，其他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财力发放一笔钱给居民。发放的时候我建议要给每个公民发放，而不是看贫困程度；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基金，鼓励有钱、有能力的人把自己拿到的钱捐出来，把它变成一个居民的基本权利。 再次，“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还有，要适当提高疫情容忍度，加大复工复产的力度。现在因为疫情严重，每个地方都把疫情防控作为重点，出现问题就可能追责。如果不提升疫情的容忍度，复工复产的力度就达不到，而提高容忍度的前提就是做好检测，分类管理人员。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推动全民检测，检测是现在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 Part 4 网友互动 Q：疫情后外贸大幅度下滑，中国重回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您怎么看？ 毛振华：我觉得中国自身是不可能选择这个道路的，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消费大国，我们的原油、大宗产品、很多高新技术都需要跟全世界通过贸易交换，闭关锁国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条件制造矛盾，甚至想孤立我们，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走孤立主义道路，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会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虽然最终我们也有可能会解决所有问题。中国过去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得益者，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我们要认真吸取和总结在过去的基础上的这些经验。当时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能破除封锁，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格局，今天我们跟全世界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有那么紧密的互补关系，我们应该有能力和信心。我觉得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论断是很英明的，“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这不是忽悠美国人和全世界，而是讲给全党、全国人民听的。 Q：您如何评价新基建计划以及对企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毛振华：应对这次危机，我的主导思想还是希望国家花更多的财力来扶持民生，让民生成为资金的主要用途，因为这笔钱会转换为消费，消费会搞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我觉得大型基建是一个中长期项目，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情况，有序推进我们的大项目是应该做的事情，本来也一直在做，再加大一点力度也可以，但是不要挤占我们救急民生这条线上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大基建不是说没有好处，但是有很多弊端。一方面，大基建基本上由国企承担，国企来得快也听指挥，还是很有效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软预算的约束。此外，它还挤占了整个社会其他经济体在经济参与度方面的份额，会导致市场力量的进一步萎缩。在目前应急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弊端：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大基建无一例外都是资本密集的，花同样的钱，解决的救急少。当然国有企业在中国占有的资源很大，但是他们解决的就业比较少，大概占整个就业比重不到20%，新就业比例只有10%，但是占用的社会资源、信贷资金、投资都很大。所以，如果我们要集中精力聚焦国企就很有可能导致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并且一个大基建项目需要的技术、时间都是有周期的。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继续有序推进新基建，但当前的重点要放在中小企业、放在民生、给老百姓增加消费能力、搞活基层、保基层运转上。 (本文作者介绍：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潘向东 房价上涨或下跌太快都会引发危机 大家说的回暖估计是看的个别城市，觉得深圳、杭州这些地方在回暖，但假如看30个大中城市，你会发现目前也仅仅是恢复到过去水平的六成左右，看70个大中城市也会发现，并不像大家在一线城市感受到的那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房地产的调控要因城施策，可能一线城市确实回暖了，需要一些调控措施，但在更多城市需求还是比较低迷，要避免房价回落的问题。首先，我们当然不希望房价过快上涨，但是不是跌下来就好呢？跌肯定也不行。现在我们涉及商业银行160万亿的贷款，绝大多数都是跟不动产抵押相关，假如房价跌下来，那很有可能会导致抵押品出现问题。还记得2018年吗？股市下跌的时候多少上市公司大股东都面临质押危机，后来是国家通过纾困基金才把质押危机解决了，那还是股市，涉及金额还相对较小。再看看房地产市场，这里面要是出现快速下跌的话，导致的质押危机完全有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所以对中国来说，只要房地产没有爆发大的问题，出现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很小，但假如房地产这块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质押品，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很多也都跟房地产、土地质押密切相关，假如房价快速下跌，地价肯定也会跌，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质押来做信贷、做发债，可能都会面临问题。房地产这块我们是不愿意看到房价上涨的，但也更不愿意看到房价出现大幅下跌。 从目前房地产30个大中城市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因城施策也是这样，有的城市，比如深圳、杭州，有些偏暖迹象，但对其它一些城市，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觉得可能面临的问题还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要考虑到的，毕竟疫情冲击之后，很多企业受影响，居民收入就会受到冲击，当他的收入受到冲击时，更多居民在购房时就会趋于谨慎，所以我们要谨防这方面给我们经济带来的影响。 消费券应该发给中低收入阶层 首先，在疫情冲击之下，作为国家政策来说首先需要有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保民生，保民生最重要的是保中低收入阶层，即便发消费券，那也是发给中低收入阶层的。在疫情冲击之下，很多家庭可能因为海外疫情的影响和国内一些领域消费的急剧萎缩，有些家庭的收入急剧下降，因为伴随有些家庭成员失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国家也要考虑避免这些群体返贫，不妨推出一些支持政策，保障这些群体的收入不要受太大影响，未来国家财政要朝着这方面努力。假如这方面得到保证，再去考虑国家的大幅刺激计划，包括大家所说的基建刺激计划，新基建刺激计划这些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作为消费本身来说，过去对中国消费的两大影响，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汽车，这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主要的支出领域，剩下很多的是日常消费，至于一些娱乐消费，在目前疫情没有完全解除警报的情况下，老百姓做线下娱乐消费估计还是会谨慎，未来要带动消费，估计还是要通过这些方面着手，怎么样加快城市化建设。二是汽车消费，我们看到上周末四部委发文，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包括未来一些地方政府估计也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至于大家说的“报复性消费”其实也体现在与汽车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报复性消费，日常消费当然在，一些娱乐消费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它也不可能“报复”，就像吃饭，一天也就是吃三顿，怎么报复也回来不了多少。还有其他消费，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因为收入影响，老百姓还是偏谨慎的，总体而言我个人觉得，面临大的疫情冲击时，国家政策更多是以托底思维来做，和2009年不一样，2009年面临的是全球金融危机，随着全球流动性缓解，经济就会慢慢恢复，那时候出一些大的刺激政策，随之而来马上就会见到效果。但这一轮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即使是刺激，很多方面老百姓也不太敢消费，而且疫情目前还在延续之中，作为政策的推出，我觉得还是保民生比较重要。 创业板注册制长期会使市场走向成熟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推出注册制？ 首先从国家大背景来说，是为了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展直接融资，现在国家货币政策面临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个钱怎样进入实体经济，不在金融市场里空转。现在看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很多银行是不敢贷的，一是行长要终身追责，二是贷出去了本金收不回来怎么办？资产负债表恶化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的是收不回本，但银行赚的是利息，面临的风险是本金的丧失，这时候银行当然会谨慎。这时你想让银行大幅扩充信贷，很多时候是不太现实的，也解决不了现在中小微企业的困境。 资本市场会看资产负债表，但它更多会看中长期的发展，看企业的走势架构，会看到战略前景，虽然很多企业不盈利，但投资者依然追逐。这次你看创业板注册制推出的时候也说了一条，“并不对企业盈利做要求”，过去很多企业发展很快，包括阿里、腾讯等，以前为什么不能在国内上市？主要原因是过去我们上市有一个三年盈利的要求，但这些企业当时都达不到，所以它们去海外上市了，但后来它们的爆发期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理念。所以理念不一样，商业银行放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是不一样的理念，现在要解决当前的困境，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加快直接融资，对企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我们未来经济是向着高质量和经济转型的方向发展，经济高质量和转型的第一个方面是很多企业面临产品的转型升级，这种升级和发展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另外，我们提倡创新型、服务型企业的发展，因为转型升级就是朝着创新型服务型企业发展，朝着享乐经济这块发展，这样的企业很多是体量小、投资额也小、未来不确定性比较大的，对于这种企业的转型，商业银行放贷不是特别适合，因为体量小，商业银行评估不容易，它有多大的团队来评估？二是不确定性较大，可能面临本金丧失，它赚的是利息，损失的可能是本金，这笔生意当然划不来。但我们资本市场是广大投资者自己的评估，相当于成本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作为很多投资者来说，投100个项目，有10个成功了，90个失败了，那他很有可能也是成功的。但商业银行假如投100个项目，90个成功了，10个失败了，那对他们来说都是失败，因为那10个损失都是本金的丧失。所以不一样，经济转型时会更多依赖于资本市场。 第三，从市场本身来说，过去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炒垃圾股、炒壳资源，很多时候是把一些金融资源浪费了，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你看现在创业板不仅仅推出注册制，也同步推出了退市制度，这时候金融资源往往会聚集到真正优秀的企业身上，也就是让企业真正的发展，而不是跑到资本市场上套现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是有利于资本市场中长期发展的，至于短期会不会有一些冲击，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1、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额其实是有限的，资本市场上那么多中小企业上市，它的融资体量本身就不大，不像以前的大巨头，上来一融资体量非常之大。 2、它是对科创板的补充，因此创业板覆盖面更广了，科创板对一些行业还是有限制，创业板这方面更广。所以推出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之后，这个市场会慢慢走向成熟的方向。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补贴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如果只是定向补贴给部分企业，社会关注度会大幅下降，操作起来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居民存款、征税记录、水电煤气等情况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周末：现有的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有许多帮扶。这些企业的背后也是一个个人，像这类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是否更值得鼓励？ 李迅雷：我觉得帮扶中小企业可以做，但中小微企业那么多，如果每家都补贴，需要补多少钱？补贴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给了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给工人？他们有了钱的话，就会消费，他们也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就饿死了。给企业部门实质是“输血”，给居民部门则是“造血”，因为前者是制造产品，后者才是最终消费。不断输血的结果，往往是制造“过剩”，而造血的结果是创造需求。 补给企业家的话，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得补？补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体现公平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会对政府行贿，骗贷、骗补。 南方周末：帮扶、补贴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逻辑是，至少可以让企业先撑下去、活下来，也能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 李迅雷：对，但这个逻辑比较间接。你怎么能保证企业能救活，怎么保证他们一定不裁员？你把钱给了企业家，都由他来操作。钱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里，不管怎样，他总能活下去。 钱拿给企业，救了企业，再过几个月，他说又不行了，你再给？然后员工该失业的还是失业。你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没有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就是2.5年，个体工商户大约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比如像西贝、海底捞这类企业，即使不补贴，也有很多PE、VC愿意来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企业能够做大，银行也会主动给他贷款。 所以，一定还是要由消费来拉动，否则补贴给企业之后，员工还是拿不到钱、没钱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还是过剩了。 我一直呼吁，要从需求端去落实我们的政策。过去、包括现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给侧，都在补企业，减税、免租等等，这些有错吗？也没什么大错。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类似“把牛奶倒进阴沟”的现象。 十年前，中国是靠投资拉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GDP中，投资占比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现在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居民日常消费，吃喝住行，休闲娱乐、养老、保健等等，消费在GDP占比超过60%，无论是增量增量还是存量占比。美国也一样，美国经济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动，而是消费占到GDP的80%。 南方周末：消费要怎么才能拉起来？ 李迅雷：从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补贴，就是政府花钱，另一方面是改革，但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动谁的奶酪都不好动。富人的钱太多、穷人的钱太少，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如果能匀一下的话，中国经济就起来了，消费就起来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国经济就像一杯沉积的液体》，虽然总量够大了，国民总收入体量也够多了，关键是结构问题，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下面沉淀得太多了，很难动，如果搅拌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搅拌就得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故现在靠政府补贴实际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只能由子孙后代来还，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我国所采取的举措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它们是疫情防控粗枝大叶，财政、货币却大放水，几乎没有改革举措。我国则有效控制了疫情，货币财政政策有序推进，此外，改革力度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资本市场上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等。 南方周末：这一轮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旧产业的分化；如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快速发展，3月份在绝大部分产业亏损的情况下，计算机制造产业和烟酒产业一样，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对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一直在经历爆炸式增长，刚刚在3月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下载量。线上办公APP钉钉和腾讯会议持续占据国内应用免费榜排名的前两位，白领开始习惯，甚至开始喜欢线上办公，云办公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很多小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业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以卖房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开发商的卖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楼盘销量后100名的开发商下降了约40%。越小的开发商越是卖不动，可恒大说要打折了，大家都来抢。疫情之下，阿里巴巴、腾讯一样赚大钱，但是路边的小餐馆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样趋势下，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部门也是一样。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从去年的数据看，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广东，杭州的流入人口超过深圳，说明浙江经济的新动力更足。但总体而言，全国的人口是在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地区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后，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间的时空限制，让经营得以继续。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将为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提供契机，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数为15万台，根据中泰通信组测算，预计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数增至60万台、2022年达到最高120万台，随后将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规模有望超过550万台。 不过，5G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吧，但现在我们仍在用4G手机。问题核点还是在于需求有多大？手机销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减，则消费不起来，工业制造业搞得再多也没有用，不落实到消费这一端，是没有意义的。 以直播卖货来说，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对称，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不是像苹果、特斯拉那样大规模生产所直接带来那种价值，它也改变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行的趋势。比如，线上消费额增加了，线下就减少了。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则是替代，替代对GDP拉动没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越来越慢，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改善好。 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在明显放缓，而不是在加快，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补，只是处在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之中。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了，过去进步得快，现在放缓。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整个经济的增速也应该是下降的。 （此文在南方周末记者黄金萍采访、发布内容基础上有所修改）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年化贷款利率不得超24%？ 消费金融公司合规发展面临挑战 杜川 [ 由于贷款产品需要根据客群本身资质进行不同的风险定价，这意味着一旦消费金融贷款产品的年化利率降至24%以下，消费金融机构的客群就会跟银行有所重叠。 ] 消费金融作为银行信贷的有力补充，经过六年的快速发展，已经逐步被消费者接受。但行业内也爆出过度借贷、变相收费等问题，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 近期，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是否应将IRR（内部收益率）口径的贷款年化利率降至24%以下，成为行业的热议话题。有观点认为这是监管整顿消金领域乱象的重要举措之一。但也有观点认为，压低贷款利率会使得消费金融公司被迫改变服务对象，使得一部分收入相对较低或收入波动较大的消费者群体享受不到合适的金融服务。 “费率不仅仅是一个上限问题，也是一个综合问题，归根结底监管层是在‘开前门、堵后门’，要让‘正门’更加规范。”近日，在第五届中国消费金融高层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表示。 年利率划定24%红线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已有多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收到监管指导，要求其IRR口径的年化利率降低至24%。 如今，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信贷产品，但不同机构对费用和计息的提法五花八门，甚至存在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的现象。央行此前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提示称，今天的100元，和一个月、两个月、N个月后的100元，实际价值是不一样的，未来的100元，考虑到时间因素，折回到当前的价值可能就要更少一些。同样道理，金融消费者未来每期还款的金额，如何按一定的利率，折回到现在刚好等于借款本金，这个利率就是消费者实际承担的借款成本，也就是IRR。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服务的大部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长尾客户，这部分客户群体违约风险较高，因此，消费金融公司需要通过适当的利率水平来覆盖坏账风险。 国际消费金融领域专家Mel Carvill表示，贷款利率和风险溢价有关系，尤其是对于没有信用记录或者信用记录很少的家庭，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通常不稳定，容易受到收入下降或者是需求增加的干扰，而他们没有太多储蓄和其他资源，可能出现违约。因此，放贷机构要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 由于贷款产品需要根据客群本身资质进行不同的风险定价，这意味着一旦消费金融贷款产品的年化利率降至24%以下，消费金融机构的客群就会跟银行有所重叠。“原本消费金融公司是要做信用卡的下沉客户，一旦将年化利率降至24%，意味着我们要跟信用卡抢客户。”有消金公司人士这样对记者说。 《2019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提出，目前我国政府干预消费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法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行业准入控制消费金融公司的牌照发放；其次，控制获得牌照公司的资金筹措途径；最后，管制消费金融公司的利率空间。就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现状来看，上述三个管制手段的确起到了左右消费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消费金融40人论坛发起人王红领认为，强行要求所有的消费金融供应商必须将服务的价格控制在24%以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本应获得消费金融服务的群体挤出这一领域，从而有悖消费金融普惠的初衷。 利率应由市场决定 如果消费金融公司将年化利率限定24%以下，将对行业造成哪些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将行业年化利率限定在IRR口径的24%以下，一些助贷合作模式将受到冲击。 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对第一财经表示，“消金公司跟助贷合作还是比较次级的客户，一些消金公司客群跟此前的P2P客群也是高度重叠，需要覆盖坏账风险，如果利率降到24%以内，是无法覆盖风险的，会影响消金跟助贷合作，这一块业务冲击会比较大。”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王红领认为，消费信贷供给的利率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的管制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率的。例如，政府过多地关注这一行业的利率水平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消费信贷的普惠性，从而导致这一领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由于消费信贷的特点是单笔供给规模小，资金周转周期短，只要事先的交易是透明的，消费者完全有能力合理预期自己的商业行为。如果信贷资金价格过高，信贷供应商会失去客户。” 发展仍面临挑战 近年来，消费金融行业迎来强监管，行业内扶优限劣、清理洗牌，迎来合规经营的新起点。 不过，消费金融在未来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众多挑战。首要挑战是经济增速放缓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行业的稳定发展和消费信贷服务的不断升级。再比如，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消费金融市场监管制度进一步透明。 此外，如何为广泛的客户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是行业发展的关键。在传统的金融架构下，由于其结构和业态的一些影响，有很多的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难以得到金融服务，因而这种金融架构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难以覆盖。目前消费金融服务对口的人群多为承担利息在18%~24%和25%~35%的一般消费者群体。 在业内，有关消费金融发展的政策谏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对于消费金融类信贷服务，按照贷款类型而非机构类型监管；第二，要进一步鼓励、支持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通过ABS、金融债等渠道开展融资；第三，在消费信贷公司的整体利率保住“36%以上为非法放贷”红线基础上，应允许消费金融公司根据自身风险成本设定合理贷款利率。
举办国家级购物节顺应了消费者已经养成的新消费习惯，将实现线上引流带动实体消费，不仅能解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农产品销售难题，帮助生产企业拓展内销渠道，消费者还能由此买到更多质优价美的产品，获得更多实惠。 贯穿整个“五一”假期的“双品网购节”来了。4月28日，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与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双品网购节”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10日。据介绍，“双品”指的是，“品牌消费、品质消费”。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骞芳莉表示，第二届“双品网购节”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扩大国内需求。 受疫情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但是，与网络相关的消费新业态表现抢眼，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增速比1月份至2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网购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方式。 当前，正值复工复产、扩大消费的关键时期，举办国家级购物节的意义不言而喻。“电商在推销农副产品方面非常重要，举办‘双品网购节’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受疫情影响的农产品销售难题。同时，还能帮助外贸生产企业拓展内销渠道，对冲外需下滑影响。”骞芳莉说。 据介绍，本届“双品网购节”参与电商企业超过百家，数量是首届的10倍。参与企业将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拼团秒杀、以旧换新、新品首发等多种玩法，匹配无接触配送、咨询推荐、售后保障等多种服务，全方位、全流程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为了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各地也纷纷推出各种购物节。在上海，“五五购物节”即将开启全城打折季；在武汉，汉口北春夏电商直播采购节正式开幕，老板们纷纷变身主播，以专业视角隔屏带货…… 专家表示，举办购物节顺应了消费者已经养成的新消费习惯，实现了线上引流带动实体消费。不仅帮助企业解决了销售难题，消费者还能买到更多质优价美的产品，获得更多实惠。 随着各种购物节陆续上线，“打折”和“打几折”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为了增加吸引力，各地、各大电商纷纷使出新的“撒手锏”——消费券。例如，广西、河南、江西等地将在第二届“双品网购节”活动期间发放惠民电子消费券；多家电商平台也将联合商家，在实行价格直降、现金满减、消费满赠等多种优惠的同时，投放消费券。 同时，部分购物节还首次把餐饮、旅游等服务类商家纳入活动范围。例如，美团点评、携程、爱奇艺、VIPKID等服务类企业将首次亮相“双品网购节”。“2020深圳线上购物节”更是覆盖了餐饮零售、海鲜美食、家装家具等多个领域。 此外，汽车也被拉进了购物节“朋友圈”。上海“五五购物节”期间，拼多多将通过大额直降的方式推出一批“五五折”耐用品，定向补贴上海地区居民。据了解，首批上线的耐用品中，包含上汽集团新款凯迪拉克XT5、大众途观、大众途昂等车型，每辆车最低直补超过10万元。 参加购物节的企业营销模式也有了很大改变，短视频、直播等促销新媒介被广泛应用，直播带货将与消费者进行更亲密的接触。“双品网购节”期间，企业将以直播带货形式大力推介“双品”商品，部分企业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助农直播，助力优质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时，与我国签署“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官员，也将通过新媒体介绍他们的特色产品。 事实上，疫情发生后，各类购物节推出的各种小创意、大举措，都是从消费者新消费习惯发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专家表示，今年举办的各种购物节加快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新消费模式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举办购物节还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对于短期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因疫情被抑制的消费需求有望得到快速释放。(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冯其予)
签约金额十五亿元 带动十四万贫困人口增收 天津 消费扶贫“云签约” 4月28日上午，天津市西青开发区企业家服务中心多功能会议厅内，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块屏幕、近百个分会场、200多名戴口罩的签约官将曾经的“面对面”签约改为“屏对屏”云签，将“现场”变成“云端”， 真正实现“天涯若比邻”，通过科技创新助力精准脱贫。这场主题为“津城献爱心、精准助脱贫”消费扶贫“云签约”活动，将主场设在天津，以视频连线形式举行。此外，在全市16个区和6个前方工作机构，以及甘肃、河北承德、新疆和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西藏昌都、青海黄南、吉林长春、重庆万州、陕西水源区9个对口帮扶地区和湖北恩施还开设分会场92个，实现了天津市所有对口帮扶县(市、区)全覆盖。 在主会场外，弦熵科技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该项目的主打产品——消费扶贫智能柜，通过扫码支付功能打开柜门后，一件件来自受援地区的农副产品等待顾客选购。4月28日，天津食品集团与弦熵科技签约，双方将通力合作推动消费扶贫智能柜项目在天津落地，首批将实现2000台智能柜投放运营，后期根据市场需求陆续增加，力争2020年在天津完成6000至1万台消费扶贫智能柜的投放运营，预计项目总投入资金达到1亿元，服务人数可达200万人次，创造就业岗位300个，力争完成每年2亿元扶贫产品销售任务。 活动现场，各视频会场的与会嘉宾通过大屏幕见证了9轮签约，共有218家企业及社会组织参加，签署协议204个，签约合作及采购金额15.25亿元，预计可带动14万贫困人口增收。其中，签订消费扶贫战略合作协议2个，合作金额2亿元；签署采购协议202个，采购金额13.25亿元。采购产品包括甘肃马铃薯和蜂蜜、和田大枣、尼雅黑鸡、西藏牦牛肉、长春大米、陕西杂粮、恩施茶叶等100多类优质产品，实现了精准对接、渠道畅通，有效推动了消费扶贫全面提速。 “签约只是开始，要认真抓好协议兑现，尽快落地落实。”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北京分会场说，消费扶贫行动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措施，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这次活动是天津市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方式举办的一场创新活动，在全国带了好头、做出了表率。 本次消费扶贫“云签约”活动坚持把解决受援地区农畜牧产品“卖难”和“滞销”问题与保障天津市农特产品供应相结合，坚持政府搭台与市场销售联动，汇集了政府机关、社会组织、电商企业、商贸公司等各方力量，共同探索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消费扶贫新模式，将推动建立起扶贫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长效机制。 “我们借此次活动不断创新帮扶形式，助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消费扶贫再上新台阶。”天津市委副书记阴和俊说。 扎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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