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商务区联盟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商务中心区蓝皮书：中国商务中心区发展报告No.6（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以“CBD：引领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为主题，基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准确研判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和规则演变态势；系统分析国家扩大服务业开放的重点领域和政策走向；梳理总结中国CBD服务业扩大开放的进展、成效和问题，研究提出促进CBD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及对策建议。 2019年，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和经济不稳定性加剧，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 《报告》认为，CBD在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即便是在国际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冲击的情况下，各地CBD依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和发展活力。 《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CBD地区生产总值呈现明显的梯度变化特征。位居第一梯队的分别是广州天河CBD、深圳福田CBD和北京CBD，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了1500亿元，其中广州天河CBD的GDP达到3328亿元，居全国CBD首位；武汉CBD、杭州武林CBD和天津河西CBD位居第二梯队，GDP均超过了1000亿元；重庆解放碑CBD、大连人民路CBD、广州琶洲CBD和郑东新区CBD位于第三梯队，GDP达到500亿元左右；银川阅海湾CBD、重庆江北嘴CBD、南京河西CBD、西安长安路CBD和宁波南部CBD则位居第四梯队，GDP低于500亿元。从地均GDP来看，居第一位的是西部地区的重庆解放碑CBD，地均产值达到445亿元/平方公里，深圳福田CBD、北京CBD和广州天河CBD分居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地均产值均超过100亿元/平方公里。由此可见，CBD作为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企业的高度集聚区，在经济产出效益方面具有绝对领先优势。 另外，《报告》指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CBD已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会计、法律、咨询等高水平专业服务业的主要汇聚地，引领CBD所在的城市、区域乃至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由于中国具有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各地CBD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能级存在地区差异，目前中国CBD的总部经济总体呈现梯度发展格局。陆家嘴金融城成为全球资管机构在华主要集聚地。同时，各地CBD基于全球技术变革和创新人才竞争的新形势，通过减负降税、优化产业生态圈、打造众创空间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其中，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空间是各地CBD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的普遍做法。北京CBD、杭州武林CBD、大连人民路CBD、西安长安路CBD、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宁波南部CBD均拥有国家级的众创空间。北京CBD的国家级众创空间数量居首位。
原标题：外贸增速转正彰显中国经济韧性 全球贸易受疫情影响大幅下滑，我国对外贸易则逆势增长。前三季度，我国对外贸易同比增速分别为-6.5%、-0.2%和7.5%，进出口逐季回稳向好。 外贸增速转正首先得益于我国率先实现复产复工。3月底，除湖北等个别省份外，全国其他省市复工率均超90%。5月底，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职工复岗率分别达到99.1%和95.4%，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91%。3月以来，制造业PMI持续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企业生产经营保持扩张状态。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复产复工，为履行外贸订单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有效弥补了全球供应缺口，为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平稳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贸增速转正还得益于前期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作用的显现。疫情发生以来，政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高度重视外贸发展面临的各类问题，围绕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要求，在推动贸易便利化、完善出口退税机制、扩大出口信保规模、增加外贸信贷投放、推动出口转内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新举措。总体来看，各类政策精准有效，为推动我国外贸回暖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外贸企业的信心和预期也在持续转好。9月，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首次站在荣枯线上方，预示未来一段时期进出口将继续延续回稳向好势头。 在正视我国外贸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贸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要继续关注疫情在全球蔓延形势。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处高位；部分国家疫情出现反复，欧洲多国重新采取封锁政策，非洲、拉美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疫情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北半球国家即将步入秋冬流感季。疫情反复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对全球生产和需求带来不利冲击，进而影响我国外贸发展。对此，应继续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共享医疗研发成果，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势头，促进世界经济企稳回升。 二是要高度重视疫情导致的保护主义抬头问题。疫情发生后，部分国家采取了激进的保护主义做法，给国际贸易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未来应高度重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继续推动与主要国家的协商合作力度，为我国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要注重保护外贸主体。在外部风险和挑战下，稳外贸关键在于稳定外贸主体，稳住外贸产业生产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防范外贸主体关停破产风险，对外贸主体提供必要的财税金融支持措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引导外贸产品出口转内销，稳定外贸发展基本盘，支持企业在困境中求生存、寻商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于外贸产业的影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庞超然)
“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在这风中飘扬。”在新冠疫情百年量级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沉疴。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碎裂，传统的经济治理工具失效，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值此大疫之世，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了半副药方。10月12日，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摘得诺奖桂冠。他们的学术成果表明，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宏观经济的变革；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学有望对社会发展做出更丰富的贡献。虽然这半副药方难以直接根治全球经济的伤痛，但是沿循两位学者的智慧启迪，更多的良药有望从时代与实践中涌现。我们认为，面向经济新动能的数字经济学，优化社会和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公共经济学，以及积极吸纳创新实践的“弹性经济学”，或将贡献出更多的经济“抗疫药方”。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料将在全球格局的新一轮重塑中抢占先机。 当前世界不仅深陷于新冠之疫，亦沉疴于经济之“疫”。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与全球经济一起，站在了历史分水岭之上。根据WHO最新测算，全球新冠感染规模预计约7.6亿人。这将是超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量级大瘟疫。在此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重疾，其深层根基在三个层次遭到全面动摇。从发展模式来看，全球疫情的长期延续进一步削弱资源、人口、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打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由此，“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定增长”的传统发展范式被瓦解，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从组织体系来看，全球疫情对社会民生造成非对称冲击，弱势群体遭到更为严重而长久的损失。由此，发达国家自上一轮全球化以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割裂进一步加剧，造成了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昔日全球化的领导者变为“退群者”，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颠覆和重塑。从治理方式来看，面对这一轮经济重疾，传统的政策工具效力不足。尽管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史上罕见的超宽松刺激，但是经济依然难有起色，反而形成“宽松依赖症”，政策力度稍有边际减退，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便应声回落。上述种种病症表明，旧药方难治新疾病，值此大疫之世，全球经济的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这也是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格外牵动人心的时代之因。 面对大疫之世，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半副药方。作为经济学世界的航标，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日益失稳的全球经济，不断强化对现实世界发展模式的关注。例如，2018年诺奖花落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19年诺奖被颁给反贫困研究。2020年，值此大疫之世，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击败众多发展经济学的名宿，摘得诺奖桂冠。这一结果粗看超出大众预期，但结合时代背景，则展示出两大思想启示。 其一，以微观机制撬动宏观变革。面对宏大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前几年的诺奖获奖者都是“从大处着手”的话，那么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则选择从“从小处着手”，通过巧妙构建拍卖定价的“小机制”，对买方、卖方和政府形成同向的微观激励，从而推动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业建设、产业发展等“大问题”。面向全球疫情时代，经济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公共品供给的优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蓝图，同样需要扎实精细的微观机制，以打破“定价难、激励难、变革难”的负向循环，从小处拉动大变革。 其二，打造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不同于许多深居象牙塔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两位获奖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派，将自身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进行了深度结合，从而实现了理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Paul R． Milgrom曾主持了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等众多著名拍卖项目的规划设计，并将拍卖机制从“信息对称”的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应用到“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从而取得重大成功。面向全球疫情时代，随着众多传统经济理论和工具的失效，经济理论界亦亟待与实务界紧密合作，从实践中探索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总体而言，两位获奖者的学术探索表明，为了实现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兼顾，机制设计的细节非常重要。当今世界，新冠疫情反复，全球经济萎靡，保护主义盛行。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注重细节、尊重现实、激励兼容的机制创新，进而为国际秩序重建、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创造条件。2020年诺奖，比较微观，可能没有直接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学术指引，但依旧提供了寻找长期出路的智慧启迪。 另一半药方，藏于时代与实践之中，料将决定全球格局分化。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质是对经典理论的回溯性评价，因此其思想启示是也仅是药方的半副，另一半药方仍需要从时代和实践中寻找答案。沿循两位获奖者的智慧启迪，我们认为，未来三方面的经济学发展料将贡献更多的“良药”。其一，数字经济学。在百年量级的疫情冲击之下，人类社会也迎来了数字经济崛起的百年机遇。一方面，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升级正在激活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一轮全球化有望重新缔造全球经贸体系，重燃全球同步复苏的引擎。伴随着当前数字经济实践的突飞猛进，相应的理论创新有望展现勃发的生命力和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二，公共经济学。全球疫情时代有别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体内部，疫情防治、民生保障等公共品能否有效供给，根本决定了经济金融的复苏节奏。对于国际社会，疫苗药品、国际规则、基础设施、科技外溢等国际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料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其三，“弹性经济学”。既然百年大疫已经使诸多传统理论框架和治理工具黯然失色，那么不如由此卸下僵化的历史包袱，构建更为开放、灵活、有弹性的理论和工具体系。特别是需要摒弃学派、地域与文化成见，回归以实践为准绳，积极吸纳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疫情治理有效区域的探索成果。展望长远未来，虽然另一半药方的具体内容仍有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相关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将大概率在全球新格局中抢占先机。
近日，财经杂志就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西部梯度转移、区域经济体系等问题采访了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沈建光认为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以下为原文。 2020年国庆节前，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一片繁忙。这个承载着无数中国人记忆的地方将在两年后变成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 自1958年建成以来，北京工人体育场陪伴着无数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数十年风雨飘摇，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结构加固和一次设施改造，北京工人体育场保护性改造再次开启，2022年，当北京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工人体育场将全新亮相。 像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公共设施老旧改造、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支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工程今年以来陆续开工。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来，全国各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据了解，湖南正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确保2019年项目年内全部完工、2020年项目年内全部开工、民生实事项目考核年内全部达标。江苏省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2020年十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50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涉及居民22.7万户，投资43亿元。四川省计划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副所长范嗣斌表示，城市更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种典型类型，而且是覆盖面、涉及面较广的类型。 双节前夕，住建部官网发布动态称，各地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根据各地上报情况汇总统计，2020年1月-8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8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约3.9万个）的70.7%。 据了解，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提振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是今后宏观战略的主要着力点，而通过体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环节，联通国内大市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国内高质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则成为“双循环”热词的核心脉络。 在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严重冲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面对当前局势，决策层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跃升，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座谈会，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到“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的高度。记者注意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决策层对“双循环”的概念先后六次进行解读。高层连续发声强调“双循环”，有何深意？又如何开启“双循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讨论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不少学者推测，“双循环”可能成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原则之一。 世界大变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剧了世界市场“割裂”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愈来愈脆弱。 “美国优先”及“退群”意味着，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按下了“暂停键”。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等学者看来，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将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部分断链也预示着国际市场的动荡。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并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至今，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的全球暴发和各国隔离政策的实施，导致部分国家出现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一些国家开始对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陡增担忧。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以完善本土化供应链能力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也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今年4月，日本政府专门拨出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同在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建议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相当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赵伟分析，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全球供应链收缩、产业布局重构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更为显著，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汇丰调研结果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其中三成左右计划与更多供应商合作、两成企业计划转至区域内贸易。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30%至40%。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将可能出现断链、变链与重构。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 实际上，从4月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联储、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陆续做出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甚至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意味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有着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拥有庞大优秀的产业工人与完备产业集群的中国制造必须寻找新的需求。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财经》记者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加之，中美战略博弈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展开，这些因素都将加剧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国过去40年几乎“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发挥到极致。 然而，中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凭借后发优势，其制造能力逐渐替代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如何启动14亿人口的大市场？如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需求？如何通过投资与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培育高质量的国内生产服务供给？“双循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给出了发展方向与答案。 “双循环”之意 近期，中国谋划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学界热议。各路智库机构纷纷解读，投资者和消费者也寄望发现解读背后的商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内循环”的提法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调整。过去40年中国实际上一直保持内循环与外循环运行，两者之间互相渗透，但是，世界不确定的变局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叠加因素，让大进大出的外向型路子越来越难走，我们过去曾一直保持低汇率，实质上变相鼓励了出口，尽管相当时期，我们积累了工业经验，积累了制造能力，积累了外汇，但是这种模式迟早要调整。 余永定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概念，那时中国经济虽然以内需为主，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经济并非是由两个独立的“循环”构成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基本上是航行在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出口规模对别国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2000年后国际市场上曾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情形，现在“就像茶杯里扔石头，一定是水花四溅”。事实上，政府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原有发展战略的问题。2006年曾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余永定说，“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增长模式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此次国内经济大循环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理论界开始从战略和增长模式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再思考。”他同时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张过去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进行调整。关键是掌握好“度”，一方面避免因路径依赖而拒绝调整；另一方面避免因调整而否定过去。 王军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决定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不可否认，“双循环”战略也常被外界误读为中国将寻求与世界脱钩的信号。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就撰文称，“双循环”给其他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带来了坏消息，世界其他地方将蒙受其害。也有一些学者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经济发展趋于“内卷化”或经济金融“自循环”。 实际上，“双循环”则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提高内需比重，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增加中国经济的韧性。 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重视“内循环”绝非简单的出口转内销，不意味着存量回流。中国每年出口的鞋帽数量大约为100亿，衣服300亿，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假设遇到贸易壁垒，也要绕过贸易壁垒在海外市场消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的新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强调，要处理好内外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 内循环为本 从中国国内经济看，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一季度GDP增速-6.8%，二季度3.2%，但中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形成产业的梯度转移；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虚化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逼仄。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做好“内循环”工作，目前面临的障碍与制约有待突破。 一方面，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以及背后的居民收入。当下中国还面临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较高三大问题，由此导致消费不足。 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个百分点。从收入差距来看，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从居民杠杆率来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此外，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成为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滕泰等多位专家建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体制改革是关键。现有问题在于，初次分配中，金融及土地部门获取的要素收入过多，超出其贡献的要素收入。在GDP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挤压了劳动者、技术者、管理者收益。“只有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长期消费才有动力。” 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充分补短板；二是要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商品和服务提质优化，以满足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内需。 记者了解到，全社会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梳理2010年至今全国热点问题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供给长期不足，且近几年消费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些需求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00亿美元。2018年，出境1.5亿人次，达1200亿美元的境外消费，人均单次境外旅游消费达到约800美元（约5400元人民币）。 那么如何将“海淘族”吸引回国消费？多位专家建议，从现实情况看，打破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状况，重点在于加快开放服务业领域市场，应尽快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同时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未来将加快自身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工银国际等机构预测，一是，未来数字经济将呈现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可能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其次，经济治理数字化。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目前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显示出较好的市场前景及较大潜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7.1亿，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达7.68亿。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同时强调，新基建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不仅其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同时有望通过新型交通网络及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 从要素市场看，与美国相比，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表示，促进国内大循环，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旨在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张明说，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16次提到“市场主体”，充分肯定了市场主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抓好市场主体，就是把握住了大市场。截至2019年底，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指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是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和深耕中国市场。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它们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更值得研究的是，近十多年来，业界一直呼吁产业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但是一直没有很好落地。这与全国要素市场不通，以及市场的阻隔有很大相关性，导致企业从制度效率、要素成本的角度考虑，迁移到东南亚国家。 因此，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呼吁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沈建光提出，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 撬动高层次国际大循环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自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1个。 早在6月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最新方案提出5年之内实现早期收获，再过10年实现全面开放。 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月4也在北京举办。为保证服贸会顺利进行，本届“服贸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近10万人参会。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尽管中国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实质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也认为，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特别注重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要通过内循环来提升中国产品与中国服务在外循环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中国企业在外循环中的竞争优势。同时要通过外循环补充内循环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和关键技术等要素，为内循环拓展国际市场。 王军表示，迄今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财经》记者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在全球割裂的情况下，今天强调的“开放”与过去40年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制度上的开放而非商品和要素的开放，也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 他认为，构建内循环为本、双循环为基的开放大国经济，需要打造“一个核心与三个环”。内循环作为核心是所有循环的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东亚、中亚为内环、“一带一路”为中环、发达国家为外环的“双循环”经济圈。 关于外循环，赵萍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原材料、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进口来源地，开拓新市场，并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要，出口适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要继续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来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从而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靠制度改革促自主创新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举措，今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次禁令生效将对华为产生深远影响。而2020年，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跨国流动，科技“脱钩”与局部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更为长期以来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如何解决中国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更为迫切的要求”一词指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因此，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 此外，将研发成果投入生产还存在困难。以新材料为例，每年见诸报道的新材料成千上万，但真正产业化的却寥寥无几。陈东敏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问题，一直以来被称为“死亡谷”，很多专利没来得及投入市场就“夭折”在实验室里，难以产生应有效益。他建议，一要提高专利质量，转化有价值的专利；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案例，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改变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从谁资助谁拥有，转变为谁完成谁拥有，从而使美国科技成果的应用，或者是专利的许可率取得了很大突破；三是激励制度更大程度倾斜研发者。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亟须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目前政府每年在“死亡谷”上投入大量资金却回报甚微，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发明者手中。然而，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应用，需要配套的生产及商业能力，这已经超越了研发者的能力范畴。将资金堆给科学家，不仅会造成研发后续流程乏力、难以推进，同时也是对资金的浪费。 他建议，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协助企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空白环节。这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通过评价体系、政策导向激励大家合作，必要时在经费上予以补贴。“这样一定好过市场无序寻找合作。” 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创新地理分布继续转移，中国位居全球第14名，是GII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张燕生说，当今世界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成果已经出现“东移”趋势。“当产业链整体东移，一个新的问题是，谁会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头羊？”由此，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能否在科技创新上脱颖而出，值得期待。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这样的战略调整已经开局，高质量新局未来可期。 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确保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并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防范“大而不能倒”成为反思危机教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为有效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15年11月份批准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交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正式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深入研究国际规则，加强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沟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起草了《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以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早制定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长远看，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机制，对提高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强化市场约束、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拓展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品种，提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办法》共七章四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规则的基本原则，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使用合格的资本和债务工具，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二是明确了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的计算方法及达标要求。三是明确了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构成，以及可计入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资本工具和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合格标准。四是明确了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扣除项，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持有其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资本扣除作出了规定。五是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总损失吸收能力的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发行进行管理。六是要求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通过公开渠道向投资者和公众披露总损失吸收能力相关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七是明确了特殊情况下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达标时限等内容。境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附属公司若被认定为处置实体，按本《办法》执行。 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办法》。
本集摘要 1、中国大陆核心城市中心城区房价仅次于香港、伦敦、新加坡，如果剔除建筑和使用面积的差别，京沪深房价排全球第2-4位，仅次于香港。 2、京沪深中心城区的房价收入比超过40倍，家庭储蓄四十年以上才能买到一处中心城区普通住宅，买房负担极重，修正前仅次于香港，修正后全球最高。 3、京沪深中心城区和非中心城区的房价租金比全球最高，远超过国际通行临界点25，要么是房价高估，要么是租金低估。 4、全球大部分核心城市都面临高房价的难题，尤其是香港，比内地的房价高的多。不能以单纯的房价高低、收入或者租金比来判断房价是否合理，即便有高估，也不一定会崩溃，至少短期不会。 5、我们用1000万可以买什么样的房子对各城市进行了对比，京沪深买房用来居住的性价比几乎是全球最低的。 从全球来看，中国的房价到底有没有泡沫？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国际对比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但直接拿中国和国外房价对比非常危险，因为中国的房价太不一样。 一是计价基础不一样。中国的“房产”和“地产”其实是分离的。土地为国家所有，住户只有土地使用权，普通住宅产权为70年，期满可以自动续期，商住两用房屋产权多为50年，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进行续期；而国外多为永久产权，如美国采用私有财产制，房屋的买卖包括土地，产权是永久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房价中其实只包含了土地的一部分使用价值，而国外的房价中完全包含了土地的产权价值。 二是数据质量不一样。国内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统计局，另一个是中国指数研究院。两个数据质量都不高，尤其是统计局的。一方面统计局只公布指数，没有高频的绝对价格。另一方面数据严重失真。统计局数据来自住建部门的网签价，而为了合理避税，大城市普遍存在阴阳合同，网签价基本都大幅低于实际成交价。举个例子，假设北京一套房子实际成交800万，但一般网签价只做到468万的普宅最高指导价。按照统计局的数据，北京2016年的新房成交均价才2.8万/平米左右，而实际均价早已经五万以上。拿着这种房价去对比分析，结论必然跑偏。 三是统计口径不一样。全球房价缺少一个统一的官方数据，各国房价统计机构不同、数据来源不同，样本口径也不同，不适合直接比较。国内常用的房价数据是70个大中城市和百城房价，样本城市相对较多，包含了各种商品房类型；而美国最常用的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则只统计20个城市，而且还只统计独栋和联排别墅。别说各国之间没法直接对比，甚至是一国内部直接比较都不完全准确。 四是面积算法不一样。国内房屋计算的是建筑面积，既包括住房使用面积、墙体占用面积，也包括了公摊面积，楼道、阳台等都计入其中。大多数国家地区计算的是实用面积或使用面积。如香港采用的是实用面积，等于建筑面积去除公摊面积的部分。而美国、英国等使用是使用面积，等于实用面积减去墙体占用面积，也就是真正能够使用的住宅面积。 三种面积之间的关系是建筑面积>实用面积>使用面积，实用面积和使用面积相差较小，建筑面积与使用面积存有较大差异，需要用得房率进行换算，也就是实际居住面积和建筑面积之比。一般来说，塔楼或是带电梯的住宅得房率约为70%，多层住宅或是不带电梯的楼房得房率约为75%，也就是说国外70多平的房子大概相当于国内100平。中国房价要除以得房率才能得到可与国外对比的实际房价，这至少要比原有的房价数据高出30%。 五是持有成本不一样。国内现行的房地产税费主要体现在交易环节，多为一次性成本，只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针对房产持有环节的，但房产税目前只有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还未全面推出。也就是说如果不交易，中国房屋持有几乎无成本。而国外税费主要在持有环节，持有成本较高，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房产税，需要在持有期间缴纳。比如北京一套100平左右的房子持有成本只有每年四五千元的物业费，而在临近华尔街的FLATIRON公寓每年需缴纳1.16万美元/年的房产税和0.85万美元/年的物业费，折合人民币年均持有成本13.47万元，持有成本明显高于国内，这部分成本其实也算是隐性的“房价”。 六是区域结构不一样。中国是后发国家，城镇化率还不到60%，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城市和农村、核心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差异很大，如同为省会城市，杭州均价超过6万，乌鲁木齐均价在6千左右，相差有十倍。国外虽然也有区域和城乡差距，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基本都在70%以上，不像国内分化这么严重。这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比较整体房价，中国的房价可能会被部分落后地区以及农村拉低，掩饰大城市的高房价，和实际情况不符。 七是计价单位不一样。各国采用的房屋面积度量单位千差万别，国内是平方米，美国和英国是平方英尺，日本和韩国是坪，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换算，无法直接比较。三者之间的换算比例为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3平方米，1坪约等于3.31平方米。 既然数据不一样，那直接对比很容易产生系统性偏差。为了对比的准确性，我们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以下几个数据处理的原则：一是以发展程度近似的代表性城市进行对比，避免整个国家对比的不准确性；二是以市场数据为准，避免外部干预带来的数据失真；三是以同一跨国统计机构为准，避免统计口径的不同；四是宏观的数据维度和微观的案例维度相结合，尽可能的反映房价的真实情况；五是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相结合，剔除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房价差异。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原则出发，分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对比一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房价。 宏观视角对比：几乎是全球最高 宏观层面上，我们选取Numbeo的数据，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协作数据库网站，通过用户在线协作实现全球国家和城市生活成本信息实时更新，便于进行数据比较。为提高可比性，我们选取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核心城市作为样本，具体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伦敦、新加坡、纽约、旧金山、巴黎、波士顿、东京、悉尼、洛杉矶、孟买、罗马、柏林、台北、莫斯科、芝加哥等20个城市，自上而下分析全球核心城市的绝对房价和相对房价水平。 绝对房价：修正后仅次于香港。 我们直接选用一线城市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平均房价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中国一线城市京沪深中心城区平均房价名列前茅，但和排名靠前的香港、伦敦和新加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根据Numbeo最新2月份核心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数据，香港以29147美元/平方米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伦敦和新加坡，分别为17532美元/平方米、16473美元/平方米，北京、上海、深圳分别以15292美元/平方米、14221美元/平方米、13349美元/平方米的价格位居第四、第五、第七，排名十分靠前，北京、上海中心城区房价已超过纽约，深圳超过旧金山、巴黎、东京等国际一线大城市。 由此可见，中国内地一线城市京沪深房价位居前十，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比肩纽约、旧金山、巴黎等全球知名城市，但与排名靠前的香港、伦敦和新加坡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京沪深中心城区房价约为香港的一半。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单位：美元/平方米 但是考虑到中国内地常用的为建筑面积，核心城市多为带电梯住宅，选用70%的得房率，进行折算后可以发现，北京、上海和深圳中心区域实际房价分别为21846美元/平方米、20315美元/平方米和19069美元/平方米，已经超过伦敦和新加坡，仅次于香港，且与香港差距进一步缩小。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单位：美元/平方米 再来看一下非中心城区：20个全球核心城市非中心城区房价与中心城区差距明显，部分城市非中心城区房价不到中心城区的一半，但非中心城区总体排名几乎无变化，仅有个别城市调换顺序。根据Numbeo网站最新2月份核心城市非中心城区的房价数据，北京、上海、深圳分别为7483美元/平方米、7213美元/平方米、7145美元/平方米，约为中心城区的一半，位居第六、第七、第八，排名依然靠前，但相对中心城区排名有所后移。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单位：美元/平方米 非中心城区也按照70%的得房率进行折算后，北京、上海和深圳非中心城区房价分别为10691美元/平方米、10304美元/平方米和10208美元/平方米，仅次于香港，成功超过旧金山、伦敦、巴黎和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单位：美元/平方米 相对房价：全球最高，没有之一。 第一个指标是房价收入比：修正前仅次于香港，修正后全球最高。一般用于衡量房价相对居民收入的合理程度，比如京沪深中心城区的房价收入比超过40倍，意味着家庭储蓄四十年以上才能买到一处中心城区普通住宅。Numbeo网站采用的是公寓价格中位数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比值，公寓价格选用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房价均值，公寓中位数为90平方米，假设50%为女性劳动力，净可支配家庭收入定义为1.5倍平均净工资，在最新2月份核心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收入比数据中，香港以49.13排名第一，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以46.65、42.60、42.55位居第二、第三、第四，遥遥领先其他城市。 注意，这还没有按得房率折算，如果用折算修正后的房价去计算房价收入比，那京沪深更是高的惊人，分别达到66.64、60.86和60.79，远远超过香港，成为全球买房负担最高的城市。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第二个指标是房价租金比：全球最高。从直观上说，每平方米的房价与年租金之比，度量房屋出租取得的投资回报情况，可用于判断是买房还是租房划算。再进一步说，租金更能反映实际的居住需求，房价如果相比租金高出很多，那意味着房价存在投机炒作的金融成分，可以理解为存在泡沫。 京沪深的中心城区和非中心城区的房价租金比均位于前列，租房的性价比要高得多。Numbeo在估算每平方米租金时假设一卧室公寓有50平方米，三卧室公寓有110平方米，未考虑税收或维护费用。在最新2月核心城市房价租金比数据中，深圳、北京、广州、上海中心城区的房价租金比分别以81.82、64.85、63.27、58.07位居前四，非中心城区也是如此，占据前四位。国际通行的临界点是25，超过临界值表明该区域房产投资价值变小，租房比买房更加经济。如前所述，租房的都是实际居住需求，买房的有些是投机需求，房价租金比高说明投机需求超过了实际居住需求，有一定的泡沫。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微观视角对比：1000万在各国核心区能买什么房子？ 宏观上的数据更全面，但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误差。我们可以再从微观层面进行一些感性的对比，有时反而更贴近现实。微观对比无非两种思路：一种是同样的地段和房子对比房价，另一种是同样的价格去对比房子。我们把这两种方法结合一下，从购房者角度出发，假定现在手头上有1000万左右的预算，投资地点限定在全球各大城市最核心的金融区，然后去寻找可以买到的房子进行自下而上的对比，由此也可以对全球各地的房价有个直观的感性认识。 1、香港：中环汇贤居总价991万 2卧 实用面积41平方米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附近中上环太平山高街1号汇贤居一处住宅，楼龄12年，底层西向，建筑面积615尺（合57平方米），实用面积仅为443尺（合41平方米），实用率72%，总价1150万港元（合991万人民币），单价高达24万/平方米，全球排名靠前。但整体配套较为齐备：一是交通设施便利，距离最近的地铁站西营盘500米左右，步行到国际金融中心15分钟，共有多条巴士路线经过，不到半小时就可到铜锣湾。二是教育资源丰富，附近共有17所小学，距离香港大学1公里左右。三是生活配套完善，附近有卜公花园、上环体育场、西营盘邮政局儿童游乐场等设施，可供休闲娱乐。 图片来源：中原地产 2、伦敦：伦敦金融城Park Vista Tower公寓总价925万 2卧2浴 80平方米 伦敦金融城Park Vista Tower 2卧室现代公寓， 2017年8月份竣工，装修简洁舒适，位于14层，中高层，视野良好，可俯瞰伦敦壮观景色，室内面积80平方米，总价100万英镑（约925万人民币），单价为11.56万/平方米。Park Vista Tower公寓交通便利，处于伦敦中心城区，步行5分钟可至Wapping Station，有前往金融城和金丝雀码头的便利交通路线，约15分钟车程。Wapping区内教育资源丰富，有16所幼儿园及托儿所、70所小学、16所中学、7所特殊学校、19所私立学校和皇家玛丽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两所大学。 图片来源：欧洲购房网 3、新加坡：金融中心滨海湾嘉御苑总价1009万 3卧2卫 112.6平方米 新加坡嘉御苑3卧2卫高级公寓，2018年1月份竣工的新房，精装修，房屋面积112.6平方米，总价211万新币（约1009万人民币），单价为8.96万/平方米。嘉御苑公寓交通便捷，处于中心核心区域的第3邮区，开车5分钟即能到达乌节路购物区，步行10分钟到红山地铁站（Redhill），四站地铁可抵达中央商务区CBD，附近有伊丽莎白医院，项目周边设施便利完善，从公园可步行至滨海湾花园。教育资源丰富，有亚历山大小学、女皇镇小学、颜永成小学、克信女中、红山中学等多所中小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理工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 图片来源：链家 4、上海：陆家嘴附近世茂滨江花园 总价950万 1室2厅 85.07平方米 陆家嘴附近世茂滨江花园的1室2厅，2009年建成，精装修，满五不唯一，建筑面积85.07平方米，总价950万，单价为11.17万/平方米。世茂滨江花园位于内环核心区域，有四条地铁和四条公交线路通过，其中距离最近的9号线商城路1000米左右，一站地铁可至陆家嘴金融中心，附近2公里范围内有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教育资源优质，有浦东新区明珠小学、浦明师范附属小学等重点小学。生活娱乐配套完善，距离上海第一八佰伴商圈不到1000米。 图片来源：链家 5、北京：金融街晶华小区 总价1000万 1居室 78.24平方米 金融街西城晶华小区精装修一居室，2008年建成，满二不唯一，建筑面积78.24平方米，总价1000万，单价为12.78万/平方米。晶华小区位于二环内，距离金融街不到800米，小区西门就是公交站，有三条公交路线经过，往西有地铁2号线阜成门站，往东有地铁4号线西四站和灵境胡同，均不超过1000米。周边教育资源丰富，有实验二小幼儿园（知名幼儿园）、北师大附中（北京市首批重点中学）、北京八中（北京市示范重点中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最高等音乐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配套齐全，医疗条件良好，距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500左右、北京协和医院西院1000米左右。生活娱乐便利，小区西侧距离金融街购物广场约800米，到西单商场约1500米。 图片来源：链家 6、纽约：曼哈顿下城区FLATIRON公寓总价920万 1居室 66平方米 纽约曼哈顿下城区邻近华尔街的精装修一居室公寓，1989年建成，总价920万元，使用面积66平米，单价为13.94万元。公寓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繁华街道，转角就是华尔街，靠近联合广场公园，交通十分便利，距离6街地铁和14街地铁F、M、L，1.2.3号线及14街地铁和9街地铁PATH距离500米左右，出行十分方便。周围教育资源丰富，有纽约排名No． 6、全美排名No． 38的New Explorations Into Science， Tech and Math High School和纽约排名No． 10、全美排名No． 61的New Explorations Into Science， Tech and Math High School及2016年世界排名53的纽约大学。 图片来源：北美购房网 7、深圳：福田区雅颂居总价990万 2室2厅 86.99平方米 深圳福田区CBD附近的雅颂居，精装修，2室2厅，2004年竣工，总价990万元，建筑面积86.99平方米，单价为11.38万元。雅颂居位于市民中心附近，出行交通便利，100米内有三个公交站台，多条公交线路经过，不到2000米的范围内有9个地铁站点，距离最近的岗厦北和市民中心站约500米。周边聚集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小区自带维多利亚双语幼儿园，对口的天健小学为深圳市一级重点学校。 图片来源：链家 8、巴黎：第二大区复式公寓总价926万 1卧1浴 83平方米 精装修复式宽敞公寓，朝向南面，1卧1浴，总价926万元，套内面积83平方米，单价为11.16万元。位于巴黎歌剧院为中心的第二大区，包括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和多家银行总部，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邻近地铁站，步行可达。基础设施完善，文化氛围浓厚。 图片来源：欧洲购房网 9、波士顿：市中心公寓总价1049万 1卧1浴 83平方米 波士顿市中心建造于2016年的优质公寓，1卧1浴，总价1049万元，室内面积83平方米，单价为12.64万元。公寓位于市中心Downtown Crossing街区，靠近地标性建筑千禧塔和波士顿公园，距离波士顿金融区仅数分钟路程，最近的公交站和地铁站距离不到100米，交通十分便利。教育资源丰富，包含多所中小学，如Adams Elementary School、Josiah Quincy Elementary School、Eliot Elementary School等。 图片来源：北美购房网 10、东京：新宿区富久町Tomihisa Cross Comfort Tower公寓 总价930万 3卧1浴 75平方米 东京新宿区建造于2015年的Tomihisa Cross Comfort Tower公寓，3卧1浴，位于47层，视野极佳，东京夜景一览无余，总价930万元，室内面积75平方米，单价为12． 4万元。公寓坐落于新宿区富久町，交通十分便捷，有3个车站、3条线路可以搭乘，最近的车站是新宿御苑前站，步行9分钟即可到达。周边设施完善，临近超市、保育园、商业设施等，生活便利。 图片来源：亚洲购房网 结 论 综上，对比的结论已经很清晰： 第一，从绝对水平来看，中国大陆核心城市的房价在全球位居前列，仅次于香港、纽约、新加坡，如果剔除建筑和使用面积的差别，京沪深的房价几乎是最高的，仅次于香港。 第二，从相对水平来看，中国的核心城市房价在全球是最高的，修正后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都超过了香港，京沪深的购房负担稳居全球前三。 第三，如果房价没法进一步的上涨，目前的租金回报是严重偏低的，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品的属性会越来越弱。 第四，全球大部分核心城市都面临高房价的难题，尤其是香港，比我们的房价高的多。不能以单纯的房价高低、收入或者租金比来判断房价是否合理，即便有泡沫，也不一定会崩溃，至少短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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