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冲突和罕见的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布局将更多考虑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并将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的新特征。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观察者的共识，但也带来了“去中国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也特别值得关注。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凭借现有优势、抓住历史机遇。 “去中国化”的挑战 前有堵截。美国在高端科技领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限制。截至2020年5月，中国已经有超过300家机构被纳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同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严厉、苛刻的审查。美国也在通过国际网络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收紧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人员交流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后有追兵。中国产业链的外部竞争压力上升。由于国内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纺织服装产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外移。2007年至2018年，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服装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经从2.9%上升至18.5%。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大行其道，东南亚国家处于CPTPP、RCEP等重要区域自贸区协定的交集之中。尤其是越南还达成了欧越自贸协定，竞争优势更是明显上升。 以上两个方面影响叠加，再加上疫情等不确定性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担忧认为，全球产业链在长期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将弱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本身也是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选项之一，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因此中国毫无疑问仍将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多元化可能对中国的产业外移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去中国化。 另外也要注意到，从单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转变为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承受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将进一步拉低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速。而一个更低的全球经济增速，反过来也将导致全球化的进程放缓。 产业链将更趋数字化、资本化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数字化、资本化趋势，并将对现有的全球要素禀赋优势格局产生冲击。 第一，疫情将在中期对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疫情的扩散范围、持续时间，大大超出之前的普遍预期，而且有可能出现反复。在疫苗研制成功、大范围普及之前，疫情将对现有生产方式产生持续影响。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日常防疫、生活住宿环境等成本将明显上升。即便工资不变，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也将面临上升。 第二，疫情冲击的另一个后果是，资金成本端的低利率环境将长期化。为了应对疫情，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并以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由于产业链将走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全球经济潜在增速还将呈现趋势性放缓。在此背景下，各国财政难以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甚至还将面临困难处境。在全球经济增速偏低、政府高债务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将难以退出低利率政策环境。 第三，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升（不同于工资水平上升）、资金成本维持低利率环境，这两个条件将激发数字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疫情改变了商业模式，直接从需求端推动了线上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疫情还将在中长期改变劳动力、资本两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并从供给端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技术视角来看，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兴技术大多为技能偏向型，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再加上劳动力、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边际变化，制造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占比将出现下降、而资本占比将有相应提升。 综合三方面因素，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数字化、资本化特征。新兴技术的应用，将引发资本对劳动力的更多替代、从而改变现有的国际比较优势格局。在此过程中，后发国家的赶超将面临更高门槛。 产业链数字化，中国面临机遇 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这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或者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对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进行再评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产业链数字化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短板。其次是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的权衡面临更多困难。最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原本就面临一定的产业空心化，以此为基础要实现以实体产业链为基础的数字化整合，也将面临更高成本。 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商业模式创新处于世界前沿，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竞争优势，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第二，中国的产业链完整、生产配套网络发达，这为产业链数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整合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业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某些具体领域还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交通物流水平、生产配套网络等等，都为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不过，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中长期来看融资成本的下降值得期待。总体而言，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可以抓住、而且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 另一个似乎遥远，但不得不早做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成为发展趋势，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将更多倾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在此背景下，收入差距、甚至失业将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有望在这一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也将首先面临这些问题的考验。在此过程中，如何使得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普惠性？政府如何在再分配过程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本文原发于财经
要点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大放水，美、欧、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较金融危机前膨胀了3—5倍。根据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近些年发达国家却通胀率低迷，始终未能达到2%的通胀目标。央行“通货”的膨胀并未引发通货膨胀，似乎意味着货币主义理论的失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各国央行再度重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那么此轮放水是否会引起通胀？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近年来通胀持续低迷背后的逻辑。 全球的结构性变化抑制通胀抬升 技术进步压低单位劳动成本 技术进步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压低商品生产的成本。格林斯潘在2005年美国国会证词中就曾表示，计算机、通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密集使用新技术的商品价格，并降低了单位劳动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通胀压力。通过观察1980年以来美国非农劳动生产率与核心CPI的相关性也可以看到，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了越低的通胀水平（见图1）；而20世纪60—80年代数轮通胀高企的背后，则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下降。 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 全球化程度加深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之中，市场竞争的加剧压低了相应商品的价格；同时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得全球市场关联更为紧密，原本因地理隔离而分割的市场更为统一。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化，企业可以将其生产线设置在成本最低的地区以降低综合成本，这也是为何在近几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原因；同时，主要进口国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商品进口。在源源不断的低成本供给冲击下，发达国家进口商品价格不断被压低，通胀水平因此也被长期压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目前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低通胀的传导路径通常来说有两条——生命周期消费与投票者偏好。一方面，老龄人口的消费倾向较低，同时青年人口占比的减少将降低一国储蓄率，低储蓄率进而带来低投资，造成总需求的下降，对通胀带来向下的压制；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对通胀的容忍度较低，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也会不利于央行通胀目标的实现。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通过将2010—2016年间各国平均老龄人口抚养比以及平均通胀率进行回归后发现，老龄人口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对应了较低的通胀率。日本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国家：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与之相随的则是此后日本长期维持在2%以下的通胀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自20%左右提升至27%，欧元区国家则长期维持在25%左右，且在危机后仍持续上升，这也是危机后美欧国家通胀陷入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也是在中长期压低通胀的诱因之一。1980年代以来，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前10%群体的财富占全社会份额持续提升，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持续加剧；同时，劳动报酬占比逐步让位于企业报酬占比，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集中。 这一现象对通胀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等中等收入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减少，大量劳动力流向服务业等低收入岗位，造成全社会的平均薪资增速放缓，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沉。而薪资本身就是影响通胀的内生动量，因此通胀也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注重效率的社会分配方式导致收入分配逐步向资本要素倾斜，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从需求端造成了通胀低迷的环境。 原油价格进入低位均衡状态 如果从通胀的分项来看，原油价格对近几年通胀的低迷同样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即使从剔除油价因素后的核心通胀看，原油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价格仍会通过中间品价格进一步传导并影响到服装、运输、电力等成本，因此欧美核心通胀与原油价格也有着密切联系。利用1990—201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美国PCE物价指数与原油价格涨跌幅的相关系数可达到61%，布油价格每下跌1%，将引起PCE物价指数下降0.02%。2014年以来，由于美国页岩油开始量产，大量原油供给的释放拉低了全球原油价格，油价进入了30—80美元/桶的低位均衡状态。而油价的低迷叠加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更对这一时期的低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货”膨胀由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失效 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金沉淀在金融体系内部，背后的本质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引发通胀低迷。从理论上讲，资金的脱实向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膨胀，都会降低货币周转的速度。而费雪方程式MV=PT也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V的下降将带来物价水平P的下降。这也从货币层面解释了“通货”的膨胀为何未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一方面，货币放水引发金融高度繁荣，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资金脱实向虚，未进入实体经济，也难以引发实体经济通胀。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QE操作带来的大规模流动性供应对金融资产价格起到了明显的推动效果：各国上市公司市值/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美国、法国、日本当前的市值占比达到了金融危机前的近一倍（见图2）；而在间接融资层面，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的日本、德国银行贷款结构也出现分化，房地产业贷款占比显著提升，由2000年年初的12%—13%左右，提升至2019年年末的16%左右，相应的制造业贷款占比则持续回落（见图3）。由于资金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大量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因此危机后 “通货”的膨胀带来更多是资产价格的膨胀，而非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央行在量化宽松投放大量流动性后，大量货币以存款准备金或活期存款的方式沉淀在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美、日央行在量化宽松后，伴随着央行总资产大幅攀升的是准备金和活期存款。其中准备金占美联储总资产比重约47%（见图4），活期存款占日央行总资产比重约66%（见图5）。由于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监管趋严，为满足LCR监管指标等要求，商业银行有较强意愿持有更多的准备金资产，导致大量资金留存在银行体系内部，并没有成为基础货币派生信用，也避免了大水漫灌带来的通货膨胀。 疫情后全球或进入新一轮通胀时代 疫情发生以来，对未来通胀的展望可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来考量。 短期（一年维度）：需求不足引发通缩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30亿人遭“禁足”，工业企业生产停滞、居民消费出行压缩，全球经济陷入停摆。这将带来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居民薪资收入因此下降，全球原油价格也因供过于求而难以突破低价区间。因此，短期来看，大概率将面临全球性的通缩压力。 长期：低通胀环境逆转，通胀缓慢抬头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维系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一是全球价值链若进一步撕裂，长期低通胀环境将可能逆转。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供应链的撕裂风险或将对长期通胀上行压力带来更为深远的供给冲击。上文已经提到，由于全球化的深化，一方面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全球竞争之中；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中总能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国来压低产品价格，因而全球通胀水平在源源不断的正向供给冲击下被长期压抑。 然而疫情向全球蔓延以来，由于各国工业生产停滞、国际贸易中断，引发了全球产业链运转受阻。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工业生产中间品出口国，计算机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其他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较高。在国内2—3月的疫情暴发期，由于工业生产中断而导致了美欧等国电子、汽车等产业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出现了生产周期延长的问题。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各国的工业生产都出现中断，使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受阻。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因贸易摩擦与民粹主义承压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进一步撕裂的风险。这意味着数十年来不断压抑全球通胀的重要因素可能已站在逆转关口。未来，逆全球化或将弱化全球合作对通胀的压制作用，引发贸易逆差国通胀的抬头。 二是财政货币化的试验带来的“直升机撒钱”。与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的宽货币、宽财政政策不同，由于当下各国货币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且疫情带来的供给端问题难以单纯由货币政策大量放水解决，因此疫情后我们看到各国财政陆续推出了各项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央行在这其中则扮演了辅助财政政策工具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是美联储设立的薪资保护计划PPP贷款支持便利。PPP贷款本为美国政府向小型企业提供的贷款计划，美联储为提高贷款机构运用该项工具的意愿，允许商业银行以发放的PPP贷款作为抵押品向美联储申请再融资。该项工具实质上已将美联储由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扩展至整个经济的最后贷款人。 尽管当前美联储在名义上仍然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可由美联储自行决定而非由财政部干预，但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兜底，已在实质上有了“直升机撒钱”的意味。未来美联储若为了辅助财政部维持较低的发债成本、降低债务利息负担而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等操作，则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更进一步受到财政部的干预。届时，财政货币化的试验或成为通胀抬升的又一重要推手。
历史的转弯： 大国冲撞下的全球政经时局 1）从千年维度来看，全球政经时局动荡，政权不断更迭，目前正处于历史的转弯处。从公元元年到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总体是震荡上升的，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比在16%左右。但实际上，早在1820年（嘉庆25年），在全球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总量还没恢复到最辉煌的时候。主要是在晚清鸦片战争后，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恢复，占比一步步扩大。 2）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是一直在超越。1978年全球排名第12；1993年超过俄罗斯，全球排名第10；1996年超过巴西，全球排名第7；2000年超过意大利，全球排名第6；2005年超过法国，全球排名第5；2006年超过英国，全球排名第4；2007年超过德国，全球排名第3；2010年超过日本，全球排名第2，就是在这一年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关注。 3）未来十年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一吗？我只想客观地给大家描述一下，中国现在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7%，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或者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实际上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 4）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组合，比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经数次被打断，甲午战争阻断了晚清洋务派走向现代化的努力、辛亥革命终结了晚清政府君主立宪的梦想、西安事变终结了国民政府迈向现代化的进程、1937年七七事变也基本终结了国民政府走向现代化的努力。还有1992年南方谈话的促成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又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5）历史也是必然的，可以回顾下旧冷战的经验。当时的背景是美苏两国在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存在严重对立、二战结束后双方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利益范围、美国输出过剩产能，苏联谋求经济发展。旧冷战表现为：总体战略上，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战略”及“隐蔽行动”。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经济上，美国“马歇尔计划”+经济制裁。苏联“莫洛托夫计划”；军事上，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最终的结局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 6）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中美关系变化是逃不掉的宿命，拉长周期来看，是必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离美国越来越近，现在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日本和当年的日本，我们对美国的地位威胁更大。 7）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做生意赚钱这么简单，首先是安全，而且含义很丰富。当逐渐逼近，且会产生威胁时，国与国的关系可能会转向丛林法则。更何况是中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宗，分属于中西方两大社会阵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差距，冲突在所难免。 8）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强权人物的特点是雄才大略，不会按常理出牌。你不能按照你对政治家的一般化的模型去理解。贸易战引发全面的国际斗争，在一战和二战时已显露无疑。其次，长期宽松造成全球分化。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转向结构性改革。但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上一次冷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演变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一次，从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 9）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美国讲建国250周年，希望美国在202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伟大”；普京总统想在新的任期2024年前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显然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10）NO.1 一定是only one，一百多年前，英国和美国没有分享，英国失去世界霸权。七十多年前，美国和苏联没有分享，苏联最终解体。三十多年前，美国没有和日本分享，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历史惊人的相似，我们正面临和当年英国、苏联、日本一样的挑战。中美关系出现恶化，这不是由中国人主观意愿决定的，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 11）未来十年是中美竞赛的最后一个弯道。如果中国能顺利过弯，十年之后中国将一骑绝尘，美国即便想遏制中国也无能为力。特朗普已经认准了这个时点，美国人一定不会放过这最后一个弯道。中美贸易战只是开始，对手的牌比当年更多。除了贸易牌，还有科技牌、汇率牌、政治牌和军事牌。总的来说，美国人的牌很多，现在才出了一个2，后面还有大小王，中美之间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只要能够遏制住中国，对美国来讲就是最大的利益。 12）中美关系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可能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大历史维度看中美关系，过去40年，中国抓住了3个重要的战略“缝隙期”：一是中美联合抗苏时期：实现中美关系和解，顺势推动改革开放，充分激发民间活力；二是90年代全球化：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同时新一轮全球化开启，中国正好又赶上了；三是加入WTO之后：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化，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13）华为是个个案，但又不是个案。美国制裁华为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终止中国的技术高端化路线，这已经是美国政府非常明确的战略。第二，终止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因为技术无法实现高端化，产业就无法顺利的升级，技术无法实现顺利的迭代。第三，将中国的国家地位锁定在二流国家水平上，当一个国家崛起威胁到头号国家的地位时，头号国家往往会采取合纵连横等各种办法将这个崛起的大国锁定在二流国家的状态上。 2 位移的象限 经济与金融底层逻辑的转变 1）2016年是一个拐点，金融狂欢开始退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开始下降，最高的时候达到了8.35%，比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最高为2006年的7.60%）和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时（日本最高为1990年的6.90%）都还要高，过度金融化催生资产泡沫，带来虚拟的价格幻象，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 2）过去十年三轮宽松，经济反应越来越迟钝，刺激效果逐渐减弱。2008年第一轮宽松，2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2011年第二轮宽松，3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8%，反弹0.1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3）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减速的过程。二战后经济增速连续25年保持在7%以上的只有13个经济体，剔除掉博兹瓦纳等微型经济体，实际上只有8个经济体创造了高增长奇迹。但遗憾的是，除了中国，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中无一例外的跌落神坛。从美国、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减速期平均时间为20年，最终稳定在3%左右。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速从2008年步入换挡期，目前刚刚走过了10年，GDP增速从高点14.2%下降到了6.1%，也就是说，还有至少10年左右的减速期。 4）人口大变局是逃不掉的长期力量。一是人口拐点渐行渐近，从总量上看，出生人数回落，死亡人数上升，人口净增速是明显放缓的，联合国预测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二是人口塌陷问题，2014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净减少，之后降幅显著加快，尤其是15-24岁的“小鲜肉”减少最快，近三年几乎每年减少1000万。中国也正在老去，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断崖式塌陷，出生在1966-1974年的2.94亿人在2026年到2034年陆续步入老龄化，将会对于国家和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5）另外一个逃不掉的周期力量是金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出清。有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从无证驾驶到严厉监管，2017年金稳委成立后，与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统一监管，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金融强监管时代，监管套利空间大幅缩小；二是从无风险狂欢到违约出清常态化，金融出清从五环到二环，P2P、私募、财富公司、券商、信托、保险及中小银行相继爆雷，彻底告别无风险时代，最激烈的午时过去了，但还有下半场。三是从资产泡沫化到资产价值化，三轮宽松后，很多人都产生了货币幻觉，很多独角兽变成了“毒”角兽，一二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倒挂，泡沫消退后，定价回归本源。 6）2020年中国经济底部基本确立，未来1年大概率是W型。一季度负增长基本上确立了底部，探底已经完成。二、三季度随着宏观干预政策和刺激政策的推出，会有明显的数据反弹，四季度可能会出现反弹结束、萧条因素重回主导、小幅回落的情形，到明年一季度由于低基数效应又会再上来，但可持续性不强。 7）两会未明确经济目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要过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关注质量；二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未来面临多重挑战，存在较大确定性；三是从“六稳”到“六保”，比稳增长更重要的是保就业、保民生，不必纠结具体数字。 8）过去几年，中国有很多趋势是一直在进行中，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些趋势：一是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华政策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二是人口塌陷，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断崖式塌陷；三是地产逐步饱和，户均住房1.5套，住房拥有率高达96.0%；四是贫富差距拉大，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五是刺激政策空间有限，大水漫灌后果难以承受，财政收支压力也在凸显。 9）中国经济可能会越来越日本化，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迅速崛起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老龄化、资产泡沫化、贸易战等问题。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后，中国加速进入经济新常态，未来可能会和日本一样，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有“团块二代”的特点。 10）收缩性经济将成为新常态，有五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在投资上，很难挣到泡沫的钱，只能挣到稳定较低的收益；第二，在收入上，增长将变得极其艰难，甚至大部分人的收入是下降的；第三，在生活上，大家会追求简单，不再那么铺张浪费；第四，从企业角度，提供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优衣库、无印良品等；第五，大家用在学习、培训上的时间更多，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3 萧条的后果： 经济转折中的社会格局变化 1）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从增量经济时代向存量经济时代转变，整体环境也在发生分化和折叠。 2）国家分化：在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节点，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成功实现跃升，大部分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 3）城市分化：从全球经验来看，各个国家都会诞生聚集大量资源的超级城市，TOP 5的城市至少会集中1/4的人口，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大势所趋。粤港澳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首都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四大都市圈7%的面积集聚了1/3的人口，贡献了近50%的GDP。 4）产业分化：龙头在进击，快速占据细分市场优势地位，如果不能成为区域或者细分行业的龙头，在当前分化折叠的环境下被淘汰的风险会更高。 5）房价分化：核心城市泡沫回潮，非核心城市泡沫回调。未来房价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核心区域和非核心区域的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6）财富分化：贫富差距凸显，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北上广浙四省市富人占比超过60%，财富占比超过72%。 7）资本分化：头部化明显，资金越来越集中，0.5%的私募机构募集了全部市场20%的资金。 4 模式的崩塌： 商业模式与实体价值的重塑 1）从增量经济到存量经济，会有很多新变化。增量经济的特征是增量空间大、进入门槛低、趋势性机会、盈利难度小；存量经济的特征是结构性机会、集中度提升、竞争激烈、此消彼长。 2）股权市场的募投两端加速下降，虚假繁荣破灭。2019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阶段性回暖被迫中断，资本寒冬再现。一方面，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项目需要重估，好项目更少了，分化加剧；另一方面，资本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募资端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3）货币幻觉消失，两种模式商业崩塌：第一，以金融地产为代表的高周转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10年的金融上行周期非常成功，它的出现、成功建立在龙王持续下雨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2017年的金融收缩，高周转模式出现了问题；第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估值模式。在金融上行周期，在资产泡沫化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泡沫，只有极少数人觉得是一个骗局。没有人一开始是一个骗子，也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行骗。那些天花乱坠的故事不能说都是假的，但至少有一大部分，事后被证明是假的。 4）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从创业、投资、融资都要重塑价值，回归本源，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从经营角度看，从横向的流量扩张到纵向的流量变现。第二，从公司规模看，从过去习惯的大而不能倒到小而美。第三，从经营策略看，从快速扩张到稳健集约经营。第四，从投资方看，要学会从赚快钱转向赚慢钱。 5）未来企业商业价值会出现明显的分化：一种是头部化：强者恒强、大而难倒，大而全；另一种是生意化，低买高卖、赚钱为王，小而美。在当前的背景下，企业要冲破折叠，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而是要专注小而美。要做实惠型企业，能有稳定的现金流，有自有的手艺、技术、客群和市场。 5 资本的智慧： 应对当前市场动荡的基本策略 1）经济周期波动弱化，但还是有波动，资产轮动也很清晰。回顾2014年至今的二级市场资产表现，每年都至少有一种大类资产处在牛市当中。2014年是衰退早中期、债牛，2015年是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16年是复苏期、一二地产牛和商品牛，2017年是过热到滞胀、三线地产牛和现金牛。2018年像2014年，衰退早期，债牛。2019-2020年5月像2015年，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20年下半年从衰退后期向复苏初期切换，和2016年有些类似，只是反弹力度不会有那么大。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复苏越来越近，但不确定复苏何时会到来。 2）衰退接近末期的三个信号：第一，货币还在加紧宽松，但降息降准少了，重点转向信用扩张，而且信用出现扩张，社融转正。第二，债市涨不动了，甚至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第三，最敏感的复苏期资产跌不动了，开始转向上涨，比如超一线城市的房价，深圳最典型，但大部分城市房价还没动。 3）衰退类资产虽然还有空间，但性价比逐步下降，如高估值驱动的股票，和经济负相关的债券及债券基金，可降低仓位；与此相对的是，复苏类资产性价比上升，如刚需强劲的核心房产、靠业绩驱动的低估值股票，可适当加大配置比例。 4）股市：短期从估值修复转向业绩驱动，风格逐步转换，长期依旧有配置价值。短期来看，估值修复基本差不多了，后续流动性会从金融资产更多流向实体资产，股市还会有结构性机会，从估值牛变成价值牛，风格逐步转换，类似2016，有业绩支撑的周期股会相对强势，但反弹力度肯定不及2016。长期来看，A股属于最好的资产之一，3000点以下都是比较安全的区域。 5）债市：短期调整风险加大，今年还有下行空间，但性价比不高。虽然货币宽松还在继续，但力度明显不及从前，已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市开始调整，不愿意承担波动的可以止盈了。由于大方向还是宽松，估计今年还会有行情，收益率还有下行空间，甚至可能会再低于2.5%，但相对比较鸡肋，有点像2015年股市4000点。 6）地产：分化进一步加剧，核心城市差异化回暖，但幅度会远小于上一轮。这次的地产刺激十分克制，但由于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整体偏宽松，刚需强劲的核心城市会在流动性驱动下开始回暖，深圳、北京、上海已明显触底回升。但房贷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核心城市房价也不会大涨，估计能上涨10-20%，对于刚需，应把握时机买房换房。非核心城市恐怕没有多少机会，反而会有回调风险，主要是缺乏基本面支撑。 7）外汇：短期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是可控，长期有升值潜力。由于中美博弈还在继续，且疫情影响还在扩散，全球避险情绪依旧高涨，美元指数高位震荡，人民币汇率短期有贬值压力，但现在还远没到保不住汇率的地步。长期来看，中国依旧很有前景，人民币具有升值潜力。 8）黄金：仍处于升值周期，但上行空间不会太大，可作为补充配置。受全球放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竞争性贬值（纸币不稳定）+危机避险情绪（疫情的冲击远未结束）三大因素支撑，黄金还会一定的升值空间，可以做个补充配置。
据上海证券报6月17日消息，近期，尽管多国经济数据转好，但在疫情或会卷土重来的担忧之下，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为更好支持经济增长，美国、日本等国家正同步推出系列支持政策。在此背景之下，业内对全球经济展望乐观，预计四季度全球经济将迎来V型复苏。
从政策看中国：政策刺激的幻想为“虚”，工具创新的效力为“实”。在全球疫情压力之下，下半年政策面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将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市场也一度对中国超常规政策刺激抱有幻想。 “成败在于虚实，不在于众寡。”2020年，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碰上历史罕见的超常规政策浪潮，推动全球经济金融驶入虚实相生的未知水域。在这一水域中，唯有明辨“虚”“实”，才能理清中国经济金融的位置、前景与价值。从全球看中国，全球复苏的期待为“虚”，外需缓慢的修复为“实”。下半年全球经济难以涅槃重生，既会延缓中国出口反弹，亦将体现中国经济的相对韧性。从政策看中国，政策刺激的幻想为“虚”，工具创新的效力为“实”。虽然中国政策不会走向超常规刺激，但是规模性政策和“直达性”创新有望推动内需的平稳回暖，经济增速逐季上行将是大势所趋。从投资看中国，情绪驱动的亢奋为“虚”，基本面支撑的机遇为“实”。随着下半年全球市场情绪再起波澜，扎根于基本面的真实价值料将更受青睐。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基于中国经济的相对韧性和“黄金三角形”，人民币资产既是穿越疫情大乱局的“压舱石”，更是拥抱时代新机遇的“早班船”。以此为支点，避“虚”就“实”，向“实”而生，有望成为下半年大类资产配置的致远之道。 202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展望 注：1）利率和汇率保留两位小数，其他数据四舍五入为一个小数位 ；2）灰色区域为我们的预测 从全球看中国：全球复苏的期待为“虚”，外需缓慢的修复为“实”。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美国经济在重启后迎来一系列超预期的数据表现，一度大幅提振了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强劲复苏、中国外需迅速反弹的期待。但是我们认为，基于两大因素，这一预期的基础并不坚实。 第一，美国经济看似“复工快”，实则“复产慢”。在此前研究中[1]，我们曾依据中国复工经验，推算了美国复工复产的参照路径。最新数据显示（详见附图），4月末至今，一方面，美国居民活跃度的提升明显快于参照路径，表明美国解封和复工的速度确实较快，这也是当前市场所见和所定价的。然而，另一方面，纽约联储WEI指标的提升却落后于参照路径，并且差距不断扩大。这说明，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与居民活跃度的正相关性远低于本国的历史均值，两者间的纽带被“割裂”。由此可知，在未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情况下，从复工向复产的传导遭到阻滞。再考虑到，基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经验，从美国复产向中国外需的传导预计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滞。由此，即使美国的复工复产能够平稳推进，对中国外需的正向影响预计最早要到年末才能显现。 第二，全球疫情风险看似回落，实则高企。其一，较之于欧洲诸国，美国疫情更严峻，解封步伐却更为激进，目前美国复工进程与德国接近，已领先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详见附图）。叠加近期大规模群聚活动所放大的传染风险，因此美国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远高于欧洲。6月上旬以来，美国多地新增确诊病例的回升正是对这一风险的验证。其二，全球疫情在突破790万累计确诊病例后仍在加速发酵，南美、南亚、非洲等地区已成为新的暴风眼。因此，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拖累将大概率长期化，全球产业链中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难以逆转。其三，疫情所引致的次生冲击也正在陆续到来，包括贸易博弈、地缘政治冲突、新兴市场债务危机、民粹主义势力等风险目前均呈现反弹势头，将进一步削弱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性。 由此，我们预计，年内全球经济难以走出深度衰退，总需求亦将保持疲弱，因此对于中国外需的预期需要回归现实。下半年，中国出口增速仅能依靠两大因素进行缓慢修复。其一，基于前期严厉防疫、循序解封以及新一轮大规模刺激，欧洲经济及其与中国的贸易预计将稳步回暖。其二，在全球疫情延绵之势下，防疫物资、远程办公用品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预计将逆势而上。基于此，我们预测，下半年中国出口预计将呈现“弱修复”态势，月度同比增速缓慢回升至零值附近，全年增速预计为-5.1%，进口增速的修复将落后于出口，全年贸易顺差有望与上年基本持平。 从政策看中国：政策刺激的幻想为“虚”，工具创新的效力为“实”。在全球疫情压力之下，下半年政策面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将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市场也一度对中国超常规政策刺激抱有幻想。随着两会政策重心从增长转向就业，近期货币政策宽松力度边际回调，以及财政部再度强调防范债务风险，这一幻想骤然落空。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在外部环境未有极端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政策将保持定力、适度加力，因此市场宜摒弃幻想，将对基本面的前瞻落实于现有政策组合和工具创新之上。 第一，政策组合料将加快投资回升。得益于前期托底政策，5月至今，中间品库存去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工程机械销售回暖等信号，均表明以投资为先导，国内总需求进入修复轨道。我们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政策组合有望从三个层面强化这一趋势。其一，积极财政担当主力。据我们测算，今年两会推出的一系列积极财政举措，在扣除疫情引致的被动财政扩张后，预计至少对年度经济增速产生3个百分点的净拉动。作为这一政策效应释放的主渠道，新旧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较快反弹。其二，货币政策灵活协同。数量工具层面，下半年预计仍将有两轮全面或定向降准，惠及中小微企业的再贴现再贷款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张。价格工具层面，1年期LPR的全年累计降幅或将达到60BP。基于上述工具，下半年M2增速中枢预计为11%，社融存量增速中枢预计为12.5%，料将呈现短端流动性平稳、长端信贷扩张的结构特征。上述货币政策在助力财政发力的同时，也将逐步修复私人部门的资金链条和实体投资。其三，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所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因城施策”的政策应变相结合，预计将支撑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平稳增长。综合来看，我们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达到6.4%左右。 第二，工具创新有望补上民生短板。根据我们此前研究[2][3]，疫情的经济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吸纳就业多的小微企业与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居民却承压更甚，是制约疫情后消费总体修复的关键阻碍。近期数据亦显示（详见附图），4月份至今，汽车等高端消费率先回暖，而衣着、生活用品、交通通信等日常消费需求修复较慢。因此，下半年消费反弹的力度与持续性，料将取决于能否及时补上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短板。针对这一短板，新一轮“直达性”政策创新有望构建“保就业-稳消费”的双向循环。一方面，货币政策的直达性工具着力纾困中小微企业，与“地摊经济”配合，从根本上稳定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另一方面，2万亿的财政特殊转移支付直达基层，在保障弱势群体生活的同时，并也将夯实中小微企业赖以生存的需求端基础。基于上述政策，我们认为，虽然当前消费引擎的修复慢于投资，但是下半年消费回暖的前景并不悲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预计为0.4%左右。 综合来看，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将延续稳步上行的态势。在基准情景下，全年经济增速预计为2.8%，该增速亦将大概率满足今年的就业目标。立足于上述经济增长表现，下半年中国物价走势料将呈现两大特征。第一，CPI同比增速“先降后稳”，月度读数在三季度较快下滑，然后在四季度企稳，三、四季度中枢水平预计分别为1.6%、1.0%，全年增速预计为2.6%。第二，PPI同比增速振荡回升，但年内难以走出通缩区间，全年增速预计为-2.1%，下半年“CPI-PPI”剪刀差料将较上半年收窄。 从投资看中国：情绪驱动的亢奋为“虚”，基本面支撑的机遇为“实”。不同于一季度的愁云惨淡，二季度在风险偏好回暖的推动下，全球市场迎来了一轮亢奋的估值修复，其步伐已经远超盈利的修复。展望下半年，这一趋势料难持续，随着全球复苏预期的“虚”被疫情回潮、地缘政治冲突等风险刺破，基本面所支撑的真“实”机遇将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在这一视角下，中国经济金融将独具优势，有望为全球投资者提供避“虚”就“实”、向实而生的战略支点。 从总量来看，人民币资产将是穿越风浪的“压舱石”。虽然受制于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较上年有所下滑，但是在全球视野之下，中国经济增速较全球的相对优势料将进一步扩大，为人民币资产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尤其是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下，中国当前的抗疫成果，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供给-需求”双中心地位，将赋予中国经济特殊的稳定性，并受到长线投资者青睐。由此，叠加全球流动性的超宽松局面，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入的趋势预计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也有望随之在下半年保持稳态。 从结构来看，人民币资产将是面向未来的“早班船”。本次新冠疫情已经系统性地重塑了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并加速一系列历史性变革的到来。由此，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不仅意味着增速优势，还创造了身位优势，将助力投资者抢先拥抱疫情时代的新机遇。具体而言，在疫情所重塑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有望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其中，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将是三角形的顶点。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构成了三条边：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 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在“黄金三角形”的支撑下，中国经济金融的结构性机遇预计将在充满想象的新赛道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程实、钱智俊． 美国复工的“骨感”现实[R]． 2020年5月． [2] 程实、钱智俊． “直达性”政策如何纾困中小微企业？[R]． 2020年5月． [2] 程实、钱智俊． 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何处“特殊”？[R]． 2020年5月．
导读 欧洲和中国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重点必须让位于务实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是建立持久的卫生伙伴关系。双方应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共享卫生数据、设立多边投资平台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健康福祉、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中欧双方的共同目标。 作者：沙达·伊斯兰(Shada Islam) 前“欧洲之友”智库政策研究主任 长期以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反反复复，今天尤其充满挑战。大国之间的对抗和零和博弈增加了处理两国诸多方面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更是给全球格局蒙上了阴影，也对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图片来源：话，讨论了双方共同开展新冠病毒研究和疫苗开发工作，为中欧合作迈出了新的一步。6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共同主持第十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对话通过视频方式举行。 欧洲和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分歧必须让位于务实合作，这就是“欧中2025议程”的重要之处。预计李克强总理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峰会时敲定这一前瞻性路线图。 中欧需要在四个关键领域摒弃分歧，携手合作，它们分别是：促进疫情后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共建全球数字化未来，以及最重要的是打造持久的卫生伙伴关系。 图片来源：东方IC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告诉世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尽管有人并不这样认为，但富人与穷人、男性与女性、就业与失业、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有这些不平等现象在疫情导致的封锁期间显露无疑。 展望未来，如何构建中欧卫生伙伴关系？有以下几个重要途径： 首先，在各国努力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之际，人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一旦这种疫苗问世，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加以对待。日本和欧盟最近已作出承诺，未来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将成为“全球共同产品”，中国和欧盟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 换句话说，在疫苗研制和试验阶段应避免恶性竞争，确保各国日后能够平等地获取疫苗。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第二，中欧应加强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合作。中国承诺在未来疫苗临床试验中加强国际合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目前全球有100多个新冠肺炎疫苗项目正在进行中，其中中国最多。 还有一个问题，目前疫苗的生产能力较低，可能难以支撑全球接种计划。仅靠公共资金往往不足以确保疫苗能够平等地惠及所有人，这就要求疫苗研制者与生产商之间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 但就算如此，即便是前景最好的疫苗项目、生产能力最强的疫苗企业，恐怕也仍无法为全球提供疫苗接种，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照顾最脆弱的人群。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第三，中欧可以合作建立重大传染病防控的长效机制，共享卫生数据，开展医疗研发合作，为今后类似疫情防控做好准备。 最后，在政府层面，欧盟和中国应合作建立一个侧重于卫生等关键领域的多边投资平台。 此外，虽然中国与欧盟的双边关系很重要，但与公共卫生有关的重大问题讨论，应将更广泛的欧亚大陆其他相关各方也纳入进来。今年将在柬埔寨举行的第13届亚欧峰会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 当下的国际地缘政治动荡，无法阻碍中国与欧洲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共建更加美好的明天而走到一起。双方领导人应在努力解决双边问题的同时，集中精力携手应对这些共同挑战。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责编 | 布英娜 编辑 |张钊
6月16日，“激荡时代，逐浪未来” PMBA「课题发布」公开课在上海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并做主题演讲。 李迅雷表示，疫情加速全球经济衰退步伐。总体来讲，这一轮的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往下走的，疫情就是加速了全球衰退的进程。本来这个斜率比较平缓，现在是比较陡峭。 疫情和次贷危机、互联网泡沫最大的区别就是使得我们正常的社交活动、经营活动不能进行了。现在我们全球三大产业链，美国的，德国的和中国的，中国在产业链的中低位置，原来是在低位，中国这几年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阶段，我们现在经历了分化的时代，这种分化的时代恰恰又是我们长期的和平导致的。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在09年时候已经出现了下行，现在拐头的趋势是比较明显了。全球没有一个经济体处在一个非常好的阶段，在去年你看中国的GDP增速下降，到了6.1%，印度被大家看好，西方学者喜欢印度，中国很多的投资者也去印度了，但是去年印度的GDP就是5%多一点的发展，今年的话它的情况比中国更惨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了今年和明年的情况，他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全球今年是负3%，中国的话是正1.2%，美国是负6.1%，明年他认为全球的经济完全恢复了。这个报告是3月出的，它的条件就是下半年的时候疫情可以得到全面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它是偏乐观的。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