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小长假”，还有年假、双休日……节假日已成为居民消费需求释放的关键时点和旅游、文化、餐饮、购物等消费的需求旺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这将对节假日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产生什么影响？扩大节假日消费，将从哪些方面着力？ 节假日消费成绩单亮眼 “疫情发生后全家人‘宅’了几个月，对出游都很期待。大人想尝尝正宗肉夹馍、臊子面、羊肉泡馍的滋味，孩子也想看‘不倒翁小姐姐’。”家住安徽合肥的白领王帆介绍，去年国庆节，一家四口去了陕西旅游，尝美食、逛景点、购买纪念品、体验民俗旅游，总共花了1万多元。 “小时候盼过节，是为吃几顿好的、买身新衣服。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节假日要追求更高品质的消费。”王帆介绍，除2020年春节以外，近几年每逢春节、国庆“黄金周”，全家人都要外出旅游，有时还会选择出境游。 过去一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稳，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的消费潜力在节假日集中释放，“假日经济”效应显现，其中最受益的莫过于旅游、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行业—— 2020年劳动节假期长达5天，期间1.15亿人次游客出行，重点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清明假期增长32.1%； 之后的国庆节、中秋节假期重叠，消费规模继续走高，8天假期里，全国共接待游客6.37亿人次，铁路、公路、水路、民航日均发送旅客6211.5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665.6亿元；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需求迎来“井喷”：全国零售和餐饮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约1.6万亿元，餐饮住宿日均销售收入增长12.7%，批发零售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假期前7日全国电影票房近37亿元，创国庆“黄金周”票房新纪录；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虽然只有3天，但市场火热，全国重点零售企业服装、家电数码、珠宝首饰日均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2.8%、9.9%和10.3%，海南7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13%。 一年来，节假日消费市场画出了一条向上的曲线。在疫情影响尚未消退的背景下，亮眼的成绩单充分反映出节假日消费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春节假日移动会扰动每年1月、2月主要经济指标的同比、环比增速，有时甚至会影响3月份指标。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在接受 “未来，随着我国消费升级持续推进，居民对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需求将不断增强，服务消费占比也将进一步提升，节假日消费将成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重要方式。”关利欣说。 保障劳动者休假是关键 提起节假日消费，王帆说：“有点怀念早先‘五一’休7天的日子，如果假期再长些就好了。” “要想扩大节假日消费，首先得保证节假日。”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的何雄坦言，自己每年理论上享有10天带薪年假，但由于工作繁忙，实际上很少能享受到足额年假。 激发节假日消费需求，根本上还是要确保居民“有假可休”“应休尽休”。 2020年“五一”，居民们享受到长达5天的假期，并趁此机会安排更丰富的节假日生活和更充实的旅游消费活动。多地还探索实施周末“两天半”，在周六、周日以外增加周五下午半天的休息时间，鼓励推行周末2.5天弹性作息政策。专家指出，更合理的休假制度可以降低调休负担，延长实际休假时间，从而激发消费愿望。“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节假日制度，有望为满足居民节假日消费需求带来更多利好。 有了好制度，也要落实好。据了解，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已出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保障就业者带薪休假合法权益。但在一些用人单位，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员工“不敢休”，单位“不让休”，使劳动者享受带薪休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能够促进消费者错峰休假，使消费需求在时间分布上更均衡，从而保证节假日消费体验。 关利欣分析，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的重点在于短期经济效益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难点在于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首先，需要引导全社会对休假的正确认识，劳动者休假不足对消费、家庭、社会心理、劳资关系等均会产生负面效应。其次，应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依法支持正当劳动权益诉求，敦促用人单位改变不合理、不合法用人现象。第三，探索落实带薪休假的政策措施。”关利欣说。 提升服务消费供给质量 激发节假日消费，供给方也需要下大力气。 “节假日人们扎堆出游，消费体验未必好。城里到处堵车，下馆子、打网约车都比平时贵。”李阳本科期间在南方沿海的一座旅游城市上学，谈及节假日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他的感受很真切。 “我很少在节假日出游。因为游客多，机票、酒店更贵。景点多实行票价浮动制，旺季门票比淡季贵不少。”家住北京的资深“驴友”陈豪说，节假日旅游更高昂的花销、更拥挤的客流量让他总是选择淡季出游。 在陈豪看来，节假日消费市场上许多商品或服务价格偏高且同质化程度高，许多古镇、步行街、纪念品千篇一律；部分行业缺乏有效市场监管，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少数城市和景区存在“十个月磨刀、两个月宰客”现象，不仅无益于促进节假日消费，反而打击了消费积极性，阻碍节假日消费需求的释放。 关利欣指出，节假日消费在部分地方和环节仍有强制消费、“宰客”、拥挤、个性化服务缺失等痛点，需从市场整治和产业升级两个角度来推动节假日消费市场建设。一方面，要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倡导诚信经营的商业文化，加大对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保障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要补齐短板，加快解决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旅游服务体系不完善、商旅文体等产业融合不足等问题，着力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面对供给侧的痛点难点，提高节假日期间商品服务的供给水平，建立良好、规范的市场秩序尤为重要。过去一年里，为鼓励节假日消费，各地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河南针对餐饮娱乐、文化旅游、住宿等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行业发放电子消费券，强化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景区门票实行优惠；青海支持重点消费城市和各市州在主要商圈、步行街、城市地标等区域开设特色经营区，培育文化消费新业态，大力活跃假日消费。 “未来，我国节假日消费需求也将呈现品质化、便利化、人性化等特点。”关利欣认为，为了更好地释放节假日消费潜力，除了在需求端发力之外，还需要持续增强服务消费的供给能力，优化消费软硬件环境。“一是提升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提高服务质量。二是完善消费相关配套设施，打造便利化的交通出行、餐饮住宿、文化休闲、体育娱乐等商业网点和基础设施。三是优化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延长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公共设施开放时间，通过景区景点预约等方式提升消费体验，完善夜间交通、城市亮化、公共卫生、治安管理等公共服务。”关利欣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5日讯 记者刚刚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的全国计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据介绍，该制度将集中力量推进计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完善计量法律法规，推进计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计量资源共建共享共用，加强计量科技协同创新，为攻克计量测试重大科技问题，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计量基础支撑。
2020年最后一天，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退市新规正式落地。这也意味着，2021年，在退市新规的“过滤”下，不断优化的市场生态将更加“宜居”。 12月31日晚，沪深交易所正式发布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配套规则（合并简称“退市新规”）。 笔者认为，这次退市新规特点鲜明，在借鉴吸收科创板、创业板退市改革试点经验的同时，加强与注册制改革的协同，通过对退市指标的完善、优化，强化了退市制度的“组合拳”效应，标志着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的退市制度改革再上新台阶，开启新发展格局。 首先，退市制度改革与注册制改革“并驾齐驱”成为“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的两大关键抓手。 近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证监会举办的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 一个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必然要求畅通入口和出口两道关，因此，在稳步推行注册制、拓宽前端入口的同时，健全退市机制、畅通出口也是资本市场改革的必然要求。 退市新规吸取前期科创板、创业板先行先试的制度设计经验，契合注册制改革理念，建立了与“入口多元”相匹配的“出口畅通”设计，实现了退市制度改革与注册制改革“并驾齐驱”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退市制度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落实资本市场“零容忍”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四五”时期，退市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作用将更加突出。 此次发布的退市新规亮点之一，就是对此前市场质疑较多的重大违法“造假金额+造假比例”退市指标等做出完善：将造假年限由3年减少为2年；将造假比例由100%降至50%；造假金额合计数由10亿元降为5亿元；同时新增营业收入指标。这是在原有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基础上的补充完善，将与此前认定标准共同组成更为完善、严密，更具威慑力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强化警示和出清作用。 虽然退市并不是资本市场惩戒违法行为的唯一手段，但是，通过对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指标体系的完善，充分利用诚信档案、监管措施、行政处罚、刑事追责、集体诉讼等多种工具，在尽量减小投资者损失的前提下，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体化追责，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落实“零容忍”的多元化“工具箱”。 此外，退市制度改革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上市质量，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 2020年10月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将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作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的年均退市率仍然偏低，一些已经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公司长期滞留资本市场，严重制约资源配置效率；一些严重违法违规的公司没有及时出清，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加快出清这类公司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而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笔者认为，“退”是为了更好的“进”，退市制度改革与注册制改革互相配合，将共同打造资本市场高质量的“出口”和“入口”。
12月31日，证监会发文称，为落实新《证券法》的规定，完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各项制度，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证监会近日发布《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可转债作为一种兼具“股性”和“债性”的混合证券品种，为企业募集资金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期个别可转债被过分炒作，暴露出制度规则与产品属性不完全匹配的问题，有必要尽快出台专门规范可转债的规章，对其进行系统规制。 《管理办法》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问题导向。针对可转债市场存在的问题，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交易转让、投资者适当性、监测监控等制度安排，防范交易风险，加强投资者保护。 二是公开公平公正。遵循“三公”原则，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赎回回售、受托管理等各项制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三是预留空间。将新三板一并纳入调整范围，为未来市场的改革发展提供制度依据，同时对交易制度、投资者适当性等提出原则性的要求，为证券交易场所完善配套规则预留空间。 《管理办法》共23条，涵盖交易转让、信息披露、转股、赎回、回售、受托管理、监管处罚、规则衔接等内容，具体如下： 一是关于交易制度。要求证券交易场所根据可转债的风险和特点，完善现行交易规则，防范和抑制过度投机，同时要根据正股所属板块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制定相应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则；明确强制赎回条款触发前后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要求；明确证券交易场所的风险监测职责等。 二是关于信息披露。以《证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为基础，结合可转债的特点以及交易所实际监管经验，对临时披露重大事件进行了完善。 三是关于转股价格。按照兼顾发行人、股东与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结合现行再融资办法，对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转股价格的确定、修正及调整进行了完善。 四是关于受托管理制度。依照《证券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建立可转债受托管理制度，明确受托管理人职责要求等。 五是关于监管处罚。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证监会将采取相关监管措施；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六是关于规则衔接。《管理办法》不改变可转债现有发行规则，同时为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购买资产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 七是关于新老划断。《管理办法》施行日及施行日以后发行申请被受理的可转债适用本办法，但是本办法有关交易规则、投资者适当性、信息披露、赎回回售等交易环节的要求，一体适用于已经发行和尚未发行的可转债。 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继续支持可转债市场规范发展，丰富企业直接融资工具，依法严厉打击扰乱可转债市场秩序的行为，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证监会再发声：畅通退市渠道，强化优胜劣汰 近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将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 不是说注册制必须以退市制度为前提，只要有多少企业进入市场，就必须有多少企业退出市场，实现同等数量的进出。如果这样，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又进入新的歧途了。但是，没有良好的退市制度做保障，注册制改革要想全面实施和顺利推进，也确实非常难，甚至会寸步难行。 事实上，股市的许多问题，都与退市制度不健全有关，与退休制度没有发挥积极的震慑作用有关。因为，没有严格而规范的退市制度，上市公司就难以真正形成敬畏市场、敬畏法律、敬畏投资者的良好格局，就会发生各种违反市场规律和制度规范的行为，从而导致市场的投资风格出现很大问题，投资者难以确立价值投资理念，上市公司的质量也难以提升，甚至会出现劣质企业更有市场的怪现象。 众所周知，注册制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让具备条件的企业都能进入市场。这就要求，市场监管必须越来越严，对上市公司进入市场后的行为监管必须越来越规范，一旦发生或发现问题，必须严格按制度和规定执行，而不能有任何放任现象。这其中，退市是最严厉的处罚手段之一，也是对上市公司行为是否规范、自我约束意识是否很强、适应市场的能力能否提升最重要的考量之一。如果做不到，便随时有可能退出市场。 俗话说，进门容易出门难，说的并不是一旦进入市场，就很难再退市了，就能一劳永逸了，而是要告诉所有上市公司，如果因为自己的行为导致企业退市了，对企业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都会因为企业的退市而对企业另眼相看，会认为企业在管理上、行为上、规范上都存在严重问题，就会慢慢远离企业。如此，企业就可能会连生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小。 也正是因为如此，企业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上市对企业既是一次机会，也是一次考验，既可以带来积极影响，可以增强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和消费者认可度，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让投资者和消费者远离企业。关键就看，企业如何看待上市、对待上市，如何敬畏市场、敬畏法律、敬畏投资者了。 这也意味着，从管理层来看，已经将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手抓注册制的全面推行，一手抓退市制度建设，以注册制改革倒逼退市制度改革，以退市制度改革推动注册制实施，从而真正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提高证券市场整体水平，让证券市场能够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行。 需要注意的是，讲到退市制度改革，有的人就会立即发出应当保证每年有多少上市公司退市的声音，认为只有上市公司退市数量才是衡量退市制度效率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实际上，退市制度的优劣，最关键的是建立严格的退市标准、规范的退市程序、正常的退市机制，是让那些已经不具备再留在市场的上市公司能够及时退出市场，数量多少也就不随主观意志变化而变化，而是看客观事实而决定，有时数量多，有时数量少。总之一句话，留在市场的公司，必须是高质量的，是能够让投资者按照价值投资理念投资的。 证监会提出要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说到底，就是把那些已经对市场构成不良影响的劣质公司清除出市场，把市场空间留给质量高的公司，最终形成市场整体质量与水平的提升。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30年，有风雨，也有彩虹，有压力，也有动力。有问题，也有成绩。如何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具效率，也到了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时刻。走上市公司数量扩张之路的方式已经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走质量发展之路，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继而推动整个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形成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格局。 谭浩俊
日前举办的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对发展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资本市场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会议提出，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当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做出上述任务部署，意味着资本市场作为连接实体经济、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枢纽，将继续保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定力，从而以更大力度、更稳健的运行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传递出资本市场要稳健发展的重要信号。在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之下，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市场稳健发展也有利于稳定投资者情绪。 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看，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成为主要动力，金融业也需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变化，提高金融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畅通经济循环。对资本市场而言，这就要求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创新能力。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持市场稳定，保障顺畅的融资功能。”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学家丁孟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之一是保障资金有效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门，要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不管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还是优化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都是以优化配置效率为目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乾也认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体现在一级市场上，是发挥好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让真正有活力的公司留在资本市场上，实现优胜劣汰。 加强基础制度建设 事实上，资本市场要实现融资功能顺畅、市场“进退有序”，必然离不开完善的基础制度。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有利于全面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更高效率、更具活力的领域协同聚集，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提高经济金融循环效率。 “资本市场要健康发展，基础制度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推进，带动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2021年，深化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将继续成为资本市场的关键词之一。董登新认为，让资本市场稳健运行，一方面，要重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与改革配套的制度规则要及时推出；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监管态度，让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等落到实处。 就如何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将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吸引长期资金入市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的任务部署将为市场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利于为长期资金入市创造良好环境，而长期资金又是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中流砥柱”，两者之间相互作用。 数据显示，目前，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近19万亿元，权益类基金比重近两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发行出现大幅度增长，截至目前，发行规模已经突破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又以权益类基金发行较为火热。受访的公募基金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居民重视公募基金的资产配置功能。未来，这一趋势有望延续。 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王建军日前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上表示，要推动投融资协调发展，坚持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并重，做大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丰富金融服务与产品供给，大力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健全资本市场财富管理和风险管理功能，切实增强市场各方的获得感。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是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这项任务中被提及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丁孟向记者表示，资本市场开放要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步伐同步提速。今后可以进一步加大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让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信心，吸引境外资本流入。 业内人士认为，今后要推进资本市场更高水平开放，推动资本市场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加强开放条件下监管能力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落地实施。
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 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2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开启了气势如虹、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要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再接再厉，锐意进取，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结评估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央企业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的意见》、《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方案》。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回顾这些年改革工作，我们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都是革命性的，开创了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第一，这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我们坚持以思想理论创新引领改革实践创新，以总结实践经验推动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从改革的总体目标、主攻方向、重点任务、方法路径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战略性、指导性的重要思想和重大论断，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二，这是一场改革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改革，从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现阶段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蹄疾步稳、有力有序解决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问题，方向目标清晰，战略部署明确，方法路径高效，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第三，这是一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我们始终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实施、全年经济工作等进程中，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的关键一招作用充分彰显。无论从改革广度和深度看，还是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对改革的实际检验看，取得的重大成就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第四，这是一场人民广泛参与的深刻变革。我们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协调，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社会形成改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强调，改革道路上仍面临着很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要把接续推进改革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目标任务，推进创造性、引领性改革。要把深化改革攻坚同促进制度集成结合起来，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加强制度创新充分联动和衔接配套，提升改革综合效能。要把推进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结合起来，深入研判改革形势和任务，科学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时机、方式、节奏，推动改革行稳致远。要把激发创新活力同凝聚奋进力量结合起来，强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在新发展阶段打开新局面。 会议指出，中央企业党委（党组）是党的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要完善体制机制，明确党委（党组）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正确处理党委（党组）和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的关系，坚持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强调，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会议指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是重要的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内容。要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聚焦对生态环境、公众健康和公民利益有重大影响，市场和社会关注度高的企业环境行为，落实企业法定义务，健全披露规范要求，建立协同管理机制，健全监督机制，加强法治化建设，形成企业自律、管理有效、监督严格、支撑有力的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 会议强调，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要坚持统筹协调、应用牵引、安全可控、依法依规，以业务协同为重点，加强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全面构建政务数据共享安全制度体系、管理体系、技术防护体系，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推动数据共享对接更加精准顺畅，提升法治化、制度化、标准化水平。 会议指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预算法定，发挥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突出保基本、守底线，强化预算对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保障能力，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杜绝大手大脚花钱、奢靡浪费等现象。 会议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会议指出，优化税务执法方式，要推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的理念方式手段变革，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明显降低征纳成本，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会议强调，设立金融法院是服务保障国家金融战略实施、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要高起点高标准设立金融法院，结合区域功能定位和特点，对金融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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