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节协会总监利雅博，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主管(戏剧)刘祺丰，台北艺术节策展人邓富权，以及香港沙龙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长禹应邀参与讨论。著名导演陈德森亦作为特别嘉宾录制短片分享了对疫情下电影业生存发展的看法。 嘉宾们在线上分享观点。上排左起：影节协会总监利雅博，香港沙龙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长禹，台北艺术节策展人邓富权。 突破重围需要众人努力 利雅博指出，电影院现在因为人流量受限而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维持影院的运作不能单靠政府的努力，因为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香港影院最大开支是租金，其次是支付给电影制作人和影院员工的薪金。因此，维持影院的生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和艺术家们要思考如何探索更多可能性来维持存在感，同时与不同观众保持互动，”刘祺丰说，“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要开始尽可能地思考不同的商业模式，包括重新思考平台的选择，以及思考如何通过不同平台来获得收益，从而让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们获得正常的报酬。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艺术家们的表演不是免费的，我们需要认可他们的工作，并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带来的价值。” 目前社交距离措施仍在延续，人们在剧院中也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刘祺丰表示，西九龙文化区有很多的户外场地，大家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重新想象和规划文化艺术的表演方式。而汪长禹则认为，政府需要带个好头，更合理地利用现在因为疫情而空置的电影院和戏院。这些场所不仅仅是用来欣赏电影的，也可以是多用途的（例如用作选举投票或者是比赛）。我们应该把影院变成具有社会功能的地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电影院。 邓富权说：“对于台北艺术节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观众和艺术家可以进入剧院，所以我们没有举办任何线上活动。我们拒绝为观众带去数字化疲劳，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运用了一些数码元素以提升表演的质量。” 电影行业的新常态和新机遇 利雅博认为，处于暂停发行状态的新电影，为本地小成本的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些机会。但归根结底，电影属于商业活动，我们必须考虑回报。目前来讲，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投资了很多电影，而这些电影很多尚未发布。因此他们现在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将在了解疫情后观众对于回归电影院的反应以及对新电影的评价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计划。 面对疫情，串流影音平台发展强劲，利雅博认为这对影院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串流影音平台是另外一种创建和观看内容的平台，电影内容可以在戏院、家庭影院、在线平台和电视等多平台播放。汪长禹说，我们应该让市场去尝试新的电影形态，但也要观察现时环境和各支援领域是否可以支撑新行业的诞生和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疫情后，人们或许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但可能会有上亿人一同坐在家里观看3D或者AR电影。这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电影公司去实现这些，例如拥有资金和专业制作团队的华特迪士尼公司。Netflix等新串流平台的确是后起之秀，但在疫情下也缺少新节目，“内容为王”是关键。在大型电影分销前，市场始终需要好的内容。 后疫情时代，电影业必能再创辉煌 “受疫情打击，我认为整个电影行业在三四年内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水平。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整个行业，适应疫情下的‘新常态’，并做出很多改变，这将是一个很漫长的恢复过程。尽管我很忧心电影业中短期内的发展，但从长远来讲，我仍旧看好电影产业。”利雅博说。 汪长禹认为，未来电影行业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传统的电影产业已经很成熟并在快速发展。他相信年轻的后起之秀们也会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来支撑行业的进步。他指出，电影业不仅应该关注影片质量和收益，更应关注普罗大众。电影投资者应该多关注全民的电影鉴赏水平，从而将社会变得更好。 陈德森，曾导演《十月围城》《特务迷城》等多部电影，希望线下影院早日恢复正常。 有人说，电影院将逐渐消失。而导演《十月围城》等影片的陈德森认为，看电影是一种社交行为，因此居家观影是无法替代在影院看电影的。“举一个例子，比如富裕一些的家庭，在家里布置了一个放映院。但问题是，就算音响很好，画面100尺，单单几个人一起坐在家里看，与几百个人的影院里一起分享笑声、分享惊悚片紧张的感觉，两者的气氛和情绪都是不一样的。人们在黑暗空间里产生的共鸣，与自己在家看电影的感觉不同。”他说。 “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会仍会因为怀念疫情前的境况而感到沮丧，但我相信，会有一批拥有创新精神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带着意志力和智慧继续前进。”邓富权说。 关于子报等十余种媒介平台，全媒体用户总数超过2.2亿。中国日报微博粉丝数超过5500万；微信订阅人数830万，客户端全球下载用户超过3200万，是中国唯一下载量过千万的英文新闻客户端；脸谱账号粉丝数超过9200万，位居全球媒体账号粉丝数第二位；推特账号粉丝数437万。 关于中国日报亚洲领袖圆桌论坛 亚洲领袖圆桌（www.cdroundtable.com），旨在搭建一个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领袖和社会精英参与的高端对话和交流平台，围绕亚洲地区经济、商业、产业和社会发展等具有战略影响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和分享见解，以增进中国与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交流理解。
王鸿8月26日，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结合“后疫情时代地产行业新机遇”和“新基建下中国地产经济发展”等时下热点，200余位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企业战略和布局，共谋行业健康发展。直播》》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致辞表示，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反思以前的发展模式，开启新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契机。在忧患中前行，在逆势中振兴，方显出英雄本色。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一方面需要积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危机中所孕育的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他提出四点建议：首先要着眼于“稳”谋发展，第二要着眼于“练内功”谋发展，第三是着眼于创新谋发展，最后是“有信心”。 他提到，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房地产企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体制机制的因素促进发展，在市场规制上利用了房地产企业甲方的强势市场强势，轻视了中小企业的利益。大多数房企在付工程款、付材料款当中，不能及时付款。这个条例规定，没有约定付款期限的30天内付款，约定付款期限的不得超过60天。同时条例中要求行业协会禁止行业的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延迟付款。这是经济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以下为致辞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浪奔——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并代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受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正在重构，对我们房地产及上下游企业而言，可以说是风吹浪打、极具挑战性的一年。同时，也是我们反思以前的发展模式，开启新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契机。在忧患中前行，在逆势中振兴，方显出英雄本色。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危机中所孕育的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我建议： 首先要着眼于“稳”谋发展。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更稳的启动，保就业、促消费、扩大内需是重点。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政策框架下，要适当发挥房地产业在稳定经济、促进就业及保障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面对不断增长中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面对城市更新的增长点，房地产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发展，需要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过去，作为高周转、高负债、高杠杆的“三高”行业，疫情对于房企资金链冲击较大，暴露出房企发展方式的内在短板，这就需要房企不断提高投资决策能力，并加强资金管控，防范现金流风险，从而真正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第二要着眼于“练内功”谋发展。要坚守“房子是用来住的”。房屋的本质应该是其具备的居住属性，这是房屋价值最核心的体现。人一生当中大概60%-70%的时间是在房子里渡过的，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次疫情以后，也是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需要重新进行思考，住宅给老百姓提供的健康保障能力够不够？有什么不足需要我们改进？房企无论何时，都需要将满足人民群众居住需要放在首位，打磨好的产品、提供好的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心愿。 目前房地产发展非常重要的事件，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房地产企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体制机制的因素促进发展，在市场规制上利用了房地产企业甲方的强势市场强势，轻视了中小企业的利益。大多数房企在付工程款、付材料款当中，不能及时付款。这个条例规定，没有约定付款期限的30天内付款，约定付款期限的不得超过60天。同时条例中要求行业协会禁止行业的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延迟付款。这是经济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条例9月1号实施以后，相信在不短的时间里面，就会组织检查。 第三是着眼于创新谋发展。扩大内需与发展创新经济是促增长的重点，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也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觉得是我们要不断思考创新的。今年的疫情也推动了很多房企去不断尝试新的东西，比如线上售房。年初大家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置业顾问上网做直播，伴随直播的风气，到了年中各大房企的总裁们都纷纷上阵，直播售楼非常火爆。还有网上售楼处、线上房展等，在今年也展示除了与往年不同的营销效果。虽然房地产这项特殊的产品无法彻底去除线下地域属性，但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房地产营销线上闭环已经逐渐实现，帮助老百姓增加房产专业知识、便捷看房选房体验、简化和安全护航买房卖房过程等也已经成为现实。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创新的目的是什么？营销方式的创新当然有助于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但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创新，推进智慧建造和建筑工业化，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更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后是“有信心”。今年下半年，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会双轮驱动，成为短期内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力量。房地产属于传统基建，但以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也为房地产行业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比如随着城际高铁、轨道交通的快速普及，将大大缩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会快速推进，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等地区会获得快速发展。还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会使得房地产的生产更加智慧化和提升运营效率等等。经济增速减缓，可能会使得群众收入增加减缓，会直接影响到群众购房、租房的支付能力。但是，从长远看，住房的消费是一种长期消费，其基本需求增长是相对稳定的；而且住房的消费支出量比较大，决定支付能力的主要是长期积蓄因素，而不是短期收入的波动。所以，要以发展的眼光看房地产发展的需求。 谢谢！
晓非 8月12日，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潘军对于一二线城市租售并举的政策，明确表示自己很悲观：“这样不合天理。” 现在北京城区已经建满了住宅，租赁性住房很多只能建到五环、六环外，因为年轻人需要低房租，就需要住得更远，现在从郊区开车进CBD，需要两个小时，坐地铁把人挤七八次挤不上。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年轻人住在市中心，老年人住在郊区。我们现在是老年人很多都住在市中心，而越穷的人住得越远。如果用住宅用地来做长租公寓，年回报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所以，未来的租赁性住宅在一二线城市，他认为是没有资源的，政策不匹配，也没有市场环境。 反观深圳，深圳为什么不让城中村再改造了？如果扒掉城中村，市中心就没有年轻人了，因为只有城中村能给年轻人有更好的生存空间，所以城中村只能做综合整治，就不能再做城市更新了。 他建议，在产业园区就近配套非出售性的租赁用地，这样对一二线城市的企业员工可以就近居住。
近日，央行、银保监会、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和外汇局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30条具体政策措施，强调商业银行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实现信贷资源增量优化、存量重组。 八部委出台的《指导意见》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行动起将来、及时扭转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微企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主动作为，意在通过这些实打实的过硬金融措施，有力支持扩内需、助复产、保就业，为中小微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 可以说，八部委用心良苦，表明了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坚定立场。八部委之所以强调商业银行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冲击最大，受到融资难、融资贵影响以及市场萎缩，大量中小微企业陷入了生存困境，不少中小微企业可能很难挺过疫情“生死关口”。由此，强调商业银行转移经营重心和信贷偏好，既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激发我国经济活力、带动就业、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银行金融机构寻找自身发展契机的迫切要求。 然而，强调商业银行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政策口号虽然提出来了，但能否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又到底存在哪些困难或障碍？从现实看，实现这种转移不是件容易之事，需要商业银行及监管部门拿出决策和勇气，建立严格的激励约束配套机制，尤其需要在经营理念上有实质性突破。很显然，实现这种转移等于是迫使商业银行进行一场新的金融革命，需要商业银行抱定壮士断腕或破釜沉舟之决心，否则就无法跳出历来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难到位的怪圈，只能成为一场“闹剧”，或者成为社会各界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而让人持这些看法，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它事关重大，几乎是商业银行全方向的经营转向，也是一次触及商业银行灵魂的经营战略转型，要顺利转移确实困难不少： 这种转移是一次伟大的新的“金融长征”，迫使整个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来一次战略大转移。在实施这次转移中，需要银行机构及监管部门有所取舍，要正确选择比较难：哪些陈旧的“坛坛罐罐”该打烂放弃，哪些“有用的东西”该保留并传承，也就是说原来那些不利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措施、产品应该改革创新或废除，那些能适应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金融服务制度、金融产品、金融方式需要继承并努力创新，这些都需要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认真研究，仔细权衡，这既需要勇气，又需要科学务实的精神。而此次八部委制订的《指导意见》30条措施，事实上吹响了金融“新长征”的集结号，为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划定了转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每一个步骤、每一段路程、每一个措施都需要银行及监管部门坚定信仰、毫不动摇，更需要银行机构步调一致，蓄积各种改革创新动能，忠实执行支持中小微企业战略决策，抱定支持中小微企业必胜信念，将一切金融服务制度、措施及金融资源围绕到支持中小微企业上来，大胆探索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方式和金融服务产品，排除有可能存在的一切困难，才有让这种转移能从起点走到终点，取得金融经营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否则，这种转移只能原地踏步或者倒退，最多也就是一场作秀。 这种转移是一次深刻的金融思想解放运动，丝毫不亚于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在实施这次转移中，需要金融思想理论的指导，因为思想是一切改革行动的先导；而转移经营重心和改变金融资源的流向是一场伟大的金融变革，尤其需要强大的金融理论指导。如果各级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瞻前顾后，或畏首畏尾，不愿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目光短浅，沉湎于既得的金融利益，满足已有监管成效，不思进取，不顾中小微实体企业的困难；或者对当前中小微实体企业因疫情带来的困难现状熟视无睹，就会对八部委制定的《指导意见》30条措施阳奉阴违，必然会使很多政策措施无法落地生根，甚至会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使各种扶持中小微企业金融政策只能陷入“水中月镜中花”的尴尬境地，无法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措施到位，也无法让中小微企业真正摆脱困境，更不可能开出金融改革的盛艳之花。由此，实施好这次转移，银行机构及监管部门应该首先解放思想，树立金融长远可持续发展意识，消除一切不利于转移的消极思想，确立不进行金融服务重心和金融资源转移就没有出路的改革立场，“急企业之所急”，将所有金融服务意识统一到为中小微企业服务上来，通过各种制度形式将这种意识上升到一种新的理论高度，并通过各种宣传方式让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深刻认识并领会这种金融思想意识的重要性，这次转移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这种转移需要一种严厉监督制约，与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及各种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甚至可以相提并论。在这次转移中，需要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同一切不良经营行为或倾向作斗争，严厉惩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对侵害中小微企业利益的行为实行“零容忍”，让坚守底线的正气占领金融经营阵地；尤其需要金融机构及监管当局树立合规意识和法纪意识，努力构建一种推动转移顺利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否则，一边喊转移，一边却在暗地干着各种违法违规金融行为，监督部门对钻监管空子、打监管“擦边球”的行为也是睁一只闭一只眼，其转移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过去央行及相关部门出台扶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政策措施可谓不少，但执行到位的却不多，被金融机构“截留挪用”以及悬空的不少，使得中央政府出台的金融政策被大打折扣，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如央行定向降准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遏制资金脱实向虚，消除资金监管套利行为等要求，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监管机构和监管力量，导致央行释放的庞大资金总是通过各种暗道跑冒滴漏流入房地产、楼市、股市及其他虚拟产业领域，资金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趋势难以扭转，监管套利行为也是屡禁不止。由此，此次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以及出台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行还本付息奖励措施等等，都需要相应监督机制和监管措施配套跟进；而纵观《指导意见》从支持政策、服务能力、激励约束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优化融资环境、组织措施等方面对转移都进行了明确规范，可谓相当完善，无懈可击，但却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进行必要的补充，这种转移同样有可能落入窠臼之嫌。对此，《指导意见》出台之后，需要政府各相关职能机构精神构建严密的监管机制，来为推动商业银行实行经营战略转移“守护神”。 这种转移是一场大兵团作战，如同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需要各方同心协力。在实施这次金融战略转移中，需要动员的社会资源较多，不仅仅是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在思想观念、经营行动、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全方位转变，也更需要社会各层面比如政府职能机构、各类民间社团组织、各类企业等积极配合，还有可能需要社会管理方式及经济模式的转变。可以说这次转移是一项庞大的金融社会系统工程，是一场大兵团作战，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地方存在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转移的寸步难行甚至是失败。 试想，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发起的三大战役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虽然有军队统帅制订缜密的战略战术，有各级解放军指战员们的缪力同心，但与各方面的力量协调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淮海战役是民众用推车“推出来”的，据相关资料披露，整个参加淮海战役的支前民工高达543万人，是他们给解放军运送伤员、粮食及其他后勤补给，否则要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此次八部委发布《指导意见》，本身就说明了参与这次转移需要动员的社会力量之多、之大，而要让所有力量都能为这次转移腾挪出足够空间并大开绿灯，无疑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协调机构和协调信息交流平台，随时解决转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发布战略转移统一推进的号令，集中一切社会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转移的胜利。而这次《指导意见》发布之后，显然没有一个协调机构来制衡，其转移的效果可能难以让人乐观，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由此，为改变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发布之后缺乏有力的执行机构、甚至是陷入各部门朴素掣肘及狼狈的扯皮漩涡，需要成立强有力的战略决策“指挥部”来统一运筹这场伟大的战略转移大决战，这场金融经营大转移的胜算才会更大。
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本文作者：彭泗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人间烟火味”，直戳凡人心！近日，地摊经济刷爆朋友圈，连股市也出现了一个地摊概念股的暴涨！此外，阿里、京东、微信支付、美团、苏宁等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出招。 地摊经济并不是突然火起来的词汇，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往往伴随着争议与负面新闻。此次“出圈”，或许是一次“重生”的机会。不过，要实现健康发展，地摊经济还需要进行六方面的升级。 1，观念升级：低门槛，不等于低端，更不应该被低看 提起地摊经济，很多人都觉得是穷人经济、低端经济、落后经济，甚至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是应该被淘汰和打击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作用下，城管追击小摊贩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猫与老鼠”的故事。想要发展地摊经济，首先要克服一定程度上对地摊经济的污名化，应当抛弃旧观念，认识到地摊经济同样是正常的经济形态之一。地摊不是一个城市的“伤疤”，不是城市文明的累赘，相反，给地摊经济合理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城市具有温情与活力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地摊经济门槛低，包容性更大，更加贴近一般市民的生活，更能体现地方特色与风土人情，地摊上也可以出精品。健康发展的地摊经济同样可以成为“城市风景线”。 从经济生态的视角来看，在中国的广大消费市场中，存在着各地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即使在大城市，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习惯等都存在着差异，“地摊现象”其实是整个经济生态的一部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往往是多元的，各种经济形态、产品销售形态、就业形态都应当是共存的。地摊经济作为经济形态的一种，也需要得到尊重、扶持、培育和优化。 2，质量升级：低门槛，不低于低质量，地摊经济也需要全面质量管理 历史上的地摊经济，确实存在门槛低、价格低、质量也相对较低的情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都显著提升。如果还是以质量低劣的产品和服务来摆地摊，很可能无人问津。因此，地摊经济需要跟上发展的步伐，需要在质量上全面升级。 首先，货品质量必须提升，不仅要价廉，更要物美，否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通过货品质量的提升，可以改变消费者对“地摊货”的固有偏见，让消费者发现在地摊上同样能淘到好货甚至精品。 其次，食品安全、卫生与质量必须得到保证。在后疫情时期这一点更加重要。地摊小吃的卫生与否往往是消费者担忧的问题，要提升地摊经济的食品卫生水平，不能仅仅依靠经营者的自觉，也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 第三，地摊经济的服务质量也需相应提升。过去在地摊购买的商品几乎没有售后服务等相应的服务措施，为满足现在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更高要求，地摊管理者与经营者应有意识地完善相关服务，用更好体验吸引更多消费者。 3，体验升级：要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地摊经济也要由过去的温饱消费升级为体验消费 地摊经济要持续发展，需要吸引大量的持续的顾客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顾客的“口味”已经升级了。 以前很多人逛地摊，可能是要以低价解决温饱问题，不仅图方便，更图便宜；现在，很多人逛地摊可能是为了好吃好玩好体验，追求特色、小众、精品。在地摊经济消费人群的构成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分层和断裂。因此，地摊经济想要留住顾客，必须在升级体验上下功夫。良好的体验让顾客感觉到逛地摊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方式，他们在过程中也会获得乐趣，逐渐变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而为地摊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4，现场管理升级：要善用新技术，树立新规范，建立新秩序 “摊主们”要给顾客好的体验，不仅需要质量保证，而且需要良好的现场管理，为顾客创造方便、有序、温馨的消费环境。 例如，摊主可以借助移动支付来方便交易、通过微信号来建立与顾客的连接；市场管理者可以通过网络反馈来评优罚劣；摊主之间可以建立行业协会来提高共识、相互督促，共同提高经营及服务水平。 5，政府服务升级：要放水养鱼，不要拔苗助长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地摊经济，把放开、搞活地摊经济作为保就业、保民生、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误区。 地摊经济看似简单，却是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更需要政府部门的精细管理和优质服务。 首先，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尊重经济规律、尊重百姓意愿，不要搞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不要搞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要放水养鱼，不要拔苗助长。相关部门需明确职责，确定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在给予市场主体充足的经营空间的基础上，对于需要规范管理的部分，实施有力的管理措施。 其次，政府部门需要对地摊经济的经营者、参与者、消费者、管理者等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需要倾听民众对于相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服务水平，在保证必要的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服务流程。另外，可以结合消费券等财政支持手段，引导、刺激人们在地摊经济方面的消费。 第三，对地摊经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进行科学的评估，不要夸大地摊经济的作用，不要为了树典型抢新闻而片面宣传个别案例。 6，产业生态升级：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帮扶作用 地摊经济的焦点在地摊，但是背后可以嫁接很多环节，包括线上线下的打通和规划；管理和服务地摊经济，也不能只看地摊，需要对地摊经济的产业生态进行全链条管理、服务和优化升级。一些大企业新近推出的措施，对于优化地摊经济的产业生态就能起到很好的引领、帮扶作用。 例如，阿里1688平台发布“地摊经济”帮扶计划，通过源头好货、数据智能、金融扶持、客户保障四大维度的赋能，为数千万“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营支持；京东发布名为“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从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三方面入手，组织超过500亿的品质货源，加上无息赊购，全力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苏宁推出“夜逛合伙人”地摊夜市扶持计划，提供可追溯优品货源，并为夜市摊主提供近距离免费冷链仓储服务；腾讯旗下微信支付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持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小微商家。 这些大企业的“加持”，对于地摊经济生态的重塑，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使得一些微型企业或个体户实现地摊经济的O2O。 (本文作者介绍：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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