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白城1月14日综合报道吉林省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13日选举刘福彪为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刘福彪简历 刘福彪，男，1969年6月生，汉族，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曾任镇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镇赉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白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白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白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2021年1月13日当选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经济网盐城1月17日综合报道 据江苏盐城新闻网消息，2021年1月16日，在盐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郭玉生、陈平同志当选为盐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肖汝宏同志当选为盐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郭玉生简历 郭玉生，男，汉族，江苏盐城人，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9年5月入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4年7月盐城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办事员、科员（其间：1991年12月至1992年12月挂任滨海县坎北乡工业助理兼化机厂副厂长）； 1993年2月任盐城市乡镇企业管理局生产科副科长； 1994年3月任盐城市乡镇企业管理局企业管理科科长； 1999年5月任盐城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2001年5月任盐城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3年3月任滨海县委副书记； 2006年6月任盐城市审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正处级）； 2006年11月任盐城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正处级）； 2008年3月任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1年12月任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市沿海地区发展办公室主任； 2014年12月任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2015年6月任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兼任盐城综合保税区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 2015年12月任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兼任盐城综合保税区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韩资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 2017年5月任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兼任盐城综合保税区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韩资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 2018年10月任盐城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副厅级）； 2020年12月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 2021年1月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省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市六次、七次党代会代表，六届、七届市委委员，市八届人大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人口和人才是区域经济兴衰的基础。深圳不断吸引外来年轻人，成为中国创新之都；东北人口不断外流，人口老龄化加重，经济衰败。美国硅谷不断吸引外来移民，成为世界创新中心；中部地区人口外流，成为铁锈州。 2017年初以来，一二三四线的约60城先后掀起 “抢人大战”，城市的人才竞争刚刚开始。“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 城市“抢人”大战：抢人才，抢年轻人口 2017年初以来，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总的来看，本轮城市“抢人”大战主要有如下特点： 1）抢人区域：一二三四线城市均有涉及，海南等省也参与其中。本轮城市“抢人”大战已蔓延至东西南北，既有成都、西安、重庆、武汉等二线城市，也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有不少三四线城市。2018年海南、四川、江西、山东、吉林、云南等若干省份也先后加入，使得“抢人”竞争更加激烈。 2）“抢人”对象：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包括中专生，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武汉、成都、天津等多数城市以引进高校毕业生为主体，同时高规格引进国际顶尖专家及各行业杰出人才；郑州、沈阳、西安、呼和浩特等不少城市把引进学历型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并放宽对高级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与此前多数城市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相比，本次“抢人”大战范围广、规模大、门槛较低，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 京沪户籍政策放宽仅针对顶尖人才。北京为优秀人才引进开辟“绿色通道”，对科技创新、金融等7类人才加大引进力度，落户标准高（例如，科技创新人才年收入超过平均工资15到20倍），配偶、子女可随迁。上海提出打造“人才高峰”，向13个领域的全球人才给予“量身定制”、“一人一策”的优惠条件，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直接办理上海户籍。 3）“抢人”政策：“零门槛落户”及家属随迁、人才公寓、租房购房补贴、创业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多数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对学历型人才完全敞开怀抱，实行“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家属随迁等。其中，多数城市对学历型人才进行大额补贴或买房打折、提供人才公寓等。针对普通学历型人才力度大的购房补贴一般在1-10万之间，力度大的租房补贴一般在1500-5000元/月之间。比如，武汉承诺大学生八折买房，临空港经开区首批392套大学生安居房以6800元/平方米出售。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其中博士10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本科生2万元。从对就业创业支持力度来看，部分城市除了对高层次人才有高达百万元至上亿元的支持外，对大学生创业也给予10-100万元之间的免息或贴息贷款。而且，西安、成都等部分城市在短时间不断加码优化引才政策，比如西安从2017年3月至今已八度升级。 4）“抢人”目标：武汉、长沙、西安等多地提出引进百万青年人才计划。比如，2017年2月，武汉提出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2017年6月，长沙提出未来五年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到长沙就业创业。2018年1月，西安在前期人才新政基础上，正式实施“百万大学生留西安就业创业5年行动计划”。2018年4月，南京提出实施青年大学生“宁聚计划”，每年吸纳20万以上大学生在宁就业创业。2018年5月，海南省出台《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吸引各类人才20万人左右，到2025年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目标。 5）“抢人”效果：深圳、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新落户人数暴增。深圳市2017年常住户籍人口增量49.7万，较2016年增长65.7%。西安放宽高校毕业生落户政策后，2017年新落户24万人，同比增长330%；2018年政策进一步调整为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只凭身份证和毕业证办理落户，一季度已迁入户籍人口24.49万。成都市从2017年7月发布人才新政后，至2018年5月中旬累计落户已超过18.7万人。武汉2017年新落户大学毕业生14.2万人，是前一年的约6倍；2018年一季度又新增落户大学毕业生3.9万人。特别是2018年5月天津启动“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后，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人登陆并下载“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掀起一波“抢人”高潮。 2 为什么城市“抢人”：少子化老龄化、人才竞争、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京沪控人 城市为什么“抢人”：1）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2）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向发达的大都市圈外流。3）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但人才供需“僧多粥少”。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4）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1600万左右。5）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 2.1 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严峻，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 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由于生育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育观念变化等原因，中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滑至超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为1.05，考虑到低龄人口漏登问题，当前总和生育率实际在1.4-1.6左右，不仅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5和高收入经济体的1.67。2011、2013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绝对数量先后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已过，表明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约3100万，00后再少约4100万。在未来10-2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年轻人口大幅萎缩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难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1962-1973年、1982-1991年），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六十多年后必然形成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用24年、即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9年后即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6.3%，到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此背景下，多数城市均同样面临着年轻人口大幅萎缩、人口快速老化问题，但也有部分城市受益外来年轻人口大量涌入，老龄化程度一定缓解、人口依然较为年轻。2016年上海、北京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0.6%、16.4%，远超全国的10.8%，但因之前大量外来年轻人口流入，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降至13.2%、10.6%。而在深圳，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0-14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13.4%，较2010年上升3.5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65岁及以上占比分别为83.23%、3.37%，分别较2010年下降5.1、1.6个百分点。深圳市人口结构虽有所老化，但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出全国1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 2.2 人口流动明显放缓，人口集聚大幅分化 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几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2001-2005年、2006-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同比年均增长分别为4.0%、8.5%，到2015-2017年则转为负增长，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降至2.44亿，较峰值2014年下降900万。在外出农民工方面，虽然其总量仍在上升，但增速已由2009-2011年的3%以上降至2014年以来的1.5%以下，特别是2015-2016年更是低于0.5%。并且，2009-2017年省外外出农民工占比从51.2%降至45.3%，基本持续下滑，表明农民工更偏好在省内流动。 在人口流动放缓背景下，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人口集聚大幅分化，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外流。2001-2010年，一线、二线、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3.4%、1.9%、0.6%；到2011-2016年则分别降至1.5%、1.2%、0.4%。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已低于当前0.5%左右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意味着其人口开始外流。并且，在二线城市内部，也有不少城市人口开始净迁出。比如沈阳2016年人口仅比2015年多2000人，哈尔滨2017年常住人口较2015年减少5万，乌鲁木齐2016年人口较2015年减少3万，天津2017年人口较2016年减少5万。 2.3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换到人才支撑的创新驱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而是浙江提倡的“以亩均论英雄”等。在之前的人口红利时代，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亲资本偏好，通过土地税收优惠开展招商引资竞争，做大GDP；在当前及未来人口红利消逝时代，随着土地和税收优惠竞争日趋规范化、同质化，地方政府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必须依赖人才，争取人才红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全国高学历人才比例虽快速上升，但人才供需仍是“僧多粥少”。1990-2015年，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9.5%快速升至27.8%，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4%升至12.4%。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从适龄儿童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看，中国为13.5年，仍然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人均15年以上的水平。 城市之间高学历人才比例差异明显。2015年北京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40%，西安、南京、厦门等超过30%，杭州、上海、郑州、广州、长沙、天津、深圳等等在20%之间，石家庄、宁波则低于20%。对于人才比例较低的城市，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争夺不可避免。 2.4 第三轮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 除十九大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外，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人才争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2003-2010年的1600万左右。在2016年初推行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786万、较上年增加191万人，但2017年出生人口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表明第四轮婴儿潮很弱。一般而言，人口在19岁高中（中职）毕业、23岁本科毕业，加上工作前几年多未安家定居，当前至2023年前后将仍处于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的“抢人”时间窗口。 从毕业生情况看，2004-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从239万快速增至795万，预计2018年将达820万，之后将在800万以上的高位持续一段时间。研究生毕业人数从2004年的15万快速增至2017年的57.8万，后续将逐渐突破60万、甚至接近70万。此外，2017年还有48.1万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以及500多万高中未升学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多数城市均不愿错失从这难得的人才盛宴中分一杯羹的历史机遇。 并且，京沪近几年大力控制人口、广深大力承接人口外溢，引起其他城市效仿，这使得城市人才争夺战在近两年爆发。北京、上海自2013年左右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常住人口增量在2014开始明显下滑，2017年双双出现负增长，常住人口分别为2171、2418万人。北京市要求到2020年及之后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市要求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人口增量空间较小，特别是上海仅余82万人。 广州、深圳在2011-2013年常住人口年增量不到10万，2014年双双跃至15万左右的规模，2015-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增量更是高达40-60万人。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分别达1450万、1253万。《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要求将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000万左右，人口增量空间巨大。当然，近期广深常住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不只是京沪控人，但很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 2.5 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很深，是房地产发展的最大获益者。根据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任泽平、夏磊、熊柴，人民出版社，2017）的研究，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获益巨大，除高额土地出让金外，还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多个税种，以及利用土地融资等。根据测算，仅土地出让金和上述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中央正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在中短期地方政府仍将继续对土地财政的巨大依赖。 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一书中提出了业内广为流传的分析框架：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可增加房地产需求。在去库存政策刺激下，2016年以来部分人口外流的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价也开始暴涨。根据WIND统计，百城房价中的二、三线城市住宅均价分别从2015底的9984元/平方米、6740元/平方米上涨到2017年底的12684元/平方米、8335元/平方米，年均涨幅分别为12.7%、11.2%。从人口和收入看，部分城市的房价可能存在上涨过快、缺乏支撑的风险，亟需人口流入支撑。 3 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 城市“抢人”大战是存量博弈，但非零和博弈。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1）城市“抢人”大战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一般规律，提升效率助力创新、推进服务业发展。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2）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虽然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但在“抢人”过程中面临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长远任务，这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福祉。3）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计生机构，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增量。此外，“抢人”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部分城市对新入户人员无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短期加剧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推高房价。 3.1 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崛起 从国际经验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是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在城市化中后期。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报告，1980-2015年全球1000万人以上城市个数从5个增至29个，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从1.9%升至6.4%，上升4.5个百分点，在各类规模城市中提高幅度更大。并且，到203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个数有望增至41个，人口占比将进一步上升8.7%，上升2.2个点，上升幅度也将继续位居各类规模城市之首。 此外，在美国，1950-2010年，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4.6%，特别是在1970-2010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1884-1973年，东京圈人口占比从10.8%增至23.9%，大阪圈人口占比从10.5%增至15.0%，名古屋圈人口占比从8.3%增至8.4%；之后，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一极”集中，2014年东京圈人口占比达28.3%。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城市“抢人”将促进中国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区集聚进程，在实践中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提升效率、推进服务业发展。当前“抢人”结果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基本趋势。人口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溢出效应等，可以节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创新驱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已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更加依赖于人口集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与发达国家一般70%左右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与国际相比，中国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明显偏少。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加速形成，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论，2016年中国1000万人以上城市有北上广深4个，500-1000万城市9个，300-500万城市14个，100-300万城市61个。而在国际上，联合国统计，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4个（不含中国），对应人口约60亿人，比例为0.40∶1。而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4个，对应人口约13.9亿人，比例仅为0.29∶1。考虑到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而国外人口因国家众多而分割，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在10个以上。当前，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9个。近几年来，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表现活跃、正在崛起，城市“抢人”大战将促进新千万级城市的加速形成。 3.2 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有利于实现人口自由流动。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500万以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 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存在此消彼长关系，但在“抢人”过程中竞相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等之时，提升整个社会福祉，已经超越零和博弈。特别是在人口落户之后，城市更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否则花费大量成本“抢到人”却留不住人。人口流动往往体现出“用脚投票”的特征，拥有更好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各式各样落户和补贴政策频出的“抢人”大战背后，真正能“留人”的因素依旧是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不同城市也在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创业等领域提出了与“抢人”配套的“留人”政策，如合肥的“养人新政”，长沙的高层次人才“绿卡”，沈阳的“人才新政9条”，南京的“安居政策”等，都不同程度的在落户和补贴政策以外，加强了针对人才的基础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从现实来看，外来人口规模大、比例高的城市往往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也较高。 3.3 生育政策有望全面放开，“抢人”之后或将是鼓励“造人” 计生机构取消，未来或将全面放开生育。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我们在3月18日《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一文中判断，在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峻背景下，计划生育机构名称取消或意味着中国生育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生育权有望从政府控制回归到家庭自主。 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未来增量。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至少16年、成为人才更是需要磨练。相比“抢人”效果立竿见影，“造人”工作培养周期长、花费成本高，并可能面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迁出风险。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国家全面放开生育、甚至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地方政府也有较大可能竞相出台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3.4 “抢人”在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 落户获得购房指标、购房打折补贴等“抢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变相松绑房地产限购政策。由于库存不足、新房限价且与周边二手房价格倒挂，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数千人乃至万人抢房、买房队伍绵延数里的奇景。 4-5月住建部负责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先后约谈了12个城市。5月15日，成都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并规定户籍迁入成都市未满24个月的购房人，应在成都市稳定就业且连续缴纳社保12个月以上，才可在成都市新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成都市房产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称，此前执行的限购措施对新入户人员没有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
南京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1月12日，南京市市长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2020年预计南京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48万亿元，可比价增长4.5%左右，增幅居GDP超万亿元城市前列，经济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十强。 如此漂亮的成绩，并不令人意外。其实早在2019年，就有不少人预测南京将取代天津进入全国经济前十名，不过按照当年的最终核算，南京还是比后者少了74亿元；到了2020年上半年，南京再度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实现GDP规模6612.35亿元，跻身全国经济十强，GDP增速在所有“万亿俱乐部”城市当中拔得头筹。 而今的年终盘点，南京正式进入全国十强序列，翻开了经济发展的全新篇章。 1 身为全国第二经济大省省会的南京，地处长三角的核心位置，它是江苏的政治、文化、科技中心，也是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重要门户城市，还是“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节点城市。 虽然如此，南京在所有省会城市中却并不算“强势”，且不说要时刻面对来自隔壁省省会杭州的竞争压力，即便是在省内，经济体量也要逊色于有“最强地级市”之称的苏州，14.1%的省会首位度更是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仅强于山东的济南。 不过，这并不妨碍南京的稳站稳打与一路前进。 从经济总量上看，南京GDP于2016年突破万亿大关，跻身于“万亿俱乐部”行列，2020年步入全国各城市经济十强，经济增速始终高于全国；从人口规模上看，截至2019年底，南京共有常住人口850万，距离超大城市的千万级人口规模越来越接近；人均方面，2019年南京人均GDP达到16.6万元，遥遥领先于全国的7.1万元（见图1），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即为初等发达国家，超过3万美元即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南京的人均GDP（约合2.4万美元）已相当于到初等发达国家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现自身稳步增长的同时，南京还显著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并形成了地跨苏皖两省、覆盖8个地级市32个市辖区的南京都市圈（见图2）。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南京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为38880.32亿元，常住人口3469.41万人，在全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都市圈中排名第五，仅次于上海、北京、深莞惠、广佛肇四大都市圈。 在都市圈中，南京展现出了极高的城市首位度，GDP占比超过1/3，常住人口约占1/4，制造业基础扎实，产业体系完备，已初步形成了“4+4+1”的全市主导产业体系——即四大制造业、四大服务业和一批未来产业，并通过技术转让、产业转移、信息传播和交流、资本输出和优化配置等方式来影响着周边城市；而周边城市都迫切希望与南京加强对接，利用南京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区域大交通资源及其他公共服务资源等，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动力。 近些年，以南京为中心、连接都市圈城市与全国各中心城市的现代化轨道交通网都逐步得以建成，从都市圈的成熟程度、认同程度以及实施的水平来看，南京毫无疑问是走在全国最前列的城市之一。 2 除了庞大的经济体量、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南京还具备三大优势——消费、科教和文旅。 消费方面，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是商家必争之地。从夫子庙到湖南路，再从桥北到仙林，处处商圈林立，尽显泱泱金陵繁华；而孙中山铜像坐落之处、拥有百年历史的新街口广场区域，更是有着“中华第一商圈”的美誉，其影响力之大，放眼全国乃至放诸四海皆可以称一道二；同时，南京还拥有苏宁、汇鸿等零售巨头，为广大市民与周边地区居民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得益于此，南京市民的日常消费与休闲娱乐气息极为浓厚，其消费市场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统计显示，2019年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在全国约300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九，在华东地区仅次于上海和杭州位居第三，且与杭州仅差61.8亿元；与此同时，南京的人均社零总额高达7.24万元，在所有城市中高居榜首，且大幅度领先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充分佐证了南京居民出众的消费能力（见表1）。 科教方面，南京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市内211、985大学云集，其中不乏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这样的名校；在全国双一流大学排名中，南京仅次于“教育第一城”的北京（29所）和国际大都市上海（13所），以12所的数量排名全国第三位（见表2）。 强悍的科教实力，为南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与坚实的人才保障。根据英国《自然》增刊发布的《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报告，在全球科研城市50强中，南京高居第12名，国内则位列三甲，仅次于北京与上海，“天下文枢”的称号名不虚传。 文旅方面，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扮演着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7000多年的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身为古都的南京在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方面丝毫不亚于任何城市。夫子庙内，文人雅士饮酒赋诗；秦淮河畔，桨声灯影斑斓；老巷子里的寻常生活和藕断丝连的民国风……南京的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处变不惊的优雅。56个国家A级景区，2个5A级景区（钟山风景名胜区、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同样支撑起南京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这些，既促进了旅游消费的壮大，又提升了南京的城市品牌影响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19）》中，南京荣登年度中国城市品牌前十强。 以上种种，构成了南京经济强大的内生动力。 3 说到2020年，新冠疫情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 与其他城市一样，南京也曾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南京各项主要经济统计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均呈负增长态势。 然而就在这时，南京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执行力。面对疫情来袭，南京采取了高效的应对和防控措施，早在除夕之夜就以“战时”状态开展了一场大排查，一夜工夫便排查完1万多个重点人员；自2月19日之后，确诊病例数几乎就一直保持0增长，并且在3月9日实现93个确诊患者全部出院。 得益于防疫工作的出色落实，南京经济并没有被影响太多。当其他城市还在应对疫情之时，南京早在2月10日就启动了复工复产，9天后就有200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工率达80%，全市工业用电量也恢复到去年同期的73%，而新街口商圈大商场、夫子庙等旅游景点也都逐步恢复开放。 其结果便是，南京成为了率先走出经济困境的城市之一，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6%，为全国唯一正增长的万亿级城市，此后更是稳中有升，持续向好。 在此过程中，南京对于消费的提振格外重视。2020年3月13日，南京市政府决定面向市民和困难群体发放总额3.18亿元、共计七大类的消费券，成为全国首批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的城市之一；3月16日，南京市市长韩立明在苏宁总部考察指导时强调，“恢复经济运行秩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需要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稳定消费市场”；4月11日，南京市举行“战疫情扩内需稳增长四新行动动员发布会”，发布了新基建、新消费、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都市等四个行动计划，又在“新消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新消费聚力提质扩容”，并布置了“九新”工作任务。 与之相应的，是南京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1-11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6400亿元，累计同比下降幅度仅为0.5%，明显好于同期全国整体水平（见图3）。 反观天津，由于后续疫情的小范围反弹以及城市自身的一些问题，导致经济复苏进程相对较慢（见图4）。考虑到2019年南京与天津的GDP差距原本就不大，2020年实现反超也在情理之中。 4 跻身全国前十之后，南京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杭州吗？ 我们不妨从“量”和“质”两个维度来做个简单分析，先说前者。 由于杭州2020年GDP规模暂时还没有公布，我们可以参考前三季度的数据。可以看到，2020年前三季度南京和杭州分别实现了1.06万亿元和1.16万亿元的GDP，南京仍稍微落后，且二者累计同比增速相当，分别为3.3%和3.2%（见图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南京在2020年第一季度就率先实现了经济正增长，但杭州的后劲明显更足，增速反弹幅度更大，所以可以预判的是，南京的经济规模暂时无法超越杭州。 那么，为什么杭州的后劲更足呢？这就涉及到了“质”的层面——主要原因在于，杭州拥有极为发达的数字经济，以及活力十足的民营经济。数据显示，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296亿元，同比增长19.4%，增加值3795亿元，同比增长15.1%，占GDP比重24.7%；民营经济增加值为9378亿元，占GDP的61%。如此便成就了杭州经济增长动能的强劲。 南京虽然近些年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在提速，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等先进制造业正快速发展，但主导产业仍以石化、钢铁、电子、汽车为核心，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另外，南京民营经济体量也不及杭州，2019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6514.11亿元，比杭州少了2863.89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46.4%，比杭州低了14.6个百分点。 这些或许也是南京未来应该重点完善的地方。 话说回来，在官宣进入全国十强之后，南京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四大目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行情300778,诊股)、建设高能级辐射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品质生活的幸福宜居城市、建设高效能治理的安全韧性城市。 可以看到，四个方面既明确了“量”的扩张，又明确了“质”的提升，还兼顾了居民生活与城市治理，雄心壮志溢于言表，也给足了所有人期待的理由。 南京还会创造多少惊喜？拭目以待。
房价事关你我他，不管是涨还是跌，都会引发财经媒体的巨大关注，引起网友的共，展开各种各样的吐槽。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中国房价行情平台上15个新一线城市的平均单价数据发现，房价全部过万，有6个城市超过了2万元/平方米，其中杭州位居第一，南京第二。中部的强省会长沙房价在15个城市中垫底，11715元，房价收入比最低，2019年长沙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55211元，如果按照购买100平米房价计算，一个人不吃不喝长沙大约需要18年，虽然买房也不是太轻松，这个房价收入比在全国看不算高，按照我的工资收入，购买某地100平米房子不吃不喝大约需要50年，有网络统计数据显示均价已经超过1.8万元，二手房房价超过2万为数不少，但低一点也有，13000元左右，这可不是一二三线城市，而是十八线小地方，一个十八线城市的房价竟然超过不少一线城市的房价，买房压力山大毋庸置疑。 房价为什么贵？为什么涨不停，与目前的财政收入有关系，因此部分地方总是不断的稳定房价，最好是希望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卖地收益，可以实现滚动投资，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现实也是如此，18年统计数据是过去20年卖地收入高达40万亿元，平均是每年2万亿元，20年大概率超过7万亿元，已经是过去二十年平均的3.5倍，这就是房价上涨的好处，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土地收益。 可是房价上涨需要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支付越来越多的钱购买房子，有一个说法是六个钱包买房，等于是为了买一套房子，将需要六个家庭拿出所有的积蓄才可以，这就挤压了六个家庭的消费，实际上也伤害了六个家庭的幸福。 房价过高不仅挤压消费，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还增加经济转型成本，提升科技创新成本，房价涨不停，高层急在心里，出台了各种调控政策，像房住不炒，不作为短期经济刺激手段等，银保监会也是严控违规资金进入楼市，最近出台了三条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机构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条红线”。前者从40%到12.5%不等，后者从32.5%到7.5%不等，虽然是从控制金融风险角度考虑，但不排除有调控地产价格的因素 。 地产价格上涨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有供应的土地价格问题，土地价格高了，房价怎么都不可能下跌，开发商需要盈利，这就是面包与面粉的关系，面粉价格高了，面包价格怎么可能下跌。另外高层政策还是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化为无形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光明正大的放宽落户政策和吸引农民购房等增加房地产需求，减少土地供给影响市场地产销量，就可以稳定房价，部分地方甚至不许开发商降价促销，稳房价的意图十分明显。 房价博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希望房价下跌，拥有多套房者更不愿看到房价下跌，可是刚需购房者眼巴巴看着房价下跌。但房价上涨确实不利于经济的转型，房价走向何方。
近日，万通发展与国网综能联合组织的“新城市可持续发展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商汤科技、普洛斯、福建电子、太极股份、中国瑞达等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约30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围绕如何落实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联合体运营机制，成立“智库研究院”等议题展开讨论。以“数字中国”城市建设为蓝本和目标，更好地发挥联合体各方独特优势，形成赋能新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生态协作平台。 据悉，2020年10月，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万通发展曾牵头多家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了“新城市可持续发展运营联合体”。国网综能副总经理樊功成称，“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不仅是当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客观要求，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未来构建智慧社会的重要基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城市间、部门间、政企间的对接配合，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通过联合体这个平台，促进各方加强合作，发挥优势，实现共享共赢。” 联合体以城市运营顶层设计为统筹，梳理、研究城市发展制约因素和痛点，助力城市转型升级，为城市发展提供系统化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城市未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万通发展CEO张家静表示：“万通要做好联合体的组织协调工作，服务好成员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推进联合体的协同发展。”此外，张家静建议成立“智库研究院”或“新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由各成员单位领导牵头，根据需要选择各领域专家及资深团队加入，提出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质量建设方案；共同发挥核心优势，落地实施赋能提升；共同制定商业模式，实现业务创新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联合体聚合效力，为地方政府及城市持续发展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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