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房价整体会呈扁体“V”型结构 中国部分核心城市正迎来楼市调控的层层加码，上海买新房要先算积分、深圳二手房被控价、杭州落户未满5年限购一套房、广州上浮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楼市牛年走势备受关注。特别是上海和深圳，前者4天出台两次调控政策，后者更是20天出台5次调控政策，显示出极强的调控主动性，对房价上涨大有“零容忍”的感觉。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曾分析预测，随着存量经济特征慢慢显现，中国楼市会同股市一样出现明显的分化特征。今后5年，房价下降城市的个数会超过上涨城市的个数。也就是说，在李迅雷的眼里，未来房价整体是呈下降趋势的。即使是有涨有跌，也是呈现整体向下的格局，继续上涨的概率越来越小。只有那些人口净流入比较多、市场需求比较大的城市，才有可能保持房价的上涨。其他城市，都有可能步入下跌通道。 这样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符合楼市的基本格局和运行状况的。但是，李迅雷分析预测的是五年房价走势。如果把预测的时段拉长一点，放到十年，楼市又将是什么走势呢？房价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笔者认为，未来十年，就楼市来说，只要大的环境不发生明显变化，基本格调是稳定，亦即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对房价来说，则是扁体“V”型格局，且“扁”的结构非常强。 何谓扁体“V”型格局，就是前五年如李迅雷所分析的，房价下跌的城市多于上涨的城市，房价整体处于下行状态。后五年又出现房价反弹，多数城市房价继续回到上涨通道，极少数城市房价下跌，甚至全部上涨，但除了极个别城市，如深圳外，其他城市房价上涨的幅度会很小很小，因此，也就呈现出扁体“V”型格局了。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房价的态度来看，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下，不可能再在房地产问题上打主意，不可能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而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把重点放在实体经济和创新方面，楼市必须保持高度稳定，房价也必须保持高度稳定。因此，前五年的房价会在消化了环比上涨“余粮”的情况下，转入下跌通道，形成多数城市下跌、少数城市上涨的格局。如果调控得好，也可能出现房价整体下跌格局，只是，下跌的幅度会比较小，不会对楼市整体稳定格局和已经购房居民心理、地方经济发展等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如果国际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变化，如果美国不再像特朗普时代那样折腾，全球经济应当能够在三年内得到修复，重新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呈现整体增长态势，那么，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近年来超发的货币，会成为未来全球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继而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因此，也会带动房价的上涨。这种上涨，不是房价的非理性上涨，而是通货膨胀式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仍然会用政策进行调控，但也无法完全控制住出现自然增长现象。诚然，后五年出现房价通胀式上涨是很正常的，也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实际的。到时候，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会更快，能够有效应对房价的上涨，消化房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这也意味着，对购房者来说，如果不是刚性需求，特别是结婚等比较急迫的刚性需求，可以不急于购买房子。改善性需求则可以依据自身需要，做出是否购买的决策。因为，买一套，卖一套，整体上是不影响的。而到了第四年、第五年，则可以考虑购买。因为，接下来房价上涨的概率要远大于下跌和平稳，有能力购房，既是更好地维护手中财富不贬值，也是一种长期投资。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像深圳、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以及杭州、南京、苏州、武汉等二线城市，未来房价上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深圳，未来十年房价都不可能出现下跌，而是看上涨的幅度有多大。即便深圳采取了严厉的调控政策，但无法控制住深圳居民收入增长和企业发展带来的上涨动力，以及土地资源越来越紧、人口流入越来越多且高收入者增多、资本流入的步伐加快带来的上涨潜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居民购房还是可以放在首位的，是可以考虑购房需求的。 谭浩俊
文：任泽平 熊柴白学松 于嘉俊 导读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 我们曾提出业内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近年大力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提出“双循环的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参考专著《新基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等。 正文 1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 1.1 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粤、浙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分别为179、82、168万和85、18、78万，而江苏三个时期分别为54、21、23万；皖、川、桂、豫、渝、黔、鄂等中西部省份由2001-2010年的年均负增长转为2011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1-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15年的负增长，近4年减幅扩大。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 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其中重庆、四川近4年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万以上；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辽宁由2001-2010年年均人口净流入14万下滑至2011-2015年的2.3万，近4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 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20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的分别有155（1市数据缺失）、133（8市数据缺失）、126个（8市数据缺失），人口净流入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46.1%、40.4%、38.3%；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出城市数量分别为181、196、203个，占比分别为53.9%、59.6%、61.7%。 具体来看，深、广、杭三城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28、28、27万，较2011-2015年均有大幅增长。长沙、宁波、西安、成都、郑州、重庆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这几个城市均为所在都市圈核心城市，近年城市发展较为快速、“抢人”力度较大。 从全域层面看，近4年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33%、0.69%，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38%、0.34%，人口持续流出。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我们将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2000-2019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7.3%增至5.3%、20.6%，三、四线城市则由30.9%、43.5%降至30.5%、40.5%。从趋势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1.49%、1.33%，二线城市分别为1.81%、1.00%、0.69%，均远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0.57%、0.50%、0.46%。一、二线城市人口保持集聚，但增速持续放缓。上述三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2%、0.40%、0.38%，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四线城市仅分别为0.15%、0.36%、0.3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持续流出。 1.3 都市圈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 近4年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等10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人口规模超10万；人口净流出都市圈增至10个，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2000-2019年，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6.2%，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47.8%提升至51.7%、GDP合计占比由63.2%提升至65.7%，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都市圈分别有6、9、10个，近4年人口流出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北、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地区。具体看，近4年人口年均净流入超10万的都市圈有10个，其中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长株潭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超20万，宁波、重庆、西安、成都、郑州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在10-20万之间。从都市圈内部看，近4年核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口均为净流出的有哈尔滨、长吉、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入但都市圈整体净流出的有济南、南昌、石家庄、青岛等7个都市圈，反映这些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周边城市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外流出。此外，近年京沪大力控人，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近4年核心城市年均人口净流出0.6万，但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规模达26万。 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总体上看，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19个城市群，近年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2000-2019年，全国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8.5%，其常住人口占比由82.7%提升至85.3%，GDP合计占比由88.4%提升至90.7%。除2011-2015年、2016-2019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缺失外，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群分别有5、8、7个。具体看，全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9%，2000-2019年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13.9%提升至16.4%，GDP合计占比由26.8%提升至29.4%；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6、62万，较2011-2015年的3、15万大幅扩大。在重庆、成都都市圈引领下，西部的成渝城市群由2001-2010年的年均净流出63万变为2011-2015年年均净流入19万，2016-2019年年均净流入扩大至27万。东北、山东、中原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2011-2015年、2016-2019年，山东半岛、哈长城市群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上述3个及中原、海峡西岸城市群近4年年均净流出人口规模超10万。 2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2.1 人口流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更大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第一，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2015年老龄化率仅2.9%。迁移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口。从国际来看，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根据美国移民统计年鉴数据，1820-2018年总计有8496万人获得合法居留权，其中1991-2018年20-64岁工作年龄移民占比始终维持在70%以上。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保证了美国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稳定增长的劳动力为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实现了对英国等欧洲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赶超。从国内来看，深圳40年前只是宝安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310.6万人，其中2015-2019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53.2万、户籍人口年均增量32.5万，常住人口累计净流入166万人。2000-2015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2.9%，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0.5%、10.7%、12.8%。 第二，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1982-2015年深圳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4.8%升至21.8%，助力创新创意之都建设。从国际来看，美国开放的国际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外国人才。1930年代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卡门等科学家，在美国的计算机、航空、核武器等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披露，截至2019年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来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1982-2015年深圳市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0.9%提升至21.8%，远高于全国的13.3%，虽然仍低于北京的42.3%、上海的28.7%，但差距在迅速缩小。 其三，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集聚效应通过三方面增强城市竞争力：1）规模效应：人口集聚降低企业生产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2）专业化分工：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带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在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学习效应：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集聚，促进知识、技能的共享与传播。改革开放早期大规模流动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集聚，形成劳动力供给规模效应，使其在纺织、低端制造业迅速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四，人口流入扩大消费需求；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2.2 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人口净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均衡程度，在充实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的同时，也加重了人口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2000-2018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从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看，2018年广东、北京、云南、四川、浙江等经济发达、人口净流入或老龄化较低的省份居于前列，吉林、辽宁、黑龙江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5.2、2.8、-3.1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4.7个月。东北财政形势严峻，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倒数，其中吉林、黑龙江负增长，而同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江苏的11.2%、浙江的10.6%。 2.3 人口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左右，并仍存在“全面二孩”的生育堆积效应；按此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端看，20-59岁的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未来住房需求将平稳回落。从政策端看，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归居民自住需求。按照历史规律，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高能级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到2030年1.7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重庆、武汉、南京等）2000万级大都市圈。
户籍制度坚冰正融。中国有望采取经常居住地为依据的户政管理政策，为非户籍人口提供更为公平的服务。这一定会鼓励人口流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经济体，也会让常住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为何户籍政策变革，会成为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户籍制度貌似和市场经济相距甚远，其实两者密切相关。人是经济等一切活动的主体，解放生产力，离不开人的解放。 回溯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限制颇多。人们被“捆”在某个村庄的田地里、某个街道的厂房里，户籍和工作生活地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人员流动频繁，人们可以追随各种信息到不同区域寻找机会。这让用工更为灵活，也让人员流动到更能创造财富的地方。 但户籍制度没有作出大的变革。不少城市外来人口占一半以上，这些人口给城市创造财富，但因为户籍原因，却和这个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而城市在医疗、教育、警务等公共服务方面，是按照满足户籍人口需求配置，这给城市治理造成困难。 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教育，不少在城务工人员子弟无法跟随父母上学，从而造成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陪伴，割裂了亲情，成为社会问题。和户籍制度挂钩的还有住房、医疗、社保等，外来人口无法公平融入城市生活。 在某个地方居住一定时间，更能反映和一个城市连接程度，更能及时反映人口流动趋势。有些人虽有某城市户籍，却长久不在该城市居住，用居住时间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让城市规划更科学，让居民更被尊重，也可以更容易决定到外地寻找工作机会。 《方案》还明确，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在试行之列。超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特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等10个城市。也就是说，按照2019年标准，在这16个城市之外，都适用该政策。 按2019年标准这16个城市不在适用之列，是因为这些城市本身规模已足够庞大，资源聚集效应明显，如若适用这个政策，可能会加剧人口聚集。该政策适用500万以下人口城市，人口分布会更为合理，从而优化城市布局。
昨日，城市进化论“收缩型城市榜”第三期发布，首次启用付费阅读，目前已有超过700位朋友参与付费。这是城叔的一次新尝试，数据有偿，但知识无价，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随着昨日深圳GDP正式官宣，2020年“万亿俱乐部”集结完毕。 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被认为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是否能进入万亿俱乐部的行列，常常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分水岭。 回顾“十三五”，2016年至2018年，“万亿俱乐部”均以每年新增2座城市的速度稳定扩围。2019年佛山破万亿，再到202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个。 注：长沙仅公布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为4.5%（预计数）。以2019年长沙市GDP11574亿元，可推测出2020年长沙GDP约为12094亿元。 若将23个万亿城市按经济实力进行分组，大体可以分为5个梯队： 第一梯队：2.5万亿及以上，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共5城。即便排在该梯队末位的重庆，经济总量也远超第六位的苏州近5000亿元； 第二梯队：2万亿左右，仅苏州1城。追赶2.5万亿级的重庆还有一定距离，同时又与其后排名第七的成都拉开2400多亿元差距； 第三梯队：1.4~1.8万亿区间，包括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天津，共5城，均为省会或直辖市； 第四梯队：1.2万亿左右，包括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共5城，由2个计划单列市、2个省会城市、1个地级市构成。 第五梯队：1万亿左右，包括佛山，以及泉州、济南、合肥、南通、西安、福州，6座万亿“新秀”。 目前，除开距离万亿仅一步之遥的东莞，后续8000亿~9000亿量级的城市明显断档，未来2~3年内很难再有新晋万亿城市诞生。 而在万亿城市内部，竞争一直都在，但今年尤为激烈，彼此之间差距最小的甚至不足1亿元。作为中国经济的头部城市，它们的进击和衰退，将影响整个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十强比拼，天津掉队 整体上看，前三梯队基本囊括了中国经济TOP10城市。 2月2日，深圳2020年经济目标数据正式披露，GDP27670.24亿，增速3.1%。虽然未能达到2.8万亿，但增速比全国、广东全省均高出0.8个百分点，是四个一线城市中最快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北上广，深圳的三产比重一直是最低的，工业城市的底色更明显，但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其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从2019年的60.9%增至62.1%，韧性更强。 相比深圳的稳中求进，广州称得上是“有惊无险”。 过去一年来，“重庆反超广州”的说法不绝于耳。但根据此前广州统计局透露，2020年广州GDP为25019.11亿元，同比增长2.7%，以17亿元微弱优势险胜重庆，守住经济第四城的位置。根据两市政府工作报告的信息，2021年经济增速均为6%以上。 广州与重庆的未来，谁更胜一筹？有观点指出，对于GDP2万亿级的城市来说，10多亿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且介于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的因素，未来三五年，重庆GDP总量超越广州的概率很大。 和广州“守擂”成功相比，天津则显得没有那么“幸运”。 2020年，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14817.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6%。这一增速分别快于全国、江苏全省2.3和0.9个百分点。而天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天津GDP为14083.73亿，增速1.5% 南京市统计局表示，这是南京经济总量继2016年首次进入全国“万亿元俱乐部”城市后，首次跻身全国十强之列。 事实上，南京赶超天津有迹可循。自2017年开始，天津主动给GDP挤水分，在2019年， GDP排名就从第七滑至全国第十，与南京的GDP差距仅为74亿元。 而在2020年上半年，天津GDP 6309.28亿元，同比下降3.9%，南京则实现GDP 6612.35亿元，同比增长2.2%，自此GDP总量已高出天津约303亿元。 这两座城市之间的经济差异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的经济总量有近一半都是来自工业贡献，以石化、钢铁等传统重工业为主。 而南京则在科创方面持续发力，对经济转型升级作用十分突出。仅2019年，南京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净增1475家，累计达到4593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1.2万亿元，增长14.8%。 此外，TOP10城市中，还有一个变化是杭州实现了对武汉的超越，排名第8位。 但需要指出的是，武汉在2020年初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受阻，是“万亿俱乐部”中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城市，增速为-4.7%。根据其日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武汉经济目标增速为10%。 1.2万亿量级，5城竞逐 第四梯队内部差距最小，排名第12位的宁波仅比第16位的郑州多400亿元左右，两两城市之间追赶激烈。 其中，梯队内最强的两个计划单列市宁波和青岛，2020年GDP分别为12408.7亿元、12400.56亿元，相差仅8.14亿元。 同时，青岛反超无锡，上升至第13位，长沙虽未公布GDP总值，但以增速估算，其已超过郑州，重回GDP第14城。 纵观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5城近10年的经济角逐，更加精彩。 早在2010年，无锡经济总量位列5城之首，青岛居第2位。直到2015年，无锡、青岛、宁波、长沙、郑州的排位被打破，长沙连超青岛和宁波，跃升至第2位。 2015年至2017年间，宁波和青岛反复赶超，互不相让。直到2018年，郑州继其他4城之后成功突破万亿，宁波也超越长沙排在5城第2位。 2019年，宁波超越无锡，登顶5城之首。青岛和郑州双双超越长沙，形成宁波、无锡、青岛、郑州、长沙的排位。2020年，这一排位再次调整为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 可以说，未来一段时间，这一梯队五座城市的竞争中，青岛、无锡、宁波仍将是“近身肉搏”，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实力的较量。 去年，青岛之所以被无锡超越，工业下滑是最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规上工业增速仍落后无锡（6.6%），但与上一年相比，已有明显好转，2019年两者的差距是2.9个百分点。 而在宁波和青岛两个城市的比拼中，2020年宁波第二产业增加值（5693.9亿元）高出青岛（4361.56亿元）1300多亿元，领先优势十分明显。 回看2019年的数据，当年宁波GDP分别领先无锡、青岛132.8亿元、243.81亿元，工业增加值却领先后二者高达831.64亿元、238.31亿元。 工业增势迅猛，这也被外界视为宁波近年来经济总量连续追赶上位的重要原因。 但需要指出的是，青岛、无锡、宁波，无论哪座城市率先突围，都将面对现在排名全国第11位的是北方城市天津。短期来看，三座城市要想超越天津，难度较大。 “万亿新贵”，东莞待补位 2020年晋级的济南、合肥、西安、南通、福州和泉州，虽然都超过了万亿，但彼此之间差距并未拉开，最小的还不足1亿元，最大也不超过1000亿元，竞争尤其激烈。 其中，福州和西安虽然经济总量在23座万亿城市中排名垫底，却分别跑出了5.2%、5.1%的最高增速。具体来看，2020年西安GDP10020.39亿元，超越福州、东莞，排名上升2位至第22位，成为西北地区首个GDP破万亿的城市。 而福州GDP，则在过去五年从5000亿级跃升至万亿级，创下5年跨越5个千亿台阶的成绩。2020年，福州GDP紧追西安至10020.02亿元，仅仅落后0.37亿元。 这也成为23座万亿城市之间的最小差距——相较于上万亿的经济体量，3700万元的微弱差距，几乎就是毫厘之差。 再看佛山。自2019年跻身“万亿俱乐部”一年之后，这个广东省内第三座万亿城市，仍然在原地艰难徘徊。2020年前三季度，佛山GDP同比下降2.3%，仍未实现转正，曾让外界为这座新晋万亿GDP城市“捏了一把汗”，当时甚至有人担忧：佛山能否保住全年的万亿经济总量将成未知数。 直到全年数据出炉，佛山凭借65亿的微弱增量、1.6%的低速增长，以10816.47亿元的经济总量稳住了“万亿俱乐部”席位。在同级别的第四梯队城市中，增速垫底的佛山与增速最高的西安差距达到3.6个百分点。 在23座万亿城市中，佛山2020年经济增速也仅高于武汉、天津、北京，排名倒数第4位。根据此前召开的佛山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2021年佛山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6%以上、与全国全省同步”。 相比青岛、长沙、济南、合肥的8%，以及济南8%以上、福州8.5%的高位增速目标，2021年的佛山明显放慢了脚步。再联想到2020年未能入局“万亿俱乐部”的东莞，不仅经济总量与万亿失之交臂，GDP排名更是大幅下滑。 眼下，在东莞之后的“准万亿”城市中，已然不见广东城市的身影。比如，2019年GDP排名在东莞之后的广东城市惠州，2020年GDP仅为4221.79亿元，不足东莞一半。 此轮”万亿俱乐部“扩容潮之后，面对常州、温州、嘉兴等一众来自长三角的“后起之秀”，珠三角有待培养下一个万亿城市。
近日，高德地图联合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清华大学戴姆勒可持续交通联合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共同发布《2020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报告中公布交通健康指数同比变好城市榜单，其中海信助力5大城市跻身Top10。 这5个城市分别为西宁、贵阳、银川、佛山、深圳。以银川为例，海信2014年就为银川城市交通改善服务，在2018年6月，海信协助银川交警深度参与了“疏堵提畅”工程，仅用三个月，便将第一季度曾排名全国“首堵”的银川，于第三季度“踢出”城市拥堵榜外。2020年，银川在高德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健康指数”同比变好城市TOP10中排名第7位，在“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拥堵同比下降城市榜TOP10中排名第5位，打造了令业内瞩目的“银川模式”。 图 | 海信工程师在银川路口调研 2020年，深圳交警支队制定“微治堵攻坚战”实施方案，海信协助光明大队、鹏城实验室针对光明片区日常交通分布特征，结合该片区特有道路结构，对该片区实施平峰快速通过、高峰效益最高、夜间快速转换的方案控制策略，并设计实施较大规模的网格化区域绿波，总计涉及5条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共计52个路口。经优化后，路口实际通行能力也得到了较大改善，部分关键路口车辆排队长度比原先明显减少，路口通行基本一次通过路口。 图 | 海信工程师在深圳交警大队指挥中心 在智能交通领域，海信有整整22年的技术深耕，是中国首个AI联盟智能交通推进组组长，在国内智能交通领域保持着多年市场第一，拥有我国唯一设立在企业中的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目前海信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于全国147个城市。近年来，海信助力全国多座城市在交通改善方面取得亮眼成绩：2018年，海信助力五大城市跻身2018全国拥堵同比下降TOP10榜单，并占据前四名；2019年度全国拥堵缓解城市TOP10中有7个使用海信方案。
自去年末登陆资本市场后，恒大物业（6666.HK）首度大手笔并购，开启其规模扩张之路。1月29日，该公司公告，斥资15亿全资收购浙江市亚太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亚太酒店物业位列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第54位，在39个城市拥有在管项目940个，在管面积超8000万平方米，涵盖住宅、写字楼、城市综合体、大型工业园等业态，服务业主超200万人；同时，还拥有33个城市公共服务项目，在5A景区、地铁、高铁、机场、医院等公共建筑及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拥有丰富管理经验。 随着房地产开发业务步入稳定阶段，在存量物业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物业服务行业已进入黄金发展期。国海证券(行情000750,诊股)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2030年物业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将超1.3万亿，相较目前存在2倍以上的成长空间。抢占市场成为了当下物业公司的重中之重，并购是最重要的扩张手段。 恒大物业显然深谙并购的重要性。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显示，IPO募集资金的65%，就是用于战略性收购及投资。而在本月中，恒大物业更是下达“军令状”：今年要新增拓展在管面积3.6亿平方米，净利润超39亿，增幅50%以上。 以此计算，不到一个月，恒大物业新增拓展在管面积已完成全年目标22%，总在管面积一举突破3.8亿平方米，实现“开门红”，为提前完成“军令状”提供强有力保证。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物业服务将进入“强者恒强”的时代，头部企业更受惠于整合红利。此次恒大物业的大手笔并购，有望加速其管理规模与业绩的增长，巩固在物管行业的龙头地位。
中小银行的合并潮再起，城商行大省辽宁即将迎来城商行大合并。 1月28日，央行网站发布了一条在1月27日就出现于辽宁省政府网的信息显示，近期，辽宁省政府常务会议称，通过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辽宁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 辽宁有15家城商行，为全国城商行最多的省份。在这15家城商行中，最大的3家是盛京银行、锦州银行和大连银行。“这3家银行没有参与合并，参与的是剩下规模较小的银行。”一位辽宁省城商行人士告诉记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合并是中小银行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符合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体现。目前，大部分中小银行经营良好，部分中小银行存在问题。中小银行合并后可以精准化解存量风险，夯实资本基础，进而提升市场竞争能力。但从长远来看，规模扩张是不足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中小银行要在新股权之下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提升银行经营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效益。 辽宁12家相关城商行迎来合并 1月27日，辽宁省政府发布消息称，1月25日，辽宁省委、省政府向国务院金融委汇报了城市商业银行整体改革的总体思路。下一步，辽宁省人民政府将牵头整体改革工作，引进辽宁省金控集团等全国大型优质企业以及中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和经营管理体制，打造安全稳健运营的一流城市商业银行。 根据公开信息，辽宁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推进省内城市商业银行整体改革工作，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申请新设组建1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辽宁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 据了解，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改制在1998年开始正式拉开大幕。 2020年11月，中银协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20）》称，截至2019年末，全国134家城商行资产总额为37.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8.5%；贷款余额17.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8.4%，贷款增速约为资产增速的两倍；负债总额34.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8.4%，其中存款余额占比68.5%，同业负债占比12.3%，负债结构不断优化；净利润2509亿元，较年初增长2%；不良贷款率2.3%，拨备覆盖率154%，资本充足率12.7%。 在全国130多家城商行中，辽宁就有15家，分别是：盛京银行、锦州银行、大连银行、鞍山银行、本溪银行、朝阳银行、丹东银行、抚顺银行、阜新银行、葫芦岛银行、辽阳银行、盘锦银行、铁岭银行、营口沿海银行、营口银行。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师周茂华对记者表示，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区域经济结构、发展差异较大，不少中小银行确实仍面临股权结构复杂、资产负债不够合理、不良资产较高、经营与风控水平不高等问题。尤其近年来受区域经济分化、银行业竞争加剧、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部分中小银行面临着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问题，经营稳健性受到威胁。预计未来将有不少中小银行通过上市、兼并重组等方式，理顺股权、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以化解金融风险，扩大银行资产规模，提升经营水平。 中小银行的合并潮 近年来,监管多次强调推进中小银行改革，要求中小银行回归本源，做小、做深，坚守市场定位。 中小银行的合并潮此前频现。早在2019年2月28日，四川省与银保监会共同商定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为基础组建四川银行。2020年6月24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履行合并重组法定程序。 2020年11月8日，四川银行在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式成立，引入28家投资者，这是采取新设合并方式设立的四川省首家省级法人城市商业银行。四川银行注册资本金300亿元，位居全国城市商业银行之首。四川银行所定目标为：力争五年内资产规模突破5千亿元，十年内突破1万亿元，贡献利税超过百亿元，主要监管指标达到行业中上水平。 山西多家银行也拟合并重组。2020年8月8日至8月10日，山西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先后发布了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主要与合并重组相关。 此外，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也多有合并动作发生。 2021年1月5日消息，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推动村镇银行补充资本、深化改革、化解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村镇银行近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风险水平快速上升，相关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服务能力。对此，督促指导属地监管部门按照‘分类处置、一行一策’原则，压实主发起行风险处置牵头责任，采取多种手段，推进风险处置。”银保监会称。 周茂华对记者表示，中小银行合并重组也面临一些挑战。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后的“新银行”需要面对如何有效化解历史遗留不良资产、如何提升内部治理效能等问题。如果中小银行重组后，人员、内部管理不能进行有效整合，就难以实现优化股权结构、降低潜在风险、提升经营效率等目标，只是虚增规模，可能出现“1+1<2”的情况。 有业内人士称，由于大部分中小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政府，可以由政府发行一部分地方债，专门用于一些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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