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地产与863亿战投签订补充协议 ，图片来源：中国恒大 9月29日晚间，中国恒大公告称，其与持有恒大地产总额1300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商谈。已于当日与持有恒大地产总额863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签订补充协议。 公告显示，该补充协议明确战略投资者已同意不回购并继续持有恒大地产权益，且在恒大地产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此外，恒大官方向搜狐财经透露，剩余的437亿战投中，恒大已与155亿战投商谈完毕，目前正在办理手续，282亿战投正在商谈中。 许家印与1300亿全体战投高管合影，图片来源：中国恒大 据了解，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与苏宁控股董事长张近东、正威国际董事局主席王文银、广田控股董事长叶远西、安信信托董事长邵明安、嘉寓集团董事长田家玉等全体1300亿战略投资者高管出席签字仪式。
图片来源：微摄 9月25日，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WGBI）。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改革开放发展稳步推进。截至2020年8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11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投资者持债规模达2.8万亿元人民币，近三年年均增长40％。 富时罗素公司首席执行官萨马德表示，准备从2021年10月开始把中国国债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努力推进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待2021年3月做进一步确认后，国际投资者将能够通过富时罗素旗舰指数进入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全球三大债券指数提供商中，有两家已先后将中国债券纳入其主要指数，此次富时世界国债指数也明确将中国债券纳入时间表。这充分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金融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人民银行对此表示欢迎。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与各方共同努力，积极完善各项政策与制度，进一步提高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完）
图片来源：大众汽车集团官方 “新四化”的浪潮里，面对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大众汽车开始在中国加速布局。 9月28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宣布，计划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与旗下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和江淮大众共同投资约150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领域。此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宣布同期在全球电动出行领域投资330亿欧元。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CEO冯思翰表示，按照计划，大众汽车集团将在中国汽车市场实现大规模电动化，并于2025年前实现15款新能源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将电动车型在集团产品组合中的比例提升至35%。 而MEB模块化电动车制造平台则被认为是大众汽车实现上述愿景最直接的手段之一，该平台也是其新一代纯电动产品ID.家族的开发及制造基础。 据了解，大众位于安亭和佛山的MEB工厂，每年的电动汽车总产能为60万辆，目前预批量生产的车型已下线，并将于10月内全面投产。近日，大众ID.系列新能源SUV车型ID.4也已完成全球首秀。明年初，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和上汽大众安亭工厂生产的电动车型将交付中国客户。 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正在积极发展与中国本土电池供应商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加快满足未来市场对电池产能的需求。 今年，大众先后向国轩高科、宁德时代和万向123抛出橄榄枝。通过战略投资，大众集团获得国轩高科26%的股份，并向万向123提供百亿订单。同时，从今年开始，大众国产新能源汽车将采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不止于此，大众汽车也在大规模投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与星星充电、一汽集团以及江淮汽车联合成立开迈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开迈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众集团将得以向客户提供私人专用充电墙盒，同时布局拥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公共直流电充电站网络。 未来汽车日报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国和联合国26日共同举办减贫与南南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 菲律宾外长洛钦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是163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增长极大地造福了世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在道义上也备受各方尊重。中国在没有损害其他任何国家的情况下成功使8亿人摆脱贫困。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强劲发展的重要引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有能力为消除贫困和南南合作发挥领导作用。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希望通过促进邻国繁荣来实现自身繁荣的国家。同西方殖民不同，中国意识到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消除不平衡和不平等发展。菲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为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这表明，中国真诚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南南合作。正如杜特尔特总统在联大讲话中指出，世界如何应对疫情将决定世界的未来。菲方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这样才能应对未来更多的挑战。
“双循环”战略是中国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财富的主线。高层把“双循环”提高到发展新格局的高度，意味着这个战略最早也要管到2035年。 “双循环”的八个战略基点 对于“双循环”战略提出以后出现的种种误解，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论述。笔者一直强调“双循环”战略是一个大战略，是攸关中国经济下一个20年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是统领“十四五”、“十五五”甚至“十六五”的大战略，是解决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痛点和短板，打通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 理解“双循环”，从战略新格局的层面而言，至少有八个基点： 第一，双循环大战略是主动战略不是被动战略，不是为了被动应对美国的遏制和卡脖子问题，而是中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痛点。 第二，双循环大战略是一个长期战略而不是短期战略，这个战略至少管10年，甚至20年。 第三，双循环大战略是开放战略不是封闭战略，这点最被误解，但其实最好理解。封闭起来是不可能有任何循环的，即使国内大循环，也玩不起来。离开了国际产业链的循环，离开了国际市场，玩什么？ 第四，双循环大战略是全局战略不是局部战略。有很多人把双循环理解为启动内需，内需当然是国内大循环的主要部分，但双循环战略绝非仅仅是启动消费这么简单，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全球，从整体上为中国经济“强身健体”，解决痛点。有消费问题，还有生产问题，还有创新问题，还有产业竞争力的问题。 第五、双循环大战略是改革战略不是倒退战略，要真正玩好双循环，改革开放是前提，要搞大循环，必须大改革大开放，离开了改革开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包括创新、消费等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问题。 第六、双循环大战略是进攻战略不是退缩战略，是积极主动去解决中国经济的难点问题，是拓展中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不是收缩，不是防守，是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第七，双循环是推动全球化不是反全球化战略，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关键在于利用国际市场，坚定推动全球化，在后二战格局重塑的情况下积极主动推动全球化。 第八、双循环是发展新格局不是新瓶装旧酒。高层在提出双循环战略时，一开始就把双循环战略定义为发展新格局，这个高度非常高，什么叫发展新格局。如果说过去40年的发展是老格局，则未来就是新格局，也就是和过去高增长模式要彻底告别。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双循环”战略的五大抓手 国内大循环也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启动消费问题。笔者一再强调“双循环”大战略的全局性、长期性和主动性。未来“双循环”大战略的抓手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消费大循环，培育八亿中产，这个不再详述； 第二、 制造业大循环，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品牌不足，战略产业领域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必须解决。制造业大循环需要梳理中国制造业各个环节的短板，强化补短板问题。 第三、 创新大循环，不仅仅指芯片的突破，很多关键领域都需要突破。我之前的文章提到过，中国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第四、 城乡大循环，完成城镇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但还没有完成城镇化的经济大国。城镇化是未来最大的抓手，新型城镇化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格局中属于重中之重，完成城镇化意味着中国真正成为城市国家，意味着至少还有5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第五、 产业大循环，中国在健康、娱乐、文化、休闲等领域产业需求井喷，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健康市场、文化市场、休闲市场都在中国，必将衍生出很多财富和产业机遇。 “双循环”战略下的八大财富“后浪” 在“双循环”大战略下，中国的财富机遇在哪里，下一个十年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这几乎是每一次论坛讲座听众必问的问题。但是我的答案让很多人失望。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最好的投资”，我也不知道一个10年中国会涌现出什么样的赚钱的行业。 比如，20年前，没有人想到阿里巴巴的崛起，5年前，没有人能够想到抖音会火到被特朗普封杀的地步，当然，拼多多，直播带货的薇娅、李佳琦每年的收入高于很多上市公司，更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而前不久，农夫山泉的创始人成为全球首富更是让人大跌眼镜。甚至，茅台今天这么值钱，在20年前也没有几个人能想到。 所以，行业和财富的崛起其实都是不可预测的，这样说，当然会砸掉很专家的饭碗。因为专家最爱讲的话题都是什么下一个10年中国最赚钱的领域，“后疫情时代十大财富风口”等等。 其实，财富的“浪潮”都是事后可以总结，但事前根本无法预测的。无论在中国，还是放眼全球，任何一次大的财富浪潮，基本都不可能先知先觉。比如，当年没有人想到福特汽车会开创一个时代，也没有人想到微软会成为行业巨头。那些抓住财富机遇的，大多是在财富浪潮的半山腰才半路上车的。财富的浪潮只有在很清晰以后才能看到，但是，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会走多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六波财富大浪： 第一波：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户、乡镇企业； 第二波：上世纪90年代“92派”的崛起推动的制造业创富； 第三波：1998年以后的地产大浪20年； 第四波：2003年之后的互联网财富浪潮； 第五波；2005年之后的金融创富，股权投资的崛起； 第六波：大数据、人工智能衍生出来的新产业、新模式、新财富 这六波财富，清晰可见，但这也是事后的一个总结而言，事先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先知先觉。在这六波财富中进入富豪排行榜的，都是财智超越常人并且经历九死一生，最后在惨烈的竞争中幸存者。在产业发展的长波中，即使在大浪到来之后才上车，也能赚到足够的财富。 随着中国经济中期的巨变，在“双循环”周期下，我们仍然很难去预测哪些行业可以崛起，未来主要赚钱的大浪在哪里。但是，基于我们对中国经济全新周期的理解，以及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认为，虽然我不知道下一个10年，20年，谁会成为中国的首富，谁能够进入富豪排行榜，会衍生出什么样的新业态。但是，对于财富发展的趋势，还是可以做一些预判的。 在我看来，“双循环”战略下，中国未来的财富有八大趋势： 第一、财富大浪已经结束，像过去40年出现的清晰可见的六波财富浪潮基本结束了，未来的财富只能回到过去的浪中再去找细分的浪。 第二、房地产作为最好投资品的时代结束了，房地产20年大周期的财富狂潮基本宣告终结，标志应该是有全国排名前五的龙头企业的倒下为最明显的信号。但房地产领域的财富机会仍然存在，存量地产衍生出的“房地产+”刚刚开始。 第三、零售行业仍然是未来中国出现富豪最多的领域，零售行业的好日子远远没有结束，零售行业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惊喜。 第四、引领财富浪潮的是“吃喝玩乐”，而不是芯片这些高科技，高科技领域看起来高大上，但未必催生富豪，而且这些领域九死一生。但酱油、油泼辣子、火锅底料这些很多人看不上的传统领域才是真正赚钱的领域。 第五、婴儿潮虽然结束，但赚孩子的钱仍然很容易。很多人一直在讨论银发经济和银发财富，其实，在中国，骗老人的钱容易，赚老人的钱太难，中国的老人基本是不花钱的。他们的钱是等着骗子来骗的。但是，中国人愿意敢于给孩子花钱，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中国的家长仍然是从不吝啬的。 第六、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会崛起，金融财富的掘金点在保险和股权投资领域。说实话，资本市场的理念和信用基础是不适合国人的，大陆法系的传统很难培育出强大的资本市场，我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崛起，但我认为，中国的保险行业仍然有很大的机会，保险逐渐会成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的主要工具。 第七、医疗行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包括医疗器材，医药研发等领域。未来医疗行业将更多的是一个大健康的概念，而不是治疗的概念。这个行业的财富裂变机会远远没有结束，新的财富业态值得期待。 第八、不要忽视农业，中国未来的土地制度等的改革会提速，现代大农业的崛起是大趋势。14亿人口，没有强大的农业，恐怕比缺芯片都要可怕。
双循环 1 为什么要提双循环？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特区40年”，我是7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大概40岁出头，正好和改革开放同行。 我们这代人挺幸运，因为这40年，正好是中国发展最快、经济最繁荣的40年，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遇到什么苦难。所以，无论从专业研究还是翻看历史的角度，我是真诚地感谢改革开放。 大约在2011年、2012年期间，我们研究全球化得出了一个初步推演的结论：全球化可能会发生逆转。此前一轮全球化，很多人是把它从“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再到全球市场开始统一”算起的。 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学者在深入研究全球化时，已经发现：全球化的繁荣景象可能会逆转。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国家内部产业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 今天，不幸言中——现在看来全球化的逆转，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先从“双循环”开始说起，“双循环”是今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中国领导人在5月份正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判断，在5月23号对“双循环”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要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特别提出了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格局的形成，对比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格局的描述是一个国际大循环的逻辑。 而国际区域布局，是一个梯度转移。 中国领导人在202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提出“双循环”，有特定的含义。无论我们如何去强调“内、外双循环”，并不是所谓的“闭关锁国”。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国际大门确实越关越小了，它和过去40年面临的开放的环境相比，确实有了重大的变化。同时，国内面临的挑战也多了，既包括疫情的冲击，还有经济减速。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20-30年，有的甚至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减速期，这个减速期大概平均20年。 所以，中国的减速期从2009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大概10年时间，算下来还要经历10年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谓“百年变局”。同时，面对短期的疫情冲击，中长期的经济减速，企业层面，要产业升级，提升附加值；政府层面，要转变发展方式，都是其中应有之意。 2 “修昔底德”陷阱与政治强人时代 未来十年面临的内、外压力仍然比较大，中国企业界要在中国的内、外压力之下，实现惊险的一跃。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拉长一点历史的视角。中国确实处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到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大影响，我们很难得出确定的判断。 但是翻看过去的历史，很多事情有必然性，也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过去100多年里面，有很多重大的事件节点，仔细去研究事件本身会发现有很多偶发因素。 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辛亥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这些事件的偶发因素非常多，这提示了我们在今天的“百年变局”的背景下，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取决于外界，也取决于我们自身。 经济数据上拉长时间周期看，从经济总量占比的变化看，中美关系发生质变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占到美国三分之二的时候。 当年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变化，大概也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部分人的判断，即中国崛起会出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无论从国际政治专家说的安全维度，还是经济专家说的全球经济失衡，或是全球化运转的角度，似乎都说明了中美博弈难以避免。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朗普”，中美的关系已到了一个质变的阶段，我们要认清当前的形势。 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处在“政治强人时代”。 关于“政治强人时代”，我没有清晰的界定，或者也很难界定。我们观察世界的大型经济体或者大国，都是属于“强势人物执政”阶段。 强势人物执政和以往“讲规则、讲规矩”的领导人不太一样。就像美国，特朗普总统可以随意发一条推特“吐槽”。 大国博弈在未来5-10年里还会有很多交集。 比如俄罗斯，普京希望俄罗斯在2024年成为全球前五大经济体。如果按照汇率计算，俄罗斯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但俄罗斯专家已经解释：2020年将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维持该地位不会容易。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7年底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所以俄罗斯也是充满了雄心壮志。普京基本兑现了对俄罗斯选民的承诺，用20年还一个新的俄罗斯。他用了20年的时间，把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打造成跟广东省差不多的水平。 3 国内经济发展5个趋势 从国内形势来看，疫情加速了这些趋势，但是，没有疫情这些趋势也在发生。 第一个趋势，移动互联网化。 移动互联网加速了人类的分层，分层可能来自于价值观，可能来自于地域，可能来自于收入水平。移动互联网导致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难题：全世界有共同观点的人，可以很快地联合起来。 从企业家看，我们要抓住商机；从政治家的层面来看，我们要抓住社会的难题，所谓“广场政治”（缘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城邦时代，广场是为市民争取权利和议政的最佳空间），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个趋势，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指经济学家探讨的劳动力红利的消退，因为没有了劳动力红利，还有工程师红利。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趋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波生育高峰期，大概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口，在未来五到十年整体步入老龄化，大概有2.94亿至3亿人口要整体步入老龄化。 “老龄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是不可逆的，而且结果不可预测。由于“老龄化”的趋势，要害不在于它是不是会发生，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个趋势，地产行业发展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而地产行业涉及到几十个行业。 简而言之，地产行业从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从金融业的发展逻辑，转变到了制造业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的转化影响到的行业非常多。 第四个趋势，贫富或财富差距拉大。 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中国资产价格的上升，会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这个难题很难用传统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财政手段解决，没有特别好或者说似乎很难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特别是在全球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量化宽松以后，财富差距几乎是不可逆的。我个人不同意美联储现任鲍威尔主席说的：美国的财富差距和财政政策没有关系。我认为当然有关系，因为宽松政策天生有利于富人。 第五个趋势，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宏观管理政策的逻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日本、欧洲的中小银行是“有心无力”，希望通过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却发现空间越来越小，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中国的货币当局是“有力无心”——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不想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经历过三轮大宽松，分别是2009年、2012年、2014年——2009年是4万亿，2012年是GDP保7.5%，2014年是GDP保7%。 这三轮大宽松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结果就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在拉大，而且不可逆，造成了社会内生性的冲突。 中国经济像日本30年代的运行状态略多，官方的说法叫“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 4 新常态下的双循环 我认为2017年我们进入到了“收缩型经济新常态”，它有5个特点： 第一，投资方面“泡沫”的钱很难赚了，赚快钱很难了； 第二，收入增长变得极其艰难，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实际收入水平是下降的； 第三，大家在生活工作上会变得越来越简洁，因为现在是从“泡沫化”到“挤泡沫”的过程； 第四，从企业角度来讲，除需要创新外，企业需要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点我主张向日本企业学习，比如优衣库，特别在日本失去的30年中，优衣库从普通企业到了世界级企业； 第五，大家培训和学习的时间更多了。如果实现“双循环”，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于降低体制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我自己从3个维度去理解双循环：第一，物理空间；第二，动力机制；第三，体制机制改革。 从物理空间来讲，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都将成为我们拓展市场、深化市场的市场载体。特别是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代表的新一轮的开放，是我们构建“双循环，启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从动力来讲，重要的是启动内需、统一市场，特别是统一市场。加入WTO之前，中国掀起过一轮学习WTO的贸易、金融、法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活动。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变，启动国内大循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诸多方面能够统一标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下一步体制机制改革要做的事情。 从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来讲，竞争中性、监管统一，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其中涉及到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 新基建 1 深圳40年与大湾区的未来 我想聊一下深圳，每次去深圳都觉得特别提气。深圳是标杆性城市，过了40年的发展，确实给中国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样板。在此，我们对深圳各个时期的建设者、领导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今年是深圳特区40周年，从指标来看，深圳处于遥遥领先的地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今天的成绩，密码是什么？ 无论从规模总量还是结构来看，深圳都遥遥领先其他同时作为特区的四个城市。深圳对标的城市已经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城市了，从世界来讲，与三大湾区的定义，深圳还有非常大的可以发挥潜力的空间。 举个例子，“粤港澳大湾区”从面积、人口来讲比世界成熟的三大湾区（东京、纽约、旧金山）要大。 从港口和机场的吞吐量也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很明显。 但是从人均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来讲，我们确实和世界另外三大湾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件事情从不同的维度印证了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后发式突围创新的重要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向大都市、大城市集中是一个趋势。我的观察结论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思路改变了80年代以来控制大城市规模，鼓励发展小城市的思路。 现在的思路还是发展大城市，城市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特别是向大城市集中。而中国城市从城市分层来看，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城市，承载的人口和产业是不够的。 我们做过一个研究，中国至少需要8个第一层级城市，每个城市大概容纳2000万常住人口，总共承载约1.6亿人。需要16个第二层级的城市，每个城市需要1000万常住人口。 现在深圳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国可能会有20多个城市有希望在未来10-20年内进入到一线城市圈——我们把它们称之为新一线城市。广州相对紧张一些，因为很多人提到一线城市不说“北上广深”了，广州比较着急。 有人说，广州要加快发展速度，不然20年后会变成了环深圳城市。深圳还是中国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领跑者。 无论从全球定位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任务和形势的倒逼，还是深圳发展的潜力和动力，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毫无疑问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的发动机。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数字化基建或者新基建可能是中国版的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引擎，这是中国继高铁以后再度实现基础设施升维的难得机会。就像从乡间公路到高速公路，从高速公路到高铁，每一轮基础设施的升维都会带来产业和区域功能的大洗牌，而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有它的优势。 我们梳理了涉及到七大行业共500家新基建公司，特别是华为、腾讯这样的公司，为深圳领跑下一轮的新基建创造了条件。 2 四个“10年”，四代企业家 说一下企业家的机会，因为体制改革营造的好的营商环境是基础。回顾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个“10年”，形成了四代企业家。 我本人将1978年到1998这20年称之为“市场化时代”，中国的企业家有两个群体，“84派”和“92派”； 1999年到2008年我称之为“工业化时代”，我们利用全球化的红利、劳动力红利，当然也利用了城镇化、互联网红利。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家也随之崛起，特别是深圳的企业家。 随着互联网和地产的崛起，如果说在2007年以前富豪榜排在前面的企业家是来自地产行业，到了后期互联网企业开始崛起，互联网企业家占据了富豪榜的前列。 2009年到2016年我称之为“金融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政府、企业、家庭都在加杠杆，可以说是一个全民加杠杆的时代。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胡润排行榜上的企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产和互联网，或者地产、金融、互联网都出现了很多富豪。 结语 那么，外部环境，未来是什么状态？ 我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改革1.0版本；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第三，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中国宏观管理，特别是货币政策方面不大会再采取过去十几年这三轮大宽松的方式，而可能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克制，类似于疫情爆发后的操作方式。 这对地产、金融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从2008年到2017年金融泡沫化时代的背景很难再出现了，金融化宣告结束了，很难再出现金融泡沫化了。 当然，从货币当局的主观意图来看，他们也想极力避免“泡沫化”。从广深地区来看，广深地区的企业家在每个时代都算是勇立潮头。 我们希望深圳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引领全国，并且能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也可以说深圳在建立特区40年以后的新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仍然是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希望再过若干年，如果深圳能够在这两个目标的建设上有所突破，我们还能够有机会来一起探讨，谢谢大家。
近期，受美元指数贬值、中国经济回暖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快速升破6.8关口。但考虑经济基本面及外部不确定因素，本次汇率可能只是短期回升，人民币并未进入升值周期，双边波动仍将是主要趋势。为更好应对内外部挑战，建议借此契机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国内货币政策预留空间，确保外汇市场平稳发展。 一、近期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 一是美元大幅贬值是近期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2020年以来，美元指数的波动幅度明显加大，美元指数在年初为96左右，在今年3月份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时，恐慌情绪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避险需求主导全球资金流向美国，美元指数曾经冲高到103点的高位。而后虽然美国股市在较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呈现V型反转，但美元指数则持续下行。尤其是6、7月份，美元指数从100左右下跌至93左右，短期跌幅达7%。美元指数的快速下行大幅缓解了此前美元流动性紧张下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使得人民币短期走出一波升势。 图1 ：6、7月份美元指数大幅贬值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二是中国经济恢复良好对人民币构成基本面的支撑。中国经济二季度GDP增长3.2%，是二季度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了5.6%的较高水平，比上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8月消费增长0.5%，增速年内首次回正。1-8月投资增速上升到-0.3%，增速比上个月加快1.3个百分点。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增长并涨幅扩大，外需对经济继续回暖形成明显支撑。因此，三季度中国经济有望回升至中高速增长，达到5~6%的增速水平。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冲击，是人民币升值的有力基本面支撑。 图2：出口增长强劲支撑经济回暖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三是中国货币政策宽松边际放缓推动中美利差进一步走阔。随着国内宏观经济数据的逐步回暖，以及打击非法资金套利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等的需求，下半年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和节奏明显不如上半年，年内M2增速高点已经过去。货币政策宽松操作的边际放缓使得市场利率小幅抬升，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2.5%左右重回3.1%以上，而美国10年期国债仍维持在0.7%左右低位，中美利差从4月的170BP左右扩大至目前的接近250BP。债券通数据显示，8月末，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8万亿，近4个月的单月增量都在1000亿上下的水平。外资的持续流入也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 图3： 中美利差继续扩大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四是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强势。虽然今年疫情期间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但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近期中国购买了66.4万吨美国大豆，创下7周来日购买量纪录。除大豆外，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玉米、猪肉和禽肉也都达到破纪录数量。以上数据说明中方仍在积极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要求。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关于汇率的章节文本包括避免竞争性贬值、提升汇率政策和数据透明度并避免不可持续的外部失衡等内容。而在美元贬值和中国顺差规模继续扩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保持升值是符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的，可能也是中方为履行协议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姿态。 二、人民币并未进入升值周期，双边波动仍将是主要趋势 受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将持续较长时间、美国政府债务压力、欧元升值及贸易摩擦长期化等因素影响，美元可能进入新一轮贬值周期。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就进入升值周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回暖只是疫后恢复，并非趋势性上升。为应对疫情冲击，中国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疫情的国内蔓延之外，还加大了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在以上措施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复工复产得以持续推进，经济也出现快速恢复，在实现二季度转为正增长之后，今年三四季度可能恢复到5-6%的中高增速。但随着宽松政策逐步退出以及低基数效应的消失，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速仍会重回原来的下行通道。同时，境内外疫情冲击时间的错位造成经济恢复时间差。随着欧美经济逐步走出泥潭，经济基本面的差距也将逐步缩小。IMF预测数据也显示，2020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正增长，明显领先于其他主要国家，但2021年与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速差将显著收窄。 图4 IMF预测2021年中外经济增速收窄 数据来源：WIND 二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在下行通道。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追赶型经济体的国际经验，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经济增速普遍出现了回落的情形，将从原来的高速增长逐步下行至4~5%甚至更低的增速区间。加之中国的老龄化在持续加快，根据联合国预测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3亿，占比将达到20.7%。此外，在当前的环境下，全球化红利已经消退，未来中国很难再继续依靠快速吸收国际资本、技术来赶超发达国家。在原有的经济增长动能减缓，而新的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释放的前提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继续处于下行通道。 图5 中国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将加速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 三是外部政治经济压力的不确定性较高。根据近两年的经验，人民币汇率受中美关系因素的主导。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元整体是小幅升值的（美元指数从90左右升至目前的93左右），而人民币汇率则出现了小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从6.3左右贬至目前的6.76左右）。但如果未来中美经贸摩擦全方位加剧的话，则很可能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元和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可能双双下跌。根据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长期战略竞争”（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是当前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考虑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历来美国大选期间“打中国牌”的惯例，大选期间人民币有可能会因为突发因素而承压。 四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对出口造成明显压力。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日趋复杂，逆全球化、产业链转移叠加疫情冲击。中国的出口企业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未来外需的增长本就不太乐观，此时如果人民币再出现持续较快升值，会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更大的压力。尤其可能对我国刚刚恢复到正增长的外贸出口带来较大打击与考验。 综上，仅仅从人民币目前短期走势就推论出中长期、周期性的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并且，人民币汇率还未能突破前期6.4的技术性关口，不能称之为有效的突破，更难以称为进入长期升值周期。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内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人民币汇率难以出现趋势性升值走势，预计双边波动仍将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三、当前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 虽然目前不能判断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周期，但美元可能进入新一轮贬值周期的方向却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当前可能是我国加快推进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改革： 一是适时逐步放宽波幅限制，扩大汇率弹性，分化市场预期，不断增强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进行市场化改革很容易陷入贬值惯性的泥潭。借助美元处于周期贬值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小的机遇，此时完善外汇市场化改革，可以在保持汇率总体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减轻汇率因素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为国内货币政策预留空间，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多层次外汇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功能健全、产品丰富的外汇市场体系为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同时，加快推动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多样的衍生金融工具来规避汇率波动加大的风险，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三是做好汇率弹性增大过程中的风险防控，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管理，避免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对人民币汇率及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一方面继续严格控制非理性和不规范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适时放松对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理性和规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 四是强化综合监管，建立境内外联动的风险预警机制。与境外主要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监管部门加强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就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利率、股票、债券等价格异动、资金异常流动等信息及时进行沟通反馈，提高对金融危机的预警、防范和处置能力，保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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