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7年，中国诚通旗下纸业板块内部资产整合再次启动，冠豪高新昨日晚间的一则公告掀开此次资产整合大幕的一角。 冠豪高新8日晚发布停牌公告称，公司与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粤华包B”）正在筹划，由公司通过向粤华包B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粤华包B，并发行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事宜。9月8日，公司与粤华包B签署关于本次合并的《吸收合并意向协议》。 冠豪高新表示，本次协议签署后，双方将就本次合并的具体交易方案、换股价格、债权债务处理、员工安置、异议股东保护机制、税费等安排进行协商。双方应积极给予另一方以必要的配合，全力推进本次合并，并完成正式交易协议的签署。本次合并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构成公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冠豪高新、粤华包B均是中国诚通旗下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纸业”）控股的纸业上市平台。中国诚通是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唯一拥有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主业的央企，也是国资委确定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之一。作为中国诚通纸业板块的运营平台，中国纸业拥有4家纸业上市公司，冠豪高新、粤华包B、岳阳林纸、美利云。 其中，冠豪高新是一家专业生产热敏材料、不干胶标签材料、热升华转印纸以及无碳纸等产品的国内大型特种纸企业，是以“涂布”技术为核心的行业领军企业。粤华包B主要从事高档涂布白卡纸、造纸化工品、彩色印刷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业务。 2013年，冠豪高新曾停牌长达4个月，拟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粤华包B。2013年10月，冠豪高新终止该次重组。公司当时表示，公司与有关各方、中介机构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该重组事项目前存在障碍，继续推进条件尚不成熟，公司决定终止实施该次重组事项。 更早之前，岳阳林纸被视为中国纸业进行纸业资产内部整合的首选平台。此后，随着整合主角变更为冠豪高新，市场猜测在吸收合并粤华包B之后，冠豪高新有望进一步吸收合并岳阳林纸等资产，实现对中国诚通纸业板块资产的内部整合。不过，一切资本运作及想象空间都尘封在了2013年。 如今，随着冠豪高新将重大资产重组提上日程，再次开启中国诚通旗下纸业板块内部资产整合的大幕。酝酿7年后，新一轮资产整合是否已具备更加成熟的条件？多个纸业上市平台将如何进行整合？ 记者注意到，冠豪高新似乎早已做好战略规划。回看公司2019年年报，加快产业整体布局，培育“新动能”增长点，已透露出通过整合做大做强的意向。冠豪高新直言，2020年，公司将积极探索利用上市公司平台，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加快产业整体布局，培育企业新动能。 今年5月，中国诚通副总裁李友生、向宏一行到中国纸业调研。向宏表示，希望中国纸业在总结历史和预判未来的基础上，对现有产业定位、自身改革变革以及加大内部整合力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相关落实举措。 冠豪高新公告称，截至目前，本次合并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协商论证中。因本次合并存在不确定性，经申请，公司A股股票自9月9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一旦此次交易成行，粤华包B的B股问题也将得以解决。
中国太保作为服贸会战略合作伙伴和唯一指定保险服务商，如何更好地为展馆提供全周期、无死角的风险查勘服务，“太保人”用实际行动为服贸会的圆满召开保驾护航。 上午9点，来自中国太保风险管理团队的钟鸣、邵斐豪、王冠清、施晓诚、戴东楠携带专业查勘仪器，从国家会议中心综合展区开始对服贸会展馆进行风险查勘，以全方位视角对服贸会32个展区，逾500个展位进行了详细查勘，按照专业风险查勘流程，对展区内所有展位的临时电箱、消防器具、警示标识、安全保障设施等进行了逐一检测并出具风险查勘报告。 每天5公里，日刷3万步，这样的巡查路线，他们自服贸会开幕以来已走了第九次。这支由中国太保产险旗下产险总公司、北京分公司专业风险工程师组成的专业团队，由工程建设、消防保护、应急管理等领域专家组成，为服贸会展馆提供全周期风险查勘服务。 事实上，早在在8月中旬服贸会布展期间，中国太保产险北京分公司风险查勘团队就对服贸会展区进行了多次实地查勘。基于服贸会展馆场地平面规划信息，结合建筑情况、能源（电力、水源、冷热源等）供应情况，着手于服贸会布展期的风险特点，对服贸会内外展区进行了综合的风险识别、分析及评估，在查勘过程中及时与各相关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并提出了风险改善建议。 展会期间，中国太保产险风险查勘团队持续关注服贸会展馆风险状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查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展会撤展期间，该团队也将继续跟进，保障撤展环节人员及场馆安全。 此次，中国太保为服贸会提供了全面的保险保障，搭建了高标准服务体系。中国太保表示，将充分发挥保险业风险管理专家职能，围绕展会的筹备期、布展期、展览期、撤展期等各阶段，提供全周期保险保障和风险管理服务，为服贸会全周期系上“安全带”，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单位提供“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
在前掌门缪建民调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两个月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保”）终于迎来新掌门。 昨日傍晚，中国人保发布公告称，罗熹任中国人保党委书记。而根据以往国企高管任命流程，不出意外的话，除党委书记一职外，罗熹还将担任中国人保董事长，但董事长职务还需履行公司治理以及监管批准程序。 这意味着，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保险业长子”，将迈入罗熹时代。一端是顶层设计“3411工程”改革行至中程，一端是信保业务亏损、“武汉金凰案”未决，中国人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难言轻松。作为一家公众公司，投资者更关心的是，重压之下，新掌门如何带领这家万亿保险巨头稳定局面，扭转战局，再续辉煌。 3年改革行至中程 “相较于其他上市同业，在经营机制上，中国人保最大的问题在于，业务发展由各子公司、各分公司推动，集团对子公司、总公司对分公司缺乏集中约束力。”一位业内人士一语道出了困扰中国人保的这一问题。 掌舵过多家金融集团的缪建民，在任时给中国人保开出的一剂良方是“3411工程”。业内人士评价称，分公司权限过大的弊端在于，过于执着于业务推进，风控标准却难以跟上；同时，各分公司之间业务推动节奏不一致，无法形成联动效应。“3411工程”站在集团的高度上，给中国人保旗下各财险、寿险、健康险等子公司统一了行动纲领，并将风险管控上升到集团战略层面，对症下药。 从2018年年初提出改革至今，已有近3年时间。中国人保的一些变化已通过财报逐渐展现。一方面，人保财险不再是中国人保的单一利润来源，人保寿险正在提高利润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保的门面担当，人保财险自身的业务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 大考当前难言轻松 改革虽有一定成效，但并非一片坦途。于这家老牌保险巨头来说，眼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大考当前，难言轻松。 人保财险肩上的压力更重。一方面，汽车市场逐渐趋向饱和，汽车销量增速长期下降的趋势，让车险业务长期承压。在此大环境下，车险综合改革启幕，来自保费、风控等多方面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人保财险管理层在今年半年报业绩发布会上直言，中性估计，车险综合改革将带来20%左右的车险保费下降。 另一方面，受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信用风险逐步抬头，信保业务风险随之释放。今年上半年，人保财险在信保业务上亏损29.5亿元，并牵涉到“武汉金凰案件”之中。 人保财险总裁谢一群在半年报业绩发布上坦言，“武汉金凰案件”确实给公司敲响了警钟，确实有进一步加强合规风控管理的空间，所以公司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化解，从严从紧全面强化风险管理与合规体系的建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老将新途 能否再续辉煌 这一切重担都落在了中国人保新掌门罗熹的身上。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0岁的罗熹，有着丰富的银行、保险等金融从业经历，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华润集团等都有过管理经验。 中国太平内部人士评价称，罗熹精通保险业务，对于公司的价值成长亦提出了很多要求，并且重视国际化布局。同时，在最近这两年里，中国太平也经历了一些人事调整及组织架构调整，尤其是子公司的业务布局功能发生了变化。 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人保总资产达到1.27万亿元，旗下业务领域覆盖保险、大健康、大养老及投资管理等多个领域。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人保当前亟需一位关键领军人做好统筹，发挥出各业务板块的协同效应。拥有多年金融与多元化企业经营经验的罗熹，或是合适人选。 罗熹的到来，也意味着中国人保将布局“罗王配”时代。有意思的是，这组搭档都有在中国太平任职的经历。刚刚履新中国人保副董事长、总裁不久的王廷科，此前也曾在中国太平担任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日前刊文说，虽然中美关系紧张，但随着中国市场准入条件放宽，在全球经济的高端金融领域，不少美资产管理和金融投资商持续扩大在华业务，展现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 这篇题为《华尔街为何在中国扩张？》的文章说，华尔街相信金融业的重心将东移。美国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已获准设立一家中国基金公司，其竞争对手美国先锋集团正在将亚洲总部迁至上海，摩根大通可能斥资10亿美元购买合资公司上投摩根的控制权。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股票和债券规模比去年同期分别上涨50%和28%。过去一年，中国资本市场资本流入金额约为2000亿美元。 文章认为，中美金融联系正在加强。一方面，中国通过扩大市场准入等措施与外国企业建立更多联系；另一方面，外国金融企业对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表现出浓厚兴趣。对华尔街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收入来源；对基金经理来说，这将带来大量的潜在客户和投资企业。
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大家好！刚才苏宁行长已经就“内循环”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我以研究者定位，再谈一些自己初步的思索和形成的看法，题目也是咱们这次会议邀请时的命题作文，就是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中“内循环”的几个问题。我想从三个视角上谈一下，分别是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各方现在热议的内循环，中央的表述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勾画。 第一层，就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它表现出的整个过程中，其成因可以认为是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是2010年，当年报出的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是10.6%，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再现了前面几十年间如果算总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特征，但是那一年度接近年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样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要往下寻求一个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地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转换，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特别强调一下，它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和其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高速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一个阶段转换。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往下的速度调整不能一低再低，中央的意图后来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就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大写的L这一竖往下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拐出它的尾巴，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的时间尽可能长的运行平台。这重因素它的演变，是在2010-2012年两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到了8%以下，然后又经过三年回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其实是在一个6.7-6.9%很窄的GDP增速区间里波动，已经有了L型转换可以确认的基本状态了。但是这后面紧跟着发生的，是不期而至的2018年一季度以后的贸易战，当然也知道，现在这个所谓贸易战是美国变为朝野空前一致要打压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其实已经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对抗的举措，还有人们有些时候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的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的速度是6.0%，全年的速度只有6.1%了。再往后，就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经济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6.8%，二季度已经回调到1-6月总计是-1.6%，估计三四季度一定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但是这个经济的下行在三重因素叠加了以后，带来的情况是市场预期不好，现实生活中间很多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重重，大家都有感受。 这一层现象的后面，跟着我们就要说第二层：要做一个带有前瞻性的分析，就是中央已经指出的，现在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当下这个形势的复杂和严峻的特点联系到中长期“持久战”的考虑，也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如果从时间维度考察，我们继续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个中长期的问题，我认为还要经过6-1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比6%的重心还要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依靠这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平台，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而贸易战既然已经到来，那么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力求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过程，这里面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我们虽然本土最严重的冲击——短期冲击特征的这样一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对疫情抗御的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的中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所以，把这些合在一起，所谓形势的复杂严峻性质，是要看到中长期准备打“持久战”。 那么第三层，要说到在面临中长期考验我们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怎么把握好我们可选择、应当正确把握的确定性？中央有一个基本判断，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在不断重申，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理解，这个方面客观的条件，是说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国力明显提升了，但是在国际地位上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往前看，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成。这个欠发达的二元经济基本特征在中国到底怎么样把它最后消除，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表达了我们的不足、我们整个发展离现代化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伴随在一起，相对高速的、可以处理为超常规发展态势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至少经过努力以后，要体现在我们“新的两步走”、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整个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当然，我们也需要动态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的组合。那么在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潜力的实现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是自己可以挑选、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的因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来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拥抱全球化，化解那些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谈的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新发展格局我认为必须涉及到的背景因素。 第二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怎么理解，要讲三点。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一直到现在，年年如此在强调，这个过程中“扩大内需”也耳熟能详，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扩大内需我的理解，它是从我们已经形成具有规模特征的大市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在经济低迷的运行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其实在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扩大内需以后，就是使形成以供给的有效性这种状态来回应需求的一种循环，而现在直接把它表述在“内循环”上，实际上是把原来所说的这个循环里面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更强调了，而有了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的延伸。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本土上我们的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中国以后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的扩大建成区，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我们所称原来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表述上，本来这个经济的供需互动的“循环”，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现在无非是在表述上，把它更明确地表达在文字上。 第二，我想强调的学理逻辑就是，内循环为主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的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我们现在也有必要更多依靠我们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这个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起来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和利用客观的支持条件这样一种通盘考虑。当年王建同志提国际大循环，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国内的市场发育还非常初步，我们自己内循环这方面可以调动的潜力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先两头在外，什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不仅是带来了生意可做，而且带来了的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培育了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有了非常可观的市场发育——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它，但是毕竟有了这样一个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可依靠的这样一个基本盘这样一个客观条件，这时候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 再有第三，我觉得在学理逻辑上可以说清楚，内循环为主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这种战略思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要考量一下这个主动权怎么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这个主体的手中。我们相对有把握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是首选，利用我们内循环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运行，加上双循环和它们的相互促进，当然是一个升级了的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指导方针下的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 如果说把前面所谈的这两个层次——背景和学理逻辑放在一起，我觉得无非是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知“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下面还有第三个方面，谈一下怎么认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中央强调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即讲内循环的时候不要忘了外循环。但是内循环为主，它也确有这方面非常明确的份量上不一样的把握，有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这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循环，是应该放在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谈三点。 第一点，注重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追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前面所讲的，也是在论述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掌握主动权而追求行稳致远。 第二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间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升级，需要外循环对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这也是这几年中央特别看重的新旧动力转换里的一个命题。这个动力体系的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在很多讨论场合大家并不讳言：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步履维艰，文件非常多，多到甚至读不过来，但真正的攻坚克难，往往在这方面我们还并没有取得中央所说的决定性的成果，而开放它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那么就是要进一步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现在还有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和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这样的战略举措，都有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坚定不移追求中国产业结构状态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上台阶的升级版发展。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与外相互的造就。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口的表态口径归于高度一致，从杨洁篪国务委员的文章到王毅外长所讲的清单、决不脱钩，到很有水平的前副外长傅莹的文章，还有现任副外长乐玉成的发言，以及我们很有水平的崔天凯大使的发言，等等，特别强调了“和平竞争”。我们不否认有竞争，其中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决不脱钩，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光明的前景，等等。这就很接近当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的那种外交风范了。里面内涵的，就是我们认同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进行。这个在学理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全球的，我们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贡献这几年越来越显著，而且2020年一定是位居头筹；另外一方面，中国加入外部国际竞争的“与狼共舞”，中国才可能完成从所谓低端的草食动物到食物链（咱们可比喻全球分工里的价值链）高端的肉食动物的转变。前些年大家已得认同的加入WTO以后，中国不是什么农业全军覆灭，汽车行业全军覆灭，而是得到了很好的“与狼共舞”以后的发展，这个道理仍然存在。中国这么走，才能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及打造领导人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中国应该在这种以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所以，一句话，上述这些分析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我前几天又看了很有影响的投资家李录先生的一本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是咱们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的），他的认识框架中提出所谓3.0文明，是把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信息革命都称为这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有个铁律，就是主导国际市场的趋势，是大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最大的市场，最后会演变成为唯一的市场。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已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现实。虽然现在美国想在这个市场里“去中国化”，但它谈何容易？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论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决定人际关系，我们现在中美和全世界共享一个产业链，这个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的唯一的市场，也就是我们要拥抱的全球化。不开放不加入，便是会走向落伍、走向落后的一条死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李录先生现在作为一个有学者情怀的研究者，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明确论断，做了一种学术方面的论证。我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愿意正面地说，基于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全球一个产业链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加上也是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核威慑”的这种制约，那么就使我们对时代主题仍然应该坚定地认为是邓小平所表述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战争与革命”。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仍然没有变，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以上为在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的发言（2020.9.6）
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相关出口是今年出口高增的重要来源。当前海外疫情仍不容乐观。印度、拉美等地疫情仍在快速扩散，印度每日新增确诊超9万例；法国、西班牙出现二次爆发并超过前次高点；美国疫情二次爆发后回落，但每日新增确诊仍近3万例，现存确诊超250万例。 事件 中国8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9.5%，前值7.2%；进口（以美元计）同比-2.1%，前值-1.4%；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前值623.3亿美元。 解读 8月中国出口金额（以美元计）同比增长9.5%，创2019年4月以来新高，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 在全球疫情和经济深度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一枝独秀，主要四大原因： 一是海外疫情仍严峻，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相关出口继续高增； 二是中国经济恢复领先全球，弥补海外供需缺口，替代他国出口份额； 三是欧美经济重启，外需显著改善； 四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推高同比增速。 当前经济形势，简单来讲就是：经济持续恢复，货币政策从总量超宽松转入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跨周期调节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我们建议，“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我们在2月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近年我国公共政策日趋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支柱调控、新基建、双循环、跨周期调节。 今年的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以及近三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以及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事在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成就百年未有之功业。 1出口高增超预期 1.1 海外疫情严峻，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相关出口高增 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相关出口是今年出口高增的重要来源。当前海外疫情仍不容乐观。印度、拉美等地疫情仍在快速扩散，印度每日新增确诊超9万例；法国、西班牙出现二次爆发并超过前次高点；美国疫情二次爆发后回落，但每日新增确诊仍近3万例，现存确诊超250万例。 防疫物资出口延续高增，8月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包括防护服和手套在内的塑料制品以及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分别为47.0%、90.6%和38.9%。居家办公相关出口也保持高增，8月手机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主要是便携式电脑）出口同比分别为23.6%和23.5%。剔除上述五类商品后的其他出口增速仅为3.3%。 1.2 中国经济恢复领先全球，弥补海外供需缺口，替代他国出口份额 中国疫情防控得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经济自3月以来持续恢复。中国二季度GDP同比3.2%，较一季度大幅回升10个百分点；美国二季度GDP同比-9.1%，欧元区-15.0%，日本9.9%，衰退程度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更为严重。中国7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4.8%，接近去年同期水平；8月制造业PMI为51.0%，连续六个月高于荣枯线。 中国强劲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弥补了海外各国国内的供需缺口，另一方面也替代了它们在其他国家的出口份额。中国在欧美进口中所占比重显著提升。2019年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商品进口总额的18.7%，2020年5月和6月占比分别达28.1%和25.1%；2019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占其商品进口总额的18.1%，2020年5、6、7月占比分别达22.3%、20.9%和20.3%。 1.3 欧美经济重启，外需显著改善 8月美国和欧元区制造业PMI分别为56.0%和51.7%，均在荣枯线以上；日本制造业PMI为47.2%，较7月回升2.0个百分点。8月中国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为49.1%，连续四个月回升。 分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增长，8月同比11.8%，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服装出口显著回升，8月同比3.2%，较上月上升11.7个百分点。 分国别看，对美国、法国、韩国、印度出口大幅改善，8月同比分别为20.0%、28.6%、6.0和-11.1%，较上月上升7.5、17.8、4.8和10.1个百分点；对东盟、英国和德国出口保持高增，8月同比分别为12.9%、12.2%和37.6%；对日本出口降幅收窄，8月同比-0.8%，较上月回升1.2个百分点。 1.4 去年同期低基数，推高8月出口同比 8月出口环比-1.0%，同比却较7月上升2.3个百分点，部分跟去年同期的低基数有关，2019年8月出口环比-3.1%。但是，即使没有基数效应，8月出口也要显著强于往年。 2 进口同比降幅扩大 8月中国进口金额（以美元计）同比-2.1%，降幅较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 分产品看，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进口均大幅下滑。8月原油、铁矿砂、钢材、铜材进口数量同比分别较上月下降12.4、18.0、79.8和14.4个百分点，进口金额同比分别较上月下降2.2、15.5、16.4和4.8个百分点。8月大豆进口数量同比1.3%，较上月下降15.5个百分点；进口金额同比-1.3%，较上月下降16.9个百分点。 分国别看，8月自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进口同比分别为1.8%、-0.9%和-26.2%，较上月下降1.8、6.0和19.0个百分点；自欧盟、东盟和巴西进口同比分别为-4.6%、1.6%和21.1%，较上月上升4.9、0.5和12.9个百分点。 3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双循环”的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海外疫情仍严峻，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产业链回流，未来出口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美国大选日益临近，特朗普选情落后，持续对华强硬打“中国牌”拉拢选票。无论谁最终当选，都不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美国两党对此已达成共识。近期美国政府正考虑将中芯国际纳入实体清单，企图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建议以三大抓手为突破口，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是大力推进“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二是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和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和社会体系。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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