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捷克、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波兰四国。在5天的时间里，蓬佩奥品味了正宗的皮尔森啤酒，徜徉在秀丽的布列德湖畔。而蓬用以报答东道国热情招待的，却是一场自导自演的反华“闹剧”。蓬为自己戏份作出了精心编排，可当粉墨登场时才发现，配合演出的人没几个，拆台、喝倒彩的却不少。 “冷战幽灵”的招魂人 蓬佩奥步辇未起，《纽约时报》等外媒便嗅知：此行注将成为“反华、反俄之旅”。蓬佩奥到访的国家中，捷、斯、波曾属社会主义阵营，奥则是冷战前沿国家。为了诱骗这些国家加入“反华小圈子”，蓬佩奥妄图复活冷战“幽灵”，让其在“新冷战”的躯壳中借尸还魂。 从“铁幕”到“柏林墙”，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甚至追溯到100年前的俄波战争，凡是能煽动中东欧国家对共产主义敌意的历史素材，都被蓬佩奥绞尽脑汁搬进了讲稿，进而恫吓道：中国比苏联更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威胁也远甚当年。可蓬佩奥忘了：美苏冷战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这些国家，当地民众也绝不希望再发生“新冷战”。那段历史应该被铭记和反思，而不是拿来用于开展新的地缘政治斗争。 蓬佩奥在每次演讲中都要遥想当年自己在“铁幕”边缘巡逻的情景。曾经驻扎东西德边境的那位美军中尉，如今已入主杜鲁门大厦，可他对世界的认识却还停留在当年狭隘的坦克舱内。面对这种时空错乱之举，让人不禁想对其说一句：“国务卿先生，时代变了。” “清洁网络”计划的推销员 美国此前推出所谓“清洁网络”计划，企图实现互联网“去中国化”，打造“唯美独尊”的全球网络。计划出炉不久，蓬佩奥便亲自登门推销，访问中每到一地，必大谈5G，极力渲染中国企业“威胁”，兜售“清洁网络”计划。从这次欧洲行看，“蓬氏骗局”有两大推销套路： 套路之一是“虚报销量”。蓬佩奥访问期间盛赞捷克的“布拉格网络会议”，宣称奥地利认识到中国威胁，与斯洛文尼亚签署了5G安全联合声明……其目的无外乎营造一种各国纷纷随美起舞、抵制中国的假象，掩盖的真相是，上述国家均强调——不会排斥特定国家或企业。 套路之二是“直播带货”。蓬佩奥此访期间频频上镜，透过镜头吓唬当地民众：“中国政府正窃取你们的隐私！”可媒体对蓬的说辞并不买账。“我们欺骗，我们撒谎，我们偷窃。”斯洛文尼亚POP电视台主持人援引蓬式“金句”向其发问：美国在全球从事窃密活动，为何拉拢斯洛文尼亚抵制中国呢？蓬窘迫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那只是他的俏皮话，还是别在采访里使用了…… 反华“政治病毒”的“超级传播者” 蓬佩奥“反华成性”人尽皆知。国务卿专机飞到哪儿，蓬佩奥就把反华的“政治病毒”传播到哪儿。在捷克参议院，蓬佩奥就中国香港、南海、新疆、西藏、台湾问题大肆造谣。捷克参议院主席维斯特奇尔计划组团访问台湾，遭到了捷总统、总理、外长的齐声反对，而蓬佩奥却公然为这些右翼反华势力站台叫好。到了斯洛文尼亚，蓬大谈中国的“经济操控”和“债务陷阱”。行至维也纳，蓬又老调重弹，诬蔑中国缺席所谓“中美俄核裁军谈判”。 令蓬佩奥意外的是，他本想拼凑反华“包围圈”，结果却被“反包围”，苦心积虑编造的涉华政治谎言不卖座，美国外交反成舆论围追堵截的对象。蓬在捷克大侃自由民主，结果有议员现场提问：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难道不会危害民主国家合作、削弱民主社会？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坦言：对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感到失望。就在蓬访问期间，包括捷、斯、奥在内的欧盟24国联名向美国务院发出抗议，批评美方对俄欧“北溪2号”天然气合作项目的制裁违反国际法。美国提出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动议也在安理会受挫完败，欧洲盟国尽数倒戈“弃权”。 奥地利广播集团主持人向蓬佩奥提问：特朗普政府是否领导力不足，要不要为美国的新冠疫情损失负责？蓬竟大言不惭地说：“美国做得很好，责任在中国。”正是这种不自修而又不知羞的傲慢态度，让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挖坑自己跳。难怪美媒POLITICO将此访称作是蓬佩奥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一次“浑噩自得的夏日旅行”。 “新欧洲”须警惕“新冷战” 捷克有句古谚：“欲把鸟儿捉，先诱之以好听的歌。”蓬佩奥确在访问期间给四国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相比国际务实合作，蓬佩奥更热衷于拉拢别的国家一起骂中国。 当前，美国与德、法等“老欧洲”国家在全球抗疫合作、伊核协议、能源合作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深，蓬佩奥等一些美国政客将组建“反华联盟”的希望寄托在中东欧的“新欧洲”国家身上，企图将这些新兴力量绑上与中国对抗的战车。逢中必反的蓬佩奥之流必不会就此收手，未来还会上演更多荒诞的反华戏码，面对他们的机关算尽、威逼利诱，各国应该选择站到历史正确一边，警惕被反华势力带偏节奏、带错方向。正如捷克民族英雄、共产党人伏契克当年面对法西斯的威逼利诱时，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疾呼的那样：“人们，要当心啊！”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钟仕锋）
中国粮食总产量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约人均920斤），其中大米、小麦自给率达到97%，完全能满足中国人吃饭问题。 而中国现在主要进口的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是大豆、棉花、玉米等。因为，中国耕地有限，首先要满足14亿吃饭自给自足，这就导致其他一些如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种植面积不够，所以只好从国外进口。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进口粮食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对等贸易。中国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产品，而作为对等贸易，中国也要从这些国家进口产品，但这些国家还能拿得出手的，且中国能够接受的就是大米等谷物。作为等价交换，中国会选择进口泰国、越南等国家粮食。这也是无奈之兴趣，这些国家要以物换物。 第二，中美两国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中国为了缩小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让美国人找到一点点心理平衡，就于去年底与美国签署了双边贸易（第一阶段）协议。 协议规定要进口美国大量的玉米、大豆、棉花。中国进口大豆和玉米，主要是用作饲料，以及制作副食品所需大豆，以增加中国人肉类和奶蛋白供量。 显然，中国进口部分美国的农产品，主要是为了降低中美两国贸易顺差，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缓和两国贸易关系。 第三，现在国内一些家庭逐步富裕起来，有些人已经不满足于吃饱肚皮了，所以，中国进口粮食主要是为了改善国人的膳结构和营养水平。 例如中国先后要进口了泰国的优质大米、乌克兰优质小麦，从而满足了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舌尖”上的口福，因为进口优质大米的吃口要比平时吃的米口感完全不一样。 当然，中国进口了国外大量粮食之后，也有其他国家认为，如果中国将全球粮食市场上的粮食全买光，则对其他进口粮食的国家将是噩耗。这也是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说法，但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中国始终力主于粮食自给自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会过多依赖于进口粮食，这样可确保自身的粮食供应处于安全状态。不过，国内像大豆、棉花等农产品需要大量进口，这肯定是在所难免。 现在问题是，如果中国不进口大量粮食，世界会怎样呢？ 一方面，中国若不进口粮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将导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没钱发展工业经济和进口工业产品，它们将会继续落后下去。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中美贸易顺差会很大，美国人心理会不平衡，就会在贸易出口上面报复中国，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会减少。 同时，美国国内也有大量的农场主申请破产。根据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FBF）的最新数据，在截至6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中，大约有580户农场主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2章申请破产保护，较过去一年增长了8%。 目前，中国主粮（大米、小麦、玉米）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而像大豆、棉花等农产品还是要依赖于进口的。 中国对外进口粮食的原因是：对等贸易、贸易再平衡、改善国人对高品质粮食的需求。如果中国不再进口农产品，那么中美贸易摩擦会升级，很多农场主会破产、发展中国家无力发展工业经济等，其实，中国土地面积有限，除了主粮之外，其他农产品种植面积满足不了国内需求，所以，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中国即使不进口主粮，也要进口大豆、棉花等其他农产品。 所以，中国进口部分农产品也是出于自身国内需求的考虑，与其他国家互惠互利的结果。
对于“双循环”，我希望补充几点看法。在此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对一些关于背景的理论讨论进行回顾。在1987年10月，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因为我是1988年离开到牛津的，那年我还在国内，因此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与我的领导浦山所长就讨论过王建的建议，他在《光明日报》也发表过一篇长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率讲，由于受劳尔·普列比什、萨米尔·阿明等第三世界左翼经济思潮的影响，我当时对“大进大出”的建议是有疑虑的。 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的构想，用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标准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理论。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构想。我个人认为，虽然中国学界提出过不少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但就对政策的影响而言，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的成功，是其他建议难以比拟的。当然，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经济发展战略，不涉及体制改革等领域的问题。 另外，也应该看到，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也日益显露出来。事实上，政府早在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理论界对如何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2009年，人民大学贾教授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和应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根本性措施”（见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国内学者首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概念。 应该看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对现有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有事物的否定理解”。 国际大循环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而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到了2008年，情况就已经非常不同了，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了。在2010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GDP的66%。 当中国还非常弱小的时候，无论是引资、出口、还是贸易顺差的情况，别国都不在意。但是当国家真正强大了，到了现在这个局势，中国依然实行“大进大出”，可能就有问题了。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巨大竞争压力，所以矛盾就出来了。 总之，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放弃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我们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以为这种调整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略感遗憾的是：在2006年之后，我们没能更为坚决、全面的落实十一五规划的要求。 关于“双循环”的概念，我自己的理解与大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只是在当下，考虑到我们的国内国外形势，我想强调以下数点。 第一，中国应努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制造业强国。20多年前，我们曾经辩论过关于农业的问题，不少人说，18亿亩红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讲，中国并不适宜产粮。 那么粮食安全如何保证呢？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遭到嗤笑，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并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粮食可能会遭到别国封锁、禁运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认为增加进口粮食就行了，节约下来的土地用于发展工业。 其实，即便不考虑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大家肯定认识到，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我们必须首先保证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考虑都是第二位的。 十多年前，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太低。相比之下，印度的第三产业占比很早就超过50%，现在是60%左右。印度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都拥有占比超过60%的服务业，中国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力量投入服务业？在英国、美国服务业的占比更是超过70%、甚至80%。在服务业中，除了高科技，大家又特别强调金融服务。提高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事实上，当时中国服务业的占比确实过低。但是，当前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5%左右，相当多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恐怕已经是发展过度了。服务业占比并非越高越好。在现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这种环境之下，尽管我们依然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提高服务业的质量，但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强调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大国。 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它的IT产业非常不错，但它没有强大的制造业，IT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发达国家打杂，所以它是个“泥足巨人”。美国和英国制造业的衰弱，已经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 既然中国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就必须不但具有生产机器设备的能力而且具有生产生产机器设备的机器设备的能力。简言之，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 “双循环”的转变，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保证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 第二，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并不需要主动去降低出口。只要增加内需，比重自然会下降。从全世界看，在大国中，中国的GDP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对GDP比来衡量，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应该肯定的是，在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35.2%，以后就开始逐年下降。因此，中国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但是，无论是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的占比，还是以出口在GDP的占比来衡量，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还有进一步降低的余地。 第三，中国应该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在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世界第二位是德国的贸易顺差2752亿，远低于中国。日本在2014年之后基本就是贸易逆差国。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这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引起了中美之间新的贸易顺差。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 第四，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中国应该尽快取消退税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我们必须防止被美国政府的贸易战带错节奏，尽可能把它们留在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持实行国民待遇，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 过去我们强调出口导向，因为出口导向的国家，特别是小国都是成功的。以后，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在进口替代方面下工夫。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种意愿的反映，对这样的意愿应该给予支持。 如果说在2018年我们还犹豫是不是“中国制造2025”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因而应把它束之高阁。而经过这两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制造2025只不过是美国打击中国的借口。中国制造2025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实施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计划。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如何制定一个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能通过政府力量弥补市场缺陷的产业政策。 第五，中国需要对海外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是在十多年间我们的投资收益每年都为负，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想办法纠正。 第六，现在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这同时要求我们对整个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进行调整。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中，清华、北大成为了为美国提供预备生的补习班，这不完全正确，相信大多数海外留学生是会回国服务的。但是，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大学应该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自主讨论，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工厂有没有好的工人以及这个工厂能否做好，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的很多工人是能工巧匠，但是也有一些工人能力较差，这就要求企业要加强职业培训教育。 第七，留住本国资本。我们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业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向内陆转移。 第八，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 总之，现在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调整是非常正确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经济学者应该全力支持这种战略的转变，尽我们所能地提供一些智力支持，为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使美国少数鹰派遏制中国的谋划无法实现。中国的百年梦想是什么？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我们的梦想不过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是一定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
曾树佳 8月18日，时代中国控股（01233.HK，下称“时代中国”）举行2020年上半年业绩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以即时网上广播形式进行。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岑钊雄，首席财务官牛霁旻等管理层出席会议，并答记者问。 岑钊雄表示，上半年时代中国在融资成本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对人民币债80多亿做了置换，融资成本降了2.7%；另外，香港美元债、银团融资的融资成本也降了1个百分点。公司融资的利率有机会达到低于7%的水平。 除此之外，时代中国150个城市更新项目，也在转化推进；两个产城项目也实现利落地。 他认为，下半年的楼市还是会延续上半年的趋势，总体平稳。时代中国有信心完成年度销售目标。
摘要 【李迅雷：中国资本市场全球化需三大助力 打造中国高盛并非两大券商合并】“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 8月18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0金麒麟港股价值风云榜评选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他重点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全球化主要需要三方面支持：第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资本市场融入世界的关键一步；第二，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要走向国际化；第三，A股应该在制度设计上跟国际进一步地接轨，在各种制度上面跟国际接轨。 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对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李迅雷表示，“一方面是加大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是要先行先试，用一些具体的个案推进，以点来作为一种突破，然后再推广到面。如上海的自贸区的新片区可以先行先试，鼓励境外居民增持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可以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商务体系，统一本外币跨境资金池的管理政策，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的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来支持科创板的健康发展，在上海常态化试点合格的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制度)。 他强调，最终多项举措将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机构可以出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进来。 推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走向国际化 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二是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三是监管部门，制度的设计者、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者。 首先，他提到了证券公司如何推进国际化。把证券公司强强联合、做大，这样一种做大是否具有竞争力？把两个公司合并起来，就能够成为中国的高盛了吗？李迅雷表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首先高盛不仅有股权，同时它也是合伙人制，也就是人才之间优势互补，力拼一些业务增值，这种狼性的文化还是需要的。我国在股权文化方面还是发展得比较慢，证券行业需要有一场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来做强做大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其次，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全球化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接下来还是要鼓励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或者境外的投资者来投资A股市场和我国债券市场，因为在全球负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加大培养机构投资者，提升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个人投资者的理念也会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李迅雷指出，从2017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得到显著发展，炒小、炒短、炒概念、炒题材的“贾布斯”的股票估值水平已大幅下降。 “香港有很多仙股，我们A股市场虽然没有那些仙股，但将来还是会多的，这个需要机构投资者更大程度的参与”，针对港股配置，他建议，“在全球化之前，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一个长期资本，加大对港股的配置力度，对于A+H里面明显溢价率过低的港股，有A股背景的H股加大配置，这样有利于我们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起来。” 李迅雷预估了今年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诸多经济体当中还是能够保持增长，今年的疫情下，我估计全年的GDP增长应该在2%左右，其它地方都是负的，我们的经济还在成长，机会还是很多的，要增强参与率。” 健全市场工具和监管制度 据统计，过去12年，美国的股市累计退市的股票接近4000多家，而A股市场退市的大概只有50余家。李迅雷认为，美股市场完完全全体现了优胜劣汰，这样使得估值就会更加合理。 对于国内股票发行定价估值虚高的现象，他指出，“过去在核准制下面，我们发行股票不是以市场为依据，是以指导价来定的，这样供需关系严重得不平衡，导致估值水平虚高，现在科创板包括创业板都在试点注册制，这个对于我们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此，他强调，一方面退市制度要严格执行，优胜劣汰，使得大家看到风险就不能够乱炒了，要非常严格地阻止以追求价差收益为目的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是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优胜劣汰完善起来，这也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另外，监管到位的同时，市场上应该有的工具也要健全起来。 “现在作为卖方，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它基本上没有过一篇做空的报告、看空的报告，都是建议持有、增持，为什么就不敢写这个公司估值过高呢？”对此，他指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两融是失衡的，融券的极少，融资的极多。如果我们有严格的退市制度，对于市场不合规行为的处置力度加大，这样我们融券的规模也能增加，我们卖方分析师也能更加敢于写看空的报告，这样市场就会更加规范了。”
之前，美国国会议员，吉姆班克斯，在福克斯Fox电视台节目中讲到，建议扣除中国5000亿国债，作为疫情的赔偿，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纳他的建议，这建议一提出来引起很大的轰动。建议后的第二天，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将像保护眼睛一样的保护美国国债的信用。显然，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扣押，并且作废，中国在美国的黄金、美债的。 资料显示，中国在美国存有600吨黄金，以及持有1.08亿美国国债。很多朋友会问，中国为什么在美国拥有1.08亿美国国债，以及600吨黄金呢？ 先说一下黄金，美国纽约是全球黄金的交易中心，中国方面问美国黄金交易所购买黄金后，还有可能要购买其他大宗商品运回国，所以要把黄金放在美国的金库房里，以备结算之用，否则黄金搬来搬去很麻烦。 另一个是，中国拥有1.08亿美国国债，主要是中国把国内大量廉价商品出售给美国，换来大量的美钞，但是又不能在美国购买到同等价值的商品，所以，只能把购买美国国债。 至于美国政府会不会提出扣押中国所有黄金和美债，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为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美国虽然想把本国疫情的严重抛锅给中国，但是并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随着病毒研究的深入，各项数据显示，美国病毒与中国的病毒不同，且美国的新冠病毒是病毒的根源，中国的新冠病毒是变异毒株。在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美国方面是不可能做出扣押所有黄金、作废美债的决定，因为道理实在说不过去。 第二，美国要扣押一国的黄金、作废美债，没有实施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更没有国际先例。即使和敌对国家，美国也不会擅自冻结他们的外汇储备。美国跟伊拉克打仗，也曾说过要冻结伊拉克的外汇储备，与伊朗斗狠时也叫嚷着要冻结伊朗的储备，最终还是说说而已。美国不会为了区区一点点小钱，而损害其在国际上的形象。美国不是纸老虎，美国真的会咬人，但不会因为与一个国家交恶，破坏自己信誉，坏了自己的名声。 第三，目前美国债务规模高达23万亿，有60多个国家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别人看好美国国债，除了美债的利率要高一些外，还有美债的安全系数高，流动性好。特别是美国国债从来没有过违约的情况。而一旦如果美国方面提出要扣押中国黄金、报废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那必然会使美国的国家信用一落千丈。更何况，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印钞票，或者借新还旧来偿还到期债务，根本没有必要采取违约这样的拙劣的方式。 第四，中国也可以冻结美国的在华投资。中国在美国投资总量为602亿美元，而截止2018年，美国在华投资存量为1165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的风险要大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如果美国不讲信用，要扣押中国的黄金、作废美债，中国完全可以冻结美国在华的投资，在这个方面肯定是美国最吃亏。所以，美国在打压中国的过程中，也要考虑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利益和安全性，会有所忌惮，不会肆意乱来。 美国需要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信用度，这样才能维持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内的霸权地位。为此，其付出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当然不可能为了某一个国家要拿走一点黄金或者兑付一些美国国债而赖账，否则美国也不会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世界大国。 所以，说美国要赖掉中国的黄金，作废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中国飞鹤8月18日晚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87.07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系列实现营收67.73亿元，同比大增73%，占总收入比重从2019年同期的66.5%进一步提升至77.8%，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 聚焦乳业 1-6月中国飞鹤实现营收87.07亿元，同比增长48%；净利润为27.53亿元，同比增长57%；每股基本收益为0.31元。 其中，公司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系列上半年实现收入67.73亿元，同比上涨73%；普通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系列实现收入15.42亿元，同比增长9.4%；其他乳制品的收入为2.05亿元，同比下降17.2%；营养补充品的收入为1.86亿元，同比下降41.6%。 公司上半年的毛利率由2019年上半年的67.5%提升至70.9%。中国飞鹤表示，主要是因为公司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销售中占比有所增加。 公司主要通过全国1900多名线下客户的广泛经销网络销售其产品，线下客户将产品出售给零售门店以及出售给母婴产品店运营商、超市和大型商超。上半年，公司通过向线下客户销售产生的收益占其乳制品总收益的87.0%。 截至6月30日，公司拥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为105.83亿元，主要包括手头及银行现金，以及使用不受限制的定期存款以及类似现金性质的资产。中国飞鹤拥有资产净值为143.63亿元。 开拓市场 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飞鹤拥有七个生产设施，设计年产能合计为19.24万吨。中国飞鹤正在扩充现有生产设施中的龙江工厂，同时新建哈尔滨工厂。 中国飞鹤已经全面升级超高端明星产品星飞帆，并创新推出助力宝宝眼脑发育的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淳芮有机新品，易于消化吸收的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妙舒欢，以及面向儿童配方奶粉市场的茁然。公司称：“在对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飞鹤未来将借助臻稚有机产品推崇更天然的生活和育儿理念，不断提升超高端消费者产品体验，还将深化内容运营与服务，提供高品质营养、健康、育儿内容服务。” 根据AC尼尔森数据，2020年第二季度，飞鹤在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总体市场份额已从一季度的13.4%强势增长至14.5%，其中线下市场占有率为16.8%，线上市场占有率达8.0%。 “当前消费场景迎来巨变，云享便捷成为主流。如何顺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消费者，飞鹤有自己的理解。过去，飞鹤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正是这种积极求变，心系消费者的态度，助力飞鹤稳扎稳打走过58年，跃升为行业龙头。”中国飞鹤表示。 大盘风格切换，紧跟市场节奏、捕捉热点机会，就用东方财富证券>>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