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闲望出岫，叶落喜归根“。 疫情之下，全球金融市场乱象丛生，波动中的不动点已演变为全球投资者追逐的稀缺标的，人民币资产保有相对韧性；中概股回归大幕开启，阿里、京东、网易率先登陆港交所，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在保护主义和市场杂音之下，中概股回归固然有避免地缘风险、兑现估值红利的考量，但我们认为，其长期将成为中国经济构建和完善升维竞争双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经历过全球投资者检验的中概股是中国最具活力和想象空间的可投资产，其回归本土意味着中国投资者有机会直接投资于国内优质标的，也将进一步推动形成优质的人民币核心资产；其二，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以民生、科技、金融为三个顶点且彼此交互的投资“黄金三角形”，回归的中概股有望凭借新经济、低重心、高增长成为塑造这个“三角形“的粘合剂；其三，中概股回归进一步打通了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并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为更多中国企业结合自身需求充分利用不同市场优势、整合境内外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匹配投资需求与标的供给，中概股回归打造优质人民币核心资产。2019年11月以来，随着阿里、京东、网易三家中概股龙头企业以两地上市的方式登陆港交所，中概股回归中国资本市场的步伐大幅加快，中国新经济的未来走向备受市场瞩目。事实上，在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新经济蓬勃发展进程中所培育出的大量独角兽企业一直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睐。以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为例，2009年至今的美股历史性长牛中，代表中国新经济的中概股表现系统超越基准。对比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中概股，前者以近10倍的涨幅大幅领先于纳斯达克指数，而后者则走势偏弱且落后于纽交所综指（详见附图）。我们在《海外投资中国的量化逻辑：“高α”+“低β”》一文中指出，疫情按下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快进键，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将有效链接起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持中国资产成长为新时代更具有稀缺性、值得超配的α。在此背景下，中概股回归有着更具确定性的内涵：一方面，经历过全球投资者检验的中概股是中国最具活力和想象空间的可投资产，其回归本土意味着中国投资者有机会直接投资于国内优质标的；另一方面，中概股回归会通过“鲶鱼效应”强化中国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这将进一步有助于形成优质的人民币核心资产，增加对于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转型，中概股回归夯实金融与实体互惠关系。从长线看，中国经济身处由“增速”向“增质”切换的关键十字路口，数字经济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新兴与科技产业成为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驱动，也有望促成未来四十年资本市场的长周期繁荣。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有益于挖掘数据价值，改善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而随着新基建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数字经济承担起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职责，成为产业和消费升级的重要基石。我们在《长线投资中国的“黄金三角形”》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其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 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中概股回归有望成为塑造这个“三角形“的粘合剂：其一，构筑“资本市场-实体经济”正向循环，支撑中国新经济和硬核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其二，吸引社会资本向直接融资模式倾斜，推动资本市场长周期发展；其三，产品/服务重心下沉和高增值潜力将强化居民财富效应，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链接离岸与在岸市场优势，中概股回归助力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中概股回归的制度框架早在两年前就已基本确立：2018年3月，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允许境外注册的红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并推出中国存托凭证（CDR），还围绕创新企业的盈利情形和公司治理特征进行针对性制度安排；2018年4月，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8A章也正式推出IPO新规，其核心在于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和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这些通道的设计不仅推动了小米和美团赴港上市，促进了阿里、京东、网易回港“第二上市”，也便利了中芯国际等企业在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为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不同市场优势、整合境内外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随着新经济龙头率先回归的带动效应，更多企业将结合自身需求主动选择上市的方式和场所：当前，从美国回归香港第二上市的中概股为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示范，阿里的股价自去年11月上市以来相对恒生综指的累计超额收益逾30%；回归中概股的成交也较为活跃，其成交额占比现已接近10%（详见附图）。展望未来，中概股回归将推动在岸和离岸市场优势互补，一方面通过日益彰显中国元素带来内在聚变，巩固香港作为中资企业境外融资中心的地位，推动香港从投资内地的虚体转变为投资中国的实体，另一方面通过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和深度挂钩，发挥香港作为大湾区之特区服务内地市场的长期功能，进而带动大中华地区经济圈之间更为良性的互动。
进步与倒退 对习惯了进步，并以进步为追求的人们来说，2020是一个灾年。 有朋友会问，究竟何为进步？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看，进步之内涵，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各国宪法中都有体现；进步之表征，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国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也有指标可循。 进步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它意味着主权独立，世界和平，经济繁荣，人权保障，技术创新等等。 进步思维并不回避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可以通过合作、协调、改革、创新加以解决。 2020年人类的最大问题，与其说是倒退本身，毋宁说是在面对倒退时，选择分裂、脱钩、后真相、各顾各。人类的进步之锚，真的开始动摇。 经济上的倒退自不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下旬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收缩4.9%，全球贸易将收缩12%，能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屈指可数。英国国家统计局8月12日公布，二季度英国GDP环比萎缩20.4%，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季度降幅。经济倒退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发生，并引发失业和诸多社会问题。 政治上的倒退更让人失望。灯塔之国深陷疫情，其人口不到世界的4%，死于新冠肺炎的受害者却占世界的1/5以上。比这更可悲的是总统对事实真相的习惯性扭曲。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教授Wade Davis评论说，“他治理的主要工具是谎言；截至2020年7月9日，记录在案的他歪曲事实和虚假陈述的统计数字为20055次”，“与其说他是美国衰落的原因，不如说他是美国衰落的产物”。 面对全球性的疫情和衰退，亟需全球的合作。但近年来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都在下降，甚至失灵。现实是，国家才拥有主权，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只有执行成员国决议的权利。如果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特别是大国之间没有共同利益和追求，试图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很难实现。 最近参加一个论坛时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交流。他提出了“历史在进步还是在倒退”的命题。他说，世界并不是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民粹主义、专制主义、孤立主义、原教旨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等影响下，越来越多国家不遵守国际规范，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执行国际的规则，国际秩序出现了严重的不确定性。“现在主权观念在回归和强化，越来越多的事情大家发现得靠自己。今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趋势，将是各国更加强调主权，各行其政。” 各行其政是不是都行得通呢？不是，有的国家已经发生整体性倒退。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地区的大爆炸死伤惨重，并造成约30万人无家可归，接着是大规模抗议活动，政府集体辞职。大爆炸前黎巴嫩已深陷衰退，大部分地区每天仅有3个小时可以通电。爆炸只是压垮黎巴嫩的最后一根稻草。数万人提交请愿书，呼吁法国接管黎巴嫩。请愿书上写道：“由于制度失灵、腐败、恐怖主义和军事压制，我们认为，黎巴嫩应被置于法国之下，以建立清廉和持久的统治。” 到黎巴嫩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回答抗议者说，“我将与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对话，并寻求新的协议”，但他表示，“你们的历史应该由你们自己来书写”。 马克龙的话，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间关系应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的宗旨，但就像黎巴嫩正在发生的，抗议者呼吁从上到下改变政府，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工作机会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代表真正的“自己”？ 我们习惯的世界是和平与发展、合作与进步的世界，而在2020年，很多方面都在倒退，很多原则都在模糊。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新冠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与民族主义，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事情本可以不必如此，但是致命病毒、计划不周与无能领导这三者的结合已经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但却令人担忧的道路。” 从科技合作到科技脱钩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也在倒退。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施压范围越来越广，施压手段也早已超出关税。从今年4月用“清洁5G”在全球打压华为，到8月蓬佩奥宣布“净网计划”，试图在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和海底电缆这五个方面都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再到极限施压TikTok，并对腾讯的“命根子”微信发出威胁，一道道“科技的铁幕”正在落下。 中美建交后一直存在科技合作，中国“入世”后合作进一步升温。美国科技企业将生产组装外包给中国供应商，生产后运往美国或通过美国企业的分销网络卖到全球。美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不少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人才红利服务其总部，同时也指导和帮助在中国的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的发展。一批中国的科技企业也在美国设立分支，招募人才，展开投资。在多年合作中，双方形成了建设性的耦合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科技产业链得到了长足发展，构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的科技企业专注于前沿、高端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并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利益。 中美之间并非没有竞争的成分，但总体上，合作是主流。 特朗普上任后，对中美科技合作越来越采取隔离、脱钩的态度，具体包括：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产品和技术纳入出口管制目录，严格监管和审查；先后把上百家中国公司、机构纳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科技企业与它们开展贸易；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企业的通信和监控设备；鼓动苹果、富士康等将在中国的产业链转到美国本土；加强对在美中国科研人员的执法调查和对中国留学生的盘查，等等。 特朗普政府为何这样做？很多人的结论都是“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强大了，美国有战略焦虑，所以要打压。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加剧了中美双方在科技产业方面的竞争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担心中国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收集和处理大量数据信息，对其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俄罗斯干预大选”风波也令美国国会和情报部门重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风险。此外，美国外交机构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竞争者（如在“一带一路”上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认识，导致民众开始关注科技的“国籍”，等等。 从历史看，美国的科技发展和军工产业的订单支持是分不开的，硅谷最早的订单就来自国防部。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一个军工复合体国家（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军工利益集团在国家话语中举足轻重。他们可以让每一次试图禁止私人拥有枪支的努力都无法成功，也一直通过“制造敌人”的方式扩充自身的存在价值。美国的军费投入预算在全世界遥遥领先（2019年为中国的4倍），在特朗普上任后从2017的603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7380亿美元。不断扩张军工产业是需要理由的，用布热津斯基的话就是“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找敌人，真假是次要的，“找到”是主要的。并非敌人真的威胁到了美国，或是美国真的想向敌人开战，而是“外部力量的威胁”才能让军工复合体茁壮成长，并让国民觉得理所当然。 头脑的脱钩与躯干的挂钩 最近和许多企业家、学者交流，一个基本认识是，美国对中国的施压从缩小贸易逆差（2018），到敦促结构改革（2019），已经进入到高技术和网络脱钩（2020）的阶段。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新的国家安全观。 21世纪大国竞争的焦点，已从自然地理空间发展到数字空间，从自然资源发展到数据资源，从普通硬件产品发展到软件、软件的软件（设计软件的软件）、底层操作系统和互联网平台。这是没有硝烟的数字之战、数据之战。 美国的霸权并不在于占了谁的领土，而在于用软件、网络服务、金融、品牌、媒体、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等，最大化地控制世界的运转。世界可以自由旋转，只要是在美国手中。它不能容忍有第二个国家在这方面挑战它，动摇它，尤其还是一个和它“不同的国家”。 在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给员工的内部信中写道，这次事件的问题焦点，“根本不是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musical.ly并购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强制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这虽然不合理，但仍然是在法律的程序里，作为企业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别无选择），但这不是对方的目的，甚至是对方不希望看到的，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全面的封禁以及更多”。 张一鸣没有写明的意思是，美国真正的目的是让TikTok与IOS和安卓系统脱钩，让TikTok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消失。 尽管TikTok在美国注册，按美国法律运行，但它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它从事的又是互联网服务，所以必除之才心安。TikTok可以在美国宪法下起诉CFIUS、争取获得正当程序的保护，也可以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起诉美国政府要求赔偿，但放在国家安全这个层面上，即使TikTok起诉也很难获胜。TikTok寻找微软等公司出售TikTok在美国的业务，是无奈之举，也是留住国际化火种、让TikTok不从国际互联网空间消失的明智之举。 我们可预见的中美经贸与科技关系，其大致趋势是“选择性脱钩”。 首先，中国并不愿意和美国脱钩，仍将继续努力维持和维护挂钩关系，因为经贸与科技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例如美国大豆便宜，出油率和蛋白质含量高，中国多一些进口既有利于美国农民，也有利于控制中国的饲料成本，从而控制肉蛋价格，最后是百姓获益； 其次，在中国制造的中低端产品领域，美国也没有太大动力和中国脱钩，因为和中国脱钩对美国之弊远大于利。当然，如果一些国家对中国制造真有替代能力，美国也会减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最后，美国在其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数字化竞争领域以及核心技术、关键材料等领域，会进一步与中国脱钩。 美国希望中国最好一直停留在“躯干国家”层面，而中国必定要朝着“头脑国家”方向努力。因此中美经济科技关系的未来，就是下半身不脱钩，即躯干部分继续挂钩，但头脑脱钩，因为头脑是智能化的象征，是意识和内容的产生地。同时，美国还会在技术和材料上更紧地卡中国的脖子。 任何有经济理性的人都知道，脱钩固然能在短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科技创新的势头，但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成本也会升高，美国科技企业失去中国市场将大大降低盈利能力以及对前沿技术的投资，脱钩还会加速中国科技产业进口替代的步伐——尽管是一场持久战，但依靠市场、人才、投入的优势，只要苦攻十年二十年，中国大概率会成功突围。 我们看到，脱钩不仅在中美间发生，还可能在更多国家和中国之间发生。最近印度在一些方面也在和中国脱钩，宁可技术发展慢一些，甚至“杀敌500，自损1000”，也要脱钩，口号都是安全。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说：“美国有两个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与中国展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零和地缘政治竞赛。然而，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美国的社会状况已经恶化——那么它就应该与中国合作。更明智的建议是，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然而，鉴于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不良政治环境，更明智的建议可能不会奏效。” 马凯硕一向坚持亚洲立场，这话中国人听了很舒服。但美国其实有第三个选择，即为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也可以与中国展开合作。 事实上，美国不少科技公司都在“两边下注”以应对脱钩，即同时服务中美两国的创新生态体系。对于高能物理、国际空间站、人类基因组等耗资巨大的大型科研项目，美国也希望各国分担开支。美国科技企业依然希望接纳包括中国学生和技术人员在内的人才。8月10日苹果、脸书、微软等52家科技公司就联名起诉美国政府暂停发放H-1B（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等工作签证、限制部分外籍劳工入境的决定。苹果公司CEO库克此前说：“和苹果一样，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一直从多元化获取活力，从美国梦中获取希望。没有这两者就没有繁荣。” 有自信，能包容 互联网最具流动性，但在各国的防火墙和铁幕下，互联网越来越多极化，局域化。这一“互联逆转”已很难避免。 不过这种脱钩，也并不像奔驰的火车，前一节车厢和后一节车厢，一旦脱钩就意味着彻底分离。 全球互联网的脱钩，是在各国主权意识和数据安全意识高涨下，一种分层、分化的脱钩。即不是全脱，而是在某些层次和方面脱钩，或以安全为前提再挂钩。换句话说，互联网的全球流动性被国家主权更多地管起来了。但由于挂钩、流动、连接的巨大价值与利益所在，全球科技公司也将不断努力地寻求挂钩，并与主权国家博弈，达到再平衡。 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来说，还要意识到，在制造层面，世界也有可能分为多个工厂。中国是其一，是重要之一，但不是唯一。 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如何继续前进呢？ 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和理性。要跳出特朗普式的头脑发热和“苦大仇深”。如果特朗普不是这样头脑发热，中美间的头脑脱钩不会像今天这样猛烈。我们要有不畏惧打压的斗争意识，但更要注意合作与斗争并举，并把合作的大原则放在前面。这是真正负责的态度。如果把斗争简单理解为找敌人，非友即敌，同仇敌忾，那我们也是头脑发热，掉入陷阱，忘记中国发展的根本大计了。 今天的世界流行找替罪羊，找敌人，似乎一找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倒退，有着长期、复杂、深刻的原因，绝不只是某个国家某个个人的问题。 全球化也是双刃剑，对不同国家、阶层、族群、产业来说，其利弊得失是不一样的，全球化确实不只是田园牧歌，其本身也面临调整。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全球化的倒退，就焦灼不安，就恐慌无措，就丧失平常心。我们自己要努力做新的、更加普惠公平的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开放紧紧挂钩，和文明永不脱钩。霸道有尽，文明不孤，谁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文明之光，谁就更有希望。 我们还要看到，很多国家的危机爆发，全球化外部冲击只是某种触发因素，危机的本质都是内部体制、结构、治理等矛盾的长期积累。 所以，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长期看，中美两国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防止危机的发生，并持续保持增长，造福人民福祉，谁就会更加主动。 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国际社会有不少国家对中国实力强大后往何处去是存在担心的。有的担心中国会不会是和美国一样的新霸权，或在某些方面还没有美国做得好；有的担心为什么中国已是超级大国，却一直说“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还有的担心在中美之间可能被强迫“选边站”；也有的担心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合规”与“竞争手段”的问题。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去化解，真正让朋友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安心。我们没有理由冲动任性，认为自己什么都对，无所不能。 有自信，能包容，应该是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心态。 科技发展的背后是文化 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已经从持久战的角度，确立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看法。 在近期关于内循环的讨论中，很多人最担心的是内循环变得封闭。 客观来说，中国今天的科技产业发展，与向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习，与大量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是分不开的。中国如此之大，中国人如此勤学，所以一种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新模式在中国形成的外溢效应无比巨大。中国科技产业能有今天，离不开开放式的学习。 美国要在头脑上和中国脱钩，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当然要自强不息。华为最近的“塔山计划”（芯片制造）和“南泥湾计划”（做一些不被美国人卡脖子的器件），就显示了这种精神。但从根本上，关键还是如何建立适应和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文化与机制问题。从华为到字节跳动，它们的成功主要是先进的创业创新机制与文化的成功，而不是靠政府投入和补贴催化而成的。 最近看到一位学者的发言，谈到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对科技文化的弘扬很不够。科技文化的灵魂是追求创新与追求真理，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真理、祟尚创造、崇尚规律的氛围，不唯书，不唯上，人人平等。 他举例，中国很多大桥上留的名字都是领导人的名字，而不是大桥的设计者。而金门大桥旁边就是博物馆，金门大桥的设计师约瑟夫·斯特劳斯自杀了，但他是博物馆的灵魂，每个来参观的人都会对设计者产生敬意。大桥通车后，有免费通行权的是设计师的家族而不是官员。“目前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官本位文化、特权文化、等级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都胜过科技文化。” 他还指出，现在的科技管理体制在很多方面束缚了科技生产力，管理体制的设计是首先有利于管理者，而不是首先有利于科学家的。科技资源投入，立项、申报、评审、获奖皆以权力为中心，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关照主义和虚假似乎无处不在。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前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是宽松和放任的，因为我们是在跟跑和追跑，更多地是要去模仿其他国家，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和可观的自主创新能力了，如果再不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的话，已激发出来的极为珍贵的科学家的那些创造、那点创新热情也会被各种侵权浇灭下去。偷窃他人的知识产权，偷去的不止是别人的经济效益，更可恶的是偷走了他人精心养育的孩子。国家不保护知识产权，无异于鼓励人贩子偷卖良家妇女。” 我们需要这样的真话，这比高调讲自己怎么厉害以及陷入口水战要有意义的多。越多这样的真话，我们就会越深地触动，如此才有进步的可能。 倒退和脱钩已然发生，但这阻挡不了中国科技产业前进的步伐。 真正会阻碍我们前进的，是对创造力本身的束缚，是资源投入的错配与浪费。 中国科技企业承担着光荣使命，也面临着严峻考验。电影《至暗时刻》片尾有一句话，If you are going through hell，keep going． 纵然经历炼狱，只要一直往前，就能走出去。 路和希望，都在我们自己脚下。
8月15日，中房股份公告称，公司收到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就分拆建议及保证配额豁免书面确认的通知函》。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01333.HK，以下简称“中国忠旺”）已经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向联交所提交分拆建议，并于2020年8月14日收到联交所的书面文件，确认中国忠旺可继续进行分拆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宜，并豁免中国忠旺遵守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下有关保证配额的适用规定。中国忠旺分拆忠旺集团的事宜尚需经中国忠旺股东大会批准。 此前，中房股份已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报告书显示，中房股份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忠旺精制、国家军民融合基金持有的忠旺集团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房股份将直接持有忠旺集团100%股权。中房股份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忠旺精制，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忠田。 忠旺集团是港股上市公司中国忠旺的核心资产，属于中国忠旺工业铝挤压、深加工以及铝压延三大核心业务中工业铝挤压业务的主要经营主体。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将中国忠旺的铝挤压业务置入中房股份，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之《第15项应用指引》适用规定项下的分拆事项。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国忠旺关于本次交易的分拆建议申请、保证配额豁免申请必须呈交香港联交所审批。
安装有36台2.5MW智能风机的墨西哥半岛风电场于7月底正式投入运营，这一位于古玛雅文化摇篮之一的尤卡坦半岛上的风电场，是中国企业远景能源在墨西哥的第二个并网风电项目。“半岛风电场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超过3亿千瓦时，将降低当地居民的用电成本。”尤卡坦半岛能源部负责人胡安·卡洛斯·韦加·米尔克说。 今年5月，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全球风电市场-供应侧报告2019》显示，2019年全球风机制造商前十五强中，有八家中国企业。从2019年全球光伏企业的营业收入统计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占据前十中的七个席位。 2020年以来，尽管受到不断升级的全球竞争格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的风电、光伏企业仍未动摇出海的决心，正在用“新”的面貌，步步踏稳国际新能源市场。 技术实力领跑全球 拥有可再生、永久性、零排放、绿色清洁、资源充足等特性的太阳能与风能，正成为中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19年我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1GW，累计光伏并网装机量达到204.3GW，新增和累计光伏装机容量仍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019年全年光伏发电量224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3%，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3.1%，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而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风电发电量4057亿千瓦时，首次突破4000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5.5%。 英国独立智库Ember于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电力行业回顾2020》的报告中也显示，2019年全球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量增长了15%，在全球四大光伏风能主要发展地区中，中国的增速最快，达到16%。 从产业链来看，中国新能源居全球领导地位。据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介绍，在光伏行业，中国是全球唯一具备从上游材料到中游组件再到下游电站投资能力的国家。中国企业拥有全球60%到70%的光伏产业链资源，是全球发展新能源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此外，中国风电产业具有全球40%的产业链资源。 从技术创新来看，我国也保持着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光伏行业，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电池片产量达到59GW，同比增长15.7%。其中，PERC黑硅多晶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达到20.6%，PERC单晶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为22.4%至22.5%，最高量产效率接近23%，皆属于全球领先水平。在风电行业，我国在大容量机组研发，长叶片、高塔架应用等方面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技术实力领跑全球”——日本媒体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十多年来，光伏、风能行业的很多核心技术都是由中国企业首先推出或投入大规模使用，中国愈发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 “新”面貌踏稳国际市场 据了解，此次投运的远景能源墨西哥半岛风电场项目前期也经历了激烈的角逐，全球上百家风电企业、近500份项目提案参与投标。远景能源相关人员认为，中国风电企业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还在于“新技术”，此次并网的2.5MW智能风机能适应当地极端温度、盐度和湿度，并通过智能控制系统确保风机始终运行在最佳工况、最大限度地优化电能产出。 技术创新之下，中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引领之势正在显现。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占据全球风电市场半壁江山，2019年新增装机容量为28.9GW，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26.2GW，海上风电新增装机2.7GW，在全球市场占比48%。 发展也促成“新转型”，一些具有丰富海外建设经验的中国企业也正在迎“风”向“光”。今年7月，上海电气新能源公司在沪正式挂牌成立，不久之后，其便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签约，联手成为迪拜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五期900MW独立发电项目的总承包方。 据了解，太阳能公园项目是迪拜“清洁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5GW，是阿联酋已生效的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工程。转型新能源后迅速投入全球市场，对此，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建华表示，太阳能发电在全球方兴未艾，项目成功签约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说明上海制造的能力已得到国际认可。 随着中国新能源企业对于海外市场的开拓与深耕，商业“新模式”也为其向前跨进提质增速。此前，光伏企业天合光能宣布与另类资产管理公司TPG集团旗下睿思基金签署总交易金额约7亿美元的项目合同，其中包含35个海外光伏电站项目，总规模近1GW，分布在欧洲和拉美地区。 据天合光能介绍，这是迄今为止其海外电站业务签下的最大金额的项目出售合同，这一在境外率先实现项目包整体批量出售的突破，迈出了光伏企业海外项目开发新商业模式的重要一步。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近日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提到，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为重点，加快能源设施互联互通，抓好重大标志性合作项目，推动能源装备、技术和服务“走出去”。而当下，中国的绿色能源企业也正在用新技术、新转型、新模式，跑稳国际市场。 直面挑战无惧冲击 有分析人士指出，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向主力能源发展的进程中，仍面临着电网消纳空间限制、电网协同稳定性不足、和其他传统能源的竞争，以及电力体制改革有待突破等问题，中国新能源产业仍面临各方挑战。 在刚刚落幕的“SNEC第十四届（2020）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展览会暨论坛”上，新能源的从业者也在共同探讨新时代下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机遇。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表示，光伏产业即将面临“二次起跳”的机遇，全产业链必须戮力同心，从“单一竞争”走向“链群竞争”。当前，光伏发电的经济性与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需求全球共振，装机规模必将再攀新高。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面对如此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光伏行业发展良好，显示了勃勃生机和强大的持续发展能力。”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说，光伏发电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正在加速，中国光伏行业在上、中、下游产业链都走到了世界领军者的位置，要为全世界向无碳能源转型作出领军者的贡献。
“最近邦内出现了好几期因为在线赌博自杀的案件，调查后发现与一家涉及网络赌博的公司有关，已经逮捕该公司4名员工，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海得拉巴警方对《今日印度》表示。 印度警方表示，该案件与总部在北京的支付公司DokyPay有关，并抓捕了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Yah Hao（闫昊）及另外三位印度员工。 警方还冻结了涉案公司账户中的3亿卢比，并表示涉案交易总金额超过110亿卢比，大部分发生在2020年。 案件目前还在调查中。8月14日，Dokypay的一位杨姓员工致电志象网，他声称自己是该司市场部负责人，并表示，真正涉案的是涉及在线赌博的真金游戏公司，但“由于印度警方无法找到违规的游戏公司，才找支付服务商来‘顶包’ ”。 这位自称DokyPay的市场部负责人称，印度警方在没有法律调查事实结论的情况下，对DokyPay的员工定罪，公司已经准备纸质材料，将通过律师从中斡旋。 这起案件给原本紧张的中印关系火上添油，首先波及的是与DokyPay类似的第四方支付公司。第四方支付是聚合了第三方支付、银行等多个支付渠道接口，不需要支付牌照。 最近两年，由于中国游戏公司和现金贷企业涌进印度，催生出一批第四方支付公司。据志象网了解，多数印度支付公司已停止与他们合作。 更猛烈的冲击还未到来。印度央行和税务部门已着手调查所有与印度支付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 在线赌博被举报 在一次打击非法赌博的行动中，印度海得拉巴警方逮捕了一名中国公民和三名印度同伙。 警方表示，这起诈骗案涉及多家中国支付公司，包括linkyun、DokyPay、Spotpay等。被捕的4人分别是DokyPay联合创始人闫昊（Yeh Hao），以及三位印度籍董事：Dheeraj Sarkar、Ankit Kapoor和Neeraj Tuli。 海得拉巴警方逮捕了一名中国公民 / Newmeter.in 警方表示，最近，特伦甘纳邦和其他地区报告了几起因线上赌博而导致自杀的案件。直接线索来自两名在线上赌博游戏中被骗的男子，两人均来自海得拉巴，输掉了16.4万卢比和9.7万卢比。 根据《特伦甘纳邦博彩法》（Telangana Gaming Act）第420条（以欺骗或虚假信息诱导他人交付财产)和IPC第120(B)条（惩治共谋犯罪），海得拉巴警方登记了这两起刑事案件，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也就是上述所称的4名DokyPay人员。 特伦甘纳邦的博彩法律更严格，幻想体育和Rummy纸牌类线上真金游戏，在这个邦也被视为赌博。上述两款真金游戏，都有印度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其因技巧而非概率获胜，不属于赌博，但印度的5个邦不予承认，特伦甘纳邦是其中之一。 不过，此次警方调查的案件，是在整个印度都视为赌博的“颜色预测”游戏。这一游戏以具有加密功能的通讯软件Telegram为通讯平台。游戏玩家只能通过他人介绍入群，而介绍新成员的老玩家能够获得佣金。在这些的游戏群中，管理员会每天公布游戏网站（网站域名每天更换）。通过这个网站链接，玩家就可以通过投注颜色来参与线上赌博。 警方表示，已经冻结两个账户中的3亿卢比，并且挖出了高达110亿卢比的汇款。 8家涉案公司中，至少5家和中国有关联 海得拉巴警方14日公布了案件具体情况，逮捕了四位嫌疑人，其中一人为中国公民闫昊。警方称，四人涉嫌在线赌博，交易总额高达110亿卢比。警察冻结了被告的银行账户的3亿卢比。 根据警方消息，闫昊是DokyPay东南亚业务负责人，其他三位印度人则是公司董事。 警方提供了案件的详细信息，包括涉案公司的运作方式。据警方的说明，这些游戏网站的域名服务器设在中国，而数据托管则在美国的云端，运营者位于中国。另外，警方提供了一份涉案公司的名单，并称这些公司是通过一家名为“Beijing T Power Company"的公司控制。技术操作完全由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董事或合伙人负责。 通过印度警方公布的涉案公司名录，志象网查询发现，8家公司中，有5家的董事姓名拼音，和DokyPay母公司——北京明天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3位董事会成员姓名（拼音）一致（杨铭、杨凌、万金玲）。同时，该公司在工商注册时的预留邮箱，以linkyun.cn结尾，和印度警方公布名单中的linkYun Technology名称一致。 北京明天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曾在2016到2019年间挂牌新三板上市，但于2019年12月退市。 北京明天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信息 / 企查查 名单来源：海得拉巴警方官方Youtube账号（Pro HyderabadPolice） 印度警方还在说明中提到，这些涉赌支付都是通过印度的支付网关进行的，包括Paytm和Cashfree。而DokyPay创始人闫昊曾在2019年10月回应白鲸出海的采访时表示，DokyPay已经拿到Paytm的代扣接口，并推出了订阅付费模式。 到目前为止，警方追踪到了两个涉案银行账户，交易金额接近110亿卢比，其中大部分交易发生在2020年。而且，许多交易款已被转移到其他账户，包括一部分海外账户。截至目前，已知海外汇款总额近11亿卢比。警方表示，该集团正计划在开曼群岛注册一家公司。 据悉，警方已收到28起和此次涉案公司相关的投诉。警方认为，这一团伙可能还参与了其他网络犯罪活动，如网络钓鱼、运行被禁止的应用程序等。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第四方支付地震 中印经贸关系正处于冰冻期，而这起案件，更让众多中国企业胆战心惊。 最先受冲击的是一批与Dokypay类似的第四方支付公司。 印度市场上的支付公司，有严格的合规要求。例如Paytm和Cashfree公司只允许在印度有实体的公司开设账户。并且，风控团队会对公司逐一核实。若发现公司提供的业务类型和实际不符，将关停其账户。 Cashfree相关负责人向志象网提供的一份开户要求表格显示，在开户前，企业需提交产品网站或下载链接、公司注册信息、公司联系人手机号码、PANCard（印度个人税卡）、银行对账单等信息。并且，Cashfree要求商户必须在印度有实体公司。 而部分中国第四方支付公司并未严格履行KYC的要求中。 8月14日，自称Dokypay员工的杨姓经理认为，印度警方的行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他说到，印度警方在没有法律调查事实结论的情况下，对DokyPay的员工定了罪，而他们已经准备了纸质材料，将通过律师从中斡旋。 根据《特伦甘纳邦博彩法（2017修正案）》，任何开设、协助、维护、运营在线赌场生意的个人，初犯者将处以最多一年监禁和5000卢比罚款，二次触犯者将处以不少于6个月、最多2年的监禁，并处至少5000卢比的罚款，三次以上触犯者将处以不少于1年的监禁，并处至少1万卢比的罚款。
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的“2020中国汽车论坛”8月14日在上海召开，本届论坛以“新变局、新挑战、新思路——引领中国汽车新征程”为主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付炳锋在论坛上透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与美国相当，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本届论坛提出，要尽快形成以汽车产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汽车产业一直是重要的引资和投资的产业，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陆续完成布局，各大集团的自主品牌也同时起步，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汽车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付炳锋说。 在具体数据方面，付炳锋透露，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在2009年跃居全球第一，随后继续攀升，到2017年产销量达到2888万辆的高点。而根据新的2020年上半年数据统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与美国相当，达到2.6亿辆，预计2020年下半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还将稳定增加1000万辆。 付炳锋指出，在中国形成巨大汽车消费市场的过程中，也为全球车企打造了充分竞争的舞台，德、日、美、法等国家的老牌车企相继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繁荣。与此同时，民族品牌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合资合作，自主创新、焕发生机，新造车势力蓬勃发展，民族品牌汽车在市场上占比超过50%，其中乘用车也达到了40%。 在新能源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累计推广超过460万辆，占全球的50%以上。 根据中汽协的统计数据，进入2020年，中国汽车市场受疫情与消费低迷持续影响下，今年一季度销量出现42.4%的跌幅，今年二季度汽车消费回暖甚至出现“报复性消费”的现象，连续3个月销量同比增长，从而使得上半年销量跌幅降至16.9%，降幅有所收窄。中汽协方面分析，在相对乐观的情况下，2020年汽车销量预计将同比下降10%。这也是继2018年和2019年后，中国汽车市场销量连续第3年下跌。另外，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今年也出现较大幅下滑。 “在经历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后，近两年中国汽车市场产销量出现负增长，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进入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万钢说，如何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汽车强国战略，已经成为摆在汽车产业面前的一道难题，需要全行业共同面对。 万钢指出，当前，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汽车产业已经融入国际循环，连续11年位居全球汽车产销量首位，国际和国内的市场需求是强劲和稳定的。“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挖掘内需和外在市场的潜力，尽快形成以汽车产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汽车产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对于新能源汽车，万钢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引领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进程。当前，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提速换挡、跨界融合、加速创新的发展新阶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要加快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的步伐，坚定不移地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8月15日，中国人寿集团官方微信发布讣告称，该集团原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宪章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8月14日19时3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中国人寿集团表示，王宪章自1965年8月参加工作，2008年9月退休，一生为中国金融和保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公开资料显示，王宪章，河北人，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1969年开始从事保险业。曾担任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人寿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等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政中国人寿期间，王宪章领导公司完成了众多历史性跨越。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寿股份制改革成功，完成重组，并成功实现了在香港、纽约上市，创造了当年全球最大IPO。2005年6月，王宪章因年龄原因辞去职务。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