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今年初，在考虑新的调研和创作主线时，我读了很多研究报告，各大机构都认为今年全球疫情将得到控制，迎来一个“复苏的共振年”。 高盛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5%，家庭消费会从去年下降4%跳升到今年增长13%，取代投资成为主要动力。摩根斯坦利预计中国增长9%。中金公司认为，受企业资本开支增加、消费继续恢复、出口保持相对强劲等因素驱动，今年中国上市公司盈利会有15-20%甚至更高的增长。 书面数据让人乐观，现实中的新闻却让忧思丛生。全球每天确诊的新冠病例有70多万，中国多地出现了散发和扩散的迹象。看来疫情的尾巴很长，会继续缠绕世界，继续阻断正常的交流。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也有一些和人的生命与命运相关的事件，令人心绪难平。 去年12月10日，葵花药业原董事长关彦斌“杀妻案”二审宣判。大庆市中院维持一审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关彦斌有期徒刑11年。 去年底，80后企业家、游族网络的林奇中毒致死，投毒者是其多年同事。林奇事件后，好几位企业家说，你应该写一篇《企业家的命》，多不容易，多大风险！有的企业家已经在做非常具体的防范。 1月初，金融巨贪赖小民因受贿超过17亿，以及贪污、重婚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又有朋友说，你该写一篇，警示国有企业家远离高压线。赖小民在北京有一处房子专门藏匿赃款，暗语叫“超市”，他要求行贿人都给他现金，收钱后自己开车到“超市”亲手放进保险柜，路上还特意多绕几圈，防跟踪。他自己交代：“一分钱都没有花，都放在那里了……所以我说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最后又不敢花又不敢用，还提心吊胆的。” 真是一个最穷的富人。在金钱的大地上却无地自容。 我没有写这些文章。因为今年人们最关注的，显然不是老板的命，而是打工人的命。 互联网公司员工加班猝死，如花的年龄，说倒下就倒下了。 湖北仙桃一个小区的保安和43岁的外卖员发生口角，原因是客户一定要送上楼，保安说太晚，不让进，争斗下外卖员竟然被保安打死了。网友唏嘘不已，“大家活得都不容易，何苦相互为难！”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45岁的女法官因为不徇私情、拒绝“打招呼”被同乡在地下车库里残忍杀害，也引起强烈反响。湖南高院副院长在怀念文章中说：“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凶手怎么会因为不帮忙打招呼就杀人？这些朋友都是理性的人，估计他们更难想象现实生活中就有邻居之间就因为鸡鸭吃了隔壁家的蔬菜而刀斧相向、甚至灭门的情况。……这些人会把自己在生活中职场里的种种失败、委屈和不如意全部转化为对裁判结果的追求，奢望通过一纸裁判将他在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返回给他……” 在文章的跟帖中，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和人性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导致社会竟如此之荒芜？人性的荒芜与恶能通过物质条件的增加和社会环境的改善而消除吗？人之本质为什么荒芜？因为灵魂失去了根；灵魂为什么失去了根？因为精神背离了本源……” 内部大循环是当下的热词。但以上这些案例让我想到，内部大循环的畅顺与活力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支持的。内部大循环是一种经济现象，但它的很多堵点、痛点可能来自非经济因素——获得感、保障感、公平感、希望感的缺乏，人性之恶的无节制扩张，柔性化社会服务供给的不足（如社会了解与社会沟通的不足），以及人文教化和法治意识欠缺所形成的“日常冲突陷阱”。 前一段看到“2020网友票选人生十大烦恼之事”，是基于知乎、微博、虎扑的大数据整合出来的，应该很有代表性。第一条是“楼上/邻里/街道居住噪音”。真的痛苦又反讽！房价不断上涨，却连个好觉都没有，内心充满“恨不得楼上那家人突然消失”的诅咒，而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生活的环境——互联网社交的体验无比畅顺，现实中人与人的互动无比割裂！ 2003、2004年我写过《告别GDP崇拜》《探求国民幸福总值》等文，这么多年过去了，生产总值的巨大增长为何没有带来幸福总值的提升？物质资本剧增，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定义为“能够带来社会信任的资本”——为何依然匮乏如斯？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不能再就经济谈经济，也不能再简单地说“只要发财就是好猫”，就像某些富豪炫耀资本、财技和市值时，其实都建立在“以万物为刍狗”、视小散为韭菜的基础上。这种财富的膨胀和聚敛只会让经济畸形繁荣，距离共好社会的目标也只会越来越远。 良好的社会资本，人与人的健康互动，这也是一种环境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如果不牢靠，在上面建再多房子，也会垮塌，只是早晚而已。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两年多前提出过“人文红利”的概念，指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心智品格。 如果把这个概念深化，人文红利或者叫人本红利，应该是指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社区、学校等一切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追求、公共氛围、家庭责任、职业伦理、互敬互信、社会关怀、自我修养等等。 从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第一种红利是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抚养成本低。这一红利在2010年就达到最高点。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2015年起，流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尽管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比较高，但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就业人口会低于7亿（2019年为7.7亿），即就业人口低于总人口的一半。人口红利的消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中国还有第二种红利，人才红利，即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所带来的红利，主要衡量标准是平均受教育年限。 按教育部数据，“十三五”期间中国在各级教育普及程度方面都达到或者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人才红利的增长对冲了人口红利的下降，为中国经济发展继续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也有人把中国的人才红利称为人脑红利，工程师红利，STEM红利，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的人才红利。展望未来，中国的人才红利将继续增长，美国3亿多人有1.4亿大学生，中国14亿多人目前只有1.7亿大学生，增长空间还很大。 但是，光靠人才红利能不能支持中国的创新经济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呢？ 不一定。 首先，要看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否有利于创新思维、创新人格、健全思维、文明人格的培育； 其次，要看人才的职业选择和价值实现方式，是否更加有利于生产性创新与风险担当。如果像施一公所说“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或像2019年北大发布的就业报告，校本部49.79%的毕业生去了机关和事业单位，27.14%去了国企；又或在热门的互联网大厂，很多天之骄子从事着和所学专业没什么关系的简单体力劳动……个人选择当然都有合理性，但长期延续，就会形成集体谬误； 第三，要看人才所处的环境，无论是企业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能不能对人才的创造力释放给予正向支持。如果一个企业里老板一言堂，员工只能低眉俯首，谈何独立思维和创新思考？如果社会的经济要素供给、产业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市场，存在不少“身份歧视”“选择性执法”、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被歧视的一方就算赚到很多钱，内心会真正感恩、愿做长期打算吗？ 前段碰到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希望我研究一下最近几年信用债市场国企和民企的融资的变化，因为“昨天的投资是明天的收入和利润”，关系到今后几年国企民企的实力变化。 我看了几份研报，无论从发行人数量、净融资额、平均发行利率等等看，民企实在太弱，2018、2019年净融资均为负值，2020年小幅回暖，主要是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高度充裕，融资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2020年5月末，民营企业信用债发行数量仅占全市场的8.6%，发行规模仅占全市场的7.4%。 当然，民企融资弱也有自身原因，如一些民企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存在瑕疵，加上大多数民企处于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抗冲击能力比国企弱。也就是说，弱有弱的道理。但更要看到，主要还是长期积累的市场地位不平等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很难真正赢得他们的心。 最后，要看人才自身是否有健康的价值观，能自我约束，知敬畏。《荀子》有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就在于能不能驾驭物欲。《管子》中也说，“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这才是君子。 由上可知，光靠人才红利也是不够的。 中国需要第三种红利，人文红利、人本红利。 在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后创造人文红利，接续中国发展的红利，是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家领导人说，“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共建人文红利，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值得探索的途径。对这一系统性问题不做更多展开。单就教育谈点看法。 在教育领域创造人文红利，意味着要更加注重人的培养，而不只是才的培养；更加注重创造力的培养，而不只是知识的灌输。 人才是注重人口教育的结果，人文是培养人、“人在才先”的结果。育才是一种能力教育，目的是取得某个方面的成就，育人是一种人文教育，核心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目标是做正直善良的人，自由快乐幸福的人，有独立思考的人，对自身之外的他人和世界有意义的人。 做人往往比做事难，“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 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讲的就是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人格、人生、人的德行完善。 讲育人，不是动辄搞道德说教、道德审判，而是说，人不育好，立不住，再多“才”“财”也无济于事。同时，看看我们身边每天都在互撕的离奇新闻，为了抢钱、抢人、抢官位、抢流量，什么都可以无底线，实在也是对这个文明教化礼仪之邦的辛辣嘲讽。 从发展创新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角度，人的创造性最为重要。 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曾说，创造性的三个基本元素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批判性思维则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 “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考试文化把它们扼杀了。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钱颖一说。 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每天早上7、8点钟就到实验室，晚上8、9点钟才走，这也是天天加班吧，但他很快乐，因为有兴趣。他说：“在我做寻找新粒子的实验尚未成功之时，人们说我是傻子，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但当我找到新粒子的时候，人们又说我是天才——其实，傻子与天才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 丁肇中还强调，基础研究从发现现象到运用，需要时间。100年前，基础研究是热学、光学、力学，现在用在飞机、火箭上。20世纪30年代的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现在最简单的应用是网络、手机，40年代的基础研究是原子能、核聚变，现在用在能源、国防上。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实验失败是通向成功最主要的过程”，但不能怕失败就不去做。 现在科创很流行。从人文红利角度，讲科创的同时，也要讲文创。人文创造。 美国1986年发表《本科的科学教学和工程教育》，提出STEM教育，STEM教育发展从本科到小学经历了20年左右时间。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又提出STEAM教育，加了一个A，即艺术（Arts）。在AI时代来临的背景下，需要的已经不仅是理工素养的“制造”，而是有艺术素养的“创造”，这就是人文、美学的作用。 中国的科创要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只是为了眼前应对“卡脖子”的压力，需要有更多真正对科创有兴趣的长期主义者。 人都有功利之心。钱颖一区分说，短期功利主义者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长期功利主义者是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还有一种人是“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他们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也因此，我们从世界上汲取的创新成果很多，为世界贡献的创新成果很少。 中科院院士贺福初在谈到如何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时说，我们创新的障碍是“守成”“从众”“求稳”的传统思维定式，不敢冒险，信仰不坚，常易初心。当前创新生态建设虽已起步，但总体较混沌，上有“官本位顽症”（官大好像学问自然就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学问大不大），下有“山寨传染病”，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伪专家”“伪创新”，制约、甚至尘封了创造力的迸发。 贺院士说，中国的最大资源是十几亿民众，十几亿民众的最大力量在于其智力，智力的最大动能在于其创造力。只要大力解放民众的创造力，就一定能开创人类的智业新文明。 以上只是从教育和科创的角度，探讨了人文红利的意义。其实，人文红利之于今日中国，在经济、社会、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可春风化雨，滋润万千。 唯有从人的内在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挖掘出比人口红利、人才红利更加深厚、更加绵延不绝的人文红利，人，才能成为有信仰的人，有信念的人，有目标的人，讲信用的人，负责任的人，友善友好的人，国家也才能在经济活力、社会和谐、文明昌荣之间实现好的均衡。
据普洛斯官方微信披露，1月7日，国内纺织面料一站式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百布宣布完成1.1亿美元D+轮融资，由普洛斯隐山资本领投、老股东跟投。 公开资料显示，百布、全布、飞梭智纺等多个业务平台隶属于致景科技，后者正是覆盖中国纺织面料全产业链数字化的行业龙头，致力于构建纺织服装纵向一体化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其中，百布平台从流通环节切入，连接一批商与下游中小服装制造厂，搭建了中国最大的成品布电商平台，积累了庞大的成品布现货和期货资源；全布平台向上游切入纺织面料智能生产及数字化流通环节，打造中国最大的纺织面料智能制造云工厂；飞梭智纺通过IOT设备为中国数千家坯布厂提供数字化升级解决方案，大幅提升产能利用效率，定位为纺织面料生产环节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普洛斯首席战略官、隐山资本董事长及管理合伙人东方浩表示了对百布商业模式和未来发展的看好。自本轮融资后，百布将加大与普洛斯及香港利丰集团等在纺织面料数字化供应链、服装智能智造、外贸服装品牌、物流及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深度战略合作。 百布创始人、CEO赵振洪则表示，接下来百布将快速扩张业务版图，从国内业务快速发展为全球化业务，联合中国的优质纺织产能走出国门，让全球的纺织服装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共享中国的优质产能，更好地提升产业链效率。 此前，于2020年，普洛斯完成了对全球领先的供应链方案提供商利丰的私有化，后者当前主要为服装品牌客户提供全链条的设计、组织生产、采购及物流服务，2019年收入约800亿元，下游拥有全球逾2000个客户，积累了强大的海外知名服装品牌商资源，构建了卓越的境内外仓储物流以及供应链金融能力。而隐山资本是普洛斯旗下的私募股权投资平台，聚焦大物流、数字化供应链及物流科技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另据观点地产新媒体报道，2020年12月28日，戴德梁行宣布近日成功协助普洛斯收购北京中关村核心物业盈都大厦D座，该项目集写字楼、商务公寓、商场及相关配套于一体，也是北京市场上首单类REITs市场化退出。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阐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主张，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信心和力量，展现了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的一贯立场，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胸怀和责任担当。“坚定支持《巴黎协定》、促进合作共赢的决心”“团结一心，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提振雄心，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增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习近平主席提出三点重要倡议，为新的历史背景下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环境问题没有边界，深刻影响着每个人。治理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人类共同行动。中方倡议展现了中国坚定支持《巴黎协定》、促进合作共赢的决心。”巴西全球南方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菲格雷多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努力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气候变化是全球性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团结合作。”中欧数字协会主任克劳迪娅·韦诺蒂认为，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坚持多边主义才能有效应对共同难题。“应对气候变化将是国际合作最有希望的领域之一”。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表示，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多边协调与合作，共同行动、因地制宜，切实增强绿色发展的信心。“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有利于提升不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行动力。”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研究院主任弗里德里克·杜泽表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与各国发展利益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只有通过携手合作、科学应对，才能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中国为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合作，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金字塔报》专栏作家贾巴拉指出，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切实行动，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杰拉奇说，近年来，中国着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加大大气污染整治力度，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1/4来自中国；2010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以年均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涉及范围非常广，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投资新科技，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发展与环保可以互相促进。“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杜泽说，推进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绿色发展将为各国合作带来更多空间和机遇。法中两国能在清洁交通、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菲格雷多认为，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仅将有力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将为各国携手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增添更大动力。“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在此前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中方进一步宣布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新举措。这是中国又一次重大的气候政策宣示，擘画了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具体路线图，展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和重信守诺的责任担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宣布碳中和目标、提出大幅提升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等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发挥了表率作用。英国知名社会学家、“全球化”概念首倡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说，气候雄心峰会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承诺。韦诺蒂认为，中国重信守诺，提前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中方此前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又在此次峰会上宣布一系列重要举措，“展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负责任态度和高效行动力，彰显中国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中国提出了到2030年风能、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目标，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典范。”杰拉奇认为，中国通过分享太阳能、风能等先进技术，以及投资其他国家绿色产业等，为世界经济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中国的成功实践表明，经济增长与绿色环保可以共同推进。杜泽表示，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切实努力。中方倡议和最新举措，不仅有利于加快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进程，也有利于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宋玛·奔舍那说，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中国不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气候变化是重大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多边合作的方式共同应对这一挑战。（人民日报北京、罗马、布鲁塞尔、巴黎、里约热内卢、开罗、纽约12月14日电 记者吴刚、韩硕、张朋辉、刘玲玲、李晓骁、黄培昭、李晓宏）《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15日 第 03 版）
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目标中，“绿色”一词尤其值得关注。 2020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即净碳排放量为零。 “（这）是近40年来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 金立群强调，人类应当从疫情危机中吸取教训：一是要认识到，医疗卫生体系上的投入成为经济生产环节中最薄弱的环节；二是要研究气候和健康之间的潜在关系。“传统的方式是增长导向型、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向新的发展格局，那就是气候智慧型、生态系统智慧型、环境智慧型的发展。”他说。 金立群认为，需进一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金融企业和实体企业转向对非化石能源的使用。此外，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金融机构，都应该将金融资源投入到可再生能源上。他提出，多边开发银行（MDB）应该带头实施这些举措。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年10月24日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一上所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核。 刺激政策无法遏制经济衰退 当今世界面临着三个严峻的挑战：新冠疫情、全球经济衰退和债务可持续性。气候变化当然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我没有把它与前面三个问题相提并论，因为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不同。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问题，而是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需要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 在全球经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发光发亮的国家。当前的经济下滑与常规经济周期无关，而是由新冠疫情造成，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而且是非常特殊的自然灾害。与地震、海啸、水灾、干旱等局部性、短期性灾害不同，新冠顽强地存活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经济活动和生活。因此，对大多数经济体来说，光靠大规模刺激措施，并不能帮助其摆脱困局。在安全有效的疫苗问世之前，经济回弹的可能性不大。在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服务业几乎成为商业荒漠的环境下，注入流动性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就业岗位、修复全球生产链。 为了保持经济活力，各地央行不断向经济体系注入流动性。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在抗疫方面的拨款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将加重很多低收入负债国家的债务负担。流动资金和资本净流入虽是一种短期解决方案，但又会造成长期问题。因此，政府应当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重要的是钱要用在刀刃上，促使经济早日复苏，进而改善未来几年的债务可持续性。 近几十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成绩斐然，开发出了人工智能，大幅提高了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然而面对新冠病毒，我们至今仍然无能为力，这难道不讽刺，不令人沮丧吗？目前的疫苗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了几十亿美元，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中国最近取得了很多疫苗方面的进展，期待中国生产的疫苗能够被世界卫生组织尽快认证，以拯救生命、拯救经济，让生活回归正常。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发展绿色经济 我们应当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至少可以学到两点。首先，疫情暴露了经济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即医疗服务不足。其次，我们需要探究气候与健康危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模式。 新冠疫情是一场自然灾害，顾名思义，是指自然发生的事情。然而，与之前的自然相比，似乎不再那么单纯。很可能，一场灾难表面上是自然的，但实质上是人为的。现在我们是时候深入研究人类活动的足迹，揭开各种现象之间的隐秘关联。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人为因素。人类行为的后果可能肉眼无法看见，但一连串的自然灾害应该让我们警醒，有些风险是人类自身造成的，不是其他因素。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但是，我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一些极度贫困国家的环境退化地区或贫民窟，甚至是在人均GDP方面算不上贫困的国家也存在这样的地区。面对这些悲惨的人类居住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鼠疫、霍乱、登革热、疟疾、狂犬病等等会在这些地区爆发，为什么人们会遭受痛苦。环境的退化、生态系统的紊乱和极端天气相结合，会形成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 我们现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摒弃注重增长、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传统模式，我们需要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新模式应该适应气候，适应生态系统。 我由此想到了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亚投行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在落实《巴黎协定》方面的承诺和坚定决心。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大力打造净零碳经济的举措：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换言之，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从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变成实现碳排放和减排之间的平衡。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现在将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绿色经济。习主席决心做的事情，是近40年来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这种坚定的决心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 虽然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宣布要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实现零碳的国家，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目标的宣布正值《巴黎协定》的实施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时候。一直以来，《巴黎协定》遭到了各种质疑，或是被束之高阁。 中国的宏伟抱负勇气可嘉，但挑战也是艰巨的。有人会问：可信吗？我们关心的是中国采取的具体转型措施。我们认为，中国在实施重大举措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 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 毫无疑问，政府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调动资源，为可再生能源提供资金。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应有利于非化石能源的研发和生产。应鼓励金融机构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 要想成功实现净零碳转型，全社会必须齐心协力。企业需要制定明确的计划，定期检查成果。需要加大投资，增强金融机构在评估投资的碳影响、将资源从气候落后企业转向气候领袖企业等方面的能力。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内部的激励措施必须体现净零碳目标。 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金融机构，都应该将金融资源投入到可再生能源上，而不是煤炭上。 多边开发银行（MDB）应该带头实施这些举措。很多银行在以身作则。我曾在一场国际论坛上表示，我不会考虑投资燃煤发电项目。在碳排量不断上升的地区，这是一个重要信号。所有多边开发银行都在指导客户重新调配资源，考虑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加大工作力度，利用其资本和影响力降低风险，推广技术，加快政策朝着这个方向转变。 亚投行奉行“精简、廉洁、绿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支撑着我们的强效管理经营方式，包括减少浪费、消除低效，对腐败和不道德行为零容忍，同时推行绿色经济和气候适应性投资。 亚投行的使命是为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部门提供资金。亚投行具有反应快、适应性强、有求必应等特点。我们的一大目标是推动亚洲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不亚于实体基础设施。 中国政府正在稳步推进本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开放，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我们想为中国的努力添砖加瓦。 亚投行既是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开放的推动者。今年6月，亚投行发行了首笔熊猫债券。自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新规以来，我们是发行熊猫债券的评级最高的发行主体。这支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定价仅为7个基点，与中国政府债券前所未有的接近。 亚投行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一个小贡献是，亚投行能够吸引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本行第一支熊猫债券的最终投资者65%来自海外，35%来自国内。我们渴望继续吸引国际投资者，促使他们参与未来更多的熊猫债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首支熊猫债券打上了防疫的标签，这是指债券收益将主要用于发放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下的第一笔贷款，该贷款用于为中国的两个城市建设医疗基础设施。 亚投行今年发行了两笔以美元计价并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的可持续发展债券，并且两笔债券都将由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执行。近期，我们还在卢森堡证交所发行了第一个英镑计价的可持续发展债券，随着亚投行在资本市场上不断成长，我们已经完成了美元、人民币、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港币等货币债券的发行。我们聘请了全球领先的承销商，如高盛投资、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道明银行、野村证券，当然还有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在中国，我们热切希望继续与地方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分享我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经验，根据要求参与国际惯例在国内的试推行。在筹备熊猫债券发行事宜期间，我们与市场监管机构开展了密切的对话，他们非常愿意听取我们作为超国家发行主体的经验和反馈。 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继续与全球其他金融体系融合，中国作为一个融资平台，在支持亚洲乃至全世界基础设施融资需求方面拥有大量的机会。
1月7日，一汽夏利发布公告称，公司证券简称自1月8日起由“一汽夏利”变更为“中国铁物”，公司证券代码“000927”不变。而昨天，也是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铁物”）在深交所成功挂牌上市的首个交易日。至此，这也标志着中国铁物在摆脱债务困境后迎来“新生”。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既在发展中取得了突出成就，也在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而所有问题的解决，其实最终都依赖于改革。总的来说，中国铁物的“重生”，应该说是多项改革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为国企脱困提供样本经验 对于这家借壳上市的老牌国企来说，回看其四年来走过的偿债、上市路，“指导”作用的发挥功不可没。比如除了企业自身多措并举降杠杆减负债等自救行为外，国资委更是对其高度重视，多次调整企业领导班子，采取由中国诚通集团托管，成立中国铁物管理委员会，督促管委会同步推进内部业务改革和外部债务重组，指导企业加快风险资产处置、盘活存量资产等。 “经过几年艰苦努力，中国铁物集团终于从悬崖边‘走’了回来。”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表示，在2019年提前偿还最后一笔私募债之后，债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同时，公司经营状况持续向好。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几年中国铁物的改革举措上看，一方面其通过实施内部业务重组、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其通过资本融资和资本运作改善资本结构，实现企业、银行、债券持有人等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铁物的“重生记”是成功的，它属于市场化债转股、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综合施策改革脱困的成功案例，也为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改制、重组实现债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值得关注的是，为进一步防范债券领域风险，近年来国资委多措并举全面推动企业开展降杠杆减负债防风险专项工作，包括对中央企业债券融资实行分类管理，重点防范债券违约风险，优化债券融资比例控制，保障债券期限的结构安全，成立央企信用保障基金等。 谈及去年7月份正式成立的央企信用保障基金，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袁野表示，通过设立央企信用保障基金，建立常态化、规范化、市场化央企债券兑付风险化解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央企资金链，在非常时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主动作为、防范化解央企债券兑付风险的先手和实招，对于增强中央企业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实现央企信用叠加和放大，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央企的信心，支持中央企业在国内债券市场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为中央企业带头实现恢复性增长，加快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 体现投资者保护方面的进步 从此次中国铁物的重组上市来看，不仅标志着圆满解决了债务危机，还化解了此前“一汽夏利”的退市风险。 在张立超看来，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说，中国铁物的“重生”，实则也是对A股市场众多中小投资者的另类保护，是资本市场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的进步体现。推动中国铁物优质资产通过重组实现上市，既能有效避免了这类企业因债务危机而面临退市的风险，也符合监管层提出的“要通过重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的根本要求。 结合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推进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张立超称，打造一个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充分分享增长红利的资本市场，必须落脚于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本身。所以，这对于日后的中国铁物而言，更应该坚持高质量发展标准，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导向，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运营效率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围绕“两利四率”指标提升进行持续探索，从而更好地盘活存量、提质增效、行稳致远、转型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突出对中央企业“两利四率”指标的考核，“两利”即净利润、利润总额，“四率”即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研发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以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和运营效率，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利长远，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刘兴国认为，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形成的“两利四率”的考核指标体系，无疑突出强调了对央企资产负债率的高度重视，预计此举将有效引导央企负责人合理谋划企业投资、适度控制企业规模扩张，确保资产负债率处在合理、安全水平，以引导企业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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