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网1月12日消息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 Institute）宣布，日前正式任命CFA持证人司禄斐（Lutfey Siddiqi， CFA）为国际市场及地方协会关系董事总经理 （Managing Director， Regions and Society Relations），他将负责主管CFA Institute的国际市场团队以及全球161个地方协会的工作，并向CFA Institu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傅孟琳（Margaret Franklin， CFA）汇报。司禄斐先生目前暂居新加坡，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移居伦敦。 “Lutfey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辅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将为CFA Institute带来更加广泛的全球行业专长，与我们秉持的使命和承诺相得益彰。” CFA Institut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傅孟琳表示，“ Lutfey是我们未来金融委员会（Future of Finance Council）的成员，也是CFA Institute新加坡协会（CFA Society Singapore）前理事会成员，他对CFA Institute有着深入的了解，与服务对象始终保持着密切沟通。我期待他能通过自身专长扩展CFA Institute与行业和高校合作伙伴的关系，并加深我们与志愿者和地区协会的沟通联系。” 司禄斐先生还担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为风险管理。他还是世界经济论坛“未来财政与货币政策”理事会成员，曾在理事会中从事未来金融业和长期投资方面的工作。司禄斐先生还曾经在瑞银集团、巴克莱资本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供职。 在瑞银集团任职期间，司禄斐先生担任外汇，利率和新兴信贷市场的全球主管，还负责瑞银集团知识网络的搭建及运营。在巴克莱资本任职时，他主要领导亚太地区的外汇发行和企业风险咨询方面的工作。在瑞银和巴克莱资本工作期间，司禄斐先生居住在新加坡和英国。此前，司禄斐先生在伦敦的德意志银行负责外汇结构业务部门的领导管理。他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英国约克大学计量经济学荣誉理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领导资格证书。 司禄斐先生表示：“我很荣幸能够加入CFA Institute的领导团队。我是CFA持证人，也是CFA新加坡协会理事会前成员以及未来金融倡议的积极成员，我与CFA Institute地区协会始终保持着长期的联系，见证了他们的工作在全球金融服务行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期待着在金融服务行业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之时，带领CFA Institute继续前行。”
今年56岁的米歇尔·巴拉斯特哈(Michele Balestra)来自意大利北部伦巴第(Lombardy)地区贝尔加莫(Bergamo)下面一个名叫莱弗(Leffe)的小村庄。这个村庄总共只有4000人口。 2020年2月底，新冠疫情开始在他所居住的村庄出现并迅速蔓延。最终全村有超过70%的人口感染，成为意大利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他本人和部分家人也不幸感染，父亲去世。他在家里休养了三个月后，才完全恢复。 经此一疫，米歇尔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保持空气流通和清洁的重要性。他想找到一款性能优良的空气净化器，能够达到空气消毒和净化的功能。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他找到了苏州宝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昂”)销售的Airdog空气净化器。 实际上，宝昂是苏州贝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昂”)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专注出口贝昂生产的净化器产品。贝昂于2009年在苏州成立，创始人冉宏宇和章燕均为留美博士，曾就职于美国加州一家科技公司。期间，他们发明了离子风电过滤技术；回国创业后，将这项技术用于空气净化器的研发。 相较于传统应用HEPA滤网的空气净化器，无耗材的Airdog空气净化器会像猎狗一样主动吸入空气，并通过电过滤的方式过滤掉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的细微物质，这也是品牌取名Airdog(意为空气狗)的由来。Airdog 空气净化器无需更换滤芯，只需定期清洗。 正是由于上述产品特点，2020年贝昂的海外订单猛增。贝昂公司联合创始人章燕告诉记者，2020年整个工厂产量增长十分迅速，一个月相当于过去一年的产量。 (图说：贝昂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Airdog空气净化器2020年海外订单猛增) 不止贝昂，空气净化器的海外订单增长是行业性的。广东番禹同样生产空气净化器的海科科技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订单非常饱满，交货时间已经排到了2021年四月底。 阿里国际站的数据显示，空气净化器是今年家电最大黑马，出口呈现高速增长。2020年4月起，阿里国际站上中国空气净化器出口数量和金额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2020年前4-11月，空气净化器累计出口订单同比增长近8倍，累计GMV同比增长近10倍。 “拥有核心技术、设计能力的商家在数字化新外贸上有极大的竞争优势。有多家品牌工厂通过阿里国际站接触新渠道，从内贸企业转向出口。”阿里国际站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事实上，2020年之前，贝昂还主要专注于国内市场。相较国内市场空气净化器的家庭渗透率仅为2%，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有20%的家庭占有率。2019年，贝昂开始布局海外市场。 章燕告诉记者，在国际市场，公司以前主要通过自建站零售的方式进行。但在接触阿里巴巴国际站后，发现阿里模式的变化与贝昂的品牌路线非常吻合。 “阿里国际站在全球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商贸平台。特别是疫情当下，所有的线下展会都被取消；得知阿里国际站正在不断强化品牌意识，通过星等级外露，买卖家分层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扶持优秀商家时，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品牌转型的机遇，所以希望能搭载阿里国际站，加大我们品牌出海的步伐。”章燕说。 2019年底，宝昂作为出口贸易主体正式签约了阿里国际站。2020年4月，宝昂在国际站正式上线，至今已经实现了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客户覆盖欧洲、东南亚、北美和南美。 其中一个客户是一家日本上市公司，在日本销量前五的路由器都是由这家公司生产。“他们想要把自己的产品线从路由器拓展到其他家用电器上，于是计划将贝昂的净化器作为新产品导入到产品结构中。” 章燕表示，进入日本市场的要求非常严格，相关资格来来回回认证花费了很长时间。但一旦进入， “量起得很快”。据章燕透露，目前日本已经有约4500家医院使用贝昂公司生产的净化器进行消毒，包括幼儿园和教育机构也都在采用。 在国际站上，还有很多像贝昂这样具有原创科技研发能力的产品和品牌，从国内走向国际市场。90年创业者李腾达一直有一个做国际大品牌的梦想。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到工业气体检测仪领域，成立了自主品牌保时安电子。在国内取得突破和认可后，选择通过国际站进军国际市场。仅仅在开通国际站的第三个月，就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大单――来自美国客户的2万台工业气体报警器。 2020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先后投入20亿，通过全程成长护航服务、线上展会等形式，帮助传统企业和年轻创业者顺利步入新外贸赛道。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已经有来自14个行业的69家上市公司和274家品牌商入驻阿里国际站，加入数字化新外贸的大潮。 而56岁的米歇尔因为在国际站上找到贝昂，甚至决定改变职业方向，和朋友创业成立了一家公司，专职代理Airdog在意大利的销售。
（原标题：被美国拉黑后，千亿芯片巨头霸气回应！半导体概念股彻底嗨了，2股率先暴力涨停，机构预测业绩高增长股名单出炉） 半导体概念股爆发。今日早盘，A股出现普涨行情，酿酒板块行情持续火爆，其中黄酒指数涨停、啤酒指数涨超4%，葡萄酒指数涨超2%，白酒指数涨近2%。半导体板块迎来久违大涨，其中半导体设备指数、半导体材料指数均上涨，晶圆产业、存储、光刻胶等概念股也有较强表现。截至午间收盘，士兰微、中晶科技涨停，北方华创涨8.25%，中微公司涨6.95%，沪硅产业等股跟涨。A股科技板块与酿酒板块难得在同一个交易日同时大涨。不过，酿酒板块表现仍为强势，半导体概念股在早盘冲高后稍有回落，资金较为谨慎，观望情绪较浓。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商务部网站当地时间18日发布消息宣称，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列入“实体清单”。中芯国际是中国本土技术最完备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后，按照要求，美国出口商向中芯国际出口产品或技术时，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该公司的专有许可证，这将限制中芯国际获得某些美国技术的能力。中芯国际成为继华为之后第二家遭受美国贸易限制的中国技术领先的科技公司。周一交易开盘前，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对用于10nm及以下技术节点(包括极紫外光技术)的产品或技术，美国商务部会采取“推定拒绝”的审批政策进行审核;同时公司为部分特殊客户提供代工服务也可能受到一定限制。经公司初步评估，该事项对公司短期内运营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对10nm及以下先进工艺的研发及产能建设有重大不利影响。实际上，中芯国际三季报显示，量产制程中，涉及到10nm以下制程节点的收入为0，最先进量产制程节点是14nm。中芯国际A股前期已回调较长时间，对于美国此次的加强管制，市场有一定预期，在美国商务部正式发文后，今日早盘一度大跌4%，随后拉升，截至午间收盘，微跌0.22%。国内半导体产业或迎重大变局中芯国际被列入实体清单对A股相关上市公司影响如何？早前，兆易创新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目前在中芯国际代工的产品并不涉及10nm及以下技术节点，且公司产品的销售不受该实体清单限制。长电科技也表示，中芯长电半导体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8.6%的股份，其被列入实体清单对公司影响很小。中芯国际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在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的进口上，显然会受到很大掣肘。目前，针对10nm及以下的先进制程，中芯国际所需的美系设备材料被直接拒绝出口，对于10nm以上的制程，延续之前的限制，需要美系供应商申请许可证。天风证券认为，如果美国设备出口商无法向中芯国际供货，培养本土设备和材料厂商有望加速，同时指出资本对于行业变化是敏感的，并认为这是投资的关键主线。半导体板块又是一日游？A股半导体板块历经2019年和今年上半年的疯狂行情后，今年下半年一直表现不佳。即使期间有多次行业和政策上的利好支撑，但是A股相关概念股也仅仅是一日游行情。今日早盘，A股半导体指数高开高走，不过，涨停个股不多，说明资金对行情的持续性仍显得谨慎，处于观望状态。实际上，近一半半导体产业链股票今年以来回撤超30%，数据显示，包括中微公司、北方华创、至纯科技、芯源微、沪硅产业、精测电子等。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显示，在机构普遍预测此次事件中，有望受益的国内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概念股中，机构预测2021年盈利增速超30%的共有18家公司。行业龙头北方华创是国内主流高端电子工艺装备供应商，也是重要的高精密、高可靠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前三季度净利润实现59.87%的增长。测试设备门槛较前道设备低，目前以华峰测控、长川科技为代表的少数国产测试设备产品已进入国内封测龙头企业供应商体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逐渐打破外资垄断。立昂微的主营业务为半导体硅片和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半导体分立器件成品的生产和销售，半导体硅片产品主要为8英寸、6英寸及6英寸以下的硅抛光片与硅外延片。（数据宝 吴琦）
摘 要：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下一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是全球化、WTO规则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近年来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数字经济、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新因素，对我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分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可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支持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以及经济社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尤其需要强调本币主导、本币优先，在中国企业对外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先使用人民币，为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提供更好的保障、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方面优势条件，可率先实施。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人民币国际化 粤港澳大湾区 一、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文本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建议》的主题和纲领，即“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于高质量发展，可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比如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等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三次产业形成比较合适的规模、比例，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情形下经济将具有非常典型的创新驱动特征。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在同一个方向上分析和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经济增长驱动要以内需为主。当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形下，社会主要行业、产业的投资回报就会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边际回报和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也会相应提高，这是扩大内需真正有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外循环仍然十分重要。首先，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分工可以实现各方的福利改进和资源配置优化，国际产业分工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比较优势。历史上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清晰，很早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即使一方资源要素单个比较而言不具备优势，但按各自分工、在一定的组合下仍然能实现最优配置，并在比赛中胜出。因此，即使经济增长驱动以内需为主，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全球分工，要放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更何况，在供给端，还有不少资源要素和供应环节，在我国也是稀缺或存在短板的，必须依赖国际市场。 不仅如此，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价值链的跃迁。这个调整、升级和跃迁的过程如何发生？更具体而言，是主要在国内实现，还是仍然需要着眼于全球，在国际范围内实现？ 从经济运行的一些现象和具体数据看，总体而言广东“六稳”“六保”成效显著，经济复苏较快。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局面，离不开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也与广东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恐怕与广东比较早地在国内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战略有关。“腾笼换鸟”是什么？其实就是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供应链价值链的跃迁。广东不仅1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过程，而且目前仍然在持续推进。过去，广东“腾笼换鸟”主要是促进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如佛山的陶瓷工业大批外迁；而现在，则更多地是面向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如东莞、惠州的一些电子组装产业转向越南。 这一进程实际上具有普遍性。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南美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实际上就是产业对外转移。这些工业园、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面积超过125平方公里。对此，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认为这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只要企业总部在本地、最终合并财务报表在本地，部分生产环节是否在本地并不重要。不过，也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此有较多顾虑，主要是担心“产业空心化”，导致本国或本地竞争力的损失。为此，有关部门也在中西部地区兴建了一些产业转移承接园区，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用以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对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不是转移到境外。 对此，我们要客观正视这个趋势，顺应市场规律，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具有战略视野的顶层设计，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序实现产业对外转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中国企业着眼于全球的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一方面，这种产业跨国转移反映了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就是体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竞争优势，按物理空间、地理空间进行分工，使要素在边际产出上获得更优配置。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早期，产业从日本往“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转移，当比较优势进一步发生结构性调整时，又依次往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我国总体上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可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一些产业、行业和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往往也很难具有特别的禀赋优势。即使有，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属水土涵养或生态脆弱区，搞大规模的产业开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所以不宜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沿着这个思路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真正做到“腾笼换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要继续基于国际视野、国际范围、国际市场去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去支持中国企业继续着眼于全球，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布局，实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路与早期改革开放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注重吸引直接投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创汇”，出口创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汇；另一个是进口替代，以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现在，在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及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我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可能要调整为，顺应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序顺利推动产业对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二、新形势下产业全球分工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配置，商品、货物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市场原则进行交换。按照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到后来克鲁格曼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或者空间和地理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形成国际分工，专门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和供给效率，各国的福利均可以得到边际改进。二是 WTO规则。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总体上按照 WTO所确定的规则进行。所有 WTO的成员国都共同遵守这一规则，并按此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商品、货物和劳务的交换。三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均衡、实现资源要素配置帕累托最优的最好手段，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商品货物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也不例外。这个过程按照什么价格信号得以进行？过去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形成的货币相对价格信号，亦即美元汇率。美元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外汇交易货币。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国际产业分工，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对各国货币形成的汇率价格信号调节、配置而形成的。 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5月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与之相随，决定国际分工的上述基本因素和逻辑框架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第一，全球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原理、市场原则实现最优配置，但是现在，首先资源不一定再像过去那样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兴起，大大改变了全球化格局。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应对外部冲击和确保供应链安全成为全球投资贸易活动中必须面对并予以重视的问题。同时，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产业链趋于柔性化、智能化、扁平化，因此一些领域出现了区域化替代全球化的趋势。即使部分资源、商品、劳务仍然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但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这一过程可能不再主要基于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而要更多地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地缘政治、安全、公共卫生防疫等。 第二，WTO规则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照 WTO规则来配置，国与国之间按照 WTO规则开展投资贸易活动。但在今天，WTO正越来越被边缘化，尤其是随着近日最后一位WTO仲裁法官的退休，WTO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部分或相当程度地替代WTO，成为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比如我们最近签署的RCEP，以及近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TPP、CPTPP、USMCA、CEPA等，还有一些双边投资协定（BIT）等。尽管仍有一些国家还在积极推动WTO改革，但WTO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这根本上是WTO规则自身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WTO规则主要基于传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资源和商品主要在国与国之间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最优配置。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演进，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更多地转由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和全球布局实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内。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近10年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货物贸易，占比已超过国际贸易的40%。这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逻辑一致的，国际经济活动更多地围绕跨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上下游产品、技术和服务配置开展，相应地体现为服务贸易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WTO主要是针对全球商品和货物贸易，侧重于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等。即使WTO也试图针对服务贸易的兴起有所行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但客观地说，GATS签署时间太早了，参与国家非常多，因此无论是在理念还是措施上，都存在较大局限性，也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新规则相比，总体上标准不够高，适应性不是非常好，比如对于国际投资保护重视程度不够、更多采用正面清单等，不能很好适应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成为主流的趋势。事实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概念或提法，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承诺、竞争中性、劳工原则、新金融服务、跨国信息传输和数据处理等，都是WTO不太被重视和强调的，甚至是根本没有体现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规则在标准上优于WTO的主要方面。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美元一家独大，但随着欧元、人民币崛起，美元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最近，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欧元的结算比例再次超过了美元，成为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第一大结算货币。今年1-9月，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在所有本外币跨境结算中的比例已接近 53%，成为第一大国际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由来已久，早期表现为“特里芬难题”。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长《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阐述了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深刻问题，及其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凭借美元的国际使用和国际结算优势，在国际上广泛实施长臂管辖，可能会最终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更快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此外，最近以来，还产生了两个新的因素，以前不太突出，或者没那么重要，但今后可能将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虚拟集聚和数字经济，使得要素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上，资源要素按地理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通常是指要素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形成的物理和地理集聚，从而形成规模经济、集成创新，并涌现了大量的国际企业、产业集群和遍布世界的城市群。但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资源集聚与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一方面，数字本身开始成为要素，数字要素和其他如资本、人力和技术要素不同，不一定需要通过物理和空间集聚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数据要素可通过网络空间实现虚拟聚集，并产生广泛的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下，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导致了一些传统生产要素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而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必须通过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才能进行生产和交换。随着数据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集聚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推动产业布局、供应链调整发生深刻变化。 二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使得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新的硬约束。总体而言，过去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力并不强，更多依靠情怀、责任感去维护和推动，但依靠个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投入到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贡献中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环境保护、控制气候风险的产品往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不容易界定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无法收费，从而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导致市场失灵。但最近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30·60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世界上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要用30年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属不易。而且，这将是一个比较强的硬约束。 三、金融业应顺应趋势更好地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当前形势下，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全球布局所依据的基本规则、逻辑框架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金融业需作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开展新一轮的全球化布局，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首先，继续高举全球化和高水平开放大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主动有所作为，参与新一轮国际化标准，尤其是更高规格、更高水平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当前重点是加快落实RCEP、积极加入CPTPP，以及与美国、欧盟的BIT协定。同时，尽可能维护WTO，积极推动WTO改革。但客观地说，当过去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出口创汇、进口替代、吸引直接投资的时候，WTO框架是够用的。而当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下一步转向“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供应链情况下，WTO框架就远远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全球投资利益、推动相关的服务贸易，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跃迁。所以，需要对WTO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在这方面，可通过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尝试，大力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目前我国20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各地也都很有积极性，但在改革试点的内容和举措上，总体看比较同质化，多把重点放在投资贸易便利化和一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般性措施上，开放水平和标准并不高。国际上对自贸区最基本的界定是，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投资贸易的规则要优于WTO。而现在，WTO也相对落后了，国际上涌现出了很多更优于WTO的投资贸易规则。为此，需要对我国诸多自贸区的种种政策措施进行仔细分析评估，这些自贸区政策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优于WTO规则的要求？能不能更先进、更具前瞻性地反映和对标最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否则，就失去了开展自由贸易区试验的意义。 第二，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技术、网络空间、虚拟集聚对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业务和资源配置层面重视对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投入，助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另一方面，对部分传统和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应支持其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动化、柔性化和定制化。总体而言，能够真正体现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一些领域，在大湾区是比较成功和突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什么在珠三角能涌现出像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一批科创型企业呢？应该说，与背后的金融支持、金融业态有非常大的关系，大湾区、特别是深圳集中了相当一批活跃、敏锐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机构。当然，金融业自身也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这方面我国金融业总体上走在国际前沿。 第三，更加坚定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好服务于我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要充分认识到2008年危机后、尤其是这次疫情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巨大转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下一步我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落实好五中全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要求，在这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过程中，实施“本币主导”、“本币优先”战略，更多地通过使用人民币实现产业对外转移和调整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布局的主动性。对此，后面再做进一步分析。 第四，充分重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以及落实“30·60”目标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较早，2012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2016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后，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一道，在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在一些领域是引领者，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绿色金融能走在全球第一方阵，也是因为绿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陆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多项文件中，生态文明甚至写入了宪法。从这个角度讲，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将成为下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硬约束，对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金融业改革发展都将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过去成绩的基础上，金融业可开展更加积极、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进行充分的核算、评估和压力测试，既做好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又对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提供比较好的支撑。 四、在大湾区率先实施产业对外转移本币优先、本币主导 “十四五”期间，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求，中国企业仍需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要提供全流程的交易银行和相关服务。理论上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投资兴业到哪里，中国的金融机构服务就应该跟到哪里，因为只有中国金融机构最熟悉中国企业，语言、制度、法律等方面的障碍比较小。其中，特别要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也就是在大规模供应链重构、产业转移过程中，用人民币来实现对外投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美元或者用其它国际货币。 首先，有利于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以中国企业在老挝兴建工业园为例。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家首先在国内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通过对外投资审批和结算程序，将这笔美元资金汇到老挝。之后项目验资落地，通常需要按照当地法律把美元兑换成老挝当地货币吉普。在工业园的投资兴建过程中，由于是基于产业转移，因此多数机器设备、生产线、相关服务和劳务、甚至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时，在老挝的这个中国企业需要再次把老挝吉普兑换成美元，从中国进口上述相关设备、商品、劳务和服务。而中国出口商完成上述出口、收到美元货款后，还要再把收到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入账。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中方投资商，还是所有涉及的双方相关企业，都要承担较大的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已经在相当多的与中国有密切贸易投资往来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接受，在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和投资过程中，更多地直接使用人民币，既具有相当广泛的双边共识，也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不仅有助于双方节约或避免使用外汇，更有助于企业降低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其次，有利于吸引境外市场主体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快速增长的好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购买股票、债券及其它金融产品。这意味着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投资目的地国家市场主体在收到人民币后，除了可用来向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生产线、原材料、劳务和服务以外，还可以投资中国的金融产品。总体而言，我国的金融产品回报率高，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以十年期国债回报率为例，最新的数据大概是：美国1.15%，日本0.033%，法国-0.3%，德国-0.6%，而中国大约在3.2%上下的水平[1]。一个境外投资者如果投资十年期政府债券，购买中国国债的收益是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的4倍左右。在此次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动荡过程中，国际投资者严重缺乏安全资产，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回报率高，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甚至还明显升值。这时，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安全投资资产的价值更加凸显，可以帮助境外投资者进行更好的全球资产配置。 第三，有利于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形成，推动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旦境外投资者广泛、大量地持有人民币资产，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安排好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保障，以及推动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会逐步在全球形成人民币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就会形成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这将有助于形成真正符合市场规律、覆盖全球人民币投资者预期和风险偏好、反映人民币供给和需求相平衡的价格，也就形成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最终形成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形成的是一个由全球投资者交易决定的均衡汇率，它更透明、更稳定、更可预期。因此，也必将有利于全球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推进产业对外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通过人民币及其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线、调整供应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跨国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和安排生产布局，并获得全球范围内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边际利润？最基本的就是靠资金的有效管理和配置，靠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价格信号。 对于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来说，在支持、配合、帮助广东以及其他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腾笼换鸟”、对外转移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提供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全过程的交易银行服务，帮助中国企业以及投资对象国的银行和企业有效地开展人民币业务，从账户开立、资金落地、交易的结算清算以及后续资金及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合规风控等各方面，为市场主体接受、投资和持有人民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要利用已有的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以及过去长期形成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粤港澳三地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最有竞争力的服务。 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有一整套关于人民币从账户开立、资金和资产管理，到交易结算和清算的金融基础设施，有与内地实现互联互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登记、托管、交易、结算、清算系统，还有对标国际、相当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香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为中国企业在新一轮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和跃迁过程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 同时，内地金融界也具备条件和优势为这个过程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务，进一步深化扩大开放，为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开展有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落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任务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 以报告时间为基点。
1月10日晚间，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于1月9日获OTCQX市场的营运者OTCMarkets Group通知，其监管机构通知OTCMarkets Group，他们已经改变了有关行政命令生效日期的立场，现在允许公司的证券交易持续到2021年2月1日。因此，OTCMarkets Group已取消了其待删除SMICY和SIUIF的程序，并计划在2021年1月11日开市之前在OTCQX上恢复SMICY和SIUIF的交易。 此前的1月6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获OTCQX市场的营运者OTCMarkets Group的通知，根据行政命令和相关监管指引，中芯国际将从2021年1月6日交易结束时被撤出OTCQX市场，中芯国际的证券（SIUIF，SMICY）将不再具资格在OTClinkATS上报价或交易。 据悉，中芯国际在OTCQX市场的证券交易与其曾经赴美上市有关。随着中芯国际的美国预托证券股份（ADS）于2019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后，中芯国际的美国预托证券股份继续在OTCQX市场（美国场外证券的金融市场）进行交易。 目前，中芯国际在A股科创板市场以及港股市场两地上市。最新的交易数据显示，中芯国际的科创板收盘价为61.59元/股，涨3.98%，其港股收盘价为25港元/股，涨幅为10.62%，中芯国际的总市值达到约4857亿元的量级。
12月16日晚间，上交所向中芯国际发出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 此前，中芯国际公告称，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拟辞任。在网上流传的一份辞职声明中，梁孟松则表示，公司聘任蒋尚义担任副董事长，他此前却对此事毫无所悉，故而“深深的（地）感到已经不再被尊重与不被信任”，并决定请辞。 台积电被称为晶圆代工界的“黄埔军校”，中芯国际原首席执行官邱慈云曾在台积电任职，蒋尚义、梁孟松更是在台积电共事超过十年。“台积电系”高管曾为中芯国际的技术突破助力颇多，但如今却让其陷入了人事动荡的局面。 此次请辞事件，还让中芯国际的研发进度受到了关注。梁孟松在辞职声明中称，目前，中芯国际的7纳米、5纳米及以下制程分别处于完成开发、展开关键技术研发的阶段，均未进入风险量产。 而据公开信息，今年三季度，台积电7纳米、5纳米制程产品的晶圆收入占比已达43%，贡献的收入或可达到310亿元人民币。3纳米制程亦将于2021年实现风险量产，其中小芯片（Chiplet）封装技术起到了提升性能的作用。 随着芯片先进制程不断发展，包括小芯片在内的先进封装技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蒋尚义也表示，此次加盟有助于实现其在先进封装技术和小芯片上的理想。目前，中芯国际仍以芯片晶圆代工为核心业务，2019年封装测试业务占其总营收的比例为2.2%。 老上司加盟前未获告知，联合CEO因不被尊重请辞 12月16日早间，中芯国际A股公告称，执行董事及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拟辞任，并且已知悉梁孟松有条件辞任的意愿，目前正积极与梁孟松核实其真实辞任的意愿。 受此请辞事件影响，中芯国际当日低开4.16%，随后跌幅一度达到9.52%。截至收盘，中芯国际A股报55.2元，跌5.53%，市值蒸发62.64亿元人民币。 中芯国际港股则称因待发放内幕消息停牌。在发布了与A股相同的公告后，其于下午1时复牌。复牌后，中芯国际港股一度下挫8.29%。截至收盘，报20.2港元，跌4.94%，市值蒸发60.48亿港元。 两市市值相加，中芯国际在12月16日的市值共蒸发113.66亿元人民币。当日晚间，上交所也向中芯国际发出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 据中芯国际12月15日公告，其董事会宣布蒋尚义委任为董事会副董事长、第二类执行董事及战略委员会成员，任期自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股东周年大会为止。蒋尚义有权根据聘用合约获得年度固定现金酬金67万美元（约合438万元人民币）及年度激励。 公告显示，蒋尚义现年74岁。1997~2013年，他历任台积电研发副总裁、共同首席运营官，并牵头了0.25μm、0.18μm、0.15μm、0.13μm、90nm、65nm、40nm、28nm、20nm及16nm FinFET等关键节点的研发，使台积电的行业地位从技术跟随者发展为技术引领者。 2016年，当时已从台积电退休的蒋尚义加盟中芯国际，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2019~2020年，他还曾出任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然而，中芯国际聘请蒋尚义担任副董事长的行为，却让公司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执行董事及联合CEO梁孟松“萌生退意”。 中芯国际在12月15日晚间的公告中称，董事梁孟松对委任蒋尚义为副董事长的议案“无理由投弃权票”。与此同时，梁孟松撰写的一份辞职声明也开始在网上流传。 梁孟松在声明中表示，他在12月9日接到董事长周子学的电话，得知蒋尚义即将出任中芯国际副董事长。“对此，我感到十分错愕与不解，因为我事前对此事毫无所悉。我深深的（地）感到已经不再被尊重与不被信任。我觉得，你们应该不再需要我在此继续为公司的前景打拼奋斗了。” 在声明中，梁孟松列举了他近年在中芯国际的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他说，自从2017年11月，被董事会任命为联合首席执行官，至今已三年余。在这1000多个日子里，他几乎从未休假。 梁孟松称，这段期间，他尽心竭力完成了从28nm到7nm，共五个世代的技术开发。这是一般公司需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成的任务。而这些成果是由他带领的2000多位工程师，日以继夜、卖命拼搏得来的。 公开资料显示，梁孟松现年68岁，拥有逾 450 项专利，曾发表技术论文 350 余篇。此外，他还是电机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IEEE Fellow）。 1992~2009年，梁孟松曾在台积电担任资深研发处长。2011年，他加入三星电子担任研发副总经理，并于2016年离职。2017年，梁孟松出任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及执行董事。 对比两人工作经历不难发现，蒋尚义与梁孟松曾在台积电、中芯国际共事。在台积电工作期间，梁孟松还曾长期担任蒋尚义的下属。因此，此次梁孟松的请辞事件，也有媒体将其描述为“师徒大战”。 三季度晶圆收入65亿，14纳米及28纳米制程占比15% 在辞职声明中，梁孟松提及了中芯国际的业务情况。他表示，目前，中芯国际的28nm、14nm、12nm及n+1等技术均已进入规模量产，7nm技术的开发也已经完成，明年4月就可以马上进入风险量产。 梁孟松还称，5nm和3nm的最关键、也是最艰巨的8大项技术，中芯国际也已经有序展开。只待EUV光刻机的到来，就可以进入全面开发阶段。 蒋尚义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我非常热衷先进封装技术和小芯片（Chiplet），在中芯国际实现我的理想会比较容易”，“现在中芯的先进制程技术已经做到14nm、N+1、N+2，相信在中芯实现我在先进封装和系统整合的梦想，可以比在弘芯快至少4~5年”。 正如前文所述，蒋尚义与梁孟松均曾为台积电研发方面的核心人物。目前，中芯国际的技术实力与台积电的差距如何？蒋尚义提到的实现先进封装技术和小芯片理想又是什么？ 根据此前的公告，中芯国际的核心业务为集成电路（即芯片）晶圆代工，它主要为客户提供0.35微米（um）至14纳米（nm）多种技术节点、不同工艺平台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及配套服务。 其中，中芯国际将14纳米及以下的技术节点定位为先进制程，其主要应用于5G、人工智能、智能驾驶、高速运算等新兴领域。28纳米及以上的技术节点，则被定位为成熟制程。 在晶圆代工行业，中芯国际28纳米及以下制程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台积电、格罗方德、联华电子。其14纳米、28纳米技术节点的量产时间，均晚于竞争对手2~4年。 2020年三季度，中芯国际实现晶圆收入65.23亿元；其中14纳米及28纳米制程产品的晶圆收入占比为14.6%，贡献收入为9.52亿元。今年一季度及二季度，此类制程产品的晶圆收入占比分别为7.8%及9.1%，呈持续攀升之势。 但中芯国际近期未单独披露14纳米制程产品的晶圆收入占比。2019年及2020年一季度，其14纳米制程产品的晶圆收入占比分别为0.3%及1.3%。 同一时期，台积电实现总收入3564.26亿元新台币（约合835亿元人民币）。以2019年86.7%的晶圆收入占比估算，其2020年三季度的晶圆收入或可达到724亿元人民币。其中，5纳米至28纳米制程产品的晶圆收入占比高达74%，贡献收入或达536亿元人民币。 台积电将16纳米及以下制程称为先进制程。其先进制程产品贡献的收入如今已过半，其中5纳米、7纳米、16纳米制程产品的晶圆收入占比分别为8%、35%、18%。 在梁孟松的声明中，中芯国际7纳米、5纳米制程目前分别处于完成开发、展开关键技术开发的阶段，与已实现规模量产的台积电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更为先进的3纳米制程上，台积电也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2020年7月，台积电表示，其3纳米制程预计在2021年风险量产，在2022年下半年量产。据梁孟松的声明，中芯国际的3纳米制程仍处于展开关键技术开发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进制程的开发中，先进封装技术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据广发证券研报，随着半导体先进制程不断往7nm/5nm，甚至以下迈进，晶片设计与制造工艺微缩的难度、成本与开发时间均呈现跳跃式的增长。面对此一难题，晶片业者试图透过先进封装来达到晶片间的高密度互联，以实现以更低成本提供同等级效能表现。在这样的思路下，Chiplet（小晶片）设计渐成主流。 而先进封装技术和Chiplet，正是蒋尚义所热衷的。他曾透露，他在2009年提议台积电做先进封装。“台积电2009年进入先进封装这条路时，并没有人看得出这条路，最后台积电走通了，很多人跟进，大家也同意这是后摩尔时代应该走的路。” 谈及蒋尚义加盟中芯国际一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也表示，认同蒋尚义关于Chiplet的想法，台积电的该技术已经发展十多年，有助于3nm工艺提升性能。 与先进制程形成协同效应之外，封装业务亦为台积电贡献了可观的收入。2019年，台积电包含封装测试服务、光罩制造、设计服务及权利金在内的其他业务，实现收入1426.68亿元新台币（约合332亿元人民币），占总收入的比例为13.3%。 作为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的缔造者，蒋尚义曾表示，中芯国际已经具有先进封装基础，以及其做到的14nm、N+1、N+2的先进制程技术，是他吸引他加盟的重要原因。 但从财报来看，中芯国际现在的封装业务实力仍然较弱。2019年，其凸块加工及测试业务（凸块加工为一种先进封装技术）实现收入4.76亿元，占总营收的比例为2.2%。近年来，中芯国际主要向A股公司长电科技及其子公司采购封装测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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