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总工拟推荐为院士候选人？还是重在参与吧 连日来，茅台集团总工程师王莉被列为202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省候选人拟推荐对象的消息引发网络热议。18日，中国工程院、贵州省科协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回应。特别是贵州省科协，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做出公开表示，将虚心倾听、认真研究，严把推选标准，严控推选流程，进一步提高推选工作质量。 实际上，贵州方面做出此次推荐，是不太慎重的。不是说王莉总工不能参加工程院院士增选，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谁都有权利参加工程院院士评选。关键是，是否符合参评条件，参加评选会不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记得前两次院士评选，一些互联网巨头的创始人也被作为院士候选人对外公示，就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也提出了很多质疑。比起互联网巨头创始人来，茅台总工的地位就要差太多了。至少，互联网巨头创始人创办出这样一个企业，影响是很大的，贡献也不小。而茅台酒是老祖宗留下的，是经过上百年的积淀才逐步具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的，而不是王莉总工创办的。王莉总工对茅台的贡献，至多是工艺改进和生产技术提升，且不会有大的改变，其他的就真的很难找出更大的贡献了。如果互联网巨头创始人都不具备当选院士的条件，茅台总工就真的没有必要去蹭这个热度了。 不错，现在的茅台发展气势不错，尤其是茅台股价，最高时已经达到了2700元/股，茅台市值也是屡创新高。但是，这一切，都与能否参选工程院院士没有关系，与王莉总工的作用也没有太多联系。将茅台老总评为优秀企业家，或许不会有太多议论，毕竟，酒再好，没有好的管理和营销手段，也是白搭。说到工程院院士，就不是一点半点贡献就能当选了。如果王莉总工能够当选工程院院士，那航天航空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们，大多能够当选为院士，华为的科研人员，相当一部分也能当选工程院院士。 曾几何时，对袁隆平院士入选了外籍院士，而没有能够当选为中国院士，舆论和公众反响十分强烈，意见也很大。为什么？因为袁院士在水稻培育方面的贡献实在太大，且不仅仅是对中国的水稻种植，对世界水稻种植也贡献巨大。这种具有巨大贡献者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当选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舆论和公众当然有意见了。反过来，对贡献没有达到舆论和公众认可程度的人参与院士评选，也会被广泛质疑和批评的。 这，就是民意。对贡献巨大的人，舆论和公众就会大力支持。对不符合条件的、贡献不大的人参与院士评选，就不会给予掌声，而只有质疑声和批评声。贵州方面此前从未上报过茅台总工，是因为过去的茅台没有现在的名气大、影响大，特别是茅台在股市的表现，也让贵州方面豪气万丈了。殊不知，茅台的价格再高、股市表现再好，也就是白酒，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文化遗产。今天的人，享受的只是老祖宗带来的利益，老祖宗留下的荣光，而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不是自己创造的文化内涵。真的要想当选为工程院院士，也应当是茅台的老祖宗，而不是王莉总工。 王莉总工也不要感到委屈，舆论和公众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贡献”，针对院士评选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方法，是希望那些真正在科技创新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当选为院士，一般贡献者，是不具备当选院士条件的。茅台再热，其总工也只能是院士评选的积极参与者，而不应当当选为院士。否则，院士的含金量会大大降低，会伤了真正在科技创新方面有重大贡献者的心。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地方、行业、部门在推荐院士候选人时，一定要慎重，要全面分析和评估，避免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对被推荐者也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谭浩俊
强者恒强。 01 近日，广东省发布最新经济数据，2020年全省GDP为110760.94亿元，同比增长2.3%，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 广东，是全国唯一的11万亿级城市。 这一总量，超越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与加拿大、俄罗斯、韩国相当，远超西班牙、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 按照2020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平均值6.8974计算，广东2020年GDP约为1.61万亿美元。按照2021年最新汇率计算，广东GDP约为1.71万亿美元。 2019年加拿大GDP1.73万亿美元，俄罗斯1.69万亿美元，韩国GDP1.64万亿。 2020年多数国家GDP尚未公布，但普遍负增长。俄罗斯GDP预计下滑超过4%，韩国下滑1%，加上汇率变动，大概率跌落到1.6万亿美元以下。 换言之，广东GDP今年有望首度超过俄罗斯、韩国。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广东是除湖北外疫情冲击最大的省份之一。 广东外来人口众多，外贸产业发达，最易受疫情冲击。无论是去年上半年的延迟复工，还是频变的全球疫情形势，对广东经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即便如此，广东经济增速不仅保持正增长，且GDP总量再次创出新高，体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02 广东GDP首度坐上全国第一宝座，是在1989年，一坐就是32年。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广东经济总量落后于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省份。 在1979年到1988年，江苏、山东曾轮流位居全国首位，直到被广东所取代，且领先优势不断增强。 30多年来，广东GDP总量从1989年的1400亿增长到11万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发展质量，均是首屈一指。 最近5年，广东GDP增量从7.5万亿提升到11万亿，年均增速高达6%。即便经济总量到了堪比一个国家的地步，广东经济增速仍未出现大幅放缓。 由此而言，说广东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并没有错。“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孔雀东南飞的说法至今依旧广为流传。 03 广东是全方位的强省。 广东不只是第一经济强省，也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第一工业大省、第一外贸大省、第一财政大省…… 从人口来看，2019年，广东常住人口达1.15亿人，超过山东河南四川等传统人口大省，位居全国之首。 与1980年的5320万相比，40年来，广东整整增加了6180万人，超过了浙江省目前的常住人口数量。最近5年，广东新增人口超过800万。孔雀东南飞，广东堪称中国最具吸引力的人口高地。 从工业来看，2020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继续位居全国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早在2007年就进行腾笼换鸟，目前形成了以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生物医药为主的支柱产业。 从外贸来看，2020年，广东货物进出口总额7.1万亿元，占全国(32.16万亿)的22%，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从财政来看，2020年，广东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9万亿元，仍旧是全国唯一突破万亿的省份，总量连续30年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广东老龄化率在全国垫底，出生率相对较高，这为广东继续了长期的发展能量，也让广东成了养老金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贡献省份。 2020年，养老金中央调剂，共有7个省份净贡献，累计贡献总额为1767亿元，而广东一地就贡献645亿，贡献了1/3强。 …… 高增长、高定位、高贡献，这是中国第一强省的应有之义。 04 广东并非没有短板。 其一，广东珠三角相对发达，而粤东西北存在一定差距。 这背后存在地理环境的因素，珠三角是珠江冲积平原地带，拥有一系列国际港口，历来富裕。而粤东西北多是山区，发展环境天然受限，且劳动力规模也不占优势。 在全球化时代，谁靠近高铁、机场和港口，谁就更靠近国际市场。在中心城市时代，谁拥有更多劳动力人口，谁就能获得更多产业转移机会。 在这一点上，粤东西北虽然地处广东，但区位优势却不如中西部省会突出。 基于不同区域自然环境、资源优势的不同，广东构建了“一核一带一区”的发展新格局：珠三角是核心区和主引擎，粤东粤西为沿海经济带，粤北则为生态屏障。 分工不同，发展方向不同。2021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沿海经济带发展海上风电、核电、绿色石化、海工装备等产业，北部生态发展区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绿色低碳产业等加快发展。 其二，作为第一强省，广东承担了大量的国家任务，为全国贡献了相当规模的财政和养老金。相反，粤东西北却无多少国家政策惠及。 中国是典型的分税制。根据搜狐城市梳理的数据，2018年，广东创造的总财力高达2.8万亿，而地方可支配财力只有1.36万亿，净贡献1.48万亿，分别是同期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的2.04、1.75、9.65倍。 所以，不能只看到广东作为经济大省的一面，也要看到广东内部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 同样，不能只看到广东整体财力的充沛，也要看到广东为全国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粤东西北的发展，同样需要来自全国的规划、政策甚至财政的直接支持。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连续2个月实现正增长。分季度看，三季度消费整体增长0.9%，季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回升。 “整体上来讲，内需的贡献是在持续恢复，持续上升，这对于我们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非常有利的。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潜力释放，不光是扩大内需的基本战略基点的体现，也会对整个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表示。 具体而言，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295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比8月份加快2.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0200亿元，同比增长3.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095亿元，增长4.0%。 “值得关注的是，9月限额以下社会零售品增速反弹至1.2%，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这反映中小零售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回暖信号，对于居民消费的进一步复苏至关重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 商品消费回升的同时服务消费也加速回暖。美团副总裁兼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昨日表示：“目前国内电影院、景区、展会等消费场景逐步恢复，‘七夕’单日票房超过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整体服务消费复苏较为缓慢，多个细分行业还未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但保持回暖态势。” 三季度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实现由负转正。三季度当季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正向拉动1.7个百分点，比二季度的-2.3个百分点上升了4个百分点。 “从二三季度三大需求贡献率的变动趋势来看，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逐渐上升，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有所回落，整体上看起来，内需的贡献总体是在上升的。”刘爱华说。 不过，从前三季度累计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仍处于下降7.2%的负增长区间。刘爱华表示：“下一步，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从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等方面继续发力，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的回升。” “今年四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信心将进一步恢复，消费市场继续回升，餐饮住宿等服务消费同比增长率有望在第四季度实现由负转正。”来有为说。 “随着国内外需求同步改善，中国经济复苏已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接下来出口—制造业投资链条以及居民消费有望逐步替代地产、基建投资，成为经济进一步复苏的主要驱动力。”沈建光分析称。
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 微信公众号：wallstreeteco 近期，中央多次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充分结合当前内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以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上述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势必要立足于内需，培育强大国内市场，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因此，明确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衡量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似乎并不困难，我们只要查询一下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相关数据即可。Wind数据显示，2019年，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5.4%、43.1%和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也就是说，2019年，内需和外需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8.5%和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9%和11%。另外，历史数据显示，无论是从外需占比还是贡献率来看，2000年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了贡献率为负的情况。2008-2019年，有7年时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2018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低至-8.6%。上述数据说明，当前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已经极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似乎已不重要，并且经常是拖累项。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 1978-2019年“三驾马车”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2 1978-2019年“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传统框架计算外需贡献存在严重错误 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这一结论明显违反常识，外需对于中国经济显然非常重要，经常拖累经济增速也不合常理。对于那些外需贡献率为负的年份，每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完相关数据之后，总会有专家出来解读说不能简单认为净出口为负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就为负，但也大都是从对外贸易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似乎仍不够完美。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问题之所在，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传统框架下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式。传统框架下测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是基于收入法计算GDP的表达式： Y=C+I+G+X-M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使用支出法核算GDP时，政府支出（G）并未单独列示，而是分别在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中核算，即最终消费支出（C）中除包含私人部门的最终消费，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I）中不仅包含私人部门投资，也包含政府部门投资。因此，原式可以简化为： Y=C+I+ X-M 其中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X-M）即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个部分的变化量与GDP（Y）的变化量之比即为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是传统框架下测算“三驾马车”贡献率的基本原理。国家统计局和主流市场机构多年来一直使用该方法来测算“三驾马车”的贡献率。然而，这一测算方法是错误的。笔者一直不清楚为什么这一经典错误延续至今。 这一测算方法错在那里呢？首先看第一架马车“消费”。根据上述测算消费贡献率的方式，只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就一定有贡献，这显然是错误的。所谓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是国内所有单位生产的全部生产和服务，因此在计算GDP时要扣除进口的部分。而如果把消费全部算作对GDP的贡献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即本国消费全部是国外制造的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从常识判断角度来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为什么呢？因为消费国外奢侈品既没有使用本国的劳动力，同时也没有为本国贡献多少税收，而且还消耗外汇储备。但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说，消费国外奢侈品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这显然违反常识。衡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是从总消费中扣除进口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才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再来看投资，假设投资全部是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那么显然对经济增长亦无贡献。与测算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式相同，测算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也应该从投资中扣除进口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才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最后来看净出口，传统框架中低估了外需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计算外需贡献时从出口中扣除了用于消费的进口品和用于投资的进口品，既然这两个部分与出口都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在计算外需贡献时从出口中扣除呢？最近几年经常出现净出口为负的情况，许多人据此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已无贡献。既然没有贡献，那是不是“闭关锁国”对经济增长更好呢？显然不是。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计算外需贡献率时使用了错误方法才产生了这种误读。传统框架能够得出外需对经济增长负贡献的结论本身就说明这一计算方法必然存在错误之处。与上述逻辑类似，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需要扣除与之相对应的进口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进口，这才是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 因此，传统框架夸大了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估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是因为存在错误，才使得在传统框架下当净出口为负时会得出“闭关锁国”对经济增长更有利的谬论。 使用新框架可以更加准确衡量外需贡献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传统框架测算“三驾马车”贡献率的方法进行修正。我们可以将总进口M按照用途拆分为与消费对应的进口M1、与投资对应的进口M2和与出口对应的进口M3。根据上述分析，C-M1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I-M2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C-M1+I-M2即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X-M3才是真正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对内需和外需重新进行测算。由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并没有将出口按照三大需求进行细分，在此我们使用进口（加工贸易）来代表与出口相对应的进口部分，这样外需=出口-进口（加工贸易），内需=GDP-外需。根据新框架我们可以测算出外需的真实贡献（见表1）（详细测算原理可参见笔者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新框架的测算分析与启示》）。 表1 基于新框架2000-2020年上半年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情况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15日通过视频连线在第八届海峡青年节启动仪式上致辞，希望广大台湾青年胸怀民族大义，为两岸关系克服阻力、战胜邪恶、向前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将继续为青年台胞来大陆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刘结一表示，祖国大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凡历程，凝聚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包含着在大陆广大台胞台企和许多台湾青年的贡献。祖国大陆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经济社会发展展现出韧性和活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发展迈上新水平，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取得更大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 刘结一强调，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期待广大台湾青年把握时代脉搏，看准发展机遇，两岸青年在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进程中携手奋斗、勇担使命，铸就无悔青春。
无论从哪个维度看，跨境证券投资逆差都是一季度我国资本外流的重要影响因素。跨境证券投资包括股票和债券投资。 一季度民间资本 外流且规模同比有所扩大 根据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正式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逆差337亿美元，剔除储备资产变动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为逆差13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扩大了455亿美元（见图1）。也就是说，今年一季度，我国民间出现了资本外流。 但这在我国历史上并非罕见。自1998年一季度至今，89个季度中有30个季度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差额为负，占到33.7%。其中，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至今的19个季度中有过9次，占到47.4%。上次为去年三季度，逆差235亿美元，规模超过了此次（见图1）。 需要指出的是，按第五版国际收支手册（BPM5）的口径（现在用的是第六版口径，将储备资产变动包含在金融账户内，第五版则是金融账户中不含储备资产变动），本季是我国首次出现了国际收支“双逆差”。不过，若将净误差与遗漏正值226亿美元考虑进来，当期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87亿美元，仍是资本内流。当然，净误差与遗漏正值既可能高估了经常项目逆差，也可能是低估了资本流入或高估了资本流出（见图1）。另外，考虑到4、5月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和服务由一季度逆差239亿转为顺差合计1003亿美元，预计二季度经常项目将会重新顺差，“双逆差”消失。估计，全年仍有望维持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国际收支总格局。 从项目构成看 资本外流受到多个渠道的影响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主要由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其他投资等项目构成。 横向看，一季度资本外流的主要渠道是证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净流出。其中，证券投资净流出对资本外流为正贡献383.5%，金融衍生品交易净流出为正贡献33.5%；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均为顺差，则是负贡献。 纵向看，一季度资本外流规模同比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证券投资逆差增加、直接投资顺差减少。其中：证券投资逆差扩大，为正贡献159.7%；直接投资顺差减少，为正贡献22.5%；金融衍生品交易逆差扩大，为正贡献8.2%；其他投资顺差扩大，为负贡献90.4%。 从交易发起看 资本外流不是因外资撤离而是对外投资增加 从交易的发起方看，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差额是由资产方境内对外投资净额与负债方境外来华投资（或利用外资）净额轧差而来。 横向看，一季度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对外投资净流出大于利用外资净流入。其中，对外投资（资产净获得）净流出763亿美元，利用外资（负债净获得）净流入624亿美元。纵向看，一季度资本外流规模扩大的主要渠道是对外投资净流出增加。其中：对外投资净流出同比增加为正贡献116.7%，利用外资净流入增加为负贡献16.7%。 进一步分析一季度的对外投资情况，横向看，净流出的主要渠道是对外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其中，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为正贡献67.5%，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为正贡献23.6%，对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其他投资的净流出合计为正贡献8.9%。纵向看，当期对外投资净流出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对外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流出扩大。其中，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扩大，为正贡献66.5%；对外其他投资净流出扩大，为正贡献34.1%。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减少，为负贡献5.7%，表明中国未出现内企加速外迁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此外，一季度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同比下降28%，主要是因为股权投资净流入下降34%。这主要反映了疫情对外商投资企业商务活动及其盈利状况的短期影响，不意味着外企撤资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已发生。据统计，4、5月份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连续同比正增长，令前5个月的累计降幅由一季度的12.8%收敛至6.2%；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8.4%，这减少了同期的外企利润再投资，反映为一季度投资收益支出同比下降28.9%。 波动性较大的跨境 证券投资是重大影响因素 如前所述，无论从哪个维度看，跨境证券投资逆差都是一季度我国资本外流的重要影响因素。跨境证券投资包括股票和债券投资。 横向看，一季度，跨境证券投资逆差主要源于股票投资净流出。其中，对外股票投资净流出359亿美元，外来股票投资净流出106亿美元，二者合计跨境股票投资净流出465亿美元，为正贡献87.5%；对外债券投资净流出156亿美元，外来债券投资净流入89亿美元，二者合计跨境债券投资净流出66亿美元，为正贡献12.5%（见图2）。 纵向看，一季度，跨境证券投资逆差同比增加主要也是因为跨境股票投资净流出扩大。当期，对外股票投资净流出同比增加380亿美元，外来股票投资净流出增加310亿美元，二者合计跨境股票投资净流出同比增加690亿美元，为正贡献94.9%；对外债券投资净流出同比减少27亿美元，外来债券投资净流入减少63亿美元，二者合计跨境债券投资净流出同比增加37亿美元，为正贡献5.1%（见图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来和对外证券投资均出现净流出，反映了疫情冲击下，全球股市暴跌、市场恐慌造成的传染效应。但是，由于境外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主要配置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银行同业存单等高信用等级债券，与人民币股票资产相比，风险资产属性较低，故外来债券投资的波动性相对较小。同期，在外来股票投资净流出同比增加多情况下，外来债券投资仍维持了净流入且同比降幅较小。 受非交易因素影响民间对外净负债缩小 长期以来，由于对外负债在民间、对外资产在官方（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形式的运用），剔除储备资产后，我国民间对外净头寸为净负债。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为逆差，本意味着民间对外净负债增加。但到今年一季度末，不含储备资产的对外资产（即民间对外资产）减少364亿美元，对外负债减少923亿美元，民间对外净负债余额10430亿美元，较上年末减少559亿美元。 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勾稽关系可知，当期民间对外净负债减少主要是由于非交易引起的变动。其中，“非交易引起的变动”贡献了75.2%，“交易引起的变动”贡献了24.8%（见下表）。因一季度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贬值1.54%，导致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负债缩水。估计外来直接投资的股权投资存量、本币外债余额以及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资产三项合计，由此缩水570亿美元，占到了同期“非交易引起的变动”的36.8%。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民间对外净负债与年化名义GDP之比为7.5%，较2019年二季度末（人民币汇率破7前夕）回落了1.0个百分点，较2015年二季度（“8.11”汇改前夕）末回落了14.2个百分点（见图3）。这显示“8.11”汇改以来，经历了2015和2016年较为集中的债务偿还和藏汇于民后，民间货币错配大幅改善。这是去年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市场对于汇率双向波动的适应性和容忍度增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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