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中国信登信托登记系统新增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信托行业在应对外部经营风险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挖掘新的发展动力，“去通道控地产”成果持续显现。目前，以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企业年金信托和慈善信托为代表的服务信托的规模占比近23%，2020年上半年月均占比超新增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这显示信托行业在持续发生改变，信托公司纷纷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曾经“躺着赚钱”时代的远去和底层资产风险逐渐暴露。 “近期信托业风波有点多。”一位信托公司业务主管赵诚(化名)向记者感慨说。 “一时间那么多风险事件接踵而至，给人一种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已逝的感觉。”赵诚表示。相比前些年信托业凭借牌照优势与制度优势“无所不能”与“狂飙突进”，如今在金融严监管与资产荒的双重夹击下，信托业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不得不面对此前激进扩张所留下的各种风险隐患。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 “一些大型信托公司高层在内部会议上已要求所有员工以二次创业的心态，增强危机意识与转型紧迫感，在主动管理新时代找到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一家国内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然而，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能否出现，不但他心里没底，多位接受采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同样直言“无法预期”。 在赵诚看来，信托业的转型谋出路，首先需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问题，当前多数信托公司在布局主动管理业务过程中，依然面临人才、系统支持、业务创新能力、考核机制的缺失，导致业务依然延续非标理财资金池等影子银行业务“基因”，所谓的业务转型自然变得“换汤不换药”。 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视觉中国 “躺着赚钱”与“无视”风险 至今，赵诚仍对多年前的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由于信托牌照投资范围覆盖资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实业投资、另类投资等，且在利率管制时期率先实现理财产品利率市场化定价，令信托行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 “足不出户，大量融资方主动敲门——从房地产，到地方融资平台，从私募基金，到艺术品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发产品募资。”赵诚回忆说。他接待最多的，主要是银行机构。由于银行受制监管政策，无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信贷支持，因此他们纷纷找到信托公司开展银信合作与政信合作，令通道业务一度红红火火。 据记者了解，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在2008年初首度面世，历经多年发展，成为信托公司最热门的一项业务。 银信通道业务，概括而言，就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作为通道，银行负责资金募集与获取融资项目，借助信托计划实现银行资金出表、规避监管指标约束等目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是银行理财资金成立单一信托计划，委托信托机构向融资客户发放信托贷款。 尽管每笔通道业务的信托报酬率仅有千分之二三，但年均逾万亿规模的增速，足以让不少信托公司活得很好。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通道业务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巅峰。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22万亿元，同比大增3.92万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逾3.76万亿元，增幅高达约60%。这意味着2016年信托资产新增规模的95%来自事务管理类业务。 “事务管理类业务涉足广泛，包括资产证券化、配资、家族信托、消费信托等诸多内容。但在实际操作环节，由于事务管理类业务的风险计提系数较低，信托公司都将银信通道业务纳入事务管理类信托范畴。”赵诚向记者透露。 他回忆说，当时，通道业务每年为他所在的信托公司创造数亿利润，几乎占到信托公司利润总额的70%左右。这足让信托公司纷纷“躺着赚钱”，当时他负责的产品创设部门员工年均收入轻松迈过百万门槛。 2016年，赵诚还领到自己就职信托行业10多年以来的最高年薪——逾300万元，不少金融机构朋友一度调侃“他的收入待遇比银行副行长都高”。 赵诚没有因此感到欣喜，因为信托黄金时代的“繁荣”，同样暗藏着隐患——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信托公司风控体系“流于形式”。 “通道业务无疑起到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认为。通道业务风险主要包括底层资产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受托人操作风险、受托人合规风险等。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信托公司普遍认为底层资产(融资项目)与资金(投资者)都是银行找来的，理所当然地认为银行会进行“兜底”，因此他们都不愿花费精力评估通道业务的上述风险隐患。 这种风控“形式主义”，迅速蔓延到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操作环节。 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将事先拍好的项目开发照片发给信托公司尽调员，由后者拿给信托公司作为项目尽调依据，事实上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展进度远远落后于照片所示；此外个别房地产公司未必在银行设立相关资金托管账户，却让信托公司尽调员递交托管账户已设立的“虚假资料”，以便快速挪用信托产品募资款。 “部分信托公司风控部门对此睁一眼闭一眼。”赵诚告诉记者。这背后，是当时环境宽松导致投资者资金宽裕，信托公司只需将产品年化利率调高至10%，就能吸引大量资金“完成”融资项目的借新还旧，根本无需担心项目运营波折引发产品兑付违约事件。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信托行业弥漫着极其浓厚的刚性兑付“信仰”。投资者因此对项目各种运营风险“充耳不闻”，只看信托公司资金实力与股东背景能否兑付产品本息；信托公司内部员工则相信公司高层总有办法实现兜底兑付。 一家地方民营企业财务总监向记者坦言，正是看到信托牌照诸多“好处”，不少民营企业纷纷争相获取信托牌照，将它视为“自融”的重要路径。 “由于信托行业历经多次整顿，信托牌照十分稀缺，因此民营资本对信托牌照的争夺显得格外激烈。”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所在的大型地方民营企业曾有意控股收购一家当地信托公司，很快被告知早有人捷足先登，已动用各种关系与资源，抢先达成了意向协议。 不少拿到信托牌照的民营企业，则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令旗下信托公司均迎来一段绚丽的黄金发展期。但在骄人业绩背后，几乎没人知道大量信托募资款到底流向何方，信托公司资金池内底层资产坏账额到底有多大，借新还旧的模式能持续多久，直到近年以来金融严监管与经济增速趋缓导致这些信托公司发现募资速度越来越更跟不上到期还款速度，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与公司流动性风险接踵而至。 “在2017年，不少信托公司仍在持续加码通道业务与借新还旧力度，避免底层资产坏账风险曝光。”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从2016年底的10万亿元，骤增至15.65万亿元，占比从49.79%上升至近60%，驱动当年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26万亿元。究其原因，一是大量通道业务从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领域回流信托业，二是部分信托公司开发了 TOT、结构化架构(优先/劣后)等创新型事务管理类产品，但事实上不少产品募集资金均流向信托公司资金池用于底层资产借新还旧，其中不少底层资产早已出现逾期或坏账迹象。 “随着通道业务规模持续骤增，当时我们预感到监管部门迟早会对此采取更严厉监管，但对信托黄金时代的迷恋，让我们持有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赵诚告诉记者。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有着迫切融资需求，因此银信通道业务依然会在强监管压力下，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令信托公司得以继续“躺着赚钱”。 强监管与防风险 赵诚的乐观情绪，没能持续很久。 2018年，被不少信托公司人士视为“黄金时代终结”的开始，原因是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与去杠杆进程，让维系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通道、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业务均遭遇一系列重创。 “2017年底，我们就感到事情不妙。”赵诚回忆说。一是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通道业务做出极其严格的规范；二是一个月后银监会下发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即“55号文”)，直接叫停多项“涉嫌违规”的通道业务。 那时起，“去通道、降杠杆”开始成为信托公司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随之而来的，是信托公司通道业务产品发行数量与募资规模双双呈现断崖式下跌。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通道业务云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骤降2.03万亿元，让众多信托公司人士意识到“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赵诚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速迅猛的下滑速度，当时业界曾喊出“成也通道，败也通道”的感慨。 究其原因，是资管新规对通道业务的遏制力度“前所未有”。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在2017年末达到15.65万亿元，随后则迅速下降，2018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3.25万亿元，2019年继续大幅下降，2019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65万亿元，而2020年一季度末已降至接近10万亿元，为10.04万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最高点减少超5.6万亿元。 通道业务的压降，导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再度扭头下滑，2017年末信托资产规模高达26.25万亿元，但是到2020年一季度末下降至21.33万亿元。 不过，信托“去通道”还在持续加码，近日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之一就是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信托公司被要求，对比2019年末的规模，同业通道类业务要压降不低于20%到30%。 “2018年至今，我们通道业务规模下降逾40%。”赵诚直言，相比通道业务受大幅压缩，资产荒“从天而降”更是压垮信托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透露，2018年去杠杆期间，曾经被视为高收益低风险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优质资产突然集体“蒸发”，一是房地产持续调控导致房价涨幅与销售回款双双放缓，令房地产业务坏账风险开始增加，不再是信托公司眼里的香饽饽；二是去杠杆进程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难以轻松筹措资金“借新还旧”，兑付违约风险同样在上升。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兑付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彻底令信托公司风控态度180度大转变。”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以往对房地产企业几乎来者不拒，现在只有国内排名前50名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公司才能通过信托募资审核；以往对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笑脸相迎”，如今他们只对接经济、财政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市地方融资平台，优先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 在资产荒与金融强监管共振下，信托公司员工日益感受到“赚钱难”。 “每周例会上，财富管理部门一个劲地追问固收类产品发行量与募资规模缘何一降再降，害得他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赵诚说。在2018年4月资管新规面世后，他们内部曾多次开会讨论“资管新规与资产荒时代”的信托变局，发现引领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同时，传统业务模式正渐行渐难。 在他看来，这也是目前多家民营企业控股型信托公司遭遇百亿产品兑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日，四川信托TOT产品被叫停，以及多款产品兑付逾期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四川银保监局非银处副处长周杉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表示，四川信托的TOT业务存在未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无关的交易，且项目大量资金存在被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四川银保监局依法暂停了该项业务。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前些年P2P业务迅猛发展帮我们消化了部分潜在坏账压力。”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当时部分融资方在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逾期前，通过P2P平台高息募资，再将P2P募资款用于偿还信托产品本息兑付以“成功”延后了坏账风险爆发时间。然而，随着P2P业务因金融监管盛极而衰，他担心如今很难再找到新的“接盘侠”。 面对潜在的产品兑付逾期与底层资产坏账风险，目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专门组建了风险资产处置团队，一方面与各家房地产公司与地方融资平台频繁沟通，要求对方追加抵押物或安排新的融资以确保产品按期兑付，另一方面则对一些有可能触发兑付违约的产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开始寻找潜在买家“接手”抵押物，或联系其他金融机构安排过桥贷款解决兑付问题等。 然而，信托业强监管步伐仍在提速，令他感到“力不从心”。 今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是明确信托公司全部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合计实收信托的50%；二是要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的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30%等，这又将给信托公司最为依赖的非标资产运营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更令信托行业倍感压力的是，近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将导致大量底层资产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直接触发兑付逾期风波。 因此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所在信托公司内部赶紧发通知——要求将底层资产是标准类资产的信托产品归类为投资；底层资产是非标资产的归类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但可能受到通道业务规模压降影响)，从而通过“项目包装”，尽可能帮融资类业务找到“操作空间”。 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部分信托公司在《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期间与监管部门开展沟通，希望对相关条款作出适度调整，包括对非标债权投资比例采取更灵活的措施、合理设置过渡期以避免一刀切等。 在赵诚看来，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正面临坏账日益聚集的明显风险，因此信托公司只能寄希望监管部门能网开一面，给予更多的过渡宽限期让他们有机会妥善处置非标风险资产。 目前，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已明显下降但仍然超过20万亿元，与资产规模下降形成反差的，是信托资产坏账风险正在持续增加。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6亿元，增幅159.71%；就风险项目数量而言，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同比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3月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达到6431.03亿元，风险项目1626个，较2019年四季度末环比增幅分别为11.45%和5.11%，行业风险率升至3.02%，首次突破3%。 正是信托产品风险开始聚集和暴露，近日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就是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 “信托公司黄金时代不再，金融强监管与资产荒或许只是外因，内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信托公司开始为此前黄金时代的风控形式主义买单，二是信托公司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逻辑，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监管环境。”赵诚指出。 焦虑与出路 面对信托行业黄金时代退去，是否该对它说声“再见”，对赵诚而言，同样是一个艰难选择。 “今年以来，我不只一次动了跳槽私募基金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促使他频繁考虑转行的最大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与资产荒状况日益严峻，令他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是信托产品年化回报预期大不如前，如今只有7%左右，导致众多投资者对信托产品投资“用脚投票”，加之近期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事件，投资者更是对信托产品投资慎之又慎。 二是风险资产处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由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产品的相应抵押物(包括商业地产、厂房等)估值开始走低且接盘者寥寥，一旦出现产品兑付违约，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快速处置抵押物获取资金用于兑付。 三是优质资产获取难度日益加大，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已要求当地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7%或8%，令政信类信托产品收益吸引力大打折扣，很多信托公司只能选择“闭门谢客”。 一家国内大型信托公司业务总监告诉记者，仅今年一季度，他们业务团队离职人员占比达到约10%，其中90%离职人员都是因为产能不达标被劝退。 “如此高的员工淘汰比例，在过去10多年根本不曾发生过。但现实倒逼信托公司必须做一次大刀阔斧的转型——只有打破以往的大锅饭机制，驱动公司加快主动管理业务布局寻找转型出路同时，要求每个员工务必更看重业务利润，而不再是业务规模。”他透露。 在赵诚看来，尽管利润贡献导向与优胜劣汰机制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才干，在金融强监管时代，信托公司仍需妥善处理利润导向与风控合规的关系。比如考核机制在以利润贡献为核心同时，不能降低对资产质量与风险管控的要求；任何业务发展仍需建立在操作合规的基础上，信托公司不能“纵容默许”员工为了利润就动“歪脑筋”。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信托公司能否在机制设计、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前中后台协同合作、员工技能培训等方面增强主动管理业务的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赵诚指出。为了寻找出路，当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征途可谓红红火火——年初公司借鉴其他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经验，组建了多个特色业务团队，包括委外投资、家族信托、阳光私募、环保能源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打算集中公司所有资源扶持这些特色业务快速发展，打造公司“新业务、新前景”的金字招牌；一个月前，信托公司内部又出台新规，对上述特色业务给予“简政放权”——包括产品创设、人才引入、业务创新、利润贡献考核机制、投资决策都赋予团队巨大的自主权。 然而，扶持力度固然不小，这些特色业务发展步伐却显得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一是特色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不够强，比如家族信托的产品创设主要照搬同行的产品架构，未必能满足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财富传承诉求，二是前中后台的业务协同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很多内部纠葛导致彼此互设障碍，令不少业务创新无法落地。 此前环保能源特色业务团队打算为一家发展前景广阔、有望登陆科创板的环保能源研发生产企业提供一揽子投贷联动融资方案，但后台风控部门仍以传统观念(缺乏足够抵押物与高信用评级)否决了这个方案，导致这个团队不少员工一度闹离场“抗议”，所幸公司高层最终“拍板”才稳住人心。 “说到底，信托公司要找到新的出路，前提是专业人才储备、运营制度、业务逻辑、考核机制都得跟上转型步伐。否则固有的运营思维将给业务转型征途施加巨大的阻力，导致转型谋出路的努力最终前功尽弃。”赵诚指出。
瑞幸咖啡在美国割的不是一般的“韭菜”，在著名的投资圈，瑞幸已经成为 “黑眼圈丑事”（挨打）的代名词。亏损的美国知名投资者包括斯蒂芬·曼德尔的独行资本、史蒂夫·科恩的72点资产管理公司和大宗商品交易巨头路易斯·德雷福斯，后者与瑞幸成立了一家咖啡烘焙企业和果汁公司。 这些“洋韭菜”在投资瑞幸之前，也有其他投资者为之铺垫，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美国基金公司贝莱德等。而瑞幸IPO的承销商如瑞士信贷集团（瑞信）和摩根史坦利除了引来尽职调查不力之讥，更因为借贷问题承担额外风险。 瑞信、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银行在2019年9月为瑞幸提供了5.33亿美元的贷款，以股票作为担保。过去两个月通过出售前董事长陆正耀抵押的股票拿回约2.1亿美元，但贷款缺口仍然超过3.241亿美元。银行计划清算由陆正耀及其家族控制的两家实体公司来偿还未偿的债务。 可以说，瑞幸神话是建立在一连串知名金融机构先后背书之上的纸牌屋。几位较早投资瑞幸的基金经理认为他们没有理由怀疑瑞幸，因为它还得到了贝莱德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等其他著名投资者的支持。如今看来，这个以讹传讹的套路，将会为未来投资者提供警戒。 面临更多放大镜的检视 在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背书之前，瑞幸咖啡的玩家都是“自己人”：2018年7月的2亿美元A轮融资来自与陆正耀同属神州系的“铁三角”大钲资本黎辉和愉悦资本刘二海，他们也分别占了董事会的席次。 到了2018年12月的B轮融资，瑞幸又从中金公司等投资者拿下了2亿美元，估值到了20亿美元，而据报道，中金也有陆正耀的资本。2019年4月，星巴克的第二大股东，美国贝莱德投资公司投入了1.5亿美元，瑞幸咖啡市值达到30亿美元。 瑞幸创始人、前CEO钱治亚曾经吹嘘说，2019年底瑞幸的门店数将超4500家，在门店数和杯量上将全面超过星巴克，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贝莱德的投资，象征着“瑞幸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5月，瑞幸咖啡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市值到达42亿美元。今年1月市值达到120亿美元之后，几个华尔街卖空投资人收到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信中指责瑞幸已从有缺陷的营利模式演变成造假欺诈公司，并分享来自瑞幸网点的客户收据和视频，以及一份相关的长篇报告，显示瑞幸夸大了销售额。 及至1月31日，做空机构浑水研究在推特上将89页的爆料报告公之于世。 其实让华尔街记忆犹新的是：2011年浑水研究曾经揭露了加拿大上市的嘉汉林业公司的假账问题。一些美国对冲基金表示，在决定投资之前，它们曾对瑞幸进行了详细审查，但是现在看来，尽职调查并不到位。 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浑水发布的匿名瑞幸报告背后主导者是中国对冲基金雪湖资本。雪湖2009年由在中国出生、受过美国教育的首席投资官马自铭创立，马自铭曾就职于瑞信旗下的投行和齐夫兄弟对冲基金的家族办公室。雪湖通过卖空瑞幸股票好好地赚了一笔。 在分析了所有数据之后，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瑞幸夸大了销售额，因为渠道检查显示，其网点的销售额远低于财务报告的数据。 根据瑞幸内部法务审计的调查结果，瑞幸在2019年5月IPO之前开始进行假交易。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钱治亚、前首席运营官刘剑和向他们汇报的某些员工参与了伪造交易，他们首先使用在手机号上注册的个人帐户购买可以兑换咖啡的代金券，然后又利用许多鲜为人知的公司批量购买代金券。结果是净收入膨胀了22亿元人民币，几乎是2019年收入的一半，成本和支出夸大了13亿元人民币。 瑞幸咖啡在7月5日召开了股东特别大会，投票通过了对陆正耀（董事长）、黎辉（大钲资本创始人）、刘二海（愉悦资本创始人）、邵孝恒的董事罢免议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瑞幸董事会的特别委员会在凯易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下完成的内部调查报告显示，事发前陆正耀知道（或应该知道）造假的情况，包括某些未正确披露的关联交易，并且没有完全配合调查。 瑞幸之后，许多中国企业面临更多放大镜的检视。但是在美国的金融市场，关于卖空的传闻和新闻是兵家常事，并不代表一定会出事，长期下来许多被卖空者指控会计不当行为公司的股票不降反升。 根据分析卖空趋势的数据提供商“断点”（Breakout Point）的数据，在2017年至2019年之间，卖空者指控32家美国上市公司存在会计违规行为。在这些指控之后的六个月中，这些公司中有25只股票上涨，其余股票下跌。 法务审计将是“显学” 等到瑞幸正式在美国时间6月29日被迫从纳斯达克退市的时候，它的风头已经被另一个审计丑闻掩盖了。 曾经是欧洲最受吹捧的德国支付处理公司Wirecard，最近暴露了20亿美元的海外虚构账户。成立于1999年的Wirecard，股价曾在2018年9月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月取代德国商业银行进入德国30强公司名单，当时市值超过240亿欧元。而7月3日股价以3.23欧元收盘时，公司的市值不足4亿欧元。 真相爆发的导火索是Wirecard推迟了2019年财务业绩的发布，因为审计师无法计入19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1亿元）的现金。随后首席执行官引咎辞职，但是首席运营官仍不知去向。 Wirecard和瑞幸的审计师都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其现在成为媒体和监管单位的焦点：安永可能已经连续三年都无法确认Wirecard自称在菲律宾银行的账户事实上存在。 尽管核实银行结余是“审计101”的基本功，但是审计员过于依赖客户提供的银行联系信息，未能及早发现“非常规财务安排”。这使人想起美国2001年的安然破产案，该案导致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连坐，以及最终安达信的解体。 目前已经有许多投资人声讨安永，认为安永的审计“是一场灾难”，它自己就应该“受审”。 Wirecard采用了一种非常规的措施，其中使用了第三方合作伙伴在未经许可的国家/地区处理付款。这些业务的收入存储在信托账户中，而不是直接支付给公司。Wirecard解释说，这笔钱用于风险管理，并表示可以将其保存起来，以便在需要时提供退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电子邮件显示，安永对2016年及以后的资金处理方式知情。即使有投资者对此发出详细的投诉，但安永似乎仍选择了忽略。一名安永高级经理曾在给Wirecard高管的便条中表示，安永正准备就受托人账户提出问题。 反讽的是，安永本来是Wirecard在2008年雇佣的特别审计，主要任务是对当时公司财务报表存在缺陷的指控提出特别审计。后来安永变成Wirecard的常规审计师。瑞幸和Wirecard事件，势必会影响投资者对安永的其他审计意见的信心。 因此有理由认为，未来投资人将更频繁地、更早地运用法务审计的方法，像法医一样解剖被投资的对象，特别是那些飞飙式成长、压缩时间线蹿升、获客成本极高、善于运用海外架构的公司。 法务审计和常规审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经济犯罪、舞弊和偷窃的审查，包括审阅复杂的会计系统，梳理复杂的财务交易问题，识别不寻常的或可疑的交易，测试财务报表是否存在舞弊或不实陈述，利用计算机鉴证技术恢复被破坏的会计记录，及测试客户的财务报表有否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使用和修改，寻找隐藏的资产，及协助确定资产的所有权等等。 而协助瑞幸上市的承销商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包括对于它们的研究部门是否真正独立于投行业务部门的质疑。在浑水研究发表关于瑞幸的报告后，瑞信2月4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我们在卖空者报告中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瑞幸的业务有欺诈性，而且我们认为其中一些指控毫无根据，甚至存在重大缺陷。”摩根士丹利也在当月发布的一份瑞幸报告中维持原有的评级。在4月初瑞幸自曝假账之后，这两家银行的分析师中止了对瑞幸股票的评级。 这表示，外界金融专家“基于管理层的信息以及该公司审计师审查的财务数据”远远不足以挖掘内幕。瑞幸在2020年1月的股份出售招股说明书中，包括了安永审查的中期财务报表，和会计师的“安慰函”，表示财务报表中的数字没有任何问题。这些误判，引发了常规审计师和融资承销商尽职调查的幅度究竟应该有多深的问题。 在“后瑞幸时代”，即使专业投资者以及知名金融机构的背书，也并不能为一家企业的诚信打包票。专业投资人、审计师和协助融资的银行的尽职调查要求将更深更广。 《彭博新闻》的专栏作家认为，瑞幸咖啡的投资者过度沉溺在“瑞幸饮料”的蛊惑，他们对中国互联网经济，包括通过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以中国14亿人口红利为诱惑而套现的模式，已经不可救药地上瘾了。这些渴望高回报率的投资者急切地追求中国的双重增长故事——消费和科技。 这名作者认为，美国投资人应该意识到，其他中国公司为了追求具有大量资金流动的美国金融市场，也有足够的动力以神话般的增长和消费者需求，来夸大招股书的数据。投资者唯一的解药是彻底消除这个上瘾。 《外国公司问责法》 箭在弦上 5月20日，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上市公司财务审计透明，并且不受到外国政府持有或者控制，引发了贸易战下中国企业可能被“集体退市”的忧虑。 在美国公开募集资金的公司必须经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证的会计公司审计，而这些审计工作还将受到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自2002年依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设立，并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监督，任务是对签审计上市公司账簿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 长久以来，中国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禁止审计师的审计记录被转移出国，因而中国企业虽然在美国上市，却未能完全遵守美国证券法。目前这个法案虽然还没有众议院的版本，但由于瑞幸和Wirecard接连曝出假账事件，金融界有很强的舆论风向支持法令的通过。一旦《法案》通过，如果一家上市企业雇用的审计公司分支位于外国司法管辖区，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能审查此分支及其记录，这家上市公司就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 即使上市公司能够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持有，如果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无法审查上市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记录，这家公司的证券也将无法在美国交易。 从 如果优秀的中国企业因此而被迫退市，将会给美国和国际投资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我认为，即便法令通过，常规运作、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中国企业应该仍能够找到有效途径，让自己符合美国的监管要求。 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瑞幸的调查还未收官，股东的诉讼还在火热进行，由于制作假账的行为和证据发生在中国国内，美国监管单位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中国监管机构的调查结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曾经表示将协助彼此的调查。这是理性而且互益的方向。中国企业应该拒绝被“瑞幸化”或“概念化”。唯有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取得成功和公信度，才会让投资人把个别的“坏苹果”与其他的“好苹果”区隔开来。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
傲农生物区域一体化整合再下一“棋”。7月6日晚间，傲农生物宣布，拟投资2.75亿元，与厦门夏商设立合资公司合建生猪养殖、饲料项目等。根据傲农生物公告，双方将共同保障厦门市生猪供给，同时提高公司区域生猪产业链业务协同水平。 对此，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认为，合资公司的设立将进一步完善傲农生物一体化产业布局，而傲农生物以生猪消费重点区域厦门为样本率先进行布局，将给傲农生物未来生猪一体化产业链发展奠定较高的基础。 “近年来，公司主要是围绕在全国重点的猪肉消费区域、贴近猪肉消费市场周边布局养殖业务，一方面可通过上下游协同布局有效降低中间环节的成本，另一方面贴近猪肉消费市场可最大化获取养殖资源价值。”傲农生物董秘侯浩峰对记者表示。 “养猪”一体化的厦门样本 最新公告显示，傲农生物将出资2.75亿元与厦门夏商设立合资公司，占注册资本55%，开展生猪养殖、饲料项目等。 据悉，厦门夏商是由厦门市政府实际控制的国有民生服务企业，厦门是福建省内生猪主销区之一，傲农生物与厦门夏商拟按年出栏50万头生猪目标进行生猪产业链合作。 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傲农生物围绕厦门市场，持续进行纵向整合。在5月初，傲农生物与厦门国贸设立合资公司，开展饲料原料供应链等业务；6月初宣布以2.46亿元收购厦门银祥肉业70%股权，将公司产业链从饲料和生猪养殖进一步延伸至屠宰加工。 业内人士认为，傲农生物选择的合作伙伴都是在厦门当地有实力的优质的国有企业，能够实现强强联手，借助当地国企的资源优势，傲农建立起“饲料供应+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产业链。 “能够贴近消费市场进行全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利润最大化，提高公司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侯浩峰表示，傲农生物的“厦门样本”也是公司未来布局的方向，目前公司产能主要位于江西、福建、湖北、贵州、四川、河北山东等地，均围绕全国重点的猪肉消费区域、贴近猪肉消费市场周边展开布局。 国泰君安农业首席分析师钟凯锋对记者分析认为，傲农生物贴近消费区域的布局符合公司的资源特点，而从行业趋势而言，受到疫情催化作用影响，未来肉类供应链也将发生改变，从“调猪”转向“调肉”，慢慢需要直接在产地进行屠宰，产业链延申、贴近消费区域布局符合行业变化趋势，能够更高效的提供猪肉产品。 养殖集团化“跑马圈地”加速落地 本轮猪周期被市场称为“最强猪周期”，受到非洲猪瘟等影响，在市场供应缺口下，国内养猪企业纷纷加速跑马圈地，重金布局，甚至互联网企业、房地产龙头都纷纷跨界布局。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本轮猪周期扩产的一个特点是集团化养殖产能占比进一步提升。 据国泰君安分析认为，目前国内集团化养殖产能占比仅为10%左右，而非洲猪瘟疫情加速行业重整，头部企业具有资金优势，顺势扩张，规模化比例不断提升，非洲猪瘟疫情提高行业防疫门槛，集团养殖企业将受益散户产能退出带来的市占率提升。 相对于传统的养殖企业及头部企业，傲农生物则显得颇为“年轻”，公司从2011年以猪饲料起步创业，2014年开始涉足养猪业务。 在本轮猪周期下，傲农生物养猪业务发展迅速，2017年公司养殖业务的控股子公司仅14个，迅速增长至目前的65家。2019年，傲农生物“饲料+养猪”双主业营收占比96.42%。 另据傲农生物最新发布的养殖业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公司累计销售生猪47.35万头，销售量同比增长40.30%。2020年6月末，公司生猪存栏50.95万头，环比增长20.17%，较2019年6月末增长87.04%，较2019年12月末增长70.55%。 业内人士认为，傲农生物通过并购重组方式，快速进入屠宰领域，未来协同原料贸易、猪场信息化管理等业务，可进一步形成更深入的一体化产业链，助力公司实现“中国农牧行业领先者”目标。 钟凯锋对记者表示，生猪养殖产业是民生产业，市场规模超过万亿，另一方面，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养殖行业母猪存栏量下滑近40%（最低点），生猪价格维持高位。以傲农生物等大型现代养殖企业为代表的未来方向的产能，即全产业链、工业化养殖，能够进一步降低养殖成本的，保障疫情防控实现供应的稳定性。
7月8日，日出东方（603366）发布公告称，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货币出资2000万元，在西藏拉萨设立全资子公司西藏日出东方阿康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 据悉，西藏日出东方阿康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太阳能集热器的生产与销售；太阳能、热泵、工业余热、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热力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运维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氧工程设计、施工与运维服务；净水工程设计与施工；光伏工程设计、施工与安装等。 提及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影响，日出东方表示，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积极开发太阳能业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太阳雨”、“四季沐歌”等品牌而广为人知的日出东方，实际上自2012年上市后，业绩便在震荡中下行，尤其在2017年收购帅康电气布局厨电业务后，其业绩急转直下，2017年归属净利润5477万元，跌破亿元大关。2018年，受厨电业务整体遇冷，以及投资理财亏损影响，日出东方在计提帅康电气2.41亿元商誉减值后，净利润首度巨亏4.92亿元。 此前，有投资者通过互动平台就公司投资亏损、跨界收购公司陷亏损等事宜向公司提出质疑，对此，公司方回复表示，公司致力于热水、热能、厨电等主营业务的发展，目前正在积极应对各种不利因素，聚焦主业，提升经营业绩。 财务数据显示，去年，受益于清洁能源采暖、太阳能工程及集采等业务上涨，以及厨电业务板块加大新品开发及推广力度、销售渠道下沉，日出东方2019年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为8258万元。不过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2月份工厂停工，销售收入大幅下降，报告期内净利润再次亏损3189万元。
7月8日，宁波建工发布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5.4亿元，主要用于“江油市龙凤工业区基础设施PPP项目建设”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宁波建工副董事长、总经理徐文卫此前在网上路演时表示：“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中长期发展后劲，为公司实现业务目标提供保障，也有利于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公司发展空间，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 选择可转债募资是双赢 公开资料显示，宁波建工在上市初期主要以承接房屋建筑工程和建筑装饰装潢工程为主，自2012年收购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后，公司积极开拓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现在已经形成涵盖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两大工程施工总承包业务的大型综合建设集团。2017年至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47.47亿元、155.42亿元和185.55亿元。 对于为何会选择可转债作为融资工具，宁波建工财务总监张朝君解释道：“选择可转债作为融资工具，是在考虑市场和公司实际情况后做出的慎重决定。可以助力公司突破资本瓶颈，提升再融资效率。一方面，可转债是国家政策较为鼓励的融资品种；另一方面，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6年，从发行完成6个月后开始转股，不会带来即时摊薄，公司可通过合理运用募集资金扩大公司价值，可转债持有人亦会根据公司表现选择是否转股。” 至于可转债的优势，长江证券赵江宁表示：“可转债是混合型的投资工具，兼具债权和股权的特性。投资者参与认购本次可转债，至少可获得债券本金及利息；亦可根据交易价格走势，在二级市场择机公开转让其持有的可转债份额；同时，转债又赋予认购人转股权利，认购人可按约定的转股价格将所持债券择机转为公司股票。” 借募投项目开拓中西部地区业务 多年来，宁波建工的建筑主业形成了以“大市场、大业主、大项目”为主的目标市场经营策略及总承包业务和专业分包业务相互配合的横向营销体系。2019年公司承接业务量232.30亿元，其中房建业务承接134.75亿元，业务占比58.01%；市政园林工程业务承接63.58亿元，业务占比27.37%；安装工程承接8.75亿元，业务占比3.77%；建筑工业化业务承接9.62亿元，业务占比4.14%；幕墙、装饰装修工程业务承接6.55亿元，业务占比2.82%；钢结构业务承接4.26亿元，业务占比1.83%；勘察设计及其他承接4.79亿元，占比2.06%。 宁波建工通过成功实施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高、大、精、尖”项目，巩固深耕宁波本地及周边市场。目前，公司业务主要集中于宁波市以及浙江省内，在浙江省外的收入占比较小。 而此次募投项目却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龙凤工业集中区，公司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徐文卫就此对记者解释道：“目前，随着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迎来新一轮的投资建设时期，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可以作为公司在四川以及整个中西部地区的标杆性项目，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为未来进一步开拓中西部地区的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公司未来收入的增长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看，我觉得中西部地区还是有很大潜力的。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来说趋于饱和，国家的投资重点可能会放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也会享受到较多的政策红利。这也意味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民生短板或者工业短板会有一定力度的持续投入。宁波建工此次募投江油市龙凤工业区基础设施PPP项目，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 “PPP项目对于施工方还是有一定的收益保障的，能够把工程的回收款及时收回，另外承接地工程项目本身也是有利润的。但PPP项目的问题就在于经营周期比较长，需要企业具备相当的经营能力，另外就是还要看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盘和林补充说到。 但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记者建议道：“从实际运行经验来看，PPP项目经常会出现回款不足等问题，导致企业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可能又掀起一阵热潮，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回款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预算的瓶颈，那么投资越多风险越大。” 募资偿还银行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 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工程项目先期垫款较多而工程结算回款较为缓慢以及PPP模式下公司需要承担相关融资安排的情况下，宁波建工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79.37%，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负债以短期借款为主，短期借款余额为33.31亿元，占总负债的26.61%。 宁波建工财务总监张朝君对记者坦言：“为降低资产负债率，公司于2020年3月发行了两期共计4.5亿元永续中票。今后公司将努力扩大业务规模，持续提升盈利能力，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资本结构，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 本次宁波建工通过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将有利于公司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负担，增强公司规模发展潜力。未来如果可转债转股后，公司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降低，长期偿债能力增加，有利于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张朝君也表示：“公司通过在资本市场再融资，筹措企业做大做强所需资金。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促进公司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为全体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今年是国联水产上市十周年。十年弹指间，国联水产已发展成为国内水产龙头企业，对虾产品市占率全国第一。 回首国联水产成立以来，特别是上市十年来的发展，公司深耕水产主业，每五年制定一个战略规划，并积极贯彻执行，脚踏实地不断打造成今天的水产王国。 2010年7月公司首发上市，登录A股创业板。2012年，公司以1500万美元收购美国水产贸易公司SSC，利用其拥有的客户基础公司不断开拓美国市场，公司海外营收不断提速，国外市场也成为公司最大的资金来源，为此后成为全球海产资源整合者打下坚实基础。2014年公司成立电子商务子公司，助力下游产业链发展。2015年，上海研发中心成立，为水产加工向精深方向转型提速。 上市之后，公司积极进行了业务布局调整。一方面积极开辟非美海外市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市场增长迅速，另一方面重点开拓国内市场，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2019年报显示国内收入21.39亿元，同比增长30%，国内收入占比首次超过美国收入占比，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双轮驱动的市场格局逐步形成，全球市场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 单从营收规模来看，从2015年的20亿元左右增长到2019年近47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超过30%，公司营收远远领先其他竞争对手。 2019年，公司电商及新零售业务坚持“电商全平台的综合水产品提供商”的定位，着力提升对重点客户的服务水平，与盒马鲜生、京东生鲜、每日优鲜等主要电商及新零售平台深化业务合作，公司在三大平台的销售收入分别达到1.26亿元、0.93亿元、0.59亿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6.05%、148.23%、123.46%。在京东电商平台的“618”活动中，公司在虾类销售金额品牌排行榜连续3年获得第一名，在小龙虾销售金额品牌排行榜名列第五；公司是唯一一家获得盒马平台“亿元级供应商”奖项的企业，公司电商及新零售领域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夯实。 2020年，公司相继完成中原区、西南区、西北区、华南区、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华中区的成立，大力打造“区域订货会+大区成立仪式”的促销模式。 与此同时，公司将小龙虾确立为继南美白对虾、罗非鱼之后的又一个“千亿级大单品”，公司布局于小龙虾主产区湖北监利和湖南益阳，利于抢占主产区优质原材料；结合公司的品牌优势、销售渠道及资金优势，小龙虾板块收入有望长期发展。 此外，公司紧跟市场调整战略，卡位多渠道塑造水产食品龙头。在餐饮渠道方面，国联水产成为海底捞、星巴克、外婆家、思念、三全等众多知名食品、餐饮客户的重要供应商。在大力拓展国内线下市场的同时，国联水产还积极创新线上营销模式，与头部“网红”合作进行直播宣传活动，扩大了公司的产品受众群体，提高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促进了新产品的推广效果。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国联水产自上市以来，依托管理层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脚踏实地的实干企业家风格，卓越的产品品质，实现了营收规模近三倍的增长，是我国毋容置疑的水产龙头。公司阶段性发展策略符合逻辑，未来公司也看点十足，在我国万亿元级消费市场和消费升级的趋势下，公司投资价值长期看好。
投资要点： 1.公司主要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专业技术服务，已成为保障我国民航业安全运行的核心软件供应商之一，同时也是Sabre、Jeppesen等国外软件厂商在我国民航信息化安全运行领域的可靠替代者； 2.公司先后并购三赢伟业和智能航空两家公司，减少外部竞争，进一步提高在民航业信息化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提升了针对民航业的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能力； 3.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893.29万元和2，263.56万元，均不低于15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9.48%和12.00%，均不低于8%，达到精选层进层标准； 3.公司持续结合民航业多层次、多维度的信息化需求，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开展先导性的研发，打造围绕民航业智慧化为核心的新一代IT产品，并与阿里云、腾讯云合作，布局航空云计算。 受益于民航运输需求增长，推动智慧民航服务升级 民航业是高科技综合运用的集中领域，对国计民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正在加速同民航业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将全面实现行业安全、服务、运营和保障等的智慧化运行，民航运输系统将由自动化、数字化向智能化、智慧化方向提升转变。 恒拓开源是由Redhat&JBoss世界创新奖的首位华人获奖者马越先生在2007年回国后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运用开源技术为南方航空开发的统一客户资料和行为管理系统（CBD-SVC）使公司成功进入到民航信息化服务领域。2019年公司对航空行业客户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8.98%，服务客户包括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深圳航空等国内49家运输航空公司（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运输航空公司60家），公司向上述客户提供IT信息化服务，其中有35家航空公司长期使用公司自主研发的航班运行控制（FOC）系列产品。此外，公司客户群还包括国内多个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以上的大型机场，中国航油、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中国民航大学等民航保障企业及科研院所。 目前，公司在民航领域开发运行的IT系统每日最多为国内12，000架次的航班提供运行控制及保障服务；每年最多为3，000万人次旅客提供购票和旅行服务。为中国航油提供的智慧加油自动化系统，广泛应用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国内160余个机场。图1：2013-2019年民航旅客运输量、旅客周转量变化 在近年GDP增速持续放缓的大环境下，行业客运量仍保持高速稳步增长，体现了较强的需求韧性，随着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及因私出行需求的持续增长，国内民航运输需求将维持较快增速，航空运输业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进和我国航空运输业数字化转型建设的要求下，未来我国航空运输业IT投资将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为我国智慧民航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产品实现民航IT国产替代，加大研发顺应新技术趋势 中国民航业的信息化综合水平曾长期落后于欧美发达地区，其中仅飞行计划系统就曾有Sabre、Jeppesen、Sita等国际软件信息公司长期占据国内航空公司相关市场。随着我国对于信息安全意识的逐步提升，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以及行业内民族企业技术力量的不断提升下，以恒拓开源为代表的国内软件厂商，正逐步实现对国外垄断民航核心IT系统的技术突破，推动关键领域软件的国产化替代。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双软认证”，获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颁发的新分销能力（NDC）三级认证，也是国内率先获得全单（ONEOrder）认证的IT供应商。公司拥有166项软件著作权，通过了ISO9001、ISO20000、ISO27001质量体系认证。公司在全国十余个重点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建立了完善、高效的营销服务及产品交付体系，拥有超过六百名各类IT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具有全时多区域的敏捷交付能力。 在民用航空信息化领域，公司主要产品分为智慧航空公司系列产品和智慧机场系列产品两大类，如下所示：图2：公司民航业务系列产品 其中，公司核心产品——航班运行控制（FOC）管理解决方案的主要竞争对手为国外软件厂商，公司充分利用国内地域优势，在保证产品技术先进性、稳定性、可靠性、符合我国国情和个性需求的前提下，成本低于国外同类产品。公司建立了全国性的客户服务体系，具备全时快速响应、多区域同步交付的能力。目前，公司在全国重点城市设有10余个分支机构、8个交付中心，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既有利于公司维护已有客户的稳定，又有利于区域性业务的开拓，多区域覆盖的战略布局为公司业务拓展和服务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产品类型划分，公司业务主要包括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系统集成及服务、运维服务三类，其中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业务占有绝大部分的收入比重。软件行业作为具有技术换代周期短的高科技行业，需要企业不断进行研发投入。2017-2019年，公司研发费用稳步增加，分别为744.31万元、1，111.43万元、1，158.06万元，主要是公司非常重视产品研发能力改进，始终保持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 公司顺应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公司现有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微服务架构，逐步建立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形成覆盖航空公司整体业务、以数据为基础的智慧民航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敏捷化和智能化，为我国民航业的安全发展和数字化提升保驾护航。 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已开始布局航空云计算领域，已与阿里云、腾讯云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打造应用平台，非航空业务围绕重点行业积累知名客户 公司除了为航空公司、机场及民航保障企业提供安全自主可控的软件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同时为政务、电信、汽车、制造业及医药健康等领域的大中型企业及政府单位提供定制化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积累了如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移动、长安汽车、联想、美的、欧派家居、华润三九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及政府客户。 从2017年开始，公司公司已逐步将业务向智慧航空业务和智慧机场业务聚焦，对非航空客户相关业务及组织结构进行了收缩调整，到2019年，非航空业务仍为公司贡献5，855.85万元收入，占总营收的21.02%。 对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来说，实现同类软件功能的底层技术原理往往都是相似的，公司主要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专业技术服务，针对客户行业特性和业务场景提供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都是基于Java、Javascript、HTML5、.Net、C/C++等基础编程语言进行开发。公司的部分核心技术可应用在航空与非航空领域具有相似功能模块的IT系统上，例如运用跨平台移动应用开发技术可以实现IOS、Andriod等多平台一次性开发和运行，基于此技术开发实施了南航移动运行网、海航移动营销平台等航空领域项目，以及长安汽车移动协同办公平台、无限极移动OA平台等非航领域项目；运用微服务应用与管理技术，可实现开发与运维一体化集中管理监控和治理，提供全面微服务开发基础能力和系统服务运维管控和预警能力，广泛应用在软件开发和系统服务运维管理。 目前，公司以民航信息化为核心领域，其他行业为拓展领域，非航空板块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主要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沉淀技术打造平台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司将基于已实施交付的项目经验，继续深化与长安汽车、联想、欧派家居、华润三九、无限极等大型客户的长期合作，深耕制造业、医药健康等重点行业，助力客户实现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公司基于沉淀对重点行业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业务经验，运用新技术赋能，努力尝试打造成熟化平台和精品化应用。 借力新三板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提高市场地位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恒拓开源对客户需求进行不断挖掘，树立公司品牌、开拓市场知名度需要完善营销体系，增加市场推广费用。公司仅靠自有资金难以充分满足日益扩大的研发投入与市场拓展需求，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公司于2015年12月份在新三板挂牌，成为公众公司，产生了较好的品牌效应，获得通畅的融资渠道较。挂牌以来，公司实施了4次非公开发行，累计实际募资净额为1.92亿元，其中两次增发目的为购买资产：通过分阶段对三赢伟业、智能航空的收购，公司将服务范围拓宽至智慧机场领域，进一步提高在民航业信息化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有利于公司实现聚焦民航业信息化服务的战略规划。 完成收购后，恒拓开源得以进一步扩大在航空信息化领域的服务能力，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并打造“恒赢智航”这一综合性品牌，形成各方成功实施案例、市场渠道、售后服务体系的彻底打通，提高在领域内的品牌影响力，进而实现业绩的新一轮增长，公司2019年收入金额、客户数量和订单数量较2018年均有所增加。 通过定增，公司还引入了战略投资者、战略合作伙伴，在资金、业务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进一步完善。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有限公司通过子公司亚邦伟业和西藏智航间接持有公司30.05%股份。通过与其他自然人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马越合计控制公司40.30%的股份，对于公司控制权保持稳定。 随着近年来深化新三板改革措施落地，公司进一步跟进改革步伐：2018年5月份成功入选创新层，2020年2月份进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辅导期，辅导期结束后，5月份正式申报精选层挂牌。6月30日，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委员会召开2020年第14次审议会议，公司精选层挂牌获通过，将发行不超过385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拟募集资金30696.11万元。 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基于中台架构的航班运行控制（FOC）系列产品升级项目、航空行业专属智能云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三个方面。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通过产品的研发升级和加大客户拓展，将实现建设期年均7，396.67万元，建成后第一年13，980万元的新增营业收入，据此计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增加。（怀新投资）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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