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谢碧鹭 编辑 | 王宗耀 伴随着2019年年报季的落幕，“商誉减值风”再度来袭。特别是前几年热衷于并购的影视类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尤为严重。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A股31家影视类上市公司中，有25家公司账面上存在商誉资产，总计327.47亿元，其中商誉资产超过10亿元的有8家公司。而到了2019年末，这31家影视类上市公司中有17家净利润为负数，其中有10家公司亏损原因中包含商誉减值。 《红周刊》记者发现，商誉减值公司中不乏一些“老面孔”，例如华谊兄弟和长城影视均为2018年和2019年连续出现商誉减值。其中当然也有新公司，例如北京文化，2019年一口气计提了14.75亿元的商誉。 华谊兄弟：高溢价收购明星公司 商誉接连“爆雷”，亏损严重 华谊兄弟2018年就曾商誉“爆雷”，该年度计提了9.73亿元的商誉减值，2019年商誉再度“爆雷”，今年4月29日，华谊兄弟发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其归母净利润为-39.6亿元。 对于亏损原因，公司表示，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商誉及其他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中商誉减值金额高达5.99亿元，占全部资产减值损失的36.05%。2019年华谊兄弟对旗下的浙江常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升影视”)、天津欢颜广告有限公司、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美拉”)和合肥活力天行电影城有限公司分别计提了308万元、2.31亿元、3.6亿元和480万元的商誉减值。其中常升影视和东阳美拉已经算是商誉减值的“老朋友”了。 据华谊兄弟往年发布的公告显示，2013年9月和2015年11月，华谊兄弟分别以2.52亿元和10.5亿元购买了常升影视70%的股权和东阳美拉70%的股权，并分别形成了2.45亿元和7.49亿元的商誉。 这两家公司的背后，分别是国家一级演员张国立及著名导演冯小刚，这或许是华谊兄弟高价拿下这两家公司的原因。据天眼查显示，常升影视成立于2013年5月，而截至收购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仅有1000万元；东阳美拉成立于2015年9月，截至收购日，其总资产仅有1.36万元。这两家公司成立均不到半年时间，估值便大幅增加，这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华谊兄弟对两家公司收购之时，均阐述了原因，其表示，是出于对张国立及冯小刚品牌效应的看好。说到底，华谊兄弟此次收购，不过是借标的公司的名义，来“绑定”公司背后的核心人物。这样的操作模式，实际上相当于对明星片酬的提前支付，以及对导演储备作品的提前购买。 当时张国立已经拍摄了《一九四二》、《铁齿铜牙纪晓岚》和《康熙微服私访记》等作品，知名度极高。而在这之前，冯小刚已经有了《甲方乙方》、《非诚勿扰》和《唐山大地震》等代表作，集高质量和高票房于一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家公司的收购给华谊兄弟带来了合计9.94亿元的商誉，同时，华谊兄弟与上述两家公司均签订了为期5年的对赌协议，这协议犹如一把悬在上市公司头顶的利剑，如果标的公司经营良好，那么皆大欢喜，如果一旦标的公司业绩不及预期，这些高额的商誉则有可能成为“地雷阵”，有随时爆发的危险。 那么这两家标的公司业绩表现到底如何呢？据年报显示，2013年至2017年，常升影视的净利润分别为3116.26万元、3430.23万元、3779.5万元、2500.13万元和3875.60万元。承诺期罢，常升影视的业绩立马“变脸”，2018年和2019年分别亏损了2315.6万元和4248.46万元。 东阳美拉2016年至2019年的净利润则分别为5511.39万元、1.17亿元、6501.5万元和1.64亿元，也并没有达到华谊兄弟的预期，于是华谊兄弟连续两年对其合计计提了6.62亿元商誉减值。 连续两年商誉“爆雷”，令华谊兄弟业绩亏损严重，传导至二级市场，华谊兄弟的股价在整个2018年足足下跌了46.09％，截至5月28日收盘，华谊兄弟的股价报4.02元/股，距离最高价31.95/元股足足下跌了87.42%，令股民受伤不已。(本文所涉及股价均为前复权价格，涨跌幅亦均按前复权价格计算)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2020年一季度华谊兄弟的净利润为-1.57亿元，如果不能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内扭亏为盈，那么华谊兄弟将面临退市风险，商誉“爆雷”后，华谊兄弟可谓是一地鸡毛。 长城影视：“盲目”跨界并购种下苦果 业绩不佳，股价暴跌 长城影视自上市以来，也曾一路“买买买”。据《红周刊》记者梳理，从2014年借壳上市到2017年间，长城影视共斥资29亿元收购了18家公司，包括6家广告公司、9家旅行社和3家实景娱乐公司等。其中不乏高溢价收购，使得长城影视的商誉从2014年末的2.73亿元增长到了2017年末的13.5亿元。 长城影视的收购似乎更多是在变更主营业务的方向。据年报显示，2014年长城影视影视业务的营收比例为78.28%，2018年则下降到了4.24％。与此同时，其广告业务则从2014年的21.72%上升到了2018年的55.66%。先前并购的实景娱乐项目的营收，到了2018年占比已高达40.1%，长城影视似乎已经脱离了影视，转向广告与实景娱乐业务。 奇怪的是，2017年4月，长城影视突然发布公告称，拟以13.5亿元购买首映时代100%股权，彼时长城影视公布的资产评估表显示，首映时代的净资产账面值为4130.74万元，增值率高达3168.99%。 既然已经不再注重影视业务的发展，为何又要斥资收购首映时代呢？实际上，彼时首映时代的主要股东是顾长卫、蒋雯丽和马思纯等，因此，长城影视的此次收购似乎与华谊兄弟有了类似的想法，借收购公司“绑定”明星、名导。但事与愿违的是，此项收购并未通过证监会审核。 “买买买”也没有令长城影视的成绩变得多优秀。当初借壳上市时，长城影视承诺 2014年至2016年，其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93亿元、2.19亿元及2.43亿元。但同期长城影视的扣非归母净利润仅有1.79亿元、2.03亿元和2.28亿元，没有完成业绩。 承诺期后，长城影视的业绩更是一落千丈，2018年和2019年陆续亏损。据年报显示，2018年长城影视一口气对旗下的7家旅行公司、一家广告公司和一家影视公司合计计提了3.77亿元的商誉减值。2019年长城影视再度亏损，报告期内长城影视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13亿元，主要原因也是子公司商誉减值。 长城影视2014年时的资产负债率为32.03%，因大量并购不断负债，使得其2018年的资产负债率攀升至82.41%。2019年3月，长城影视首次披露了公司债务逾期公告。2020年4月29日，长城影视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公告，截至2020年3月末，公司到期未清偿债务金额为7.02亿元。 由于业绩不佳、债务高企，长城影视最近几年的股价也走势疲弱。据红周刊记者核算，2018年度长城影视的股价整体下跌了55.3%，2019年度下跌了24.18%。截至5月28日收盘，今年又暴跌了40.29%。如果2020年长城影视继续亏损的话，将面临退市风险。 北京文化：承诺期罢业绩“变脸” 主营业务全面“缩水” 在2019年商誉减值的大军中，还有一位“新朋友”北京文化。4月29日，北京文化发布2019年年报称，当期归母净利润为-23.06亿元，北京文化表示，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经营业绩下滑，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对其进行相应的资产减值和商誉减值，合计22.47亿元。 此公告一出，令众投资者大跌眼镜。要知道北京文化曾联合出品过《我不是药神》、《战狼2》和《流浪地球》等一系列爆款电影，当时很被业内看好。然而据年报显示，2019年北京文化累计商誉减值14.75亿元。 据工商资料介绍，北京文化的前身是“京西旅游”，自2013年起，该公司开始向影视娱乐业转型，当年12月其收购了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天轮文化”)，2014年则通过定增的方式收购了主要从事电视剧制作的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伙伴”)和主要从事艺人经纪业务的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文化”)。 对于上述三家公司，北京文化出手阔绰，其收购价格分别为1.5亿元、13.50亿元和7.5亿元。此外北京文化还分别与三家标的公司的原股东签署了业绩承诺协议，根据相关协议内容，2014年至2017年，摩天轮文化净利润不低于0.15亿元、0.24亿元、0.3亿元和0.4亿元；世纪伙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0.9亿元、1.1亿元、1.3亿元、1.5亿元；星河文化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0.5亿元、0.65亿元、0.84亿元和1亿元。 完成这几家公司的收购后，北京文化的主营业务由原来的旅游景区业务，转型为影视文化业务，其经营业绩也越来越好看。据Wind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业绩对赌的这几年里，北京文化的营业收入从4.21亿元增长到了13.21亿元；归母净利润由0.8亿元增长到了3.1亿元。 但这样的“盛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业绩对赌期过后，北京文化的经营业绩便开始下降，特别是2019年，北京文化的营业收入为8.55亿元，归母净利润则大幅亏损23.06亿元。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的亏损，北京文化归咎于此前收购的子公司世纪伙伴及星河文化业绩的亏损。 据2019年年报显示，当期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分别亏损了6.3亿元和1289.46万元，于是，北京文化对这两家公司分别计提商誉减值8.34亿元和6.41亿元。除此之外，北京文化还对世纪伙伴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4.4亿元，对该公司的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0.4亿元。 4月29日，北京文化则发布公告，准备以4800万元的价格把世纪伙伴卖掉。颇为尴尬的是，“甩卖”世纪伙伴后，北京文化将面临新的窘境。因为除了电视剧网剧业务之外，北京文化其余两大业务也在“缩水”。 首先来看艺人经纪业务，2017年其营业收入为1.38亿元，2019年则下降到了2743.14万元，同比下滑80.12％。且北京文化还表示，受影视行业政策调整、演员限薪令、规范税收秩序等措施影响，该业务受到较大冲击。而且出于对该业务持续发展能力的质疑，2019年北京文化已对其进行了商誉减值。 再看电影业务，北京文化的发展也并非十分理想。除了年初的《流浪地球》外,2020年北京文化也并没有其它爆款。而且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大多数影院仍处于关停状态，对于电影行业的打击不可避免。 截至5月28日收盘，北京文化报5.69元/股，自2020年开盘至今暴跌了38.75%。而且北京文化的资金情况并不乐观，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其账面上的货币资金仅有1.15亿元，而同期其短期借款金额就高达9.4亿元。一旦债务集中到期，届时其如何偿还也是个大问题。 注：以上数据是根据Wind年K线数据(前复权)录得。
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杨凌秦宝牛业有限公司、杨凌秦宝食品有限公司、延安·黄龙优质肉牛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灵台县现代肉牛产业（园）有限公司、宝鸡秦宝良种牛繁育有限责任公司、长武现代肉牛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宝七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和29日分别被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裁定受理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杨陵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指定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于2020年1月10日书面决定秦宝七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020年5月28日，杨陵区人民法院召开秦宝七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了会议的各项议程、表决通过债务人继续营业的决议。根据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充分整合有效资源、公正引入重整投资方的原则，现依据《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方，现公告如下： 1、债务人基本情况 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08月23日，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镇蒋家寨村北部；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66317351C。 秦宝七公司具备育种、繁育、育肥、屠宰、分割、销售完整的全产业链，是国内同类型企业综合技术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 2、财务状况 经审计，截至2020年1月31日，秦宝七公司资产总额为670，142，062.60元；负债总额为826，941，106.42元；资产负债率为123.40%。 三、主要资产 1.主要资产：经审计，截至2020年1月31日，生物资产（牛）账面数量4877头（包括种公牛、基础母牛、育肥牛和犊牛）；2020年4月，经审计机构实地盘点，生物资产（牛）4729头（包括种公牛、基础母牛、育肥牛和犊牛）。 2020年5月19日经评估机构实地盘点，生物资产（牛）4930头（包括种公牛、基础母牛、育肥牛和犊牛），较四月份审计机构盘点总数增加201头。自2019年9月29日（杨陵区人民法院受理秦宝七公司合并重整申请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秦宝七公司实现了活体牛存栏量15.37%的综合增长率。在现有生产规模下，预计在2020年末整体存栏量将达到5700头左右。 2.秦宝七公司现有：工业用地101亩；农业用地2908亩。 3.秦宝牧业另有3项专利技术，共参与研究5项科学技术成果；此外尚有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 四、对重整投资人的基本要求 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 2.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联合参与投资的，需书面说明各自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 五、尽职调查与重整保证金 1.尽职调查。管理人可配合意向投资人进行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时间不超过十五日。意向投资人对尽职调查结果及风险承担全部责任。尽职调查所需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并应于尽职调查完成后在管理人规定期限内提交重整投资方案。 2.重整投资人确定后，应按管理人要求签署相关协议及《保密协议》，并缴纳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的重整保证金。（账户名：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开户行：中国银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支行；账号：102885615005）。 六、联系方式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五泉镇蒋家寨村北杨凌秦宝牛业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管理人办公室。 联系人：黄律师（17737506979）、崔律师（18530081215），邮政编码：712100；办公电话：029-87011388；电子邮箱：qinbaoguanliren@163.com。 热忱欢迎各地单位、各界人士前来接洽、参与重整投资。 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6月3日，加拿大知名羽绒服生产商加拿大鹅（CanadaGoose）公布了2020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 在过去的2020年财年里，加拿大鹅总营收9.581亿加元，相比较去年的8.3亿加元，同比上升了15.4%；批发收入从3.947亿美元增加到4.24亿美元，同比上升7.42%。 但在截至今年3月底2的第四季度，加拿大鹅营收同比下跌9.8%至1.409亿加元，净利润同比大跌72.22%至250万加元。 加拿大鹅在财报中表示：“公司第四季度业绩受到了COVID-19疫情的严重波及。COVID-19的负面财务影响将在截至2020年6月底的第一季度更加明显，预计收入水平可以忽略不计。” 为应对COVID-19疫情的到来对公司经营带来的影响，加拿大鹅公司在财报中还表示，2021财年第一季度将减少运营成本、营运支出和资本支出等方面的花销，共计约9000万美元。事实上，5月中旬，加拿大鹅已经裁减了约250名员工，约占其全球5000多名员工的5%。此外，该公司所有高管团队成员自愿减薪20%，CEO丹尼•雷斯（DaniReiss）继续无限期放弃全部薪酬。 2018年进军中国市场的加拿大鹅一直很受关注，2019年12月28日，加拿大鹅在北京三里屯开设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门店开业。当时排队人数一度多达100人，想进入店门甚至需要排一小时的长队。加拿大鹅三里屯门店的保安表示：“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来的客人没有间断过。来了的客人目的都很明确，基本上都会直接买走。不过，就算耐心排队，每天仍有80%的顾客买不到购物清单中的商品。” 数据显示，去年“双11”期间，加拿大鹅在天猫的官方旗舰店一个小时内成交额超过1000万元，成为天猫奢侈品平台销售表现最佳的品牌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鹅董事长兼CEODaniReiss在今年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区业绩受损将影响公司全年业绩前景。 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疫情影响将造成公司客流量和交易量严重下滑，业务均有可能下滑严重。即便加拿大鹅部分门店恢复营业，但中国市场何时回暖依然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并且在春夏季消费者也暂不会考虑大量购买羽绒服产品。” 事实上，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整个奢侈品牌行业都受到了重创。受疫情影响，奢侈品巨头LVMH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5%；开云下滑15.4%。其中，历峰集团下跌最为严重，净利润暴跌67%。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截至6月4日，今年以来共有435家（不含配套增发）A股公司披露定增预案，预计募资上限总额为6244亿元，去年同期为152家、4779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在新一轮科技周期下，TMT、先进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拓展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方式的需求。为抓住5G、国产替代等发展机遇，多家科技公司希望借助定增夯实资金实力，扩充产能，加强研发，完善产业布局。 市场热度不减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进入6月，A股定增市场热度不减。6月1日至4日，已有17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合计募资280亿元。今年3至5月，A股定增预案披露数量分别为104个、149个、92个，合计345个。 从募资金额看，6月以来，不乏融资额度较高的定增预案，如欧菲光拟募资不超67.58亿元，美凯龙拟募资不超40亿元，卓胜微拟募资不超30.06亿元等。今年以来，募资上限在30亿元及以上的定增预案有46个，去年同期为39个。 分析人士表示，A股定增市场持续升温与再融资政策调整有关。2月14日，证监会发布再融资系列配套政策，在融资规模、发行对象、定价机制、批文有效期、减持、锁定机制等多维度优化改革。 中金公司认为，新政调整略超预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宽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规模限制，二是调整“新老划断”时间点，三是强化对“明股实债”的限制。 关注战略新兴领域 科技领域的定增热度处于上升期。东财Choice数据显示，435家公司中，属于光学光电子、电子制造、其他电子、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设备行业的有118家（去年同期为24家），占比为27.12%。 这些公司多为细分领域的佼佼者。专注于OLED新型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维信诺，拟定增募资不超50亿元。紫光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1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面向行业智能应用的云计算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5G网络应用关键芯片及设备研发项目”及“新一代ICT产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建设，并补充流动资金。 华泰证券表示，在当前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双驱动、新一轮5G科技周期开启、国企混改大力推进的背景下，定增投资可重点关注电子、计算机、通信、先进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以及电力、军工等混改重点领域。 华泰证券认为，战略新兴领域可重点关注半导体产业链、云计算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材料、5G通信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医药生物等，如半导体产业链中的芯片设计、制造等，云计算产业链的国产数据库、国产软件等，新材料中的先进功能材料等，代表消费升级趋势下的医疗信息化、教育等。 知名机构现身 长期以来，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为A股定增发行的主要主体。财通基金指出，新规后实施的A股定增项目中，不乏摩根大通、瑞银、高瓴等全球知名机构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斥资近20亿元参与了兆易创新最新一轮定增。 一些披露定增对象的预案中也有来头不小的机构投资者。欧菲光的定增对象中有合肥国资背景的建投集团和合肥合屏，两者合计认购22亿元。同方股份拟向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计募资不超35亿元。国轩高科拟定增募资不超过73.06亿元，而根据上市公司与认购方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约定，大众中国的认购总额不低于60亿元。 小米长江产业基金接连出手，其拟参与激智科技和顺络电子两家公司最新一轮定增，认购资金为3.3亿元和2亿元。该基金是小米集团为实现从打造“新国货”到推动“新制造”战略目标，旨在助力中国先进制造业而成立的产业投资平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五粮液、泸州老窖、水井坊、舍得酒业陆续登上资本舞台之后，川酒“六朵金花”之一的郎酒正式向IPO发起冲刺。 6月5日晚，证监会网站预先披露了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郎酒股份”）招股说明书，公司选择的上市地为深交所中小板。 拟募资75亿元聚焦主业扩产能 郎酒的主要产品包括酱香、浓香、浓酱兼香型白酒，现已成功打造出“青花郎”“红花郎”“郎牌特曲”和“小郎酒”等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白酒产品。根据产品定位、出厂价格的不同，公司生产、销售的主要产品可分为高端白酒、次高端白酒、中端白酒和中低端白酒。公司招股书中所列竞争对手基本涵盖了国内知名白酒企业。 招股书显示，公司本次A股IPO拟发行不超过7000万股股份，所募资金将用于投建“优质酱香型白酒产能建设项目”“郎酒数字化运营建设项目”“郎酒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优质浓香型、兼香白酒产能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五大项目，上述项目投资总额82.42亿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74.54亿元。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使得公司酱香型基酒产能增加22700吨，浓香型、兼香型基酒产能增加33420吨。 郎酒股份表示，本次募投项目将聚焦公司主营业务，以提高公司产能、打造市场营销网络、提升产品研发水平为目标，旨在抓住高端白酒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实施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上市后或跻身白酒第二梯队 郎酒IPO事宜一直广受外界关注，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未能登陆资本舞台。直至2016年，郎酒集团做出重大调整，将与酒有关的产业全部整合到郎酒股份，目的就是为上市做准备。 近年来，郎酒股份凭借良好的市场口碑、出色的产品品质、不断改进的生产工艺，以及成熟的营销渠道等优势，不断丰富品牌内涵，推出差异化、多层次的产品，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收入规模稳步增长，利润水平迅速提升。 经营业绩方面，郎酒股份2017年至2019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1.16亿元、74.79亿元和83.48亿元，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2018年、2019年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6.18%和11.62%，上述三年对应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3.02亿元、7.26亿元和24.44亿元，其中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幅高达236.54%。 按照已上市白酒企业2019年度经营业绩，郎酒股份2019年度净利润指标排在贵州茅台、五粮液、洋河股份和泸州老窖之后，若如愿登陆资本市场，有望直接迈入上市酒企“第二梯队”阵营。 “灵魂人物”汪俊林绝对控股 作为郎酒的“灵魂人物”，公司董事长汪俊林在股权方面也显现出十足的掌控力。 招股书显示，本次发行前，郎酒股份共有9名股东，公司总股本为55000万股。其中，郎酒集团持股比例为61.70%，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汪俊林通过郎酒集团间接控制公司61.70%股权，并直接持有公司15.00%股权，合计控制公司76.70%股权，为郎酒实际控制人。 此外，CGL、博裕三期、APL等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为11.24%、2.86%和1.9%。 以本次上市发行7000万股新股计算，发行后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为11.29%，郎酒集团和汪俊林持股比例将分别降至54.73%和13.31%。可见，上市后，汪俊林依旧对郎酒股份保持绝对控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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