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是国务院挂牌督战的5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2017年，天津市静海区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单位，与镇原结为小康路上的“伙伴”。3年时间过去，贫困人口从当初的18933户、67732人，减少到2019年的3195户、8570人，贫困发生率从13.8%下降至1.75%。 天津市静海区委书记蔺雪峰表示，我们在脱贫攻坚一线奋战，必须把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体现“精”和“准”，做到“实”和“新”，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助力受援地区打赢这场战役。 攻坚战役：“精准”加“全覆盖” 脱贫的主体是农民，攻坚要以农民为中心，在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自2019年以来，静海区委动员全区力量投身扶贫协作，从区级领导到乡镇园区负责同志，与镇原101户贫困户结对认亲。他们还开展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发动富仁板带、海吉星、爱玛科技等87家企业负责人深入镇原19个乡镇86个贫困村160余户贫困家庭开展结对帮扶，实现与镇原80个深度贫困村结对帮扶全覆盖。 “山头儿上喊话听得见，下雨天想过去实在难。”这样的场景不仅出现在电视屏幕里，更真实发生在马渠乡三合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解决下雨天“水漫山涧而不过”的窘境，帮扶组多方筹调了20万元资金，再由当地出资10万元，用于修建漫水桥涵。 一座小桥架起党心和民心，连着东部和西部。目前，镇原仍有13个村，累计3195户、约8570人未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收官战时间紧任务重。为此，静海区确定了推进资金支持、产业合作、人才就业、消费扶贫等38项重点任务，推动当地尽快实现脱贫。 搭建平台：“输血”变“造血” 景海子是平泉镇景家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年前患上重病，老父亲多年瘫痪在床，一家人因病致贫。村党支部书记史宏伟告诉记者，对景家村村民来说，贫穷就像身上一块顽固的“牛皮癣”，久治不愈。 “要彻底脱贫，生产模式和产业结构非调整不可，变‘输血’为‘造血’，帮助镇原建立特色产业，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静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督战帮扶工作六组组长黄淑芳告诉记者。 在走遍镇原19个乡镇、21个村，与170余名镇村干部和贫困群众逐一座谈后，静海的扶贫干部决定推广肉兔养殖。 “兔肉可加工成美食，兔粪能做有机肥，皮毛还能做服饰材料，这肉兔浑身上下可都是宝啊！”肉兔养殖带来的巨变，让景海子一家人心里亮堂起来了。 此外，4家静海龙头帮扶企业与镇原近2.8万名贫困群众捆绑，创立了镇原县久鼎联合社，在19个乡镇全部建立了肉羊养殖示范合作社。镇原县县长侯志强告诉记者，“预计年产羊羔万余只，纯利润达到350万元至400万元，带动脱贫1300余户、4500余人”。 产得出、还得销得快。“线下线上要齐步走。镇原种，静海售，全国用。”静海区政协主席窦双菊告诉记者，这几年通过津洽会、年货节、扶贫日、书画义卖等大型会展活动，搭建线上电商销售平台，已经顺利销售了镇原农特产品数百吨，销售额超过2500万元。 找准路子：“扶志”又“扶智” “造血”式扶贫，关键在思想解放，增强贫困人口脱贫的志气和信心。 今年，疫情阻挡了外出打工的脚步，镇原的一些务工人员十分焦虑。而在千里之外的静海，加快推进复工复产的企业也面临着困难。作为静海龙头产业，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缺口多达800人。 一头是务工人员出不去，一头是企业复工招不来人，静海与镇原想到了两全之策――两个“零疫区”，又是对口帮扶单位，何不从镇原组织招工，解静海“燃眉之急”？ 仅仅5天，镇原务工报名人数就超过200人。2月29日下午，第一批173名工人先行出发，其中有9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3月6日下午，第二批167名务工人员也顺利抵达。 “我们还将出台新的扶持和奖励政策，吸引镇原劳动力外出就业。”静海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凤桐表示，静海将利用线上精准对接，及时发布用工信息，为镇原来静海的务工人员提供优质岗位。 扶智是目的，也是支撑。3年来，静海不遗余力对镇原开展党政干部、教育、医疗、电商、园区等各类人才支援，完成致富带头人培训540人、就业技能培训1035人。静海93所初中小学、21所幼儿园与镇原267个学校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实现了两地学校结对帮扶全覆盖。 跨越千里，共奔全面小康。东部沿海静海与西部陇东镇原，正在追梦的路上，携手谱写新时代美丽动人的乐章。（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通讯员 宋琨）
说起搬迁后的新生活，43岁的张新明满是高兴和感激：“居住条件比以前好很多，又在家门口工作，每月能按时领工资，孩子上学和家里零用的开支都解决了。” 张新明是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龙王庙乡人。青龙是典型的山区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张新明一家以前住在龙王庙乡偏岭石村的大山里，全靠一些薄田和丈夫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2016年和2017年龙王庙乡有6个贫困村的110户贫困户、421人被纳入易地搬迁范围，集中安置到龙王庙乡龙王庙村。2019年9月，张新明一家住进了11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楼房。 “以前我们这些在家的妇女，每天就是带带孩子、干点农活，挣不到什么钱。现在每天起早贪黑，虽然很忙，但是家庭月收入增加了2000多元。”张新明笑着说。 龙王庙乡副乡长孙海龙说，在集中安置点，有一半的劳动力可通过培训、能人带动等措施实现外出务工，剩余大部分为留守妇女。扶贫车间和农业产业为这些留守人员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乡依托扶贫车间和农业产业带动就业300多人。 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是张新明就职的企业，也是全县扶贫车间示范点。泡米、磨面、和面、包制、蒸熟……走进生产车间，120多名妇女正在忙着生产当地特色美食“粘豆包”。 “2月9日复工后，新增贫困户就业15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企业负责人张胜利介绍说，作为河北省民生保供重点企业之一，能够及时复工复产和增加带动就业，靠着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在疫情期间通过调整销售渠道，保住了订单。 “受疫情影响，公司的销售渠道由原来的学生餐、连锁餐饮转向了连锁超市和社区团购。订单量一直在增加，员工每天加班加点赶订单。为调动员工积极性，我们开出了双倍工资。”张胜利说。 在青龙镇龙潭村的食用菌大棚内，50岁的姚建民正忙着采摘蘑菇。2018年5月，姚建民一家从偏远的自然片搬到了村里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住进了二层小楼。“搬新家之前，村里就提前通知有劳动能力的户去选岗。”姚建民说，“现在我种蘑菇一年收入3万多元，老伴儿在养殖场一年收入也有3万元，再加上大儿子外出务工，全家年收入超过10万元。” 据龙潭村党支部书记冯继昌介绍，通过村里的种植养殖业扶贫车间和旅游产业带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30户贫困户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留守人员共23人，全部实现就近安置就业。 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是关键，“稳得住、能致富”是硬道理。青龙满族自治县扶贫办主任邓阁军说，全县共建设集中安置小区27个，涉及1657户6184人。为带动易地搬迁户就业，全县建立扶贫车间20个、扶贫基地4个、扶贫产业园7个，培育旅游服务创业主体60多家，带动贫困户就业2000余人。同时，通过劳务输出、技能培训、安排公益岗等精准就业措施，累计实现贫困劳动力当地就业创业和转移就业2.6万余人次。
具体来看，2019年度恒大集团以31.04亿元的总捐赠金额再次领跑慈善榜单，日均捐款超850万元；融创中国和碧桂园分别以15亿元以及14.31亿元的捐赠金额位居榜单第2、第3位。 万科、华夏幸福、金科股份分别以4.38亿、2.54亿和2.45亿元捐赠额位列第4至第6位。去年排名11位的佳兆业集团本期捐赠额同比增加1.07亿至1.88亿元，位列榜单第7；而去年第6位的泰禾集团身陷资金危机，至今仍未披露年报，因此暂时离榜。 宝龙地产、荣盛发展以及雅居乐集团占据了前十行列的最后三席，对外捐赠总额分别为1.54亿、1.41亿和1.16亿。去年排名第9位的合生创展本年度对外捐赠共567万元，减少近1亿元，排名降至第41位。 榜单第11位的招商蛇口全年对外捐赠1.15亿元，与前一名雅居乐相差不大；第12位龙湖集团全年捐赠额翻了一番，触达1亿关口。 剩余房企中，2019年完成多笔并购的世茂房地产对外捐赠8300万元，排名第13位。新湖中宝、建业地产和中骏控股对外捐赠均超6000万元，分别位列第14至第16名。 榜单第17位是江苏房企中南建设，年内共捐款5919万元。绿地控股紧随其后，以5045万元位列第18位。 前二十榜单的最后两席分属于禹洲地产、富力地产以及正荣地产。其中，禹州地产对外捐款3486万元，排名第19位，正荣地产和富力地产以2500万元并列榜单第20位。 随着房地产行业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行业内部两极分化的情况也渐现端倪。 从上榜门槛来看，本年度榜单前十门槛再次提升，首度超过1亿元。榜单前二十的门槛则有所下滑，从3400万元降至2500万元；榜单前50门槛亦从500万元降至350万元。 从捐款总额来看，2019年度，榜单前20位的房企捐赠总额即达82.6亿元，占全榜捐赠总额的96%；榜单前五累计捐款67.23亿元，占全榜捐赠总额的78%。 值得注意的是，2018财年融创中国未披露对外捐赠金额。因此2019年度榜单中，若不计入融创中国捐赠的15亿元，TOP100房企的总捐赠额将降至71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近10%。 房企对外捐赠的力度与行业冷暖息息相关。 融资、土地、市场等多领域调控下，据第三方机构统计，2019年度TOP100房企累计权益销售金额同比增幅仅有6.5%，远不及2017年的40.5%和2018年的35.1%。 除此之外，房企在慈善事业上的思路转变也成为对外捐赠金额变动的另一诱因。 从“授人予鱼”到“授人予渔”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经历了早年间捐款捐物的“初级阶段”，而今地产行业内部已经涌现出一批企业，进行着从“授人予鱼”到“授人予渔”的新尝试。 以榜单头部企业为例，2019年度中国恒大以贵州毕节市作为公益慈善投入的主阵地，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异地搬迁扶贫等方式，帮扶毕节市约90.5万人初步脱贫。 碧桂园打出“4+X”扶贫模式，除了党建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四个方式外，还结合帮扶地区当地情况因地制宜，给出脱贫方案。据了解，从成立至今，碧桂园已经参与全国9省14县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帮助33.6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榜单第5位的华夏幸福2019年累计投入约2.47亿元进行扶贫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华夏幸福共完成涞源县 17 个乡镇 133 个村庄的精准帮扶工作，共惠及群众 11900 余户，27600余人。除此外，华夏幸福还在进行着产城融合的新尝试，通过产业集群招商引资为地区带来持续的增长动力。 另一家国字头房企招商蛇口在产城融合扶贫实践中有所成效。以招商蛇口定点扶贫的湖北蕲春县为例，招商蛇口将当地特色的中医药种植和“前港-中区-后城”模式结合打造健康产业城，累计签约投资额8亿元。截至2019年底，燕加隆产业园、艾艾贴等项目已投入使用，中农华威公司正式启动上市筹备工作。 “授人予渔”的转变意味着企业将不再单纯解决贫困地区的燃眉之急，此前一蹴而就式的大额捐赠也随即变为“涓涓流水”。这种情况反映在对外捐赠的数额上，则是时间截面的收窄到时间竖轴的延伸。 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度，佳兆业集团累计捐赠1.88亿元，其中广东扶贫济困日单次捐赠即达1.2亿元。除了直接捐款，据佳兆业透露公司还成立了佳兆业公益基金会，与佳兆业白衣天使关爱基金会、佳兆业玉树助学基金、佳兆业环卫工关爱基金构成“三金一会”的公益平台。 有些企业用公益基金会的形式搭建长期帮扶机制，还有些企业则将帮扶对象和公司的发展经营相联系。 2019年，荣盛发展采用企业自建的APP平台，为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的贫困县、村开辟增收渠道。截至2019年底已上线了100余件农副产品，累计交易金额23万余元。据悉，该APP实为荣盛旗下的物业管理APP，用户群为荣盛物管板块旗下覆盖的各个社区住户。 从精准扶贫到助力科教文化 结合各个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如今的房地产行业正在构建从个人到集体再到城镇的多层次公益体系。从定点资助贫困学子、弱势病患，到援建校舍、设立健康基金，再到产城融合、招商引资进行产业扶贫，企业的社会责任视野正在持续扩大。 以中国恒大为例，在今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中，中国恒大先后宣布捐赠共价值近11亿元的资金、物资，用于助力抗击疫情以及对新冠病毒的医学研究。 上述11亿元资金中，有8亿元资金将用于钟南山团队与哈佛大学对抗击新冠病毒的联合攻关。据了解，中国恒大是该科研小组的总协调人。 2019年底，融创中国与清华大学签署捐赠协议，正式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1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清华大学开展教育与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工作。2020年4月21日，融创又与中山大学签署捐赠协议，出资3500万元，设立“中山大学融创公共卫生发展基金”。 无独有偶，2020年4月，王石率领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将企业股中心所持全部资产，2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赠予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对应市值约为53亿元。 随着房地产行业日渐成熟，中国特色文化符号逐渐成为房企追逐的新潮流。 2019年，龙湖集团与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发展基金，规模1亿元。该基金主要用于文物保护和修复、文化遗产研究和利用及其他故宫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截至2019年底，龙湖集团已经出资3000万元。 起家于“中原”的建业集团致力于传承中原文化，自2015年起，建业推出中原文化传承的综合体——建业大食堂。截至2019年已经推出260多种河南名吃，推广10大类30多种非遗曲艺和手工技艺。在文化传承中，建业集团也间接为当地居民就业脱贫提供了一项新的选择方案。 从行业龙头到中小房企 营收千亿的头部房企纷纷发力社会公益，另一边，中小型房企也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以大发地产为例，2019年度，大发地产销售金额合计210.1亿元，在研究机构榜单中位列房企第115位。此次榜单中，大发地产共对外捐款1600万元，已超80家业内同行，跻身榜单第28位。 位列24位的大悦城控股排名较去年上升了35位。更名为“大悦城地产”后，大悦城发力慈善领域，全年捐赠1942万元，较去年同期的210万元同比增加了8倍。而在研究机构榜单中，大悦城控股以620亿合约销售额仅位列房企第56位。 受制于榜单统计规则，榜单外一些房企虽然并未披露具体的捐款额度，其在公益领域的努力仍然不容忽视。以中国奥园为例，2019年度，中国奥园定点完成了对10个贫困村的帮扶；同时向暨南大学捐赠2000万元设立专项计划基金。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爆发后，中国奥园曾先后5次捐赠抗疫物资。截至4月底，中国奥园已通过各渠道全球采购近120万只医用口罩。 万达集团在丹寨扶贫建设中先后投资建设丹寨万达旅游小镇、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万达丹寨扶贫产业基金，累计投入21亿元。据悉，万达丹寨扶贫产业基金规模5亿元，每年分配5000万元。 此外，万达集团还于2013年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十年计划，每年投入5000万元给予1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启动资金。按此计算，2019年度万达集团对外捐赠总额已超1亿元。
本报记者 于南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即便疫情突袭，也不能阻挡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坚定步伐。 日前，国务院扶贫办官网刊出的一篇题为《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的文章提出，将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的80%用于设置扶贫公益岗位。 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扶贫公益岗位，能否成为脱贫攻坚的又一“利器”？ 此前的4月2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帮扶工作情况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一级巡视员吴华在谈及“鼓励引导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重点部署推进的“四个一批”工作时，曾着重介绍“利用光伏扶贫的收益开发扶贫专岗，可提供一百万人就业”。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相关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10日，我国中西部22个省份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收益资金到村17.47亿元，设置公益岗位61.42万个，吸纳贫困劳动力59.9万人就业，发放岗位工资金额4.60亿元。 在业界看来，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扶贫公益岗位，是对光伏扶贫“造血功能”的再升级，效力的再提升。 “光伏扶贫能够被广泛认可、取得成绩，其核心逻辑在于，光伏扶贫既发挥了我国光伏产业的优势，又调动了企业积极性（EPC收益、组件等销售），最终形成了充分利用光伏发电特长，又契合扶贫需求、企业利益的‘一举多得’的长效扶贫机制。”光伏行业咨询机构智新咨询首席分析师曹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合理的制度、规则设计，完全可以规避这些年来光伏扶贫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相信光伏扶贫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光伏扶贫帮扶贫困户407万户 光伏制造业95%以上为民企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自2014年启动试点，光伏扶贫就被寄予厚望，认为其是资产收益扶贫的有效方式，是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成为了我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2014年至今近7年的实践证明，光伏扶贫成效显著。据2020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披露的截至2019年12月份的最新数据，我国已累计下达光伏扶贫规模1910万千瓦（19.1GW），帮扶贫困户407万户。 光伏制造是堪比高铁的中国优势产业、国际名片。正是中国光伏制造，在10年间，促使光伏组件价格下降了94%，光伏电站建设成本下降90%，太阳能利用才广受全球电力需求青睐。 不仅如此，中国光伏制造也凭借多年占据全球组件约70%的份额，以及全球前10强光伏组件企业中的7至8个席位，赢得了市场尊重，掌握了话语权。 而外界也许并不了解的是，缔造上述堪称“奇迹”的中国光伏制造大军，95%以上为民营企业。 也正是这一支民企大军，在祖国吹响脱贫攻坚号角后，勇于投身产业扶贫事业，他们中的佼佼者，不仅大幅让利，更积极开拓出了诸多更为有益的光伏扶贫模式。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光伏组件厂家给予产品25年线性功率保证（25年不低于标称功率的80%），即光伏发电收益，理论上可持续至少25年。 在光伏发电环保且具有较长收益周期，十分契合精准扶贫、长效扶贫需求的基础上，中国光伏产业还充分运用了光伏发电可分布式建设（符合能源发展趋势），并可与荒滩荒坡、屋顶、建材、农业、水面等结合的特点，探索出了例如“光伏+农业+扶贫”模式，让贫困户能够在享受发电收益的同时开展农业经营（光伏大棚、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不仅实现了增收，还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这一探索，令光伏扶贫由产业扶贫、长效扶贫，升级为“造血式”扶贫，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光伏扶贫不仅可精准、长效、造血扶贫，还兼顾了对环境友好、产业有利，理论上能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在实践中不断纠偏 促使光伏扶贫一举多得 实现理论上的“一举多得”，需要通过制度规范在实践中不断纠偏。在光伏扶贫成绩斐然的背后，也暴露出一系列不尽人意的问题。 例如，根据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对已纳入第一批国家财政补助目录中的15696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能力进行的评估，其中有37.1%的电站发电能力不足理论值的80%。 对此，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发布的《关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情况的通报》将其主要原因归咎于建设质量不合格、运维主体责任未落实、运维管理不到位等。 针对以上问题，2018年3月份，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上文纳入国务院扶贫办评估范围的电站均于2018年11月30日前并网），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光伏扶贫电站是以扶贫为目的，在具备光伏扶贫实施条件的地区，利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其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贫”的主旨，且进一步规定，村级扶贫电站规模根据帮扶的贫困户数量按户均5千瓦左右配置，最大不超过7千瓦，单个电站规模原则上不超过300千瓦，具备就近接入和消纳条件的可放宽至500千瓦。村级联建电站外送线路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建设规模不超过6000千瓦。 最为关键的是，《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要求光伏扶贫电站由各地根据财力可能筹措资金建设，包括各级财政资金以及东西协作、定点帮扶和社会捐赠资金。光伏扶贫电站不得负债建设，企业不得投资入股。 “个别光伏制造业的‘害群之马’，贪图一己私利，在光伏扶贫项目中偷工减料或者与相关利益方同流合污，给中国光伏摸了黑。应该说，《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规定对遏制光伏扶贫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具有很好的效果”，上述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政策也有‘副作用’，其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光伏+农业+扶贫’模式的发展，比如企业不得投资入股，较高效的农光互补商业模式就很难建立；另外，电站规模受限，也会导致项目分散，给运维增加成本。” “农光互补商业模式无法建立，其实也削弱了光伏扶贫的造血功能，因为不与农业等结合，仅仅是电站运维，就很难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如今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生态护林员、护路员等扶贫公益岗位，实质就变相弥补了受到限制后的光伏扶贫在就业岗位提供上的短板。” 多部门协作 加强契约精神 推动光伏扶贫发挥更大作用 除了建设质量、运维管理外，在光伏扶贫多方合作的格局中，也存在着契约难以履行的问题。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2019年6月20日，A股上市公司中利集团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婉转表述，公司2017年切入扶贫电站建设领域，是造成其应收款占营业收入比较上期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中利集团上述公告阐述的光伏扶贫导致应收款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由于贫困县光伏扶贫项目不允许贷款的政策变化（即上文提及的《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导致扶贫项目的应收款回收不能按期履行；其二，国补资金未足额发放，导致交易对手方资金流紧张，难以按期回款。 中利集团董事长王柏兴此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利创新推出并在合同约定这些电站产权是归政府的，建成并网后政府可以拿资产去贷款或融资租赁，但这份文件（《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发布，贫困县不能获得贷款了，中利集团的回款也就受到了影响。” 所幸，根据中利集团相关公告，2019年8月份以来，中利集团光伏扶贫应收账款问题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重视，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相关省份抓紧归还光伏扶贫项目拖欠企业工程款的专题会议，要求高度正视问题、明确和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及积极主动履职尽责。而最新的中利集团2019年年报显示，期内公司光伏扶贫应收款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光伏板块应收账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6.88亿元。 只是，中利集团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此前《证券日报》记者就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信息中注意到，协鑫能源工程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申诉，公司于渑池县、镇平县、遂平县建设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装机规模分别为9.79MW、80MW、10.8MW，但截至目前，在三个项目均已全额并网及通过竣工验收，甚至部分质保期已届满后，其仍合计拖欠协鑫能源工程公司约1.3亿元，其中部分欠款已超2年。 《证券日报》记者就此致电协鑫能源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确认了上述欠款情况，表示公司目前在积极协调回款，只是仍无法预期。 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1.3亿元的欠款对企业来说，尤其是对融资成本较高的民营公众公司来说，就不只是1.3亿元的问题了，其还将牵扯出坏账计提、资金成本升高、股价波动等一系列的风险。“这种影响是一连串的，再叠加疫情，给公司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曹宇看来，光伏扶贫中的一些参与方发生欠款确实存在主观原因（例如恶意欠款等），但也有客观原因，例如河南省之所以有较为突出的光伏扶贫欠款情况（上述三县均属河南省），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河南省大量的扶贫电站未录入国家补贴目录（未能及时获得国家补贴，影响项目收益）。 《证券日报》记者查询发现，早在2018年6月27日，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加强光伏扶贫有关工作的通知》显示，截至当时，河南省录入国务院扶贫办光伏扶贫信息系统的光伏扶贫项目装机规模为2.15GW（2017年已建成1.1GW+“十三五”计划1.05GW），但是仅有185MW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纳入率不到1%。而同期内蒙古自治区共计1.6GW光伏扶贫项目纳入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补贴目录，占全国11.2GW的14.3%。 而今年2月24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的通知”显示，录入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总量共计11.18GW，其中，河南省光伏扶贫项目仅有20.9MW进入目录，即纳入比例仍然较低。 但无论无论如何，协鑫能源工程公司向记者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自2018年6月30日并网发电至今，上述渑池县9.79MW光伏扶贫电站已完成累计发电1911万度，按照光伏扶贫电价0.85元/度计算，累计收益达到了1624万元。而垫资建设该电站的协鑫能源工程公司，至今仍索要欠款无门。 “这恐怕是一个多部门协作的系统性问题，当然也需要加强契约精神。但只要各方及时纠偏，相信不会形成阻碍光伏扶贫发展的大问题。”曹宇认为。（编辑 上官梦露）
签约金额十五亿元 带动十四万贫困人口增收 天津 消费扶贫“云签约” 4月28日上午，天津市西青开发区企业家服务中心多功能会议厅内，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块屏幕、近百个分会场、200多名戴口罩的签约官将曾经的“面对面”签约改为“屏对屏”云签，将“现场”变成“云端”， 真正实现“天涯若比邻”，通过科技创新助力精准脱贫。这场主题为“津城献爱心、精准助脱贫”消费扶贫“云签约”活动，将主场设在天津，以视频连线形式举行。此外，在全市16个区和6个前方工作机构，以及甘肃、河北承德、新疆和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西藏昌都、青海黄南、吉林长春、重庆万州、陕西水源区9个对口帮扶地区和湖北恩施还开设分会场92个，实现了天津市所有对口帮扶县(市、区)全覆盖。 在主会场外，弦熵科技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该项目的主打产品——消费扶贫智能柜，通过扫码支付功能打开柜门后，一件件来自受援地区的农副产品等待顾客选购。4月28日，天津食品集团与弦熵科技签约，双方将通力合作推动消费扶贫智能柜项目在天津落地，首批将实现2000台智能柜投放运营，后期根据市场需求陆续增加，力争2020年在天津完成6000至1万台消费扶贫智能柜的投放运营，预计项目总投入资金达到1亿元，服务人数可达200万人次，创造就业岗位300个，力争完成每年2亿元扶贫产品销售任务。 活动现场，各视频会场的与会嘉宾通过大屏幕见证了9轮签约，共有218家企业及社会组织参加，签署协议204个，签约合作及采购金额15.25亿元，预计可带动14万贫困人口增收。其中，签订消费扶贫战略合作协议2个，合作金额2亿元；签署采购协议202个，采购金额13.25亿元。采购产品包括甘肃马铃薯和蜂蜜、和田大枣、尼雅黑鸡、西藏牦牛肉、长春大米、陕西杂粮、恩施茶叶等100多类优质产品，实现了精准对接、渠道畅通，有效推动了消费扶贫全面提速。 “签约只是开始，要认真抓好协议兑现，尽快落地落实。”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北京分会场说，消费扶贫行动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措施，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这次活动是天津市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方式举办的一场创新活动，在全国带了好头、做出了表率。 本次消费扶贫“云签约”活动坚持把解决受援地区农畜牧产品“卖难”和“滞销”问题与保障天津市农特产品供应相结合，坚持政府搭台与市场销售联动，汇集了政府机关、社会组织、电商企业、商贸公司等各方力量，共同探索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消费扶贫新模式，将推动建立起扶贫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长效机制。 “我们借此次活动不断创新帮扶形式，助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消费扶贫再上新台阶。”天津市委副书记阴和俊说。 扎 西
深圳证监局：产业扶贫是根本手段 精准扶贫靠集体经济 河源市紫金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虽然紧邻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但前几年却是广东省不折不扣的贫困县。 2016年5月，深圳证监局开始对河源市紫金县横排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2018年，横排村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原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现已超过1.3万元，比2015年年底帮扶工作开始前增加271%。深圳证监局也因扶贫成绩显著，在2017年、2018年紫金县政府的扶贫工作考核中荣获第一名和优秀评价，所帮扶的横排村更是在2018年被河源市委组织部评为全市36个“抓党建强治理促脱贫示范村”之一。 “在各类扶贫帮扶工作中，资产扶贫只能满足贫困群众短期的脱贫需要，教育扶贫旨在让贫困学子在未来有机会依靠自己根除贫困，就业扶贫大多依靠转移就业不能有效带动贫困地区发展，只有产业扶贫是现阶段贫困地区解决生存和长效发展的根本手段。”深圳证监局在总结扶贫经验时表示。 积极发展主导产业 建立长效脱贫机制 凤安镇横排村地处紫金县西南部，地形以山岭、丘陵为主，村民以传统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据当地村民介绍，村民靠山吃山，一直有种植南药的传统，但销路不畅，收益不高。 为了给贫困户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深圳证监局积极谋划产业发展，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多次邀请上市公司的专家进村实地考察，并结合横排村资源基础和气候特点，确定了产业扶贫的路径——大力引进南药种植产业。 在深交所上市的华润三九的大力支持下，横排村通过合作的形式建设了“三叉苦”种植基地，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由药企提供种苗、种植技术、保价收购等服务，村里成立合作社提供土地、劳动力，稳定药材产出，合作社与药企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闭环。据了解，目前当地已建成南药种植基地250亩。 种植基地负责人蓝海波介绍称，“华润三九每个月都会派技术员过来指导，保证三叉苦的品质。村民种出来的三叉苦既可以直接以保底价卖给华润三九，也可以自行对外销售，根本不用为销路发愁。”通过这一模式，有效带动了周边贫困村的产业发展，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 此外，深圳证监局还在为横排村建成兜底产业和多个保障产业上下功夫。目前，横排村已建设200KW的光伏发电项目，实现贫困户的脱贫保底收入。此外，通过与高质量企业合作，参与合作入股百香果种植基地、紫金绿茶种植基地、紫金县产业园、紫金县3.5兆大型光伏电站等项目，既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又增加了贫困户的分红收入。截至目前，横排村集体产业每年收益在50万元以上。 在总结扶贫经验时，深圳证监局认为，“精准扶贫需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基础，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若不能有效提高，不仅群众难以实现自我发展，道路、饮水、农田水利等各项民生设施的成果也难以巩固。精准扶贫还需要监管好集体产业收益，让产业收益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确保产业收益发挥其最大效用。” 立足资本市场实际 精准扶贫做出实效 除了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外，深圳证监局还深入贯彻资本市场服务国家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积极引导辖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农村发展。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辖区证券公司精准扶贫结对帮扶的国家贫困县为27个，服务贫困地区企业融资金额90.52亿元，公益性支出金额4728.85万元。期货公司认真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开展了红枣、橡胶、苹果等“期货+保险”服务三农的项目，先后参与内蒙古裕丰粮油场外期权扶贫项目、上期所安徽太湖产业升级帮扶项目、中期协麦盖提县帮扶项目等多个专项扶贫项目。截至2019年6月30日，深圳辖区7家期货公司的24个项目累计为农户8.23亿元的农产品提供“保险+期货”服务，赔付项目17个，总金额达1981万元，有效缓解了价格波动对农民及养殖户带来的冲击。 深圳上市公司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模式，通过创新产业帮扶、转移就业脱贫、教育脱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在精准扶贫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据不完全统计，深圳上市公司2018年披露扶贫投入资金127.60亿元。其中，平安集团、华侨城、深粮控股、安信证券等辖区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开展了大量工作。 2019年是扶贫工作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深圳证监局表示，“将立足资本市场实际，以更强烈的担当精神、更精准的扶贫举措、更扎实的工作作风，对标对表找差距，精准施策抓落实，把扶贫工作做精、做细、做好，做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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