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通科技12月25日晚间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12月17日收到股东南方银谷出具的函件，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罢免李臻、甄峰、王辉3人的董事职务。 皖通科技内斗自今年初至今仍在继续。南方银谷作为内斗方之一，此前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欲审议罢免李臻等人的董事职务，但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未获皖通科技董事会通过。内斗的另一方是西藏景源及与其交集颇多的福建广聚等股东（未明确一致行动关系），掌控皖通科技董事会的李臻等人与西藏景源关系密切。 南方银谷此次提请召开皖通科技临时股东大会，明确指出李臻等人在任职皖通科技董事期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经营无方导致募投项目进展严重滞后、公司内部管理混乱。 以业绩大幅下滑为例，皖通科技在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仅同比下降0.53%的情况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4.22%。南方银谷认为，李臻等人在任职皖通科技董事期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与实际经营规划偏差较大，严重损害了相关各方特别是全体股东的利益。李臻等人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团队主要负责人员，未能勤勉履职，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不过，皖通科技半年报指出，受季节性波动以及疫情影响，公司子公司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和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 同时，南方银谷在提请罢免的理由中，大篇幅提及李臻等人在任职期间，没有健全皖通科技的内部控制，使得公司长期处于管理混乱的状态，直接导致公司今年两次被安徽证监局采取责令改正措施，且李臻本人亦被安徽证监局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参加培训的行政监管措施。 对此，皖通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南方银谷的提案，拟于明年2月10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相关事项。但是，皖通科技董事会表示，公司董事会同意南方银谷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不视为认可提案内容，只是对南方银谷的提案人资格和提案程序等事项进行形式审查，不对提案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皖通科技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意见，虽然同意召开皖通科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但认为南方银谷此次提请罢免董事的理由不充分。他们经核查，李臻等人的董事职务经公司股东大会依法合规选举产生，任期至2022年11月14日。截至目前，各位董事勤勉尽责、正常履职，未出现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原标题：百亿力挺！芯片巨头获国家大基金二期投资，A股相关板块继续升温？） 昨晚（5月15日），内地芯片制造龙头中芯国际发布公告，国家大基金二期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同意分别向附属公司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7.5亿美元。按照当下汇率计算，注资分别折合人民币106亿元、53亿元。连日来，中芯国际大事不少。5月5日，公司宣布谋求科创板上市，有望成科创板首个“A+H”企业；5月13日，公司发布一季报，当季收入创历史新高，还将年内资本开支计划增加11亿美元至43亿美元。来源：公告作为内地技术最先进、配套最完善、规模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中芯国际获得国家大基金一期重点支持，承诺投资约215亿元。如今再拿二期投资，其在我国芯片产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盘面显示，宣布回A上市以来，除带动A股“小伙伴”上涨外，中芯国际自身也斩获了26%的涨幅，总市值超过千亿港元。来源：东财Chocie中芯国际仍拥有控制权目前，中芯国际通过两家全资附属公司（中芯控股和中芯上海）合计间接持有中芯南方50.1%的权益。根据公告，中芯国际将对中芯南方的股权做出调整，中芯上海的全部股权会转让给中芯控股，后者再进一步注资7.5亿美元。注资完成后，中芯南方的注册资本将由35亿美元增加至65亿美元。中芯控股、国家大基金二期及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要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其所有出资。尽管中芯控股的持股比例会由注资前的50.1%下降至注资后的38.515%，但其在中芯南方7个董事席位中占有4席，同时中芯控股有权提名中芯南方董事会主席，他还将担任中芯南方的法定代表人。来源：公告中芯国际表示，上述相关事项完成后，公司对中芯南方拥有实际控制权，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注资投向先进芯片项目谈及注资影响，中芯国际直言，公司可以在政府产业基金的支持下，加快引进先进的制造工艺和产品，减轻公司因先进制程产能扩充而产生的巨额现金投资。来源：公告据了解，中芯南方专注于14nm及以下先进工艺，当前产能已达6000片/月，目标产能为每月3.5万片。投资总额达102.40亿美元。其中上述各订约方对中芯南方的投资总额为90.59亿美元。此外，中芯国际会把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中的40%用于中芯南方一期（即SN1）项目。来源：公告中芯国际表示，14nm及更先进技术可应用于主流移动平台、自动化及云端计算。展望5G智能手机、高速铁路、智能电网、超高清视频及安全系统的高潜力领域的快速发展，14nm及更先进技术应用的市场空间将会很大。中芯国际强调，开发14nm及以下产能为一项战略性的决策，可强化中芯南方在先进制程产品制造的领先市场地位。一季报显示，中芯国际14nm工艺的收入占比为1.3%，环比提高0.3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14nm工艺自去年四季度开始贡献收入。来源：公告芯片产业亟待加速发展中芯国际宣布上述注资消息当日，还发生了几件大事。总市值2500多亿美元的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正式宣布，将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兴建第二座晶圆厂，采用5nm工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多家半导体设备公司于5月12日发函给中国的晶圆制造厂、科研机构和高校，对设备用途予以限制。 还有，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昨日宣布将推出新的出口管制规定以限制华为使用包含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的能力。凡使用美国的技术、设备等向华为出货都需要许可证。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一连串事件表明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限制，处于发展关键期的国内芯片产业任重道远。其中，提升芯片制造能力是重要一环。一位资深人士表示，“大基金集中力量支持制造、设计及封测，策略上是对的。率先支持制造是为了能更好地去支持设备材料，只有当国内制造技术成熟度缩短与先进大厂的差距后，国产设备材料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产线验证乃至进口替代。”
近日，皖通科技（002331.SZ）与其大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南方银谷”）之间关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再次升级，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皖通科技方面报警，目前相关事项警方正在进一步处理过程中。根据皖通科技5月28日在其官网发布的情况说明，事情的起因是南方银谷在非常规渠道刊登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通知。“从法定意义上来说，公司5月28日是没有股东大会召开的，安徽证监局已经就南方银谷在媒体上发布股东大会通知的违规行为出具了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即从监管层面认定这是非法的、不当的行为。基于上述，南方银谷及相关人士在当天早上6点强行占领公司会议室，且在疫情期间这么多人贸然聚集，给公司带来很大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行政部安排人员进行劝离。劝离过程中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相关情况都有详细的视频佐证。”皖通科技董秘潘大圣对《华夏时报》记者称。随后，本报记者多次致电南方银谷公开的联系方式，试图了解相关情况，均未有接听。因召开股东大会发生冲突相关公告显示，南方银谷现持有皖通科技56593019股股份，占皖通科技总股本 13.73%，截至5月25日，南方银谷持有皖通科技10%以上股份连90日以上。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要求，也有权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南方银谷表示，在南方银谷已依法提请皖通科技董事会、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且提案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的情形下，皖通科技董事会完全无视南方银谷依法享有的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权利。迫于无奈，5月13日，南方银谷在媒体上刊登于5月28日下午2时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皖通科技发布的情况说明显示，在5月28日上午6时余，南方银谷相关人员20余人就来到公司，在保安人员阻扰的情况下进入一楼会议室。僵持一段时间后，上市公司在7点左右以“非法闯入”报警，警方要求双方自行协商调解。调解期间，南方银谷部分人员以“撞击硬物自残等偏激方式”拒绝离开公司，皖通科技行政部工资人员在对前述人员进行劝离时发生肢体冲突，后上市公司再次报警，双方前往派出所。有视频显示，在合肥市高新区蜀麓派出所门口，双方再度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早在5月25日，皖通科技就在公司门口张贴了盖有董事会公章的特别声明，告知股东，南方银谷在媒体刊登股东大会召集通知，召集程序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第十条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南方银谷擅自刊登股东大会通知的行为是非法的，所刊登股东大会的通知是无效的。潘大圣认为，南方银谷通过媒体披露召开股东大会这一事项，目前律师和监管机构都认为是非法的，所以5月28日在公司根本不存在有股东大会召开的情景，因此南方银谷强占公司会议室的行为是非法的。一名自称是南方银谷聘请律师的男士对媒体表示，“召集股东大会是股东的权利，上市公司侵犯股东权利不让召集股东大会是有问题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鲍金桥律师则认为，“股东大会特别强调召集程序，股东如果要主张权利，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一旦出现瑕疵可能前功尽弃。在非指定信披媒体刊登公告，不能保证所有股东都知悉，广大投资者没有获得平等的投票权利。召集程序不合规，即便形成了股东大会决议，股东也可以去法院主张决议无效。”安徽证监局：公司印章管理、内部审计等存在违规行为在安徽证监局5月28日晚间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除了对南方银谷自行召集皖通科技股东大会出具警示函外，还提到上市公司在印章管理、内部审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财务规范性核算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对上述违规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公司时任董事长廖凯、副董事长李臻、董事会秘书潘大圣出具警示函，并记入诚信档案。潘大圣对本报记者表示：“证监局现场检查的企业的内控，在制度上肯定会存在一些缺陷，我们会认真吸取教训，后续会加强内控管理，去做一些适当的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但是也需要明确，这些印章管理措施都不是短期的行为，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包括周总（南京银谷实控人周发展）时任董事长期间，以及目前李臻任董事长期间，都是这样的制度。”此外，皖通科技管理层的稳定性也备受关注。在周发展“出局”后，担任董事长一职的廖凯任职两个月即辞职，辞职原因为工作调整，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及其他职务。董事长一职由原副董事长李臻接任。对于公司高层的频繁变动，“公司对此也很忧虑，但是从整体层面和员工角度来说，都是希望各方能够坐下来，面对面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依规的去履职、行权，把公司经营好，不希望通过太激烈的方式，无视法纪。这可能是全体员工的一个真诚的愿望。”潘大圣说道。据媒体报道，5月28日下午2时，这场临时股东大会转移至位于合肥华润大厦的世纪大同控股有限公司内继续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罢免包括李臻、廖凯、甄峰在内的6名董事，并选举了周成栋、胡明等6名新董事。即，若该决议生效，则皖通科技可能出现“双头董事会”。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孟博律师告诉本报记者：“双头董事会的起因是公司控制权之争，它的出现是公司管理陷入僵局的表现。一般而言，出现双头董事会之时，总有一方或者双方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在程序上存在违反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之处。可见，并非两个董事会都具备合法权力。”针对“双头董事会”，《华夏时报》记者尝试联系南方银谷了解相关情况，截至发稿未有回复。“这个事项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的，未知真假。公司提醒股东及相关方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要做对抗监管的事情。”潘大圣告诉本报记者。
中国经济的南北差异、变化与差距，是多年来的热门高频话题。 这个话题最近被引爆，是因为前三季度中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一座北方城市（北京）。 抑北扬南者因此得出“中国南强北弱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和“中国正式进入‘大南方时代’”的结论。 反对者则举出北方城市经济增速快（如前三季度西安增速居全国GDP50强城市第一），以及去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域在北京西城区等例证，证明北方GDP并未失守。这里要备注一下，西城区是中国一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的所在地，GDP当然非凡。 我是北方人，从读大学起至今的34年基本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又因在全国各地调研，对南北经济演化有切身感受。虽然改革开放后南方北方的经济都在进步，但比较而言，南方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越来越温暖、贴近，北方越来越寒冷、遥远，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1990年到广州工作，就听到各种关于南方北方的评价，如“南方会生孩子，北方会取名字”“南方找市场，北方找市长”“南方靠自己，北方靠组织”。后来听到了一些更细致的说法，如十几年前一位银行家根据全国各分支行的经营状况说，“上海高收益低风险，广东高收益高风险，东北低收益高风险，西北低收益低风险”，至于企业界，流传最多的一句是“投资不过山海关”。 我认同经济意义上的南方越来越暖，北方越来越冷，但我从不认为是人的禀赋和素质问题。我有很多生在北方的朋友，素质非常优秀。 2018年我去华晨宝马调研，当时有1.8万多名员工，98%是中国人，我采访的大东工厂厂长是一位本地女性，非常专业，英语流利，是宝马全球第一位女厂长，最初是从华晨集团过来的。华晨集团造车，也用宝马的发动机，只是比华晨宝马的发动机要晚一代两代，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差异很大。 一样的人，在不同机制的企业里，其价值迥然不同。 那次我还采访了华晨宝马总裁兼CEO魏岚德（Johann Wieland），他说沈阳市市长姜有为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市长之一，为宝马发展尽心尽力，比如在园区仅一次变电站就批建了3个，为未来预留空间。他有任何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姜市长都及时开协调会，一一督促解决。 所以山海关外，也有努力打造的好的投资环境。 北方的问题不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也不能说和人的因素毫不相干。 在我看来，更多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的那种信任、互惠性规范、契约精神等等。 也许有朋友觉得社会资本不太好理解，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北方提几条建议吧。 1、喝酒自愿，不劝酒。 2、尊重顾客，不强买强卖。 3、说话算数，合同要兑现。 4、当官的真心别搞“官本位”，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5、让投资者有安全感，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几条每一条背后都有故事可讲，在此省略。我希望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价值，很重要的是看在社会分工体系中，能否让对方（如顾客、合作者）感到舒服、安全、可靠。检验的标准是对方的感受。 社会资本并不复杂，它就是能够产生社会信任的软性资本。 前一段看到苹果公司在硅谷的米尔皮塔斯（Milpitas）租了近3万平方米仓库，据说要造车。这个城市我2001年去过，它是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奖获得者。 当时市长在介绍经验时说，一是要尽速满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就是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网上可以申请创办公司，圣诞节当天也可以申请； 其次是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政府机构。市长亲自回复给他的电子邮件，若不能兼顾也会转给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结果告诉他。电话也一样，一定接听，而且48小时内一定有答案。 第三是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米尔皮塔斯希望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广阔空间，大片草地，有让孩子嬉戏的公园，有好的治安和清洁的饮用水，接到报警后一定在4分钟内反应。 这是硅谷城市差不多20年前的经验。并不很特别，但是很贴心，完全站在顾客立场思考问题。 今年我到长三角几个城市调研，如苏州、宁波、湖州、嘉兴、无锡，都是社会资本发育良好的善治之地。善治包括善政，但不限于善政，还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互动、交往的良性可预期。我的直接感受是，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甚至想在那里扎一点根。 而北方一些地方，因为社会资本不足，让很多游客、投资者，包括离开北方的北方人有不好的体验，所以“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南方的温暖贴近，不是赢在单个人的素质强，是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制更可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更低。这里的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法人和单位。 接下来继续探讨的是，北方社会资本的发育不如南方，原因到底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前一段和欧洲专业咨询公司埃非索的中国总经理王利平先生交流。他住在苏州工业园区，上班在上海虹桥，常在全国出差。2012年前，像他这样在外企干到总监级以上、住苏州、到上海工作的高管估计至少有800-1000人，基本都由企业配专车和司机。 2012年、2013年前后，外企不再配车，改发补贴。这样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沪苏之间通勤。有的坐高铁，有的开车，有的打车（好处是点对点直接到位）。他出差多，经常要从上海的两个机场返回苏州。如果打滴滴或神州，大概要900-1000元。 王利平从2013年起至今一直享用苏州一位河南籍司机的服务，虹桥机场到苏州的家280元，浦东机场到苏州的家350元。这位司机把2012、2013年前后因外企不再配专车而自由的司机们组织起来（他原来也是其中一员），建了微信群，由他派工，把那些要从上海的机场回苏州的高管（靠口碑推荐越来越多）和司机进行匹配，他抽几十块钱佣金。司机们很专业，高管出差回来很累，所以他们不在车上说话，也没有一个司机要求加王利平的微信单线联系。 我和王利平对这一“共享经济”现象讨论了很久。最主要的成因是司机从苏州到上海后，返程时不空车，两三百块钱也很满意。另外，信任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乘客一直找某个师傅就好了（他不行也会帮助安排好别的司机），不用每次去想办法。司机的单次收入没有在机场漫天要价的拉客司机高，但稳定，且刚好是回程。拉客司机一次可能拉个高价，但没有熟客，天天都要拉新，会产生很多交易成本（如耗费时间和口舌），回程可能空车…… 最终，我又想到了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规模（scale），因为一开始就存在着800-1000名有潜在需求的高管，他们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社会网络），所以很容易形成基础性的市场需求，从而支持专业分工，让共享经济模式成立。 绕了这么远，想说的道理如下： 1、上海、苏州的经济、人口、人的流动提供了市场机会和市场规模。 2、一定的市场规模让分工有效，支持多方受益的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3、互信机制能降低交易成本，这种机制越持久，利益相关方越受益。 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什么？ 形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上海、苏州这样的地方因为开放得更早，与人相关的经济活动更活跃、更充分，创造出的机会就更多。在机会甘霖下，会产生许多活生生的，同时非常有效的自发经济和自由经济模式。 相比起来，北方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一个北方煤矿可能也有很大经济产出，但主要是靠机器和资本投入产生的，不需要很多人的交流、消费、出差、互动、跨界交互产生创意，等等。 所以北方社会资本发育的不充分，归根结底是北方在向国际化、市场化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南方先行一步的便利。光明网评论员的一句评论很准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区位所决定的开放便利度，是南方城市、特别是地处江河出海口三角洲地区的东南沿海城市能够更快挤进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势所在。 一步先，步步先。当开放带来了客户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市场交换意识等等（你不按规则和契约办，达不到客户要求，订单就不会给你，你就挣不到钱），而南方在培育这些意识时又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回报，就会激励他们把这些意识固化下来，变成社会资本…… 长此以往，信任效应、信任效益的正循环就形成了——机会和人越来越多向南方汇聚，汇聚产生互动，带来更多机会，机会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带来新的需要和新的机会——于是，在以顾客价值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良序中，人与人共振，共创，共享。 北方很多地方没有南方那么多机会，于是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就恨不得逮到一个什么机会就吃干榨尽，外来投资者来之前千好万好只要你来，来之后弄得你遍体鳞伤甚至死无完肤。表面看逮着了一个，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一个无辜的受伤者能让十个想来的朋友知难而退，实则是一笔亏大发了的买卖。 在朋友圈的讨论中，我说，北方的问题不是人不行，就像东北，是周边的国际环境受政治影响太大，不利于开放。而开放是过去几十年一个地方发展的金钥匙，开放接轨国际市场，订单驱动加工生产，迈出第一步，之后形成市场化、人口流入等等效应，持续强化。 投资家王维嘉回应说，哪里和发达国家地区交流贸易成本低、时间短，哪里就发达。“历史上，秦国发达是因为铁器战车马匹都是西亚产生，秦离西亚最近；北京发达是因为元代内蒙到哈萨克大草原就是欧亚大陆的高速公路；天津发达是因为水旱两路的交汇；满洲占中国85%的GDP是因为接近日本，山东在北方最好是接近韩国。而现在的东北周边靠近什么呢！天还是那么冷，人种还是那个人种，但邻居从发达变成落后了。同理，福建、浙江在改革开放前都是很穷的地方，但改革开放后抓住了‘四小龙’发达经济体等等带来的机会。”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引用过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的观点，他说：“东北和上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最严密的地方，为什么上海走出来了，东北没走出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东北应该跳开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地方，能够结合北极航线打造一个开放的地方，同时把大连、营口的门户做好。” 南方的兄弟姐妹们有很多长处，如务实勤奋，敢闯敢干，但不要忘了天时地利的机会的作用。如果不是先开放，先和市场对接，先搞民营经济，喝了头啖汤，形成了先发效应，单靠自己的才干和奋斗，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至少成绩不会这么突出。简单说，机会多，成事的可能性就大，信心产生信心，你就越来越有信心，要是机会少，总是失败挫折，怎么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断开拓呢？ 最后来讨论一下，未来北方会不会有机会？还是永远落在南方后面？ 我的答案是，北方有机会。 第一点，北方有多种经济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有要素成本优势，也有市场。无论是南方向北方投资、转移产能还是国际资本直接投资北方，北方是有投资价值的。 这两年我去过北方不少城市，如郑州、西安、青岛、济南、烟台、沈阳、鄂尔多斯，坦白说，我觉得这些地方的发展精气神、CBD风貌、标杆企业素质、政府主官格局，并不亚于南方很多城市。互联网的普及，让北方年轻人的视野和知识也不比南方年轻人差到那里，他们有些特长南方还难以企及。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在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双循环”背景下，北方有机会成为开放高地。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利好东北和山东；“一带一路”贸易往来利好西安，中欧班列“长安号”今年1至11月的开行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8倍，其中欧洲方向就开行了2510列；郑州不沿边不靠海，但“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让河南这一内陆大省的开放之路也越走越宽，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的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22%，在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一，其中国际地区同比增长49.4%…… 可以预见，凭借资源、腹地等优势，加上交通进一步改善，一旦和开放对接，北方一些城市的增长潜力将极大地爆发出来。机会增加了，北方整体社会资本的增益也会水到渠成。 第三点，最最重要的，北方的社会资本可能已经在悄悄崛起，只是因为大的南北差距被忽略了。 举一个例子。 辽宁阜新市有个彰武县，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是典型的风积沙（砂）。多年前这里的沙化面积占辽宁省沙化面积的25%，按7级至8级风速测算，沙尘仅需1个多小时就可抵达沈阳。所以彰武过去花了很大力气建设防护林，成功固定了6座万亩流动沙丘，保护了百万亩良田，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但光靠农业很难富裕起来，彰武的工业非常薄弱，GDP占比不到10%，一直找不到出路。几年前，彰武深刻意识到“沙可以是害，也可以是宝”，因为全国限采禁采湖砂、海砂，风积砂不在此列，而风积砂中的硅砂是生产各类优质砂及相变砂、覆膜砂等铸造用砂的最佳材料，于是彰武县走上了发展硅砂产业的道路，委托大连工业大学编制了沙产业发展规划，委托中铸协专家编制了“铸造硅砂及铸造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年-2025年）”，并连续四年举办中国铸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叫响了“中国砂都”的品牌。 彰武建了两个产业园，用自身的砂矿资源吸引投资者投资，产出原辅料，再找铸件企业入住。目前彰武的硅砂产品已占国内铸造用砂市场10%以上，是华晨宝马、奇瑞、潍柴等企业发动机壳体铸造专用供应砂。 过去因沙受害，今天变废为宝。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关键是政府、企业家、科研学术机构、社会上上下下的多种力量聚合到一个方向上，把路找对，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和生态。 我在北方的调研很少，但我有很多北方朋友，他们会告诉我北方的故事，让我发现，给我启发和信心。 问题讨论完之后，做一个小结。 中国经济存在南北差距，南方相对越来越暖，北方相对越来越冷，这是客观事实。 但这不是因为人的素质本身的问题。本质上，是开放序列的差异，以及与国际市场连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机会的差异，进而带来了社会资本发育水平的差异。 由于差异是长期形成的，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失。 就像我在合肥调研时发现，合肥今天在“芯屏器合”方面的突破，是因为早在15年前孙金龙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注重制造立市，并且抓住了当时沿海制造业基于成本和市场因素向内地转移的机会，打下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像美的、格力都是在2005年前后大举投资合肥的，它们还带动了上下游的投资。 我们总是喜欢发射火箭般的成功，但一个地方的发展其实是系统工程，即使给人突然爆发的感觉，追根溯源，都是需要扎实的根基的。 不过，差距不可能迅速缩短，并不等于不能缩短。 既然看到了社会资本是发展的关键，而社会资本和开放带来的机会高度相关，北方就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开放（尤其是国外企业和国内先进企业），一手从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的角度，抓营商环境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服务意识建设。每个市民都是投资环境的营造者，更不用说握有权力的官员了。有些投资者，可能就是因为一次小小的伤害就离开了，永远不来了。 通过开放，把好的投资标杆和知识标杆引进来，立在眼前，其价值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外溢出来，提升本地的文明素质以及对know-how的掌握。这些无形资产不计入城市的资产负债表，但至关重要。 我在南方，我深受南方社会资本的温暖。同时，作为出生在黄河边的孩子，我的内心会永远祝愿北方。
安华企管的临时退出，让皖通科技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的盟军阵营遭受损失。与此同时，世纪金源系股东西藏景源来势汹汹，通过不断增持，目前已单方面持有皖通科技13.73%的股份，恰与南方银谷持平。 一方面，外界质疑西藏景源存在隐形的盟军；另一方面，安华企管的离去，导致南方银谷方面（联合易增辉）的持股比例降至17.21%，令皖通科技未来控制权的争夺更加迷雾重重。 第一大股东 盟友关系提前解除 近日，皖通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华企管签署《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从公告内容来看，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时隔不到七个月，就于2020年12月3日提前解除。 回顾双方的联手，南方银谷和安华企管于2020年5月8日签署《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安华企管将其持有的皖通科技1652万股，合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4.01%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南方银谷行使，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18个月。 对于“同盟军”的提前撤退，南方银谷方面人士对记者表示：“这场股权之争时间比较久，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果，所以双方解除了这个协议，这是公司一个正常的行为。” 资料显示，安华企管唯一的有限合伙人为蚌埠经开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99.8%，其实控人为蚌埠市国资委；普通合伙人为自然人刘宇恒，曾任皖通科技高级副总裁。安华企管于2020年4月21日刚刚成立，在4月24日至5月8日期间火速增持皖通科技，持有16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1%。后续为支持南方银谷夺权，安华企管又进行了增持，最终持有皖通科技1974.72万股，持股比例为4.79%。 南方银谷与安华企管结盟，主要是为了稳固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彼时，南方银谷虽是皖通科技控股股东，但上市公司董事会被世纪金源系董事控制，周发展（南方银谷实控人）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于今年3月4日的董事会上被罢免。 与此同时，有世纪金源背景的股东西藏景源开始不断增持，对南方银谷控制皖通科技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南方银谷顺理成章地与安华企管走到了一起，并向皖通科技董事会提请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要求罢免世纪金源系董事，重新进行选举。但事与愿违，临时股东大会不仅未能提前召开，周发展还被世纪金源系董事踢出了董事会，南方银谷最终饮恨6月24日的年度股东大会。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南方银谷、易增辉、安华企管三方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皖通科技股份9049.1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96%。本次权益变动后，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易增辉持有公司股份7093.69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21%。 一位接近上市公司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安华企管是由蚌埠市国资委控制的基金，临近年底，大概是出于国资保值增值的需要，选择了提前撤退。“照目前情形看，国资企业不太可能长时间为皖通科技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背书。” 记者注意到，安华企管增持皖通科技股票的成本约在11元/股左右，以12月3日收盘价12.91元/股计算，该笔投资账面浮盈3155万元。据上述业内人士透露，此前双方结成一致行动关系，使得安华企管无法自由减持。关系解除后，由于安华企管持股比例未超过5%，不属于重要股东，则可以自由减持套现。 两股东 对战董事会步步惊心 记者注意到，作为此次争夺皖通科技控制权的两个主角，南方银谷和西藏景源经过多次增持后，现直接持股比例已基本一致，皖通科技的股权争斗在不断升级中日渐胶着。 回顾双方股权之争，南方银谷通过参与皖通科技定向增发的方式认购2401.32万股股份，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5.82%。 紧接着，皖通科技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等三人将合计持有的约2060万股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南方银谷，委托期限18个月，双方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这使得南方银谷合计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占比达10.83%，成为皖通科技控股股东，周发展成为上市公司实控人。 原本以为，皖通科技将因此迎来“二次创业”，孰料却成为股东内斗的开始。 今年3月4日，周发展董事长一职被皖通科技董事会罢免，理由是：其在任期间，未能清晰规划公司战略发展路径，不能胜任公司董事长职务。3月11日，公司又火速召开董事会，选举廖凯为新任董事长，此前廖凯的职务为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 随着周发展与廖凯、甄峰、李臻等人矛盾的公开化，皖通科技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与世纪金源系股东西藏景源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开始逐步升级。资料显示，西藏景源的股东为世纪金源股东黄涛、黄世荧。 先是南方银谷联合安华企管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世纪金源系董事，同时选举新的董事。但该提议最终未能实现。后来，在6月24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周发展又被剥夺了董事身份，南方银谷彻底无缘上市公司董事会。 8月10日，皖通科技曝出原董事长周发展涉嫌职务侵占，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决定立案，公司已收到《立案告知书》。9月2日，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认为周发展无职务侵占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最终，投资者虚惊一场。 南方银谷虽然暂时失势，但随时在寻找反击机会。9月14日，南方银谷与关键少数股东易增辉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加上自然人股东王晟（持有皖通科技8.49%股份）的参与，在9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三方“合力”将陈翔炜挡在了皖通科技的董事会门外。资料显示，陈翔炜与世纪金源颇有渊源。 随后，南方银谷乘胜追击，迅速联合易增辉，向皖通科技董事会提请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要求罢免李臻、廖凯、王辉、甄峰等4名世纪金源系董事，但被董事会否决。后来，该提请意外获得公司监事会通过，却随后又被取消。 截至目前，皖通科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能否再度召开仍是悬念。但南方银谷方面对记者表示，公司已向监管部门投诉，上市公司无权单方面取消股东大会的召开，这种行为损害了股东权益。 西藏景源持股 直逼第一大股东 记者注意到，两大股东围绕皖通科技控制权和董事会进行争夺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充持股比例。西藏景源方面，今年以来通过二级市场不断增持，所持股份比例迅速增加，而南方银谷则选择“结盟”来增加弹药。 周发展的董事长一职于3月4日被罢免后，西藏景源就在3月9日增持60.69万股，增持后持股比例首次突破5%。此后，西藏景源就开启了二级市场“买买买”的模式。最新公告显示，截至11月18日，西藏景源的持股数量为5656.88万股，持股比例达13.73%，仅比南方银谷持股数量相差2.42万股。 “这是一种巧合吧？西藏景源一直在不断增持股份，近期二级市场成交量也比较大。”南方银谷方面人士对记者表示。 皖通科技的股权争斗将去向何处，恐怕还需等待下一次股东大会方见分晓。
皖通科技10月9日盘后公告称，公司10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易增辉及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提请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涉及皖通科技子公司赛英科技创始人易增辉提起罢免李臻等四位董事的内容。最终，该议案以1票同意、7票反对而未能通过。李臻否认易增辉所提的罢免理由，称易增辉存在毁约行为，其持股存在被公司追索注销的可能。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皖通科技新进自然人股东王晟通过公司回复深交所函件首度发声，根据相关表述，其似乎倾向于南方银谷和易增辉的阵营。若控制权争夺再起，南方银谷阵营和西藏景源阵营大概率将上演“抢筹大戏”。 易增辉提起罢免事项 易增辉联合皖通科技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南方银谷”），作为合计持有皖通科技10%以上股份的股东，提请于10月15日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罢免李臻、廖凯、王辉、甄峰董事职务在内的四项议案。 对于罢免事项缘由，易增辉在近期公司回复交易所函件中有所表示。“现皖通科技董事会董事结构极其不合理，董事会事实上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大股东、经营者没有任何话语权。”易增辉认为，这些董事们都不具备管理科技型企业的经验，没有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意识，不正面与公司原经营管理者沟通，未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司经营上，造成今年皖通科技业绩大幅下滑，经营管理团队人才流失。 易增辉建议，皖通科技董事会应做重大调整，应有懂经营管理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参与董事会，代表经营管理者和中小股东利益，形成有资本方和经营管理者方董事组成的互相监督的董事会。 面对董事会表决结果，易增辉表示，鉴于目前董事会格局，议案被否早有预期，但其仍会坚持推进罢免事项。 李臻否认相关指控 公告显示，包括李臻在内的四位董事成员均称不存在违反公司董事行为规范的问题，也不存在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 李臻表示，赛英科技目前存在重大失控风险。这严重违反了公司相关规定，也是对易增辉等人与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公然毁约，公司将不排除根据法律规定追究相关违约方的责任，易增辉的股份存在被公司追索注销的可能，其股东身份存疑。 李臻还称，易增辉要求罢免公司现任5名非独立董事中的4名，易增辉上述与他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及试图对董事会进行重大调整的行为，已涉嫌违反了其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易增辉的“盟友”南方银谷也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行为，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中，2020年5月8日，南方银谷及周发展签署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但经查询，2020年8月26日成立的、南方银谷持股60%的安徽银谷科技有限公司，其营业范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高度重合。另外，陕西银谷在2020年6月18日成立了陕西丝路易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业务与公司控股子公司行云天下经营业务高度重合。 “在公司前董事长、南方银谷实控人周发展的主导下，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成立了控股子公司陕西皖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陕西皖通’），用以承接皖通科技陕西分公司的原有业务，其股权比例为皖通科技70%，黎川30%。其中，黎川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可知，黎川还是陕西丝路银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陕西银谷’）的法定代表人和持股30%的股东，而南方银谷为陕西银谷持股70%的控股股东。”李臻指出，根据《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经营情况报告》，“陕西OBU（车载电子标签）项目销售合同金额10112万元”。由陕西各大银行承销的OBU项目系皖通科技及子公司的重大商业机会，皖通科技及子公司在既往合作、技术、人员等各方面均有明显优势。而2019年8月刚刚增加营业范围的陕西银谷，在短短几个月内获得大量巨额订单，其高度怀疑该订单来源的正当性。 不过，接近南方银谷的人士黄林（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南方银谷陕西子公司做的是ToC业务，涉及车内终端；而皖通科技从事的是ToB业务，主要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杆子、基础工程、软件等。两家公司业务没有关系。 或成两大阵营对垒 今年3月以来，皖通科技内部围绕控制权爆发“宫斗”，南方银谷在与西藏景源为代表的相关股东交锋中败下阵来。随着自然人股东王晟的入局，易增辉与南方银谷结盟，皖通科技控制权争夺局面进入新的阶段。 变局来自于神秘自然人股东的加入。9月9日，王晟与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等三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将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协议转让给王晟。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王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497.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9%。王晟在9月份皖通科技临时股东大会上对西藏景源方面提名的董事候选人陈翔炜投下反对票。 皖通科技9月25日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中披露了王晟投反对票的理由。王晟表示，西藏景源实控人为持有境外永久居留权人士，皖通科技核心业务板块包含军工、卫星和雷达等涉密敏感业务，持有境外永久居留权人士的委派代表担任此董事不妥；尽管西藏景源没有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公告一致行动人关系，但他怀疑其和部分自然人股东存在一致行动人嫌疑，不希望其委派的人员担任董事进一步控制公司。 根据王晟的上述表述，其似乎倾向于南方银谷和易增辉的阵营。结合皖通科技前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果，若获得王晟方面的支持，原本落入被动局面的南方银谷阵营将领先西藏景源阵营。 长期跟踪皖通科技的人士白军（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两大阵营合计持股已经接近60%，双方为了争夺控制权预计会不断抢筹，但难点在于留给双方可买的筹码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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