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之后，10月10日，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自今日（10月12日）起正式执行。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跌破6.75关口。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日继续大涨670点，报6.7126。中间价此番升值为2019年4月23日以来最高，同时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图源 / 中国货币网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在整个三季度走出了十年来最强的单季走势。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之际，央行此次出手释放了哪些信号？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 10月10日晚间，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2015年“8.11”之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此后央行多次跟随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风险准备金率的具体水平。 央行曾解释称，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而计提风险准备。为满足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的要求，银行会调整资产负债管理，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 一般而言，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8月，央行又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此次是两年多后，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再次恢复至0。 央行此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具有怎样的信号意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接受CF40研究部采访表示，“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一种逆周期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央行感受到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压力，并试图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中间价上调或为补涨需求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低，双双跌破6.75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以6.7268开盘后，跌穿6.73关口，16时30分收盘报6.7358，较上一交易日跌223个基点。而在进入夜盘交易时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进一步走低，跌穿6.75关口，最低报6.7552，较前一交易日贬值超过40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6.71、6.72、6.73、6.74和6.75关口，最低贬值至6.7556，较前一交易日6.6907的收盘价贬值超过600个基点。 市场方面普遍倾向于认为，短期看，央行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举措的情绪影响必然存在，人民币汇率短期或走弱，但当下人民币汇率本身仍以波动弹性为主。 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大涨670点，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如何看待这种市场反应？ 张斌表示，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有很大差异，监管当局发挥的影响也很不同。总体来看，海外市场对基本面反映更敏感一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对此现象表示，“即使中间价于今日大幅跃升，从汇率的走势看还是相对平稳的，中间价今日一次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前期市场升值情绪的释放。” 在他看来，因为中间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隔了周末之后，10月12日中间价在开盘后实现了一个补涨，基本符合假期后市场价格走势。一方面延续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走强趋势，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相对吸引力的动态变化。 经济基本面表现决定未来汇率走势 实际上，受美元走弱和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影响，今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在持续升值。6月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幅已高达近6%。 此时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会有些影响，但不会改变太多。”张斌对此表示，此次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经济基本面推动，是在当前弹性汇率制度下的人民币升值。接下来人民币还会不会继续升值，主要也是看接下来经济基本面的表现。如果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一直都不错，会支持人民币进一步走强。 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自身具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态势，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比较稳定，国内资金也更愿意留在国内，人民币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人民币由此形成强势货币。反过来，如果预期趋弱，国内经济不好，企业找不到投资渠道，钱就更容易流出，人民币趋于弱势。 谈及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张斌分析指出，“这个要看接下来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走势对比，还要看市场情绪。” 他表示，有时候这两者很难完全分开，需要关注过度运用杠杆投机汇率变动收益的行为。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对资本流动的监管需要更细致，近期内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调子也不易放得太高。 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说，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 张斌分析认为，升值的影响很广泛，总体来看市场基本面主导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发挥的是自动稳定器作用，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有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防范单边升值预期的最好方式是浮动汇率 总的来看，此时将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到0，体现出央行希望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而非形成明显的单边升值或贬值的市场预期。 有市场机构指出，如果外汇市场形成单边预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越美元指数的大幅升值，央行可能采用其他工具继续干预，例如调整逆周期因子、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等。 但在张斌看来，防范外汇市场形成单边升值预期，最好的方式就是浮动汇率，因为汇率的弹性本身就会消除这些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预期。 “但是，有很多人担心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过度的升值，我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可以给汇率波动留下较大的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空间。”张斌称，由此来看，央行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不要干预外汇市场。 此前张斌曾对此问题强调，“如果央行对人民币波动幅度容忍度太低，急于干预外汇市场，那就糟糕了。一旦干预，升值压力不能得到释放，可能就会像过去那样，形成单边人民币升值预期。这样，干预压力越来越大，央行越干预越被动，货币政策也被绑架，这方面我们过去有深刻教训。”
10月9日，国庆中秋双节长假过后第一个交易日，境内（也称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走高，一日之内连续升破6.80和6.70比1，最多拉升了一毛多钱、上千个基点。当日，境内人民币汇率交易价和收盘价（指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均创了一年半多来的新高。 境内长假期间，由于全球疫情、美国选情及地缘政治因素多空交织，美元指数有涨有跌，总体保持基本稳定，10月初至8日累计微跌0.3%。故节后人民币汇率上涨，更多是假期离岸人民币汇率大涨，在岸市场的补涨行情。 10月8日，离岸人民币汇率（CNH）收盘价为6.7388，较9月30日离岸收盘价升值458个基点（约合4分多钱），较在岸收盘价升值719个基点（约合七分多钱）。10月5日至8日，离岸市场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由贬值转为持续1%以上的升值预期。长假过后，在岸人民币汇率补涨乃预料之中。同时，这种自然实验的结果显示，若汇率当升未升，很可能会积累升值预期。 自5月底创下十二年新低以来，境内人民币汇率震荡走高，四个多月时间，中间价和收盘价累计升值了5%~6%，但仍不及2017年初至2018年3月底（中美贸易摩擦全面暴发前夕）为时十五个月，累计升值约10%的水平。而且，本轮的高点较2018年3月27日的最高成交价还低了约7%。可见，本轮升值并非“8.11”汇改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升幅最大的。 从实体经济看，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显示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从金融部门看，民间对外净负债保持基本稳定，既未重新加杠杆，也未继续去杠杆，资本流动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偏中性。在此背景下，随着汇率突破重要心理关口，人民币汇率走势大开大合将成为新常态。如前期，在9月18日创下年内新高后，境内人民币汇率即出现了一波快速调整。到9月底，中间价和收盘价各回调了约0.8%。但节后首个交易日，中间价就收复了大部分失地，收盘价则创了年内新高。 从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看，首日汇率大涨之后，隐含的汇率升值预期仍在1%以上，这意味着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有可能惯性冲高。然而，从陆股通交易看，节前8个交易日持续净卖出，10月9日才出现了112亿元人民币的净买入，表明当日人民币汇率拉升恐非外资节前有预谋的行动。再者，当日境内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交易成交额为268亿美元，较上月日均成交额减少10%，也显示在岸市场并未因人民币汇率暴涨出现交易异常。北上资金净流入和市场升值预期的可持续性，需要密切关注。 未来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影响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的因素将同时存在。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可以找出一大堆升值的理由；反之，也可以找出一大推贬值的依据。根据有效市场假说，这些信息都会在反映在外汇交易的定价中。只不过，有时是升值因素占上风，有时是贬值因素占主导，导致市场汇率呈现非线性随机游走的多重均衡特征。如果简单线性外推，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同时，汇率稳定不等于固定，升贬值因素共存，也导致汇率涨多了会跌，跌多了会涨，呈现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短期看，需要关注复苏利好兑现、外汇政策调整、海外疫情反弹、美国选情意外、金融市场变盘等因素，可能触发的市场情绪波动、人民币汇率回调。 外汇交易并非大多数企业的专业。企业与其去猜是否存在所谓“汇率新周期”，还不如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建立财务纪律，减少货币错配，运用适当的工具和方法管好汇率风险，以集中精力做好主业。本轮升值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指数上涨约2%，远小于同期双边汇率的涨幅，故本轮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财务影响远大于竞争力冲击，这是又一次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日前，央行决定拟自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至零。这有助于降低外汇衍生品交易成本，便利企业汇率避险操作。 本文原发于《经济参考报》
目前中国的外汇净资产敞口较大，未来有必要合理安排和有序管理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从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局考虑，未来应更多地鼓励和加大国内投资的力度，更好地促进内需和供给的发展和匹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疫情爆发以来，美元由升到贬，人民币汇率则呈现相反的走势。当前美元进入了贬值周期了吗？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了吗？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之下，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流动管理应如何进行？等等问题市场十分关注。 1、美元指数尚未明确进入贬值周期 当前，美国正陷入生命健康危机、种族冲突危机和党派政治危机等三重危机的泥潭中，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近日美联储议息会议也表态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保持零利率至2023年。疫情冲击使得本已“入不敷出”的美国财政压力骤升，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联邦政府2020财年财政赤字将高达3.3万亿美元。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市场对美元走弱形成了较为强烈的预期，一些人士甚至认为美元可能已经开启了弱势周期。然而，美元走强或走弱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自身，还要比较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运行情况。从美元周期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美元已经露出疲软之势，特别在短期内走弱是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就确定其已经进入较长的弱势周期，可能为时尚早。 1971年以来，美元指数大致经历了三轮大的贬值周期：1971-1980年、1985-1995年、2001-2011年；贬值之后相应的是反弹而形成三轮升值周期：1980-1985年、1995-2001年，2011年2016年底。总体来看，美元指数是“熊长牛短”，升值周期约为6年，而贬值周期则约为10年。之后，美元指数进入平稳期。2017年至2018年初，受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缓和及股市暴跌后避险情绪影响，美元指数由103下降至89附近，之后指数则有所回升，所以并不能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贬值周期。而本轮美元走弱始于3月美国新冠疫情爆发，美元指数由102.68下跌至近期的93，其跌幅尚未超过2017年至2018年，所以还不能断定已经形成了弱势周期，不能排除美元汇率仍在区间震荡的可能性。 从美元指数的构成来看，目前其篮子权重货币为欧元（57.6%）、日元（13.6%）、英镑（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等6种货币。不难看出，欧元的走势对美元指数影响最大。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指数是否走入弱势周期，还需要对比和判断美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走势。进入三季度后，美国和欧洲的疫情蔓延都有所缓解，卫生防疫、救济、财政和货币等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经济循环似乎进入了复苏阶段。但相对而言，欧洲较美国恢复得似乎更好一点。在疫情发展、种族冲突和党派纷争等三重危机的压力下，当前美国经济正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相比较之下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货币则可能稍强，从而增加美元贬值的压力。2020年11月美国即将举行的十分诡异的大选将带来更加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虽然当前状况尚不足以判断美元已经进入趋势性弱周期，未来一个阶段仍有可能阶段性地区间大幅震荡，但长期趋势走弱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2、美元走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各项数据综合来看是好于预期。尤其是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同时拉动制造业生产快速回升，成为2020年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如果美元真的走上弱势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大幅升值，中国的出口半年后必然会受到影响。历史的经验可以为证。2005年中至2008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8%，出口增速由2005年8月的33.2%高位下降至2008年2月的最低水平6.34%；2010年中至2014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0%，出口则由2010年中接近40%的增速一路下滑至最低2012年1月的-0.55%，此后负增长时有出现；而2015年中至201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达13%左右，出口降幅由2016年2月的-27.96收窄至2016年11月的-1.54%；2015年底至2017年底，出口则出现了大幅回升。 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中国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较为薄弱。据有关部门调查，只有不到20%的企业能主动规避汇率风险，有的企业甚至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极少数的企业采用了金融机构提供的衍生产品来锁定汇率风险。迄今为止，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降至1.5%左右，但出口产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依然不小。2020年二季度末，我国出口占GDP的累计占比仍达16.89%。中国早已就不追求顺差，但仍需要关注出口对就业以及消费的影响。目前仍有约1亿以上劳动力在出口相关的部门就业。在美元走弱周期下，人民币如果出现持续较大幅度升值会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及其之后的平稳运行带来不利影响。疫情发展以来中国出口表现良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出口能力较强，同时也由于各国供给能力受挫，明显跟不上需求。一旦各国供给能力改善，就会对中国出口带来竞争和压力。因此对于中国未来出口的走势不宜过于乐观。 如果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加上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的溢出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表现良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国际资本会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从而会增加货币投放的压力，对国内物价上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被货币政策的针对性调节抵消掉。美元泛滥和零利率水平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产生推升作用，而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和各类大宗商品进口的大国，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必然会传导到中下游产品的价格上，增加物价上涨压力，推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2020年上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来了国内物价水平的明显回落，即是个反面例证。未来一个时期，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可轻视。 图1：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出口增长 资料来源：Wind，植信投资研究院、 3、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可能继续保持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收支发生明显变化。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货币贸易顺差由一季度的283亿美元快速上升至最高5月单月的696亿美元，截止七月，货物贸易顺差累计值为2516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则大幅减少，由2019年和今年年初的平均单月逆差200亿美元，收窄为当前的单月逆差100亿美元左右。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证券投资资金流入速度加快，而直接投资则基本平衡，资本账户呈现小幅顺差。伴随着未来几个月从美国进口明显加快，货物贸易顺差将会有所收窄，服务贸易则变化不大，经常账户顺差会有所减少，国际收支整体上将呈现双顺差格局。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仍将继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可能有所减少，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则相对可控。得益于工业门类齐全和制造能力强大，2020年我国出口弥补了全球供给能力的不足，出口出现了超预期增长。但疫情一旦缓解，全球供给能力恢复，我国出口就会面临新的竞争。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已经开始了一波升值，至十月初升值幅度已超过6%。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人民币较大幅度的升值必然会给出口企业来带压力，一般会在二至三个季度后，即可能在明年年中后呈现出这种压力。从有关官员近期的表态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将如期执行。第一阶段协定执行后，尽管中方顺差会有所减少，但较大的对美顺差会依然存在。因此美国很有可能于2021年某个时候发起第二轮贸易谈判，进一步施压中国，寻求所谓“对等”。其目的是进一步削减中方的贸易顺差，实质是更多购买美国的资源和商品。综合研判，2021年后，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将会有所收敛，服务贸易逆差可能有所增加，经常账户顺差总体上可能会减少。伴随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和金融市场扩大开放，2021年资本流入将会加快，从而可能增加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由于境内仍有较大的资本流出需求，目前执行的政策是2016年延续下来的“宽进严出”举措，为此调控方面处在较为主动的态势，具有良好的调节空间，未来资本和金融账户有能力保持基本平衡。十四五规划的前期，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可能依然存在，而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两大账户的顺差规模会在一定程度上“此消彼涨”。 图2：近五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Wind，植信投资研究院 4、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条件并不成熟 人民币是否进入升值周期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在复苏后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顺差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将使资本和金融账户也将呈现顺差状态，总体上国际收支将保持双顺差，中国自身的因素将是人民币升值的动力。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步伐缓慢，加上种族冲突和党派纷争，短期内运行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美元虽然有所走稳，但在大选前后仍有变数。尤其是美元周期性变化还需要观察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发展变化。由于欧元和日元在美元指数中占的比重超过70%，美元与这些货币之间的汇率主导了美元指数的走势。美国与欧盟、日本经济的相对强弱就成为美元指数变化的首要影响因素。受疫情影响，欧盟和日本经济比较疲软，但美国不见得有更好的表现，美国的不确定性依然不少。因此当下不能确定美元已经走出十分明确的贬值周期，如此人民币也就很难真正迎来升值周期。 2020年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波动中基本稳定，而人民币名义汇率在一轮贬值后又明显回升，波动幅度较大。但事实上，人民币名义汇率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大大小于欧元等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前者升值5%多一些，后者则升值10%以上，其中主要原因是市场受到了不小的心理预期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美国持续不断地打压中资企业，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从而给市场投资者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按中国经济基本面看，经济复苏强劲，出口增长并明显超出预期，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加，则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应大于欧元等货币才对。鉴于美国打压中国的态势未来不会轻易改变，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人民币不大可能呈现趋势性大幅升值，而在区间内双向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较大，其状态可能类似于2018-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中美经济的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差异，为未来一个时期美元进入贬值周期和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提供了重要条件，但这种局面的真正形成还需要其他相关条件的配合，目前看后者并不完全具备。 5、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和非对称资本流动管理 2015年以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要的是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了“收盘汇率+一揽子货币汇率+逆周期因子”的定价机制，之后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合中间价机制改革完善举措，包括资本流动、交易成本、离岸市场和市场预期管理等一系列适应性和配套性机制改革和政策完善。从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五年来保持基本稳定、阶段性双向波动、弹性明显增大，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从2015-2016年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形成的相互促进的反馈循环，到2017-2020年在外部强烈冲击下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有序双向波动、弹性增大、资本流动基本平衡，表明人民币汇率机制及其相关管理具有良好的合理性。 当前，货币当局常态化市场干预已基本退出，汇率市场化程度已得到大幅提升，离岸市场的变化对于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逐步增大。由于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恶化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外汇市场上顺周期行为和“羊群效应”明显，非理性市场预期抬头，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调节汇率机制和市场供求关系，增加投机性交易成本，维护货币金融市场稳定是十分有必要的。政策干预应努力驾驭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市场的基本因素，促进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弹性增加中保持基本稳定。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并非是人民币汇率实现完全自由浮动的最佳时机。未来5~10年外部挑战和严峻环境将持续存在，而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构建又正处在关键阶段，我国有必要在相关经济领域保持政策和管理的主动性和可控性，而汇率政策毫无疑问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该看到，当前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相关和配套的基础和条件尚欠完备。利率市场化正处在攻坚阶段，最终完成仍需假以时日，而汇率市场化与利率市场化通常是协同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可兑换的关键项目仍有一定管制，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宏观审慎管理仍有存在的必要。在市场真实需求释放欠充分条件下，强调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又有多大意义呢？难道此时的汇率能完全真实地反应市场需求吗？在汇率中间价波幅已经明显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汇率完全的自由浮动又有多大的必要性呢？尤其是目前国内企业普遍缺失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可能难以承受汇率完全的自由浮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应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步扩大汇率弹性，与其他相关改革开放举措同步协调推进，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实现汇率自由浮动目标。考虑到汇率的大幅震荡和资本大规模的外逃是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重要现实风险，在国际变局之下有关政策应更加审慎，否则这一领域就有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软肋。 在保持现有外资流入水平的基础上，增加资本流出当然能减缓顺差的增大。当前，我国对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正在逐步放开，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允许其资本流进流出更加便利。未来为了顺应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进一步提升企业部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程度，允许企业部门在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或者说基本满足企业部门的用汇、跨境借贷和投资的需求，基本实现企业部门的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但在居民部门方面，因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非理性用汇需求，一个时期以来资本非理性地流出现象较为严重；且居民部门可投资资产2020年已突破200万亿，其中即使是5%有对外流出需求也是难以承受的货币兑换压力。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对居民部门资本流出和货币兑换仍有必要保持严格的管理。 当前逆全球化过程正在展开，跨国投资必然会遭遇比过去多的沟壑和风险；国际金融大环境笼罩在美国金融制裁的阴霾中，中国境外资产所面临的多类复杂的风险时隐时现。目前中国的外汇净资产敞口较大，未来有必要合理安排和有序管理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从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局考虑，未来应更多地鼓励和加大国内投资的力度，更好地促进内需和供给的发展和匹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积极理性地应对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 鉴于未来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及国际收支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乃至消费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未来有必要采取相关政策积极加以应对。 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策略基调。从维护实体经济平稳运行考虑，应充分认清人民币过度升值的危害性，确立清晰的政策导向。而不应该从非实体经济需求出发考量，鼓励或纵容汇率出现大幅度升值。保留合适的升值空间有助于在未来中美相关谈判中处在较为主动的态势。 二是采取积极举措促进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在出口保持增长的同时，促进进口增速加快；在进一步扩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开放的同时，逐步扩大对外金融投资和证券投资，不追求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审慎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内兑换，在适当放松企业部门资本流出的同时，仍应保持居民部门“严出”的监管政策基调。 三是允许汇率阶段性较大幅度地双向波动，类似于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出现过的状态，避免汇率出现趋势性的单边走势，通过汇率波动和弹性加大来减缓外部政策溢出效应的冲击和压力。不到迫不得已时，货币当局不应开展外汇市场干预。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为便利的服务为企业提供外汇衍生工具，帮助企业锁定汇率风险。同时从政策上鼓励、支持和推动企业加大力度、广泛采用衍生品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 五是通过完善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中资银行全球体系、离岸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和范围，持续减少经济体外汇风险的暴露比例，降低汇率风险。 六是加强政策沟通和政策信息透明度，帮助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进一步完善监测市场预期的指标体系，及时引导非理性预期，消除“噪音”，帮助市场主体理性判断外汇市场趋势。
来源丨中国人民银行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
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10日宣布，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人民银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什么是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这项被业内人士视为外汇市场“自动稳定器”的工具，本质上是一种价格手段，即通过影响汇率远期价格，调节远期购汇行为。一般来说，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属于逆周期调节工具，通过调整，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或贬值，实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双向波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加大，总体呈现由贬转升的走势，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显著，此时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0，一方面有助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银行降低远期售汇成本，增加企业对此产品需求，以更好地利用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调低远期售汇业务的风险准备金率是为了减少对远期外汇行为的约束，或者说是增加外汇市场的需求。“这显然是央行根据当前的外汇市场形势作出的决定，即在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的情况下，放松对远期购汇行为的限制，目的还是希望由外汇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 举例来看，原先准备金率为20%时，假设某银行要做100万美元的远期售汇业务，需要计提20万美元的外汇风险准备金，这笔资金将以零利息在人民银行存放一年。此种情况下，银行会把损失的利息，转嫁为做远期售汇业务的成本，最终将由与银行签订远期合约的客户承担，客户远期购汇的积极性就会因此下降。而准备金率降至0后，对于有实际贸易需求的企业来说，将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购汇。 实际上，这并不是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第一次调整。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受贸易摩擦和国际汇市变化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波动的迹象，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央行决定自2018年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2018年8月至今年8月，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售汇余额减少1137亿美元，未到期远期结汇增加163亿美元，去年8月起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差额由净购汇转为净结汇。如果重新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至0，有助于释放远期购汇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外汇供求平衡。(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在岸人民币汇率暴拉逾千点 10月9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飙升逾1000点，夜盘最高升破6.70关口，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如期飙升，主要受益于假期期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上涨，使得在岸与离岸的汇差高达600余点。 不过，10月9日的强势行情依然有超出预期的部分。当天不仅在岸汇率出现补涨，离岸汇率延续强势上涨行情，一度升破6.69关口，最高触及6.6862。截至10月9日16：30，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报6.7135，较上一个交易日官方收盘价上涨971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内涨超300点，达到6.70关口附近。 人民币汇率自6月以来的一波凌厉涨势目前涨幅已近6%，市场更为关注的是后市将如何演变。不少分析认为，进入四季度，由于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的关键阶段，美元指数的波动性会增加，相应的，人民币汇率也会在短期内出现调整。(孙璐璐)
摘要：盛松成指出，我国目前汇率制度基本适合当前国内外局势，并不需要在根本上做大的变动。这并不是说汇率制度不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如果要改成完全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要在短期内完成改革是不现实的。未来我国资本流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要特别关注短期资金的流入和人民币升值过快对国内金融以及经济稳定产生的影响。 盛松成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况的汇率制度；三是目前应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增值。<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的干预。大家知道，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是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的，这一次会议改革确定了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二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16年3月17日，这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每日的波动幅度由±1%扩大到±2%，这个扩大的浮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每天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日波动幅度是±2%。 第三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15年8月11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811汇改”，这一次汇改最主要的是确定了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就是等于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一揽子货币汇率变动。那么，这实际上是给商业银行参考的，参考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第二天向人民银行报中间价的参考，因为第二天上午9点有13家代表性的商业银行向人民银行报当天交易的中间价，人民银行根据这13家报价行报的价格，去掉一个最高价，再去掉一个最低价，然后加权平均，在9点15分对外宣布，每天的9点30分就正式开始交易。 大家知道，“811汇改”以后我们面临资本大量流出的情况，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的一系列情况决定的，所以我们就在2017年5月引进了逆周期调节因子。引进这个逆周期调节因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汇率的单边贬值预期的超调和羊群效应，因为市场并非都是理性的，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超调，会出现羊群效应，那么这个时候中央银行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这一现象进行一些缓和，所以就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也就是说，在各商业银行上报的中间价的基础上，中央银行再加入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逆周期调节因子。逆周期调节因子是在2017年5月引入的，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有三年多了。 在这三年多当中，我们运用过，但也不是总运用。尤其是最近大半年到近一年，我们已经基本上不再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了，或者说运用的非常少了。所以说，近一年来，中央银行已经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甚至兑一揽子货币的汇率都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所谓的清洁汇率制度。 我的一个观点是，没有必要对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原因我已经说了，我们目前已经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干预。但如果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而专家们也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对我们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改革，那么我的态度是不反对。我觉得我们的汇率制度确实也需要深入地、细致地进行改革，但是我觉得目前没有必要对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因为如果目前对我们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汇率的波动幅度2%进行改动，还有一个就是对逆周期调节因子是不是需要保留进行改动。 现在有人说，我们国家应该实行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甚至有人说这个完全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应该较快的实行比较好。我不赞成这么一种说法，因为完全清洁的汇率制度波动的浮动就必须超过2%，比如美国基本上每天允许波动的是±10%，只要在10%之内，美国中央银行就不干预，除非超过10%，但超过10%的情况在美国几乎没有发生过，甚至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所以说美国确实是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而对于我国现在是不是需要宣布2%太窄，可以扩展到3%或4%，我认为不需要，目前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需要。因为首先我们最近几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汇率制度在我们国家国内外的形势下变化，我们的汇率变化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几乎没有达到过每日波动幅度超过2%，甚至几乎没有接近2%的波动幅度。完全由市场供给关系决定的都没有达到2%，所以这个2%对我们来说，在目前和未来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已经够了。 我们如果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反而可能会扰乱市场预期，本来2%蛮好的。你现在如果觉得可以3%或4%了，那么各种各样的市场的力量就会猜想，是不是中央银行有意把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到3%或4%。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会把市场的预期扰乱，鼓励了外汇的投机。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汇率说到底是为企业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往往是希望汇率基本保持稳定。大家可以做个调查，调查进出口企业，问问他们是希望汇率大幅波动，还是希望汇率基本稳定。因为我是做过不少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希望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干扰，企业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生产和经营，而不需要过度地去判断汇率的趋势。因为企业是搞经营的，如果通过汇率的波动来对企业的盈利或者亏损增多一个因素，会让企业更累。 如果我们汇率波动幅度很大，大起大落，对企业反而是很不好的，而且企业很可能就不好好经营它的本业了，反而会利用汇率去套利。所以，我们如果真是站在企业和社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反而应该稳定人民币汇率。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有的时候在各种的文章上，甚至于文件上，都会有这种说法，叫做“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恰当。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多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因为增强汇率弹性本身是市场的手，市场增强就增强，市场不需要就不增强，监管没有必要强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一般说来，任何一个中央银行都希望本国货币能够保持基本稳定，无论是对实体经济、对企业，还是对金融市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规定的每日的波动幅度在2%以内，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是完全够的，不需要再去宣布它扩大了。 第二，就是有没有必要对我们的逆周期调节因子进行改革，也就是去掉逆周期调节因子。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逆周期调节因子正好是一个手段，也就作为汇率超调或者出现羊群效应时我们保留的手段，至于我们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已经将近一年基本不用了，也不是说绝对不用，虽然基本不用，但是可以让它放着，一旦出现外汇市场的外汇大幅波动的时候，是可以运用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的手段，是要告诉外汇市场不要太过于投机，否则我们可以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来调节。当然，我们现在是尽可能地不去运用它，由市场外部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汇率，但是这个手段是有必要保留的，不取消比较好。 这么一来，两个重大的改革，也就是我刚才说的2%的上下波浮和逆周期调节因子，属于这两个不进行大的改革，也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汇率制度没有必要做比较大的改动。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我反复强调了，我们还是需要改革的，但是目前国内外的局势决定了我们没有必要对它做大的改革或大的改动。所以我说，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比较适合当前我国国内外情况的。 那么有人说，我们要完全实行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实际上，宣布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也会干预外汇市场，不要以为完成实行清洁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就不会干预外汇市场，不是这样的。现在和外汇有关的或者和汇率浮动有关的文件也好、教科书也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肮脏浮动，一种是清洁浮动。我不大赞成肮脏浮动这个词汇，大概是翻译过来的，因为给人感觉肮脏不如清洁，所以肮脏浮动应变为清洁浮动。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清洁浮动就是完全不干预，所谓肮脏浮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中央银行外汇当局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或者干预，这就被称为“肮脏干预”，我认为不应该翻译成“肮脏干预”，应该翻译成“非清洁浮动”，这个我觉得比较好。因为实际上，哪怕是已经宣布了清洁浮动的国家，它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进行外汇市场的干预，这个例子非常多的。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日本是宣布了清洁浮动制度的国家，但其在2003年为避免日元一次性升值，一次性买入了1500亿美元，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干预；2010年欧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避免资金大量流入瑞士，使瑞士法郎大幅高估，导致通货紧缩，瑞士央行于2011年9月设定了瑞士法郎兑欧元汇率的上限，而设定上限就是一种干预，不能超过这个上限，目的是为了缓解通缩压力，实际上这时候瑞士也已经完全宣布了清洁浮动，也就是说，宣布了清洁浮动不等于不能进行干预。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况的汇率制度。这里我想做一个国际比较。这个国际比较对目前是比较有意义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的汇率制度的变化发展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它的成员国不同的汇率制度占比的分布，每年都有统计。我们看最近十年，2009年到2019年，IMF成员国不同汇率制度占比的分布，每一列加在一起基本上都等于100%，因为这个分布，国家基本上都是100%，但是每一项分布是不同的，汇率制度有很多种，你可以把它分成十种以上，但是主要是三种：第一种是固定汇率制度，第二种就是类似于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三就是浮动汇率制度，类似美国这样的，就基本上是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 让我们来看这三种制度在最近十年中各国家的占比怎样。首先是盯住汇率制度，盯住汇率制度实际上就是固定汇率制度，2009年的占比为12.2%，到了2019年是12.5%，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度占比的国家是在提高的，在上升的。 接着让我们来看软盯住汇率制度，软盯住汇率制度就类似于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它是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是有管理的，所以是软，而不是硬盯住，软盯住汇率制度在2009年的占比是34.6%，十年以后增加到了46.4%，几乎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个增加的幅度是非常快的。那么，软盯住汇率制度里面还有一项叫稳定化安排，它是针对软盯住汇率制度的稳定化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8月的时候，把我国的汇率制度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当中的稳定化安排，这类占比在2009年的时候是6.9%，十年以后增加到了13%，几乎是翻了一番，说明像我们国家这样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最近十年当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当中的占比是大幅度提升的，几乎提升了近一倍，软盯住汇率制度也提升了近20个百分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2009年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占了42%，几乎是所有汇率制度中占比最高的。但是十年以后，占比只有34.4%，下降了5.6个百分点。而完全清洁浮动得汇率制度得占比也是下降的，由17.6%下降到了16.1%，下降1.5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减少，采取规定汇率的国家占比在增加，尤其是采取像我国这样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在大幅度的提高，这说明了说明了整个世界的汇率制度的变化趋势是大家越来越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么一种制度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并不是完全的所谓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一放了之，而是对本国的汇率制度有一定的管理，或者是适当的干预。 关注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增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有一个观察，我觉得未来资本流入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我们国家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过双顺差，也就是说资本上和资金上的双顺差，尤其是在1999年到2014年这五年中，和2017年到2019年这两三年中，我们持续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这其中也有所变化，单顺差也有。有的时候个别月份，两个都逆差的也有，但这是个别例子，基本上以双顺差或者单顺差为主。总体讲，我们是以顺差为主的，2020年1月8月，银行待客结售汇顺差累计达到504.28亿美元，这个顺差是比较大的，那么最近公布的数据，7月份外资净增持A股104亿元，这是通过（路股通）来增持的，境外机构单月增持债券1649亿元。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外资增持中国的债券在最近一段时间是大幅增加的。8月份本项资金虽然有小幅度流出，但是境外机构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合计达到了1370.7亿元，接近1400亿元。 还有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也比较能反映资金流向。8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6万亿美元，比上个月增加了102亿美元，已经连续五个月上升了。大家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外汇储备才3万亿美元或者刚刚过，最近半年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加了，现在已经连续五个月增加到了3.16万亿美元，我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了什么，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都说明了短期资金可能流入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么短期资金流入压力呢？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会提高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因为短期资金流入以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要变成人民币的投放的，也就是说它会使得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或者推高国内的资产价格，也就是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所以这个也是应该引起关注的。 最后，我想讲近期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比较明显，7月上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了7的关口。前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几乎是达到了7.2，就是1美元兑人民币差不多在7.2元左右，但是7月份开始，已经升到过7.0了，8月份无论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还是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升值。8月31号，人民币兑美元在岸、离岸双汇率双双突破了6.8。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到了6.76，而且根据目前的趋势，人民币兑美元的进一步升值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大多数专家所判断的。所以我说，我们目前应该关注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升值。 现在有一种个别说法，说是对于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尤其是资本账户的一定程度的平稳的开放，有人不怎么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资本账户如果开放以后，是不能够收回的，如果收回，对国家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无论是国际货币资金组织，还是其他国家，实际上都从来没有规定过。资本账户哪怕开放了以后，在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管理或者管制措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要求。因为，实际上先例也很多，其他国家必要的时候往往也实行，或者也恢复资本管制，当大量资本，短期资本流入的时候，可以实行无息准备金或者宏观审慎税等风险管控措施。比如说冰岛曾经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储蓄一年以后就降低到了40%，就是为了反对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流出；韩国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对银行的这个负债并不一定都是存款，还有债券等，负债期限越长，税率越低，负债不到六个月，税率就高达1%，这和刚才我说的冰岛的情况是一样的，它希望流入的负债期限要长，不能太短，短的话就收取比较高的宏观审慎税，负债不到六个月，税率就高达1%，如果负债时间长了，税率可能相对的就会比较低。这些例子都是可供我们选择、参考或借鉴，并不是说现在必须实行这样的手段，而是这样的手段在国际上也是通用的，也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采用的。 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毫无疑问是欢迎外资流入的，但是我们欢迎对我们国家的经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资流入，不欢迎短期的投机资金流入。投机资金的短期流入意味着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会大量流出，短期的大量流入和短期大量流出一定是在金融市场，不会投入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我国金融市场是一种扰乱，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包括对我国家经济运行状况、通货膨胀等都是不利的。 我们非常欢迎长期资金的流入投入我们的实体经济，同样的，也鼓励我国的资金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去进行短期的投机，比如说炒房地产，或者买卖艺术品之类的。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国外的高新技术的投资和企业的并购，以及购买能源、资源等，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的国际局势已经不是多年前了，现在逆全球化的形式比较严峻，所以你要出去收购高新技术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能自己卡自己的脖子，只要有这样一种投资的机会，就应该鼓励。至于怎么鼓励，涉及到外汇制度，因为你出去投资肯定是用外汇去投资，当然现在也有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的，这同时又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总体上讲，我们在汇率制度的改革保持比较平稳的基础上，要促进企业直接对外投资，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所谓的脱钩。一方面要引入外资进入我国，另外一方面我国的资金也可以直接投资国外的高新技术产业，购买资源、能源。这样。从经济上来讲，脱钩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了，可以使我国和世界经济进一步的紧密联系，使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本文为作者在《银行家》主办的“2020中国银行家论坛”发表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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