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lydia 美股周四收跌，美国大选前通过财政刺激方案的前景黯淡，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滑，中概股收盘涨跌不一。 具体表现如下： 知名中概股方面，阿里巴巴跌0.52%；拼多多涨0.16%；京东跌1.05%；唯品会涨2.86%；百度跌4.43%；微博跌2.47%；贝壳涨6.62%；趣头条跌8.14%；蔚来涨5.92%；理想汽车跌1.35%；小鹏汽车涨0.5%；台积电跌0.51%；网易下跌1.38%；爱奇艺跌0.13%。 其他中概股方面，有道跌3.9%；网易跌1.38%；搜狐跌3.69%；乐居跌5.76%；欢聚涨1.92%；新东方下跌0.3%；好未来跌0.31%；跟谁学下跌2.7%；金山云跌2.3%；蛋壳公寓跌2.47%；小牛电动涨1.06%；云米科技涨2.18%；36氪上涨5.58%；品钛涨14.95%；名创优品上市首日收涨4.4%。 行情来源：富途证券 > 焦点回顾 名创优品正式登陆纽交所，首个交易日收盘涨逾4％ 中国最大「10元店」名创优品正式登陆纽交所，首日开盘价报24.40美元，较发行价20美元上涨22%，但随后涨幅一路收窄，当日收涨4.4%，总市值63.47亿美元，盘后跌1.58%。 台积电财报大超预期，上调全年营收增长率预测至30% 台积电三季度净利润1373亿新台币，营收3564.3亿新台币，均超市场预期。公司上调全年营收增长率预测至30%，而此前的预期为20%，预计第四季度营业毛利率为40.5%-42.5%。公司在电话会上称，3纳米制程芯片将会在2022年应用于智能手机和高性能计算机平台上。台积电收跌0.51%。 蔚来逆势涨近6%，续创新高 继昨日飙升近23%之后，蔚来周四再度大幅上涨，盘中刷上市新高至29.23美元，当日收涨5.92%，成交额107.52亿。此前获摩根大通看好，大升目标价至40美元，花旗上调目标价至33.2美元。 贝壳涨超6%，总市值逼近800亿美元 贝壳周四低开高走，盘中一度涨9%，创上市新高至71.4美元，收盘涨6.62%，报69.72美元，总市值797.16亿美元。自8月13日IPO首挂以来，贝壳股价已经翻倍，相较20美元/ADS的招股价涨幅已达248%。 美国要对蚂蚁集团动手？外交部回应 10月14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院已向特朗普政府呈交提案，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预计上市之前，将其列入贸易黑名单。 对此，10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外国企业的霸权行径。美方应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为各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阿里巴巴在美股收跌0.52%，为连续第二日下跌，不过盘后涨0.52%。 风险提示：上文所示之作者或者嘉宾的观点，都有其特定立场，投资决策需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富途将竭力但却不能保证以上内容之准确和可靠，亦不会承担因任何不准确或遗漏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郭德纲说如果我跟科学家争论火箭的燃料用汽油好还是煤油好科学家拿正眼瞧我一眼他就算输了。当然这也算科学家的另一种右派式傲慢，科学要为群众服务为工农商学兵服务，科学家凭什么瞧不起丝毫不懂物理知识的但是充满爱国热情的人民群众和一些自以为学者的学者？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应该有国界。于是就抢占了爱国的道德高地，好像中国的火箭可以摆脱一般的物理学热力学原理可以按照有特色的动力学理论飞上天一样，任何质疑中国火箭的言论都会冠以不爱国甚至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的名号。 社会科学也是一样。但社会科学与火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门槛比较低，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拿货币经济学来说，读了几本充满臆想性质的畅销书（比如《货币战争》）就自以为掌握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精髓洞若观火了货币博弈的实质，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各种臆想并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具有特色的货币经济学理论，然后拿着这把锤子四处“创造”钉子。更可怕可笑的是大声疾呼让国际结算占比不到3%、储备货币占比不到2%（最高到1.9%，大部分时间在1%左右）的人民币来取代相应占比超过40%、60%（最多到85%）的美元。爱国热情值得表扬，但爱国也要讲客观规律科学原理，最起码的要知己知彼吧。有些大声疾呼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完全替代美元的说得不客气有点当初大师兄刀枪不入的悲怆既视感。 图1 人民币结算份额与贸易份额地位严重不相称 图2 人民币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占比更小 中国近当代史无数个教训表明，爱国这个事情最好的姿势是低调的实干，等基础搭牢了时机成熟了实力到位了自然水到渠成，不要还没准备好就厉害了我的国的战狼嚎叫暴露目标。真不知道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叛国。 当然，上面说的数据是静态的（截至今年上半年），还要看发展的走向和趋势：美元占比和地位相较过去的确一直在衰弱，人民币的地位的确在上升。但即使美元衰落、人民币上升的趋势持续了那么久（至少20年），两者的客观和现实差距依然巨大。认识到这一点——客观、理性的认识到现实差距——才是所谓“科学”的起点，才是所谓的真正的爱国、爱“人民币”，真正的从社会科学、金融学理性的视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毕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大地位与弱小的人民币地位不成比例（2019年中国贸易份额全球占比超过10%，但用人民币结算的份额不到3%）。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当然盼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梦，但是正是我们真心想着中国经济好，人民币好，我们才需要正视现实，正确认识到差距，然后找到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一点点克服问题，一点点推进实践。而不是只会大声批评美元霸权，号召人民币应该脱钩美元独立自主，但却没有任何实质可行的方案。毕竟在国际贸易和货币市场上，硬通货才是硬道理。我们拿着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市场上取代其它货币，对方就是不认我们能怎么办，难道也怨对方不讲政治不爱国？ 不可否认，当前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确充满问题，甚至处在危机的边缘，也的确在利用其世界货币地位全球征收铸币税。但是要知道，现代法定信用货币的发行，实质上都是在征收铸币税。中国央行发现的人民币纸币、准备金等基础货币就不是征收“铸币税”吗，就不是用没有价值的纸张换取实在的商品和服务吗？看看货币史，从足值贵金属货币到不足值货币，最后到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铸币税是怎么演化的。但也恰恰是生产成本为零的纸币、法定信用货币，大大的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使得经济摆脱了“贵金属货币供给量约束”下的通货紧缩问题，迈向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上扩大了美元的供给，但美元的供给是全球化发展的内生需求拉动的，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里称“美元是全球化的结果”，这里的美元是指世界美元）。 但是，既然信用货币没有成本，央行能随便开动印钞机印吗？当然不能。货币供给是一回事，人家要不要用是另一回事，即货币需求约束。元朝，魏玛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经济、货币体系是如何崩溃的？你能随便拿着印钞机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薅羊毛吗？当然不能。对方也可以不用美元啊，为什么还要把美元做为重要的储备货币，以应对未来不时之需？比如储备三个月的进口额度的美元，以在特殊情况下购买粮食石油等紧缺物资以及还债。这些都是现实，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光喊着用美元外占来作为货币发行基础是帮着美元国际化，要去美元化，要让人民币结算和储备占主导有什么用？我们倒是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国际市场愿意吗？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可行吗？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经济学常识，那就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主要供给者不是央行，而是商业银行体系。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控能力发放贷款，然后在负债端创造广义货币。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是基础货币的3—6倍，即所谓的货币乘数。只要银行放贷行为的背后有真实的实体经济活动，那么广义货币就是内生的、生产性的，非政府性质的商业银行发行的广义货币也不算是“铸币税”（除非用作财政支出）。这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真实票据学说的观点。 那么通过经常顺差和资本账户进入中国的美元是美国央行美联储的基础货币，还是美国商业银行的广义货币呢？就这个问题问一下那些给别人扣第五纵队帽子的货币专家们，我保证他们一半人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恐怕没有操作过实务，所以才充满了美国政府印钞全球征铸币税的臆想。事实上，除了美元现金，中国的离岸美元都是通过美国的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流入的（即人民银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存款在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内）。离岸美元体系的“央行”并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的商业银行（想一下中银香港、工银香港等商业银行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的“央行”角色）。当然，美国商行也需要美联储发行准备金作为基础，说是美联储印钞全球征收铸币税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现代货币就是信用货币，既是资产又是债务（这是其类似量子的波粒二重性的复杂性），除了美元现金外其它的并不能完全认作为铸币税，毕竟你也可以拿着换回的外汇到美国、到国际市场上买实打实的商品和服务而畅行无阻。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中国长期保持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但美元并不是国内流通的法币，加上过去很长时间采用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得大量美元现金（银行存款）和低息证券（美国国债）堆积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人民银行又不得不在负债端发行基础货币，为了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又不得不行使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20%以上），造成了大量的货币无效率窖藏（低息美元存款和国债，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一方面费劲拉存款，另一方面又大量缴纳法定存）。这样就造成了很奇特的世界货币景观： 中国世界工厂以牺牲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换取的外汇，作为债权人以极低的利率（平均大约3%）借给美国政府、大型投行和跨国公司，美国投行和跨国公司又转过头来以FDI等形式享受较高的超国民待遇（地方招商引资对外资的政策优惠）重新将资本投入中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有人全口径估算年平均收益率高达18%），这显然是个“不公平”的投资和交易格局。所以中国长期保持对外净头寸为正但投资收益逆差的扭曲现象。 图3 中国长期对外净头寸为正但投资收益差额为负 这实际上是“经济大国、货币小国”形成的效率漏损。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按照国家自信的精神推进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同我前面一篇文章《美国能有印钞机买下中国吗》讲到的，无论是2012年以来加快推动的人民币货币互换还是2015年旨在推动汇率自由浮动的811汇改，实际上分别是想从量和价上双管齐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事与愿违，当811汇改打开人民币大幅波动和贬值预期后，无论是货币互换还是香港、台湾的离岸人民币存款，都成了做空人民币的筹码（即拿到人民币头寸后立即在国际市场抛售换成美元）。最后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政策通过海外的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收回离岸人民币头寸以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导致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大量收缩，人民币国际化严重受阻。 图4 离岸人民币811汇改后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受阻 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建立自己的内循环系统，并不是某些“学者”们臆想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国际上用人民币支付结算和作为价值贮藏货币职能的基础设施有没有？在这里，我说的基础设施并不是支付结算和记账托管的IT系统，而是一系列的与其它国家货币体系接轨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你要做国际货币、世界货币，当然要建立与世界兼容的普遍货币规则体系。 美元的问题、美元隐含的危机（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的主权性与国际性之间的矛盾），我一直在强调，那些批判我亲美崇美的“学者”们却视而不见。但问题是，如果美元崩溃，会换成谁来担当世界货币的重任，欧元？日元？它们好像也是危机重重。排到第六位才是人民币。但做世界货币就不需要成本吗？全球性的货币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汇兑的自由化，可以作为基准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具有国际视野和准则意识的跨国金融机构和人才队伍，等等，这一切我们具备不具备？如果不具备，又如何让别人来心甘情愿用人民币？（用调研时一个海外金融机构的话来说，他们也想储备人民币债券，但是在风控系统内找不到对标的市场化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那些拿着纳税人钱的学者们，与其四处叫嚣寻找捉拿“第五纵队”，高喊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没有具体解决方案，不如扎扎实实的研究我上面说的这些中性的技术问题。方为“爱国”。
发生了什么？创下15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涨近700点…… 央行日前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自今日(2020年10月12日)起正式执行。 12日早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掉头大跌，一度跌近500点。不过，在岸汇率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大涨670点，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即期汇率小幅低开后走势平稳。 4个多月升超5000点。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之际，央行出手释放重要信号，但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会因此改变吗？ 央行出手 离岸人民币一度大跌 央行突然出手，市场震动。 12日亚市早盘，离岸人民币急跌，随后跌幅有所收窄。Wind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2日11:08，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200，较前收盘价跌293点。稍早，离岸人民币一度跌至6.7400元，跌近500点。 上周六(10月10日)，央行宣布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央行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央行此次下调远期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率，正值5月末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之际。今年三季度，人民币汇率走出10年来最强单季走势，当季离岸人民币大涨4.05%，在岸人民币大涨3.72%。 政策出台前一天，即10月9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双双升破6.7元关口，创下2019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在岸人民币补涨近1000点，离岸人民币一度升破6.68元。 外汇风险准备金制度源自央行在2015年9月出台的《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其中要求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暂定为20%。外汇风险准备金冻结期为1年，利率暂定为零。 2015年至今，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经历了上调至20%(2015年9月)到下调为0(2017年9月)，再上调至20%(2018年8月)，再下调为0(本次)的四轮调整。整体上看，外汇风险准备金政策对外汇市场的逆周期调节意图十分明显，基本上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预期)大时上调，升值压力(预期)大时下调。 业内人士评价，央行此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信号意义明显。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称，下调远期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说明央行不追求趋势性升值。 华泰证券固收研究张继强团队称，这表示央行不希望看到人民币持续快速升值，希望通过调整外汇准备金率，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非持续单边升值)。 中间价继续大幅补涨 早间离岸人民币汇率走势或表明，央行新政策对市场交易者产生了影响。不过，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此举可能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但不会改变汇率运行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离岸人民币在稍早大跌之后趋于稳定，特别是在在岸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开出之后，还出现一波较快反弹。 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10月1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126元，创2019年4月24日以来新高；较前值调升670点，创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此外，在岸人民币汇率早间低开后呈现小幅波动。Wind数据显示，12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开盘报6.7268元，较前收盘价跌133点，截至11:17，报6.7190元，跌55点，最低至6.7310元。目前，中间价、在岸价、离岸价基本回归一致。 市场人士称，12日美元汇率中间价基本符合预期，接近前一交易日在岸交易价格，属于正常“补涨”。 数据显示，10月9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16:30收盘价报6.7135元，当日23:30最后成交在6.7239元(12日中间价为6.7126元)。从这点来看，最新的中间价并没有进一步表现出往升值或贬值方向引导的特征。 下一步可能是调整逆周期因子 华泰证券张继强团队认为，人民币适度升值存在基本面基础，但过快升值容易引发羊群效应和反馈效应。该研究团队认为，本次政策更可能的是改变升值节奏和步伐，信号效应强过实质影响。逻辑上讲，外汇风险准备金上调对控制人民币贬值更为立竿见影，毕竟增加了交易成本，但下调为0更像是回归常态，仅能释放企业售汇需求。 中金公司固收研究团队认为，人民币在积累了较大幅度升值后，可能短期偏震荡或者回调一些。如果看3-6个月的中期窗口，人民币汇率可能在目前基础上仍有一定的升值空间。因为就基本面而言，双顺差格局仍在，人民币仍可能因为基本面和外资流入等因素助推继续升值，到6.5-6.6元概率不低。 天风证券孙彬彬团队指出，央行将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下调至0，明确释放出央行不希望汇率过快升值的信号。如果外汇市场形成单边预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越美元指数的大幅升值，央行可能还会继续干预，例如调整逆周期因子、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等。
人民币汇率猛涨，央行出大招了！效果立竿见影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李金磊)人民币汇率猛涨，央行出大招了。 从10月12日起，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什么是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为0将产生什么影响？能给猛涨的人民币汇率降温吗？ 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张云 摄 两年多后再次恢复为0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 2015年“8.11”之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定为20%。 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8月，央行又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所以，此次是两年多后，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恢复至0。 汇率资料图。来自视觉中国 企业远期购汇成本将降低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实际上就是银行需要把客户购汇业务名义的本金按一定的比例存入到央行。这个期限是一年，而且是不付利息。这就相当于银行增加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最终会通过购汇的报价中体现。因此也会影响企业远期购买美元的成本。 “当准备金率提高的话，那么企业从银行购买美元的成本就会上升。那么现在下调到0，实际上就会降低企业远期购汇成本，从而增加远期购汇的需求，更好地利用人民币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温彬说。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也指出，远期售汇的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到0，企业开展远期购汇的成本就会下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企业远期购汇的积极性，增加外汇市场的需求。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近期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出口企业承压。目前，已经有不少企业采取措施来降低汇兑损失。 近日，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拟开展远期结汇业务以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如，康德莱表示，为规避汇率波动影响、锁定结汇成本和出口产品利润，增加的远期结售汇业务累计总额不超2100万美元。 人民币和美元。中新网记者 李金磊 摄 有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逐渐加大，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显著。 10月12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126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大幅调升670个基点，升幅创2005年7月以来最大。 而从今年5月份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上涨4000多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涨近5000点，现已回到2019年4月中下旬水平。 温彬认为，这个时刻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零，随着远期美元购汇需求增加，也可以抑制人民币汇率的过快升值，从而实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双向波动。 中信证券分析师明明指出，考虑到现在货币政策的汇率目标仍然是保持人民币合理均衡，那么在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经比较大的时候，有必要进行周期调节。所以通过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准备金，可以进一步平衡外汇市场的供需，从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位置上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10月12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日内一度跌超30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日内一度跌超500点。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
题：《周子衡：数字人民币能否撼动美元？》 作者 周子衡(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紧锣密鼓地试验测试其即将发行与运营的数字人民币(DC/EP)。虽然，有关方面称DC/EP的推出没有具体时间表，但是，从其在冬奥会场景下的测试试验来看，DC/EP的实际推出应最迟不会晚于2022年2月，这应视作一项国际承诺。此即言，中国极可能将在明年某个时间正式宣布运营数字法币。 以人民银行立场看，DC/EP是流通中的现金，亦即所谓的M0，进而，它是M0的替代。这就是说，作为数字形态的M0将逐步挤出相应的人民币纸钞或硬币等既有银行支付手段。就此而论，数字人民币挤压乃至替代银行人民币本币，设计逻辑上是通顺的，实践中亦大可期待。 那么，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数字人民币能否替代美元呢？这在逻辑上不通，实践中也无从期待。原因何在？相对其他货币而言，美元作为国际硬通货的地位及作用是历史形成的，更是现实选择的结果。具体有三： 第一，美元是计价货币、记账货币，及支付结算货币。货币形态的变化，是否数字化，对于美元在一系列大宗商品交易、国际投资等领域中的计价货币地位没有实质意义，谈不上冲击或影响；在记账与支付结算方面，数字货币固然有其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效率高出不少，但是，在既有的国际资金往来及其会计操作流程中，数字货币的优势还发挥不出来。换言之，除非改变整个国际支付体系，否则，仅凭人民币的数字化，乃至美元的数字化，是无从改变美元作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计价货币、记账货币，乃至支付货币的地位的。 第二，美元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标志，任何币种想要取代美元的地位，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自身的变化。这一基本格局，远非货币形态的变化所能改变，遑论某一币种的数字化，还只是一个局部的变化而已；再具体来看，数字人民币如何实现其国际流通，DC/EP如何出海？其路线或功能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其将替代美元。 第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替代美元的基础是，对人民币的国际需求趋于超出了美元的部分，且这一变化渐已成不可逆的总态势。那么，人民币在相关的支付结算、记账、计价中的地位便将日益上升，但这还不够，尚待美元需求的绝对萎缩，即，不仅是美元相对走软，还要绝对走弱。这已经超出国际货币体系自身变化的范围，即，非国际经济格局的剧变，不足以撼动美元之地位。但凭货币数字化的演进，固然有其推动作用，但远远不能撬动如此庞大的国际货币经济格局。 那么，货币数字化，是否将推升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剧变呢？这还是要看，数字化对于国际经济如何作出根本性的冲击与改变。今日来看，这就是一硕大无朋的问题了，我们拭目以待。回到货币自身，数字人民币不能替代美元，数字美元方可替代美元。那么，谁来推动美元数字化呢？特别是美国，它是否有意愿推动美元的数字化呢？ 坦言之，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将以美元数字化为前提或基础。其他币种的数字化，不仅不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更无从改变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如果美国推动美元数字化，那么，它自始即是国际范围的，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然而，如美不推出美元数字化，中国、欧盟等推行人民币或欧元的数字化，能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呢？笔者认为不能。看一看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国际贸易结算的结构、国际投资的币种结构，等等，很容易得出结论：没有美元的数字化，便没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 当前，全球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在探索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途径。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欧洲央行将在数周内就欧元系统是否需要建立以欧元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做出决定，并向公众公布。法兰西银行行长近日也表示要推进欧洲的数字支付，特别是在跨境支付方面。英格兰银行行长也表达了对稳定币和中央银行数字法币的兴趣。德国央行行长也表示，数字支付是未来的趋势，必须积极面对。9月以来，欧英法德等主要货币当局均表明态度，有意推进法币数字化，特别在跨境支付方面实现数字化。可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数字化的氛围已初步形成。 美国方面，财政部旗下的货币监理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日前发布了一项指南，首次对外阐明允许国家银行与美国联邦储蓄机构替稳定货币发行商提供储备金账户，过去美国财政部对于稳定货币从未有明确的规范。这表明，其关注的重点仍在数字资产方面。 在数字支付问题上，全球自西向东拉开了不同立场或态度的谱系：美并不积极，似乎更关注于数字资产体系的建构；英表达了中立，既关注数字资产，也关注数字支付；欧洲则打算拥抱数字支付，并有望在跨境方面打开局面；中国则稳步落地推进其法定数字支付工具DC/EP，并以冬奥会为契机推向国际。 “风起于清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数字人民币虽不能替代美元，但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却正是清风徐来、水波荡漾之际。 周子衡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3月以来，美国国内疫情不断恶化，加之总统大选临近，美国一部分政客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在疫情问题上“甩锅”中国，变本加厉地破坏中美关系。 有分析人士担忧，经历经贸摩擦、科技封锁之后，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谋求舆论优势，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打击中国。其中，挑动两国之间的金融争端恐会成为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的下一个目标。 在金融领域，美国下一步会对中国采取何种行动，又将对中国造成何种影响，是中国不得不严肃考虑、准备应对的问题。 移出美元体系？ 当下，美国在金融领域已对中国摆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包括提议把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公司赶出美国股市，并加强审核来自中国的投资，特朗普政府甚至扬言将全面阻止中国公司赴美上市。 在诸多可供美国选择的金融打击方式中，最为激进的一种便是将中国移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如美国采取此种手段，中国将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以SWIFT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被切断。 世界上绝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接入了SWIFT系统，不同的机构通过该平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银行和类银行进行交易。尽管SWIFT是一个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组织，受到欧盟法律管辖，但由于绝大部分国际支付均以美元结算（约为40%），因此美国对SWIFT具有重要影响力。 在之前的朝核危机和伊核问题事件上，美国胁迫SWIFT将伊朗和朝鲜移出其交易体系，使得这两个国家无法再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金融交易，其中伊朗不得不紧急宣布使用欧元和人民币作为其跨境交易货币。 中国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加入了SWIFT系统，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SWIFT系统很有可能迫于压力，将这些机构排除在体系之外，这将导致中国无法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元结算。 金融制华将反受其害 美国敢对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制裁吗？恐怕很难。比如，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均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一旦其业务发生重大风险，必将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更难以想象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金融制裁将导致的后果。美元的实力来源于它既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贸易结算货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避险货币，被广泛运用于投资领域。东亚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该地区的各国通过贸易已深深地融合为一体，中国又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是整个东亚的制造业中心，无论是日韩还是东盟各国，都出口大量原材料或零部件到中国，组装成产品后再分销到世界各地。 因此，一旦美国禁止中国使用美元结算，将导致直接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无法使用美元结算，也会使得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东亚其他国家受到严重影响。作为回应，东亚地区将不得不使用其他国际流通货币来取代美元的位置，以保护各国自身的制造业不受冲击，这种回应将撼动美元作为全球首要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从而使美元丧失作为全球优势货币的一个重要支撑。 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和出口国，如果中国被禁止使用美元交易，与中国相关的绝大部分贸易及跨境投资活动都将无法进行。若果如此，中国就不得不要求全球投资者选择人民币作为指定支付货币，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则将被迫“选边站队”：是与中国继续贸易，还是留在美元体系之内。这将造成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极大混乱。 因此，如果美国悍然发动对华全面金融制裁，其后果很可能是动摇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当下深受经济危机和疫情持续蔓延等困扰，美国真的敢于冒着失去美元优势的风险来金融制裁中国，使美元与人民币脱钩吗？可能性很小。 需防“精准打击” 尽管如此，也不能排除美国采取相对保守的“精准打击”方式来攻击中国金融机构。 2017年，美国将中国的丹东银行列为“朝鲜进入美国及全球金融系统的管道”，宣布制裁该银行，其被禁止与美国金融机构有任何账户往来，同时所有美国海外机构都被禁止与其产生合作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自己的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他说，中方一贯全面、认真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履行承担的国际义务，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武装冲突后，美国宣布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尽管并未直接将其移出SWIFT系统，但俄罗斯的100多家主要银行均被列入了美国的“黑名单”，所有和这些银行相关的SWIFT汇款都需经过层层报备。原本只需3天左右就能完成的国际汇款业务，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完成。低效率的金融极大冲击了俄罗斯经济，卢布兑美元汇率从2014年6月的33.6飙升至2015年1月的68.9。 尽管美国不太可能全面切断中国与SWIFT的联系，但随着大选临近，不排除美国政府会突然采取对中国单个金融机构或特定行业进行“精准打击”的方式，来破坏中国金融业。 不过，就算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发动类似的金融袭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深度融合而成的金融、经济市场，和中国超大体量的内需市场，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中和这类金融制裁的消极影响。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其对于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的巨量需求，将使得交易双方主动选择更可靠的交易机制，而不是机械地依赖于美元体系。 未雨绸缪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有对中国进行金融打击的可能，这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未雨绸缪至关重要。 首先，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体系建设。发挥国内超大市场的优势，完善市场制度，合理配置资源，并通过技术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从而打造一个主体稳定、有活力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弱化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对中国金融经济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实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利用国内产品配套体系相对完善、社会环境安全稳定的优势，吸引全球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生产、销售其产品，吸引大型金融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跟中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其次，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2020）》，截至2020年6月末，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1.76%，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仍有巨大进步空间。目前超过70%的人民币国际支付是在香港进行的，而港元与美元挂钩，使其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在不能排除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行动削弱甚至中断这些联系以打击中国金融业的情况下，一个不受美元制衡、可自由流通兑换的国际化人民币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目前已有的独立于SWIFT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可以为境内外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等相关服务。未来还需加大同其他金融中心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合作，扩大人民币的应用范围，稳步推动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如此，人民币将得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 最后，加快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科技改变了所有行业，金融业也不例外。利用中国在大数据、5G等领域的优势，加快在金融治理、金融监督方面的改革步伐，有利于中国金融行业在全球影响力和未来竞争力方面的提升。数字人民币在全球数字货币的发展中处于领先位置，其普及不仅让日常交易便利化，也带动了大量新业态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起步阶段，全面普及并向海外大规模推广尚需时日。 可以看到，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持续推进，以及经济内外双循环政策的逐步落实，中国的内需市场将不断扩大，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更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即使想同中国发生金融对抗，其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其敢于冒险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小。 本文刊于《环球》杂志2020年第20期
目前中国的外汇净资产敞口较大，未来有必要合理安排和有序管理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从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局考虑，未来应更多地鼓励和加大国内投资的力度，更好地促进内需和供给的发展和匹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疫情爆发以来，美元由升到贬，人民币汇率则呈现相反的走势。当前美元进入了贬值周期了吗？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了吗？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之下，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流动管理应如何进行？等等问题市场十分关注。 1、美元指数尚未明确进入贬值周期 当前，美国正陷入生命健康危机、种族冲突危机和党派政治危机等三重危机的泥潭中，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近日美联储议息会议也表态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保持零利率至2023年。疫情冲击使得本已“入不敷出”的美国财政压力骤升，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联邦政府2020财年财政赤字将高达3.3万亿美元。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市场对美元走弱形成了较为强烈的预期，一些人士甚至认为美元可能已经开启了弱势周期。然而，美元走强或走弱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自身，还要比较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运行情况。从美元周期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美元已经露出疲软之势，特别在短期内走弱是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就确定其已经进入较长的弱势周期，可能为时尚早。 1971年以来，美元指数大致经历了三轮大的贬值周期：1971-1980年、1985-1995年、2001-2011年；贬值之后相应的是反弹而形成三轮升值周期：1980-1985年、1995-2001年，2011年2016年底。总体来看，美元指数是“熊长牛短”，升值周期约为6年，而贬值周期则约为10年。之后，美元指数进入平稳期。2017年至2018年初，受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缓和及股市暴跌后避险情绪影响，美元指数由103下降至89附近，之后指数则有所回升，所以并不能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贬值周期。而本轮美元走弱始于3月美国新冠疫情爆发，美元指数由102.68下跌至近期的93，其跌幅尚未超过2017年至2018年，所以还不能断定已经形成了弱势周期，不能排除美元汇率仍在区间震荡的可能性。 从美元指数的构成来看，目前其篮子权重货币为欧元（57.6%）、日元（13.6%）、英镑（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等6种货币。不难看出，欧元的走势对美元指数影响最大。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指数是否走入弱势周期，还需要对比和判断美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走势。进入三季度后，美国和欧洲的疫情蔓延都有所缓解，卫生防疫、救济、财政和货币等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经济循环似乎进入了复苏阶段。但相对而言，欧洲较美国恢复得似乎更好一点。在疫情发展、种族冲突和党派纷争等三重危机的压力下，当前美国经济正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相比较之下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货币则可能稍强，从而增加美元贬值的压力。2020年11月美国即将举行的十分诡异的大选将带来更加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虽然当前状况尚不足以判断美元已经进入趋势性弱周期，未来一个阶段仍有可能阶段性地区间大幅震荡，但长期趋势走弱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2、美元走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各项数据综合来看是好于预期。尤其是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同时拉动制造业生产快速回升，成为2020年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如果美元真的走上弱势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大幅升值，中国的出口半年后必然会受到影响。历史的经验可以为证。2005年中至2008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8%，出口增速由2005年8月的33.2%高位下降至2008年2月的最低水平6.34%；2010年中至2014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0%，出口则由2010年中接近40%的增速一路下滑至最低2012年1月的-0.55%，此后负增长时有出现；而2015年中至201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达13%左右，出口降幅由2016年2月的-27.96收窄至2016年11月的-1.54%；2015年底至2017年底，出口则出现了大幅回升。 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中国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较为薄弱。据有关部门调查，只有不到20%的企业能主动规避汇率风险，有的企业甚至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极少数的企业采用了金融机构提供的衍生产品来锁定汇率风险。迄今为止，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降至1.5%左右，但出口产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依然不小。2020年二季度末，我国出口占GDP的累计占比仍达16.89%。中国早已就不追求顺差，但仍需要关注出口对就业以及消费的影响。目前仍有约1亿以上劳动力在出口相关的部门就业。在美元走弱周期下，人民币如果出现持续较大幅度升值会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及其之后的平稳运行带来不利影响。疫情发展以来中国出口表现良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出口能力较强，同时也由于各国供给能力受挫，明显跟不上需求。一旦各国供给能力改善，就会对中国出口带来竞争和压力。因此对于中国未来出口的走势不宜过于乐观。 如果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加上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的溢出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表现良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国际资本会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从而会增加货币投放的压力，对国内物价上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被货币政策的针对性调节抵消掉。美元泛滥和零利率水平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产生推升作用，而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和各类大宗商品进口的大国，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必然会传导到中下游产品的价格上，增加物价上涨压力，推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2020年上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来了国内物价水平的明显回落，即是个反面例证。未来一个时期，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可轻视。 图1：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出口增长 资料来源：Wind，植信投资研究院、 3、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可能继续保持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收支发生明显变化。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货币贸易顺差由一季度的283亿美元快速上升至最高5月单月的696亿美元，截止七月，货物贸易顺差累计值为2516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则大幅减少，由2019年和今年年初的平均单月逆差200亿美元，收窄为当前的单月逆差100亿美元左右。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证券投资资金流入速度加快，而直接投资则基本平衡，资本账户呈现小幅顺差。伴随着未来几个月从美国进口明显加快，货物贸易顺差将会有所收窄，服务贸易则变化不大，经常账户顺差会有所减少，国际收支整体上将呈现双顺差格局。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仍将继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可能有所减少，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则相对可控。得益于工业门类齐全和制造能力强大，2020年我国出口弥补了全球供给能力的不足，出口出现了超预期增长。但疫情一旦缓解，全球供给能力恢复，我国出口就会面临新的竞争。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已经开始了一波升值，至十月初升值幅度已超过6%。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人民币较大幅度的升值必然会给出口企业来带压力，一般会在二至三个季度后，即可能在明年年中后呈现出这种压力。从有关官员近期的表态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将如期执行。第一阶段协定执行后，尽管中方顺差会有所减少，但较大的对美顺差会依然存在。因此美国很有可能于2021年某个时候发起第二轮贸易谈判，进一步施压中国，寻求所谓“对等”。其目的是进一步削减中方的贸易顺差，实质是更多购买美国的资源和商品。综合研判，2021年后，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将会有所收敛，服务贸易逆差可能有所增加，经常账户顺差总体上可能会减少。伴随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和金融市场扩大开放，2021年资本流入将会加快，从而可能增加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由于境内仍有较大的资本流出需求，目前执行的政策是2016年延续下来的“宽进严出”举措，为此调控方面处在较为主动的态势，具有良好的调节空间，未来资本和金融账户有能力保持基本平衡。十四五规划的前期，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可能依然存在，而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两大账户的顺差规模会在一定程度上“此消彼涨”。 图2：近五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Wind，植信投资研究院 4、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条件并不成熟 人民币是否进入升值周期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在复苏后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顺差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将使资本和金融账户也将呈现顺差状态，总体上国际收支将保持双顺差，中国自身的因素将是人民币升值的动力。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步伐缓慢，加上种族冲突和党派纷争，短期内运行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美元虽然有所走稳，但在大选前后仍有变数。尤其是美元周期性变化还需要观察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发展变化。由于欧元和日元在美元指数中占的比重超过70%，美元与这些货币之间的汇率主导了美元指数的走势。美国与欧盟、日本经济的相对强弱就成为美元指数变化的首要影响因素。受疫情影响，欧盟和日本经济比较疲软，但美国不见得有更好的表现，美国的不确定性依然不少。因此当下不能确定美元已经走出十分明确的贬值周期，如此人民币也就很难真正迎来升值周期。 2020年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波动中基本稳定，而人民币名义汇率在一轮贬值后又明显回升，波动幅度较大。但事实上，人民币名义汇率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大大小于欧元等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前者升值5%多一些，后者则升值10%以上，其中主要原因是市场受到了不小的心理预期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美国持续不断地打压中资企业，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从而给市场投资者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按中国经济基本面看，经济复苏强劲，出口增长并明显超出预期，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加，则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应大于欧元等货币才对。鉴于美国打压中国的态势未来不会轻易改变，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人民币不大可能呈现趋势性大幅升值，而在区间内双向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较大，其状态可能类似于2018-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中美经济的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差异，为未来一个时期美元进入贬值周期和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提供了重要条件，但这种局面的真正形成还需要其他相关条件的配合，目前看后者并不完全具备。 5、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和非对称资本流动管理 2015年以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要的是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了“收盘汇率+一揽子货币汇率+逆周期因子”的定价机制，之后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合中间价机制改革完善举措，包括资本流动、交易成本、离岸市场和市场预期管理等一系列适应性和配套性机制改革和政策完善。从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五年来保持基本稳定、阶段性双向波动、弹性明显增大，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从2015-2016年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形成的相互促进的反馈循环，到2017-2020年在外部强烈冲击下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有序双向波动、弹性增大、资本流动基本平衡，表明人民币汇率机制及其相关管理具有良好的合理性。 当前，货币当局常态化市场干预已基本退出，汇率市场化程度已得到大幅提升，离岸市场的变化对于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逐步增大。由于新冠疫情、中美关系恶化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外汇市场上顺周期行为和“羊群效应”明显，非理性市场预期抬头，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调节汇率机制和市场供求关系，增加投机性交易成本，维护货币金融市场稳定是十分有必要的。政策干预应努力驾驭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市场的基本因素，促进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弹性增加中保持基本稳定。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并非是人民币汇率实现完全自由浮动的最佳时机。未来5~10年外部挑战和严峻环境将持续存在，而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构建又正处在关键阶段，我国有必要在相关经济领域保持政策和管理的主动性和可控性，而汇率政策毫无疑问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该看到，当前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相关和配套的基础和条件尚欠完备。利率市场化正处在攻坚阶段，最终完成仍需假以时日，而汇率市场化与利率市场化通常是协同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可兑换的关键项目仍有一定管制，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宏观审慎管理仍有存在的必要。在市场真实需求释放欠充分条件下，强调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又有多大意义呢？难道此时的汇率能完全真实地反应市场需求吗？在汇率中间价波幅已经明显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汇率完全的自由浮动又有多大的必要性呢？尤其是目前国内企业普遍缺失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可能难以承受汇率完全的自由浮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应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步扩大汇率弹性，与其他相关改革开放举措同步协调推进，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实现汇率自由浮动目标。考虑到汇率的大幅震荡和资本大规模的外逃是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重要现实风险，在国际变局之下有关政策应更加审慎，否则这一领域就有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软肋。 在保持现有外资流入水平的基础上，增加资本流出当然能减缓顺差的增大。当前，我国对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正在逐步放开，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允许其资本流进流出更加便利。未来为了顺应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进一步提升企业部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程度，允许企业部门在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或者说基本满足企业部门的用汇、跨境借贷和投资的需求，基本实现企业部门的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但在居民部门方面，因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非理性用汇需求，一个时期以来资本非理性地流出现象较为严重；且居民部门可投资资产2020年已突破200万亿，其中即使是5%有对外流出需求也是难以承受的货币兑换压力。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对居民部门资本流出和货币兑换仍有必要保持严格的管理。 当前逆全球化过程正在展开，跨国投资必然会遭遇比过去多的沟壑和风险；国际金融大环境笼罩在美国金融制裁的阴霾中，中国境外资产所面临的多类复杂的风险时隐时现。目前中国的外汇净资产敞口较大，未来有必要合理安排和有序管理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从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局考虑，未来应更多地鼓励和加大国内投资的力度，更好地促进内需和供给的发展和匹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积极理性地应对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 鉴于未来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及国际收支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乃至消费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未来有必要采取相关政策积极加以应对。 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策略基调。从维护实体经济平稳运行考虑，应充分认清人民币过度升值的危害性，确立清晰的政策导向。而不应该从非实体经济需求出发考量，鼓励或纵容汇率出现大幅度升值。保留合适的升值空间有助于在未来中美相关谈判中处在较为主动的态势。 二是采取积极举措促进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在出口保持增长的同时，促进进口增速加快；在进一步扩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开放的同时，逐步扩大对外金融投资和证券投资，不追求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审慎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内兑换，在适当放松企业部门资本流出的同时，仍应保持居民部门“严出”的监管政策基调。 三是允许汇率阶段性较大幅度地双向波动，类似于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出现过的状态，避免汇率出现趋势性的单边走势，通过汇率波动和弹性加大来减缓外部政策溢出效应的冲击和压力。不到迫不得已时，货币当局不应开展外汇市场干预。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为便利的服务为企业提供外汇衍生工具，帮助企业锁定汇率风险。同时从政策上鼓励、支持和推动企业加大力度、广泛采用衍生品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 五是通过完善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中资银行全球体系、离岸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和范围，持续减少经济体外汇风险的暴露比例，降低汇率风险。 六是加强政策沟通和政策信息透明度，帮助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进一步完善监测市场预期的指标体系，及时引导非理性预期，消除“噪音”，帮助市场主体理性判断外汇市场趋势。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