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经济学将经济关系归结为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易关系。而平衡经济学里的平衡指的是市场上所有产品交易后没有剩余的状态。但由于市场上各种产品的供给难度不同,导致市场供给难度比较低的产品非常容易形成供应过剩,而供给难度系数过高的产品则往往会出现供应不足。这一部分产品供给不足,另一部分产品供给过剩的现象,就会导致市场交易的不平衡的现象,严重后就成为经济危机。 如肥皂、食盐属于低供给难度产品,所以极少出现短状态,而道路和桥梁则是高供给难度产品,所以“永远”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公共产品由于投资周期长、产生效益慢、收费难,基本上都属于高供给难度产品,所以公共产品从来都是供给不足的,这在经济学上也被称为“公共贫困”。 除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产品还有高科技产品等,比如中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大飞机、高端机床、高端芯片、光刻机等,中国芯片进口的金额超过石油。 传统经济学总是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产生过剩,而平衡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认为出现过剩的只是“低供给难度商品”,而“高供给难度商品”即使在经济危机是也是供应不足的。因此平衡经济学主张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是提高“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应”,从而让经济实现新的平衡。这比对“低供给难度产品”进行“去产能”更有意义。 市场没必要让低端产能出清,因为在尚未达到市场消费极限时候,产能都应该得到保护,中国每次去年能几年后,都会出现产能不足,又要恢复产能,恢复后的产能将是原来的几倍。 对低端产能的过剩,完全可以通过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实现实现平衡。 其实凯恩斯经济学主张在经济危机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其实也是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因为政府基础设施大部分属于高供给难度产品。 当然在经济危机时期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从不同程度进行引导、扶持,必要时进行介入。某一高供给难度产品的重大技术突破都会将经济带入一个更高水平的平衡,也就是一种新的繁荣状态,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页岩气技术的重要突破、世界范围内3G、4G、5G技术的成熟、中国高铁技术的突破都将经济带入了新的平衡。
新财税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税收不足,其创新主要体现在: 1、首次将当前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定位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看病之前先要进行诊断,如果诊断不正确,疾病就不会得到正确的医治,治理经济危机也是如此,也需要对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确诊,通过症状,找出病因。次贷危机爆发后,全世界仍然像以往一样对经济危机进行常规处理,所以十多年过去,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而且各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大。其实本次危机的本质与以往完全不同,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府并没有对其原因进行“确诊”,所以治疗不断被延误。 2、首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特征 笔者不仅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定性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而且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进行了特征分析,总结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指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长期性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会自行消失,而需要政府真正降低债务,经济才会真正走出困境。 3、首次系统揭示了政府债务、货币利率、金融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指出,政府债务不仅会危害到政府,而且会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危害。财政赤字会通过债务传导到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政策传导到金融业,会通过金融业传导到科技创新,会通过科技创新影响到国家的未来。政府债务危机绝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问题。搞清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制非常重要。 4、从经济发展的本质出发,创新性地解释了财政赤字缺口产生的必然性 政府负债,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为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背后存在着经济规律。笔者分别从市场分工的扩大客观要求政府分工的扩大、私人产品增加客观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增加、社会风险的增加导致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加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府平等需求增加,四大方面分析了政府必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规律,也就是政府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经济的发展进步是动态的,税收是法定的、固态的,一个在变,一个不变,最终必然产生财政缺口,这种缺口就会形成赤字,赤字经过累积就会形成债务,因此政府债务本身就存在扩大的趋势。 5、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税结构升级的“双升级”理论 笔者指出,国家社会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产业升级;另一条是财税升级。人们往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财税结构的升级。其实两者必须同步升级,如果只有产业升级,没有财税升级,很多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将跟不上,最终产业升级也会陷入停滞。因此要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持续性,财税结构升级就必须同步进行,这样两者才可以相得益彰。 6、对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问题提出了创新性解释,指出了华盛顿共识背后的错误 笔者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停滞,关键是其产业升级后,财税结构没有同步升级,无法支撑其产业继续向前发展。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陷阱,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在陷阱中越陷越深。方法错误,方向错误,治理手段便会南辕北辙。本来应该加强政府功能,结果朝削减政府功能的方向去,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不仅走不出陷阱,还会越陷越深。正确的方法是升级财税结构,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这样产业结构的升级才可以继续。 7、梳理了世界税收结构升级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税收结构也在不断升级。笔者指出了税收升级的三次革命:企业税收的建立、个人所得税的建立和消费税的建立。人类税收结构必须不断升级才可以适应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往加强个税和消费税的方向转型。 8、正确区别了罗斯福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重新解释了大萧条 人们一直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张,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后者才是重要的,才是战后美国黄金经济时代的基础。而凯恩斯经济学因为缺乏财税治理方面的内容,只能治愈基于生产周期的小萧条,对于大萧条则不能解决。 9、深入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新的税收理论 笔者从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政府服务升级四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并分别指出了税收征收方向,提出了“七增七减”的改革方向,其中大部分是差异化消费税的征收策略。 10、提出了“以增促减”的税收改革方向 面对巨大的政府危机,增加税收是必然的;面对企业的巨大财税负担,减税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有增有减,以增促减,用差异化的消费税的增加,来换取企业税的降低。
新财税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人都是因为提出了解决经济危机的主张,而成为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并分别在20世纪的上下半叶大放异彩。 同样是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主张用财政投资的方法,弗里德曼主张用货币宽松的方法,人们总是喜欢将两人看作是观点截然相反的学者。但是根据我的分析,他们应该是互补的,其分歧在于对经济危机的定性不同,根据我在《新财税经济学宣言》中的分析,人类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先后经历了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三个阶段。 打开百度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根据我的分析,凯恩斯更多的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生产型的经济危机,因此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需求不足;而弗里德曼更多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金融泡沫型的经济危机,因此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货币不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适用于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更适合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 生产型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就是生产下降,凯恩斯的政府投资主张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生产总规模,从而让经济恢复。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股市的崩盘,而宽松的货币最容易进入的就是资本市场,因此弗里德曼主张货币宽松适用用于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股市连续创出新高,也证明了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学在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方面的有效性。 但生产型经济危机与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都是市场型经济危机,都容易解决。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则不同,政府债务危机的核心原因在政府,就必须靠新财税经济学来解决了。 总之,当遇到生产型经济危机时就用凯恩斯的方法解决,当遇到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时就用弗里德曼的方法解决,当遇到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时就用新财税经济学解决。一定要辩证施治,正如感冒一样,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还要像一般感冒一样治理,就会有问题。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世界各国大部分采取的是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因此虽然从症状上控制住了经济危机,但最根本问题没有丝毫解决,这也就是世界经济并不能真正向好的原因。 从历史来看,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总是滞后于经济危机的演变。当凯恩斯找出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的方案时,生产型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历史,大萧条后人类很少面临生产型经济危机。当弗里德曼想出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方法的时候,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也已经进入历史。毕竟学者的创新也是需要时间的,前面两位学者都是某种经济危机即将进入历史的时候才提出了解决方案。 而现在全球面临的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本次经济危机书中提到的“本次经济危机”是指自2008年爆发直至现在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第一次债务危机。这样看来,人类认识与解决这一新型危机要走的路也才开始,我们需要做超越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工作。
我结的“宏观经济十大定律” 定律一:民间投资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政府投资是由财税政策决定的 经济要想发展,投资是第一位的,消费和出口都是投资的结果。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部分,但这两部分是由不同的政策决定的。如果哪方面的投资出了问题,就应找出原因。民间投资的变动主要与货币政策相关,政府投资从根本上取决于财税政策。民间投资主要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环境宽松,民间投资可以大举扩张。金融环境收紧,民间投资则必须大幅收缩。所以民间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基本上是与金融政策的扩张与收缩一致的。而政府投资虽然也可以依赖债务融资,但从根本看则主要依赖财政税收,所以财税政策非常重要,财税改革政策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是决定政府投资有多大能力的根本因素。现在各国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就在于他们只依赖货币政策,而忽略了财税政策的调整。 定律二:基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增长,房地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消费增长。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的。基建和房地产发展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在我的经济学中有个“产业压制”理论,就是讲的不同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压制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所有产业的发展构成压制。试想,如果没有普通公路,铁路,电网,高铁这些基础设施的率先完善,一个国家几乎是没有办法发展任何产业的。为何沿海地区可以率先发展,就是因为海洋可以充当这些地区的免费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可以依靠海洋运输发展贸易实现发展。这些地区如果发展内陆贸易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基础设施通到哪里,产业就发展到哪里,市场也就扩大到哪里。基础设施的效率又多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有多高,所以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同理房地产是消费的载体,房地产发展越好,消费就发展的越好,房地产的质量越高,消费的质量也就越高。宏观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抓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牛鼻子,产业和消费才可以同步发展起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一个由政府完成,一个由民间完成,都应该同样重视。 定律三:宏观经济决定企业生死,微观经济决定企业大小 企业家做企业既要关注宏观经济,也要关注微观经济,既要抬头看天,也要低头看路。宏观经济决定着经济的风口所在,决定着行业的兴衰,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生死。企业家的成败都是趋势的产物,站在宏观经济的风口之上,再加上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就很容易成功,反之就很容易失败。企业发展要顺势为,而不是逆潮流而动。而微观经济只决定企业经营的好坏,决定是企业能把规模做到多大。无论多么伟大的企业其成功都是宏观经济的产物。企业家要擅长研究宏观经济,必须要跟上宏观经济的步伐。 定律四:微观竞争淘汰的多是落后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淘汰的多是最优秀的企业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竞争机制在微观层面保证了企业的优胜劣汰。宏观经济正好相反,发生宏观经济危机时淘汰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生金融的紧缩,越优秀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因为越优秀的企业往往杠杆越大。这是因为越优秀的企业,信用越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借钱给他们,因此导致越优秀的企业,债务杠杆率也越高。首富一般也是“首负”。然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金融突然紧缩,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最先出问题。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很难恢复,就是因为在危机时淘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个国家产能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这些企业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元气大伤,国家经济要恢复元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宏观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绝不能误将宏观经济危机当成淘汰落后企业的手段。从现代经济调控来看,货币的周期性收缩与扩张已经是是宏观经济风险的最大风险来源,每一轮货币周期都会淘汰一大批优秀企业。所以我主张精准调控,平稳增长。政府只需要按周期控制好自己的投资,而不是控制民间的投资,这样既能熨平经济周期,也不会对民间生产力产生破坏。 定律五:如果产业升级如果与财税升级不同步就会出现财政缺口,是国家债务的根本来源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陷入国家债务危机,这不是偶然,也不完全是政治和国家治理水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是必然出现财税缺口的。这是因为一个国一般需要同时存在着两个升级,私人产业升级和政府公共产品升级。一个国家产业私人产业越发达对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这些公共产品的扩大同时就需要更多的税收,而一个国家税收又不能经常调整,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财税缺口,形成政府债务。如果还没有对应的财税改革,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多,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政府债务危机,这时就需要进行财税升级就行。 定律六:19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性经济危机,20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21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学中只讲经济周期,很少讲经济危机,因此他们形成了很多经济周期理论,但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却不多。在我的经济学中将经济危机分为三类,分别是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国家债务型经济危机。生产型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生产型经济危机往往与某一个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的产能巨大波动有关。在十九世纪,产业门类很少,科技革命导致某个新生行业产能产生剧烈波动,都会带动整个经济出现繁荣或危机,因此那时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世纪,产业门类已经足够多,单一产业的波动很难再能造成整体经济波动,但是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泡沫传染到各个行业,从而形成经济危机。比如上世纪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等。因此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一世纪,经济构成主要是服务业为主,即使有了金融危机对服务业也影响不大,国家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也不会出现大面积失业。近年中国也多次发生股市崩盘,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政府支出占经济的比例也更大,如果国家不能及时调整财税结构满足政府支出的扩大,国家就会债务危机,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政府债务危机成为了各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常态。政府债务危机的爆发根源不在市场而在政府,政府债务危机不是周期性危机,一旦爆发就是长期性危机,因此没有真正改革,很难自动消失。 定律七:经济危机往往是“低供给难度产品”的过剩,增加”高供给难度高产品”可以治理经济危机 无论是哪种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虽然不同,但一旦爆发,都会导致整体经济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因此在治理时也会有一些共性。在我的平衡经济学理论中,我将市场上的产品分为两类,一个是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种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般在市场上始终处于紧缺状态,低供给难度低的产品在市场上始终处于过剩的状态。一般发生经济危机时,供给过剩的一般都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而很少发生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过剩。经济危机来临时不需要去产能,因为经济周期很短,被去掉的产能,过不了一两年还需要加倍恢复过来。无论是主动去产能还是被动去产能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对于一个没有达到发展极限的国家,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时,只需增加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供给,经济就可以恢复平衡,让经济走出危机。高供给难度的产品包括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水利设施、军工设施、环保设施、大型科技研发项目等,这些产品的供给增加了,经济自然就会恢复平衡。 定律八: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这是“乘法式”的经济增长。 有人根据GDP公式将投资、消费、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加法式”的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确实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都会出现问题,过度投资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过度消费就引发居民负债。真正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乘法式”的增长,是依靠经济效率的提高。我总结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分别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其中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合起来可以称为供给效率,只要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而且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经济才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只有基于供给效率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大家也不需要担心需求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导致民众工作收入的提高自动就好带动需求。而要提供供给效率就要不断的降低供给难度。 定律九,国民幸福程度主要是由生存成本与收入的比率决定的 幸福不仅仅是心理因素,更是由物质决定的。物质贫乏不可能有幸福可言,丰衣足食自然幸福。如果抛开心理因素,从纯唯物主义的角度考虑,我认为幸福程度可以用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率来表示,一个国家民众收入越高,生产成本越低,这个国家的民众幸福感就越强。对于个人也是一样,当所处的生活环境的生存成本确定了,幸福感高低主要由收入确定。物质享受能给人带来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民众也经常感觉不幸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生存成本更高,收入高并不一定代表购买力高,很多小城镇的人幸福指数更高,因为他们的生存成本更低。一个国家在收入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应该不断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可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定律十:经济发展慢,也可能是产业压制没法解除。 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很多,但很多穷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关键是很多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我的经济学中提出产业压制理论。根据我的总结,产业压制主要分为产业链压制、基础要素压制和公共产品压制几种类型。产业链压制主要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生的压制,比如没有房地产行业,几十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没有大飞机行业行业的法则,几千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产业链之间是相互压制的。公共产品压制是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私人产品的压制,有些行业是公共产品,比如铁路,高速公路、互联网、农村公路等,如果没有高效的基础设施,就没法形成一体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随着铁路、公路、汽车的发展才出现的。生产要素压制是指重要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对产业的压制,比如粮食、电力,石油都是重要生产要素。比如电力,几乎很难跨国购买,一个国家如果连电力供应都保障不了,现在工业的发展几乎无从谈起。产业压制很多时候很难自己克服,需要外力推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了,就是因为很多产业压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有的国家粮食问题解决不了,有的是基础设施跟不上,有的国家电力供应不上,这些靠民间力量,靠市场自发都是很难解决的,必须政府需要找出压制点,对症下药才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