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让人感慨万千，即将来临的2021年对我们是否能更温柔一点呢？在本文中，我拣几个好消息讲一讲。 股市长期赚钱效应还在 2020年7月，指数的大涨让很多人惊呼“牛市来了”，我也应景写了一篇文章《在牛市里，你要骑上一匹快马！》，建议大家通过买基金的方式分享股市收益。但随即指数便被困在“3200点-3500点”的箱体中区间波动，持续考验并消耗着投资者耐心。 临近年底，很多券商发布2021年策略报告，乐观者预测指数突破4000点，甚至还能向上再看1000点；也有悲观者担心指数仍无法挣脱箱体波动格局。不过，在很多人看来，2021年的投资收益大概率难以媲美2019年和2020年（截止2020/12/17）。这两年，沪深300指数的涨幅分别为36%和22%，创业板指数更是录得44%和55%的靓丽表现，同期市场交易量也是逐年抬升。 面对量价齐升的表现，谁也不能否认过去两年已是牛市；但也正因过去表现太好，市场才对2021年还能否再创佳绩心存疑虑。 分析师靠股市预测吃饭，但投资者不能靠预测来赚钱。对投资者来讲，一年的涨跌不可能精准判断，投资布局只能着眼于长远——未来三五年内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归根结底是对十四五期间经济转型和增长的信心。 只要这个信心是足的，股市长牛的基础就是扎实的，三年内不用的钱继续在2021年买入就没有错。至于买什么，还是建议买基金。 以国内1700余只股票型开放基金为例，今年以来加权平均收益率高达48.9%，算数平均收益率为31.3%，中位数为29.6%。把时间拉长，近三年（其中仅783只成立3年以上）加权平均收益率81%，算数平均收益率48%，中位数41%。足以吊打其他主流理财产品。 再以沪深300指数基金为例，自2015年1月起每周一定投1000元，截止到2020年12月共计投入31万元，收益16.6万元，总收益53.57%，年化收益14.43%，同样吊打其他主流理财产品。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2021年无论指数升到4000点还是跌至3000点，长期看都是相对较低的点位，可以继续买入基金，长期赚钱效应还在。 此外，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只剩下股市了。随着居民财富逐步流入股市，会对股市形成长期支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相比高收入群体的买无可买，中低收入群体未被满足的消费缺口最大，消费意愿更强，在同等增量收入中会拿出更高比例用于消费。所以，无论是基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序，还是经济层面的促消费、内循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夯实中等收入群体都是基础和保障。 几个月前，当6亿中国人月入1千元的新闻刷屏时，很多人被这个数字震惊，但继而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发力方向和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过去十年，在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中，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持续提升，这是好事，但不可否认，缩小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也同样重要。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要推进共同富裕，大致来说，共有提高工资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税收调节三个途径。具体措施在十四五规划中已经讲明，主要包括： （1）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2）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3）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4）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 2021年，GDP高增长值得期待，加薪有了基础。2020年GDP增速被疫情砸出一个坑，2021年触底反弹，有望实现高增长。如据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预测，2020年全国GDP增速将在1.9%-2%之间，2021年有望达到8%。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021年，面对8%的经济增长，很多人可以期盼一次像样的加薪了。 拓宽财产性收入，更多要指望资本市场。调查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中，九成以上为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和基金占比仅为9%，提高财产性收入，要持续扩大股票和基金占比，从这个角度看，A股的长牛、慢牛至关重要。 税收调节，2021年有望看到一些新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为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创造了条件，财产税的开征则能为继续降低收入税（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创造条件，在一增一减中优化收入分配。 当然，收入分配优化是个持续渐进的过程，2021年未必能有大进展，但趋势很值得期待。 从促消费中受益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作为十四五开局第一年，在收入分配之外，2021年还有望出台一系列促消费新举措，每个人都可能从中受益。 比如各位“打工人”的休假问题。这几年下沉市场崛起，“有钱有闲”是最受认可的一个原因：买房压力小所以有钱，工作节奏慢所以有闲。有钱有闲才有高品质生活，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才有发展空间。 就一二线城市而言，有钱的消费者很多，但有闲的很少，导致的结果就是商品消费需求满足率高，服务消费仍有很大潜力，因为前者消耗金钱，后者还需要消耗时间。为激活服务消费潜力，必须给年轻人更多自主时间，所以我们在十四五规划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 方向已经明确，相信大家休闲时间会越来越多，生活品质也能越来越高。 再比如压制消费需求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难题，在2021年大概率会出现一些破局点。整体方向是逐步降低家庭层面的支出，由社会公共服务进行承接，以降低个人的负担和后顾之忧，激活消费活力。目前看，发展普惠型养老、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扩大医疗保险保障范围、推动教育均等化、房住不炒、租购同权、合理调控租金水平等正成为未来政策的着力点。 此外，对于消费主义的认识有望更趋客观。就国内情况看，过去几年，消费主义思潮逐步崛起，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消费升级进程；但其弊端在疫情之下被放大，又引发了广泛的反思与争议，也在相当程度上逆转了消费行为。 从各国历史来看，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几乎都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无他，消费崛起必然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 经济发展初期，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温饱和安全，这个阶段，民众满足于攒钱存款，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诉求；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自我实现更多地侧重享受生活、要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勤俭节约不再是唯一的声音。这个时候，节俭与享乐的持续相抗会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文化现象。 考虑到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消费热潮只是刚刚兴起，这种争议，更像是“进两步、退一步”中的暂时后退，主流文化对消费的接受度，预计会越来越高。具体参照《“精致穷”背后的真相！》。 对未来保持一份敬畏 好消息暂且说这么多吧，接下来再泼一点冷水。 虽然本文对2021年做了一些乐观预测，但未来变幻莫测，没有谁能看清它的样子。 在《管理咨询的神话》一书中，咨询顾问界专家马修•斯图尔德评论说，“就后知后觉而言，战略家的理论总是100%精确的，但是，当把他们的理论投向未来时，战略家整体上都表现得极为糟糕。”这句话或有绝对之处，但的确点出了预测之难。 面对即将来临的2021年，我们需要一些预测带给我们确定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所有的预测（比如上文的几个预测）都可能错得离谱。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始终对未来保持一份敬畏，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着眼于长远、稳步前行。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与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CWM50《新规下的健康投资文化培育——金融投资者调查研究报告（2020年度）》课题成果发布会上进行致辞。作为课题牵头人，他表示，资产管理市场在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换、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体系过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着金融产品的销售机构和投资者一定程度上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等问题，投资者教育的不充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不仅是金融行业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 以下为致辞全文整理。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年会上发布由论坛组织推动的、主题为《新规下的健康投资文化培育——金融投资者调查研究报告（2020年度）》的课题成果。这个课题报告历时一年多，其中虽然经历了疫情的冲击，但大家多次进行沟通，凝聚了课题组成员们的不少心血，同时也离不开监管部门领导和业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作为课题牵头人，在此我首先表示诚挚的感谢！ 关于健康投资文化培育，这个话题是很大的，内容涵盖面也是很广的，我们在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选的切入点是投资者教育。因为我们考虑这是健康投资文化培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全球的情况来看，无论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投资者教育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 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金融体制”。这个要求很高、内容很丰富，涉及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落实的任务很多。提升金融市场投资者的投资水平、风险识别能力，转变投资理念，是其中应有之意。投资者要树立自主决策、风险自担的概念，逐步破除刚性兑付的意识。这是衡量金融市场的完备、成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和必然要求。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建立和健全，基础性制度已经逐步完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投资者投资理财的观念在逐渐普及、信心在不断增强，原先银行的一些储蓄客户分流到资本市场。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参与改革开放、分享发展成果、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渠道。 资产管理市场在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换、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体系过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着金融产品的销售机构和投资者一定程度上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等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者教育的不充分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4月起，资管新规及系列配套细则陆续出台，资产管理行业开始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同时，期限匹配、“打破刚兑”等要求也给资产管理机构带来了转型挑战。 今年4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第26次会议，研究加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强调“依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对造假、欺诈等行为从重处理”。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我们认为： 首先，加强投资者教育是实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所谓投资者教育就是要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掌握正确的投资方式，从盲目入市转换到理性投资，让投资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更多地了解基础经济金融知识，学会参与资本市场的方法，认识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理财的机会和风险。投资者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中小投资者和散户，但培育更多合格的优秀机构投资者也是十分重要的、十分紧迫的。投资者素质的普遍提高，是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次，加强投资者教育是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必须注意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中小投资者相对缺乏投资的专业知识，在信息掌握上也处于弱势。因此，加强投资者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中小投资者在进入资本市场时，让他们尽可能多的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自身所能承担的风险和自己期待的收益等方面综合考虑，权衡选择，谨慎投资，有效防范风险。 此外，加强投资者教育是实现行业自律的需要。一些金融机构在开展相关业务时，似乎面临着两难选择，它既要宣传产品的收益，又要揭示产品的风险；既要向投资者介绍选择投资产品的一般原则，又不能代替投资者做具体的判断和决策；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机构既要保护公众的投资热情、促进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又要做好风险揭示工作，防止误导投资者，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进行投资者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机构自身资产管理水平的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金融服务质量的改善都是一种倒逼。 所以，开展投资者教育不仅对投资者有益，对金融机构自身也是有帮助的。这不仅是金融行业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者教育并不是单向的谁在教育谁。 我们选择研究健康投资文化的培育问题，是因为投资者是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护投资者就是夯实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借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这个平台开展了本次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汲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虽然疫情阻碍了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但通过线上研讨等多种方式，我们认真聆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报告进行了几次修改和完善，并会尽早正式出版。期待这个课题报告能够给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和金融机构提出一些参考的建议，能够给业界提供实践的指引。 今天发布的课题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总报告；二是调研篇；三是案例篇。 总报告对于健康的投资文化内涵和投资者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形成健康投资文化的要素进行了分解，对各方面的市场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总结，并通过中外对比提出对加强投资者教育和培育健康投资文化的相关建议。 调研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整个报告的重点。主要通过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资产管理机构、互联网机构客户以及理财客户经理进行的问卷调研，对投资者金融知识结构、投资态度和金融行为进行了一定的描绘。 案例篇通过银行销售转型、投顾业务前景、海外经验等方面的比较详实的案例报告，呈现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这个报告形成已经有了半年多的时间，由于疫情的影响，报告发布有所延误。现在回过头看，报告的有些内容在跟上形势的发展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因此这篇报告主要是前期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希望为监管部门和业界人士提供一些参考。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报告发布会，谢谢！ 课题牵头人、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在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新五国签署RCEP，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时，我们就坚定相信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将在年底前签署。实际上，身兼欧盟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原计划在今年9月举行的27个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中国领导人参加的中欧峰会上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因为疫情及其他原因，计划未能完成。 随后协定进展顺利，不断取得突破的消息频频传来。即使不留意这些进展本身，从英国和欧盟在25日达成脱欧协定，也可以估计中国和欧盟完成最终谈判只是时间问题。 最新消息中欧投资协定将在北京时间12月30日20时正式签署，这为2020年中国的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布局画上圆满的句号，中欧双方将以更加紧密的合作迎接2021年的到来。 从2013年末开始，中国和欧盟已经就投资协定进行了7年的谈判，前几年双方基于各自利益考虑，谈判进展缓慢，也并未将投资协定作为重要事项来推进。当时，欧盟的头等大事是与美国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而中国更加重视美国和亚太市场，也期待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可以顺利进行。 随着TTIP谈判事实上失败，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开始进入到快车道。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中国与欧盟有大量的投资关系，达成协定是双赢：一方面中国希望进入欧盟市场以对冲与美国的摩擦，特别是通过投资收购等方式快速改善自身的技术短板，并且进入到欧洲的能源市场；另一方面，欧盟也希望能以更少限制进入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 中欧投资协定虽然不涉及关税增减的问题，但与RCEP投资部分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是以“负面清单”来处理跨境投资问题。中国已经将限制外国公司的实体列表从2019年的131个领域缩小到现在的123个。中欧投资协定消除了欧盟某些行业在中国的投资壁垒，包括新能源汽车、云计算服务、金融服务、医疗保健等。此外，中国还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争端解决四个方面做出了必要的实质性承诺。 当然，如此重要的双边协定不可能一帆风顺，除了中欧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竞争产生的摩擦，以及非经济因素产生的外交争执以外，美国也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主要障碍。特朗普领导的美国鹰派政府为遏制中国的发展，试图拉拢欧洲等传统盟友，不断营造壁垒分明的冷战格局希望全方面孤立中国，这一度令中欧关系陷入僵局。 但欧盟能在中美角力和美国施压下最终决定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说明欧洲的政治精英在经贸和投资问题上并不想跟随美国步伐以冷战思维去处理中欧关系，而是基于国家利益来进行谈判。 实际上，在2019年底RCEP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并极大可能将在2020年底签署之后，欧盟就开始把中欧投资协定作为头等大事进行推进。而疫情后中国经济的表现一枝独秀，更加令欧盟感受到与中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毕竟中国的崛起无法阻挡，而且因为应对疫情的差异，中国的实际GDP可能在2028年就会超越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早在2014年就实现了超越）。 虽然2019年欧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欧盟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为5596亿欧元，但是双方的直接投资金额却微不足道。 中国2019年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金额为117亿欧元（对全球的直接投资金额为1170亿美元。 ），相比2018年的174亿欧元下降了33%，这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规模。在2016年高峰期直接投资金额为373亿欧元。这也符合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的倒V型变化模式。 中国对欧盟2019年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北欧，占比52.7%，其次是英国的29.8%，第三是南欧的6.6%。而中国对德国和法国的直接投资仅分别占比3.9%和0.9%。 不过，从2000-2019年的累计直接投资金额来看，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英国的503亿欧元，德国的227亿欧元、意大利的159亿欧元和法国的144亿欧元。 而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同样不高。2019年仅有73.1亿美元，相对2018年的104.3亿美元还同比下降近30%。与贸易来往的火热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欧投资协定生效之后，双方的直接投资有望迎来焕然一新的局面。 在外交层面仍然不时发生争议的背景下，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快速进展，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欧盟对于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及其遗产的担忧。 特朗普政府在2018-2019年对中国挑起贸易冲突的同时，也与欧盟就“不公平补贴”与“歧视性关税”展开贸易拉锯战。今年8月，特朗普公开宣布将继续维持此前针对欧盟输美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不变。这就意味着自2019年10月WTO裁决美国可以就欧盟对空中巴士的“补贴”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裁决以来，欧美围绕这一贸易争端进行双边协商彻底失败。 不仅如此，同样在8月，美国强力施压德国放弃北溪2号项目，转而够买价格至少高出俄罗斯输欧天然气50%的美国液化天然气。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的特朗普直接下令对所有参与北溪2号项目建设的欧洲企业实施全面制裁。 除了“美国优先”的主张，特朗普不顾与欧洲的盟友关系一味打压，也是出于选举的考虑。只不过特朗普打造的硬汉形象不仅导致疫情的不断恶化，也无助于挽救选情。美国大选前的民调显示欧洲国家的民众和领导人均大比例支持拜登当选。 在拜登胜选之初，欧盟一度期盼拜登能够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上“拨乱反正”。但是拜登在竞选期间对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全力承诺，并决定暂时延续特朗普的贸易遗产后，欧盟就明白双方的关系很难回到从前。 在欧美之间就针对互联网巨头的“数字税”长期争论不休之后，欧盟在12月15日颁布限制美国互联网巨头不公平市场竞争行为的《数码市场法》与《数码服务法》，显示双方在如何引导数字产业有序发展，以及如何保障网络安全方面，依然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乃至对立。 尽管拜登表明要改善欧美关系，但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并不符合欧盟自身的利益。欧盟与中国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外交层面，在经贸投资关系、安全问题、遏制气候变暖等方面，双方反而比较和谐。 此外，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既然美国可以和中国在今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与欧盟争夺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欧盟当然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协定签署后，欧洲企业将在中国享有比美国企业更优惠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在电信、金融、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份协议也得到了在华欧洲企业的大力支持，因为它将取消欧洲企业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的相关要求。最关键的是，中欧投资协定尽快签署可以最大程度对冲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遗产给欧盟核心利益带来的风险。 特朗普恐怕完全没想到，在他挑起全面贸易摩擦，和欧美应对疫情失败之后，中国会和亚太，欧盟走得越来越近。美国期待盟友与中国脱钩，然而事与愿违，真正面临脱钩压力的反而是美国自己。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需要摆脱特朗普遗产的束缚，重新思考美国的政治经贸和投资战略。 （作者是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看多或者看空特斯拉，都是基于冷冰冰的商业分析，和个人的喜好无关。喜不喜欢马斯克，也应该完全无关。 看多特斯拉的理由，只能勉强满足“叙事”层级的严谨性，不满足“商业”层级的严谨性。 前文（戳蓝字，查看《特斯拉三部曲：叙事，泡沫，破灭》）指出，特斯拉的天价估值，由叙事而起，吹起了泡沫，但因为产品跟不上叙事，而且竞争激烈，泡沫终将幻灭。篇幅关系，还有一些思考没有写进去，估计这些思考会解释一些疑问，本文做一点补充。 今天想重点说的是，看多特斯拉的理由，其实很不严谨，连“叙事”层级的严谨性都有点勉强，更不满足“商业”层级的严谨性。什么叫“叙事”层级的严谨性？就是听起来要有道理。这个层级的严谨性不足，就是故事经不起仔细推敲，逻辑链条是断裂的。 什么是商业层级的严谨性？就是不仅叙事逻辑是严谨的，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成本，竞争，政策冲击，现金流可持续等等，留出足够的“商业安全边际”。目前看，特斯拉的商业安全边际很小，几乎是在走钢丝。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很容易“看对了方向，输掉了竞争”。 市场上看多特斯拉的观点，可以简单用三个字母概括，叫做SEA。这三个字母，分别是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代表了看多特斯拉，看空传统车企的三个主要原因，分别是Share，Electronic，Auto-driving。它主要说的是，特斯拉和传统车企在不同的赛道上，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不能用看待传统汽车的观点来看待。很多人喜欢说这个话，但是其实其中想象的成分居多，实际的成分没有那么多，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单词是Share，意思是特斯拉在共享汽车领域有很大空间，这个观点商榷的空间很大。 首先，共享汽车的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人们买车是为了共享吗？共享汽车和汽车租赁是什么关系？传统汽车就不能共享吗？这世界上有共享汽车成功的先例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很利于特斯拉。 分析商业上的事情，还是要基于经验。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没看到大规模的共享汽车成功的案例，只看到大规模是汽车租赁成功的案例，但是汽车租赁与特斯拉没有什么关系，所有汽车都可以租赁。 说起共享汽车，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共享单车。共享单车前几年很火，很多人都看好，但是我一直不看好，因为之前没有看到成功的先例。而且，共享单车的实际成本很高，管理成本很高，占用公共空间资源的成本很高，注定是要失败的。 目前看，时间站在我这一边，我对共享单车的悲观看法不幸成真。这不是怀疑共享单车的美好愿景，比如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不管多美好的愿景，如果实际成本太高，就不可持续，商业逻辑不可违背。同样，共享汽车也有很高的管理成本，而且共享意味着汽车内的空间资源也要共享，用车的实际功能和便利性降低，汽车的价值要打很大的折扣。 其次，退一万步而言，共享与电动是两码事。电动车可以共享，燃油车也可以共享。甚至，电动车可以智能驾驶，传统燃油车也可以智能驾驶。把特斯拉与共享绑定，这个逻辑是不够严密的。 第二个单词是electronic，电动，意思是电动车代表未来，燃油车会被淘汰。我们先假设新能源汽车的大方向是对的，再假定电动汽车是新能源汽车的主流技术路线。那么，就一定意味着燃油车会被淘汰吗？多长时间淘汰？ 其实，即便电动汽车代表了未来，也不意味着燃油车就一定要全部淘汰。我们知道化石能源有很多缺点，比如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化石能源也有很多优点，比如便利性，稳定性，能源密度高等等。现在燃油车其实挺好，是人们的重要出行方式，远不是一无是处。 有很多优点的东西，为什么要完全替代呢？比如把现在全球的燃油车减少一半，是不是已经足以解决问题了？完全替代有没有必要？有没有论证过？我们的空气环境有个自我循环的过程，只要污染没那么重，排放没那么多，其实是可以自我循环、自我净化的。到底有没有必要把燃油车全部替换掉，我觉得从技术角度看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举个例子。这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但是北京的汽车依然在跑，北京附近的工厂也没有全部迁走。这就告诉我们，大气污染是一个度的问题，不是一定要把石化能源清零的问题。 我们退一步，假定以后水电、风电、核聚变电完全够用，只需要很少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几乎被完全替代。即便如此，还有一个多长时间替代的问题。目前看至少是十年后，可是在10年的时间里，很多事情可以发生，竞争对手会迎头赶上，特斯拉的现金流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几年之内只要出个风吹草动，股价会都可能大幅回调。 第三个单词是Auto-driving，自动驾驶。前文我们说过，自动驾驶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社会习俗的问题。以后路上有人驾驶的车，还有自动驾驶的车，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处理？很多法律问题是蛮复杂的。而且，现在自动驾驶技术还不成熟，还很难有商业应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自动驾驶领域，特斯拉并不是领先者，自动驾驶要加分，也是给谷歌，通用，因特尔这些行业领先者加分。 看多特斯拉的人，还有一个类似于苹果手机的增长逻辑，说自动驾驶会形成一种生态，会吸引大量的流量，围绕电动汽车、自动驾驶会形成一个像苹果商店一样的生态系统，人们会在里面花很多时间，会产生很多消费。对这个观点，我持一个很大的怀疑态度。 什么叫生态？这几年花了很多时间观察新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我发现人们对于“做平台、做生态”有点过于迷恋了，不是什么平台都能挣钱的，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做出生态的。最后很多平台，会发现“平台上空空如也”，没有产品，没有内容。 我们拿一个智能手机，上面装着很多app可以运用，比如微信这些东西，我们对它有粘度，愿意在上面花时间。可是电动汽车是个汽车，你愿意在车里面呆很长的时间吗？你是愿意在家里玩，还是在车里玩？除了在出行路上它占用你的时间以外，其他时候它不占用你时间的。人们是要减少在路上的时间，而不是增加在路上的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我对所有这些想法都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我愿意去想这里面可能有机会。但是想了很久，现在看这些机会是说不清的，还处于一种想象阶段。从资产定价的角度说，想象阶段还是要谨慎，要打很大的折扣。 还有一个看多特斯拉的理由，就是作为一个新兴车企，特斯拉没有历史包袱。作为比较，传统车企有很多历史包袱，比如机构臃肿，债务繁重，工会力量强大等等。这一条是有一些道理的。我们知道很多传统车企，像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这些，有很深厚的汽车工业的积累，也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包袱，导致船大难掉头。 这里面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电动汽车这个市场越来越成熟，这些车企会退出这个竞争，还是会迎头赶上。目前看，很多传统车企都在电动汽车领域做了很多准备，等到市场成熟就会发力。今年在欧洲、美国市场上，传统车企的销量大幅上涨，特斯拉则是逆市下降的，这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未来的电动车市场，竞争一定很激烈，因为大家都不会放弃这么大的蛋糕。既然竞争激烈，就要拼谁的命长，谁的现金流充足稳定。 最后，我们用华尔街知名卖空者吉姆·查诺斯的话来结尾：特斯拉是一家汽车公司，是一家高端汽车公司，但仍然是一家汽车公司，其利润率与其他汽车制造商一样低。 这句话得到了特斯拉总裁马斯克的间接确认，他在12月1日致员工的信中这样说： ”如果看一下我们实际的利润率，过去一年是非常低的，只有1%左右。投资者对于我们未来的盈利给予了很大的期待，但是，如果在任何时刻，他们突然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我们的股价就会立刻被砸——就像铁锤砸向蛋奶酥那样。” 行文至此，我要再强调一下。看多或者看空特斯拉的股价，应该是基于冷冰冰的商业分析，和个人的喜好要分开。喜不喜欢马斯克，都应该不影响你的判断。 文章最后，我再重复一下对于特斯拉股价的预言：三年之内，特斯拉股价至少腰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源头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其方式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之间的多元隐性契约。”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召开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 他认为，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他提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他进一步建议：“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 多元隐性契约带来的金融风险及其解决方法 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信用扩张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也要按照市场原则，在根除扭曲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不仅要拆除金融本身的定时炸弹，对金融风险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更重要的是找到风险产生的根源，找到新的大循环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 近年来，金融整顿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清理影子银行、调整资管业务、整顿股市、债市中个案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果没有2015年以来持续5年的大整顿，就很难想象今年我们可以度过中美冲突和疫情叠加的艰难期。 但在这一过程中，风险也在逐步暴露。从2015年股灾、到汇灾、再到债券市场暴雷，这些是深层次风险的逐步暴露，还是治理过程中风险的自我延伸？目前我们在治标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治本上还没有根本性破题，这需要我们对风险的根本性机制和体制性节点有更深的思考。 过去20年，本质上是政府信用扩张的20年，其中，地方政府信用扩张是风险产生的核心焦点。而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重要的源泉，不是分权体系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而是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城商行、地方国企这几大主体之间的隐性契约。这些隐性契约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地方政府财政扩张的第二只手、第三只手，按照不同的形式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信用以隐蔽的方式侵蚀金融体系，这是很重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014年的“46号文”和“51号文”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新老划段，这对地方债务的显性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一过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核心功能，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融资、扩张的一个重要跳板。 这个跳板首先是靠城投公司，然后是靠大型投融资平台，在2014、2015年整顿之后，又创新出“银信证”等新通道，这些新通道被叫停后又产生了新的方式，今年暴露的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通过资金等各种方式所形成的新通道的一种反映，这是对我们过去所说的地方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软约束关系的一种强化。 如果想让金融行为真正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重新梳理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改变软预算约束是尤其重要的。 地方政府信用扩张造成了双循环的最大堵点 目前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整合力度在逐步加强，金融配置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竞争中财政运作的隐蔽手段，且这种手段在全世界都在使用。 现在热议的MMT理论放在地方政府层面，与地方政府无约束的隐蔽融资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MMT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政府债务与自然人债务的本质性区别——地方政府并不像自然人一样，有生命周期的财务约束。所以如何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究的问题。 虽然我国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债务上限做出了一些约束，但基本是上面有监管举措，下面有创新的规避方法。核心问题在于，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存在着严重扭曲。在新阶段里，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核心发动机的角色，要不要重新定位？地方政府是否要与中央政府一样，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要转换成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城市和区域社会建设功能，与现行税制之间的冲突？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事权下沉，财权上移，导致新世纪我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带来的内生压力是，地方政府为应对竞争，必须要寻找新的、非财政性的财源。而非财政性的财源必定来自于金融。所以这20年间，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我们在解决了很多的风险性、扭曲性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加剧扭曲。 最明显的表现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水平。预计今年年底，我国总体政府负债率285%，其中居民债务率约60%，狭义的政府债务率约60%，企业债务率约160%。但如果对非金融企事业单位的债务率进行细分，可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城投公司的债务、事业单位的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都属于类政府债务。这几大债务加总，再加上目前狭义的政府负债率，总负债率可能远远超过140%。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率可能远高于美国。 当然，中国政府的债务率与美国的不一样，中国还有很多资产，但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政府债务率扩张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三大层级，他们虽然不归为政府债，但都在依托政府信用进行扩张。所以目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拆除了一系列风险点，但风险依然在蔓延，债务率一直在延伸。 如果按照我国目前285%的总体债务率和6%-7%的融资成本计算，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7%-18%。这意味着风险会持续暴露和孕育，因为宏观债务率太高了。因此，仅在个案上、在金融机构本身寻找风险治理的方法，而没有在真正创造风险的扭曲的问题上做文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难触摸到风险根部的。 目前地方政府也在打“服务实体经济”的牌，强迫城商行、村镇银行等向中小企业进行大规模贷款，要求银行救助一些绩效较差的国有企业，还要求通过一些隐性手段为投融资平台融资。所以，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的双循环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 2014年以来，中央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对银信证合作等新型通道进行了全面治理，今年还把目光转到地方国企。在过去7、8年，地方国企急剧膨胀。全国国有资产从2013年的104万亿，上升到目前的230多万亿，增长到2.24倍。其中，央企资产从48.6万亿上升到87万亿，增长到1.79倍；而地方国企从55.5万亿增长为147万亿，增长到2.7倍，比央企资产扩张速度高出一倍，而负债则扩张得更厉害。 那么是否有必要通过大幅度扩张地方国企，来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和发展功能呢？今年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文件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结构和功能分布。 地方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国企？如果从战略实施、产业引领、国计民生、科技创新等功能来考量，或是从国有经济的“五力定位”（影响力、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来讲，地方国企真正的战略性效益是什么？对此，我认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对此，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解决地方信用扩张需要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财税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中央财权、事权重构的问题。 第二，重新梳理地方的区域性自然垄断行业。目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投公司，都有自己基础建设的主要载体，这成为地方政府天然垄断的一种模式。但这种垄断模式实际上并不自然，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种全国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而不一定天然要和地方政府产生联系。 第三，要对地方国企进行全面的、功能性的调整，甚至要进行战略性“瘦身”，这是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这几方面的改革能够将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我们从系统性风险的源头上做文章。
据“浙江新闻”消息，12月28日下午，省科协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省科协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学伟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谢志远同志担任省科协党组书记，提名谢志远同志为省科协副主席人选；郑金平同志不再担任省科协党组书记，提议郑金平同志不再担任省科协副主席。 谢志远简历 谢志远，男，1970年10月出生，浙江永嘉人，教授，法学硕士，硕导。 曾任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党委书记、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衢州学院院长等职务。 现任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人选。
据雄安发布消息，12月29日，张国华以河北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身份开展调研。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此前，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由河北省委副书记陈刚担任，近日他已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张国华，1964年11月生，曾长期在江苏省工作，历任昆山市市长，南通市市长，徐州市委书记等职务，2018年升任云南省副省长，今年出任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近日调任河北省委常委。 张国华简历 张国华，男，汉族，1964年11月生，江苏苏州人，1985年6月入党，1987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1983.09―1985.09 苏州师范专科学校生化科生物专业学习 1985.09―1987.08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专业学习 1987.08―1989.09 苏州师范专科学校生化系见习教员、助教 1989.09―1991.10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青工部干部 1991.10―1992.06 江苏省苏州市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副科级） 1992.06―1993.12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机关事业管理部副部长、青工部副部长 （1992.05―1993.05挂职任吴江市八坼镇党委书记助理） 1993.12―1995.08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青工部部长 1995.08―1996.04 江苏省苏州市物资局体改办负责人（正科级） 1996.04―1998.03 江苏省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1998.03―2002.12 江苏省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1995.09―1998.05苏州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2.12―2005.12 江苏省昆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其间: 2004.07―2004.09 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研究班赴德国培训） 2005.12―2006.06 江苏省昆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06.06―2011.04 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11.04―2012.01 江苏省南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2.01―2016.01 江苏省南通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01―2017.02 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 2017.02―2018.01 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其间：2017.03―2017.07中央党校第42期中青班学习） 2018.01―2020.04 云南省政府副省长 2020.04―2020.06 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 2020.06―2020.12 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2020.12― 河北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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