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经国务院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开始走上规范发展之路，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完善母公司管理职能和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鉴于内部结构相对较为复杂，金融控股公司应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两个主要的层面：即母公司治理结构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治理结构。 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分别进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监事会。将党委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工作规范。实现党委领导核心与公司治理、党委统领全局与董事会战略决策、党委推进深化改革与高管层全权经营的有机融合，打造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的章程中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委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具体化。 新规下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承担公司决策和管理职能，应在母公司层面增设与统筹管理职能相关的机构或部门。根据《金控办法》的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只从事股权投资和管理，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主要承担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协同、风险管理、高管任命、考核激励、薪酬管理等决策和管理职能。与这些职能相匹配，应在母公司层面设立战略协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审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统筹管理上述职能。为了更好地实施上述重要职能，母公司层面应相应设立战略规划、人力资源，业务协同、预算财务、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后台业务、信息系统等业务部门，以保障母公司的重要职能能够顺畅推进和落到实处。为确保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和重大决策能在子公司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母公司的高管可以适当地在重要子公司进行交叉任职。 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大小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基本管理问题之一，而控制权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子公司的股权结构。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高低，通常有全资控股、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四种类型。从更有效地实施战略目标、发挥协同效应和控制风险的角度看，母公司应尽可能选择对子公司的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50%以上）。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母公司能够全面、有效地贯彻其战略意图，有效避免各子公司独立行事和各自为政的倾向。而在股权较为分散的相对控股和参股的情形下（通常为上市公司），尽管母公司基本上可以控制子公司，但存在在二级市场上被收购控股的可能性。在后两种情形下，子公司往往游离在母公司战略布局之外，难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和有效控制风险。总之，除非是为了财务目的或其他目的，母公司应尽可能争取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的方式，以达到基本控制子公司、达成战略目标的目的。 子公司是否分拆上市往往是金融控股公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子公司分拆上市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而言有诸多益处。如，可以为子公司开辟新的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控股公司的资本实力。然而，子公司分拆上市也存在风险和不利因素。即便在绝对控股情形下，也存在公开市场上被某些机构增持而失去控制权的可能性。子公司上市后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需要按照上市公司规定予以披露，且要确保定价公允，不能利益输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协同效应产生制约。而控股公司整体上市则有利于统一规划资本资源，从整体上安排财务资源，包括开展统一的资产负债管理和资金管理，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资源配置，以更好地实现对子公司的管理。 采取合理经营管理体制增强协同效应 为了更好地达成增强协同效应、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采取合理的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大致分为几类：独立子公司、协同子公司和事业部制。 在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各子公司在业务运作上基本上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尽管控股公司有统一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经营目标，但母公司对子公司给予充分授权，基本不干预子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子公司的董事层和总经理虽由母公司任命和考核，但却拥有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组织架构的安排，开展业务经营活动。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架构以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部门为主，而子公司则可能“五脏俱全”，拥有各自的前中后台部门。相比较而言，独立子公司的体制机制更加注重子公司的独立运营能力，协同效应则处在一般水平。 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子公司虽然也是独立经营的，但各经营单位即子公司之间更加注重实现良好的业务协同。母公司通常以两种方式来组织推动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一是搭建整体性的综合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的客户和项目信息，从而实现母公司与子公司整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推动业务营销和客户服务的协同性。二是在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母公司可以构建统一的业务处理和IT系统等后台支援系统对子公司提供相应的支持，同时，驱动母公司的人力资源、预算财务和风险控制部门为子公司之间的协同业务行为提供支持。三是母公司通过严格的考核来督促子公司加强业务协同，包括运用约束和激励两类手段。可见，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会明显好于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 事业部体制机制是控股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水平最高的制度安排。在该体制下，母公司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依照功能来划分事业部，如将各子公司的业务整合起来，分成企业金融、消费金融、金融市场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性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管辖若干业务单元或子公司。与前两种体制明显不同，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子公司并非是利润中心，各事业部才是利润中心。在这种体制下，子公司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而依照功能划分构成的事业部才是实体所在。很显然，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则为事业部体制机制的运行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建立的初衷来说，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的独立性偏强，不应成为金融控股公司首选的内部体制机制。现阶段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应以协调子公司体制机制为主，少数有良好条件的母公司则可以探索运作事业部制。 从战略层面重视协同运营机制构建 为了有效发挥内部协同效应和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控股公司除了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外，还应构建相应的运作管理机制。协同效应方面包括战略协同、激励考核、后台共享等机制。 控股公司应从长远的整体利益出发，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业务联动，将提升业务联动功能作为控股公司的重要工作目标。通过各种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使各业务板块、子公司以及前中后台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业务联动的重要意义，摒弃本位主义。在细化目标市场的基础上，应强调跨地区、跨部门、跨子公司间的业务联动，持续提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将强化业务联动作为“必选项”写进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的发展计划中，并建立联动情况的互评考核，将业务联动性作为各自公司的重要考核指标。 搭建客户信息共享平台是构建协同运营机制的重要举措。控股公司应建立面对全集团开放的客户信息管理平台，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都应将其客户的重要信息在平台上发布，在符合监管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控股公司客户信息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客户需求体现、业务发起、风险控制等各相关流程都可以在平台上实现。控股公司依托覆盖面较大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引导和推动各子公司和业务部门之间开展联动合作，实现各经营单位共享客户信息资源，有效推动跨公司、跨地域、跨条线开展客户互介，扩大业务联动收入规模。 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加强子公司联动，推进综合金融服务较为有效的方式。项目团队可以包括不同子公司和业务部门的前中后台人员，尤其是中后台人员可以长期介入。通过建立内部专家库、内部人才市场以及自愿报名和审核把关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专业人员，搭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可由客户部门即前台部门牵头成立和负责运营，实行专项激励、专项考核和专项资源配置。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内部资源协同和效应协同的有效方式。 统一的后台共享机制是发挥业务协同效应的有效手段。控股公司的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等中后台部门应改变部门化的运作方式，提升协同化、条线化和专业化管理，为各子公司和前台业务部门提供专业支持。一种协同水平较高的模式是向子公司派驻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和预算财务等人员，实行双线管理。控股公司应逐步构建统一的后台业务处理中心，实行集中化运作和管理。有条件的控股公司还可以尝试构建统一的IT系统，实现内部网络化运作，提高内部运行和管理效率。 激励考核机制是促进控股公司内部协同和业务联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客户经理绩效考核办法。可以借鉴国际银行业的成功经验，将以业绩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调整为“业绩+行为”评估的考核办法。既考核客户经理做了什么，又评价是怎么做的。从活动绩效、风险控制、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方面来综合性地进行考核，引导客户经理着眼长远和全局，主动、积极地开展业务协作，培育业务联动的文化，确立相应的价值观。为鼓励各子公司之间开展交叉销售，控股公司可以制定促进交叉销售的激励考核体系，将交叉销售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控股公司应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和引导多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动和协作，充分利用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应建立全面、细化和完善的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持续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 建立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较为特殊，包括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资本重复计算风险和高杠杆风险，等等。为了达成协同效应，控股公司及其各子公司通常是统一客户、统一品牌、统一后台，很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风险在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容易蔓延。其具体传导的途径主要有声誉传染和流动性传染两种。当一家子公司出现重大经营问题导致声誉受损时，其他子公司的声誉和形象也会下降或受损。当某家子公司出现严重流动性问题时，通常控股公司会动用资金或调集子公司的资金来拯救该子公司，从而可能带来整体性的流动性风险。 通常，控股公司各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各类形式的关联交易，包括资金相互划拨、相互担保、关联贷款甚至转移利润。其中有不少出于业务的协同需要，是符合监管规范的。但也有部分关联交易存在很大风险隐患，应加以防范和管理。有的控股公司股权结构复杂，有的还相互持股，从而就会存在母子公司重复使用同一资本的现象。这意味着控股公司整体的净偿付能力可能低于其总的、名义上的偿付能力之和。高杠杆风险往往与资本重复计算有关。由于控股导致同一资本来源在控股公司内部被同时用于多个法人投资，控股公司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潜在风险。 鉴于所面临风险的复杂性，控股公司需要从风险文化和偏好、风险管理架构和风险隔离机制三管齐下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制。 控股公司应从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风险文化，将控股公司整体的认识统一到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上来，推动风险文化向经营管理的全方位渗透，将稳健经营的理念有效融入政策、制度、系统、流程和工具之中。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使风险文化的愿景、核心价值观等成为所有员工共同的行为指引和自我约束。从基础理念、业务技能、专业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全体员工实行差异化、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培训，持续推进风险文化养成教育。合理制定与控股公司战略相适应的审慎风险偏好，将董事会的风险容忍度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分解传导至所有子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应借鉴国际先进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建立起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控股公司层面应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控股公司整体进行风险管理，主要责任包括确定统一的风险偏好、建立统一风险管理政策、统一客户授信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开发，等等。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也应分别建立针对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各自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人员首先要对母公司的风险部门负责，同时向本公司负责人、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这种以垂直为主、横向为辅的矩阵式风险管理架构对母公司的风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人员对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状况要有充分的了解，以防止风险管控过度阻碍业务发展。 为有效应对交叉传染和关联交易风险，控股公司需要打造一套健全的风险隔离机制。包括资金、业务、信息和人事等四个维度。资金隔离是对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运作和流动加以限制，以防止这类资金流动对客户利益带来伤害。除了股权投资以外，应严格禁止在母子公司之间随意调动资金，尤其要阻止银行资金不合规地输入证券和保险类子公司。业务隔离是对多子公司开展联合营销、交叉销售以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加以适当限制，其主要举措包括：坚持商业原则和公平投标，防止利益输送以及实施总量限制等。信息隔离是对母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流动加以适当规范和限制。各子公司内的信息共享应仅限于服务客户所需的相关信息，涉及客户隐私的信息应禁止共享和流动。人事隔离是指对各子公司的人员相互兼职和流动加以规范和适当限制。除了母公司和各子公司的高管可以相互进入对方董事会外，其他人员应禁止相互交叉任职，这方面应严格遵守监管规定。风险隔离机制设立要注意把握好度。隔离过严会阻碍业务协同，降低经营效率；隔离过松则会带来风险隐患，不利于稳健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隔离机制首先应符合监管要求，不能突破监管红线。在此前提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子公司的行业特点来制定满足自身风险偏好和监管要求、推动内部协同的规范和原则，并适时进行调整。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督、检查、培训、评估等配套措施，确保风险隔离措施合理有效并落到实处。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0年第12期。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是为下一年的的宏观政策定调的，但今年有所不同。12月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时效性都不止一年，而是至少在“十四五”期间（2021-2025）都要关注的长期问题。这一时效性的变化突显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会议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这对改善供应链也至关重要。中美科技脱钩持续升级，给中国自主研发带来极大挑战。尽管拜登政府可能缓解紧张的贸易局势，但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会继续。中国已诉诸“双循环”模式，想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来应对美国的威胁，并相信本土市场的海量规模和复杂性本身就能激发创新。近些年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也证实了这种信心。 推动自主创新，企业部门是主力军。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国有企业推动了大多数技术突破，主要用于军工和航空航天。但是，国企的低效和非营利性质并不适合面向消费者的创新。本次会议承诺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即把私人资本引入国企管理以改善激励机制。之后，国企再凭借其先天的资源整合能力，在市场创新中重获一席之地。 监管部门强调通过金融改革支持创新，增加直接融资。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不支持实体经济而饱受批评。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变：过去是劳动力和资本，而现在是科技。由于银行业天然保守，中国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无法为科创企业提供所需的风险资金。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更适合此类业务，因为它们在评估新技术潜力方面更专业，且对风险有高容忍度。但这种转变也将是长期的，特别是疫情后企业坏账已经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改革恐怕必须小步慢跑，避免市场大幅波动。 中国政府在追求创新的进程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本次会议提到“市场”的次数比“科技”或“政府”还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退后一步。深圳是这种方法的典型案例。在深圳成为国家创新中心的过程中，深圳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设立100亿元的母基金以吸引天使投资人和高科技公司设立办事处。尽管如此，政府仍需警惕，更明智的应对市场失灵，同时避免浪费投资。当局还表示将加强监管以避免金融风险---这既是对近期债务市场违约的间接回应，也是支持创新和长期发展所必须做的。
摘要：2020年3月，美国股市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四次熔断，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美股连续熔断发生在美股迭创历史新高之际，其触发原因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以及全球原油价格暴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包括美国股市在过去10余年内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特征，包括上市公司持续大规模回购股票、以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异军突起、对冲基金使用了一系列基于波动率的新策略等。考虑到经济基本面依然疲弱、股市估值高企、流动性危机结束以及宏观经济指标反弹可能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未来美国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等原因，未来美国股市波动性将处于高位，不排除美股再度熔断的可能性。 关键词：美国股市 熔断 回购 被动交易 风险平价策略 一、引言 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与18日，美国股市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4次熔断。在上述4个交易日内，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跌幅分别为7.8%、10.0%、12.9%与6.3%。从历史上来看，2020年之前美国股市仅仅发生过一次熔断，这发生在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当日下跌了7.2%。 所谓熔断机制（Circuit Breaker），也称之为自动停盘机制，是指为了控制股票、期货或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风险，为其单日价格波动幅度设置区间限制。一旦成交价触及区间上下限，交易或者自动中断一段时间（熔即断），或者继续交易但不能突破上下限（熔而不断）。国际上更多采用的是“熔即断”的交易机制。之所以将上述机制命名为熔断机制，这是因为该机制的原理与电路保险丝类似，一旦电流异常，保险丝就会自动熔断以免电器受损。 股票市场上最早的熔断机制起源于美国。在198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曾对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实施过每日交易价格涨跌3%的限制，但该规定在1983年被废除。1988年10月19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熔断机制。根据相关规定，当主要股市指数在一日之内下跌幅度达到7%时，美国相关证券交易将会暂停15分钟。 美国的熔断机制之所以出台，这与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有关。在该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达到22.6%。由于没有熔断机制或者涨跌幅限制，很多美国投资者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熔断机制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黑色星期一”的重演。 要理解美国股市为何会在2020年3月4次熔断，首先必须认识到，这次美股暴跌是在美股经历了长达11年的牛市后、美股指数处于历史最高点之时发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次贷危机爆发后2009年3月9日的6547.05点（本轮牛市的起点），上升至2020年2月12日的29551.42点（本轮牛市的最高点），本轮美股牛市持续了将近11年时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累计涨幅达到351%。本轮美股牛市的持续时间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同时其累计涨幅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美股牛市是与次贷危机后美联储实施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高度相关的。在这11年牛市中，美国股市仅在2015年与2018年经历过两次较为显著的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而第二次调整发生在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之后。毋庸置疑的是，美股在2020年3月的大幅下跌，包括4次熔断，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散高度相关。 本文将分析2020年3月美股4次熔断的主要原因，并展望未来美国股市的走向。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美股熔断的触发原因；第三部分分析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展望未来美股是否还会发生新的熔断；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美股熔断的触发原因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展，且由于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应对不力，导致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升，这是美股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触发原因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2020年1月底、2月底、3月底，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分别为9826、85403与750890人，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分别为213、2924与36405人。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肺炎疫情正是从2020年3月份起快速蔓延的。例如，美国的确诊人数由2020年2月底的3人激增至3月底的17987人。 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在初期对肺炎疫情的爆发与扩散反应相对迟钝、防控措施出台缓慢，导致疫情快速蔓延。这导致金融市场上投资者避险情绪增强，从而开始抛售风险资产、增持避险资产。在2020年3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3.7%、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55.0%、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1.13%下降至0.70%（这意味着美国10年期国债的市场价格显著上升）、美元指数上涨了0.9%。 全球原油价格暴跌，导致美国股票市场与高收益债券（即垃圾债券）市场能源板块价格大幅下跌，这是美股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触发原因之二。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2019年底至2020年3月底期间下跌了65.5%，在2020年3月下跌了55.0%，仅在2020年3月9日就下跌了24.1%。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是以沙特为代表的OPEC国家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国家在肺炎疫情爆发后新一轮原油减产谈判方面未能达成一致，进而沙特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抢先开足马力增产所致。油价大幅下跌至少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三种负面冲击：首先，全球范围内能源板块的股票价格应声下跌；第二，美国页岩油气厂商发行的高收益债券的息差显著上升、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从而导致投资者抛售此类高收益债券，进而引发美国信用债市场动荡；第三，中东地区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因为油价大跌而不得不从全球市场撤回石油美元，这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新一轮抛售压力（张明，2020a）。 三、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结构性新特征 笔者认为，美股在2020年3月连续4次熔断，除了上述两个触发原因之外，还与过去10余年美国股市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新特征密切相关。这些结构性新特征既是不断推高美股股市的重要动力，也是2020年3月美股连续熔断的深层次原因。 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在过去10余年中，美国上市公司持续大规模回购股票。回购股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每股盈利水平、通过提高股票的吸引力进而推升股价，但大规模股票回购行为将会降低市场流动性与成交量、弱化公司中长期基本面。一旦回购行为萎缩，那么股票价格就可能显著下跌。 美国上市公司回购自身股票的行为起源于1950年代，但随后几十年内规模总体上不大，只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规模才快速攀升。在2017、2018与2019年，标普500成分股总回购金额分别达到5390、8020与6065亿美元（（钟正生、姚世泽，2019；徐驰、张文宇，2020）。在2018年，标普500与纳斯达克回购金额占总市值的比重分别达到2.89%与2.68%，双双达到历史峰值（钟正生、姚世泽，2019）。 美国股票市场上的回购以库存股为主。这些库存股仍然属于在外发行的股票，但不享受分红，不参与每股收益的计算，也不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主要原因包括通过提高每股盈利（Earnings Per Share，EPS）来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并进而推升股价、对管理层进行薪酬激励、向市场传递股价被低估的信号、解决股权激励后的控制权稀释、通过减少在外流通的股票来防止公司被恶意收购等（钟正生、姚世泽，2019）。 我们可以用三份定量研究报告来大致考察一下回购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第一，根据中泰证券的估算，过去15年美国上市公司每股盈利年复合增速达到11%，而企业复合利润增速仅为8%，两者之间3%的差距就是回购行为人为推高的增长，这意味着美国上市公司盈利大约有27%左右是由回购行为虚增的（徐驰、张文宇，2020）；第二，根据川财证券的估算，2017年标普500回购指数成分股的收益率达到24.7%，高于标普指数23.0%的收益率。这表明回购比率最高的100只个股的平均表现高于标普500指数中个股的平均表现，意味着回购对标普500指数上涨具有正向作用（陈雳，2018）；第三，根据兴业研究的计算，对比2016年以来的标普500所有企业总利润增速和EPS同比增速，EPS增速要高出前者10%以上，主要原因便是回购导致的“注水”（鲁政委，2020a）。 从行业来看，美股回购规模与股票价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以标普500为例，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上涨幅度较大的行业（例如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品、工业）等，基本上也是回购规模较大的行业。从个股来看，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回购规模靠前的公司均为大型龙头企业，尤其是科技类与金融类公司（钟正生、姚世泽，2019）。在标普500行业指数中涨幅位居前三的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品与医疗保健行业，同期股票回购规模均位列所有行业回购规模的前四位。而涨幅较低的公用事业与电信业务等行业的股票回购规模也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陈雳，2018）。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十余年间，美国上市公司进行回购的资金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上市公司在美国国内的当期盈利；二是上市公司的海外利润汇回。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主导的美国税改计划正式实施。在税改之前，上市公司汇回海外利润需要缴纳35%的税款。而在税改至后，上市公司汇回流动资金需要交纳15.5%的税款，汇回非流动资产仅需交纳8%的税款。这导致美国上市公司将利润汇回国内的意愿显著增强；三是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进行股票回购。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债权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尤其是在2011年以后，企业债利率显著下降。因此相对于发行新股，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发债来回购股票（陈雳，2018）。上市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来为大规模股票回购融资，这是推升美国企业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率达到75%，已经超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72%（徐驰、张文宇，2020）。 美国上市公司大规模股票回购行为至少会产生以下一些负面影响：第一，回购行为通过人为推高EPS虚增上市公司利润增速，这容易产生股票价格泡沫；第二，大规模股票回购行为会降低市场上流通的股票数量，导致市场上股票成交量的萎缩。事实上，至2009年以来的这轮美股牛市存在典型的“缩量上涨”的特征；第三，一旦上市公司将较大规模盈利用于股票回购，这自然会压缩上市公司在研究开发、设备投资、员工培训、员工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而这将会损害上市公司的中长期竞争力；第四，上市公司大规模股票回购的好处主要归股东与公司高管所有，这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失衡。 最后，一旦上市公司股票回购规模下降，那么上市公司EPS的下降幅度就会超过真实利润的下降幅度，从而降低股票的吸引力，最终导致股价显著下跌。无论是上市公司债券偿债高峰的到来，还是其海外利润汇回速度的放缓，这都会导致回购规模的下降。根据钟正生与姚世泽（2019）的研究，到2020年下半年，美国高收益债市场将会迎来偿债高峰期；到2021年，罗素2000指数的标的公司将会迎来偿债高峰期；到2022年，纳斯达克指数的标的公司将会迎来偿债高峰期。在2020年年初，受肺炎疫情爆发影响，美国上市公司的预期业绩本就会显著下降。金融市场震荡造成的企业债发行成本上升，以及偿债高峰的临近，都会降低美国上市企业发债回购股票的规模。而回购规模的下降又会造成上市公司EPS的加速下滑，这是导致美国股市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二，是在过去10余年中，以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ETF）为代表的被动交易大行其道。被动交易的扩大一方面意味着大市值股票能够获得更多的买入，最终形成明显泡沫，另一方面在市场下跌时的集体止损或赎回容易造成流动性危机、甚至发生踩踏现象。 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以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原本风险偏好较低的长期机构投资者面临资产端传统投资（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收益率下滑、负债端未来固定支出的现值上升等压力，从而显著增加了对权益资产的投资。这些投资又大量投资于以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产品。截至2019年底，美国被动投资基金资产规模达到4.3万亿美元，占到美国股票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的51%，已经超过了主动管理型基金的规模（王涵，2020）。根据晨星公司的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ETF基金总资产管理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超过1600亿美元为当年流入。 ETF构建所使用的市值加权法使得只需要持有部分头部企业股票便可以获得大盘的基准回报，甚至可以跑赢大盘表现。例如以过去5年回购量最大的20家企业（占总回购量1/3以上）构建市值加权指数，该指数走势与标普500一致，甚至阶段性跑赢大盘。上述现象导致近年被动追踪策略大行其道、ETF基金快速增长（鲁政委2020a）。反过来，被动投资的扩大会使得市值大的公司能够得到更多的买入，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市值。如此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最终使得大市值股票出现明显的泡沫。事实上，美国大量ETF的持仓结构与交易策略非常类似。例如，很多ETF在资产组合上重仓以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等蓝筹科技股。 以ETF为代表的被动交易的盛行，助长了如下主要风险：第一，由于大多的ETF基金主要投资于少数大市值股票上，一旦市值下跌引发基金止损或者赎回，就可能造成流动性突然消失、形成踩踏事故；第二，美国的大多数ETF都是带有杠杆的。在市场下跌之时，投资者需要大量追缴保证金，否则相关投资就会被强制平仓；第三，美国包括ETF在内的被动投资基本上都是满仓运作，很少留出现金，一旦遭遇大额赎回，就只能卖出平仓；第四，正如美国传奇基金经理迈克尔·巴里所指出的，ETF基金缺乏价值发现功能，与此同时面临流动性压力。ETF持有的一些股票交易清淡，一旦发生踩踏，算法交易将导致大量ETF被动抛售、而不能按照现价成交（也即抛售价格显著低于底层资产的市场价格），这将会加剧流动性危机与下跌压力； 第五，一旦股市上的基础资产被抛售，各类ETF就极易陷入流动性枯竭，而ETF的流动性枯竭反过来又会加剧二级市场上的恐慌性抛售，这就是流动性的“死亡螺旋”（鲁政委，2020b）。 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受到ETF追捧的大市值股票，恰恰又是更加倾向于通过低息发债或者海外利润汇回来进行回购的股票。这就形成了“低息发债——股票回购——ETF追捧——低息发债——股票回购”的恶性循环。换言之，大规模股票回购与ETF集中追捧这两点集中到一起，使得美国的大市值股票或蓝筹龙头股更容易出现价格泡沫。 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三，是大量对冲基金实施的新型交易策略在特定条件下将会显著加剧股市的波动性。 美国股市上的被动投资集中于ETF，而主动投资集中于共同基金与对冲基金。以桥水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知名对冲基金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新型交易策略，容易在市场动荡时期放大市场波动。 例如，近年来非常流行的风险平价交易策略（Risk Parity Strategy）的核心是增持波动率下降的资产、减持波动率上升的资产，维持一个总波动率大致不变。换言之，如果风险资产价格下跌，那就购入避险资产补仓。如果避险资产价格下跌，那就购入风险资产补仓。这样就可以通过大类资产价格走势（例如股票与债券价格走势）的负相关性来获取收益。此外，风险评价交易策略必定会使用杠杆，因为该策略需要杠杆来保证不同资产的组合能够获得指定的波动率与收益，同时保证高夏普比率。 由于过去多年来美国股市与企业债市场均处于牛市，实施这类策略的基金一方面大规模持有股票，另一方面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大量购买企业债以维持股票与债券的风险敞口相当。而一旦爆发大规模负面冲击、甚至形成了流动性危机（例如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这就会造成风险资产与避险资产价格同时下跌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实施风险平价交易策略的基金不得不同时大规模抛售股票与企业债，这自然会进一步加剧股票与企业债的价格下跌，进而引发新一轮抛售。 此外，对冲基金普遍热衷于使用量化交易程序。量化交易已经占到了美股总交易的将近三成。这种自动化交易在牛市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壮大，却尚未经过真正熊市的考验。市场价格变动的速度和程度可能被计算机和量化模式驱动的交易放大了。而在市场下行期间，量化交易的无情止损与平仓无疑将会放大市场下行的速度与幅度。 把上述两个触发原因与三个深层次原因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对本轮金融动荡的爆发与扩展有一个系统清晰的理解了。第一，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导致机构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升，引发投资者第一轮抛售风险资产的行为；第二，全球原油价格下降导致美国能源类股票价格下跌以及能源类高收益债券价格下跌；第三，股票与债券价格同时下跌引发实施风险平价交易策略的对冲基金同时抛售股票与债券，这会进一步加剧股票与债券的价格下跌；第四，股票价格一旦跌破特定点位，将会导致ETF基金大规模的自动止损平仓，这就形成了踩踏事件，形成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第五，债券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导致发债成本上升，使得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发债进行股票回购的行为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由于市场上股票价格显著下跌，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动力也不复存在。而一旦股票回购行为收缩甚至停止，上市公司的每股盈利就会显著下滑，这会进一步恶化美国股市的基本面，并带来新的下跌（张明，2020b）。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股票回购、被动投资与波动率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大规模股票回购造成市场成交量和流动性不足；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波动率策略产品放大了市场的杠杆。这使得美股的泡沫化程度与潜在风险越来越高。而一旦市场在特定冲击下显著下行，流动性不足、高杠杆和被动交易都将带来交易的拥挤和踩踏，最终放大市场跌幅，这其实正是美国股市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最重要原因。 四、美股未来还会发生熔断吗？ 从2020年4月至今，美国股市已经显著反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已经显著超过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并不断创出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虽然没有超过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但也收回了绝大部分失地。不过，与疫情前相比，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疫情后波动性显著增强。例如，在2020年6月11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6.9%，美国股市差一点就发生了2020年年内第5次熔断。 展望未来，美国股市何去何从？美国股市是否可能再次熔断呢？ 首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是非常显著的。2019年第4季度、2020年第1季度与2020年第2季度，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2.5%、0.3%与-9.2%。2020年第2季度，美国季度GDP环比增速折年率下跌至-32%。毫无疑问，疫情爆发与经济衰退将会导致美国上市企业业绩下滑，股市基本面严重受损。 其次，从估值来看，随着疫情后美国三大股指的快速回升，目前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已经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也距离历史峰值不远，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估值要显著高于疫情之前。这是因为，公司基本面受到疫情冲击已经显著恶化，而价格基本上回升到疫情之前。例如，经过周期调整的Shiller市盈率指标在2020年1月达到30.99倍，在2020年3月下挫至24.82倍，但到2020年10月9日已经回升至31.80倍。这一水平已经显著高于过去40年内美股的Shiller市盈率均值（约为22倍左右）。 再次，从货币政策的边际变动来看，在2020年3月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美联储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包括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以及一系列创新的流动性供给措施。本轮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之所以实施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应对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二是缓解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危机。迄今为止，尽管美国经济增速依然疲软，但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危机已经解除。这就意味着，美联储非但可能不会继续放松货币政策，而且可能在边际上收紧货币政策。例如，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2020年3月4日的4.24万亿美元快速攀升至2020年6月10日的7.17万亿美元（迄今为止的历史性峰值），但到2020年10月7日已经下降至7.07万亿美元。在美国股市估值已经处于很高水平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可能给股市造成下行压力。尽管近期美联储宣布修改了货币政策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美联储不会边际收紧货币政策。 第四，从美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来看，美国核心CPI月度同比增速先是由2020年2月的2.4%下降至2020年6月的1.2%，但在2020年8月回升至1.7%；美国经过季节调整的失业率先是由2020年2月的3.5%攀升至2020年4月的14.7%，但到2020年9月下降至7.9%。上述指标都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已经在2020年第二季度触底，并将在2020年第三季度反弹，这意味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放松的概率较低。 最后，从社会政治来看，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运动仍在演化，大规模上街游行导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二次反弹。特朗普政府民意支持率在疫情爆发后与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显著下降，为了扳回在2020年11月大选中的选情，特朗普政府可能还会在国内外奋力一搏。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政治的不确定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处于高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股市的波动性仍将上升，不排除在特定冲击下，美股指数再度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也不排除美股再度熔断的可能性。 五、结论 2020年3月，美国股市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四次熔断，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美股连续熔断发生在美股迭创历史新高之际。其触发原因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以及全球原油价格暴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包括美国股市在过去10余年内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特征，包括上市公司持续大规模回购股票、以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异军突起、对冲基金使用了一系列基于波动率的新策略等。考虑到经济基本面依然疲弱、股市估值高企、流动性危机结束以及宏观经济指标反弹可能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未来美国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可能继续处于高位等原因，未来美国股市波动性将处于高位，不排除美股再度熔断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陈雳（2018）：《美股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市场详析》，川财证券研究报告，9月16日。 鲁政委（2020a）：《美国金融动荡下一导火索为何？——未来美元流动性冲击》，兴业研究，4月28日。 鲁政委（2020b）：《美国ETF的流动性死亡螺旋》，兴业研究，3月21日。 王涵（2020）：《本轮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现状与展望》，兴业证券研究报告，3月20日。 徐驰、张文宇（2020）：《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三重坍塌”如何演绎——本轮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比较》，中泰证券研究报告，3月19日。 张明（2020a）：《美国股市下跌为何如此猛烈》，《财经》， 3月13日。 张明（2020b）：《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影响几何》，《人民论坛》，第10期，第80-83页。 钟正生、姚世泽（2019）：《美国股票回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莫尼塔宏观研究，7月31日。 注：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黄皮书（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投资要点 历史上的大宗与库存周期：库存主动补、被动去阶段大宗往往涨价。大宗商品价格是供需关系的结果，在库存周期的4个阶段中，两个时间段是供需关系对于商品价格最有利的阶段，一是主动补库存的早期，即企业刚刚开始扩产，但需求旺盛。二是被动去库存的阶段，即需求开始改善，而企业供给尚未增加。今年也是如此，4月之后，中国相继经历需求改善带来的被动去库存阶段，以及逐步向主动补库存过渡的阶段，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上涨。 3月被动去库存之后，7月起中下游开始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2020年以来，库存周期经历了“被动补”-“被动去”-“主动补”阶段。随着需求的拉动和生产的改善，下游工业品和消费品从7月率先开始较为明显的补库存，中游原材料也在下游的高需求拉动下开始补库存。然而，中下游的需求还未有效传导到上游资源开采行业的库存累积，上游行业库存同比分位数仍然较低。 本轮补库能维持多久？外需为主驱动，但合意区间或限制补库时长。 需求端：美国供需缺口支撑中国产商补库存。美国二轮财政刺激落地，将继续对其居民消费形成强支撑。在美国疫苗尚未大范围推广、供给复苏相对偏慢的背景下，短期内中国出口和补库存动力将受益于全球供需缺口的存在。 供给端：“空中加油”叠加疫后谨慎，补库存延续时间或较短。当前库存水平实际上仍高于合意库存区间的中枢（5%），由于考虑到主动补库存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意愿，取决于其对中长期合意库存水平的预期，本轮主动补库存的空间可能相对有限。此外，疫后企业补库存的意愿可能也会相对保守。因此，本轮主动补库存的空间可能相对有限，持续时间可能也相对较短。 后续大宗商品价格短期仍受补库支撑，但对需求边际拐点更敏感。短期海外供需缺口仍可支撑补库存动力，后续需观察需求的边际拐点，从历史经验来看，在补库存的后期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滞涨。而本轮库存周期“空中加油”的特点可能也会使得一旦需求出现拐点，补库存周期结束得较快，届时不排除大宗商品价格由“快涨”迅速转为“快跌”的可能。 风险提示：全球需求超预期下滑，国内外经济、政策形势超预期变化。 2020年11月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引发市场关注。大宗牛市预期的背后，实际上是市场对“补库存”启动的预期。那么，库存周期各阶段大宗商品价格表现如何？本轮库存周期到了哪个阶段？本轮主动补库存究竟能延续多久？对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有何启示？我们将在本文中一一解答。以供投资者参考。 历史上看，库存周期的哪一阶段 大宗价格往往上涨？ 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生产、需求的情况将库存周期划分为4个周期。这里我们用制造业PMI中的生产分项来代表生产，而考虑到国内终端需求过去更多来自地产和基建，因此使用地产+基建投资作为需求的指标，制造业PMI中新订单-生产来代表供需关系： 1）主动去库存：企业生产弱，需求弱，生产降幅快于需求降幅，库存去化。如2014年9月~2015年12月、2018年11月~2019年5月； 2）被动去库存：需求恢复，生产也有所恢复，但需求改善幅度更大，库存继续去化。如2016年1月~2016年7月、2019年6月~2019年12月； 3）主动补库存：需求仍然不错，企业开始扩产，库存增加。如2016年8月~2018年5月； 4）被动补库存：生产开始放慢，但需求下降更快，库存被动堆积。如2018年6月~2018年10月。 “被动去库存”与“主动补库存早期”中通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是供需关系的结果，在库存周期的4个阶段中，两个时间段是供需关系对于商品价格最有利的阶段，一是主动补库存的早期，即企业刚刚开始扩产，但需求旺盛。而在主动补库存的后期，需求端的斜率已开始放缓，但生产未降，商品价格涨幅可能放慢；二是被动去库存的阶段，即需求开始改善，而企业供给尚未增加。这两个阶段往往对应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时间。 2015年以来大宗价格与库存的关系基本遵循上述规律，今年也不例外。如2015年12月~2017年8月库存周期经历了被动去库存以及主动补库存的早期，这一阶段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1]。今年也是如此，我们看到4月之后，中国相继经历需求改善带来的被动去库存阶段，以及逐步向主动补库存过渡的阶段，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上涨。 [1] 2014年以来的例外是在2018年11月~2019年5月，这一阶段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长期需求预期发生变化，尽管当时国内终端需求已有所企稳（基建、地产陆续回升），但企业生产行为仍非常谨慎，导致了主动去库存。但由于终端需求改善，实际上供需环境并未恶化，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提前上涨。 本轮库存周期到了哪一阶段？ 中下游主动补库存 2020年以来，库存周期经历了“被动补”-“被动去”-“主动补”阶段。2019年底库存周期已经处于底部，正如我们在2019年12月30日报告《库存周期，心动还是幡动》中指出，未来库存或触底反弹，真正的回升依赖之后的长期需求改善。然而，2020年1月开始的疫情对经济和生产生活的冲击使得投资和消费需求骤降，但企业的生产并不能迅速反应，因此企业进入了被动补库存的阶段。2020年3月开始，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需求逐渐得到改善，企业在疫情期间积压的库存得以释放，生产的恢复稍慢于需求，从而进入被动去库存的阶段。2020年7月以来，企业的生产逐渐恢复，需求也稳步上升，部分行业开始主动补库存。 分行业来看，上中下游库存同比都为3月开始从高位回落。疫情对上中下游的冲击是同步的，不同于以往库存周期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的传导路径，本次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是同时发生的。2020年3月，上中下游产成品库存同比都已冲顶。从冲击的程度上来说，中游原材料对疫情的反应最为敏感，库存当月同比达到了21%。之后的几个月里中游原材料开始去库存，7月同比为6.7%，去库存效果显著。 7月以来，中下游行业补库存趋势开始显现，但上游分位数仍然较低。随着需求的拉动和生产的改善，下游工业品和消费品从7月率先开始较为明显的补库存，中游原材料也在下游的高需求拉动下开始补库存。然而，上游部分行业还没有开始补库存的迹象，虽然近期黑色金属制造业需求较高，但还未有效传导到上游资源开采行业的库存累积。随着中游需求的逐渐传导，上游行业比如煤炭和黑色金属矿开采业都将得到有效提振。 补库存能延续多久？ 关注本轮“空中加油”的特点 美国二轮刺激落地，将对美国需求继续形成约1季度提振。美国规模为9000亿美元的疫后刺激法案落地，参考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对首轮刺激法案影响的模型，我们对二轮刺激法案的影响进行详细拆分预测。如果二轮刺激在2021年1月开始实施，则能够对当前的美国消费形成约1个季度的支撑。 考虑到美国疫苗推广仍待时日，供需缺口存在持续支撑中国出口和补库。从美国自身供给来看，企业生产恢复的斜率将取决于疫情和疫苗赛跑的速度。假设疫苗不受变异病毒影响，则据CDC现有预测，2021年4月美国疫苗覆盖率将达62%。同时，考虑到美国民众相对较低的接种意愿（当前美国居民约67%倾向于接种疫苗，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靠后），疫苗实际推进进度可能还要慢于当前主要医疗机构假设。在疫苗尚未大范围推广、供给复苏相对偏慢的背景下，短期内中国出口和补库存动力将受益于全球供需缺口的存在。 但供给端来看，本轮疫后补库存与往常有两大不同： 当前补库存起点水平就不低，“空中加油”意味着持续时间或相对短。我们在2017年9月5日的报告《下个主题：“新（心）周期” 后看什么》中分析，供给侧改革以来，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合意库存增速区间为0%-10%。疫情之后库存快速累积，虽然前期已经历了被动去库存，但是站在当前时间点，库存水平实际上仍然高于合意库存区间的中枢（5%）。考虑到主动补库存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意愿，取决于其对中长期合意库存水平的预期，本轮主动补库存的空间可能相对有限。 疫后谨慎：经历过疫情之后，企业补库存的意愿可能也会相对保守。除此之外，在经历过新冠疫情冲击下库存的被动累积之后，企业的预期也会相对偏保守。 因此，本轮企业主动补库存的持续时间可能也会相对较短。 后续大宗价格走势怎么看？ 对需求拐点或更敏感 短期仍处补库存初期继续支撑大宗价格。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海外的供需缺口至少将延续至明年的1季度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将处于补库存的阶段，这也将继续支撑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游原材料的库存处于低位这一因素，甚至可能在短期内使得商品价格上涨加速。 但本轮库存“空中加油”的特点意味着大宗对需求的边际拐点更为敏感。后续需观察的是需求的边际拐点，从历史经验来看，在补库存的后期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滞涨。而本轮库存周期“空中加油”的特点可能也会使得一旦需求出现拐点，补库存周期结束得较快，届时不排除大宗商品价格由“快涨”迅速转为“快跌”的可能。我们会在后续的报告中继续紧密跟踪需求以及库存周期的演化。 风险提示：全球需求超预期下滑，国内外经济、政策形势超预期变化。
折腾了一天，收了个不涨不跌的十字星，3400点得而复失，有点遗憾。 其实从个股上看，今天的行情比较糟糕，因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个股都是跌的，只不过指数掩盖了市场的真实走势。 从各大指数分时图看，又是白线在上，黄线在下，说明小盘股领跌。 最近经常出现这种走势，充分说明了目前的市场分化严重，一小撮股票在轮流表演，大部分个股轮为陪练…… 所以在这种行情中，如果抓不住市场中的热点板块，是很难有收获的，别看指数没怎么跌，但很多个股却跌的稀里哗啦…… 这说明随着注册制的持续推进，股票数量越来越多，加上退市力度的加大，资源越来越向少部分优质股票集中，A股的生态正发生很大变化…… 比如今天，近3000只个股下跌的同时，一些蓝筹股却再创新高，比如金龙鱼、山西汾酒、泸州老窖、美的集团、长城汽车，还有二线蓝筹酒鬼酒以及创出收盘新高的五粮液、泸州老窖。 这些全都是大消费板块的，今天又是消费称王，特别是白酒股卷土重来，再度夺得板块涨幅第一的位置，这让上周看空以及集体狂欢的媒体大感意外。 如果仅凭一两天的涨跌就判断一个行业有没有投资价值，那还要分析研究干嘛呢？那纯属散户的追涨杀跌。 这几天可以说是机构硬杠看空的媒体，中信证券称“龙头共筑板块景气，持续坚定推荐白酒”；中泰证券表示，名酒来年规划清晰，“十四五”稳健增长可期；开源证券认为，行业基本面向好的趋势下，股价没有大幅回调基础。 今天的走势说明机构胜了，其实大家压根不需要被媒体带节奏，他们要的是眼球和流量。从上周白酒股走势看，虽然二三线小酒股波动剧烈，但一线白酒股稳如泰山，根本就没跌，说明趋势丝毫未改，今天卷土重来是必然的。 更何况从时间线看，临近双节，即将迎来消费旺季，吃吃喝喝也是少不了的。 当然，众多中小盘股的下跌，使得市场再度产生避险需求，资金流向消费这种常规动作，今天也是必做的。 除了消费，煤炭、电力、光伏风能、新能源车、农业育种板块也表现不错，这都是近期反复活跃的品种。 近期的热点可以说是相当稳定有规律，反复在这些板块上轮动表演，在板块分化量能不足的情况下，主力集中火力在少数板块上开火，也是无奈之举。 2020年只剩下最后三个交易日了，没有别的期望，只希望能平稳收官，如果能再收一个跨年红包，那就更好了。 今天由于盘面震荡以及小盘股杀跌，反而放了一些量，但最后三天趋向缩量是必然的。在节前行情清淡的情况下，想要挣点过节红包，就必须得抓对热点了。抓哪些热点，近期的盘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老艾希望有更多的板块能加入进来，更希望内资能看得长远些，不要把筹码轻易交给外资了，人家可正在进行跨年布局。早间一度净流出近30亿，但尾盘一波快速流入，使得全天转为净流入23亿元。 所以希望内资能够争口气，在2021年带领中国股民打个翻身仗！ 震荡行情怎么办？期权期指是应对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摘要：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叠加对企业基本面的担忧，中资美元债出现大幅下跌。疫情影响减弱后，信用事件冲击中资美元债市场，从恒大事件到永煤违约，中资美元债跌宕起伏。目前，高收益和投资级中资美元债利差分别位于2011年以来46.2%和49.3%的分位数。 虽然面临变异病毒传染性增强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国政府庞大的债务压力等，美联储短期可能还会将美债利率维持在相对低位，但是总体利率告别底部是明确的。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同比好转具有较高的概率，美债可能有上行压力。 如果美债利率出现快速上行，中资美元债可能出现：投资级收益率上行、利差震荡；高收益级收益率与利差均快速上行。当然，如果美债收益率并未快速上行，则中资美元债收益率与利差还将维持震荡。 至于信用环境预计仍将边际收紧，企业基本面分化延续，需警惕弱资质企业的信用风险暴露。当然在分化中，城投和地产仍然可选择参与。 2021年，考虑全球流动性的可能变化，中资美元债投资回报可能难以有过高的资本利得期许，更多还是回归票息收益，当然考虑整体信用格局变化，投资过程中需规避弱资质主体。 2020年以来中资美元债高度动荡，近期，境内信用风险事件逐步蔓延，中资美元债受到明显影响。回顾2020年，中资美元债如何变化？展望2021年，中资美元债又将如何发展？ 2020年回顾：从疫情冲击到信用冲击 1、一级市场：融资恢复，成本下降 我们以Bloomberg中风险涉及国家为中国（即主要业务在中国）、排除 CD 和可转债、发行货币为美元作为中资美元债的统计范围。 疫情影响消退，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0年上半年，疫情冲击造成美元流动性紧张，中资美元债一级融资受到明显影响，尤其是信用资质较差的高收益级债券。但随着美国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出台，美元流动性恢复，中资美元债融资也逐渐恢复。1-11月份，中资美元债一级市场合计融资1909.8亿美元，同比增长2.8%；但由于到期量明显增多，实际实现净融资800亿美元，同比减少12%。从价格来看，加权平均期限拉长到5.11年，而利率则下降到4.1%。 房地产企业融资规模下降，融资成本略有下降。房企海外债券融资受到政策限制，目前中长期海外债只能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1-11月份，房企美元债共实现融资588.7亿美元，同比下降16%；实现净融资，276亿美元，同比下降44%。融资成本方面，房企美元债期限小幅提升，成本下降16bp，相比之下，中资美元债整体融资成本了下降128bp，房企融资成本下降幅度较小，这可能是由于房企发债主体以高收益等级为主。 城投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城投美元债发债主体信用评级整体较高，相比于之下本身受疫情影响较小，疫情冲击最大的3~5月仍然实现了较高的发行和净融资，在美联储维持较低利率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大幅下降。 2、二级市场：受疫情和信用事件冲击较大 2020年是中资美元债高度动荡的一年。上半年疫情冲击美元流动性，中资美元债一级发行遇冷、二级价格下跌；下半年，国内信用风险事件频发，恒大事件、永煤违约等再度冲击中资美元债市场。回顾2020年，先后有三次冲击对中资美元债市场影响较大： 第一次冲击，2020年初疫情全球蔓延下的美元流动性冲击。中资美元债的定价同时受到国内信用基本面、美元流动性和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年初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造成美元流动性明显紧张，3个月美元Libor-OIS息差快速上行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高值。而受此影响，中资美元债一级市场发行量明显减少，二级市场价格出现明显下跌。尤其是以房地产企业为代表的高收益中资美元债价格出现明显下跌。中资投资级债券的收益率和利差也出现阶段性上行，但是上行幅度明显低于高收益级债券。 第二次冲击，恒大事件发酵，中资高收益级美元债受到明显冲击。9月24日，根据媒体报道[1]传出《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出希望政府协助推进恒大地产与深深房的重组，否则公司将于2021年1月31日前偿还战略投资者1300亿本金并支付137亿分红，从而可能造成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和现金流断裂。当晚，中国恒大（3333.HK）发布公告称，网上流传有关恒大地产重组情况的谣言，相关文件和截图为凭空捏造、纯属诽谤，公司表示强烈谴责，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不过该报告流出市场反响比较大，股债价格均明显下跌。 美元债市场方面，恒大境外存量美元债超过200亿美元，是中资地产美元债的最大发行人，事件发生后，恒大美元债大幅下跌，带动中资高收益债出现疫情之后的最大单周跌幅。9月28日，中资高收益债利差上行至恒大事件发生后的高点，相比事件前最大上行175bp。次日，中国恒大公告已与战略投资者签订补充协议，大部分投资者同意不要求进行回购，并继续持有恒大地产股份，利差开始回落。但随后由于中国恒大的最大战略投资者，山东高速集团迟迟未表态，叠加海外的第三波疫情冲击、美国大选临近不确定性较高等因素，中资高收益债利差再次上行，单周最大上行74bp。相比之下，恒大事件对中资投资级债券的冲击并不明显。 第三波冲击，永煤违约。11月10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因流动资金紧张，导致公司未能按时足额偿付“20永煤SCP003”本息约10.32亿元，构成实质违约。永煤作为河南省煤企重组中优质主体，其在河南省内的煤企中信用资质排序靠前，市场对其信用资质普遍比较认可。 信用资质比较好的AAA评级主体永煤最先违约，引发市场对河南乃至全国煤企信用资质的恐慌性担忧，这种情绪进一步向河南省内其他国企、其他省份的弱资质城投蔓延。如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境外美元债价格就出现了大幅下降。另外，永煤在违约前夕，通过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将所持香港上市公司中原银行的股权划出，引发了市场对国企“逃废债”的担忧。 永煤控股及其母公司豫能化在境外没有存续美元债，因而其对中资美元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情绪上。从11月10日永煤违约开始，中资高收益债收益率最高上行52bp，利差最高上行58bp。另外，由于永煤违约前是AAA评级的国企，因而其违约对中资投资级债券也产生了小幅冲击，其收益率和利差分别在两周内上行8bp和12bp。 从一级市场观察来看，永煤违约对当周及随后几周的中资美元债发行有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这一影响相对可控。 2021展望：海外宽松继续，收益回归正常 中资美元债同时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国内信用基本面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展望2021年，各方面因素仍将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 1、海外流动性：宽松继续，但利率有上行压力 海外生产在持续恢复中。美国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制造业仍处于恢复过程中。以产能利用率为例，美国11月份全部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为73.31%，相比于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好转。 美债利率面临上行的压力。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以及疫苗带来的情绪提振，美债利率持续上行，目前美国十年国债利率已经上行至接近1%的水平，美债利率曲线明显陡峭化。 但目前经济恢复和疫苗接种仍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近期海外疫情再次出现了大规模扩散，美国单日新增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人数再次创新高，超过25万人；此外，具有更强传染性的变异病毒出现，进一步加剧了疫情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尽管近期海外有疫苗开始接种，但是要达到全民免疫需要一个过程，而疫苗对变异病毒的有效性尚待检验。 在较强的不确定性下，美联储选择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2020年12月17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声明，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范围内不变。此外，还给出了明确的购买美国债券的信息：每月将增持至少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400亿美元的抵押支持证券（MBS），根据需要购买CMBS。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9000亿美元的抗疫救助刺激方案，目前特朗普已签字批准。而目前美国因为疫情而产生的大规模赤字，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债务负担，这可能也将限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收紧。 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同比好转具有较高的概率，美债可能有上行压力。但同时，也面临变异病毒传染性增强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国政府庞大的债务压力等，美联储短期可能还会将美债利率维持在相对低位，但是告别底部是明确的。 以史为鉴，美债利率处于阶段性底部、易上难下的情况下，中资美元债走势如何？ 2008年以来美债出现过四次阶段性底部，分别是2009年初、2010年底、2013年上半年、2016年下半年。前两次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的，美债尽管出现了阶段性底部，但利率位置和阶段性趋势与当前具有较大差别。对比之下，后两次与当前利率走势具有更强的相似性。 2013年上半年美债利率从阶段性底部上行过程中，在利率出现快速上行阶段，投资级中资美元债收益率跟随上行，利差上行幅度较小，基本处于震荡；高收益级中资美元债到期收益率和利差均跟随明显上行。2016年下半年美债利率从阶段性底部上行过程中，在利率出现快速上行阶段，投资级中资美元债收益率跟随上行，利差小幅下行；高收益级中资美元债到期收益率和利差均持续下行。对比之下，2016年下半年美元流动性偏紧可能是高收益级债券收益率和利差下行的主要原因。 展望2021年，美元流动性虽然将持续宽松，但受基本面影响十年美债收益率易上难下。如果美债利率出现快速上行，中资美元债可能出现：投资级收益率上行、利差震荡；高收益级收益率与利差均快速上行。当然，如果美债收益率并未快速上行，则中资美元债收益率与利差还将维持震荡。 2、信用环境：边际收紧，信用分化 上半年疫情冲击下信用宽松，疫情冲击导致的信用风险并不明显。年初，为了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宽松，信用环境同样比较宽松，M2和社融增速显著高于2019年和经济增速；国常会还明确提出“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 万亿元，为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低成本融资拓宽渠道”。在此背景下，部分主体的信用风险暴露得以延后。 下半年货币、信用环境边际收紧，国企连续违约，信用风险持续暴露。沈公用、华晨、永煤、紫光等连续违约，尤其是永煤违约，对信用债市场冲击较大。2020年全年，市场新增信用债违约主体已经达到40家，仅略低于2019年的43家。 国企连续违约，市场再融资受到影响。沈公用、华晨、永煤、紫光的连续违约，给了市场连续多记重拳，恐慌情绪蔓延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上，永煤违约当周信用债取消发行金额达到407.2亿元，且冲击范围已经超出河南煤企的范畴，信用债净融资快速转负；二级市场上，国债和低等级信用债收益率均明显上扬。 从上市公司基本面来看，业绩分化比较明显。2020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营收下滑的企业占比达到所有上市公司的48.2%，归母净利润下滑的占比达到47.7%，疫情的冲击下大部分企业仍未完全恢复。业绩分化明显，归母净利润下滑30%以上的占比30.4%，相比2019年多了5.8%；而归母净利润上升30%以上的占比30.8%，相比2019年提高1.7%。 企业现金流、偿债能力小幅改善。从现金流来看，经营性现金流似乎并未恶化，从上市公司平均每家的经营性净现金流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带息债务来看，均未出现明显恶化。而从货币资金/短期债务来看，偿债能力甚至还略有提升。 从房地产行业来看，房企基本面相对平稳。长期偿债能力方面，近几年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等都有小幅下降，“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房企的债务扩张受到限制，企业预期重塑，行业风险可控性增强。短期来看，房企短债占比小幅提升、货币短债比略有降低，但仍处于相对安全的水平。 从城投来看，债务压力并未下降，但再融资政策相对稳定。城投企业对再融资依赖度较高，虽然同时可以观察到城投的有息负债规模增速有明显提升，债务压力加大，城投企业的信用资质难言改善，但是再融资政策保持稳定，特别是近期再融资地方债的发行，无论多少是一种正面支持。 综合来看，2020年是国内信用环境相对宽松的一年，尤其是疫情初期。也正是在宽松的信用环境下，疫情冲击也并未造成信用风险的大规模暴露。下半年，随着信用环境边际收紧，企业信用风险持续暴露，尤其是部分弱资质国企，对市场再融资造成了一定影响。基本面来看，企业的信用资质并未大幅度恶化，但是基本面分化却比较明显。展望2021年，信用环境仍将边际收紧，企业基本面分化延续，需警惕弱资质企业的信用风险暴露。当然在分化中，城投和地产仍然可选择参与。 3、供给：小幅增长 房地产和城投的融资仍将受到比较严格的政策管控。 2019年6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19]666号），要求所有企业（含地方国有企业）及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发行外债，需由境内企业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备案登记；地方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承担外债偿还责任，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国有企业外债，不得为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提供担保；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职能的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仅限用于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外债。 在666号文的基础上，2019年7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19]778号），对房地产海外债发行作出限制：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要加强信息披露，在募集说明书等文件中需明确资金用途等情况。 未来，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仍将面临比较严格的融资管控，政策大规模放松的可能性较低。当然，部分城投企业不在平台名单内不受政策影响，房企可以通过发行364天的超短期境外债等方式规避监管，但总的来说，这些渠道的融资规模整体比较有限。 从融资成本角度来看，投资级美元融资成本优势明显，2019年发行美元债的融资成本尚不明显，AAA等级中短期票据的收益率与投资级中资美元债收益率差值在100bp以内。为了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维持了较低的利率水平，疫情之后投资级美元债的融资成本优势进一步扩大，目前达到150bp以上，可以覆盖资金跨境所需要的成本，企业海外融资的意愿较强。 高收益级美元债融资成本较高，但由于高收益海外债的发行主体主要是房地产企业，房企对于融资规模的诉求显著高于融资成本，且其对融资成本的容忍度较高，因而并不会显著影响其融资意愿。 到期规模小幅提升，供给压力略有提高。截止12月27日，中资美元债到期规模达到1312亿美元，相比2019年到期规模增长了23%；不考虑赎回和回售的情况下，2021/2022年中资美元债到期规模将分别达到1461亿和1594亿美元，同比增长11%和9%，到期规模逐年增长。这也一意味着未来中资美元债的供给将稳步增长。 4、投资：票息为主，规避弱资质主体 目前投资级中资美元债到期收益率和利差分别处于2011年以来2.8%和46.2%分位数，高收益及中资美元债到期收益率和利差分别处于2011年以来18.9%和49.3%分位数。由于美联储将美债利率保持在低位，目前投资级和高收益级中资美元债的到期收益率都处于较低历史分位数水平。 从历史来看，在市场大幅下行之后，往往都会有不错的投资回报。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2010-11年欧债危机之后的2012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的2019年。这是中资美元债的债券属性，流动性外溢带来的资本利得增厚。 2020年在疫情冲击之下，中资美元债同样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冲击，但其价值回归已经在二~四季度有所体现。2021年，考虑全球流动性的可能变化，中资美元债投资回报可能难以有过高的资本利得期许，更多还是回归票息收益，当然考虑整体信用格局变化，投资过程中需规避弱资质主体。 小结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叠加对企业基本面的担忧，中资美元债出现大幅下跌。疫情影响减弱后，信用事件冲击中资美元债市场，从恒大事件到永煤违约，中资美元债跌宕起伏。目前，高收益和投资级中资美元债利差分别位于2011年以来46.2%和49.3%的分位数。 虽然面临变异病毒传染性增强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国政府庞大的债务压力等，美联储短期可能还会将美债利率维持在相对低位，但是总体利率告别底部是明确的。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同比好转具有较高的概率，美债可能有上行压力。 如果美债利率出现快速上行，中资美元债可能出现：投资级收益率上行、利差震荡；高收益级收益率与利差均快速上行。当然，如果美债收益率并未快速上行，则中资美元债收益率与利差还将维持震荡。 至于信用环境预计仍将边际收紧，企业基本面分化延续，需警惕弱资质企业的信用风险暴露。当然在分化中，城投和地产仍然可选择参与。 2021年，考虑全球流动性的可能变化，中资美元债投资回报可能难以有过高的资本利得期许，更多还是回归票息收益，当然考虑整体信用格局变化，投资过程中需规避弱资质主体。 风险提示 疫情发展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国内信用事件频发
回望2020，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持续发酵。当世界经济仍须穿越寒冬，我国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展望2021，当疫情冲击逐渐减退，我国各类纾困政策如何有序退出？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强劲？如何预判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与宏观杠杆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需求侧管理”，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的重点有哪些？ 聚焦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接受CF40研究部专访，就非常规政策退出路径与2021年经济复苏动力等多个关键问题分享见解。 伍戈 资料图 Q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同时提到政策操作“不急转弯”。在这一政策基调下，各类助企纾困政策如何平稳退出？如何把握政策退出的时点、节奏以及工具组合？ 伍戈：明年宏观政策基调依然是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整体来看，随着疫情逐步消退、经济不断修复，明年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应该会弱于今年。货币政策方面，我们预计不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急剧的政策变化。 各类助企纾困政策退出的时点以及节奏，必须考虑内需自发性修复及外需修复的程度，确保“不急转弯”。但不管怎么样，“弯”还是要转的。从工具组合而言，货币政策反应相对灵敏，特殊时期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走在财政政策的前面；财政政策具有一定刚性，财政政策的退出可能要和2021年全国两会制定的一些计划步调一致，时点和节奏的把控会比货币政策稍慢一点。 客观来看，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应该随着名义GDP的上行而逐步减小。在政策操作“不急转弯”的基调之下，今年执行的部分助企纾困类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修复得非常好的行业或区域，纾困政策已经不需要讨论要不要退出，而是事实上已经开始边际退出了，包括一些优惠性质的债券融资等，目前已经处于平稳退出的过程之中。 纾困政策的逐步退出将会呈现出较大的结构性差异。例如，随着海外经济逐步修复，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贸出口得以回暖，这一区域的助企纾困类政策可能会退出地更快更早一些。 Q2：未来宽松货币政策若要实现平稳退出，应当考虑哪些条件？货币政策的退出怎样处理好恢复经济及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 伍戈：货币政策平稳退出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总体经济处于向上修复的过程，二是物价水平也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这两个条件非常关键。目前来看，不论是从同比还是环比来看，经济增速都将处于向上态势，物价水平可能也将从一季度开始逐步上升，这样就具备了政策在边际上逐步退出的条件。 货币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当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之间的权衡，特别是对信用风险的权衡。但是大概率而言，经济上升过程之中的信用风险总体上还是下降的。从历史角度来看，信用风险是相对可控的。 Q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如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您如何评估明年的宏观杠杆率？ 伍戈：我们认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个匹配并不一定是当期匹配，因为货币指标和经济指标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跨期匹配。比如，如果明年名义GDP很高的话，那么至少在目前这个时点，货币社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拐点性质的特征。 关于宏观杠杆率，我们认为2021年宏观杠杆率的总体趋势是稳中趋降。宏观杠杆率的分子是各微观主体的债务，分母是名义GDP，整体而言，明年名义GDP将处于较高水平，而债务扩张相对今年将会减少，因此明年的宏观杠杆率将会出现一定下降。 Q4：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降至13.6%，为一年以来的首次回落。您认为社融数据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社融出现拐点？信用条件出现收缩，后续会跟着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吗？ 伍戈：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下降的原因，既包含贷款增速的下降，也包括发债规模的逐步下降，而这两者都会使得社融数据在未来一段时间延续下降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认同社融出现拐点的说法的。 但是“社融出现拐点”到“经济出现回落”之间，可能会有一两个季度的时滞。站在目前时点来看，即使不考虑2021年一、二季度的基数效应，我们依然认为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动能是不弱的，特别是明年一季度，可能出现经济增速的一个高点，二季度数据可能会下来一点，但二季度经济增速也未必慢。目前从信用环境、货币数量而看，我觉得将有一个筑顶回落的过程。 Q5：财政政策方面，会议强调“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财政“主动作为”的落脚点还有哪些？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应对工作？ 伍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未来中央经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财政政策确实还有很多可以大有作为和主动作为的地方，这既体现在产业政策布局方面，也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调整税收结构等方面，涉及到很多领域。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我们觉得需要在保证增量有所约束的情况之下，对存量债务进行一些市场化的处理。总体而言，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是要在平稳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即使是一些需要打破刚性兑付的情况，也要按照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要求，在未来平稳渐进地进行风险应对和处置。 Q6：伴随着国内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已经从一季度的下降6.8%恢复至三季度的增长4.9%。您认为目前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随着非常规政策的陆续退出，2021年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将会减少？如何预判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若要实现经济目标，应主要在哪些方向发力？ 伍戈：三个因素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一是外需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适当的投资类刺激，三是老百姓自发的需求修复。这三者共同铸就了目前中国的经济修复。 展望2021年经济，我们认为外需支撑依然是存在的。虽然目前海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但是随着疫苗的逐步推出，海外需求还将继续修复，外需方面不必悲观。 更重要的支撑在于国内。一些过去还存在修复缺口的部门，比如消费领域，明年会发挥出一些支撑性的力量，使得整个上半年总体经济形势较好。但2021年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所回落。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21年我国名义GDP可能在10%以上，这既有2020年低基数的影响，也有对于2021年经济修复的估测。要使经济平稳运行，一方面在于政策退潮过程要保持一个平缓的斜率，不可过快，另一方面在于房地产等各方面的调控政策也不宜出现非常急剧的调整。 Q7：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需求侧管理的堵点都有哪些？如何打通？促消费政策如何继续加码？ 伍戈：在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水平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提出通过“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激发“内循环”增长活力恰逢其时。目前来看，需求侧管理的堵点主要在于消费领域。 某种意义上看，现在许多需求受到供给侧原因的抑制，我们的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等很多领域的供给严重不足，有时花了钱都未必能够买到理想的服务。在政策实施方面，势必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一方面是要通过完善就业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提升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供给端的持续发力，“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消费升级的趋势和潜力，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更广阔的供给，以供给激发需求。通过增加有效供给，使得老百姓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能够更好实现。 尤其是，从供给侧打破服务行业的一些垄断，使更多的微观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到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的市场之中，去提供更加有效的供给，能够使得整个老百姓的消费潜能被更好激发出来。 特别地，在中国未来老龄化的过程之中，会出现很多养老方面的消费需求，只要供给侧创造适当供给，这些需求都有可能被很好地激发出来，从而实现老百姓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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