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经国务院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开始走上规范发展之路，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完善母公司管理职能和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鉴于内部结构相对较为复杂，金融控股公司应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两个主要的层面：即母公司治理结构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治理结构。 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分别进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监事会。将党委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工作规范。实现党委领导核心与公司治理、党委统领全局与董事会战略决策、党委推进深化改革与高管层全权经营的有机融合，打造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的章程中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委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具体化。 新规下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承担公司决策和管理职能，应在母公司层面增设与统筹管理职能相关的机构或部门。根据《金控办法》的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只从事股权投资和管理，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主要承担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协同、风险管理、高管任命、考核激励、薪酬管理等决策和管理职能。与这些职能相匹配，应在母公司层面设立战略协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审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统筹管理上述职能。为了更好地实施上述重要职能，母公司层面应相应设立战略规划、人力资源，业务协同、预算财务、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后台业务、信息系统等业务部门，以保障母公司的重要职能能够顺畅推进和落到实处。为确保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和重大决策能在子公司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母公司的高管可以适当地在重要子公司进行交叉任职。 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大小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基本管理问题之一，而控制权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子公司的股权结构。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高低，通常有全资控股、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四种类型。从更有效地实施战略目标、发挥协同效应和控制风险的角度看，母公司应尽可能选择对子公司的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50%以上）。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母公司能够全面、有效地贯彻其战略意图，有效避免各子公司独立行事和各自为政的倾向。而在股权较为分散的相对控股和参股的情形下（通常为上市公司），尽管母公司基本上可以控制子公司，但存在在二级市场上被收购控股的可能性。在后两种情形下，子公司往往游离在母公司战略布局之外，难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和有效控制风险。总之，除非是为了财务目的或其他目的，母公司应尽可能争取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的方式，以达到基本控制子公司、达成战略目标的目的。 子公司是否分拆上市往往是金融控股公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子公司分拆上市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而言有诸多益处。如，可以为子公司开辟新的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控股公司的资本实力。然而，子公司分拆上市也存在风险和不利因素。即便在绝对控股情形下，也存在公开市场上被某些机构增持而失去控制权的可能性。子公司上市后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需要按照上市公司规定予以披露，且要确保定价公允，不能利益输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协同效应产生制约。而控股公司整体上市则有利于统一规划资本资源，从整体上安排财务资源，包括开展统一的资产负债管理和资金管理，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资源配置，以更好地实现对子公司的管理。 采取合理经营管理体制增强协同效应 为了更好地达成增强协同效应、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采取合理的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大致分为几类：独立子公司、协同子公司和事业部制。 在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各子公司在业务运作上基本上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尽管控股公司有统一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经营目标，但母公司对子公司给予充分授权，基本不干预子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子公司的董事层和总经理虽由母公司任命和考核，但却拥有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组织架构的安排，开展业务经营活动。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架构以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部门为主，而子公司则可能“五脏俱全”，拥有各自的前中后台部门。相比较而言，独立子公司的体制机制更加注重子公司的独立运营能力，协同效应则处在一般水平。 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子公司虽然也是独立经营的，但各经营单位即子公司之间更加注重实现良好的业务协同。母公司通常以两种方式来组织推动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一是搭建整体性的综合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的客户和项目信息，从而实现母公司与子公司整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推动业务营销和客户服务的协同性。二是在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母公司可以构建统一的业务处理和IT系统等后台支援系统对子公司提供相应的支持，同时，驱动母公司的人力资源、预算财务和风险控制部门为子公司之间的协同业务行为提供支持。三是母公司通过严格的考核来督促子公司加强业务协同，包括运用约束和激励两类手段。可见，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会明显好于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 事业部体制机制是控股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水平最高的制度安排。在该体制下，母公司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依照功能来划分事业部，如将各子公司的业务整合起来，分成企业金融、消费金融、金融市场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性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管辖若干业务单元或子公司。与前两种体制明显不同，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子公司并非是利润中心，各事业部才是利润中心。在这种体制下，子公司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而依照功能划分构成的事业部才是实体所在。很显然，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则为事业部体制机制的运行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建立的初衷来说，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的独立性偏强，不应成为金融控股公司首选的内部体制机制。现阶段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应以协调子公司体制机制为主，少数有良好条件的母公司则可以探索运作事业部制。 从战略层面重视协同运营机制构建 为了有效发挥内部协同效应和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控股公司除了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外，还应构建相应的运作管理机制。协同效应方面包括战略协同、激励考核、后台共享等机制。 控股公司应从长远的整体利益出发，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业务联动，将提升业务联动功能作为控股公司的重要工作目标。通过各种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使各业务板块、子公司以及前中后台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业务联动的重要意义，摒弃本位主义。在细化目标市场的基础上，应强调跨地区、跨部门、跨子公司间的业务联动，持续提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将强化业务联动作为“必选项”写进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的发展计划中，并建立联动情况的互评考核，将业务联动性作为各自公司的重要考核指标。 搭建客户信息共享平台是构建协同运营机制的重要举措。控股公司应建立面对全集团开放的客户信息管理平台，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都应将其客户的重要信息在平台上发布，在符合监管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控股公司客户信息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客户需求体现、业务发起、风险控制等各相关流程都可以在平台上实现。控股公司依托覆盖面较大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引导和推动各子公司和业务部门之间开展联动合作，实现各经营单位共享客户信息资源，有效推动跨公司、跨地域、跨条线开展客户互介，扩大业务联动收入规模。 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加强子公司联动，推进综合金融服务较为有效的方式。项目团队可以包括不同子公司和业务部门的前中后台人员，尤其是中后台人员可以长期介入。通过建立内部专家库、内部人才市场以及自愿报名和审核把关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专业人员，搭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可由客户部门即前台部门牵头成立和负责运营，实行专项激励、专项考核和专项资源配置。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内部资源协同和效应协同的有效方式。 统一的后台共享机制是发挥业务协同效应的有效手段。控股公司的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等中后台部门应改变部门化的运作方式，提升协同化、条线化和专业化管理，为各子公司和前台业务部门提供专业支持。一种协同水平较高的模式是向子公司派驻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和预算财务等人员，实行双线管理。控股公司应逐步构建统一的后台业务处理中心，实行集中化运作和管理。有条件的控股公司还可以尝试构建统一的IT系统，实现内部网络化运作，提高内部运行和管理效率。 激励考核机制是促进控股公司内部协同和业务联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客户经理绩效考核办法。可以借鉴国际银行业的成功经验，将以业绩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调整为“业绩+行为”评估的考核办法。既考核客户经理做了什么，又评价是怎么做的。从活动绩效、风险控制、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方面来综合性地进行考核，引导客户经理着眼长远和全局，主动、积极地开展业务协作，培育业务联动的文化，确立相应的价值观。为鼓励各子公司之间开展交叉销售，控股公司可以制定促进交叉销售的激励考核体系，将交叉销售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控股公司应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和引导多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动和协作，充分利用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应建立全面、细化和完善的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持续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 建立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较为特殊，包括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资本重复计算风险和高杠杆风险，等等。为了达成协同效应，控股公司及其各子公司通常是统一客户、统一品牌、统一后台，很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风险在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容易蔓延。其具体传导的途径主要有声誉传染和流动性传染两种。当一家子公司出现重大经营问题导致声誉受损时，其他子公司的声誉和形象也会下降或受损。当某家子公司出现严重流动性问题时，通常控股公司会动用资金或调集子公司的资金来拯救该子公司，从而可能带来整体性的流动性风险。 通常，控股公司各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各类形式的关联交易，包括资金相互划拨、相互担保、关联贷款甚至转移利润。其中有不少出于业务的协同需要，是符合监管规范的。但也有部分关联交易存在很大风险隐患，应加以防范和管理。有的控股公司股权结构复杂，有的还相互持股，从而就会存在母子公司重复使用同一资本的现象。这意味着控股公司整体的净偿付能力可能低于其总的、名义上的偿付能力之和。高杠杆风险往往与资本重复计算有关。由于控股导致同一资本来源在控股公司内部被同时用于多个法人投资，控股公司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潜在风险。 鉴于所面临风险的复杂性，控股公司需要从风险文化和偏好、风险管理架构和风险隔离机制三管齐下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制。 控股公司应从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风险文化，将控股公司整体的认识统一到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上来，推动风险文化向经营管理的全方位渗透，将稳健经营的理念有效融入政策、制度、系统、流程和工具之中。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使风险文化的愿景、核心价值观等成为所有员工共同的行为指引和自我约束。从基础理念、业务技能、专业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全体员工实行差异化、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培训，持续推进风险文化养成教育。合理制定与控股公司战略相适应的审慎风险偏好，将董事会的风险容忍度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分解传导至所有子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应借鉴国际先进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建立起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控股公司层面应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控股公司整体进行风险管理，主要责任包括确定统一的风险偏好、建立统一风险管理政策、统一客户授信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开发，等等。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也应分别建立针对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各自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人员首先要对母公司的风险部门负责，同时向本公司负责人、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这种以垂直为主、横向为辅的矩阵式风险管理架构对母公司的风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人员对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状况要有充分的了解，以防止风险管控过度阻碍业务发展。 为有效应对交叉传染和关联交易风险，控股公司需要打造一套健全的风险隔离机制。包括资金、业务、信息和人事等四个维度。资金隔离是对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运作和流动加以限制，以防止这类资金流动对客户利益带来伤害。除了股权投资以外，应严格禁止在母子公司之间随意调动资金，尤其要阻止银行资金不合规地输入证券和保险类子公司。业务隔离是对多子公司开展联合营销、交叉销售以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加以适当限制，其主要举措包括：坚持商业原则和公平投标，防止利益输送以及实施总量限制等。信息隔离是对母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流动加以适当规范和限制。各子公司内的信息共享应仅限于服务客户所需的相关信息，涉及客户隐私的信息应禁止共享和流动。人事隔离是指对各子公司的人员相互兼职和流动加以规范和适当限制。除了母公司和各子公司的高管可以相互进入对方董事会外，其他人员应禁止相互交叉任职，这方面应严格遵守监管规定。风险隔离机制设立要注意把握好度。隔离过严会阻碍业务协同，降低经营效率；隔离过松则会带来风险隐患，不利于稳健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隔离机制首先应符合监管要求，不能突破监管红线。在此前提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子公司的行业特点来制定满足自身风险偏好和监管要求、推动内部协同的规范和原则，并适时进行调整。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督、检查、培训、评估等配套措施，确保风险隔离措施合理有效并落到实处。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0年第12期。
摘要：2020年3月，美国股市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四次熔断，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美股连续熔断发生在美股迭创历史新高之际，其触发原因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以及全球原油价格暴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包括美国股市在过去10余年内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特征，包括上市公司持续大规模回购股票、以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异军突起、对冲基金使用了一系列基于波动率的新策略等。考虑到经济基本面依然疲弱、股市估值高企、流动性危机结束以及宏观经济指标反弹可能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未来美国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等原因，未来美国股市波动性将处于高位，不排除美股再度熔断的可能性。 关键词：美国股市 熔断 回购 被动交易 风险平价策略 一、引言 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与18日，美国股市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4次熔断。在上述4个交易日内，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跌幅分别为7.8%、10.0%、12.9%与6.3%。从历史上来看，2020年之前美国股市仅仅发生过一次熔断，这发生在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当日下跌了7.2%。 所谓熔断机制（Circuit Breaker），也称之为自动停盘机制，是指为了控制股票、期货或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风险，为其单日价格波动幅度设置区间限制。一旦成交价触及区间上下限，交易或者自动中断一段时间（熔即断），或者继续交易但不能突破上下限（熔而不断）。国际上更多采用的是“熔即断”的交易机制。之所以将上述机制命名为熔断机制，这是因为该机制的原理与电路保险丝类似，一旦电流异常，保险丝就会自动熔断以免电器受损。 股票市场上最早的熔断机制起源于美国。在198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曾对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实施过每日交易价格涨跌3%的限制，但该规定在1983年被废除。1988年10月19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熔断机制。根据相关规定，当主要股市指数在一日之内下跌幅度达到7%时，美国相关证券交易将会暂停15分钟。 美国的熔断机制之所以出台，这与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有关。在该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达到22.6%。由于没有熔断机制或者涨跌幅限制，很多美国投资者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熔断机制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黑色星期一”的重演。 要理解美国股市为何会在2020年3月4次熔断，首先必须认识到，这次美股暴跌是在美股经历了长达11年的牛市后、美股指数处于历史最高点之时发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次贷危机爆发后2009年3月9日的6547.05点（本轮牛市的起点），上升至2020年2月12日的29551.42点（本轮牛市的最高点），本轮美股牛市持续了将近11年时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累计涨幅达到351%。本轮美股牛市的持续时间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同时其累计涨幅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美股牛市是与次贷危机后美联储实施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高度相关的。在这11年牛市中，美国股市仅在2015年与2018年经历过两次较为显著的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而第二次调整发生在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之后。毋庸置疑的是，美股在2020年3月的大幅下跌，包括4次熔断，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散高度相关。 本文将分析2020年3月美股4次熔断的主要原因，并展望未来美国股市的走向。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美股熔断的触发原因；第三部分分析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展望未来美股是否还会发生新的熔断；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美股熔断的触发原因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展，且由于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应对不力，导致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升，这是美股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触发原因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2020年1月底、2月底、3月底，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分别为9826、85403与750890人，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分别为213、2924与36405人。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肺炎疫情正是从2020年3月份起快速蔓延的。例如，美国的确诊人数由2020年2月底的3人激增至3月底的17987人。 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在初期对肺炎疫情的爆发与扩散反应相对迟钝、防控措施出台缓慢，导致疫情快速蔓延。这导致金融市场上投资者避险情绪增强，从而开始抛售风险资产、增持避险资产。在2020年3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3.7%、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55.0%、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1.13%下降至0.70%（这意味着美国10年期国债的市场价格显著上升）、美元指数上涨了0.9%。 全球原油价格暴跌，导致美国股票市场与高收益债券（即垃圾债券）市场能源板块价格大幅下跌，这是美股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触发原因之二。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2019年底至2020年3月底期间下跌了65.5%，在2020年3月下跌了55.0%，仅在2020年3月9日就下跌了24.1%。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是以沙特为代表的OPEC国家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国家在肺炎疫情爆发后新一轮原油减产谈判方面未能达成一致，进而沙特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抢先开足马力增产所致。油价大幅下跌至少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三种负面冲击：首先，全球范围内能源板块的股票价格应声下跌；第二，美国页岩油气厂商发行的高收益债券的息差显著上升、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从而导致投资者抛售此类高收益债券，进而引发美国信用债市场动荡；第三，中东地区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因为油价大跌而不得不从全球市场撤回石油美元，这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新一轮抛售压力（张明，2020a）。 三、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结构性新特征 笔者认为，美股在2020年3月连续4次熔断，除了上述两个触发原因之外，还与过去10余年美国股市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新特征密切相关。这些结构性新特征既是不断推高美股股市的重要动力，也是2020年3月美股连续熔断的深层次原因。 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在过去10余年中，美国上市公司持续大规模回购股票。回购股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每股盈利水平、通过提高股票的吸引力进而推升股价，但大规模股票回购行为将会降低市场流动性与成交量、弱化公司中长期基本面。一旦回购行为萎缩，那么股票价格就可能显著下跌。 美国上市公司回购自身股票的行为起源于1950年代，但随后几十年内规模总体上不大，只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规模才快速攀升。在2017、2018与2019年，标普500成分股总回购金额分别达到5390、8020与6065亿美元（（钟正生、姚世泽，2019；徐驰、张文宇，2020）。在2018年，标普500与纳斯达克回购金额占总市值的比重分别达到2.89%与2.68%，双双达到历史峰值（钟正生、姚世泽，2019）。 美国股票市场上的回购以库存股为主。这些库存股仍然属于在外发行的股票，但不享受分红，不参与每股收益的计算，也不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主要原因包括通过提高每股盈利（Earnings Per Share，EPS）来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并进而推升股价、对管理层进行薪酬激励、向市场传递股价被低估的信号、解决股权激励后的控制权稀释、通过减少在外流通的股票来防止公司被恶意收购等（钟正生、姚世泽，2019）。 我们可以用三份定量研究报告来大致考察一下回购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第一，根据中泰证券的估算，过去15年美国上市公司每股盈利年复合增速达到11%，而企业复合利润增速仅为8%，两者之间3%的差距就是回购行为人为推高的增长，这意味着美国上市公司盈利大约有27%左右是由回购行为虚增的（徐驰、张文宇，2020）；第二，根据川财证券的估算，2017年标普500回购指数成分股的收益率达到24.7%，高于标普指数23.0%的收益率。这表明回购比率最高的100只个股的平均表现高于标普500指数中个股的平均表现，意味着回购对标普500指数上涨具有正向作用（陈雳，2018）；第三，根据兴业研究的计算，对比2016年以来的标普500所有企业总利润增速和EPS同比增速，EPS增速要高出前者10%以上，主要原因便是回购导致的“注水”（鲁政委，2020a）。 从行业来看，美股回购规模与股票价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以标普500为例，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上涨幅度较大的行业（例如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品、工业）等，基本上也是回购规模较大的行业。从个股来看，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回购规模靠前的公司均为大型龙头企业，尤其是科技类与金融类公司（钟正生、姚世泽，2019）。在标普500行业指数中涨幅位居前三的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品与医疗保健行业，同期股票回购规模均位列所有行业回购规模的前四位。而涨幅较低的公用事业与电信业务等行业的股票回购规模也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陈雳，2018）。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十余年间，美国上市公司进行回购的资金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上市公司在美国国内的当期盈利；二是上市公司的海外利润汇回。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主导的美国税改计划正式实施。在税改之前，上市公司汇回海外利润需要缴纳35%的税款。而在税改至后，上市公司汇回流动资金需要交纳15.5%的税款，汇回非流动资产仅需交纳8%的税款。这导致美国上市公司将利润汇回国内的意愿显著增强；三是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进行股票回购。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债权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尤其是在2011年以后，企业债利率显著下降。因此相对于发行新股，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发债来回购股票（陈雳，2018）。上市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来为大规模股票回购融资，这是推升美国企业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率达到75%，已经超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72%（徐驰、张文宇，2020）。 美国上市公司大规模股票回购行为至少会产生以下一些负面影响：第一，回购行为通过人为推高EPS虚增上市公司利润增速，这容易产生股票价格泡沫；第二，大规模股票回购行为会降低市场上流通的股票数量，导致市场上股票成交量的萎缩。事实上，至2009年以来的这轮美股牛市存在典型的“缩量上涨”的特征；第三，一旦上市公司将较大规模盈利用于股票回购，这自然会压缩上市公司在研究开发、设备投资、员工培训、员工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而这将会损害上市公司的中长期竞争力；第四，上市公司大规模股票回购的好处主要归股东与公司高管所有，这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失衡。 最后，一旦上市公司股票回购规模下降，那么上市公司EPS的下降幅度就会超过真实利润的下降幅度，从而降低股票的吸引力，最终导致股价显著下跌。无论是上市公司债券偿债高峰的到来，还是其海外利润汇回速度的放缓，这都会导致回购规模的下降。根据钟正生与姚世泽（2019）的研究，到2020年下半年，美国高收益债市场将会迎来偿债高峰期；到2021年，罗素2000指数的标的公司将会迎来偿债高峰期；到2022年，纳斯达克指数的标的公司将会迎来偿债高峰期。在2020年年初，受肺炎疫情爆发影响，美国上市公司的预期业绩本就会显著下降。金融市场震荡造成的企业债发行成本上升，以及偿债高峰的临近，都会降低美国上市企业发债回购股票的规模。而回购规模的下降又会造成上市公司EPS的加速下滑，这是导致美国股市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二，是在过去10余年中，以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ETF）为代表的被动交易大行其道。被动交易的扩大一方面意味着大市值股票能够获得更多的买入，最终形成明显泡沫，另一方面在市场下跌时的集体止损或赎回容易造成流动性危机、甚至发生踩踏现象。 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以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原本风险偏好较低的长期机构投资者面临资产端传统投资（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收益率下滑、负债端未来固定支出的现值上升等压力，从而显著增加了对权益资产的投资。这些投资又大量投资于以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产品。截至2019年底，美国被动投资基金资产规模达到4.3万亿美元，占到美国股票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的51%，已经超过了主动管理型基金的规模（王涵，2020）。根据晨星公司的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ETF基金总资产管理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超过1600亿美元为当年流入。 ETF构建所使用的市值加权法使得只需要持有部分头部企业股票便可以获得大盘的基准回报，甚至可以跑赢大盘表现。例如以过去5年回购量最大的20家企业（占总回购量1/3以上）构建市值加权指数，该指数走势与标普500一致，甚至阶段性跑赢大盘。上述现象导致近年被动追踪策略大行其道、ETF基金快速增长（鲁政委2020a）。反过来，被动投资的扩大会使得市值大的公司能够得到更多的买入，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市值。如此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最终使得大市值股票出现明显的泡沫。事实上，美国大量ETF的持仓结构与交易策略非常类似。例如，很多ETF在资产组合上重仓以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等蓝筹科技股。 以ETF为代表的被动交易的盛行，助长了如下主要风险：第一，由于大多的ETF基金主要投资于少数大市值股票上，一旦市值下跌引发基金止损或者赎回，就可能造成流动性突然消失、形成踩踏事故；第二，美国的大多数ETF都是带有杠杆的。在市场下跌之时，投资者需要大量追缴保证金，否则相关投资就会被强制平仓；第三，美国包括ETF在内的被动投资基本上都是满仓运作，很少留出现金，一旦遭遇大额赎回，就只能卖出平仓；第四，正如美国传奇基金经理迈克尔·巴里所指出的，ETF基金缺乏价值发现功能，与此同时面临流动性压力。ETF持有的一些股票交易清淡，一旦发生踩踏，算法交易将导致大量ETF被动抛售、而不能按照现价成交（也即抛售价格显著低于底层资产的市场价格），这将会加剧流动性危机与下跌压力； 第五，一旦股市上的基础资产被抛售，各类ETF就极易陷入流动性枯竭，而ETF的流动性枯竭反过来又会加剧二级市场上的恐慌性抛售，这就是流动性的“死亡螺旋”（鲁政委，2020b）。 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受到ETF追捧的大市值股票，恰恰又是更加倾向于通过低息发债或者海外利润汇回来进行回购的股票。这就形成了“低息发债——股票回购——ETF追捧——低息发债——股票回购”的恶性循环。换言之，大规模股票回购与ETF集中追捧这两点集中到一起，使得美国的大市值股票或蓝筹龙头股更容易出现价格泡沫。 美股熔断的深层次原因之三，是大量对冲基金实施的新型交易策略在特定条件下将会显著加剧股市的波动性。 美国股市上的被动投资集中于ETF，而主动投资集中于共同基金与对冲基金。以桥水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知名对冲基金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新型交易策略，容易在市场动荡时期放大市场波动。 例如，近年来非常流行的风险平价交易策略（Risk Parity Strategy）的核心是增持波动率下降的资产、减持波动率上升的资产，维持一个总波动率大致不变。换言之，如果风险资产价格下跌，那就购入避险资产补仓。如果避险资产价格下跌，那就购入风险资产补仓。这样就可以通过大类资产价格走势（例如股票与债券价格走势）的负相关性来获取收益。此外，风险评价交易策略必定会使用杠杆，因为该策略需要杠杆来保证不同资产的组合能够获得指定的波动率与收益，同时保证高夏普比率。 由于过去多年来美国股市与企业债市场均处于牛市，实施这类策略的基金一方面大规模持有股票，另一方面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大量购买企业债以维持股票与债券的风险敞口相当。而一旦爆发大规模负面冲击、甚至形成了流动性危机（例如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这就会造成风险资产与避险资产价格同时下跌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实施风险平价交易策略的基金不得不同时大规模抛售股票与企业债，这自然会进一步加剧股票与企业债的价格下跌，进而引发新一轮抛售。 此外，对冲基金普遍热衷于使用量化交易程序。量化交易已经占到了美股总交易的将近三成。这种自动化交易在牛市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壮大，却尚未经过真正熊市的考验。市场价格变动的速度和程度可能被计算机和量化模式驱动的交易放大了。而在市场下行期间，量化交易的无情止损与平仓无疑将会放大市场下行的速度与幅度。 把上述两个触发原因与三个深层次原因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对本轮金融动荡的爆发与扩展有一个系统清晰的理解了。第一，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导致机构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升，引发投资者第一轮抛售风险资产的行为；第二，全球原油价格下降导致美国能源类股票价格下跌以及能源类高收益债券价格下跌；第三，股票与债券价格同时下跌引发实施风险平价交易策略的对冲基金同时抛售股票与债券，这会进一步加剧股票与债券的价格下跌；第四，股票价格一旦跌破特定点位，将会导致ETF基金大规模的自动止损平仓，这就形成了踩踏事件，形成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第五，债券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导致发债成本上升，使得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发债进行股票回购的行为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由于市场上股票价格显著下跌，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的动力也不复存在。而一旦股票回购行为收缩甚至停止，上市公司的每股盈利就会显著下滑，这会进一步恶化美国股市的基本面，并带来新的下跌（张明，2020b）。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股票回购、被动投资与波动率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大规模股票回购造成市场成交量和流动性不足；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波动率策略产品放大了市场的杠杆。这使得美股的泡沫化程度与潜在风险越来越高。而一旦市场在特定冲击下显著下行，流动性不足、高杠杆和被动交易都将带来交易的拥挤和踩踏，最终放大市场跌幅，这其实正是美国股市在2020年3月连续熔断的最重要原因。 四、美股未来还会发生熔断吗？ 从2020年4月至今，美国股市已经显著反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已经显著超过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并不断创出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虽然没有超过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但也收回了绝大部分失地。不过，与疫情前相比，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疫情后波动性显著增强。例如，在2020年6月11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6.9%，美国股市差一点就发生了2020年年内第5次熔断。 展望未来，美国股市何去何从？美国股市是否可能再次熔断呢？ 首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是非常显著的。2019年第4季度、2020年第1季度与2020年第2季度，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2.5%、0.3%与-9.2%。2020年第2季度，美国季度GDP环比增速折年率下跌至-32%。毫无疑问，疫情爆发与经济衰退将会导致美国上市企业业绩下滑，股市基本面严重受损。 其次，从估值来看，随着疫情后美国三大股指的快速回升，目前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已经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也距离历史峰值不远，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估值要显著高于疫情之前。这是因为，公司基本面受到疫情冲击已经显著恶化，而价格基本上回升到疫情之前。例如，经过周期调整的Shiller市盈率指标在2020年1月达到30.99倍，在2020年3月下挫至24.82倍，但到2020年10月9日已经回升至31.80倍。这一水平已经显著高于过去40年内美股的Shiller市盈率均值（约为22倍左右）。 再次，从货币政策的边际变动来看，在2020年3月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美联储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包括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以及一系列创新的流动性供给措施。本轮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之所以实施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应对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二是缓解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危机。迄今为止，尽管美国经济增速依然疲软，但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危机已经解除。这就意味着，美联储非但可能不会继续放松货币政策，而且可能在边际上收紧货币政策。例如，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2020年3月4日的4.24万亿美元快速攀升至2020年6月10日的7.17万亿美元（迄今为止的历史性峰值），但到2020年10月7日已经下降至7.07万亿美元。在美国股市估值已经处于很高水平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可能给股市造成下行压力。尽管近期美联储宣布修改了货币政策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美联储不会边际收紧货币政策。 第四，从美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来看，美国核心CPI月度同比增速先是由2020年2月的2.4%下降至2020年6月的1.2%，但在2020年8月回升至1.7%；美国经过季节调整的失业率先是由2020年2月的3.5%攀升至2020年4月的14.7%，但到2020年9月下降至7.9%。上述指标都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已经在2020年第二季度触底，并将在2020年第三季度反弹，这意味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放松的概率较低。 最后，从社会政治来看，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运动仍在演化，大规模上街游行导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二次反弹。特朗普政府民意支持率在疫情爆发后与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显著下降，为了扳回在2020年11月大选中的选情，特朗普政府可能还会在国内外奋力一搏。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政治的不确定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处于高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股市的波动性仍将上升，不排除在特定冲击下，美股指数再度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也不排除美股再度熔断的可能性。 五、结论 2020年3月，美国股市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四次熔断，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美股连续熔断发生在美股迭创历史新高之际。其触发原因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以及全球原油价格暴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包括美国股市在过去10余年内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特征，包括上市公司持续大规模回购股票、以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异军突起、对冲基金使用了一系列基于波动率的新策略等。考虑到经济基本面依然疲弱、股市估值高企、流动性危机结束以及宏观经济指标反弹可能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未来美国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可能继续处于高位等原因，未来美国股市波动性将处于高位，不排除美股再度熔断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陈雳（2018）：《美股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市场详析》，川财证券研究报告，9月16日。 鲁政委（2020a）：《美国金融动荡下一导火索为何？——未来美元流动性冲击》，兴业研究，4月28日。 鲁政委（2020b）：《美国ETF的流动性死亡螺旋》，兴业研究，3月21日。 王涵（2020）：《本轮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现状与展望》，兴业证券研究报告，3月20日。 徐驰、张文宇（2020）：《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三重坍塌”如何演绎——本轮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比较》，中泰证券研究报告，3月19日。 张明（2020a）：《美国股市下跌为何如此猛烈》，《财经》， 3月13日。 张明（2020b）：《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影响几何》，《人民论坛》，第10期，第80-83页。 钟正生、姚世泽（2019）：《美国股票回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莫尼塔宏观研究，7月31日。 注：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黄皮书（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
2004 年，美林证券通过对美国1973-2004约3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后，发表了报告《The Investment Clock》，提出了投资时钟理论，表述了资产轮动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 “美林时钟”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大的争议，由于现实中各类资产轮动速度过快，这一经典理论经常被业内人士戏称为美林电风扇。但是此次疫情的出现以及政府的一系列救市政策，让投资者重新开始关注这一经典理论。 如果把新冠疫情看成一次外部冲击导致的短期经济衰退的话，根据美林时钟，从2020年4月到现在，随着疫情的局部控制与货币政策的季度宽松，中美两国的经济都处于经济逐渐复苏的过程，这一过程至今已持续半年多。 从宏观角度看，GDP增速走出一季度的低谷，从二季度开始稳定向上修复，逐渐向常态化回归。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达到52.2%，创下2017年9月以来新高；11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长14.9%，创下20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疫情后国内宏观数据不断转好不仅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也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内在客观规律，当前毫无疑问处于美林时钟中第二象限的经济复苏阶段。 从微观角度看，很多行业涨价更是轮番上演。下半年以来，媒体不定期就会报道哪个行业什么产品开始涨价，Wind平台几乎每天都有涨价新闻爆出来。比如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轮胎行业的涨价潮一直在持续。 据卓创资讯不完全统计，2020年9月至今，超过40家轮胎企业陆续发布了涨价通知单。据WitsView提供的数据显示，55英寸LCD电视面板价格从今年年中105美金一路上涨至164美金，涨幅高达56.19%，创下历史新高纪录；14寸的笔记本面板11月价格已达到29.6美金，环比上月28.6美金上涨3.5%。下半年以来，此起彼伏的涨价让人应接不暇，钛白粉、二锅头、大葱、纸、工业零部件等等都发布了涨价通知。而有实体经济晴雨表之称的大宗商品也在爬出疫情的黄金坑之后稳步上涨，既反映了目前经济复苏的态势，也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强劲复苏的预期。 很多人会说涨价的原因是2月份宽松的货币政策，毕竟货币发多了，在通胀预期下，涨价是必然结果。理论上来说没错，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其实在5月份就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已经开始边际收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月低见底后就一路升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5月底以来也是一路升值，这其中当然有中国经济恢复最强劲的因素，但是外汇短期影响因素还是货币的供求，美国至今的历史级别量化宽松丝毫没有收紧的迹象，而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在经济恢复之后已经开始陆续的边际收紧。因此，实体经济的轮番涨价并不是完全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系统的内在恢复。国外产能供给大规模受限，中国承接了大量海外需求，成为此次全球经济复苏的龙头，相信在疫苗大规模接种之后，全球经济会跟随中国经济一起加快复苏的步伐。 当然，经济强势复苏的趋势中间也会有短期的扰动，比如11月的CPI、PPI数据普遍被市场解读为不及预期。但也有观点认为，从结构上看，如果抛开2019年同期猪肉价格和石油价格处于高位的因素，其实CPI和PPI表现都正常。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上涨0.5%，涨幅与10月份持平，国家统计局在回应11月份CPI同比下降时也认为之后会回归合理水平。 投资者最为关心的股市，在疫情之后半年以来的表现也完美对应美林时钟中的经济复苏期。股市既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货币的晴雨表。权益类资产的价格与货币政策的相关性在经济从低迷刚转为复苏期间较为明显，所以我们看到，自3月份见底以来，无论是A股还是美股中的成长股，表现都大幅跑赢其他资产，科技、消费、医药轮番上涨，而与经济强劲增长相关性较强的顺周期蓝筹股则表现一般。A股中上证指数跑输创业板，美股中标普500跑输纳斯达克。但此时此刻，我们认为未来上证指数跑赢创业板是大概率事件，未来强劲的经济数据将是重要支撑逻辑。 上图是M1-M2的同比增速剪刀差，可以发现，每一个历史级别的低点基本都对应着经济的短暂低迷，而从低点开始往上走的过程中，都对应着经济的强劲复苏与资本市场的回暖。那么，M1-M2的增速剪刀差的经济含义是什么呢？ M1的货币流通能力要大于M2，M1增速快于M2，说明企业的活期存款增速大于定期存款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提升，企业更愿意把赚到的钱以活期形式存在银行而不是定期，因为企业随时可能扩大再生产来应对即期不断增加的有效需求，所以说M1-M2增速剪刀差往上走的过程就是企业对未来经济不断看好，将货币源源不断的投入实体经济的过程。可以看到，疫情之后剪刀差不断缩窄、持续上升，但目前还未上穿0轴，而上穿0轴基本意味着美林时钟转过12点钟方向。我们预计在明年一季度就会看到这一剪刀差上穿0轴，拭目以待。 展望2021年，经济复苏可能会加速，美林时钟明年二季度可能会转过12点，从第二象限走向第一象限，后面我们大概率会看到与经济强劲增长的顺周期蓝筹股会大幅跑赢成长股，其实这一逻辑在11月份的股市已经开始有所体现，有色冶炼、煤炭、金融股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异动，近期的回调很可能与11月的经济数据表现较弱有关，当市场逐步消化这一数据后，会开始交易对未来的经济数据的预期。 不出意外，也许最早到2021年1月份公布2020年12月经济数据后，市场就会看到经济强劲复苏态势。即使12月数据没有体现，我们相信明年的一季度，最迟二季度就会看到非常强劲的经济数据，而强劲的经济数据是支撑起顺周期蓝筹股以及大宗商品上涨的重要逻辑。
回望2020，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持续发酵。当世界经济仍须穿越寒冬，我国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展望2021，当疫情冲击逐渐减退，我国各类纾困政策如何有序退出？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强劲？如何预判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与宏观杠杆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需求侧管理”，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的重点有哪些？ 聚焦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接受CF40研究部专访，就非常规政策退出路径与2021年经济复苏动力等多个关键问题分享见解。 伍戈 资料图 Q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同时提到政策操作“不急转弯”。在这一政策基调下，各类助企纾困政策如何平稳退出？如何把握政策退出的时点、节奏以及工具组合？ 伍戈：明年宏观政策基调依然是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整体来看，随着疫情逐步消退、经济不断修复，明年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应该会弱于今年。货币政策方面，我们预计不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急剧的政策变化。 各类助企纾困政策退出的时点以及节奏，必须考虑内需自发性修复及外需修复的程度，确保“不急转弯”。但不管怎么样，“弯”还是要转的。从工具组合而言，货币政策反应相对灵敏，特殊时期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走在财政政策的前面；财政政策具有一定刚性，财政政策的退出可能要和2021年全国两会制定的一些计划步调一致，时点和节奏的把控会比货币政策稍慢一点。 客观来看，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应该随着名义GDP的上行而逐步减小。在政策操作“不急转弯”的基调之下，今年执行的部分助企纾困类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修复得非常好的行业或区域，纾困政策已经不需要讨论要不要退出，而是事实上已经开始边际退出了，包括一些优惠性质的债券融资等，目前已经处于平稳退出的过程之中。 纾困政策的逐步退出将会呈现出较大的结构性差异。例如，随着海外经济逐步修复，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贸出口得以回暖，这一区域的助企纾困类政策可能会退出地更快更早一些。 Q2：未来宽松货币政策若要实现平稳退出，应当考虑哪些条件？货币政策的退出怎样处理好恢复经济及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 伍戈：货币政策平稳退出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总体经济处于向上修复的过程，二是物价水平也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这两个条件非常关键。目前来看，不论是从同比还是环比来看，经济增速都将处于向上态势，物价水平可能也将从一季度开始逐步上升，这样就具备了政策在边际上逐步退出的条件。 货币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当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之间的权衡，特别是对信用风险的权衡。但是大概率而言，经济上升过程之中的信用风险总体上还是下降的。从历史角度来看，信用风险是相对可控的。 Q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如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您如何评估明年的宏观杠杆率？ 伍戈：我们认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个匹配并不一定是当期匹配，因为货币指标和经济指标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跨期匹配。比如，如果明年名义GDP很高的话，那么至少在目前这个时点，货币社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拐点性质的特征。 关于宏观杠杆率，我们认为2021年宏观杠杆率的总体趋势是稳中趋降。宏观杠杆率的分子是各微观主体的债务，分母是名义GDP，整体而言，明年名义GDP将处于较高水平，而债务扩张相对今年将会减少，因此明年的宏观杠杆率将会出现一定下降。 Q4：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降至13.6%，为一年以来的首次回落。您认为社融数据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社融出现拐点？信用条件出现收缩，后续会跟着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吗？ 伍戈：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下降的原因，既包含贷款增速的下降，也包括发债规模的逐步下降，而这两者都会使得社融数据在未来一段时间延续下降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认同社融出现拐点的说法的。 但是“社融出现拐点”到“经济出现回落”之间，可能会有一两个季度的时滞。站在目前时点来看，即使不考虑2021年一、二季度的基数效应，我们依然认为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动能是不弱的，特别是明年一季度，可能出现经济增速的一个高点，二季度数据可能会下来一点，但二季度经济增速也未必慢。目前从信用环境、货币数量而看，我觉得将有一个筑顶回落的过程。 Q5：财政政策方面，会议强调“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财政“主动作为”的落脚点还有哪些？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应对工作？ 伍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未来中央经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财政政策确实还有很多可以大有作为和主动作为的地方，这既体现在产业政策布局方面，也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调整税收结构等方面，涉及到很多领域。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我们觉得需要在保证增量有所约束的情况之下，对存量债务进行一些市场化的处理。总体而言，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是要在平稳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即使是一些需要打破刚性兑付的情况，也要按照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要求，在未来平稳渐进地进行风险应对和处置。 Q6：伴随着国内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已经从一季度的下降6.8%恢复至三季度的增长4.9%。您认为目前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随着非常规政策的陆续退出，2021年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将会减少？如何预判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若要实现经济目标，应主要在哪些方向发力？ 伍戈：三个因素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一是外需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适当的投资类刺激，三是老百姓自发的需求修复。这三者共同铸就了目前中国的经济修复。 展望2021年经济，我们认为外需支撑依然是存在的。虽然目前海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但是随着疫苗的逐步推出，海外需求还将继续修复，外需方面不必悲观。 更重要的支撑在于国内。一些过去还存在修复缺口的部门，比如消费领域，明年会发挥出一些支撑性的力量，使得整个上半年总体经济形势较好。但2021年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所回落。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21年我国名义GDP可能在10%以上，这既有2020年低基数的影响，也有对于2021年经济修复的估测。要使经济平稳运行，一方面在于政策退潮过程要保持一个平缓的斜率，不可过快，另一方面在于房地产等各方面的调控政策也不宜出现非常急剧的调整。 Q7：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需求侧管理的堵点都有哪些？如何打通？促消费政策如何继续加码？ 伍戈：在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水平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提出通过“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激发“内循环”增长活力恰逢其时。目前来看，需求侧管理的堵点主要在于消费领域。 某种意义上看，现在许多需求受到供给侧原因的抑制，我们的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等很多领域的供给严重不足，有时花了钱都未必能够买到理想的服务。在政策实施方面，势必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一方面是要通过完善就业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提升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供给端的持续发力，“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消费升级的趋势和潜力，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更广阔的供给，以供给激发需求。通过增加有效供给，使得老百姓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能够更好实现。 尤其是，从供给侧打破服务行业的一些垄断，使更多的微观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到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的市场之中，去提供更加有效的供给，能够使得整个老百姓的消费潜能被更好激发出来。 特别地，在中国未来老龄化的过程之中，会出现很多养老方面的消费需求，只要供给侧创造适当供给，这些需求都有可能被很好地激发出来，从而实现老百姓的福利。
摘要： 策略展望： 展望明年1月，政府债券供给压力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平衡压力大概率有所缓解，在不考虑央行投放的情况下，我们预估明年1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较今年同期有所改善。 此外，我们认为明年1月结构性存款压降压力预计较此前有所减弱，总体来看银行负债压力会有所缓解；在高层的关注之下微观信用风险应该不会进一步暴露，但需要关注在未来信用事件冲击逐步消退后央行是否还会继续提供流动性支持。 展望明年1月央行操作，一方面货币政策重心在于宏观稳杠杆，不会出现2017-2018年那样显著去杠杆的情况；另一方面，央行预计继续精准增量投放，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 总结来看，我们认为春节前1月可能出现季节性流动性紧张的时间段，央行仍会精准投放MLF和OMO进行对冲（就像12月这样），流动性整体保持紧平衡（不会简单收紧，当然也很难有明显放松），DR007继续围绕7天OMO利率波动，CD利率则是贴近MLF利率波动。所以按照当前所呈现的市场利率短端，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保持平衡，考虑精准导向与灵活适度的基调，并不具备被进一步下行空间，逻辑上存在向政策利率中枢回归的可能，所以要注意未来宏观变化中短端的变化，资金面预计继续紧平衡，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至于长端利率，政策利率给出的安全边际较为明确，同时下限也依然存在，建议弱化交易，继续以票息为主参与年初配置。 市场点评与展望：春节前相对宽松的资金面能够持续吗？ 12月资金利率较11月明显下行，隔夜利率盘中最低时曾跌破0.4%[1]，接近利率走廊下限0.35%；同业存单利率也在向MLF利率靠拢，债市迎来了阶段性修复。不过，市场依旧担心央行是否会继续呵护银行间流动性，目前相对宽松的资金面能否持续，特别是在明年初宏观指标面临高增长的环境下。本报告将对此进行分析解答。 1.1．12月资金面为何明显宽松？ （1）央行积极呵护资金面 MLF：一方面，央行于11月30日超预期地投放了2000亿元MLF（按照央行今年来操作习惯MLF操作主要集中在月中）；另一方面，12月央行继续增量投放了3500亿元MLF。 逆回购：12月下旬央行再度重启14天逆回购（上一次是在9月底），旨在维护年末流动性平稳。 整体来看，今年12月央行流动性净投放虽仍不及过往两年，但积极程度超乎市场预期，央行对资金面的积极呵护一方面符合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关于保持银行间流动性“不缺不溢”的表述，也有利于缓解银行结构性负债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对信用事件冲击的应对。 （2）信用事件冲击影响仍在，央行从总量流动性进行对冲 11月10日，永煤发生实质性违约，对流动性和债市直接形成冲击。当下永煤事件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二级市场上信用利差仍没有收窄的迹象，一级市场上推迟和发行失败的信用债规模较11月有显著下降，但仍较去年同期有明显提升，特定地区（如河南）信用债发行仍面临困难。这说明信用事件冲击虽然在消退，但市场影响依旧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12月央行继续在流动性方面提供支持应该也有应对信用事件影响的原因，以维持系统性风险底线。 （3）央行呵护之下银行结构性负债压力有所缓解 结构性存款方面，11月结构性存款压降规模为4807亿左右，按照监管要求进行推算12月降幅预计在1.06万亿左右[2]，与今年6、10月压降规模相当（此前仅有这两个月压降规模超1万亿），再加上年末本来就是结构性存款压降大月，因而12月结构性存款压降对银行负债压力影响估计并不小。 同业存单方面，12月存单到期规模较大，所以银行主动负债压力并不低，至少不比11月低，但是12月同业存单发行和净融资规模较11月仍有所增长。另外，11月以来同业存单利率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同业存单利率开始下降并向MLF利率靠拢，部分国有行1年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接近甚至低于MLF利率2.95%。 在结构性存款压降压力依旧较大的情况之下，12月同业存单到期规模又较大，结果整体主动负债成本有所下降，存单发行利率也开始下行，我们认为这主要还是央行增量投放MLF的结果。 1.2．1月银行体系资金变化情况 回顾近10年历史，2013、2015和2018年的春节假期主要集中在2月中下旬，而当年1月资金面均比12月要更加宽松，照此简单推算明年1月资金面能够维持当前的宽松状态。 进一步地，我们将从货币发行（包含现金走款和银行库存现金）、财政存款、外汇占款和银行缴准四方面分析1月银行体系资金变化情况。 （1）货币发行（包含现金走款和银行库存现金） 从季节性变化来看，1、2月货币发行规模受春节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春节假期当月的货币发行（特别是现金走款）规模会出现明显增长，下个月则会出现明显回落。明年春节假期在2月中旬，因而1月货币发行规模应该相对较小，结合2015和2018年的经验（这两年春节假期也在2月中下旬），我们判断1月货币发行规模大约在4000亿元左右。 （2）财政存款 与货币发行类似，财政存款在年初也表现出季节性特征，即春节假期当月财政存款相对较低，下个月则有所反弹。明年春节假期在2月中旬，仅从季节性来判断明年1月财政存款规模应该较今年同期要高。 不过，前几年因为地方债发行前置情况也会引起年初财政存款的波动，具体仍要结合政府债券供给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团队前期报告《2021年利率债供给压力如何？》我们分析如下。 国债： 目前2021年一季度国债发行计划仍未公布，因而我们主要从季节性特征来分析。回顾历史可以发现，2017-2020年1月： 国债发行规模相对平稳，基本在1400-1850亿之间（均值约为1650亿）。其中，附息国债发行规模在1000-1300亿之间，贴现国债发行规模在400-650亿之间。 净融资规模不大，最高值为700亿元，最低值接近-1200亿元； 从到期结构来看，1月贴现国债到期规模也稳定550亿附近，而附息国债到期规模变化较大。 总结来看，过往几年1月附息国债发行规模保持相对稳定，并不与到期规模直接相关；而贴现国债发行和到期规模波动均不大，两者差额绝对值基本在100-150亿之间。 明年1月国债整体到期规模较大，贴现国债到期1407亿元（较过往多增850亿），附息国债到期5012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约2700亿）。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计明年1月附息国债发行规模为过往几年最高值1300亿，贴现国债发行规模随着到期规模而上升，预计为1500亿，两者合计2800亿，净融资为-3600亿（较过往水平大幅降低）。 地方债： 明年初地方债的发行主要与提前下达的额度有关，2018年及之前由于没有提前下达额度，因而地方债发行和净融资规模均为0。考虑到目前提前下达额度尚未公布，进度和节奏上明显慢于去年，这可能意味着明年1月提前批地方债发行的规模较今年更低，整体发行节奏后移。 另外，2020年11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3]强调均衡发行节奏，同时明确财政部将会对此组织协调。明年稳增长压力预计小于今年，地方债发行也没有那么迫切，因而预计明年1月地方债供给压力会有所改善。 由于1月份基本没有地方债到期，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明年1月新增地方债发行/净融资规模处于过去两年之间（2019、2020年分别为4180和7850亿元），加上最近刚下达的新一批再融资债额度可能有一部分会放到1月发行，那么合计地方债发行/净融资规模约为5000亿元左右，当然具体还要取决于新增地方债提前下达额度的时间和规模。 合计来看，我们预计明年1月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约为7800亿元，净融资1400亿元，均较今年同期有所下降；结合季节性特征我们判断明年1月财政存款规模超过1万亿。 （3）外汇占款 由于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并且美元相对弱势，因而9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走强，12月基本处于6.5-6.6的区间内，短期内来看大概率依旧能够保持强势，不会出现明显贬值。 另外，最近几个月我国出口情况连续超市场预期，带来经常项目大幅顺差。 因此，我们预计明年1月外汇占款会有小幅提升，结合历史表现来看增幅应该在100亿元以内。 此外，市场还关心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是否会引发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回顾最近几个月央行相关操作和表态，我们认为央行为了应对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问题而放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并不大。 最近几个月央行在不同场合中提到“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同时强调“不进行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此前央行将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下调至零以及“逆周期因素”的淡出使用可能主要还是以预期引导为主，实际上并未改变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未来除非市场预期变化导致汇率和资本流动大幅波动，否则我们预计央行也不会进行过多的干预。 此外，对于内外平衡央行强调“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我为主，市场化的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如果央行过多干预升值则货币政策可能需要被动宽松，这显然不符合当前货币政策的取向。 （4）银行缴准 11月社融增速（13.6%）确认出现拐点，贷款增速也在继续下降，12月预计可能持平或有小幅下降，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展望明年1月，受到高基数以及稳增长诉求减弱的影响，我们预计1月社融信贷增速可能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银行资产负债平衡压力和缴准压力预计会有所缓解。 综上所述，在不考虑央行投放的情况下，我们预估明年1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大概会在1.4万亿元左右，较今年同期有所改善。 1.3． 春节前还有哪些需要关注？ 1.3.1． 年初银行结构性负债压力如何？ 结构性存款方面，今年6月份监管部门明确要求部分结构性存款增速较快、规模较高的股份制银行于今年年底前将规模压降至上年末的三分之二[4]。不过，当前监管部门对于明年结构性存款规模并无明确要求，虽然明年严监管的态势可能会持续，但目前来看明年1月结构性存款压降要求至少不会大幅提升。 另外，从季节性特征来看，1月结构性存款规模通常会有环比增长（虽然在严监管下明年1月增幅可能相对较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银行结构性负债压力。 同业存单方面，明年1月份同业存单到期规模明显高于前两年同期，这意味着到时同业存单到期续发压力仍存。 商业银行债券（包括普通债、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方面，明年1月到期规模明显小于季节性，不过考虑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均提到要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而最近几个月商业银行债的发行和净融资规模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因而明年1月商业银行债的发行和补资本情况仍值得关注。 综合来看，明年1月结构性存款压降压力预计有所减弱，商业银行债续发压力也不大，不过同业存单到期规模依旧不小，综合判断银行负债压力可能有所缓解，不过具体仍要看监管的态度。 1.3.2 信用风险是否会进一步蔓延？ 虽然永煤事件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央行对此也有通过投放流动性进行积极应对，但实际上信用利差仍没有收窄的迹象，推迟和发行失败的信用债规模依旧不小，市场担忧信用风险会不会进一步蔓延。 对此，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5]明确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表明高层高度关注。 12月24日，央行也表示要“坚决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以债券市场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为导向，推动完善债券市场法律体系，全面提升债券市场法治水平，对债券市场违法行为零容忍，不断夯实债券市场信用基础，助力债券市场健康平稳发展”[6]。 12月25日，国务院吹风会中陈雨露副行长也强调：“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总体上是稳定的，近期出现了极少数的发债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的违约事件，引发了债券市场的一些波动。目前，已经恢复了稳定，投资者也在趋于理性。客观来看，既然是债券市场，债券违约是债市发展当中打破刚性兑付的一种现象，通过违约数据检验，实际上可以形成债券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这是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信用建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高度警惕违约企业发生虚假信息披露，或者是欺诈发行甚至是恶意“逃废债”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些行为对社会环境、对金融市场的信用质量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可能是因为12月信用事件的负面影响仍存在，央行才会在总量流动性上提供支持，以维持系统性风险底线。如果未来信用事件冲击逐步消退，二级信用利差收窄以及信用债一级发行情况改善，央行是否还会积极地提供流动性支持仍需继续关注。 1.3.3． 财政支出力度值得关注 从数据上看，今年12月有2000亿左右的新增专项债（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发行，另外还有新下达的一批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此外仍有较大规模国债净融资，因而今年12月政府债券供给压力/净融资规模实际上强于季节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2月的年内剩余赤字额度（含1万亿特别国债，下同）明显高于往年（实际赤字仍未公布），而一般来说政府基本都会赶在年底前用完当年额度（不然可能会影响下一年额度申请）。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年内赤字目标没有达成的情况，但主要集中在2014年及之前，2015年之后全年实际赤字均大于目标赤字，并且实际赤字超过赤字目标的部分也在逐年提升。 因此，由于目前12月财政支出数据仍未公布，因此我们只能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如果按照过往几年的经验，今年12月年内剩余赤字不仅会用完，并且可能会像过往几年一样有超出，那么今年12月财政支出力度可能有所加大，进而为银行体系补充了流动性。 11月基建投资增速虽然有小幅上行，但仍不及市场预期，这可能与地方项目储备不足、专项债资金未能形成实物工作量有关，在此影响之下如果今年12月确实没有用完年内剩余赤字额度，那么实际上财政支出力度可能并不强。 事实究竟如何仍需进一步关注未来公布的数据。 1.4． 1月央行操作展望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性依然是稳健，总体要求是“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 宏观稳杠杆。疫情之后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市场一度担忧明年会重复2017年政策大幅收紧去杠杆的局面。本次会议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宏观杠杆率预计只是控制升幅而不是绝对压降。 央行继续精准增量投放，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展望未来，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易纲行长文章《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7]以及央行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均提到要“继续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并且表示会根据宏观形势和市场需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总结来看，我们认为春节前1月可能出现季节性流动性紧张的时间段，央行仍会精准投放MLF和OMO进行对冲（就像12月这样），流动性整体保持紧平衡（不会简单收紧，当然也很难有明显放松），DR007继续围绕7天OMO利率波动，CD利率则是贴近MLF利率波动。 1.5． 小结 展望明年1月，政府债券供给压力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平衡压力大概率有所缓解，在不考虑央行投放的情况下，我们预估明年1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大概会在1.4万亿元左右，较今年同期有所改善。 此外，我们认为明年1月结构性存款压降压力预计较此前有所减弱，总体来看银行负债压力会有所缓解；在高层的关注之下微观信用风险应该不会进一步暴露，但需要关注在未来信用事件冲击逐步消退后央行是否还会继续提供流动性支持。 展望明年1月央行操作，一方面货币政策重心在于宏观稳杠杆，不会出现2017-2018年那样显著去杠杆的情况；另一方面，央行预计继续精准增量投放，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 总结来看，我们认为春节前1月可能出现季节性流动性紧张的时间段，央行仍会精准投放MLF和OMO进行对冲（就像12月这样），流动性整体保持紧平衡（不会简单收紧，当然也很难有明显放松），DR007继续围绕7天OMO利率波动，CD利率则是贴近MLF利率波动。所以按照当前所呈现的市场利率短端，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保持平衡，考虑精准导向与灵活适度的基调，并不具备被进一步下行空间，逻辑上存在向政策利率中枢回归的可能，所以要注意未来宏观变化中短端的变化，资金面预计继续紧平衡，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至于长端利率，政策利率给出的安全边际较为明确，同时下限也依然存在，建议弱化交易，继续以票息为主参与年初配置。 1.6． 市场点评：年末资金面持续宽松，长债收益率显著下行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投放3200亿元，资金面持续宽松。周一，央行重启14天期逆回购，公开市场开展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逆回购到期200亿元，净投放900亿元；周二，央行开展12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100亿元 7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逆回购到期100亿元，实现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资金面宽松；周三，央行开展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同时 100亿元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000亿元，资金面持续宽松宽松；周四，央行开展了3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有100亿元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300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周五，央行停止14天期逆回购操作，开展了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有100亿元逆回购到期，5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00亿元。 受宽松资金面，国际避险情绪升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影响，本周长债收益率显著下行。周一，受央行重启14天期逆回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不急转弯”及英国新冠病毒变异等因素影响，长债收益率明显下行；周二，资金面持续宽松，黑色系大宗商品回落，长债收益率保持下行；周三，央行继续千亿投放，长债收益率继续下行；周四，债券市场回归谨慎，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周五，隔夜利率保持低位，资金面维持宽松，市场情绪较高，长债收益率显著下行。
12月14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退市新规及配套制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退市新规”）。作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市制度终于迎来新的改革。 相比以往规定，本次退市新规做出了多项细化，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退市新规在财务造假的指标认定等方面似乎过于宽松，由此引发了一轮热议。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内部研讨会“《股票上市规则》修订、实施与退市制度改革”。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高西庆，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及来自市场和学界的专家参与讨论，上交所、深交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进行交流。 与会专家认为，本次退市新规的出台是注册制改革大背景下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改善资本市场整体环境、加速市场优胜劣汰，并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引导理性投资。 多数与会专家也表示，退市新规的确存在部分指标的设定偏宽松、财务造假的认定标准不够全面、对实际责任人的追责表述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限制退市新规的实际适用范围，弱化实际实施效果。 基于上述问题，与会专家给出三方面修改建议：第一，部分指标设定适度从严，增强退市新规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第二，增加对主动退市和退市责任追溯的相关内容表述。第三，鼓励、支持集团诉讼，为保障投资者权益提供法律支持。 一、长期来看，退市新规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退市新规的出台是注册制改革大背景下的重要举措，长期来看能够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改善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退市新规改善资本市场整体环境。退市新规缩短了对财务指标的认定年限，并对净利润指标有更严格的规定，这些修改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保壳的财务成本。 在面临退市风险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想通过资产重组或者出售不良资产等方式来规避退市，就要承担更多成本和不确定性。退市新规能够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与此同时，投行机构也会更加审慎评估类似业务的成功率和可操作性，炒壳、保壳等现象或因此大量减少。 第二，退市新规有助于加速市场优胜劣汰。优势的资源配置会向优质上市公司集中，优质公司将会有更强的流动性溢价，市场流动性会逐渐聚焦于头部公司，在这些头部的一些标的和公司上，优质的公司后续进行再融资资本运作也会更容易拿到钱。 相反，所谓的垃圾股则会进一步丧失流动性，壳资源的价值大幅降低，在退市新规下二级市场流动性显著不足的上市公司会被自动淘汰。 第三，退市新规有助于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引导理性投资。市场化、常态化的退市机制实际上是将投资风险更充分暴露出来，机构投资者在股票配置方面会更亲睐优质公司，这有助于推进中国股票市场的机构化进程。 同时，增加风险警示板并提高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强化风险揭示和投资者保护力度，有利于充分发挥监管效能，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二、部分指标设定偏宽松，可能会限制退市新规的实际效果 多数与会专家指出，退市新规中部分指标的设定与市场预期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偏宽松。同时，退市新规在指标设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司的规模差异。这可能会限制退市新规的实际适用范围，弱化实施效果。 第一，市值、自然人股东等退市标准设定比较宽松，实际触发概率可能会很低。退市新规中的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是“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3亿元”，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对自然人股东数量的标准分别是“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2000/1000/400”。该标准设定与市场普遍预期偏差较大，且中国股票市场仍然是以散户为主的市场，未来触发的概率非常低。 第二，对财务造假的容忍度偏高，且在指标设定上没有考虑到公司规模的影响。对资本市场而言，财务造假是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退市新规对财务造假情形的认定既包括造假事件，也涉及对具体财务造假的规模和比例的规定。财务造假情形与公司规模有密切关系—— 大公司一旦存在财务造假行为，造假规模更容易满足“连续三年累计10亿元”的标准，但比例上可能不会超过公开披露净利润或利润总额的100%。 小公司则相反，比例可能会超过公开披露净利润或利润总额的100%，但造假规模未必会满足“连续三年累计10亿元”的标准。 整体而言，退市新规对财务造假导致强制退市的规则设定偏宽松，对财务造假的容忍度偏高，现实中该条件被触发的概率可能会非常低。 第三，对主动退市情形的表述不足，缺乏对退市后企业和投资者的制度安排。从国际经验来看，上市公司主动退市的情况要多于强制退市的情况。退市新规已经明确自动中止上市的主要情形，但缺乏后续安排，难以做到引导部分上市公司理性选择主动退市。同时，退市公司依然是合法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制度中对退市后的企业股份如何登记、投资者如何继续交易等相关制度安排不足，这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在对实际责任人的追责问题上表述不足。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往往能在公司上市时获得巨额收益。如果由于他们的失误甚至恶意的行为，直接导致公司退市，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团队都是实际责任人，应该予以严肃追责，并追求连带责任，目前退市新规中对退市后的追责问题表述不够。 三、对于退市新规的修改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与会专家指出，退市新规在部分指标设定层面存在优化空间，同时可考虑增加部分内容表述。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适度从严设定部分指标，增强退市新规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 （1）适度提高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中的市值和自然人股东数量标准，并及时向市场公开介绍测算逻辑。 （2）增加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财务指标的造假认定。重点打击实际净利润为负但通过造假实现盈利的上市公司。 （3）可考虑将累计造假利润指标从绝对值调整为占同期实际真实利润或净资产的比例，使之与公司实际规模相匹配。 第二，增加对主动退市和退市责任追溯的相关内容表述。 适当考虑为主动退市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帮助，如退回新三板完成资产重组后可在未来再次上市时减少等待时间。同时，涉及到因财务造假而出现的退市情况，应遵循“退市不退责”的原则，不仅强调对实际责任人进行追责，还要对全链条追责，保荐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方都要承担一定责任，特别是承担对投资者损失的赔偿责任。 第三，鼓励、支持集团诉讼，为保障投资者权益提供法律支持。 退市新规应进一步体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精神和原则，在制度和执行层面推动、鼓励并支持投资者对违法违规公司进行集团诉讼，降低投资者维权的成本。涉及到民商法和刑法的内容应同步提交修改建议，加强与公检法等执法机构的协调沟通，让法律手段成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武器。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在“高峰对话”环节，在中国国债协会会长孙晓霞的主持下，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三位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高峰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孙晓霞（主持人）：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加速融合的三十年。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序幕。内地互联互通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两个资本市场不断地融合和发展，是互利互惠共赢的过程。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对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请问一下九十年代就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剑阁理事长，作为亲历者、推动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剑阁：我们三个人各有特点。如果说最早入行的应该是史主席，她是最早进入证券市场的，入行早、资历深。三位中最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是我，而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最长的是屠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从一开始香港证券界的专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当然就不用说了，因为细节可能更多，因为双方一跨界就到了，来往非常密集。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书面资料介绍，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在上海任书记兼市长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也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当时朱镕基同志邀请香港证券界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原以为是一般的交流。会见时，朱镕基同志请当时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介绍证券交易市场。利国伟老先生说“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我不能谈”。朱镕基同志就说，今天我们不谈主义，只谈技术。请你们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所以应该说上海交易所的建立是听取了香港的很多专家的意见，对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职以后，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带领香港证券界人士来拜会。我想那个时候史主席应该是香港证券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李业广建议中国的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震动：中国国有企业居然可以到香港上市！朱镕基总理当场表态我们肯定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李业广说，主要是法律问题和会计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朱镕基总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配合香港证券界共同研究，很快就成立了两地五方联合工作小组，史主席是香港方面的主要牵头人。总的来说，香港证券界对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主持人说史主席是香港联交所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主席，其实在中国证监会史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的副主席，史主席也是唯一在内地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士。所以今天请了有这几个“唯一”头衔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特别是对内地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的历程，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十分精彩。史主席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所以下面让史主席来说说当年的情况。 史美伦：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刚才剑阁理事长也提到，九十年代，香港交易所的主席是李业广先生，他带队到内地去，探索发展香港市场，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来上市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从香港的角度来讲，我们感觉香港的市场比较窄、能够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已上市，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当时得知内地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感觉这两个方向造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构思，因为内地还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国有企业也还没有股份化。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国有企业能到香港来上市呢？国内的领导朱总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在香港上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当然大家知道，在上市准备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把企业一些非主要的业务剥开，然后把企业整理得比较完整。这个过程帮助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对香港来讲也是新的上市资源。 1992年，我在香港证监会时，梁定邦是上市委员会的主席。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关系密切，当时内地的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和剑阁理事长、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朋友一起，耗时一年时间，在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框架进行梳理，建立了《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把各种需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写进了这个必备条款中。之后必备条款也用了十几年。后来内地有了公司法、证券法，就慢慢规范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国有企业还没有到香港上市以前，外资的投资行认为香港是一个本地的市场，比较小、比较单一化、地产公司比较多。国有企业当时是重型的工业企业比较多，还有各类型的制造企业，这些都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多元化的角度。当时各方面准备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到外界的欢迎，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市场也演变得国际化了。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的过程。我很幸运，我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大家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孙晓霞：史主席在香港证监会一直是把法律关的，那时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不同，法律方面当时我们差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段时间，从您的视角来看现在有没有改进或者趋同？ 史美伦：现在跟1992年相比，内地法律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内地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时的内地法律对于公司的一些要求没有界定。公司如果上市，有了其他股东，有了市场上的公众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董事会跟公司的关系又是什么？跟监管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时因为制度上没有需要，也没有这个要求。走到上市用证券法这条路，有很多需要慢慢加进去，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把框架逐渐补充的过程。现在做的非常不错，虽然体制不一样，但要求基本上都一样，对投资者的保护做的非常健全。 孙晓霞：刚才提到屠主席是三位中在证监会任职最久、看得最多、体会最深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让在座的人都了解一下过去的改革历程。 屠光绍：首先感谢论坛安排这样的环节，能与史主席和李主席一起回顾资本市场，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互动。安排我们三个人同台谈这个内容，说明论坛组织者很有眼力很了解情况，我们三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与他们两位在不同时期曾是中国证监会的同事，而且又都直接参与并分管过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合作的工作，当然，他们两位是先行者和开拓者。 如果说回忆这个过程，有几个感受比较深： 第一，大概1995或1996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源，文章题目叫《叩响国际资本市场之门》，这篇文章就是李主席组织撰写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史主席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讲一个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情。1997年8月份我刚从证监会调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第三天就来了一拨客人，史主席当时还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专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访问，其实主要是我换了岗位要来看望我，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虽然事过多年，但我依然历历在目，也深为感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非常密切。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分管国际业务，在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同事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也有更多机会在推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 当时在香港和内地间有一个叫“两地五方”的协作机制，所谓“两地”就是内地和香港。“五方”就是两个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个交易所，即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合作会议，介绍两地市场发展的情况，研究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我在证监会分管国际部期间每年都会参加。记得特别清楚，会议在上海、杭州、香港都分别开过。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互动，对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彼此合作互动，香港市场利用内地巨大的经济腹地优势和非常丰富的上市资源，内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走向国际市场。 反过来，内地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借鉴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如法制体系、监管方式等，从而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两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人员学习交流也很频繁，高层交往也非常通畅。 三十年来，通过合作实现了两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体会。 孙晓霞：资本市场是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推进创新资本的形成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请史主席与我们分享一下香港在这方面做法和经验。 史美伦：资本市场主要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在资本和投资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台。香港在过去不断地在探索，市场发展很快，现有的体制或者上市条例有些过于苛刻，应该要改善，还有市场上有一些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及时回应过来，这些香港在过去几年都不断在探索。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能被监管者接受，监管者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都要跟市场的需求来平衡。 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革是2018年引进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要求来自于新经济公司。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有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当时在香港不承认也不能接受，也不敢要求同股一定要同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在市场上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和证监会的支持，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革，引进新经济公司的同股不同权，使得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在此之前所有上市公司一定要有三年盈利的要求。这是应了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不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接受了，还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经验。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很早就被接受了，可是他们的体制对投资者没有做到完美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引进了这几个方面的改进创新的同时，也把保护投资者的成分加入了进去。 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成果。短短两年之内，香港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的中心。一些硅谷人士对我们讲，香港现在是他们可以考虑去的中心。这表明了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改革不仅要听市场的需求，也要平衡监管方面的要求，这样改革政策的推出在市场上才能稳定下来。 孙晓霞：目前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情况如何？ 史美伦：目前有好几家大的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限制条件是新经济的公司，而且创始人有股份，这个框架是比较窄的，不仅仅是同股不同权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也想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如果不是新经济公司，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两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21年还有几家在排队上市，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孙晓霞：从这两年在香港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和上市经验来看，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可以借鉴或者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史美伦：我认为，内地已经做得非常好，现在在这方面也有突破。尤其是上海的科创板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企业上市。我想，把这些板块做大是大家互赢互利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上海的科创板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引到上海去了？我认为这是企业本身的选择。上海当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深圳也会有，各自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孙晓霞：我想接着问一下屠主席，您认为香港这些做法对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十四五”期间会大力发展科技或者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应该或者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屠光绍：首先从国际发展趋势来讲，整个社会从资本形成特别是创新资本形成，应该说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是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属性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美国、香港，也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市场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以及鼓励、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过程，因为资本市场首先是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能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鼓励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对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功能做转换和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方面确实可以分享香港的经验。举个例子，深圳创业板筹备的时间很长，确实是遇到了98、99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方向上不会错。记得我在证监会的时候也确实在分享、借鉴香港推出创业板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深交所怎么来准备创业板。当时按照分工，我正好管这块工作，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深交所怎么推出创业板。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推出来了。在创业板筹备的过程中，分享、借鉴香港创业板的做法和经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借鉴香港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创业板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 其实说到后来上海推出科创板，更是反映了资本市场在面对创新资本形成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必须要拓展功能的需要。我最近也提出来，观察资本市场功能的时候，核心就是观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结构，即能否有更大的包容性，有没有更宽的渠道来适应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就必须要修改规则。当然我们现在的证券法出来了，注册制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利于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鼓励、支持更多的创新资本的形成，在充分分享国际经验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自身也加快了发展。 我最近也在观察，比如双重股权架构，注意到一个现象，以阿里上市为例，最先是想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选择，但是首先上海被排除了，因为上海当时的制度是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双重股权架构，所以后来就到香港，据我了解，因为香港说要修改制度，但是后来制度没有修改成，所以阿里就到了美国。但是我也注意到了2018年以后，香港修改上市规则，所以这两年确实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等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了。上海的科创板应该说也在这个方面有了快速发展，我记得科创板有一家企业也是实行了双重股权架构，但这是刚开始的尝试。总的来讲，未来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创新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断地完善修改资本市场制度来适应需要，从而使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方面、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剑阁：两位的介绍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不容易，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也不容易。香港市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当年阿里首选在香港上市，但按照当时香港的证券法规是有问题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取得了社会共识，修改了上市规则以后容纳了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上市，后来生物科技板也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有两件事提前布局非常有意义： 第一，九十年代初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为今天香港交易所在世界名列前茅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前几年的数据来说，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量占一半50%，市值大概占60%，交易量每天由内地“北水南调”和内地企业产生的市场交易量占70%。前几年是这个数，现在可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事情，使内地企业取得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香港成为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这几年对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及生物科技板的建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腾挪的空间。下一轮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由于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这些企业直接退到内地，还会有很大问题，但退到香港还是可以的。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部分这些公司的第二上市地。对于在美国挂牌的公司，如果未来要从美国退市，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有提前的布局，香港接纳这些公司是完全可以的。这对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了回旋的空间，这非常重要。 刚才提到史主席到中国证监会任职，曾经被认为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确实使国内监管提高了一个档次。回过头来史主席现在到香港交易所担任主席，我觉得在香港各界来说是不二人选。史主席了解内地的监管，又了解香港的监管，具有其他人绝对不具备的优势。希望史主席多干几年，对内地有好处，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史美伦：谢谢剑阁理事长，您说的夸大了，我其实也是团队一份子。补充一下数据，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民企1300多家，现在市值占80%，交易量占超过80%，内地企业是香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内地上市企业金融方面的工作者，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融资者，更是市场的持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香港的市场是大家的市场，也是内地的市场。 孙晓霞：刚才讲了资本市场内地和香港的经验互动，从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这个角度看，接下来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服务好这一新发展阶段？请屠主席给我们分享。 屠光绍：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金融领域，更是国家各个方面都面临的新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这两年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接下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想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和结构的优化问题，金融体系优化问题面临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提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写到党代会报告、写到五年规划，也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很难提高，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是百分之十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下一步根据新的任务，资本市场该如何加快发展？我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需要将三根支柱打得更牢更坚实，从而让资本市场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根支柱分别是： 第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太重要，三十年间不断有制度改革，但是相对来讲基础制度依然要进一步夯实。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搞资本市场。另外，我们发展过程中有阶段性任务和阶段性政策，因此股市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多也有其历史原因。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完善，包括注册制以及之前的股权分置改革。 第二，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这也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过去搞间接融资，对于储蓄人来讲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资本市场是系统工程，投资人要直接面对市场、直接管理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又特别多，如宏观因素、产业因素、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企业成长性判断等，这就要求资本市场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投资银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相应的支撑。服务体系的能力不是保护出来的，也不是管理出来的，一定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必须要开放。近年来的金融开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 第三，机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光看数量还要看能力。机构投资人不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更起到支撑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功能完善包括公司治理健全等作用。 有了这三根支柱，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服务好新发展格局，才能基础更牢、走得更远。 史美伦：我感觉国内过去三十年不断地有突破，我同意刚才屠主席说的几点，尤其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已经比较成熟，除了长期持股是市场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外，现在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持股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现在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大企业要求在公司治理里面包含绿色金融、ESG，这些都是机构投资者在向企业施加压力。因为有他们的压力，企业就会改善治理。因此我认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感觉内地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衍生工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在这当中，香港也可以扮演一个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这样对双方来讲是互利互赢的。 说得比较远一点，目前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需要更多的桥梁、更多的结合点。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桥梁，可以帮助内地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 孙晓霞：最后请剑阁理事长做总结性发言。 李剑阁：刚才屠主席讲的三个支柱非常有新意，而且很全面，我没有要补充的。屠主席说到三个支柱时，我以为他会把话题切换到养老金的三个支柱。这使我联想到周小川行长这两天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中国资本的市场要行稳致远的话，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如果没有养老金的参与，资本市场很难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的对话的主题和形式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的对话专门讲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和发展，是其他各种纪念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论坛都没有的。而且我们有三位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参加，与具有“三个唯一”头衔的史主席参加同台对话，共同回顾、总结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发展的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有特色、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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