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逻辑】 经济数据年初有望大幅抬升，已是预期之中。不过，排除低基数扰动，我国真实经济动能究竟如何？ 外需：各国防疫措施趋于严格但也似更加精准科学，全球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已从月初80万降至50万，疫苗接种正在加速。与此同时，美国还在酝酿推出新的财政刺激政策。随着疫情好转，全球修复重心有望从商品消费转至服务。尽管海外供给能力逐步恢复，但订单往往存在一定“粘性”，我国出口短期仍将维持高位。 内需：上海等地房地产调控加码，全国范围未明显收紧。房贷集中度新规掣肘房企融资，但有过渡期安排，短期收缩有限。二次疫情来袭，消费修复放缓，其影响似更具结构性特征：就地过年之下人口流出和流入地区情形迥异。今年春节前后劳动力供给多于往年，叠加海内外需求不弱，工业生产或强于无疫情的年份。 价格：疫情防控加码叠加地产基建投资淡季，或使得原油及工业品价格呈现阶段趋弱态势。但全球经济继续修复之下，PPI回升大势不改。国内交通娱乐等服务价格受二次疫情影响较大，未来仍有望随着服务消费缺口的收敛而抬升。CPI环比涨势不弱，近期其同比下探至低点主要由基数效应引起，节后料将启动升势。 货币：历史经验显示，春节前后资金面往往保持相对平稳，但经济回升过程中利率中枢抬升趋势依然。部分城市房贷收紧边际制约整体信贷扩张，但票据市场等高频数据或预示着信贷可能“开门红”，实体需求并不羸弱。地方专项债额度并未如过去两年提早下发，彰显政策刺激的力度显著降低，社融收缩趋势还将持续。 来源：WIND，笔者预测
关于大国兴衰的命题，长期存在争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随着中国大国崛起，产生了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连锁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老大和老二的实力竞赛？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新洗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最为显著的事件是以中国领衔的包括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的醒目崛起，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美欧经济的相对衰落。 以中国的经济成就为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4%，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2019年中国GDP规模达到99.1万亿元（14.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6.4%，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2019年中国出口达到24995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总额13.2%（美国占比8.7%，德国占比7.9%，日本占比3.7%）；201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11万亿美元，连续14年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储备比重为26.3%（第二大储备国日本1.2万亿，占全球比重10.6%）…… 目前来看，新兴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崛起，其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而言还存在很大差距。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318亿美元，占全球38%，远远超过排在其后的中国2611亿美元、印度711亿美元、俄罗斯651亿美元、沙特阿拉伯619亿美元、法国501亿美元、德国493亿美元、英国487亿美元。 新兴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新兴经济大国崛起及其后果的争论，中国威胁论、金砖四国、G2、中国经济模式、北京共识、中美贸易战等引起热议。 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调整是以战争还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从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争霸，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星球大战，广场协议，无不既是军事斗争的角逐，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地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地缘政治等领域广泛开展角逐。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等因素均将带来世界大国间的兴衰变化。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而政治和军事目前还是美国一极主导的格局。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 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 “大国兴衰”不仅是经济现象，同时是政治现象、历史现象、生物现象、物理现象、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 1、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技术创新、投资、制度、财产权、社会分工、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发展规划、财政货币政策、公共物品的供给、知识产权保护、对待冒险的态度、竞争与垄断等，并形成了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归纳出了经济起飞、重工业赶超、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标准发展型式、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1986年；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等。 2、生物学：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都存在从朝气蓬勃到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导致国家衰败的内部原因包括规避风险、过度消费、创新能力下降、生产率降低、政府和公司官僚增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适应并抵制改革等；外部原因包括战争、过度扩张、残酷竞争等。但国家跟人不一样的是，在适当的外部刺激之后通过有效的内部反应，国家的生命可以重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3、历史学：过度对外扩张理论认为，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到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对霸权国家而言，长期的对外扩张必将导致国力的削弱和霸权的旁落。对新兴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并非同步进行，大部分历史事例表明，二者存在“时滞差”。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社会学：文明先进程度是决定一国兴旺发达的关键，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由八个主要文明板块构成，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和与自己有共同根源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差异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差异。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5、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并形成了“大陆均势说”“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陆权海权制空权”“高边疆理论”等分析世界各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方法观点；地缘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从地缘的角度，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国家自身利益，通过经济手段或经济谋略开展国际竞争并处理国际关系。人类历史上以及当下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基本处在同一纬度区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基辛格，《大外交》；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6、政治学：政治科学试图研究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谁得到什么？谁有支配权力？权力如何配置？谁来监督？等等。 三、中国经验：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后果的争论。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在国际上比较流行，认为中国是出口依赖型模式，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战略，维持低汇率，低估能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把产能过剩向全球输出，形成了较严重的内外部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加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必须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敦促人民币尽快升值。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每一阶段经济增长引擎的切换都是沿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路径展开的，80年代的轻纺，90年代的家电，2000年以来的汽车地产，每次主导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浪潮都是在居民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下实现的。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开放型经济体，从动力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双轮驱动”过渡，由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力量，而且两股力量都很强劲。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有效的汇改和入世等政策措施，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快速提高。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广阔市场，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2019年末），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愿望迫切，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加快，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旺盛。从过去20年的历史看，内需和外需这两股力量轮番交替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封闭经济体模式，而是典型的大国开放型经济体。 更深层次地，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就取决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比如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94年分税制改革、98年房改、2001年加入世贸、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充分释放了农民、地方政府、民企经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创造财富的活力。 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及后果 1、过去100年来的基本事实： 19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先是从大西洋的东岸转移到大西洋的西岸，再从环大西洋地区转移到环太平洋地区，现在正从太平洋的东岸转移到太平洋的西岸。 2、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基本原因： 一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经济霸权国最初作为最先进的工业品制造者，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服务业的食利者（2008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2年银行业危机）；这个过程从经济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从安全和政治上看却会导致霸权基础相对衰落，其间的背离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必将导致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 历史上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首先是具有“生产性”部分的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的转移，从而使新兴国家具备了进行后发追赶的模仿学习条件、大规模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组织全球生产的能力以及调动全球资源的实力，进而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软实力。 过去100年来，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从“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蜕变。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由来已久，是生产性下降、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地区经济竞争力下降、高福利模式弊端（欧）、过度消费（美）等弊病长期侵蚀的结果，是昔日全球霸主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生动写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原因，正是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内部活力，扩大了外部发展空间，很好地承接了全球“生产中心”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美欧老牌发达国家的衰落，正应了中国的古训，所谓 “成于勤俭，败于奢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 霸权国家日益衰落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新兴国家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幼稚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 21世纪全球争霸出现新手段：经济战争，货币战争，地缘战争，软实力，巧实力。 4、2020-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演变的几种可能情景： 当前需要战略性地对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描绘出到2050年世界经济的地缘格局。 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7%。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五、中国经济大国崛起的挑战与未来 1、历史经验：世界新兴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成败借鉴 历史上几次世界性经济大国崛起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足够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自世界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霸权的争夺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锦标赛。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霸权国的三种关系模式：竞争对抗、合作追随、韬晦孤立。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其他新兴经济大国的关系模式。 2、机遇与挑战：中国能否持续进行经济崛起？ 未来面临的主要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未来中国经济大国持续崛起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能源安全、新的国际地位、新的全球责任等。中国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大国角色和全球规则，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性难题？未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到哪里去寻找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如何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制度障碍，持续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如何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机会公平、过程参与、成果共享”的和谐社会？如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让每个人都追求“中国梦”？ 3、“新战略”：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综合性大国？ 1）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2）制定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353战略，三大战略定力、五大改革、三大抓手）。改革开放40年，一方面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人均GDP、基础技术、软实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差距，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和战略迷茫期。中国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即面对未来几十年政治经济形势演化趋势，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战略定位，类似当年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的孤立主义，中国的韬光养晦。 3）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贸易战，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国企改革、创新活力、企业家信心、减税降费等问题。 只要做好改革开放，只要勤修内政，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4）清醒冷静客观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定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是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5）推动五大改革，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在当前国际分工格局中形成的新三角关系（以美国为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日德为高端制造业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为中低端制造业中心），中国如何实现从“外围”走向“中心”，从制造业中心走向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从追赶走向局部领域领跑？ 展望未来，为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五大改革亟待突破：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国企改革；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6）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增速换挡、人口老龄化等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具体以三大抓手为突破口，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 一是大力推进“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二是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未来中国成为综合性大国需要加大改革开放、勤修内政、增强实力，这是根本。同时，中国如何从全球视野出发构建自身发展的战略体系，中国如何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5、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 6、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 7、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 8、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 9、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10、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 11、基辛格，《大外交》。 1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1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14、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 15、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 1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罗斯金，《政治科学（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 1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4。 20、H．线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 21、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 22、刘易斯，《增长与波动》， 华夏出版社，1987。 23、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最近部分地方养老金出现“窟窿”，养老金改革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方大量关注。 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往往各说各话，难以达成共识，特别考验政策制定者的经济学功底和智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很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制不可持续，此后近40年，他一直关注养老金体制的改革，《养老金改革的分析框架与路径选择》这本书是对他多年来在这个领域思考研究的汇总和整理。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的案例研究，围绕养老金改革这一挑战极大的改革，周小川以化繁为简、系统思考的方法，剖析了改革的目标、路径、时机等关键问题，并给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本书既浅显易懂，又思考深邃，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凝聚共识、下决心推动养老金改革至关重要。 前瞻性给出了养老金改革的 系统性方案 周小川的政策见解颇具前瞻性。很多时候，在问题刚出现苗头甚至是尚未出现苗头之前，基于国际与历史研究，基于经济学的严谨分析，他就能前瞻性地指出问题所在。对养老金改革问题的观察和建议亦是如此。 他认为，现行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是不可持续的，并针对这个复杂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不仅统筹考虑了养老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且给出了可能需要横跨数年的具体的路径设计。 第一，中国养老金制度由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型（DB）转向预筹积累的供款基准型（DC）为主，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下是必然的选择。 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涉及使用隔代的钱，假设人均寿命、出生率、年龄中位数等人口参数固定不变，那么用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既可解决当前的问题，也可解决未来的问题。 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得也非常快，现行基于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不可持续，养老金收支缺口正在显现，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 这个重要的判断，周小川在20年前就已作出，这也是多年来这位有使命感的中央银行家坚持不懈为这个问题示警、发声并给出政策建议的原因。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从目前现收现付制的DB型养老计划转向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是必然选择。可逐步提高养老金缴费中进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同时通过税收激励鼓励个人开展养老金的储蓄和投资，发挥财富管理功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的积累壮大，才能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养老金制度改革既要从总量上注重养老金体制的收支平衡，也要重视从微观经济角度研究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对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模式下，用不断提高缴费率的办法满足养老给付需求，导致中国养老保障缴费率属于国际较高水平，影响了企业竞争力。 事实上，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养老金缴费率一路上升，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28%（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无论与OECD（经合组织）发达国家，还是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于最高水平之列。 持续上升的缴费率对企业来讲是不可承受的，2019年，在企业呼吁下，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由20%降至16%。但降低费率又带来了养老金体系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球来看，养老金对企业负担是影响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相较而言，汇率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至多几个百分点，但养老金企业承担的成本却相差十多个百分点，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很大。 第三，养老金改革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用历史还原法处理代际差异，并划转国有资本做实个人账户，可实现新旧体制的过渡。 如果就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模式取得共识，则要解决改革路径问题。在一个体制转至另一个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年代的人和不同工作岗位的个人账户空缺的问题，需要考虑代际公平。 周小川基于国内外研究，建议采取“历史还原”的方法。采用历史还原法可能存在空账问题，即个人账户里面没有钱。 考虑到旧制度下的低福利是形成庞大国有资产的重要来源，用国有资本划转的办法弥补养老金历史欠账是恰当的。 2017年，国家决定划转10%的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有专家预计，如果划转成功，养老金缴费水平可以降低3~5个百分点。 未来可以考虑以养老金缴费率作为观测划转社保成效的指标，进一步研究加大划转比例。 这个思路实际上又将养老金改革与国企改革进行了统筹。养老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通过参股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实现国企监管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同时，也有利于落实“竞争中性”的原则。 第四，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可以促进养老金改革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良性互动。 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由于强调了个人的养老责任，实现了个人养老责任和收益的良好互动。同时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成“长钱”，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 2020年中国GDP已超过100万亿元，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元。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资产将用于养老，资金规模大概60万亿元。 其中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留存的资金约为40万亿元。交给专业机构运营，如果配置20%进入股权融资市场，那么资金约有8万亿元。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和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的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有利于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散户多、波动性大、炒作风气浓，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济人”，其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特别强调激励机制在改革方案设计中的 重要作用 周小川在进行改革问题的讨论时，始终坚持市场化理念，只有符合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和积极性，改革方案才能长期可持续。在养老金改革这个涉及主体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领域，在微观制度设计上更是需要特别注重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第一，养老金改革要解决好不同目标函数的多方博弈问题。养老金涉及的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不同主体有各自目标，行为表现不同。比如，由于短期内对自己不利，政府和企业可能都不太愿意真正做实个人账户。在多方博弈的情况下，仅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很难搞好养老金改革。正确的做法是厘清这些复杂关系，然后求解多方博弈问题，找到对各方都相对公平的方案。 解决个人账户的历史问题时，是使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还是使用“历史还原法”，对于新人和老人的影响很大，其中就要特别注意公平问题。使用国有资本补充个人账户，则是综合考虑了这个做法具有历史正当性和公平性。 逐步改变片面依赖政府兜底养老体制，有利于激发各方力量促进养老体制可持续发展。从政府兜底的单一支柱转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责任共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本经验。 事实上，如果政府推动第二和第三支柱发展起来以后，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第一支柱，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第二，养老金改革要特别注重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机制。符合激励机制，不仅对于养老金可持续很重要，也关系到对经济效率的深远影响。 周小川强调要增加缴入个人账户的比例，甚至是企业和个人缴纳的部分要全部纳入个人账户，就是出于激励机制的考虑。这是因为，如果养老金没有纳入个人账户，不能作为企业对劳动者的报酬，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就没有办法体现，导致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参与劳动积极性下滑。 过去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政策工具的理解不深，追求表面上的简单易懂，但政策的激励机制没有发挥。国际上基本都是等比例缴入个人账户，微观上可以起到激励机制作用。 第三，养老金改革也要统筹对中央和地方的激励关系。实际上，关于实行全国统筹还是地方统筹，在各个层面都有讨论。短期来看，全国统筹虽然可以增强调剂基金余缺的能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地区的养老金缺口，但长期来看道德风险问题比较明显，不利于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而地方统筹的模式尊重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国情，体现激励相容，更有利于维持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关于地方统筹还是中央统筹，国际上的主要经验也是维护统一大市场前提下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增强地方财政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 当前应鼓励地方在适当条件下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创新不同的管理模式，通过地方间适度竞争，优化趋同。对养老金结余的地方，没有“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会损害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于欠发达地区，如果预期可以将养老金支付责任转给中央政府，则会出现突击扩大领取养老金人数范围的现象。 同时，保持一个养老金投资机构，还是多个投资机构，也要在保持适度竞争与防止过度竞争增加成本之间进行平衡，可能保持一定的数量是合适选择。 有人担心地方统筹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就业。周小川指出，在地方统筹的框架下，为了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设计养老金的可携带，通过电子支付发展实现N对1付款，解决跨省流动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金融科技的发展，这种N对1的支付方法很容易实现。由此，可建立“各省分散负责、跨省流动就业分段缴费、退休地累计发放养老金”的地方统筹制度。 养老金改革到了需要下决心的 关键时刻 养老金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但改革拖而不决，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当前不能贻误战机，要下定决心尽早推进。 第一，养老金改革问题取得共识、下定决心是很难的。要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对体制机制上的扭曲有充分的认识。 从全球经验来看，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养老金宏观上不可持续的现象很多，有的出现了社保体系破产，有的出现了社会动荡，也有的出现了经济陷入发展瓶颈。任何“拖”的方法都有边界约束，不可持续。 中国过去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困难更加突出。本世纪初的时候，国家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但最后没有做成，间接导致了目前越来越高的养老缴费率，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第二，改革必须勇于决断，尽早推进。改革一般都会有阻力，不能盲动，更不能求稳求全，尤其不能夸大风险，过度维稳，不敢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不敢改变现行体制机制。要有序推进改革，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改革时主要应该防范系统性风险，如果过度追求稳定，必然会使改革停滞不前，贻误改革时机并最终酿成危机。 从国际上来看，主要经济体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谁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谁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周小川经历过太多的重大改革，对中国的改革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中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一定要论证清楚，尤其要把长远的目标想清楚，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前进，快一点慢一点关系不大，怕就怕为了短期的目标偏离了长远的发展方向，又要走回头路，推倒重来。 很多问题的改革是长期的，有些改革甚至要花5年、10年、20年去看。当前养老金改革面临压力很大，困难很多。我们一定要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推进，否则改革成本巨大。
这两年，转型一直是热门话题。几乎所有中小银行，都在时代大潮中亲历着转型，或主动为之，或被裹挟前行。从结果上看，有的银行颇见成效，多数银行历经辛苦，方向曲折，所得唯有疲累。 更大的挑战是，行业正加速分化，转型机遇窗口快速收窄，留给中小银行的转型时间已经不多了。 向标杆学习 我们习惯向标杆学习。中小银行的标杆，资本市场给出的答案是宁波银行。在A股37家上市银行中，宁波银行的市净率、市盈率均是数一数二的水平。 从业绩表现看，宁波银行的特点是“高增长、低不良”，且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从2019年向前追溯，无论是3年、5年还是10年，宁波银行净利润复合增速均能保持在20%左右，似乎不受周期影响；不良率水平连续十年低于1%，且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高于500%，远优于行业水平。 优秀的业绩是怎么来的？长期明确而坚定的战略。 业绩表现取决于资源配置。从资金投向上看，2019年，宁波银行生息资产中贷款占比仅为42%，显著低于行业水平，如招行为72%，建行为78%。贷款的收益率较高，由于贷款占比低，宁波银行净息差仅为1.84%，落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2.11%。 问题来了，宁波银行为何不大幅提升贷款占比呢？并非缺乏增量贷款空间，我认为可理解为对“大银行做不了、小银行做不好”战略的坚守。 举例来说，一般银行视个人住房贷款为零售贷款压舱石，近年来，宁波银行却持续压降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同步发力个人消费贷款，结构显著优化。2019年末，零售贷款结构中，消费贷占比高达79%，房贷占比已不足1%。 个人住房贷款是传统的银行零售贷款项目，以房产为抵押，风险较低，容易上量，但同质化严重，收益也低。相比之下，个人消费贷款属于信用贷款，风险较高，进入门槛也高，一旦攻破，护城河效应显著。对宁波银行而言，放弃住房贷款是一种战略选择，短期有阵痛，长期能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显著提高零售贷款收益率水平。2019年，宁波银行零售贷款平均利率高达7.74%，在上市城商行中领先第二名1个百分点。 对公贷款领域，宁波银行聚焦中小微企业，组建280个小微服务团队，总计2183人（2019年末数据），下沉到强乡重镇，力争把小微企业营销和风控做到实处。重人力投入叠加高激励政策，导致成本收入比稳定在35%左右，明显高于同业水平。这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对于缺乏B端场景生态的银行，在小微金融领域构建护城河，人员密集是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战略。 低于同业的净息差、高于同业的成本收入比，通常会拉低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但宁波银行通过优秀的风控能力将不良率保持在低位，大幅降低风控成本，从而维持住了较高的ROE。 从结果上看，宁波银行展现给资本市场的特征就是：高增长、低不良、相对较高的ROE，虽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已足以让市场追捧。 两个误区 宁波银行的标杆意义不在于其战略本身——每家中小银行都应因地制宜、追求各自的差异化，真正的启示在于对战略的长期坚守，以及坚守背后对应的取舍。 银行的业务就这么几种、战略选择也只有几种，深挖一口井，持续积累优势，构筑护城河、形成差异化就是大概率事件。很多中小银行之所以陷入同质化，本质上是被短期主义绑架，缺乏战略定力，什么热做什么、什么急干什么，没能坚持做长期重要的事情。 这两年，优秀的银行在战略坚守中步步推进，更多的银行则在同质化热潮中陷入转型误区。 第一种是纸面转型。所谓纸面转型，是指转型停留在文件制度、组织架构层面，业务运营层面不见成果。究其原因，多是战略层面重视不够，资源配置不触及根本，核心资源依旧集中在传统模式上，只是在组织架构上新设团队，影响力仅限于部门内，既不能在业务层面提供增量动力，也没能力带动全盘变革，最后只好照搬业内一些新产品自娱自乐，做成了面子工程。 一般来讲，这类银行的特点是日子难过但能过得去，缺乏紧迫感，感知不到变革的紧迫性，变革就成了一种作秀手段。其实，这类银行是最危险的，日子一点点变差，每年似乎都能凑活过去，等真正警醒时，往往已错过时机。 第二种是指标转型。把转型简化成几个指标，然后错把指标当结果，想方设法完成了指标，却发现转型还留在原地。究其原因，当无法突破机制文化时，指标转型最为简单、最易推进，于是成了银行转型的“最大公约数”。 指标转型专注于表面，看似捷径，却有损银行的长期竞争力。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小银行对助贷业务的依赖，把零售占比当成了零售转型、科技转型的全部。风口期的两年，在助贷推动下，的确享受到零售指标节节攀升的欣喜，风口之后，监管收紧，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飞。 指标转型把目光放在了外部，忽视了内在的变革。零售转型和科技转型，本质上是银行经营逻辑的转型，需要从内而外层层递进，核心再造、数据中台、流程变革、激励优化、产品创新、零售凸显，零售指标改善只是自然的结果，不能成为目标本身。 最大的困难 对战略的长期坚守，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在一次饭局中，某城商行董事长曾感叹，宁波银行无法复制，它背后的机制谁也学不了。粗略来说，就是股权分散、高管持股、员工激励： 股权结构中，国资、民资、外资均衡分布，互为制衡，确保银行发展能着眼于股东价值创造； 高管层持股（据财报披露，2020年6月末，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合计持股481.32万股，以20210129日收盘价38.48元计算，市值1.85亿元），缓解委托代理难题，核心高管稳定，履职多在10年以上，能保持战略的连续性； 员工薪资与业绩挂钩，市场化考核，打破大锅饭，能上能下，持续释放人才活力。 反观很多中小银行，治理结构单一，激励机制落后，组织困于“官僚主义”，形式重于实质，有业绩不如有关系，组织活力低下，短期主义盛行。这样的银行，无论转型口号喊得多么响亮，都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 从根本上看，文化机制才是中小银行转型最大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小银行的转型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若不能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突破，业务层面也难见大的进展。 这两年，银行子公司层出不穷，理财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法人直销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相继破土而出。某种意义上，子公司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新机制、新文化，从零开始，在一张空白的画布上绘制蓝图。但子公司毕竟只是子公司，母行自己仍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 机制转型之所以难，根源在于没有意识到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股权投资领域很看中企业的护城河，在巴菲特看来，任何企业都难免会遇到平庸甚至糟糕的管理层，只有具备深厚的护城河，企业才能经得住平庸管理层的折腾，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曾经，银行业也是有护城河的，银行牌照、物理网点、受管制的利差、深厚的企业客户关系等都堪称护城河，在护城河的保护下，平庸的文化、平庸的管理层也能有好的业绩。那个时代，银行不需要市场化激励，甚至内部大锅饭的银行都有好业绩。但近十年来，这些护城河渐渐丧失，导致优秀的机制文化、优秀的管理层价值凸显。 着意于转型的中小银行，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从治理机制、文化流程、激励制度等方面着手做深刻的变革，要更加重视管理层的价值。如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所说， “世界上只有一条护城河，就是企业家们不断创新，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 走自己的路 综合内外部环境看，当前中小银行的唯一出路，在于差异化+本地化。差异化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本地化是合规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无论是零售转型还是科技转型，都是手段而非目的。 比如零售转型，虽已被鼓吹为银行转型的必经之路，但就现阶段而言，很多地区性银行还没到这一步。零售转型是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客观要求，全国层面消费驱动已是主流，全国性银行开展零售转型势在必行，但中小银行着眼于地方经济，各地发展阶段千差万别，只要本地产业发展空间还在，聚焦对公业务、小微业务就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价值投资者强调不追风口，不去人多的地方，银行经营也是如此，时间和资源这么宝贵，怎么能被风口裹挟，专注做自己的事、坚定走自己的路，才是脱颖而出的唯一出路。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均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在上升。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全球金融市场一度动荡，美股发生多次熔断。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此次冲击的性质是经济危机，而非金融危机。 较多提到的原因是，当时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都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只是受到信心和疫情的暂时性冲击，这和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且，各国政府都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在疫情冲击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政府，其刺激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疫情冲击不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金融恐慌情绪很快消散，随后资产价格出现反弹，甚至很多大类资产价格都超越了疫情之前的顶点。 此后，尽管疫情出现反弹，也没有改变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在充裕的流动性支撑下，资本市场的盛宴似乎也是兴致正浓。 时间转眼到了2021年年初，如果再使用2020年年初的论据来否定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显然已经不太适宜。 与2020年3到4月相比，疫情不但在全世界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在蔓延，而且家庭、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也都大不如一年之前，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病情”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全球金融风险至少不会像2020年3月那时看起来那样遥远。 01 疫情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50多个经济体已出现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20个经济体出现了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日本在2021年1月上旬还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一种来自巴西的新型变异病毒。病毒变异后的传播速度加快，从全球范围来看，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屡创新高。 2021年1月上旬，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达到近86万人、日死亡病例数最高时接近1.7万人，分别是2020年4月局部峰值的10.6倍和2.4倍。 2021年1月13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此前一周全球新增病例近500万例；考虑到病毒传播的动态趋势，疫情形势可能会比2020年更加严峻。目前，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紧急状态和封锁措施，并且持续时间还可能有所延长。 另一方面，世界多国已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但是疫苗的普及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发达国家民众对疫苗存在信任问题，贫穷国家疫苗资源有限，疫苗在生产、运输、成本等环节面临问题。 2020年12月17日至12月20日，易普索（Ipsos）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合作对15个经济体的1.35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一项民调。 结果发现，中国、韩国等7国的接种意愿比例高于70%，符合群体免疫的要求，其中中国的比例最高，达到了80%。美国的比例为69%，勉强达到群体免疫70%的接种率要求；而其他国家的接种意愿普遍较低：德国65%、意大利62%、西班牙62%、日本60%、南非53%、俄罗斯43%、法国40%。 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原因很多，部分人是因为担心副作用，也有相当多的人和拒绝戴口罩的人群重叠。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疫情较为严重，并且民调显示，其接种意愿也较低。 在此背景下，2021年年初，欧洲经济较大概率会出现双底衰退；后续情况则取决于疫苗的普及、推广进度。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入民调的视线范围，实际上其疫苗资源更为有限，经济承受力也更为脆弱，例如拉美、非洲以及南亚国家，等等。 02 全球企业、银行和政府“负重”前行 受到疫情这个最大不确定性的影响，近期世界银行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4%。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也都下调了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其中，OECD甚至较大幅度调降了全球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成为现实，则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对于家庭、企业、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都将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标普评级在2020年11月中旬的《全球银行业2021年展望》中指出，2020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处于持续飙升之中，而2021年，企业违约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将给银行带来重大风险。 该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103%，比2019年提高14个百分点。标普的另一份报告则预计，美国企业债违约率将从2020年9月的6.3%升至2021年6月的12.5%，欧洲将从4.3%升至8.5%。 2020年以来，在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银行通过各种方式为居民和企业提供喘息的机会，比如停止计息、对贷款提供宽限期，等等。 如果是短期冲击，这种支持政策的后遗症比较容易消化，但是本轮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范围也遍布全球，有的国家疫情将持续一年、有的国家疫情持续时间很可能将超过两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不良贷款只是被延后、被低估了，最终还是会充分暴露。而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国家财政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一些脆弱国家而言，这方面的压力更是十分巨大。 另外，标普评级还预计，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97%，比2019年上升15个百分点。根据Trading Economics在2020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主权信用评级的降级数量在2020年创下了1980年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月，就有约14%的国家，主权信用遭到降级。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03 疫苗资源分配失衡带来局部金融风险 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2021年年中大范围普及疫苗，其经济也将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恢复正常。IMF近期的报告也支持这种判断。这虽然在总体上给全球经济增加了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局部范围的不确定性。 可以设想，2021年年中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及了疫苗，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资源相对受限，全球经济复苏将在有疫苗国家、无疫苗国家之间呈现双轨复苏，直到更晚的2022年年末，才有可能实现疫苗的全面普及。 在此期间的一年多时间，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恢复将滞后，企业经营情况、政府债务等，将继续保持不容乐观的态势。 从美国方面来看，2021年1月6日大选最终结果显示，拜登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同时掌控了参众两院，预计其推出强力的财政刺激计划将较为顺利。 受此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上升。同时，美国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美国经济在2021年的恢复可望表现出相对强势。 2021年1月以来，高盛也已经两次调升美国全年的增长预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疫苗率先普及、美国经济恢复相对领先，这些因素都将支撑美元指数走强，并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资本流动方向产生压力。 总体上，在失衡的、不同步的疫苗推广过程中，如果发达国家率先走出疫情出现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恢复较为顺利，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于疫情的困扰之中的话，则这些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进一步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的风险。 而美元指数的相对强势，对于以美元负债为主的疫情严重的国家而言，将可能是沉重的一击。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国际旅游业、侨汇收入，或是重债低收入的国家，其金融风险更值得重点关注。 另外，即使在发达经济体范围内，南欧国家的疫苗接种意愿也明显偏低，且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欧元区和欧盟的救助机制效率也受限于其多边治理机制。因此，南欧国家的局部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2021年1月中旬，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在世界报业辛迪加撰文警告，金融危机并不总是伴随着雷曼兄弟倒掉这样的巨大冲击，也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并且会进一步损害到未来的全球增长潜力。 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以发现，虽然其全面爆发是在2008年9月的雷曼时刻，但是2007年年初已经有贝尔斯登、新世纪基金公司的倒闭作为开端。而这一过程中，包括从对基础资产的腐蚀开始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次贷危机悄无声息地酝酿了一年半时间。 而从现在回顾过去的一年，全球疫情同样也在侵蚀、消耗着经济基础。如果2021年疫苗的接种情况不及预期，而疫情的破坏和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则部分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资产有可能继续恶化，并引发局部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只不过，疫情将导致的金融危机，是莱因哈特所描述的那种“悄无声息”，还是表现为惊心动魄，则取决于疫情持续的范围和时间。 2021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仍然是疫情本身。 本文源于《中国外汇》2021年第3-4期合刊
正是美联储发给散户的近两万亿美元的疫情补贴，成为美国人民攻占华尔街、打爆明星基金的子弹。大疫情改写的金融史，才刚刚开始。 走过不易的2020，本来以为2021消停一点，治愈一些。但阳历新年伊始，美国就发生了另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散户们利用网络论坛抱团在一起，动用过去一年美联储派发的近两万亿美元红包，对金融建制派、知名私募基金和华尔街之狼们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围剿”。 整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就像是“攻占巴士底狱”。当然，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一样，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胜利，将几个飞扬跋扈的贵族或国王送上断头台。继而当权派开始反扑倒算，最终人民血流成河。接下来的情节应该是，血染的红旗下，更强大的人民力量重新聚集，结合新的知识精英和新兴利益集团，最终走向胜利。 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来说，无节制的债务赤字和货币放水，终究要付出代价。这次散户占领华尔街运动，跟前些时候民众攻占国会山一样，不过是贫富和社会高度分化下的体制之殇。当然，无论什么运动，牺牲的永远都只是普通民众。 当前的散户革命（建制派称为金融民粹主义），处于上半场：散户初战告捷，将几家大型做空基金送上了“断头台”；但华尔街之狼们开始反扑，基金、交易平台、媒体与监管层勾结在一起，对前几天被人民占领的根据地GME等进行围剿，散户处于危险境地。 在第一阶段，散户的确攻势凌厉，势如破竹，在论坛reddit平民领袖DFV的带领下，将华尔街打的落花流水。拿GME来说，在散户的坚决做多下，一个月上涨了800%，1月27日一天上涨了140%。导致几家知名的对冲基金做空大幅亏损在30%以上，仅仅MELVIN一家就亏损了70亿美元，香橼的创始人则直接口头认输。坐在华尔街豪华办公室、满口专业术语、内心充满优越感、蔑视散户的精英基金经理们，这一次终于道歉认怂，向人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当然进入第二阶段，也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和革命一样，在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的武装胜利之后，当权派和贵族们开始组织力量反扑。华尔街之狼们利用他们在筹码规模（弹药充足）、专业水平（武器先进）和游戏规则（限制交易），以及与众多主流媒体联系紧密等优势，开始向散户们反扑。最终，被散户多头占领的几支股票高地，熔断式大跌，散户损失惨重，“人民血流成河”。 我第一次用充满感性的、革命式的史诗语言来描述一件金融事件，但除此之外的确无法用其它的语言体系来替代。这或许是疫情作为一个历史分水岭，加速的另一个进程：金融资本主义或明斯基称的基金经理资本主义，在美联储史无前例向散户大放水的背景下，正面临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挑战，过去经典的交易策略几乎失灵。华尔街必须直面人数众多、交易没有章法，组织起来会地动山摇的亿万散户的挑战。 要知道，疫情严重肆虐的2020年，美联储为了拯救几乎崩溃的美国经济，迅速将资产负债表扩张了一倍，并毫不犹豫的通过设置spv机构直接向家庭、个人和中小企业的账户上打钱，大量的债务运行被展期、条件内豁免，并发放了大量无息、低息贷款。整个估算来看，大约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币投向了经济体系。 这些派发的货币，一旦到人民手中，就会立刻形成购买力或者需求。这里的需求分为两大类：消费和投资，分别投向消费品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品或金融市场。 根据消费函数的主要特征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收入假说，可以预想到，在疫情限制线下和其它消费形式下，美联储派发给人民的货币，大部分不是增加消费（耐用品比如房屋的消费比较多），而是进行谨慎性储蓄，投资到金融资产上获取增值。因为美联储派发的这些货币是临时救济型的，并非工资、分红等“持久收入”，需要通过储蓄实现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流平滑。 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些钱不可能永远的发下去，因此需要存储，需要投资，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于是，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现象：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揣着疫情救济款进入了股市，在大牛市的背景下全力做多。加上自媒体平台的鼓动，YOLO精神（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尽情享受）的刺激和感染，平民领袖的煽动带领，猝不及防的华尔街之狼们溃不成军。自由引导人民，牢不可破的巴士底狱被攻陷，原来被套牢囚禁的散户们不仅解套，还赚得盆满钵满，赚钱效应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做多的革命队伍。 可以说，美联储派发的子弹，最终射向了华尔街的宫殿。革命的烈火燃烧了巴士底狱，但当金融建制派和基金经理们缓过劲来，各方面处于劣势的散户也就败下阵来。 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繁荣并统治了世界近百年后，正在一步步走向黄昏。一如特朗普主义的浪潮。 重大历史进程的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哲学逻辑。美国散户这次华尔街暴动，不过是另一场平民与精英的较量，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结构极化的背景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困境。金融资本主义加速了贫富分化与阶层冲突，同时自身也孕育着走向衰落的因素。 一场百年大疫情，加速了这个历史进程。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下，政府除了货币放水外没有别的办法。民主机制和选票压力下，必须将钱直接打到民众个人账户上，最终导致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平均主义的大放水，第一次普通民众手上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我们知道，在财务管理学上，企业需要持有一定的自由现金流，但是要保持适度的数量，如果自由现金流过多，就可能盲目投资、非理性扩张，最终导致企业走向衰败。 现在，在整个宏观层面，居民部门的账户上突然多了这么多现金流，这种突发的外生的货币冲击，从理论上来说会造成两大后果：或通胀，或泡沫。 显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球贸易将中国巨大产能吸收（输出通缩），美国人正常的“持久收入”并没有提高反而因疫情下降的背景下，通胀显然很难立竿见影（但可能出现在未来）。因此，华尔街发放的货币子弹，最终载着普通民众的愤怒，集中射向了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 虽然，与历次第一次人民群众的起义一样（参见法国大革命，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美国散户投资者的第一次抱团做多的起义，在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的“无耻行径”下（关闭结算平台，限制散户交易，限制散户加杠杆，甚至动用司法系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利。但火种已经点燃，一切才刚刚开始。更何况，拜登左翼浪潮下，还会继续给散户们发“子弹”（约1.9万亿美元）。 这样，去年和今年，大疫情危机救助政策共给散户们发放超过3.5万亿美元的子弹，几乎相当于当前对冲基金的总量。要知道，散户手上这三万多亿美元子弹可是增量，是边际上的风暴，是实打实的多头头寸，如果加上杠杆，加上YOLO革命精神的鼓舞（反正钱是白送的，行为金融学意义上的“心理账户效应”），足以会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建制派们颤抖。 好戏来了，但没有人是旁观者。
我最近对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有点崇拜”，原因是他的预言往往很快就会成为现实，而且不止一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做到如此的“神机妙算”。 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广为看好的背景下，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危机爆发了。 如果仅仅就一次“不幸言中”，我们尚可以说他不过是靠运气偶然碰上了。而他最近的两次预言实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2000年的时候，克鲁格曼在“The Energy CrisisRevisited”（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就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The Oil-Hog Cycle”（石油上升周期）中，克鲁格曼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不其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在2006年7月份曾经一度逼近80美元/桶，暴涨的油价引起了世界不小的恐慌。 2006年8月15日，克鲁格曼又作出预言了。还是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Housing Gets Ugly”）中，克鲁格曼认为，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会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克鲁格曼认为，这是针对“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的一剂“处方”。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目前美国房价已经出现全面下调地趋势。 预测并非易事，特别是预测未来。保罗·萨缪尔森说：“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的。”预测对经济学家来说实在是一个难题，有时候会令经济学家非常尴尬。即便是那些权威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一直纳闷克鲁格曼是怎样做到如此精准的预测的。 在翻阅了他的论文和专栏文章之后，发现他使用的理论工具不过就是“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给定一个向后的供给曲线和一个陡峭的需求曲线，这样，在低价格和高价格就都会有稳定的均衡。 克鲁格曼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其实很简单：亚洲经济的发展依靠大量投入，许多企业是负债经营。这样就引起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企业债务的很大部分以外币标价。外资流入这些国家后换成该国货币，并造成该国货币汇率上升。而由于政府需要维持本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就需要增加本币供应，但却造成了信用扩张。当政府试图通过出售债券等方式回笼本币时，本币利率就随之提高。国内外利差的扩大引起了更大规模外资的流入，于是信用继续扩张。此时如果中断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则可以遏制信用扩张。但是，本币的升值无疑会使该国出口减少，并影响商业信心。信用的持续扩张导致了投资和进口增加，工资水平的提高又导致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大量贸易逆差，那些外资贷款不再被转化为货币和信用，而被直接用于进口。贸易赤字的扩大让投资者对该国货币失去信心，外资不再大量流入，本币有贬值趋势。此时要么卖出美元，要么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持本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但外汇储备并不足以支撑卖出美元维持本币汇率，而提高利率则可能引起投资泡沫破灭。此时，本币无法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出现贬值——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克鲁格曼也谈到，这一理论工具高度简化，在解释具体问题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细节”。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依据这一高度简化的理论工具对未来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对油价周期的预测也是如此。克鲁格曼认为，高油价时，同样由于石油需求缺乏弹性，扩大产出甚至可能会减少收入，所以石油输出国不会扩大生产；相反，由于主要石油输出国国内投资的市场容量有限，将石油保存在地下也是一种“投资”，所以高油价时反而会减少产量，从而形成稳定的（长期）高油价均衡。但高油价持续时间过长，就必然引起石油进口国经济的衰退乃至世界经济的萧条，需求就会大幅度减少。面对需求的减少，石油出口国必须通过增加开采，减少投资来使得油价下跌以重新吸引需求。同时，为了维持稳定的石油收入，又必须不断增加生产来弥补因为价格下跌而导致的收入减少。于是，低油价周期就出现了——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为了证明自己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和油价上涨周期到来时使用地工具是一致的，克鲁格曼还特意在一篇文章中划出了相同的曲线图，并说明油价周期到来和金融危机发生都是因为又一次多重均衡的到来而已（见附图1、2。克鲁格曼这篇文章在这里可以查看：http://web.mit.edu/krugman/www/opec.html），而且也起因于“资产负债表和美元债务”。 到目前为止，克鲁格曼还没有对美国楼市周期的预测做出理论上的分析。不过我们可以设想，这一理论工具仍然会是“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这个图的横坐标应该是房产数量，纵坐标则是房产价格。看他这篇“Housing Gets Ugly”的专栏文章就会发现，其分析的思路与他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油价周期的分析思路是一致的：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时候，更多的人们纯粹为了投资而买房，豪赌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在高位抛出。另外一些人则匆忙地买房，因为他们害怕未来价格上涨会超过他们地支付能力。投机需求导致了价格暴涨，即泡沫出现了。而当某个时点（比如利率提高）之后，价格上涨大大超出了购买者意愿支付，价格上涨就会由两位数地增长变为一位数的增长，并逐渐出现负增长，于是泡沫破灭了——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按说“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是经济学中常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但经济学家们似乎对他兴趣不大，在解释经济现象的时候总是使用“引起惊惶的话语”而没人使用经典的理论工具。 克鲁格曼很“意气”地为两位经济学家杰奎斯·克莱默和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鸣不平，因为他们证明了竞争性均衡来自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并且这两位经济学家也用“一种明显的恼怒的语气”，来表达了“愤慨”，因为“没人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感兴趣”。克鲁格曼悲观地说，“经济学中关键的难题从不会得到重新解决，他们只会慢慢消失”。 我猜测，经济学家之所以很容易把经典的分析工具遗忘，可能是因为经典的分析工具太复杂，或者是“太过优雅”（克鲁格曼语），亦或者不够“新潮”不值一提，而“危言耸听”的分析更容易获得关注和认同。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经济学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果没有对理论工具的正确运用，我担心经济学家甚至很难解释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界。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发展各种各样的理论工具的时候，岂不知那些经典的分析工具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这些理论工具原来一直躲藏在经济学教科书的一角！。如果经济学家们把基本的分析工具丢弃了，而仅仅热衷于“随波逐流”地就事论事或者使用那些谁都听不明白的“理论创新”来博得人们的“青睐”的话，那么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有时候，回到传统，并不一定是倒退！ （本文写于2006年）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